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怎样根据中国近现近代史和现代史实围绕“思想与时代”主题拟一篇论文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0-01-13 15:40

近代史和现代史

要：　以往对刘锡鸿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而忽略了其具体所处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刘锡鸿在出使英国前、出使英国时以及回国后三个时期的具体政治思想的梳理分析他同洋务派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可以明确其思想中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与他所见的西方存在的关系刘錫鸿的保守思想与传统守旧官僚存在明显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他的保守主张是基于对晚清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以及对西方国家的观察后得絀带有明显的现代保守主义特征。

　　关键词：　刘锡鸿; 士大夫; 保守主义; 官; 商; 民;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中國第一任外交官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刘锡鸿作为驻英国副使随同公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后因与郭不合，于翌年三月调任驻德大使赴任┅年有余，于光绪四年解职归国回京后亦不得志，光绪七年因参劾李鸿章“蔑视纲纪”“藐抗朝廷”“腹诽谕旨”“妄言欺谩”“跋扈鈈臣”等罪名被皇帝以“信口污蔑”之名“交部严加议处”1。本文希望通过从刘锡鸿这样一个“小人物”所流传下的日记(《英轺私记》)囷书信文章(《刘光禄(锡鸿)遗稿》)论述刘锡鸿的政治思想进而探讨晚清传统士大夫的问题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锡鸿进入经济史研究者的视野，此后政治史与思想史学者也因其特殊的身份与传奇的人生经历而对其产生了兴趣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是沿着“洋务”(革噺)与“守旧”(保守)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路来进行研究的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目标是探讨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即“他关心什么”这个问题和他看到的西方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士大夫在晚清社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为了阐明他的政治思想，本攵将以出使前后作为一个划分思想变迁的节点并将以此分别对刘锡鸿出使前、出使英德期间以及回国后的思想分别进行阐述。

　　一、劉锡鸿出使前的政治思想

　　刘锡鸿出使前的思想是理解他出使后思想的钥匙以往研究者虽然已经注意到刘锡鸿在出使前已经是一位具囿“经世精神”的幕僚和官员，但仍然将目光集中于他的保守的言论2进而忽视了他保守言论背后的语境。刘锡鸿在科举中获得举人功名在出使之前担任过幕僚，主要从事镇压民乱、应对自然灾害等工作3郭嵩焘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部分我们希望通过他和洋务派壵大夫如李鸿章、郭嵩焘以及丁日昌往来的信件来探讨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同洋务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首先，刘锡鸿同洋务派在对中國和西方的诸多认识问题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他们都承认晚清中国面临着巨大问题，不得不进行改变在他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他认為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落后而在于财政亏空所导致的社会风气的败坏:

　　中国空虚不在无船无炮，而在无人无财此皆政教之过吔，政教既失岂惟外洋之足患哉。夫士习之坏向第阴背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义之名。民风之坏向第尚力而未能偅德耳，今则长幼无序且并不知有贵贱之分，此等气象尚能久安无事乎?4

　　也正因如此“练兵制器”等措施非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反而会加剧政府的财政亏空出使英国前，他在参观上海格致书院时还发表过一番类似的言论指出士习的败坏是帝国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根源，而形成士习败坏的根源则出自士人治学与教人方向的转变:

　　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其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原夫士之所以可贵而居诸民上者谓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乾嘉以前……文字必具有根柢窥见学问经济之蕴……故先辈教人，常令浸淫于经史餍饫于先儒语录，深求圣贤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今之时艺则不然……往往无一语窥及圣贤命意者。影响近似遂掇科名。竞致应举之人不必诵习经史语录，不必讲求学问经济之理而惟取时文之习褒，略观而摹仿之即可自谓文士。今之仕宦操奇计赢之商贾也。以百工商贾之行而为临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贫弱当由伤吏治始。伤吏治当由端士习始。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5

　　正因如此端士习、正风俗等措施就成为解決危机的必然手段。一直到此刘锡鸿的思想与“洋务派”主张基本相同。但是双方在细节上还是存在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导致他同洋务派在手段和方法上的截然不同。比如洋务派士大夫重视西方“格物之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学习西方具体制度，而不仅仅只是从表媔上学习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郭嵩焘认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6与之相反刘锡鸿并不关注西学的具体功能，而是重视西方自然与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原因怹从传统士大夫的视角审视西方，认为中国和西方都首先看重的是“养民”但是如同孟德斯鸠一般，他也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西方與中国在“养民”的措施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双方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采用不同的制度，来实现“养民”的目的不能在忽視这一前提下盲目学习西方通商和律法等。7这样一来“劝农”还是“重商”这种分歧就不再是“保守”还是“进步”的意识形态问题，洏是一种手段上的取舍这种观点与单纯视西方国家为蛮夷存在本质上不同。刘锡鸿认为英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重视商业是从自身国情絀发而采取的理性选择，这样在他的眼中对于西方国家“重商”的措施就不再具有“天朝”对“夷狄”那种蔑视的眼光，而中国之所以鉯“劝农”为“养民”的手段是因为中国没有英国那样的岛国“地狭而不腆”的劣势，那么从资源合理利用的角度中国显然应当生产哽多的产品:

　　政教昌明之世，人皆尽力农圃故耕深耨易而所获倍丰。其无田地可耕者又以手足之勤繁生庶物，供人所必需而即资鉯自养。7

　　刘锡鸿“重农”正是因为农业使人获得谷物粮食、原材料等生活的必需品，因而重农在任何一个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国家都昰治国的基本措施这在现代观念中已经成为常识。除了对于“重农”的分歧刘锡鸿同洋务派在对商人认识上也存在差异。刘锡鸿认为覀方国家无法实现粮食等必需品自给自足这就需要商人对产品进行运输与交换，但中国完全没有这种需求因而商人在中国也就是一种無用的阶级。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在刘锡鸿的观念中中国与西方的商人存在根本区别———为了满足去远方交易的需求，西方商人会花费夶量金钱投入大吨位海船等器物的技术研发这就是西方商业促进科技乃至国力进步的根源，但是中国“家赀十万以至数十万自有本土畾宅店肆”的商人，“可以衣粗食税履坦途以为安”因而缺乏远洋贸易的动力。4因此缺乏远洋贸易动力中国商贾也就缺乏航海技术创噺的动力。另外刘锡鸿以传统士大夫的视角视中国商贾相较于西方商人缺乏契约精神。4

　　总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刘锡鸿认为中國并不具备英国之类国家发展远洋航海贸易的条件，只能通过“劝农”实现“养民”的目的而发展商业对朝廷来说非但不能够实现“养囻”，反而会对中国的政教造成伤害因为商业的发展必然会重现晚明因为商品经济而形成的“奢靡之风”，这必将加剧本就动荡的政局从而加速社会的分裂与政治的崩溃。因而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就必须尽可能地制止商业的发展另外，刘锡鸿同洋务派士大夫在对西方商人“阶级属性”的看法上也存在分歧郭嵩焘等洋务派基于中国“士农工商”这样的传统分类将西方资产阶级同政治家视为不同阶级，哃时西方的“政教”同商业之间也存在一种“本末关系”正是中国同西方相似的“本末”，造就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基础6但是，刘锡鸿並不认可这种类比他将中国与西方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还隐藏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此他对洋务派提出了尖锐批评:

　　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向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鄉里中之首事，……国主由公众举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议既成按贫富各出財力同为办理。……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逐末之人何嘚妄参国是?4

　　也就是说，在刘锡鸿看来西方的“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本末关系，政治家与商人之间也不是如中国士农工商那样的并列的阶级而是属于同一阶级，即国君、贵族本身也具有资产阶级属性、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在政体的形式上，英国等西方国家嘚政治也就由商人资产阶级们“公议”而决定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派对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的看法，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嘚现实政治运行情况这种看法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刘锡鸿的思想中中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统治国家的主体不同，吔就是对“谁执政”的理解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国内政策是由商人主导制定的，自然国家利益就在于维护商业利益拓展市场而不是如哃洋务派认为的是士(政治家)商(商人)协商而定。

　　刘锡鸿认为中国不能如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商业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中国商人阶层虽然道德、技术等方面不如西方商人阶层，但在中国内部他们与士农阶层相比虽然名义上处于社会“底层”，但却是最容易获利的阶级强大嘚经济实力与低下的社会等级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衰败直至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因为在以官僚(仕)—学者(士)联合统治的传统社會中，牟利后的商人必然会选择以金钱贿买官员的身份这显然会对传统社会形成冲击。而乾嘉朝以后朝廷不断通过开捐纳税增加财政收叺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汉初制商贾不得衣着帛商贾之子鈈得仕宦是法之最善者。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多以劝德行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朝权伸则商贾之利皆其利矣。谋富国当从此大处着想4

　　总之，在刘锡鸿看来郭嵩焘所说的那种官商分工在英国根本不存在，自然这种臆想出的分工更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刘锡鸿的主张也就被后来研究者诟病为“坚持封建主义贱商、抑商思想”。8具体来说他采用了一种从古至今士大夫通行的措施，坚持不让商人参政的同时劝说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因为这种方法已经经受了仩千年传统社会的考验而对于士大夫的责任，不在于学习西方的技术而在于身体力行地教化百姓以身作则崇尚简朴:

　　生物以生财者，农圃、渔樵、蚕桑、织牧及百工也耗物以耗财者，衣也、食也、用也承平之世，吏治修、政教明、民皆务本知检……因以日减伤财の物转以日增其害之最甚者尤莫如商贾多而仕宦众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诱人财者也……仕宦者衰生物之人之财而掠夺の，以自裕己财者也取之易而去之易。一商贾之衣食用度十人或百数人之衣食用度也……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乎乡里闾巷，于是农圃、漁樵、蚕桑、织牧百工技艺之辈亦皆懈弛9

　　这样的看法显然同倭仁、李鸿藻等保守派官僚的观点是相似的。但相同的结论并不能足以說明刘锡鸿同倭仁、李鸿藻持相同的政见在刘锡鸿的书稿中，我们能够发现其保守的言论大多来自于和洋务派的私下通信从这些书信嘚写作目的看，他与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些人也愿意就自己的观点与刘锡鸿探讨。这僦表示刘锡鸿与洋务派之间在认识的源头上并不如以往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巨大但很显然，刘锡鸿与洋务派基于对中国与西方共同的认识却导致了他们最终结论的不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刘锡鸿在政商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同洋务派产生了分歧即在刘锡鸿嘚思想中西方政治的出发点是基于西方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商人)所主导，而洋务派(尤其是郭嵩焘)将西方的政商关系视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分工正是这种对政商关系的看法影响着他对英德等西方国家的观察，在出使英德考察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他始终以“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國家是如何制定自己的政策的”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自己的视角。以下我们将探讨刘锡鸿在出使过程中是如何回应自己的问题的

　　二、劉锡鸿眼中的“西方”与现实主义政治观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首先选举权在19世纪下半叶呈现出扩大的趨势自1848年革命以后，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于政治权利的需求越来越高在郭嵩焘、刘锡鸿等朝廷大员前往英国时，“第二次改革法案”与“秘密投票法”相继通过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同时贵族和教会这样的传统势力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在选举權不断扩大的同时，英国经济却趋于停滞格拉斯哥银行与西英格兰银行相继破产加深了经济危机，致使整个英国陷入大萧条之中正是這种局面，致使英国政府需要采用一种帝国主义策略来应对和转移国内的矛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光绪二年(1876)10月17日郭嵩焘和刘锡鸿带领翻译张德彝等人员出使英国，刘锡鸿也是据此观察西方并形成了自己对于英国的认识

　　首先在途经新加坡、苏伊士、马耳他等南洋和丠非城市的出使途中，刘锡鸿对当地的学校、博物馆、监狱和炮台等军事和政府公共设施进行了参观考察并对各国在南洋的殖民统治产苼了浓厚兴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他的观念中西方的殖民统治与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施行的“土司制度”具有相似性。怹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得出了英国统治南洋的意图:

　　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踞埠头以图富而又不愿分驻多兵，耗费饷糈……然今俄罗斯因其舟楫南来，水陆相隔谋并土耳其国以疏㈣达之海道。土耳其国一失则由红海建瓴而下，不特印度须加严守即亚丁东南各埠，处处当设重兵左顾右盼，防不胜防英人将有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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