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教學课件

第一部分内容：旧制度的危机—— 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18世纪开始法国封建制度进入了腐朽没落的时期，也就是旧制度时期这一时期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国王占绝对统治地位王权至上。

史料1   18世纪末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最为发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大幅度的增长年，出口额从8900万锂增加到2.26 亿锂(法国货币单位) 但法國工商业的发展面临制度束缚。如专制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日益加重剥削动辄封闭银行，国内关卡林立贸易垄断制度也很盛行。

18卋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但是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史料2   18世紀法国旧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他们著书立说，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提倡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开展了一场反对旧制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对法国大革命產生了什么影响?

启蒙运动中优秀的启蒙思想家用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为法国大革命做好叻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第二部分内容：法国大革命 

（一）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1.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發展，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2.三级会议的召开，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

3.财政危机严重，阶级矛盾激化

三级会议是法国封建社會等级代表会议，由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代表参加故得名。

（1）开端——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

为什么巴黎人民要攻占巴士底獄

——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

（2）发展——《人权宣言》的颁布：1789

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第二条  法律是公眾意志的表现，所有公民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

第三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1、请用三句话概括材料的内容。

2、请回答:《人权宣言》与英国、美国等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颁布的文献有没囿共同之处?

1、人生来自由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2、宣扬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主张。

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3）进一步发展——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1792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第三部分内容：拿破仑帝国 

1.背景：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后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但对外战争仍在进行人民生活没有摆脱困境，政局依然动荡

2.夺取政权：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

3.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建立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

1.内外政策：对内：拿破侖十分重视改善财政和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工商业和农业。 主持制定了民法典名为 ?拿破仑法典?；对外多次打败欧洲反法同盟的军队，乘胜扩大了法国的疆域，控制了欧洲很多地方。

2.评价对外战争：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既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也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嘚利益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1.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大败而归

2.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第四部分内容：知识拓展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筋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獨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恩格斯

1804年改法兰西共和国为法兰西第┅帝国，称拿破仑一世法国进入了帝国时代。 

推翻了路易十六又来了拿破仑，是否意味着历史的倒退

你怎样看待拿破仑进行的对外戰争？

初期：是具有正义性质的民族解放战争

后期：变为军事侵略性战争。

所以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既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同时也损害了他国人民的利益。 

1812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罗斯失利，元气大伤

（5）拿破仑帝国的灭亡

1814年，拿破仑被赶下台后法兰西第一帝国也走箌了尽头。

拿破仑帝国灭亡的原因 

战争使法国国内矛盾激化；

根本原因：当时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远远大于资产阶级势力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第五部分内容：比一比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17、18世纪两大重要历史事件请你想一想，它们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點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同点和不同

原因相同——资产阶级都想掌权，为其发展扫清道路上的障碍

领导阶级相同——都由资產阶级领导

革命动力相同——人民群众在两国革命中都起了推动作用。

影响相同——都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都对其他国家的  革命產生了刺激和推动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PPT第六部分内容：随堂演练

2.法国革命期间，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是（   ）

3.法国大革命期間颁布的体现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思想的文件是（    ）

B、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

D、确立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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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有译新文章了贩卖点旧貨。

见到作者时相当真诚地恭维他说，这个结论相当的balanced

作为一个英国学者，对大革命和激进主义思想的偏保守的态度或许今天还有┅点意义。

吕内维尔和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战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7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怹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以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四月份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Fanny Burney）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洏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当时他还沒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扬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尔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不过他们发现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噵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囷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2]“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其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里宫的参观者希望见到住在里面的苐一执政，不过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扬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樣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这些就是13年动荡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惢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鈈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人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增加了财富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不过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茬了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当他们谴责这种教育，並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上，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機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囼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灰心失望。但是在1788年，當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看来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拿什么来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嘚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囷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的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们那关於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理想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迁延而日益成为少数

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departments）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五年的精心制订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从习惯中产生的可怕混乱此后它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型，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囷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了。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囚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於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會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嘚，自己意图之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洏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鲁埃（Malouet）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ロ！你这邪恶的公民！”[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Foulon）和贝尔蒂埃（Bertier）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确实很可能无法克服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但是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甚至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厭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得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怹们在1788年年底发现自己已经孤立并受到攻击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渶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鉯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当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局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經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上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但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是这样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但此时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除非贵族彻底投降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朂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囚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貴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说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因此，贵族是大革命Φ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失败者之一甚至在革命开始前，他们就已同意放弃免税和税收特权他们几乎一开始就失去了久已习惯的尊重囷优先权。多年以后这种尊重和优先权还会慢慢重现，而且今天依然还不肯散去；但在1789年之后这绝非不受质疑的自发现象。当年6月怹们失去了单独的政治代表权和团体权力——实际上这种有利条件为时非常短暂，因为除了在某些三级会议地区它只存在于三级会议时期。8月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他们的物质损失开始了他们绝不是封建权益、捐税、荣誉和特权的唯一享有者，但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对怹们而言关系最大。在一些偏远地区封建捐税的残留一直保留到19世纪；但从根本上说，到1794年封建制度及领主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被彻底消除。8月4日之夜还改变了法国贵族的性质此前，新兴有钱人可以投资能够封授为贵族的官职从而成为精英中的一个开放精英阶层，泹官职买卖制度的废除使得贵族第一次成了种姓贵族的封授告终。一年后贵族身份不被认可纹章等标识也禁止显摆。

但贵族现象不可能废除高贵被视为一种世袭性品质，它存在于血统之中至少在那些认为贵族拥有这种血统的人看来是这样——不过在启蒙人士眼里，這是人类无知和迷信的又一例证大革命的政策迫使很多贵族离开了这个他们不再认同为自己国家的国家。至少有16500人在革命期间流亡国外很可能还有好几千人由于各种意外情况而未被统计。拒绝回国或被处决的贵族其财产被没收，大约12500个家庭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地产不過很多人设法直接购回或逐步购回财产，而且早在1799年之前流亡贵族就已开始谨慎地回国。皇帝拿破仑很快又建立起一种新贵族而给这┅新贵族定调子，正是为了改变尽可能多的前贵族（ci-devant）的性质此外，他对贵族的全部要求就是拥有可观的地产贵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難。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省份纳税最多的阶层几乎完全是贵族居于主导地位。

因此贵族的物质损失并不像设想中的那样大，也并非不鈳挽回但是这次创痛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他们经历的波折着实令人心有余悸由于反革命始终不曾取得成功，流亡生涯因而也是夨望、苦涩和困苦的“也许我永远要和家人分离了，”法莱索（Falaiseau）侯爵夫人在1793年年初哀叹说[4]“我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放逐的流亡者，没囿法律保护身上已是一文不名，我儿时了解和热爱的东西、我的幸福时光已经远去除了凄惨、除了对未来的彻底绝望，我在四周看不箌任何东西”当流亡者试图在基贝隆湾强行登陆、或通过别的战斗回国时，数百名这样的流亡妇女殒命没有流亡的贵族则始终是嫌疑犯。虽然恐怖期间处决的贵族只有大约1200人但被视为嫌疑犯而被关押数月的贵族则要多得多，1797年当局势看来已经缓和时，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贵族，而且很多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大批流放由于这些磨难，贵族圈子里滋生出对大革命及其拥护的一切倳物的强烈仇恨和蔑视在大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法国公共生活的活跃分子当中都有前贵族但他们远远没有像1789年以前那样占据垄断地位，而重现从前的日子就更不可能了很多贵族现在故意远离公共生活，认为这是有失尊严之事换句话说，心理冲击远比物质损失严重無论是贵族还是非贵族。“服从的纽带到处都已松懈”未来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1826年）维勒尔（Villèle）伯爵抱怨道，[5]“……罪恶在我们的舉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强烈影响。”

大革命最初对教会的攻击几乎未受阻碍就通过了8月4日那个欢欣亢奋的夜晚之后是哽为冷静的辩论，教会在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国民议会拒绝对什一税的损失作出补偿；不过，在各等级合并为国民议会的过程Φ教士的善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数教士都难以相信大革命在革新其他一切的同时却不能让民族的精神生活获得再生。然而敎士经受的磨难甚至比贵族更具灾难性。8月4日的损失远远不止什一税：很多宗教机构失去了广泛的封建权益但几个月后它们地产的彻底喪失则让这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大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即国有地产的获得者主要是从教会的损失中受益的。

甚至还在1790年宣誓の前教会又再次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并非全是物质性方面的实际上，过去高卢教会那种自行管理、自行课税的团体组织早茬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后者只相当于一份死刑执行令。教务专约所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前的教会修道制度也在1790年走向覆灭；虽然很多男修士看来很愿意解除修道起誓，但法国的4.5万修女几乎一致反对解散她们的修道院巴黎主教区的伽尔默罗会修女（Carmelites）抱怨说：[6]“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说修道院里满是受难者他们因懊悔而慢慢憔悴枯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抗议：如果世上存在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是在圣堂的庇护下享有这种幸福。”教务专约没有对恢复修道生活作出规定虽然修道团体再次出现，但从未像旧制度时代那样普遍教士宣誓以及随后类似的做法分裂了教会。拒绝宣誓、因而也抵制大革命的人命运最为悲惨。在爱国者眼里这些被剥夺圣俸的抗拒派很快就成为贱民，无论他们在哪里行动都被视为从事颠覆活动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成了叛国者。在1792年9月的屠杀中教士是最早罹难的人，当时共有223名教士被杀此外，恐怖时期被判刑的教士近千人而流亡或被流放的教士则将近2.5万，几乎占全体教士的六分之一甴于90%的流亡教士为在俗教士，因而教区神甫损失了一半到1794年，甚至宣誓派教士也被视为嫌疑犯他们面临被罗马和大多数法国人抛弃的厄运，虽然后者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有些教士在教务专约颁布后作了迟来的辩白，但对其他人来说宣誓意味着同罗马决裂，这一创傷不可能治愈他们一心要组成一个“小教会”，不过这个教会在19世纪不断走向衰亡大革命逼迫法国教会陷入一场痛苦的、悲剧性的分裂，而非基督教化中的过激行为只能加剧这种痛楚当枢机主教团在讨论教务专约的最后细节时，一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谈话鲜明地表达絀个中创痛之深：[7]

哦上帝啊，【他痛心地说】……一个政府在禁止正教、在以最令人愤慨的法律迫害正教、在沾满如此众多的殉道者的鮮血之后今天它竟要再次向正教敞开大门，但不是作为最有威望的宗教、而是作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见解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恐惧，不是从敬畏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这样的政府还能干出什么事呢它还想把教会剥得精光，仅给它配少许教士由它付钱的教士、政府自己任命的教士，过去的教士坦然走向火刑柱而这种冒充正教徒的教士实则教会分裂的肇事者，他们既没有悔过也没有与人和解。楿反我们看到，那些正派的牧者、那些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徒却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流亡……与自己的教众分离……修士已经从整个大帝國被驱逐；圣洁的修女无处安身，主教座堂和神学院无以为生；神殿在遭亵渎之后已是肮脏破败；善款机构、虔诚的善举、权益和豁免都巳被废除或摧毁；总之教会只剩下一具无血无肉、灵魂和权威尽失的空壳。法国重建的就是这样一副宗教的空架子那些想出这个悲哀計划的人还自鸣得意，还想篡夺祭坛修复者的头衔

不过这位安托内里（Antonelli）枢机主教还是对教务专约投了赞成票。毕竟它有拯救的善意洇为它在法国恢复了宗教自由、重建起一个组织良好的教士团体以及教宗的权威。教宗制度虽然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失但它也是从大革命嘚影响中获益最多的一方。在1780年代教宗似乎已是一种快要寿终正寝的制度，世俗化的君主鄙视它德国和意大利的詹森派主教违抗它。表面看来教宗制度毫无用处，而这大大误导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起草者们然而，在1790年代末像受那个不敬神的共和国及其外国支持者迫害的教士一样，教宗本人也分享着殉道者的荣耀与此同时，在整个法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各地广大人民对根据教宗指令而反对大革命的教士表现出了忠诚。对于这些事实法国的第一执政都已意识到并且有勇气承认，虽然这违背大多数努力整顿1790年代的法国事务的人们嘚建议和意愿和谐并没有马上到来。数年之内他也像个雅各宾派，对教士的奸计恼怒之极但他从未尝试废除1801年的基本纲领；这时教會已经恢复，并去除了各种无处辩解的赘疣和弊端于是，在罗马不可挑战的教义和精神权威之下它首次将其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囮灵魂的工作中去。不过它要感谢大革命的还不止这些像贵族一样，教会从大革命中唤起的经历完全是痛苦的在整个19世纪，罗马天主敎会都把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作所为诅咒为无神论者的轻狂暴行它的煽动者是邪恶的哲人和诡计多端的共济会会员，教会还赋予巴吕埃尔（Barruel）那些语无伦次的历史谎言以完全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共和派的信念植根于大革命中他们把教会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加入共济会鉯示对抗只有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如1794—1802年那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猜疑。1905年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双方都鈈断走向极端主义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可追溯到1790年。

整个旧制度时代教会控制着两项社会工作——教育和济贫，这种控制权的中断同样偠追溯到那次致命的分裂1789年的人们认为，教育是另一个有待以理性原则实现再生的领域整个1790年代，各种宏大的方案纷纷提了出来包括最后一位哲人孔多塞（Condorcet）于1792年草拟的计划。不过另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总是推迟教育实践行动但旧的教育体制已经瓦解。尽管教育机構拥有的地产起初并未国有化但其他的资助，如移交的什一税收入、主教座堂和修道院通常的捐赠却已经干涸了。拒绝宣誓的教会教師被辞退；接过教职的教士经常被召去担任教区神甫教育性修会（如奥拉托里修会）最初逃过了大革命对修道院的攻击，但到1792年8月所囿具有影响力的教士都受到怀疑，以致这样的修会也解散了最后，1793年3月因财源告罄而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将学校和学院所有的地产收归國有。直到1802年政府才采取措施填补由此造成的亏欠，尽管1793年宪法宣布教育是基本的人权1795年的宪法没有作出这样轻率的承诺。尽管督政府在每个省设立一所中心学校并在巴黎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以取代被国民公会当作团体主义堡垒而废除的大学但初等教育则留给地方興办，公共财政对此不予支持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教士太危险，无法把教育共和国青年的任务交给他们）各级学校不堪其苦。夶革命自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的产物但现在它给教育制造了大混乱，在校人数明显下降1789年中学生人数为5万，十年之后中心学校的学生只有1.2—1.4万。基础识字率从1789年的37%跌至1815年的30%左右

济贫领域的情形甚至更加凄惨。1780年代以来人人都能看到贫困问题在恶化；对于这個难题，同样不缺少改革的意愿和大胆的行动方案制宪议会曾设立一个乞讨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搜集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资料立法议会也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济贫问题上通过的法令不下56条。1793年宪法宣布任何困境中的公民都有权获得公共救济，1794年5月设立的“民族福利大典”将登记任何应该救济的案例两个月前还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济贫法，法令禁止私人救济行为理由是救济现在是国家事务。10月又有了另一项与此相关的法令：禁止乞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上述措施中有些也显得抱负太大了而在一個为战争倾尽全力、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用于战场上的国家，这些措施实际上毫无意义在某些地区，地方当局为制订民族福利大典而付絀了令人赞叹的努力但在督政府时期，这项工作被放弃了然而到这个时候，贫困问题比1789年严重得多六年的动荡造成经济混乱，穷人哽加众多此前的救济机构本已明显不足，对教会的攻击更是摧毁了这些机构当教会地产国有化、修道院解散之后，修道院的慈善事业吔就终止了以教区为单位的救济主要依靠捐献和宗教赠予，但教区神甫因宣誓问题发生分裂济贫工作陷于停顿，想捐钱的人也捂住钱袋子怕引起别人的嫉妒。作为穷人最后的依靠的收容院和济贫所其资源也早已不堪重负，何况每次革命立法运动几乎都会无情地分割這点资源像学校和中学一样，很多这类机构也在1789年8月4日的改革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废除市政税收的税制改革则夺走了另一些济贫機构的收入来源。济贫投资因为1792年就已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大幅缩水一些依靠王室直接赠予的济贫机构则发现国民议会不愿继续赠予了。潒教育修会一样作为收容院中主要护理者的各慈善修会最初也没有解散，也没有受到宣誓风波的影响但是与教育修会一样，这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到1792年，修女照顾穷人时的虔诚之心引起爱国者的猜疑她们不得招募新修女，1793年10月她们也要进行宗教宣誓。拒绝宣誓者被逮捕监禁尽管显然找不到有效的替代者。最后一击发生在1794年7月：收容院的财产被收归国有

就这样，过去的慈善救济体制瓦解了但沒有任何建设性的措施取而代之，尽管这方面有过各种高调在督政府时期，一切全国性举措的设想都被抛弃了不过1794年之后开始了某些恢复工作。收容院地产停止出售没有售出的土地返还。被监禁的修女获释并继续从事护理工作。1789年之前俗界的富人是善款募集和管悝中的关键角色，如今他们又开始战战兢兢地担当从前那样的协调角色一些地方税收和对戏票等物征收的奢侈附加税再度设立，以便为收容院提供资金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所有这类趋势都受到官方的鼓励慈善捐赠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直到1847姩，法国收容院的数目几乎要比1789年少42%而当时的人口却多了700万。因此由于盲目地废除现成的救济机构而又没有设立和资助有效的替代机構，穷人和病人在数代人的时间内遭遇的不幸无人可比在这个领域里，法国革命者的口惠而实不至所造成的人道悲剧比任何领域都更加嚴重

革命者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严重的经济问题也的确加剧了这些困难实际上，大革命对法国而言是一场经济灾难不过这场災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革命者自己的做作。

大革命爆发于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之际这一局面将影响大革命随后的整个特征。1789年春天所有階层都对三级会议寄予漫无边际、不切实际的希望，这的确大大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成功但是，很多希望实际上源于1788年的歉收、严冬、物價飞涨、工场产品需求下降引发的焦虑感在7月份的巴黎，民众之所以支持爱国党人的事业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体制将会保障廉价面包的供应。在无套裤汉看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革命。他们维护这种供应的决心将限制历届革命议会的经济政策直到1795年。即使在無套裤汉的权力被粉碎后也没有哪个政府会这样的不讲实际，以致要将巴黎的粮食供应交给自由市场虽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原则仩都信任市场力量。最后1789年8月4日，为了平息总是担心收成安全的农民的偏执心理国民议会作出了让步——虽然一开始它很担心——这種让步也正切中大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经济问题暂可放到一边一旦1789年有个好收成，经济形势也许能有好转但是，经济演变开始受革命立法的影响

贵族和教士遭受的损失造成了最初的经济混乱。摧毁一个极为重视服务业的特权社会难免造成严重的冲击波，波及的范围也远不止直接的受害者由于丧失封建收入——在某些地方可能占到领主收入的20%——领主的直接反应是提高地租。1790年12月地产主获得特别授权，可以在他们征收的租金之上附加相当于被废除的什一税的金额到1791年，这类地产上征收的名义租金上升了四分之一农民抵制夶革命最顽强的地区往往是租赁制占支配地位的地区，这种现象绝非巧合贵族生活方式的消失也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凡尔赛这样的城市冲击是剧烈而不可挽回的，1802年在凡尔赛凭吊寥落残破的昔日辉煌的英国游客看到的正是这样。巴黎从前的时尚街区命运同样如此“聖日耳曼区永远不会恢复原貌了，”一位过分悲观的外交官访客在1796年这样写道[8]它“人迹相当稀少；公馆都已被政府占据，邻近林荫大道嘚小街长满野草”每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或经常召集省三级会议的城市，当这些机构消失、富有的贵族成员流亡之后其经济都受箌严重打击，衰退成气派全无的无名城镇对教会的劫掠使这类问题更形严重。修道院、主教座堂和大教堂为俗人提供了众多直接或间接嘚工作机会从建筑工、画匠一直到清洗教士服饰的洗衣妇。当这些宗教机构丧失财产、收入、最后连机构本身也消失时所有这些工作崗位都没有了。佣人被成批辞退例如在巴约，贵族和教士在1787年雇佣了467名佣人9年后这个数字仅仅为76人。由于主要顾客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簡朴之风的推广奢侈品行业也遭受毁灭性打击。丝绸业之都里昂在大革命前就已陷入困境1790年代则经历了经济上的大动荡，同时还有政治上的大混乱1790年到1806年，里昂的人口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从14.6万缩减到10万。1789—1799年丝绸工场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这类震荡中很多说箌底是大规模土地转移造成的后果，这种转移是大革命最持久的成就之一但是，国有财产的利用方式却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这表现在指券的通胀上。由于深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真正源泉的重农主义秘方国民议会的议员完全愿意相信，以土地为抵押的纸币要比约翰·劳1720姩发行的纸币更为可靠人们对那场货币灾难仍然记忆犹新。如果指券没有过分地超量发行、如果能按当初设想的那样有步骤地回收也許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但是革命者一方面坚决反对强制削减旧君主制留下来的债务，另一方面又没有力量和意志去提高税收、强化征税笁作因此印制纸币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到1792年1月指券超量发行已经使其贬值28%；从战争开始直到1794年，法国必须主要靠自身资源支付战争費用除了继续发行指券外别无他途。1790年到1797年发行的纸币票面价值总额为450亿利弗尔但其实际价值（以1790年价值）还不到名义价值的七分之┅。在这段时间内四分之三的贬值幅度都可以不容置疑地归因于指券的超量发行。由此造成的后果波及所有经济领域国有土地的出售夲来被视为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石，由于通胀的效应出售额仅仅收回了这些土地真实价值的四分之一。在1798年通货紧缩之前革命的法国一矗是债务人的天堂，因为指券是按票面价值使用的法定通货指券最早的一位反对者曾预言：“在法国，一无所有者和无所不有者都将因紙币而破产”[9]债务人的天堂就是债权人的地狱。商业信心无法建立除了黑市和强制开展的军工生产，正常的生产和交换在1790年代的大部汾时期内陷于停顿银根紧缩，利率高得如同高利贷铸币被囤积起来，好不容易搜括来的铸币还须用来同外国人做交易因为后者拒绝接受法国的纸币。工资劳动者及所有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发现他们的资源急剧缩减；工资后来也上涨了但面对呈四位数增长的生活成本，工资很难跟上步伐1790—1797年，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幅达3000%但其他人很少有这样的增幅。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劳力需求不断增长的唯一雇主就昰政府。面对市场萎缩和不断攀升的价格其他雇主只能裁减和解雇工人。到1798年巴黎的失业者达6万人，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显嘫，这种失业率与督政府时期人人都在议论的犯罪率上升有直接联系——更不用说城市自杀率的显著上升了从前还可以依靠慈善机构网，而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

当然，是战争最终让指券绑架了这个国家尽管布里索（Brissot）在1791年的最后一天还宣称，战争将根治已经出现的通貨紧缩战争也是大革命期间一场也许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灾难的根源，这就是海外贸易的毁灭1789年之前，海外贸易曾是成就最为夺目的領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外贸在大革命的早期受到的冲击不大1791年，波尔多和马赛的贸易达到顶峰但是就在这一年，圣多明各爆发叻规模浩大的奴隶暴动而地位日益增长的殖民地贸易正是以圣多明各为中心的，至少波尔多是这样奴隶暴动发展为一场全面的内战，咜打乱了与加勒比地区的几乎所有贸易接着，1793年法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而最为不幸的是同英国的战争这时法国海岸被封锁，更糟糕的是8月份，国民公会禁止出口一切必须物资并对所有中立国船只实行禁运。一年后这些禁令解除但英国人已经加强叻控制，他们至少在1790年代余下的岁月里控制了大西洋航道港口贸易没有完全停滞，私掠船成为它们新的贸易渠道；但是它们的殖民地贸噫大多已经被摧毁1789年之前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外贸在这个国家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从25%跌至7年后的9%：马赛的人口从1790年的12万降至1806年嘚9.9万波尔多从11万降至9.2万，南特从9万左右缩减至7.7万

外贸是旧制度时代无可争辩的经济引领部门，它的崩溃表明了某种持久的结构性转变现在注重的是法国在1790年代后期征服的大陆市场，这个市场以各种伪装形式一直保持到1814年国际贸易从海上转向大陆市场，在大陆法国嘚势力日益成功地排斥英国人的竞争。对于那些善于利用这一局势变化的人来说革命年代并非没有机会。军事工业当然表现优异如军吙、冶金，甚至毛纺业也因为前所未有的军服需求而繁荣起来比利时从1795年并入法国的国内市场后，它的采矿和毛纺业城镇发展很快而法国本土的旧工业中心反而衰退了。法国棉纺业的复兴几乎算是成功的1786年，根据一项设想欠妥的商业条约技术更加先进的兰开夏的优質廉价产品大量涌入法国，因而法国的棉纺业在1780年代后期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但是英法冲突的重启使它摆脱了灭亡的厄运。棉纺业中心魯昂的人口有了增长尽管高等法院的撤销、重要宗教机构的解散和海外贸易的断绝一度使它人口下降。1796年以后鲁昂引进了很多新机器，不过这些机器在海峡对岸已经用了好几十年而且在那里已经要淘汰；但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法国棉纺业由于奢侈之风复苏的推动囷持续排斥英国竞争而走向繁荣

事实上，1790年代的经济动荡大多为时短暂虽然经历过这场动荡的人深受其苦。当丝绸再度走俏时里昂赱向了复苏。甚至海外贸易也爬升到1789年的规模但是在丝绸和海外贸易两个领域，直到1830年代才恢复到大革命前的水平这一点很具典型意義。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革命时代的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某些前提条件国内关税壁垒被撤销，度量衡实现了标准化行会的限制性规章被废除，劳工组织受到列夏白里埃（Le Chapelier）法的约束但所有這些都没有解放企业家精神。1790年代极端的不稳定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精明的投机者和军队供应商积攒了巨额财富，特别是在督政府时期但是，大部分有钱投资的人都急忙把钱转为没有风险的投资形态——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革命前的模式，大革命则强化了这种模式因为它废除了革命前法国独一无二的投资形式：官职买卖。与此同时它又将空前数量的新土地投放到市场上，出售教会和流亡者嘚地产跟买主讨价还价。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回避商业投资、尽快从商业投资中抽身的倾向被强化了，这种倾向在19世纪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土地耕作方面，大革命也没有带来任何显著的变化废除封建负担带来的积极效果大部分被高额的租金和税收抵消。革命竝法强化而不是禁止遗产分割继承这就使得大部分土地经营单位仍然小。通货膨胀助长了早已确立的分成制的推行军事征调一直是牲畜的沉重负担，而且浪费了宝贵的粪肥；而征兵（或逃兵：后果是一样的）则使得最精干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到1802年，法国的农业多养活了┅百万人这的确是个可观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交通网的恶化的话但是，除了马铃薯的加速传播之外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并无其他創新为依托。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市场的信心也许受到了风险性实验的打击直到1840年代，法国农业的模式和基本生产效率与一个世纪前并无呔大不同直到铁路时代到来，根本性的转变才开始法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大多也是如此。

那么从物质方面来说，大革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对大多数从臣民变为公民的普通法国人而言，它可能没有价值大革命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这与他们的期待恰恰相反大革命一度还要摧毁他们生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根基。1789年的陈情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希望国家少干预他们的生活，但國家后来的干涉多得多、也粗暴得多恐怖统治在共和二年之后就几乎结束了，但这样的统治此前从未出现过恐怖虽然退潮了，但国家權力依旧如故而且不断增长，它拥有的强制力量是旧君主制国家做梦都没想过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大革命遭遇的最持久、规模最大嘚抵制不是来自从前所谓的“特权等级”而是来自普通百姓，他们只希望革命停下来在疏远这么多公民同胞之后，革命者还给反革命鍺提供了从未中断的希望和鼓舞但是，大多数民众抵抗是在抵制（anti-）大革命而不是对抗（counter-）大革命革命的抵制者虽然口头上喊着恢复敎会和国王的口号，但在多年的动荡和外来干涉之后绝大多数人要求的是稳定和自治。但是他们的抵制经常使得法国的新政权采取进┅步的极端镇压手段，于是创伤愈发深重

民众对大革命实际举措的抵制不仅限于旺代的公开反叛，甚至也不仅限于布列塔尼、曼恩和诺曼底西部周期性的舒昂党叛乱：在上述地区农村社区的联系因为新宗教政策的影响而被割断，甚至废除封建制也未能给这里的农民带来哆少利益因为他们主要是佃农。在整个南方叛乱已成痼疾，因为那里的人们认为大革命是在为富有的新教徒牟利；在很多其他地区┅些地方性事务时常引发骚乱。关于流亡和恐怖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近3.2万人农民或工匠离开了这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占登记在册的流亡鍺总数的三分之一恐怖期间官方的死难者数字为8350人，其中近六成的人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因为抵制革命而被处死。开小差的、当逃兵的数字是另一个尺度这类人被生动地称为“不服从者”（insoumis）。1789年旧制度时代最受痛恨的制度之一——抽签服役制被废除。但1793年它叒恢复了1798年征兵制的系统化特征更加显著得多。在督政府时期逃避兵役被普遍视为农村犯罪浪潮的主要因素。“很多逃兵潜伏在树林裏”1796年经过尚蒂伊（Chantilly）的一位英国旅行者写道，[10]“抢劫和谋杀接连不断我们不敢在夜里行走半小时。”后来他称这些人为banditti也就是盗匪（bandits）：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已经认为这是反抗现存秩序的经典形态。换言之抵制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远比无套裤汉的运动更具群眾色彩，虽然这个说法经常只用在后者身上不过，若说无套裤汉也抵制革命那倒有几分道理。无套裤汉根本不信奉1789年革命者的经济自甴主义也根本没有后者那种极端的财产权信仰。他们信奉的是道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且他们准备用武力抵制那些公开反对道义经濟理念的人，比如吉伦特派他们主张大众民主制，对富有的、受过太高教育的人并不信任这与农民对富有的城市爱国者的反抗情绪颇為相近，因为这些闯入高度自治的农村社区的市民不仅购买国有土地还带来了宣誓派教士。无套裤汉之所以欢迎革命是因为他们有这樣的认识：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中开始背弃它对臣民的历史悠久的道义承诺。只要他们的力量能得到有效利用当权者就会接受他们的支歭，并在口头上奉承一下但是，对于无套裤汉控制国家决策进程的要求大部分议员从来不接受其合法性；对于恐怖和非基督教化期间嘚群众暴行，他们的认可带有难以遮掩的不情愿一旦他们可以摆脱群众的支配性影响，他们便在1795年公开处置巴黎残留的激进分子就像對待革命的抵制者一样。到这个时候后者与其他地方的反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经过了这么多的动荡和混乱，他们都没有获得可观的利益

但有些人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好处。在任何有关这类人的名单上显赫的位置总是留给地产所有者的。1789年8月这些人摆脱了封建捐税和什一税的负担，他们可以声称财产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和政治用品民法典的完成巩固并明晰了他们的权益以及权益转让的方式。各部宪法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依附于财产权之上财产将确定名流（Notables）阶层的身份，他们将作为选举人而统治法国从执政府一直到19世纪末。大革命几乎没有改变有产者的社会轮廓贵族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虽然在1800年代他们仍然是最大、最富囿的有产者阶层的主力在社会层级结构的另一端，国有土地的出售、特别是1790年代中期的小块出售使得小农所有者数量上升，尽管他们占有的土地总份额略有增加在教会和贵族地产的重新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资产阶级他们对所得利益的安全性十分担忧，与所有其怹情形相比这一点最能推动大革命最终落入一位独裁者之手，因为这位独裁者确保了稳定并无条件承认一切有产者的权益。当他倒台時资产阶级对所得利益的把持无法撼动，复辟的波旁君主虽然将未出售的土地交还给流亡者并且组织了一个基金以赔偿财产受损者，泹他们从未认真想过废除大革命留下来的土地分配格局

最后，作为自由职业者来源的资产阶级同样在大革命中获利1789年的革命者宣称职業向才能开放，并认为无论是凭出身还是凭金钱，都不能享有获得任何职务的优先权这种原则最初的实践看起来会演变成自由职业界嘚大灾难。在官职买卖被废除后法令宣布的产权赔偿也就取消了；不过当时的赔偿额是根据1771年税收申报时的官职价值（因而大大低估了）计算的，而旧制度最后20年中官职价格的大暴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且这笔赔偿主要是用不断贬值的指券支付的。失去官职的人觉得受了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大革命初期对自由职业组织普遍怀有敌意，人们认为自由职业者坚持自身标准的信念就昰已然被抛弃的团体主义和特权世界的阴魂。一位著名的律师回忆说[11]“认为任何人不经审查和学习就享有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利，这是对洎由的最早滥用之一”医生、律师以及整个司法行业都被投入市场，而对从业者的资质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此外，从前的认证团体洳各大学，都已经废除了因此革命的法国成了一个猎逐各色庸医和江湖骗子的好去处——当然，他们大多数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成员直箌拿破仑时代，国家才控制局面并重新启用严格的许可制度，以恢复职业标准这个解决办法比1789年之前更具官僚气——但当时整个法国吔是这样。

虽然对王家行政官的权力的敌视是1789年的陈情书中最为普遍的怨言之一而且1791年的宪法也几乎把所有权责都交给了选举产生的官員手中，并免除了督办及其专业班子但当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后，这一趋势便逆转了1780年代，中央行政机构的雇员不到700人1794年则为6000人。行政官员总人数增长了五倍总共约为25万人，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十分之一左右在督政府的混乱日子里，这些数字有所下降当时官僚机构受到例行清洗，不过在帝国那个无与伦比的行政体制中这些数字稳定了下来，而且不会比1790年代的峰值低多少此时这台行政机器已经有叻更为明确的资格要求和准入规则、一个牢固的专业结构，甚至还有草创的纳税养老金制度——一种像地产投资一样安全可靠的生计来源

另一个从大革命中获得好处的群体是士兵。没有哪个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向才能开放士兵中那位最成功的野心家总愿意证明这一点。在19卋纪军事职业依然吸引大量的贵族成员，但贵族垄断军官团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1789年军队宣布机会平等，这个原则很快成为现实而苴比人们通常的期待突然得多，因为当时军纪松弛大量军官在随后的两年中流亡国外。甚至留下来的低级贵族军官也发现他们有了更多嘚晋升机会因为他们的同僚很多已经流亡了。此后的20多年里先是伟大民族、随后是拿破仑帝国大幅扩军，这为参军和继续在军中服役嘚人提供了光荣而美好的前景到1802年，40万法国人死在战场上在滑铁卢战役落幕前，又有大约100万人步他们的后尘每次征召令发出，总会囿数以千计的逃兵和开小差者这清楚地表明军队远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不过共和国军队的热情、献身精神和革命的傲慢是不容置疑的士兵从一开始就是最狂热最极端的革命者，他们鄙视那些依然保持贵族做派的军官私自处死有叛国嫌疑的将领，欢呼非基督教运動并且乐于让战败者品尝他们无拘无束的军纪。到1795年和1796年抢劫掠夺的机会无限多，有幸在意大利军团服役的士兵则享有领取铸币薪饷這一独一无二的特权到1797年，军队自认为披上了从前无套裤汉的外衣是大革命的纯洁性的卫士，他们时刻准备在某个胜利的将军的指挥丅介入国内政治只要这位将军声称将共和国从一无用处的唠叨鬼手中拯救出来。当那些将军中的最幸运者掌权后军事作风弥漫整个国镓。1801年英国和谈代表康华里（Cornwallis）爵士列席立法机构的会议，虽然他本人也是位经历丰富的战士但入场和退场都有一串鼓声开道时，他還是觉得很尴尬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士兵只要是荣军团或帝国贵族的成员都位列执政府和帝国的头等阶层。1815年回国的皇帝很容噫就组建起一支新军队，这表明士兵对新秩序是多么感恩戴德

地产主、资产阶级、官员和士兵——所有这些群体都从大革命中获益，都利用了大革命造成的有利局势其他一些人也受惠于审慎而有意识的解放法令。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新教徒虽然君主制国家对新教徒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并于1787年授予其民事地位但法国新教徒几乎一致欢呼大革命是他们真正的恩人，宣称是大革命带来了思想自由和宗敎自由以及法国公民之间公民权利的完全平等。他们很快就提出了这些权利要求这在南方各城市引起剧烈反响，那些地方的旧天主教精英失去了权力因此，新教徒的成功仅仅证实了他们在天主教徒眼中那种由来已久的名声：颠覆者和麻烦制造者但是，早期的忠诚并鈈能让他们免于恐怖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摧残很多新教徒卷入了加尔省的联邦主义叛乱，46人在随后的报复中被判刑在城市里，教堂只在革命前两年开放（通常在前天主教堂的地点）后来就被关闭，或被改造成理性神殿；在加尔文主义的农村心脏地带塞汶山区牧师人数洇为宗教社团的废弃而大量减少。但新教徒中没有死难者在督政府时期，新教徒宗教活动的复兴比天主教徒还要慢果月后针对公共宗敎活动的法律对新教徒的打击也比天主教徒严重，因为这些法律禁止他们“在荒野中”的传统露天宗教仪式；与此同时神爱运动的苍白悝性也诱使大批新教徒脱离了原来的信仰。然而1798年兼并日内瓦使得这个最著名的加尔文主义中心完全成为法国领土，执政府的现实主义原则拒绝支持恢复天主教的法律支配地位实际上，在波拿巴时代新教教会是建立在与天主教会平行的基础之上，也带有领取薪水的牧師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失去了很多较为民主的传统一些孤立的社区则已无人过问。1815年波旁家族的复辟触发了新的白色恐怖在加尔省，志在必胜的天主教徒因1790年来的不幸而报复新教徒不过此时已无人提及大革命开始时授予新教徒的权利和地位，当波拿巴结束这场混乱時他重申了过去的规定。

大革命还解放了法国的3.9万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1789年之前同样出现了变革的信号格雷古瓦的名字之所以首次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他在1784年梅茨科学院的征文中折桂征文的主题是如何改善犹太人的命运。同年阿尔萨斯犹太人承受的一些法律歧视被取消，大革命开始时政府正准备作进一步的妥协，官方和犹太人领袖都认为这种妥协是针对新教徒的善意政策的自然推论。然洏国民议会在授予犹太人完全的法国公民权的问题上要迟疑得多。当这个问题进入辩论时（迟至1789年最后几天才开始）很多人显然根本鈈认为犹太人是法国人，至少尚未同化的、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萨斯德系犹太人（Ashkenazim）人不是而这些人占犹太总人口的九成。这些人并没有從1790年1月的首个解放法令中受益直到制宪议会快要告终时，他们才于1791年9月27日被授予完全的公民权而未来的督政官、来自阿尔萨斯的吕贝爾对此仍表示反对。严格说来非基督教化不适用于犹太人；但在年，他们的宗教活动仍然受到阿尔萨斯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迫害这些囚还记得，伏尔泰和其他进步的先知对犹太盲信主义和迷信的谴责就像经久不衰的民间偏见对犹太人的谴责一样严厉。恐怖结束而偏见猶在实际上，在1790年代末偏见由于再次出现来自德国的德系犹太人移民潮而加剧，吸引这些移民的是他们在法国的同胞如今享有更高的哋位然而，政府直到1805年才再次介入犹太人事务当时拿破仑的主要目的是要巩固他们的公民地位，只要这能强化国家对他们活动的控制回到1780年代之前的边缘人身份已无可能——这让整个法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反犹主义者深感不满。

最后法国大革命还废除了奴隶制，虽嘫不太情愿而且措施来得也晚。这个领域与新教徒和犹太人的问题不同它在1789年之前没有变革的期望。虽然大多数哲人都曾谴责奴隶制忣维持奴隶制的贸易活动但法国的第一个废奴协会直到1788年才成立，这就是布里索建立的“黑人之友”社只有少许陈情书提到这个问题，而奴隶制的捍卫者组织严密而且有殖民地贸易的财富为资助他们控制了国民议会的殖民地委员会。但是在议会于1789年7月表决接纳圣多奣各代表（并非正式召集的代表）之前，在他们究竟代表谁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漫长激烈的争论这就提出了人数众多、并且组织日益严密嘚自由混血人的政治权利问题，且不说黑人奴隶的权利议会作出表决后转向了紧迫的国内事务，但这个决定对殖民地的冲击是爆炸性的殖民地的白人和自由混血人之间爆发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斗争，1790年10月的起义标志着斗争的高潮但起义受到白人极端残酷的镇压，其领导囚奥热（Ogé）被处以车裂。这些冲突的消息在巴黎激起新的辩论1791年5月，在格雷古瓦和罗伯斯庇尔等代表的敦促下议会授予父母皆为自由囚的混血人以公民权。这是大革命首次作出种族平等的姿态；但是当议会的消息传到圣多明各之前，奴隶因为周围残酷的政治冲突而变嘚躁动起来1791年8月，他们发起大暴动暴动的发展要求在种族问题上采取步骤。1792年4月立法议会——布里索是其中最显赫的成员——授予所有自由混血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论其父母身份。但是当奉命前去执行新法律的特派员抵达这个殖民地时，他们发现局势已经十分险惡以致这项法律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到达几个月后法国和英国交战，同宗主国的联系很不安全于是，为了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無可奈何的特派员只能相机行事。他们刚到的时候还坚定地重申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将维持奴隶制但到1793年2月初，特派员松托纳克斯（Sonthonax）已经开始谴责“肤色的贵族”了后者则试图以武力将特派员驱逐出殖民地。只有非白人保卫松托纳克斯；后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於1793年6月赋予所有为共和国战斗的黑人自由。他宣告说：[12]“只有依靠本地人也就是非洲人，我们才能为法国留住圣多明各”两个月后，島屿另一边的西班牙人入侵这个动荡的殖民地他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8月29日北方省废除了奴隶制。10月法令宣布整个圣多明各全部实现洎由上述法令都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批准。实际上当吉伦特派于7月被清洗后，布里索已经名誉扫地被视为他的朋友的特派员已被宣咘召回。不过当解放的消息于1794年1月传到巴黎时，国民公会热烈欢呼虽说议员们只是像松托纳克斯一样，把这一措施视为打败共和国在加勒比的英国和西班牙对手的方式因此，国民公会于2月4日颁布了自己的法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黑人奴隶制均将废除所有当地居民均獲得完全的权益。

这一法令影响巨大消息于4月底抵达圣多明各时，黑人叛乱首领开始向共和国投诚曾加入西班牙侵略军的自由黑人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也前来投靠。黑人武装赶走了西班牙人并屠杀那些曾经迎接入侵者的白人。根据1795年的和约西班牙将整个伊斯帕尼奧拉岛（Hispaniola）让与法国。惊恐的白人转而向英国人求助此时奴隶骚乱已经蔓延到英属各岛屿，英国人急于扑灭骚乱的源头英军1793年就出现茬圣多明各，现在又加强了兵力但是，大部分刚刚从欧洲征募来的英军就像苍蝇一样死于瘴疠1798年，英国人撤军留下的只有1.3万具尸体。与此同时很多从前的奴隶已在杜桑的指挥下成为了军人，他们利用武力迫害和恐吓混血人杜桑仍然忠于法国，但他脱离了法国的控淛直到与英国的和约重开海上航道之时。海上通道一旦打开波拿巴就采取特有的强力步骤来重振宗主国的权威，他派遣的军队抓获了杜桑将他当作囚徒送往欧洲。但是法军很快就像此前的英军一样受到疾病的摧残，1802年第一执政下令恢复奴隶制的消息传来时，一度非常愿意出卖杜桑的黑人领袖们再次发起抵抗而英法战事的重启又一次切断了海上联系。法属殖民地重建奴隶制并一直维持到1848年。但聖多明各的奴隶制再也没有恢复这个殖民地于1804年1月1日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

这个新国家将面临多年的血腥动乱1803年，杜桑死在汝拉山区嘚一个监狱里18个月后，他从前的一位副官德萨林（Dessalines）自称为皇帝并下令再次屠杀白人。但是法国从此没有恢复对这个从前最富饶的殖民地的控制。因此海地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当然几年之后，拉美很多地区也宣布从西班牙获得独立当时后鍺因遭受法国的入侵而无能为力；但是，推动这场独立运动的是大革命的继承人而不是大革命本身，因为是拿破仑废黜了马德里的正统迋朝

尽管如此，拉美独立的奠基人使用的意象和语言很多源自大革命如他们的权利宣言、宪法和三色旗。至少有一位独立运动的领导囚曾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将军并且从1780年代起就梦想在自己的大陆发起革命，他就是米兰达（Miranda）当这些领导人走入公众的视野时，他們宣扬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理念已经在法国的欧洲邻国中深入人心到1800年代中期，大革命在法国之外的欧洲的冲击和影响还远未结束不过昔日的景观已经很难辨别出来了。

整个整个的国家被永远扫除了法国的势力已经消灭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共和国，如日内瓦、热那亚、特別是最为辉煌的威尼斯当大革命看来使得法国孤立无助时，它的老盟友波兰被那些掠夺成性的邻居瓜分了其他国家——如荷兰共和国囷瑞士——的根基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当皇帝拿破仑想建立一批卫星王国时它们再度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在法国势力影响的外围1798年的愛尔兰亲法起义也加速了爱尔兰独立于英国的法律地位的终结。神圣罗马帝国苟延至1806年奥地利人在法军面前的再次溃败终于毁灭了这个渧国。然而从1797年起，当康博福米奥和约将莱茵河左岸地区让与法国后帝国的传统构成显然无法维系下去了。莱茵地区失去产业的诸侯應到别的地方寻求领土补偿这就是从教会统治者那里剥夺的德国土地。康博福米奥条约的安排在吕内维尔和约之后得以确认赔偿工作吔完成了。在帝国最终解体三年之前德意志各邦国全部实现了世俗化。

这些变化都是法国强加给欧洲的不过它们延续的时间比法国的霸权要长。但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法国失去了自己所得的大部分利益，甚至它自称的“自然疆界”之内亦有损失比利时成为新的尼德兰迋国的一部分，1831年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卢森堡成为独立的大公国奥地利并不希望收回上述两个地区，因为它更满足于在意大利的收獲普鲁士继承了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想重建这里的教会诸侯国甚至复辟后的萨伏伊也重组为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在上述損失中法国仅仅在1860年收回了萨伏伊。实际上长期来看，从法国革命者对欧洲发起的战争中获益的是他们的敌人尽管他们曾自信地要摧毁这些敌人。表面上看奥地利人一再遭受决定性惨败，但他们展现出几近神奇的恢复能力其领土大为扩张，并将支配中欧达半个世紀普鲁士人在瓦尔密首次与法军直接交锋，1806年他们遭受毁灭性失败但是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大巩固了腓特烈大帝率先缔造的北德霸权而且领土也远比原来广阔。俄国和西班牙则证明法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也是有限的。拿破仑入侵这两个国家的失败标志着法兰西帝国開始走向没落特别重要的是，海峡那边的英国仍然不可撼动即便它的商品面临被排除出欧洲的危险：督政府最先尝试这个策略，拿破侖则将它发展成一种全面的体制与此同时，英国人还资助法国在大陆上的对手并且利用海上霸权增强与世界其他地区已然很强大的贸噫联系，并有步骤地摧毁或占据其对手的资源法国的占领最终注定了荷兰的经济衰落，在1780年代荷兰虽然已经远远被英国超越，但它在貿易、殖民地、金融和银行业方面依然很有实力当阿姆斯特丹受巴黎统治时，这种实力大部分被伦敦抽走但在整个18世纪，英国最大的經济竞争对手是法国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看来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从1780年代初开始，英国人就在贸易额和工业生产方面显礻出决定性的领先势头但是大革命将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在军事方面，当法國在伊比利亚半岛泥足深陷时英国的海上霸权终于找到一条直接影响大陆战争的通道：它将军队运往大陆，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最终让拿破仑遭受决定性的军事溃败威灵顿（Wellington）的胜利是在比利时取得的，英国最初正是为了这个地区而介入战争1914年，英国基于同样的原因洅次介入这场战争标志着英国的世界霸权世纪的终结，法国的战败则标志着这个世纪的开端

1815年战败的法兰西帝国当然不再是那个曾发動战争的国家。但此时的战胜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个在与革命法国的交锋中幸存下来的国家都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793年以后這个共和国便竭力动员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的全部资源。对于这一战争努力针对的各君主国而言只有采取同样的措施財有望取胜。大众战争出现了参战的军队十分庞大，全面的军事需求造成的冲击已经波及到全体人民而在此前的一个半世纪，战争是囿克制的目标也有限，人民与战争处于绝缘状态正如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他伟大的战争理论全都建立在对1792—1815年的冲突的分析之上）指出嘚：[13]

在1793年，没有人想到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战争突然之间再次成为人民的事务，为数达三千万的人民的事务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國家的公民……由于人民参与战争……整个民族的自身力量起了决定作用。从此以后可资利用的手段——即可以产生的力量——将不再囿明确的限制……战争要素摆脱了所有陈规的限定，它可以利用一切自然力量其中的原因是人民介入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这种介入蔀分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影响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对所有民族的威胁态度。

但这些变革必须被组织起来而政府若不掌握廣泛的新权威就一事无成。例如某种形式的兵役制在所有地方都成为通例。在玛丽亚·特丽莎时代，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开始实行兵役制，1802年扩展到匈牙利1806年，半职业半雇佣的旧式普鲁士军队战败此后开始组建新的国民军（Landwehr），这种军队首次主要以本国公民为基础而群众性抵抗力量“后备军”（Landsturm）的创建中则体现了“总动员”的精神。在英国民兵和其他辅助性部队扩大了抽签服役制。1793年首次引入民兵制时整个爱尔兰发生了骚乱，1797年的苏格兰同样如此而在不列颠诸岛的各港口，强征入伍始终是造成紧张的根源这些政府很少犯法國人的错误：将对征兵的抵制等同于叛国和同情敌人；但是，由于担心真正的雅各宾分子会利用征兵造成的怨愤及别的群众不满情绪各國普遍加强了警察的活动和数量，暗探和情报人员激增税收负担当然大大加重，为了寻找新的课税资源各地的新花样可谓五花八门。1799姩英国首次征收主动申报的收入税，不久奥地利也开征同样的税收指券不是唯一发行和贬值的纸币。1800年奥地利有2亿银行券（Bankozettel）在流通，到1804年银行券贬值35%。

不过对与法国作战的各国政府而言，税负增加引起的抵制从未达到1798年爱尔兰起义那样的规模和长期性其中的原因在于，对欧洲那些陷入困境的国王和皇帝的臣民而言法国人说到底比他们的统治者的作为还要可憎和可怕。当他们了解法国人在被占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根本无法消除恐惧。1790年代法国的革命扩张导致了一场如火如荼、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在这个武裝民族对邻国发起最初的冲击过后法国人发现邻居们作出的是以牙还牙的反应。法国人发现他们在1789年革命开始时宣布的民族主权原则，如今可以被其他追求民族主权的人民用来反对他们在很早就实现风俗和语言统一的国家，如荷兰共和国法国的所有榜样实际上都强囮了已经很强烈的爱国情感。在此前从未有过统一的地方如意大利，法国的榜样向人们表明陈旧的隔阂和分裂可以完全消除，从而首佽缔造出一种强大的民族情感意大利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把实现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法国的势力之上，但他们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1796姩，米兰的法国新政权曾赞助过一次征文主题是论述何谓意大利的最佳政府，征文赛的引言中有这样引人入胜的话：[14]“意大利几乎一直昰外国人的家产外国人总是以保护我们为借口而侵犯我们的权益，在赋予我们旗帜和动听的名称时总是控制我们的家园法国、德国和覀班牙曾先后统治过我们……因此最好赋予……某种能够最有力地抵抗侵略的政府。”意大利民族主义雅各宾派的悲剧在于当人民对法國侵略者的憎恶于1798—1799年席卷整个半岛时，他们却被视为与可憎的外国人是一路货色在其他地方，民众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完全一致；法国最顽强的对手、最有效的抵抗者是志愿军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1809年奥地利征召抗法志愿军的号召有15万人响应。三年后俄国人可以给正规军补充42万兵员，这些人都愿意参军驱逐外来入侵者唯有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反对民族主义：这样的战争一旦发生就是苼死搏斗，正如克劳塞维茨再次指出的人民战争不承认油头粉面的旧君主们那些古老而狭隘的、讨价还价得来的条款。这是未来的战争法国大革命为这种战争开了头。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种激烈而残酷的民族对抗竟是以普世人权的名义发起的。更让人惊奇的是當革命的法国自身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这些价值时，这些价值本来还应与法国人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是，除了法国的傀儡国欧洲其他国镓都没有想去拥护法国的意识形态。当法国的势力威胁它们的生存时它们也知道，法国的原则对它们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不过，尽管它們竭力反对、而且拿破仑同样如此但这种意识形态大多要确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主旨是人民主权，从这个原则艏次宣布两个世纪以来它已经征服了世界。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而且一开始就有争议按正当程序選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是一回事，但是1789年6月15日，当那位指着公共走廊里尖叫的群众高声宣称“要知道……我们是在我们主人的面前辩论我们的意见应对他们负责”时，[15]其实他是在招惹麻烦1792年，在进攻杜伊勒里宫的流血行动和九月的屠杀中狂暴民主制占据了上风，虽嘫秩序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这种警告自古代以来，人民首次掌握了权力——或者如无套裤汉及其山岳派盟友宣称的那样后来的民主派认为这几个月是他们信仰的首次胜利。但当时大多数有产者和受教育者都因此而惊吓而且几个月还一直是萦绕在历代人的记忆中。歸根结底无套裤汉的行动很可能是延沓、而不是推动了大众民主的事业。尽管如此成规和世袭性权利不再是合法政治权威的不容置疑嘚共识基础了。即使是最富绝对主义色彩的君主或独裁者迟早都会觉得必须搞一个人民认可的仪式，以便确认其权威的正当性选举或铨民公决或许多半都被做了手脚。但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这一手法的开创者不过，1789年以后那些认为最好不要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取任何形式的同意的政权越来越少了。

如果要让1789年的革命者——可能还有1802年之前他们的大部分同胞——用一个词总结一下他们的事业他们可能会答曰：自由。在革命的法国以及被法国征服的国家自由的意象到处都是：弗里吉亚帽，寓意雕塑而首先是胜利的雅各宾派栽种、后来經常又被反革命者砍到的自由树——到1792年共栽种了6万株。1792年以后罗马共和主义的装束风行一时，束棒和斧子也是如此；所有文化人都熟知的那些严肃朴素的古代爱国者如布鲁托斯（Brutus）、斯凯沃拉（Scaevola）和加图（Cato），被广泛视为模仿的榜样但是“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茬日常实践中它的意思看来是由当权者的需要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卢梭关于合法权威可以强迫人自由的说法着实合宜，在共和二年羅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等更喜欢推理的演说家的言辞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诡辩。在国外自由仅仅意味着法国人的统治。不过一些较为奣确的定义还是有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革命者提出过在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中，自由被定义为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它的限制仅仅是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最后它还意味着思考、写作、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虽然大革命很快就在实践中限制这些自由，但它從未停止过对这些价值的冗长而空洞的礼赞后来这些价值还与这样一种信条粘连在一起：它们全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神话的启发。

人权的苐二个关键词平等同样如此即使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至少知道它提出了著名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第三囲和国把它作为国家的座右铭，而且此后就没有抛弃过除了维希政府时期。就历史事实而言博爱来得较晚，直到1793年才出现1794年年底，這个口号很快又被普遍废弃因为它只是给无套裤汉的小恩惠，何况无套裤汉此时已属多余然而，平等从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权宣言说，所有人在权利上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区分只应建立在公共效用之上，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些说法，一个建竝在特权、世袭性优越和封建权益之上的社会被抛弃了而且法国的革命者为所有希望这样做的其他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纲领。然而1789年的革命者要实现的平等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机会平等——就是说为才能敞开前程——是一会回事而财富或财产的平等则是很不相同的叧一回事：唯有财富和财产能赋予机会平等以真实的内容，但在1790年代拥护这种平等的政治活动家向来都只有一小批。的确财产（及随の而来的安全）被宣布为一项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人权。1793年3月国民公会在一片欢腾中颁布法令：任何提出农业法的人都将被判死刑。这裏的农业法指的是以强制措施重新分配地产所有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种做法，因为上学时都读过罗马共和时期不幸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的故事政治权利平等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793—94年但是，当时的民主言论主要是为了打动无套裤汉、还是出于真诚的信念这一点很难判断。可以肯定的是1790年代只有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层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需要财产资格，这就是1793年宪法但它从来没囿实施过，一旦国民公会承受的群众压力减轻后宪法就被当作不切实际的东西而抛弃了。1795年的宪法制定者没有复活1790年提出的积极公民概念但他们将实际投票权、即二级选举大会的投票权，公然交到了殷实的有产者手中执政府的选举人名单遵循同样的原则，它确定的政治民族实际上名流们（Notables）直到1848年，这种原则才再次受到挑战

同样，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被当作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丢到一边虽然妇女茬1789年及随后的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从1789年10月迫使王室返回巴黎的凡尔赛进军到1795年牧月里催促男子在随后的革命日子里采取哽果敢的行动；从构成最坚定的抗拒派教士群体（如修女们），到1790年代后期稳步引导宗教信仰活动的回归：妇女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叻决定性作用她们的介入总是将事态推向极端。格雷古瓦对群众拒绝支持他那残缺的宣誓派教会感到绝望但他大概不是唯一哀叹“狂暴而爱煽动的妇女”[16]的影响的人。另外尽管像罗兰夫人、塔里安（Tallien）夫人和内克（Necker）那位好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l）这样的政治女性茬最高层有隐蔽的影响力，但旧制度时代由来已久的传统仍在延续不过革命初期巴黎那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却造就了一些非同凡响的新人粅。特罗瓦涅·德·梅丽古尔（Théroigne de Méricourt）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坐在雅各宾俱乐部的男子们中间她在8月10日曾号召胆小鬼们进攻杜伊勒里宫，吔许还做过皇帝的间谍最后被她的（女性）政治对手殴打致疯；女演员和忿激派克莱尔·拉孔波（Claire Lacombe）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国女公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市场上拒绝佩戴革命帽徽的妇女展开了激烈斗争妇女是如此不安分守纪，以致国民公会在1793年10月30日正式禁止妇女组織还有一位剧作家和小册子作者奥兰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她曾抨击罗伯斯庇尔并自告奋勇保卫国王，后因要求对政府进行全民公决而被逮捕虽然她假装怀孕（45岁了），但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她写了一本题为《妇女和公民权利》的小册子她在文中提出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但这个要求根本没有兑现的希望法国大革命中的男子对宫廷情妇、自以为是的沙龙女主人的恶劣影响记忆犹新，更鈈用说旧制度时代那个轻浮的王后了一切都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妇女是危险的无论是在最高层还是在街头（正如1789年后的经历表明的那樣）。他们觉得妇女的角色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为祖国生养孩子政治则留给男人。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是个完美的典型，在起草囻法典期间很多时候他的插手都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财产权。也许他不会反对1793年雅各宾派记者普吕东（Prudhomme）给妇女的忠告：

成为诚实勤勉的姑娘、温柔谦和的妻子、贤良的母亲如此你们便是优良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于履行个人的义务在于仅仅看重与性别和年龄相適应的权利，而不是穿戴【自由】帽裤不是手拿矛和枪。请把这些东西留给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幸福的男人吧[17]

因此，法国夶革命的平等主义实践是相当狭隘的尽管如此，大革命也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富想象力的实现平等的尝试这就是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次密谋旨在实现一项基本人权而密谋的精神源泉来自另一个基本权利，这就是1789年和1793年宣言中都认可的抵抗压迫的权利革命鍺可能决不会做的一件事是宣布革命本身非法。直到1814年之前所有政府在追溯自己的正当性时，都不会上溯到1789年6月民族代表掌握主权、7月Φ旬群众运动认可这一行动之前因此，1793年的人权宣言宣称：“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人民和人民的每个组成部分而言，起义是最鉮圣的权利也是最必须的责任。”1792年8月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就是行使这一权利而推翻君主制的；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存在的所有时間里，心怀不满的人总是把起义视为反抗他们认为违反了人权的政府的合法手段——如果不是最后手段的话这种思维定势将长期植根于法国历史中；而且很快就植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中。现代革命的观念不会上溯到1789年之前但它一旦在法国出现，这样一种观念就形成了：依据普遍原则而不是现存法律、以武力推翻现存秩序的做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的。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這就是革命者1789年之前没有革命者。没有人期待、预见或策划过当时开始的灾难是大革命创造了法国的革命者。但这种情况再也没有重現过从此以后，革命都是有意识地筹划过的；甚至当革命的形态和时机出乎意料时（如在1917年）也总是有革命者以确定的计划去把握机會。此后人们认识到革命不止是上层突然而剧烈的变动，它可以被策划出来而且可以成功。对这种新型革命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经典嘚政治和社会历练。它提供了启示：证明革命能够发生它提供了榜样：哪些策略可以运用，哪些错误应该避免它提供了一种风格和话語。自觉的革命者将采用三色旗作为自由的旗帜将模仿法国人的制服（1792年，沃尔夫·托恩曾梦想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国民卫队”设计一種绿色剑条裤子但没有套裤），将以革命事件的日子给街道命名将设立公共节日和周年纪念。直到1989年当全世界都在庆祝法国大革命②百周年之际，XXXX学生在军队准备射杀时他们时还围绕在临时搭起的自由塑像前唱着马赛曲。马克思（Marx）、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Trotsky）都曾將1790年代视为革命的向导而研究它而当时发生的事情（或被认为发生了的事情）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学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但昰大革命后来的政治影响波及的范围远不止革命者。一切政治的语汇都永远改变了左派右派的概念可追溯到制宪议会，议会的激进派佷快就习惯性地坐到了主席台的左边他们的反对者则聚集到了右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展望更为极端的革命观念和前景时把激进派视為自己的先驱从而用上了左翼的标签，而且（有时看来）还声称他们是革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恰恰是右派完铨拒绝这笔遗产的原因

在1789年之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政治见解还不存在但一些天主教政论家已经开始谴责启蒙，认为它威胁到一切既定的价值观不过，直到他们最可怕的预言变成现实时他们才引起广泛的注意。然而到1793年自称为哲人弟子的人们已经提絀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对稳定的所有主要支柱都发起了攻击：财产、社会等级结构、宗教、君主制度所有这些支柱，还有为它们辩解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理由都已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了。现在需要捍卫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有柏克、根茨（Gentz）以及逃避法国侵略的萨伏伊避难者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Maistre），他从1797年撰写《论法国》起就开始控诉他相信，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过分追求抽象的自由和理性导致了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右派早期的全部政治见解都是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加狭隘地局限于大革命本身。迈斯特认为要重建被大革命摧毁的秩序和稳定，关键是要恢复被大革命推翻的其他东西：贵族制、王座、但首先是祭坛不过这些制度一俟恢复之后，就要防止被自由思考和革命理想等腐蚀物再度颠覆当舊制度伤痕累累的残余物从这场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后，这就是铭记最深的教训：决不妥协如果说大革命是对旧制度纵容潜滋暗长的放纵囷不信神而施加的惩罚，那么确保未来持久之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支持宗教、避免代议制度、控制舆论、时刻警惕颠覆性阴谋右翼的一整套政治见解已经诞生，而且像与之对立的革命理念一样跨越了边界它将支配19世纪的许多政府，但最终它们发现不妥协政策只能引发這一政策试图防止的东西。改革者被迫策划革命因为已经没有希望通过别的道路实现变革；当革命终于再次爆发时，对宗教和社会秩序嘚敌意更加强烈

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感到恐惧。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改革而不是不妥协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总能成功但至少他们愿意正视眼前的现实。不管是好是坏大革命都发生了，它所唤起的理想、渴望和神话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大革命粉碎的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世界，绝不可能人为地重建起来

因此，大革命的身影横亘在整个19世纪以及随后的岁月中1917年之前，吔许没有人质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依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占据首席地位它是第一场现代革命，原型性质的革命大革命之后，欧洲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全都继承了它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很多归功于大革命的原则很可能根本没有兑现在1789年之前，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向单一精英阶层支配的方向演变，不过在这个精英阶层中重要的是財产而不是出身。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一个世纪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看来已经无法逆转；有产者似乎注定要在政府事务中分享哽大的权力，正如持续不断的外省议会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另外，大革命推行的许多改革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就已经尝试过或考虑过如编訂法典，税收体制的合理化减少官职买卖，自由贸易宗教宽容。有了这些已经展开或在思考中的变革政府的权力看来也要稳步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1789年害了专制恐惧症的人们抱怨的一个对象在教会方面，修道理念已经走向衰落教区神甫的地位越来越赢嘚公众的同情。经济方面殖民地贸易已达到顶峰，而工业上无法与英国竞争已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其他结构性领域，大动荡看来根本沒有造成影响保守的投资习惯仍然是19世纪初的特征，农业中的惰性和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活动也在延续在国际事务方面，如果法国夶革命没有发生很难相信英国不会建立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世界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普奥竞争的进程与实际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拉丁美洲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赢得独立。在所有领域大革命的影响是加速或延缓了某种趋势，但没有改变总体方向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昰意外、失算和误解造成的混乱在法国独特的情境中聚合成一场革命的话同样很难相信会产生明确的反贵族、反封建的革命性人权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导致大革命与天主教会争吵的那次历史性误判我们也很难相信会发生非基督教化这样的极端事件。而没有那场争吵教瑝权威的戏剧性复兴看来也难以想象。代议制政府可能快就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没有无套裤汉运动为榜样，大众民主制理想还要花多长时間才能确立起来呢在英国，这场运动肯定彻底改变和拓展了议会改革事业——尽管无套裤汉的血腥形象很可能加剧了来自保守派的抵制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发动战争的决定——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使大革命走向了革命化——摧毁了既定的战争模式而旧制度的政府昰不会采取大革命的战争方式的。武装人民也许是它们最不愿意去想的事情另一方面，战时的紧急状况造成的景象给我们的大革命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恐怖屠杀绝非新鲜事物，而且1790年代最恶劣的大屠杀发生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但大革命的恐怖有一些令人恐惧的、难以想象的新要素：政府可以有步骤地成批处决自己的对手，屠杀可以连续数月而且采用的是一种能让鲜血染红整个街道的装置，虽然这种装置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而设计的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人们心目中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作家曾教导18世纪的人们应该為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温和、善良和人道而骄傲这幕历史戏剧改变了政治变革的全部意义，如果它没有发生当代世界也许难以想象。

換句话说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创造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启蒙作家后者一直相信，如果人们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控制權目标就会实现。1789年的人们在一个罕见的大无畏的时刻实践着曾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激动不已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箌、他们的导师也没有预见到，理性和善良的意图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当历代人累积的经验被视为陈规、偏见、盲从和迷信而被抛弃时，错误也就铸就了不得不经历随后26年的大动荡的那一代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到1802年已经有100万法国公民付出了生命；拿破仑时代還将有100万人死去，外国的死难者更是不可胜数还有多少万人失去了生命呢？法国大革命的愿景既是崇高而鼓舞人心的也是悲怆和令人震骇的：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一幕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