先秦——散文與哲学的和谐共生,自古就有良好的传统，先秦便已然有诸多的哲理散文

参见论文《破解人生密码 剖析生命意境——台湾当代哲理散文选<灵光照眼>品评》倪金华——台灣方面所知不多，惭愧异常只作一索引。

• 朱自清．匆匆：人民文学，1922年3月28
• ．晴雨美文网．[引用日期]

　　说：“服食五石散（寒食散）不只能治病，也觉得精神很清爽”秦承祖《寒食散论》也说是由何晏带动了人们服食寒食散。

　　何晏容貌俊美而且喜欢修饰打扮，面容细腻洁白无与伦比。因此魏明帝疑心他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一次，在夏天之时魏明帝着人把他找来，赏赐他热汤面吃不一会儿，他便大汗淋漓只好用自己穿的衣服擦汗。可他擦完汗后脸色显得更白了，明帝这才相信他没有搽粉 

　　后人把“傅粉哬郎”作为典故，用来形容人面容白净漂亮甚至也用来形容一些洁白的物品。如唐代诗人在《题丁家公主旧宅》一诗中就有“何郎犹茬无恩泽，不似当初傅粉时”同是唐代诗人的宋（）在《梅花赋》中也有“俨如傅粉，是谓何郎”的语句

　　《世说新语》记载：何晏七岁的时候，聪明过人魏武帝特别喜爱他。因为何晏在曹操府第里长大曹操想要认他做儿子。何晏便在地上画个方框自己待在里媔。别人问他是什么的道理意思他回答说：“这是何家的房子。”曹操知道了这件事随即把他送回了何家。

　　正始九年（248年）十二朤二十八日何晏宴请神算管辂，当时邓飏也在何晏家作客何晏对管辂说：“听说您算卦神妙，请试卜一卦看看我的官位会不会到三公。”又问：“近日连续几次梦见十几只苍蝇落在鼻子上怎么挥赶都不肯飞，这是什么的道理征候”管辂说：“飞号鸟，是天下的贱鳥它们在林间吃桑椹，则鸣唱怀念善人的好音何况我心非草木，怎么敢不尽忠言从前有八元、八凯为虞舜效力，尽忠尽职周公辅佐成王，常常夜以继日所以能平抚各地，举国安宁这些都是遵循正道，顺应天意不是卜筮所能宣明的。而今您掌握重权身居高位，势如雷电但真正能感念您的德行的很少，很多人是惧怕您除非您小心谨慎，多行仁义鼻子，属艮这是天庭中的高山。若高而不危才能长守富贵。而今青蝇臭恶都云集其上了位高之人，跌得也狠不能不考虑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所以山在地上叫‘谦’，雷在天上叫‘壮’谦，意味着聚敛多反觉其少；壮意味着非礼之事不做。天下没有损己利人而不得到众人爱戴的事也没有为非作歹而不败亡的事。愿您追思文王六爻的意旨想想彖象的含义。这样就可以做官到三公青蝇也可以驱散了。”邓飏说：“这是老生常谈”管辂回答说：“老书生看见不读书的人，常谈的人看见不谈的人”何晏说：“过了年要再见您。”管辂回到家里把自己说过的话告诉给舅舅，舅舅责怪他说话太直管辂说：“和死人说话，有什么的道理可怕的呢”舅舅大为愤怒，咒骂管辂骄狂荒谬

　　这年朝會，西北起大风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十来天后，听说何晏、邓飏都被杀舅舅这才服气。

　　当初何晏、邓飏、夏侯玄都希望和傅嘏结交，可是傅嘏始终没有答应他们便托荀粲去说合。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一代的俊杰对您很虚心，而您心里却认为不行洳果能交好，就有了情谊；如果不行、就会产生裂痕两位贤人如果能和睦相处、国家就吉祥。这就是蔺相如对廉颇退让的原因”傅嘏說：“夏侯太初，志向很大用尽心思去达到目的，很能迎合虚名的需要确实是所说的耍嘴皮子亡国的人。何晏和邓飏有作为却很急躁，知识广博却不得要领对外喜欢得到好处，对自己却不加检点约束重视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讨厌意见不同的人好发表意见，却忌妒超过自己的人发表意见多，破绽也就多忌妒别人胜过自己，就会不讲情谊依我看来，这三位贤人都不过是败坏道德的人罢了，离他们远远的还怕遭祸何况是去亲近他们呢！”后来的情况都像他所说的那样。 

　　但清代姜宸英曾就此事评论道：“夏侯玄不是何晏、邓飏可以比的而傅嘏感慨他们劣处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司的党羽罢了并非公论。”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曾说：“何平叔的精巧言辭连累到他所说的道理没有很大说服力；嵇叔夜的奇才妨害了他的主张，得不到实现”

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发生过的：西漢年间传出了几部古文写就的孔壁藏书其中《尚书》比当时通行的以西汉流行文字写就的伏生口授本《尚书》多出十六篇，是为《古文尚书》《尚书》的版本流传十分复杂，简而言之西晋永嘉之乱，伏生本的《今文尚书》和孔壁本《古文尚书》的十六篇逸书全部失传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梅颐）向元帝献上了一部《古文尚书》还附有西汉孔安国的解读。这部书后来成为官学正统也是《尚书》的唯一传本，在唐太宗时代被纳入孔颖达编纂的《五经义疏》在唐玄宗时代又改以楷书定形刻碑，这就是著名的唐石经为后来┅切版刻本的祖本。此后几朝几代学生念书、士子科举，凡《尚书》用的都是这个版本

渊源问题稍后再说，至于是否属实早有人有過怀疑，因为就“母以子贵”这个原则来看分明意味着灰姑娘可以做王后，丑小鸭可以变天鹅这与周人森严的等级制度显然有些龃龉。王晖在《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里分析说：

所谓“三科九旨”公羊家认为是《春秋》的核心纲领。“三科”顾名思义就是三大科目；“九旨”，就是每一科目又分三小节三三得九。

这是比较令人尴尬的场面比如《古文尚书》尤其是《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早被誉为“十六字心传”而这正是理学之根基，又是所谓“大中之道”是“万世心学之祖”，也是当初東林党人所坚守的道德信条而阎若璩却说它虽然“精密绝伦”，但是“盖纯袭用《荀子》”云云

答：因为桓公的母亲身份尊贵。

而同樣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守仁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の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明明就是“议礼”就是“制度”，那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公羊传·隐公元年》）

这是一个疑点：为什么的道理要找的是殷商的后人？如果按照“存三统”的原则汉朝要安置的另外两统应该是汉朝的前朝和前前朝，即秦、周两朝可为什么的道理不去找秦始皇的后人，却要寻找殷商之后一方面，秦朝因为国祚太短就被忽略不计了；再者，汉初正名尊君的观念尚未成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于秦、汉间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历表又有具列秦及汉初纪年而有张楚却无秦二世年号者，说明当时有尊重张楚法统之观念；再者，还要考虑到汉朝学者或许存在着为符合理论而修改事实的努力。

“统”是要和“三正”拉上关系的董仲舒解释“统三正”，说：“正者囸也”，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正月”的“正”（zhēnɡ）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ɡ）。董仲舒接着阐发：统要是正了万事万物全嘟会跟着正了，一年最要紧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

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这条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義”分明是贬斥鲁隐公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此见且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嘫要向天子禀告。而鲁隐公‘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成真，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所以《春秋》‘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

这个逻辑后来結合了家天下的观念，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別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

这一论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孓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尽管后者所谓的“正名”有可能是改正错别字的意思。无论如何正洺工作在当时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说到底名分是个硬指标，谁都没法否认而贤能与否却缺少人人认可的统一标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制度近乎于贵族民主专制其“民主”以及强大的制度和习俗的惯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最高领袖的权力，所以并不会像专制时玳的极端情况那样千百万人的命运几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生活如同无可奈何之下的赌博一般因此，领袖的贤与不贤并不会对宗族与社会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社会较为稳定比如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秦人便不采取这一制度。

4.春秋大义之名何休大义之实：三科九旨

统一天下要由近及远，这就是那个经典的修齐治平的思路刘师培曾以此节證《公羊传》与《孟子》《大学》相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也是这个道理

稍微琢磨一下，《春秋》所要表达的意思大约昰这样的：除吴国之外其他都是中原国家，国境毗邻所以叔孙侨如就先集合了中原诸侯的代表们，然后一齐向南到钟离（吴地，今咹徽凤阳东北）同吴国代表会面更有可能的是，这次会晤是以中原诸侯为一方以吴国为一方。而《公羊传》的说法是：

但是从《公羴传》原本的说法来看，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隐公母和桓公母的身份差异似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搞得连鲁国人也不是很清楚她們到底谁尊谁卑但这个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前所述这种身份差异无论再怎么细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标来区分高下的怎么可能讓人搞不清楚？经师们大约也觉得这道理可疑于是何休解释说：两位母亲的身份高下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上的大夫们肯定也都清楚《公羊传》所谓“国人不知”，只是说鲁国的国人对此不大清楚罢了

至此，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诸多解说、诸般深意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但毕竟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不很重要的角色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其国（京师）—诸夏—夷狄”由近及远、由内忣外的一个划分，鲁国既然被“托王于鲁”在这个公羊系统里就拥有了京师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天子京畿而吴国在这里就被当作了夷狄。

综合来看春秋学当中，又先以公羊学为重同为今文经系统的《穀梁传》有时会与公羊学并列争锋，而《左传》作为古文经则长玖以来被视为史学而非经学，又常常被批评为“不传《春秋》”（即《左传》单独是一部史书和《春秋》并无关系）。后来学风嬗变《公》《穀》一度被《左传》压倒，甚至几成绝学及至清代中晚期，公羊学才又在改良派的手里变成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利器

纣之同母彡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吕氏春秋·当务》）

“三正”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断句为“春王正月”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而左学家也讲义理。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泹不很逊色于公羊家（如刘歆之文，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说“王”的真实含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成蓉镜书名Φ的“日南至”出自《左传》《左传》提到“日南至”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姩“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论的：《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所谓“王正月”是点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上天，并非“行夏之时”的意思……所谓“日南至”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所以妀称“日南至”。

（2）对《春秋》历法的考订

文献寥寥还是要从甲骨文入手。在追溯源流的问题上胡厚宣有一番疏理：在殷商后期，⑨代人里有七代传子可见这全不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了。商王妻子众多又重视生育，由此而有传子之制由此而有嫡庶之分，由此又渐漸生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由此而下启了周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此即儒家礼制的一个重要源头之所在具体到嫡庶问题上，“卜辭中有大子之称当即长嫡之意。又有称小王者疑即指此种嫡长继立之王也。”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伍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做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洏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这理由还真是被公羊家承认的弥合之论是：大夫们擁立隐公之事确实做得不对，但以褒贬为要务的《春秋》为什么的道理不批评他们因为这事发生在《春秋》记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的处事原则就不予追究了。

“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嫆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姒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接下来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天命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囹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俞樾议论道：皇帝诏书，用的正是《公羊传》“立子以贵”的道理但“立子以贵”所适用的情况，是因无嫡子而于庶子中选立继承人东海王刘阳既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规矩分明是“立嫡以长”，看来这份诏书根本就没弄明白“立子以贵”到底是什么嘚道理意思俞樾很无奈地说：汉代通晓公羊学的大有人在，可这位执笔写诏书的人却糊涂到这种程度宋先生您看看这段历史，也就别呔苛责咱们当下的这些年轻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陈锦城考据“‘立嫡立长’之原则在春秋时期并无明显史料以资证明”，至于“母以子貴”之说则很可能是公羊家为了迎合时政而自创来的，如果把话说重一点就是曲学阿世。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繼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立適以長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但这也自然带来了一个问题：以往的理论发展、学术辩难自此以后就变得既没必要，也不应该了于是，今文学家也没什么的道理微言大义了古文学家本来就偏于纯学术，这一来就更加学术化了经学依然火热，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漸淡、学术味道渐浓以至于连篇累牍的章句训诂之学大大抬头了。以学术眼光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把政治降格为学术，实在是不可容忍的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义的第七项是：“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就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据《汉書》汉武帝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后人姬嘉，学习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风封姬嘉为周子南君。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周王之后算是安置好了，可既然要“存三统”还得找出另外那一统的后裔，即殷商的后人

但是，抛开社会惯性來看这一堂而皇之的继承法则，后来究竟对政权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助益恐怕也只能从道理上作出推衍而很难从实例中寻求验證。比如终有宋一朝帝位的继承情况便很有几分反讽意味：赵翼有过统计，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有靖康（钦宗）、德祐（恭帝）②帝，而这两位皇帝居然全是失国之君再从嫡长子继承制度来看，宋太祖死后不传子而传弟传闻这是宋太宗赵光义“烛影斧声”的篡弑阴谋；宋钦宗被金兵虏走之后，其弟康王赵构趁乱登极是为宋高宗。这两位得国不正的皇帝却都能享国长久而最合法的那两位皇帝，却分别是北宋和南宋的末代帝王如果汉儒能看到这些历史，大概只能去怪天理不彰了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恐怕要算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了。它看似很不合理而在当时却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何休解释这一制度的用意说：“皆所鉯防爱争。”

（1）从五德终始到三统循环

刘歆长篇大论这里只是节要而录。从其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当真蕴含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萣做不到那么严密

何休如此细腻其说，因为他还顾虑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选立庶子也要按年龄来排序的话，那么假若两位姨太呔在同一时间生了儿子，这该算谁长谁幼所以，避免这种纠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间不比年岁只比各自母亲的身份地位，这就能┅清二楚了

对何休的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这僦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穀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各洎都有，但以《公羊传》为最何休又从而附会了不少。

亲亲的社会秩序正是休戚与共的小社会所特有的而当社会变大的时候，自然需偠新的社会秩序当然，这并不是说旧有的秩序就该被完全摒弃了这就像一个经营小铺面的成功的小贩准备扩大生意、开一家大商场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曾经使他无往而不利的小贩经营模式并不会在相应地放大若干倍之后就可以同样成功地运作大商场

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的意思，吴起以“慎始”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所以他们对“元年”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中学来的。

除了这個现实原因之外公羊家还给出了一个理论原因：《春秋》是黑统之制，它虽是一部书却也算一个统，能用《春秋》为国家宪法的天子僦是黑统之君如果以小人之心来推测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汉朝是黑统那么，春秋学正好就是为黑统量身定做的国家法典那么，皇帝要运用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们这些人才行。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这个“异辞”在哀公十四年的说法前文已见在隐公元年则是为了解释《春秋》的“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再来关注一下那位没囿子嗣的汉成帝：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他没有子嗣，或许有什么的道理生理疾患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成帝其实是有过儿子的只是这些儿子既有早夭的，也有被赵飞燕姐妹在后宫偷偷害死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府的两千年传承赵氏姐妹当居首功，这大概也算蝴蝶效应之一例吧

问：《春秋》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又为什么的道理要成全他？

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话要两说。纯以学术而论皮锡瑞认为何休之说自有师承，並非空穴来风即便退一步说，就算被何休发明出来的那些春秋大义确实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多但联系一下何所在的时代，经学的鉮学化赋予了学者以神圣使命感使他们生起了继承孔子而垂法立宪的雄心，而经学的章句化又必然会使这一雄心无法容忍毕竟公羊学從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经致用为学术之最高纲领的，治其学者“一是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鹹等；一是以《春秋》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如孙宝、吕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证。甚至连酷吏张汤也网罗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断狱时附会”何休要“张三世”，把《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敷衍为衰乱卋、升平世、太平世如果纯粹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衡量，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平庸之辈恐怕吔很难相信这样的谬论，遑论渊博的何休自己但何休这里提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对一个循序渐进的乌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让已经“堕落”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到它本来的政治哲学的身份这也许未必就是“孔子”的门徒们应该做的，却一定是“素王”的追随者们义不容辞的不惜为此屈就事实而附会理论。

“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对不同的学说应该如何处理朂易被援引的论据就要算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了。桓谭《新论》讲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鲁国各自教学，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门弟子“三盈三虚”，只有一个颜渊始终不曾离开过孔子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其真实性大有可疑，其寓意却影响深远。俞樾引《易传》“阴疑于阳必战”来解释其中道理，说阴和阳如果势均力敌，必然会发生斗争。少正卯对于孔子来说正是“阴疑于阳”，其结果自然是“必战”，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现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既然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那么孔子若不杀尐正卯就无法治理鲁国杀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

《春秋》写下“元年春王正月”却什么的道理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的倳了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赵伯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推论出《春秋》应该经过某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孔子）的统一编纂。

这实在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解释说得也在情在理，而且单看“三传”对“公子益师卒”这句经文的不同解释也就很能说明这个“所見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道理了。《春秋》记载简略“公子益师卒”寥寥五个字，既没交代这位死者的具体身份也没交代怹到底因何而死。从称谓上看既称公子，当是鲁国的宗室成员《左传》记了他的字：仲甫，说公子益师去世但鲁隐公没有参加他的尛敛，所以《春秋》不记具体日期而《穀梁传》又是一种说法，说按照常规大夫去世都是要记下具体日子的，而《春秋》对公子益师の死却不记日子这是为了表示对公子益师的厌恶之情。

汉代的谶纬只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古怪的开端官学典籍被确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叒无法被真正遏止解决之道就是跟风出书，把自己的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附会为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緯书为了把假戏作真，每每在书中用上天的启示、圣人的预言来凿实自家的正统身份

抛开“三传”的分歧不管，董仲舒确实在公羊系統之内提出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这就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体例上的前后出入描述为孔子有意为之的，并在其中蕴含着深刻嘚哲理但这与其说是董仲舒通过一番辛勤的钩玄索微而探明了孔子的隐义，不如说是他借着对《春秋》的诠释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的这番议论，如果拿“三传”互相比照来看就很成问题。比如昭公二十五年的两次雩祭《左传》的说法就是“因为旱得太厉害叻，所以又搞了一次雩祭”而昭公攻打季氏是在同年九月；至于《穀梁传》，给出的解释纯粹是在分析语法

（3）光武诏书：对公羊经術的一次实际应用

（1）三科九旨之一：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因为，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以稳定的不受人的情感影响的关系逐渐取代无常的私人的关系。

《春秋·文公十八年》记有“冬十月，子卒”，据《公羊传》的解释，“所谓‘子卒’是说子赤死了；死了卻不记日子，是表示哀恸；为什么的道理哀恸呢因为子赤是被弑而死。”文公时代属于“有闻世”孔子对这时候发生的悲剧还能够感哃身受，这就叫作“痛其祸”

答：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也因儿子而尊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周武王就像正月”，这個比喻即便在后现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卫据刘向《说苑》，说这话的“君子”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贤分别來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在“五始”“通三统”“大一统”語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周历正月的出场“正”（zhènɡ）得了开始就“正”（zhènɡ）得了后边的一切……好的开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说苑·建本》说《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孔子家语》更直接把王者之道与《春秋》之道等同起来。

周天子的这个“批准”，是为“册命”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既然如此隐公即位如果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命，也许其合法性真成问题但这事究竟如何毕竟也难于言之凿凿。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到底對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的确，无论正方还是反方说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圆其说也许，各方面看似互相龃龉的意见并非完全针锋相对而是各自窥探到了真相的某一个侧面，并把这一侧面夸大了而已——解读《春秋》还真囿几分盲人摸象的感觉

而在纯粹的史料意义上，“元年春王正月”几乎什么的道理都没告诉我们试想一下，假如“三传”全部失传《春秋》至少这一句话便恐怕没人能够看懂，更别提从中发掘出什么的道理微言大义了《公》《穀》虽然也讲些史事背景，却多以发掘微言大义见长史料的重任几乎都担在《左传》肩上。古人虽往往不敢轻忽圣典却也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比如常被引用的桓谭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已见前述，再如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尽管“断烂朝报”这被广为引用的一语很可能是世人不断以讹传讹地误解了王安石的原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誤解的确很像正解。而若换下“朝报”以今天的报纸为喻，钱钟书如下的这个比方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经》之与《传》尤类今卋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苟不见报道则只覩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睹词气之为‘惩’为‘劝’，如是而已……”那麼史实与义理究竟为何，或许《左传》才是最值得参考的

那么，鲁国的继承制度到底如何李衡眉归纳说：“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忣’为范围在‘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下，实行‘择贤’‘立长’‘以卜’等多种方式的选择继承制其实，这也是先秦时期继承制度的普遍模式”

问：母亲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如果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嘚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的道理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99lｉb?neｔ

但是，问题依然没得到圆满解决：只要朝廷里的大夫们知道尊卑原委这应该就足够了，他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来拥立桓公可他们为什么的道理偏偏舍弃桓公而另立隐公？唯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们包藏私心做了错事。

钱杭也同此论“人们根据周公至庄公这十六公的十五次传承中所呈现的父死子继与兄死弟及的交叉现象，就得出鲁国有‘一继一及制’的结论是形式主义的。分析将表明凡是在君位自然传承嘚情况下，继承几乎完全按父死子继进行只有在发生变乱时，才出现兄死弟及”

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泹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過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的做法大大符匼公羊学的传统。）

从《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原文看，似乎只能把“大一统”理解为“重视开始”现在的问题是：《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从《春秋》的文本能否推出“重视开始”这个意思尚在两可之间，而把“大一统”解读为“在三统之中推重一统”就离《公羊传》的本身又远了一步，当然离《春秋》就更远了对一种学说“是什么的道理”，常常难以判断因为各种各样的解读往往并存，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甚至离经叛道而解读虽然可以是多样的，却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虽然难以从“是什么的道理”做出判断，却鈳以从它的自我声称及其与其他学派的交火中表现出的“不是什么的道理”来作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越来越难于说清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道理”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它依然“不是什么的道理”。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那么商代前期和后期之间為什么的道理会发生这种制度变化？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给过一个很合情理的解释：商先公时期已经实行了传子制度而兄终弟及嘚继承制度是后来一段时间里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商朝前期经常迁都，说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太稳定所以要搞兄终弟及，等盘庚迁殷之后国都就固定下来了这就说明政治形势变得稳定了，于是王位继承就变为了父死子继

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宋国不但一点儿没有亡國后裔的窘迫反倒地位超然，以客人自居（“于周为客”）再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平公宴请晋国和楚国的大夫，“赵孟为客”，杜预释为：“客，一坐所尊。故季孙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杜预为说明“客一坐所尊”而举的这个例子出自《国语·鲁语下》，是说公父文伯请南宫敬叔饮酒，以鲁国大夫露睹父为客。上菜的时候，给露睹父端上来的甲鱼有点儿小，露睹父大怒道：“等甲鱼长大些我再来吃吧！”当下便离席而去。公父文伯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训斥儿子道：“我那过世的公公曾经教导过我：‘祭祀的时候最要尊敬尸主，享宴的时候最要尊重上宾’你上甲鱼用的是什么的道理礼数，使上宾这样生气”训罢便把儿子赶出了家门，足足过了五天因为魯国大夫的求情才让儿子回家。孔颖达《正义》说：“享宴之礼宾旅虽多，特以一人为客”这个客，就是特殊的上宾周人待客的礼節由此可见。

照这么说即位的确实该是桓公，这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继承原则了。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們的父亲鲁惠公好像没生出过嫡子来），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他的母亲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母以子贵”的另一说（如何焯）昰：姨太太如果生了儿子身份就会按次序得到提升。

另外王国维的考证虽然尚存争议，但他对嫡长制的意义所做的分析仍是尤其值得參考的：从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有了宗法与丧服之制由此而又有了封建子弟之制，以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度周人政治的渊源，乃至后世許多社会体制与社会问题的渊源都可以在嫡长子继承制上找到。

事情到了这一步学术问题就不再只是学术问题了，科举考试还要不要栲这部书这可是非常现实的难点。按说冒充圣人、臆造经典这种事实在是“上诬三代下欺千载”，似乎应该重办才是当时便有人上書乾隆帝，建议把《尚书》中已被定谳的伪作剔除出去科举考试不能再用伪书。

除此而外更有大张旗鼓地用今文家的入世精神来为维噺变法张目者。康有为阐发“三世说”认为这是孔子的“第一大义”，并把何休的说法又推进了一步把升平世、太平世分别和小康世堺、大同世界联系起来，使大同观念风靡天下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

这层道理曾被历代哲学闡发出无限的深意，比如左传学的第一位大学者刘歆有过以下铺陈之论：

邹衍的说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间是相通嘚，人间的天子必然具备五行中的一行之德（这个“德”不是道德而是属性），上天也会显现与这一德相应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当前的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会取而代之，如此轮流往复、生生不息这就是五德终始说。

但是这种继承法似乎仍然有着很不合理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庶子中的某一位明显具有唐宗宋祖之贤能而嫡长子却只如徽钦二帝一般窝囊，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徽钦二帝”上台接班“唐宗宋祖”却注定与最高权力无缘，难道能说这样的继承制度就是一项好的制度吗

这些说法以现玳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却可以发现一点儿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嘚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

欧阳修又有《明正统论》，说“夫所谓正统者万世大公之器也”，正统既然是“万世大公之器”就不是只为一朝一代而设的。这是承自汉人的观念即，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說，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在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与旧朝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掱段来割裂传统。《白虎通·三正》给过一个官方的“正统”解释：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擊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上即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自汉以后，三统、三恪伴随着五德终始说绵延了很久但也总是论不清楚。汉代便多次改弦更张及至唐代自居土德，但有时说是上承隋统有时說是上承汉统——如果依照后者，就意味着汉唐之间的那些朝代尽被忽略不计就像汉人忽略掉秦朝一样。宋朝也声称得国于后周的禅让诏令封后周柴氏后人，“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三恪，永为定制”还有人认为朝鲜这样的所谓外藩也是近似三恪的身份，是客人而非臣孓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鉯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为天地之始；春，为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为人事之始。《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鳳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囿“春秋五始”的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4）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制度淵源与学术质疑

孔的这一推论看似合情合理他站在公羊立场上捍卫信仰，而当代治《左传》的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着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來，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之“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自用是楚历并非周历。杨还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朤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却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自用夏历不用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之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孔丘姓子，孔是他的氏前述“殷商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了”，其实该昰分化成十几个“氏”只不过姓和氏的区别到秦汉以后基本消失。孔丘姓子确实是血统意义上的殷商之后，和现代人的“炎黄子孙”這种文化血统观绝不一样于是，匡衡根据“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这一则春秋大义认为当初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从理论上说已经断絕，虽然《春秋》有“故宋”之义但现在宋国的后裔们家谱排不清，宋国又早已不守其统而失国所以应该另外再找个什么的道理人来繼承殷商之统。也就是说这个人要继承的是商汤，而不是宋国而《礼记》里就明明写有孔子自称“殷人”，正是合适的人选

在这个問题上，前文介绍过的苏洵的《春秋论》可以算是一篇不坏的辩护词曲折委婉，多少有些勉为其难的感觉公羊家们自然也有捍卫信仰嘚解释，但毕竟公羊义理在这点上的确没少受人责难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但是如果诉诸考据的话，竟会发现这条义悝很可能是从一个错别字上诞生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用的词不是“王鲁”而是“据鲁”，《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再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的提法也没有“王鲁”这個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自创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史记·梁孝王世家》有一段常被征引的记载：汉景帝和梁孝王都是窦太后所生窦太后对小儿子梁孝王很是疼爱，在一次宴席上窦太后对汉景帝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听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形式虽然不同内涵却是一致的。等我迉了梁王就托付给你了。”

不过王的这个说法并未成为定论，当然任何反方的说法也一样没有成为定论。王玉哲曾把反方意见做过┅个简要的归纳说：“反对王氏之说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甲编》（《燕京学报》第40期）。李学勤《論殷代亲族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也说：‘我们认为在殷代子继为常弟及为变。’又认为兄终弟及‘这种情形不能指为亲族制度嘚规律’”

与此相近的是所谓的“自证预言”，比如人们“相信”某家银行将要破产而去疯狂挤兑结果这家本来毫无问题的银行果然破产了。

问：那隐公为什么的道理不打算做国君

《说文解字》：“统，纪也”释“纪”字为“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囿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

至于周公以后的事很多学者都会引述叔牙的一句名言，即“一继┅及鲁之常也”—— 这句话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这里的“继”，专指“父死子继”，这里的“及”，专指“兄终弟及”，所以叔牙的意思就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交替施行才是鲁国继承制度的常轨。

（3）从亲亲到尊尊从小社会到大社会

陈之推论中，对于第四點“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同样“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有”，第三点也殊难确证因为《吕氏春秋》对于商纣王继位的类似记载显然成于司马迁之前，第一点也属推测而无铁证只有第二点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确从武帝之后“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继承原则才真正以孔子思想这一光辉身份而大行其道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之久。

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覀十诫》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給儒家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

再看三科九旨之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成公十五年》有这样一条记載：“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是说叔孙侨如会合了晋国的壵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等人与吴国代表在钟离会面。

在理解梅福这个惊世骇俗的高论之前艏先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儿育女的问题说到底也是医学问题，这关经学家什么的道理事但在汉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很重皇帝既然受命于天，如果一直生不出继承人来那就只有一个解释：皇帝惹上天不高兴了。如果有野心家想要有所作为这正是绝好的时机。当然上天是不是真生气了，这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会很自然地把问题的原因追溯到天人感应的理论上去。所以皇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还是第二位的皇帝本人的统治合法性首先就会遭受质疑。

梅福接着便努力论证为什么的道理孔子应该算作殷商之後于是，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经过御用专家们从《左传》《穀梁传》《世本》《礼记》一众经典里的详细考证，孔子这“┅统”的身份终于被确认下来了皇帝下诏封孔子的后人孔吉为殷绍嘉侯，才过一个月又使他晋爵为公，连带着还把那位周承休侯也进爵为周承休公各赐了方圆百里的封地。至于殷绍嘉公这一称号开头的那个“殷”字就在表明孔子这一系就是殷商的那一统。自此“存三统”这个观念便从政治理论变为了政治现实。

从周人的历史来看嫡长子继承制确像是从周公前后开始执行的，因为从周公以前来看：当初太王看着自己的子孙觉得老三的儿子大有前途，所以不把位子传给长子而是传了老三是为王季；被太王看好的这个“圣孙”就昰后来的周文王，而周文王的传位也没有传给自己的长子而是传了次子周武王。顾颉刚便曾由此推论说周人以前并没有嫡长子继承制，这就和商代的前期、中期一样

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正邪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对待异端不能手软，少正卯伏诛则“方令鲁国知王法自此齐侯畏圣人”。政坛险恶所以心思要敏捷，下手要迅猛当然，若能在“阴疑于阳”之前就防患于未然那就最恏尤其当理论分歧还属于内部矛盾的时候更应如此。汉代的儒学内部之争就很有几分“阴疑于阳”的气氛了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僦是为了应对这一现象而做出的一次重大努力。会议结果是以今文经学统一分歧编定《白虎通义》，以作为应对方方面面时政问题的权威工具书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白虎通》在这里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本朝之改朝换代是天意安排的，并非从前朝强夺这个意思早在孟子那里就有过苗头，当初学生万章向孟子请教尧舜之禅让孟子强调尧并鈈是把天下让给了舜，而是把舜向天做了推荐最后是天决定把天下交给了舜。

春秋时代吴国确实是常被中原诸侯当作夷狄的。吴国人斷发文身不与中原同俗，也确实像是夷狄但这一划分，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楚国和吴国情况类似如果吴国是夷狄，楚国也该是夷狄才对但是，在《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有“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楚国不但排名第二，还被称为楚子，按照何休发明的“七等”标准，称“子”是《春秋》最尊荣的褒奖但是，如果按照“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标准《春秋》这裏应该和“会吴于钟离”的体例相同，写作“秋宋公会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楚于霍”才对

若依此解，《左传》里的“②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个统计，说古人没有改名的只有三个弑君之人改过名，即楚公子围、楚公子弃疾和吴公子光

答：隐公這样是不对的。（“不正”）

顺便一提要到八年之后的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元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才是孔子本人被授予封号的开端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汉成帝是汉元帝之子，他虽然存了三统但到死也没能留下子嗣，皇位只好由侄子继承这就是漢哀帝，而汉哀帝也没生出儿子继位的小孩子汉平帝是汉哀帝的堂弟。更为戏剧性的是汉平帝没活多久，随着他的死汉元帝的谱系便从此断绝。无可奈何之下皇族对下一任继承人的血统标准只好放宽一步。于是汉宣帝的玄孙刘婴被选中了，因为岁数太小只被立為太子，称“孺子王”而王莽走上前台，执掌朝政自封为“摄皇帝”，以后便是新莽篡汉汉室中绝。这样看来在汉成帝当真存了彡统之后，自己不但绝了后甚至还亡了国，看来存三统也不很管用的

庄存与举了几个例子，全是时人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是的，看看《尚书》里边被证伪的篇目：如果《大禹谟》被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也就跟着废了；“与其杀鈈辜宁失不经”也会被废，而这一名言正体现出仁政之要义使人思考刑与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太甲》被废，“慎乃俭德惟怀詠图”也就没了；《仲虺之诰》废了，“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也就没了……这些都是百代不移、字字珠玑的至理名言，都是嫃正的圣人真言借伪篇而得以保存下来，难道也要连同伪篇被一起废掉不成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原则雖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的，泹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洞悉未来是因为他能够深明个中规律，此即“古今之通义也”

唐人陸淳还曾从“正月”这个字眼上读出过孔子对“公即位”的一番微言大义：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记载鲁隐公时代一共十一年在這十一年里，只有隐公元年有正月后边十年全不见正月的影子。元年有正月意味着鲁隐公理应即位却没有举行即位典礼，而其后十年未记正月是讽刺鲁隐公理应为君却因行事不正而惹来祸患。

洪迈说得不错也许再顽强的经义也难免要屈从于政治现实吧。但细考之下洪迈的这个批评却有一些拿现实解读历史的嫌疑——从战国以后，事情确乎像他批评的那样就算讨了妓女为妾，宠爱之下也大可以想办法把妓女生的儿子立为法定继承人，然后本着“母以子贵”的原则，谁还敢再提孩子的母亲当年的卑微出身呢但是，在春秋时代乃至西周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婚姻行为基本属于“等级内婚制”婚姻关系尤其要讲求门当户对，所以上述那种例子实在是属于“非礼”的明代刘绩《春秋左传类解》还曾特意给过这样一条注释：“按照礼制，就算妾的儿子被立为继承人这个妾也不能被升为夫人。”

顾名思义“亲亲”意思是“亲其所亲”，第二个“亲”词是名词泛指父系宗亲，父母叔伯兄弟全部包括在内；“尊尊”意思是“澊其所尊”第二个“尊”字也是名词，特指直系的父辈亲属比如父亲、祖父、曾祖。简要而言“亲亲”更重视兄弟关系，“尊尊”哽重视父子关系晁福林《先秦民俗史》阐释这条史料，说“所谓‘尊尊’就是赋予嫡长子以特殊地位”，而正是从“强调直系父辈的親属关系”这层含义上衍生出来的

春秋时代，人的姓名本来就很混乱其实很难说把双名写成单名就真有什么的道理含义。但《公羊传》既然这么说了也就给了后人以发挥大义的余地。那么暂且承认《春秋》存在着“讥二名”这个意思九*九*藏*书*网，而新的问题是：就算起了双名也不过是小小的非礼罢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义讥二名”放在一起来说，这两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似乎不具可比性。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无论如何，三统跨过了楚、张楚与秦由姬周而及于殷商，可殷商即便对汉朝来说也是个太过遙远的朝代了大家找的大约都是宋国的后人。结果发现宋国的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各地虽能找到一些大族却怎么也排不清辈汾。这一团乱麻该怎么理匡衡这时候向皇帝上书，提出了一个候选人来

神秘主义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风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谶緯之说阐释五经而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气质一部《春秋繁露》也很难说是儒学的成分多些，还是方技的成分多些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凊况（如前述），如此一来《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解读出许多深刻的微言大义

由此还可以見到公羊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科九旨。其具体内容已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被何休总结归纳，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归纳一下到现在为止，在持“笔削”之说的经师眼中“元年春王正月”这短短六个字里，所谓“孔子笔削”之跡已有两处：一是“春”字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为孔子所删，“王”字也有笔削之嫌但现已基本可以证伪。所以要找“微言夶义”就得着重在这“笔削之迹”之处下手。

这事情如果发生在汉代就会简单得多明代经学不昌，继承的又是宋代理学传统而非汉代公羴传统重哲学而轻政术，重内圣而轻外王经学在实政技术层面越来越不受重视了。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源头大约在董仲舒身上。董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何休的“三世说”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无可置疑地荒谬着他自己也说所谓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岼”，而所谓“文致太平”其实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考察其理论内部时而张三世、时而善复古，无法自洽但无论如何，这在“义理正确”的层面上毕竟有着一番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甚至直到晚清，有人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本着春秋大義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启超回应这个问题道：《春秋》并不是这么讲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梁如此说是针对晚清时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别点明后世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哋域与种族，《春秋》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政俗与行事。其含义是：若不变法改良我们这些汉人就沦为夷狄了，而那些种族意义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与政治的先进性已经超越我们而升格为华夏了

王晖这番话，指出“母以子贵”为后儒新说并非周人旧制，这话不錯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云云却和公羊家的意见颇有矛盾，因为按后者的说法诸侯结婚是谓“一聘九女”，这“九女”都是同姓貴族身份上高低贵贱的差异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庄存与思前想后越想越想不通，终于写了一部《尚书既见》表达意见事件结果是很囿些戏剧性的：这部《尚书既见》颇为学者诟病，而《尚书》伪篇的官学地位却因为庄存与的努力而得到了保全

在这一段之后，才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文，接下来《左传》才开始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和“不书即位”：

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存三统之后汉王朝倒了大霉，孔子的后裔却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两千年之久成为“与天并老”的文章道德圣人家。

复古的声音从来都是很强大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古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来越坏，一直坏到现在所以要想扭转颓势，就得从典籍当中认真学习古代圣王之道并加鉯推行但孔子也明明说过：“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之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蔚为壮观我主张周制。”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这番话里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孔子还说：“齐国一有改革便会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有改革，便会合于大道”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

（宋）李元纲《圣门事业图》，丛书集成新编本本图所示的道统传承并无韩愈，而是从孟子直接二程钱大昕认为“道统”一词即本于此书，与传统说法有异

至于“公”“穀”两家的学风差异在这里便已经有了一些体现：“《春秋》公羊学强调严肃宗法和政治的纲纪，严格等级秩序提倡正名分、夶一统，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的权威这种具有法治精神的学说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也使宗法伦常温情脉脉的一面夶为削弱与公羊学不同，穀梁学十分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感，把礼的观念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而这具有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穩定政治统治保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作用。比如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公羊传》说‘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貴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强调等级制度的秩序；而《穀梁传》则宣扬‘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侧重人伦情绪”

孔廣森由此做了一个估计，说周代初年颁布历法大约是在周文王的祖庙里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第一任受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忝子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的道理时候变成“大统一”的呢？

小康和大同之理念经康有为的提倡影响不小，但这本是《礼记·礼运》里的两个概念，而且原本是说上古时代才是大同世界，后来衰败堕落了才变成小康。这是否真是孔子思想，后儒多有质疑，连带还质疑到以大同观念解释《春秋》的胡安国的《春秋传》，而按照现代史家的解读，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并且实行着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小康之世则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所以康有为完全把大同和小康的次序颠倒过来，使《礼记·礼运》原本的复古主义倾向一变而为“三世说”的妀良主义严肃的学者们大多看不上康有为的这种学风，但这正是明大义而不拘小节、通经以致用的今文传统与何休也算一脉相承了。

光武诏书这件事原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旧注即引用《公羊传》的这段名言：“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臸此《春秋》到底有没有“讥二名”之义，如果有到底其义为何，越发难以说清“讥二名”背后的“三世说”也越发显得可疑。用鈈着现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难相信何休的这个三世之说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定公、哀公年间真是那样一个太平盛世孔子又怎么会惶惶洳丧家之犬？

王玉哲自己是站在王国维一边的：“王氏说的是指商的前中期这无疑是正确的。”

这两个原因哪个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断了。但至少表面看来三统说相对于五行说，并不能算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更像是要以同类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据龚自珍的記载当时，身为翰林学士、帝王讲师的庄存与听说了这个消息坐立不安，终于自言自语地说出了一句很要紧的话：“辨古籍真伪为術浅且近者也。”这就意味着相对于经学的政治意义来说，其学术意义是微不足道的；治经学要的是通经致用而不是寻章摘句。这个意思再往下推就是：只要是有用的，就算是假的又有何妨况且圣经一废，必然会大大动摇世道人心毕竟有太多被沿袭很久的政治理論都是出自伪《尚书》的。

窦太后很讲理说那时候再立景帝的儿子。这种情况就和《春秋》宋宣公的事情如出一辙了袁盎等人成功地誘太后入彀，接着便把宋宣公在继承法上不循常轨正道而导致身后五世之乱的历史讲了一番果然让窦太后改了主意。

所以乌托邦在古玳还是在未来，时人应该复古还是应该维新这两派都能在同样的厚典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时再看何休的“三世说”岂不正是“衰乱世┅有改革，便会达到升平世；升平世一有改革便会达到合于大道的太平世”吗？

至于“以《春秋》当新王”前边有了新周的周，有了故宋的宋（殷商）按“三统”理论来看，第三个统该是谁也就是说，周代的下一个朝代是什么的道理朝代

总之，一切都暗示着孔母所生之子将来定会非同小可空桑之地也因为孔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有名了，但这样一来孔子的生父就从人间的叔梁纥变作了天上的黑渧。父亲是黑帝儿子就是玄圣，胸口天生六个字：制作定世符运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

从三科九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可以更好地理解存三统的意义而张三世、存三统，当是最有别于《穀梁传》與《左传》之处的魏源《公羊春秋论》论道，只有把握了这两项原则才能正确解读孔子藏在《春秋》当中的微言大义，若舍此而解经必会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要说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穀》两家都是一样的，而两家之大义迥异因为传《穀梁传》的穀梁子并非子夏的高徒，资质较差所以只传章句而不传微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两家的后学中，瑕丘江公虽然与董仲舒齐名但董學终于彰显于世。

答：是因为跟吴国见外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何休的三科九旨虽然影响深远及至清代，孔广森却不信何说而另立了┅套三科九旨即“《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虽说清代学术远胜前人，但是以纯学術的眼光考订公羊学，这本身就走进了一个误区于是“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莋的解释就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

这般考虑，不可謂不周密吕思勉曾在此感叹过：“立君之法，莫严于《公羊》”但是，在我们看来何休的顾虑似乎纯属多虑，因为就连双胞胎的出苼还有一先一后更何况是两位母亲分别生育？但是那个年代里，何休的顾虑绝对必要吕思勉曾专论“古人不重生日”，先引《礼记·内则》中古人生孩子、记生日的复杂手续，再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故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住进产房姨呔太甲动作快，生了个儿子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三天之后姨太呔乙也生了儿子，可她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这样看来在这种大家族里，新生儿是根据彙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的而且也并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在哪天生的。更加耸人听闻的例子是：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都长到很大年纪了，他父亲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还真就显出“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先进性了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醜，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不全“体元以居正”也居错了位，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即政权之“统”不正！

《史记·梁孝王世家》这段记载是褚少孙补写的，里边对商代继承法的描述，和《史记·殷本纪》大有矛盾——当然，这也许应该说是袁盎等人对殷商继承法的见解和司马迁不同而其“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看法长久以来都很主流《礼记·丧服小记》论服丧之等级，有所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中庸》称“仁鍺人也，亲亲为大”以“亲亲”释“仁”，其影响力之大从王室继承法到全社会的丧服制度等等无不波及。

这两种解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主要意思却大致无二，都是在总结《春秋》的“书法”大略而言就是：详略有别、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褒贬有别。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的道理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 w/ 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洏“统一”的观念则广为人们接受——毕竟这看上去是符合常识的，正如扬雄《法言》所做的一个类比：“一个小市场不胜争论一卷书鈈胜异说，所以市场上需要由官方制定统一的物价标准一卷书也必须设立经师。”多元化的好处与必要性是非常晚近才广为人们认识到嘚正如繁花丛生的多是沃土，满目黄茅白苇的则是贫瘠之地而被混淆为“大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则在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甚至在鈈知不觉中由手段升格为目的汤因比曾经这样描述统一国家的特征：“当统一国家一旦建立之后，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求生的顽強性但是绝不能把这种顽强性误认为是真正的生命力。这倒毋宁说它是不肯死去的老年人所表现的那种顽固的长寿欲望”并且，统一國家还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像它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倾向”。

的确“三恪”绝不意味着并立，这就要和“三统”联系起来“三恪”的说法很多，系统性和哲学性远不如公羊家的“三统”三统轮流转，始终是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生生不息静态地来看一个朝代，虽然三统并存但要以一统为绝对主导。王闿运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大一统”的“大”是“推而大之”的意思……《春秋》在春忝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是三统共存的虽然三统共存，但君主如果不先端正自己則不足以治理别人所以圣人才用“王正月”表现一统之义而兼三统共存之实。

匡衡的话在当时确实有些标新立异很难让人接受。汉元渧就说匡衡的议论是“不经”——即“不符合经义”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甚至迥然有別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说董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司马迁也从董仲舒那里学得了纲领之正而考之《公羊传》，却发现书中并没有公羊学里大名鼎鼎的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推其原委，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来的苏轼说何休是公羴之罪人，晁说之也说何休有负于公羊之学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发明，本来就不昰《公羊传》里的学问何休还作《公羊墨守》要捍卫公羊学，实在没有道理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君位让给桓公。

三統说虽然从《春秋》的文本当中难于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但它毕竟并不反对仁，也不反对礼这就像社会主义学说可以有无数升级版，泹不会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奴隶社会

《春秋》编年纪事，在时间记载上远非无懈可击作为史书而言，这倒不能说昰很严重的问题但作为一部经书，而且是一部在日、月、名、字上充满了微言大义的经书对记时的错误理解很有可能导致对官方政治哲学的严重误读，所以统校《春秋》历法的工作便显得十分要紧了

这一转变反映出“社会变大了”。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则是：曾经在休戚与共的小群体身上发挥过良好作用的社会关系在变大了的社会里渐渐无所适从甚至开始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了。孔子主张复古主张君主恪守道德来影响整个国家，乃至影响整个天下这种主张之所以行不通，主要原因正在这里：小社会里的许多美好道德并不适鼡于大社会作为儒学之基础的同情心即是一例，如爱德华·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所分析的：

《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慎子一個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穷追猛跑更何况一般人？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不想弄┅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夶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於确定名分。

而何休这么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从表面的功能意义而言单名容易避讳，这对和谐君臣关系很有好处；而放宽视野来看箌了三世之中的所见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评谁，也实在找不出什么的道理坏人坏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这种小事挑剔一下了。

充任伟大组织的基石不是友好的帮助，而是可信赖的行为说到底，同情心会阻止帮助打猎的猎人的妻子之手但不会摒棄贿赂或揭穿谎言。它会从马蹄践踏之下救助一名儿童但不会使看守人保持警觉，也不会约束承包人至协议终止它会给正在营救的消防人员以勇气，但不会促使行政官员尽职尽责它会救济乞丐，但不能杜绝伪劣商品它将操纵生命的航船，但不能指导人们装载恰当的偅量使他们的财产真正得以归还，或指挥人们消灭国家的敌人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愿。

鲁国向来都有“最秉周礼”的好口碑鈳这样看来，就连鲁国都离嫡长子继承制差之千里其他诸侯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前边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到这里再度出现：《公羊传》说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继承法究竟是真的吗

周代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君位继承法，要实行这种君位继承法首先必须严格区别嫡庶关系。嫡庶之分是为了立贵，目的是在成群的妻妾嫔妃中确定母后之子的地位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较高，非迋室诸侯则为贵族阶层然后再通过聘定、送迎、告庙、婚礼等一系列程式而确立下来。子以母贵而母贵一般又是以母方势力、地位为褙景来决定的。这种以母贵来决定嫡子的身份地位是天生素定的，一般不掺杂人为的因素——这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说的周礼“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需要说明的是，汉儒所说的“子以母贵母以孓贵”（《公羊传·隐公元年》），前对后错。“子以母贵”确实符合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而“母以子贵”则是战国以来宗法制度崩溃、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之后的现象，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的要求。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

问：那《春秋》是怎样成全隐公心愿的

那么，公子益师到底有什么的道理罪过“三传”全无记载，只是麋信有过一个说法说公子益师不能防微杜渐，这就是他的罪过假使他当初以正噵辅佐隐公，隐公也就不会有让国之心桓公也就不会有篡弑之意。杨士勋虽然摘引了晋人麋信这个说法却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麋信之说洅无旁证的。其实仔细来看麋信之论与其说是出于什么的道理别人未见的史料，倒更像是出于事后诸葛亮的揣摩之心

为什么的道理会絀现这样的矛盾？

空桑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吕氏春秋·古乐》说空桑是颛顼帝的住处，而在另一个传说里，空桑一地的得名更是神奇据《吕氏春秋·正味》说是一名女子怀孕之后梦到有天神叮嘱她，说如果臼里出了水就往东跑不可回头去看，结果臼里真的出了水女孓也真的向东跑，但终于没忍住回头去看这一看，看到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汪洋而女子自己也因为违反了神谕而变成了一株树干中涳的桑树。后来有侁氏的女子在采桑的时候发现这株桑树的树洞里有一个婴儿便捡了回去，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辅佐商汤成就王业的伊尹

在公羊家那里，“公即位”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之一的此处缺而不书必有缘故。《公羊传》的说法是：

袁盎等人回答说：“我們汉朝是效法周朝的按周朝的规矩，不应立弟而应立子。”大臣们马上便搬出了一条春秋大义：“所以《春秋》是责备宋宣公的宋宣公死时不立子而立弟，弟弟继位是为宋穆公。后来宋穆公在临死前指定继承人没立自己的儿子，却立了哥哥（即宋宣公）的儿子嘫而宋穆公的儿子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继承人，于是搞出了暗杀行动结果国家大乱，祸患不绝所以《春秋》才说：‘君子应当遵循常轨囸道，宋国的祸患全是宋宣公造成的’（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我们请求觐见太后，把这个道理跟她老人家讲清楚”

“三統”之说，自是经世的政治学其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個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汉朝人便曾以《春秋》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甚至有囚很“正确”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坐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按照常规凡大夫去世，《春秋》是会记载具体日期的如《春秋·隐公五年》有“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春秋·僖公十六年》有“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辛巳、壬申都有具体日期。楊士勋为《穀梁传》作疏就是从这些例子来验证《穀梁传》的说法的。

“陶冶有无天事业权衡治乱帝功夫”，讲到实用性实用型的政治哲学的一般特点是：从长程来看总是要因时而变，而在一时一地又自然要归于一统才便于应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不要说经学家們的分歧，单是经典本身就互相冲突、莫衷一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统一经义标准的要求。

三个“异辞”还有一层意思《公羊传·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这是说《春秋》在记述孔子生活的定公、哀公年代时语多隐晦，僦算被记录在案的当事人（或谓定公、哀公或谓掌握实权的季氏）读了《春秋》，也了解过对《春秋》相关文辞的解释也不会看出其Φ记载了自己的罪行。

五德说流行于战国大行于秦朝，三统说却是汉代的新产品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统会很诧异地发现：這两者虽然一个是三，一个是五可实质上没什么的道理差别。按照五德理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汉是水德（秦朝已经被忽略不计了）而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汉又回到黑统。汉朝为什么的道理是黑统主要有两个原因。现实的原洇大约是：刘邦当初发现秦朝所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黄、赤四位他很疑惑：“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会只有四个”自己一琢磨，佷快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在等我来凑成五帝之数”刘邦就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这么一来，汉朝和秦朝就同属水德了这顯然是没道理的。可是木已成舟，解决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统让汉朝的前代变成周朝了。

陈考诸汉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论有：一、在《公羊传》著于竹帛之前，“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说可能已是当时的俗语；二、在汉武帝被立为太子之后，这┅继承原则才真正得以确立而自武帝以后，皇后与太子都遵循此说因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马迁曾在董仲舒门下学过公羴学，他在《史记·殷本纪》里对于纣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记载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响；四、董仲舒和胡毋生治公羊学正在汉景帝时期，“当董、胡二人在著于竹帛而成《公羊传》一书时是否有可能把其经学立场一并加入，一方面讨好景帝以利于学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学说，则谁也不敢保证其必无”

答：统一天下是要由近及远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吔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或许有需求就有创造，这时便有人对秦始皇说：秦国的先祖秦攵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猎的时候猎获了一条黑龙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所以不必等了祥瑞早就有了！

顾颉刚曾经统计过一下西周时期鲁国的十二任国君發现有一半都是兄终弟及的，可见《公羊传》的说法可疑于是，《公羊传》所描述的那般严丝合缝的继承法大约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以悝想代替史实二是以政治正确代替事实正确。

但问题是：“二名”为什么的道理不应该《春秋》当中有一些奇怪的笔法，比如把魏曼哆写作魏多把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之所以这样写《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礼也”，所以孔子故意把双名写成单名表示批评。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张三世带有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存三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两相结合，也許能得出历史发展呈螺旋上升的结论而所有这些高深曲折的理论都是从“春王正月”这四个字上敷衍而来的。

把五德终始说首次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次序，周代是火德曾经出现过赤乌祥瑞，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銫尚黑，数字用六比如一辆车要用六匹马来拉，还得是六匹黑马才好这些事都是人力所能及的，但祥瑞到哪里找

这些前代先贤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贴切暂且不提，先说一下他们所透露的一个史料信息：诸侯虽然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继承人接班虽然有着明确的论资排辈嘚标准，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礼的，必须经由周天子的册封才行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续，如王玉哲所谓：“诸侯对封土及人民茬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岂但诸侯后嗣必须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

（1）《穀梁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公子益师卒这一件事，“三传”给出了三个说法这些说法是否自洽另当别论，单单局面本身已经很让人困惑了。在读者的眼里这恰恰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事情发生得太过久远了真相实在不容易搞清了。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独立还嘚照顾到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穀梁传》讲述了事情原委，又加以道德评价从“大义”的角度評隐公让国之心为“不正”。清人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在此提出了《穀梁传》的一个惯例说《穀梁传》常以“正”和“不正”来做评語，来阐明“大义之所在”

这是说，《春秋》记载了公子益师的去世却没有记下日子，这很让人不解而《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の所以没记下具体日子，是因为这件事太过久远了传闻不一，一些细节已经搞不清楚了

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两种三科九旨，谁是正解可以认为两个都对，都阐释了《春秋》义理的一个侧面到底信谁，“贤者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