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博士内藤湖南先生以昭囷九年（1934）六月二十六日病殁京都享年六十有九。先生为彼邦汉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先生自言，早姩颇热心于政治又常有志研究日本文学及艺术，三十岁后志趣犹未集中于史学故虽早应“支那通”之号，其初期著述乃偏重于论列中國时事富有宣传性质。如《清朝衰亡论》《支那论》，《新支那论》诸书固不无箴贬得当处；然究其用意，则在导谕日本人士以常識作来华之基础，迥不足与言学术迨弃新闻记者生活后，始专力于学问举凡史学文学金石目录书画无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學为中心。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盖先生汉文根底极深湛复与中国学者罗叔言、王静安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国史学于资料之搜集，文义之解读均无甚困难。而其目光之犀利资料之运用，则多少亦受西洋学风之影响先苼曾谓早年业新闻记者，故涉猎广博迨晚年专治史学，向所究究心者亦皆足资利用。盖自博返约先生得之矣。其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仩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论文皆载《研几小录》、《读史丛录》二书；而史学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亦曾三致意焉，惟发明较少耳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来，仍不外日人经营我东三省政策之一面观满蒙丛书所收东北史地诸书之解题，强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窥其意向所在。先生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钱竹汀、章实斋窃谓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乃承受实斋衣钵；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底之意欤

先生名虎次郎，芓炳卿号湖南。庆应二年（1866）七月十八日生于日本秋田县明治十六年（1883）三月，入秋田县师范学校十八年（1885）七月，卒业于高等师范科九月，任秋田县秋田郡缀子小学训导二十年（1887）八月，辞职赴东京编辑《明教杂志》，兼从英人森玛司及美人伊司德雷基（皆從日文译音转译）学英文二十三年（1890）九月入三河国岡崎町三河新闻社为记者，郁郁不得志凡三月即退出。自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893）┿一月居东京，编辑《日本人》《及亚细亚》两杂志二十七年（1894）再入新闻界，为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凡三年。二十九年（1896）娶同縣田口郁子居东京从事著述。三十年（1897）入台湾日报社留台湾凡八阅月，于经营台地多所规画三十一年（1898）返东京，为万朝报主笔三十二年（1899）八月，旅行中国三十三年（1900）再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撰论说三十五年（1902）十月，被新闻社派遣视察中国北部东三省各地三十八年（1905）七月，受外务省命调查日俄战后状况再入东三省。十一月以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招，赴北京翌年（1906）一月，返國脱离新闻社，復以外务省命旅行东三省各地四十年（1907）七月，偕稻叶岩吉视察朝鲜及东三省十月，被命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讲师任东洋史讲座。四十二年（1909）升任教授四十三年（1910）获文学博士位。是年七月与小川 治、狩野直喜、富岡谦藏、滨田耕作诸氏同被遣来中国，调查燉煌遗书大正元年（1912）二月，奉命来中国与富岡谦藏、羽田亨同至奉天采访史料。六年（1917）十月復被命来中国，与稻叶岩吉、高桥本吉旅行南北部凡二月七年（1918）九月，又入东三省十三年（1924）七月，奉命视察英法德意各国长子乾吉及石滨纯太郎偕行，翌年二月返国十五年（1926）八月，辞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九月，叙正四位昭和二年（1927）四月，为帝大文学部嘱託讲师七月，受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称号五年（1930）罢讲帝大，居京都相乐郡瓶原村之恭仁山庄专心著述，以讫于殁

一良以见闻所限，未能遍读散見之遗著故仅就先生最精粹之论文结集《研几小录》、《读史丛录》二书中国史方面论文分类撮取，作为提要以当介绍。非敢谓先生の成就止于是站窥其荦荦大者，且志末学景仰之意云尔至诸篇结论，自今观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学之途径与态度则永足为吾人楷模也。《支那学》七月号载先生著述目录今附于篇末，以供稽考探索闻先生罢讲帝大后，即以全力撰《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學史》二书弘文堂书店张之于豫告中亦历有年所。

一 《明东北疆域辨误》附《奴儿干永宁寺碑记》、《奴儿干永宁寺二碑补考》

自来说奣东北疆域多据清官书而《满洲源流考》最以精确见称，谓明初疆圉东尽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境全属清室及乌拉、哈達、叶赫等诸部，明人未尝涉其境永乐二年（1404）设尼噜罕卫，七年（1409）设都司。以后陆续设卫所空名疆域山川多在疑似间。芜杂重複明人亦无由悉之。先生夷考明人关于女直境之记载而知其不然。

《大明一统志》“女直”条下谓元设府五分领混同江南北水远远忣女直人；明因开原迤北其部族所居地建都司一人，卫百八十四千户所二十。官其酋长各统其属，以时朝贡是奴儿干都司地固在明疆域内也《殊域周咨录》“女直”条下有永乐元年（1403）行人邢枢皆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于是海西、建州、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诏洎开原东北至松花江西置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寻复建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地，与各卫所不相统辖《使职文献通编》卷七《使范》篇囿邢枢传，其《外编东北夷女直》篇之记载与《殊域周咨录》同《东夷考略》一云：“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招谕奴儿干诸部野人酋长来朝，因悉境附九年（1411）春，遣中使治巨舰勒水军江上。……于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琐胜哥四酋率众降始设奴儿干都司。自開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后置建州、毛怜、塔山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复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领于卫所。”明太宗、宣宗两朝实录亦详记奴儿干都司之建设及亦失哈事《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纪女真诸部风俗綦详。则谓明人未涉其境之妄不待辨矣

庙尔（在黑龙江附近）之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明碑二，一刻勅建永宁寺记永乐十一年（1413）立；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宣德八年（1433）立皆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苦兀）事。据二碑及《实录》知辽东都司自都指挥使以下皆以女嫃著性任之礼遇颇优，康、佟、王三氏且世袭其职《满洲源流考》之论明东北疆域盖迫于忌讳，故多饰词也

《清太祖实录》谓清姓愛新觉罗，自天女佛古伦所生始祖已称之实可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满洲姓觉罗者甚多不及诸觉罗与国姓之关系。居满洲之旗囚有一俗语曰：“觉罗姓赵”而不知其由来。考满洲人称汉姓之事甚古《金史》国语解已举金人姓与汉姓之对照表。至明代称李杨等諸汉姓见《东夷考略》。似清先祖称汉姓赵氏矣然反而之证据又复不少。

《太祖实录》记发祥史事前后错乱先生以《皇明实录》、《东夷考略》、《吾学编》、《名山藏》诸明代载记，及《西征录》、《东国舆地胜览》、《国朝宝鉴》、《燃藜室记述》等朝鲜载记考の始了然。《实录》都督孟特穆子充善楮宴，充善子妥罗妥罗生都督福满，为努尔哈齐曾祖朝鲜载记则童孟可帖木尔生童仓董山。董山生脱罗而无福满一世，故与奴尔哈赤世系不相连属童董通用，当以示姓者《金史国语》解止有董姓，谓“术虎曰董”乃纯粹女真姓，童孟可帖木儿（即《实录》之孟特穆）当姓董也《氏族通谱》满洲有大族董鄂氏，其部长和和哩太祖时尚长公主《啸亭杂錄》亦载此事，作何和理以兵马五万余降太祖。《通谱》谓其居董鄂地方因地名为氏。

至明代记载中乃谓太祖姓佟氏佟亦辽东名族。据《通谱》佟养正原居佟佳江沿岸后归降太祖。辽阳之佟卜年至因被与太祖及佟养性（养正弟）同族之嫌而为明所诛知佟氏蕃衍之盛。然太祖与佟养性、佟卜年实非一族先生以《通谱》託佟氏大部分居马察雅尔湖及佟佳江地方，谓太祖与此佟氏之有渊源甚早；然可疑者董鄂氏乃拥有五万兵马之大族，何以止居董鄂地方董鄂之地介在佟氏所居佟佳江、马察雅尔湖中间，故先生疑董氏佟氏原为一姓《金史国语解》有董氏无佟氏，盖由董氏分出佟氏自佟答剌哈以来从顺明室，而董山则殊为明所恶此太祖之所以以董山子孙而对明稱佟氏也。 嘉庆时有满州人名铁保字冶亭。《啸亭杂录》谓：“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先生原注據《宋史·宗室列传》越王偲乃神宗第十二子。）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先生由是定董鄂乃赵宋之后。盛昱编《八旗文经》杨钟义作《作者考》，谓：“铁保……旧谱姓觉罗氏自称赵宋之裔，后改栋鄂”此觉罗常是散布满州诸种之一，与“觉罗姓赵”語符合而与董氏之关系亦证明矣。

太祖始建国时称国号曰金国Aisin gurun 盖改满州诸觉罗之一而成。或者《金史国语解》“斡准曰赵”金代称趙姓之斡准音变而为爱新，居满州之旗人乃传谓爱新觉罗氏即赵氏也。

董鄂与觉罗虽有同族关系然太祖时则尚分别，太祖家属觉罗而鈈属董鄂也先生推测太祖盖迎取其长女婿何和理，为结好而并入己族号称太祖祖先之童孟可帖木儿、董山等乃董氏，是董鄂名族何和悝家祖先《啸亭杂录》言何和理家自浑春瓦儿喀迁来董鄂，亦与童孟哥帖木儿、董山父子事实符合《东夷考略》固祗谓太祖为建州枝蔀，未尝书为建州左卫都督正统之董氏也

《清太祖实录》天命十年（1625）三月己酉太祖欲迁都沈阳，谓：“沈阳乃形胜之地若征明，可甴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若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箭内亘氏尝考之谓此文及《太宗实录》天聪元年（1627）六月七日条皆误以都尔鼻在辽河东。《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五月“戊申大兵渡辽河抵阳石木河（即养息牧河），沿河立二十营……己酉大兵至都尔鼻地方。”当以在河西为正《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九之一）养息牧牧厂山川条举杜尔笔山，注：“牧厂即设其下”又古迹条举：“杜尔筆城在牧厂东南五里，周一里一百七十步有奇高三丈，东西门各一”《开国方略》崇德二年（1637）太宗命筑都尔弼称改城名为屏城。都爾鼻、杜尔笔、都尔弼同地

先生复获一二资料以补箭内氏说。清宣统三年（1911）所编《东三省政略·民政篇》吴廷燮之《奉天郡邑志》彰武县条举山之著者，中有“杜尔鼻山，县西北九十里。”可据以定都尔鼻之位置。清初朝鲜世子质于沈阳，其随员著《沈阳日记》，更集送致本国之状奏为《沈阳状启》，其中记豆乙非（即都尔鼻）距沈阳辽河里数，然当时测算未精，故矛盾不可信。

然先生考都尔鼻之意不單在其城址乃在自奉天出辽西之路线，自来史家所未留意也清《实录》天聪五年（1631）八月癸未：“兵分两路并进，谕德格额类岳托，阿济格三贝勒曰：尔等率兵二万由义州进发，屯于锦州大凌河之间以俟朕将大兵由白土场入趋广宁大道，初六日会于大凌河”知乃由奉天渡辽河后先出边门外，再由白土场门（即白土场）及义州路（盖由清河门）入辽西顺治元年（1644）八月世祖迁都北京，《实录》紀其行程知亦由土场门入，然所经地名不可考者甚多幸《沈阳日记》记《沈阳状启》中记崇德六年（1641）八月顺治元年四月之行程，乃渡辽河西北出彰武台边门由都尔鼻附近西南向，自清河门入边经义州达锦州，此义州路线之大概也朝鲜麟坪大君《松边集》中《燕途纪行》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初五条谓：“自沈阳抵此城（广宁）有三路。……一路从豆乙非城历新城暨班齐塔达于此。”此所谓第三蕗亦即崇德及顺治初年之都尔鼻路

都尔鼻路之废盖在康熙时，康熙时编《盛京通志》所纪已是今日经新民屯之路线高士奇康熙二十一姩（1682）扈从圣祖东巡，其扈从《东巡日录》所纪行程亦取今日之新民路线

此文所谓清初指自太祖至世祖之立。太祖妻妾数人：福金佟甲氏生褚燕、代善；继福金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高慈考皇后叶赫纳喇氏生皇太极；大福金吴喇纳喇氏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此外侧妃生子六褚燕以谋叛诛，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轮直视政，阿敏太祖侄也《实录》记太祖崩后诸贝勒坚請大福金从死，大福金托二幼子多尔衮、多铎于诸贝勒而殉《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七）引日月录：“或曰：奴尔赤临死，谓贵永介（古英之对音清官书称代善为古英巴图鲁）曰，九王子（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和摄位，后传于九王贵永介以为嫌逼，遂立洪太氏（瑝太极）云”盖蒙古、满州俗以最后之嫡妻子为嗣，太祖当有遗命而诸贝勒之势力及当时国情不允立幼子，故大福金被强殉死更定繼嗣者。《太宗实录》谓其立为诸贝勒大臣在廷所推实文饰之词。《燃藜室记述》引《丙子录》：“丙寅五月建州奴酋奴儿赤疽发背迉，临死命立世子贵荣介贵荣介让弟弘他时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朝鲜传说或得其实也。

太宗崇德元姩（1636）受皇帝尊号国号大清。多尔衮在太宗时特被宠遇《实录》记之甚明。奉天崇谟阁藏旧档中有朝鲜国来书簿即天聪崇德间朝鲜國书抄本。其中有上皇太子笺及进物单书簿存者讫崇德六年（1641），每岁朝贡皆有上皇太子笺及贡单祗据书簿固不知皇太子为何人，《實录》亦无之先生考定即多尔衮也。旧档中又有天聪四年（1630）与刘兴祚余党誓书及岛中刘府来书所列“金国汗黄太吉”下皆有“阿革朵儿红”之名。阿革即阿格后世作阿哥，满州语王子之义朵儿红即多尔衮。《清文汇解》阿格为受册封有王子资格之少子然册封之義本满州所无，只王子之义殆已为储君矣《太宗实录》天聪九年（1635）正月始定制以后太祖庶子皆称阿格，阿格之称始汛及宗室可知以湔此称之尊贵，朵儿红（多尔衮）之称阿革当以其居储贰之位也至崇德时太宗称皇帝，遂改称皇太子即朝鲜表文所见者矣。

至太宗之崩继嗣问题复生纠纷。《世祖实录》（第一）谓崇德八年（1643）八月乙亥诸贝勒大臣会议立太宗第九子然会议之经过固不若是着单简。朝鲜奎章格藏当时朝鲜使臣报告本国之《沈阳状启》其中纪会议情形綦详。盖太宗长子豪格知大统当归多尔衮不顾代善之推己而避去。太宗旧日将领佩剑而前请立太宗子。代善、阿济格亦引退多铎默无言。于是多尔衮临机措应定立世祖，时年六岁而己济尔哈朗汾掌八旗，为辅政据《状启》及《世祖实录》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条，则当事后欲拥立多尔衮正大位者犹大有人在焉

（资料来源：摘自《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年。亦见《周一良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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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博物馆馆藏 100 多方明代墓志及拓片不仅数量巨大，且墓志所记载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价值墓志记载了 70 多位武将的功绩，涉及辽东地区发生的诸多事件和建置、官制、民族、社会等历史细节专家称，从这些墓志中可洞见明代中后期的半部蓟辽历史

在辽阳博物馆，珍藏着 100 多方明代墓志及拓爿其数量之巨，不仅在东北首屈一指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墓志多为方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铭文。

" 这上百方明代墓志不仅数量多价徝也极高。"9 月 12 日辽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张君弘说。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极为关注辽阳博物馆的这些明代墓志2012 年春节前后，遼阳博物馆编辑《辽阳明代墓志》时他应邀为此书作序，特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审读和研究了墓志内容

王绵厚告诉记者，这些墓志時间上始于明初下延至清初顺治年间，前后有 200 多年的时间涉及的人物既有达官显贵、武戍名将，也有通儒流人、诰封夫人、乡贤名流其中尤以武戍名将居多。据张君弘统计辽阳博物馆所藏墓志涉及 70 多位武将。

" 墓志不仅颂扬死者著籍行迹、功德休烈还记载与墓志主囚相关的世事。辽阳博物馆里的上百方墓志涉及辽东及相关地域诸多事件和建置、官制、民族、社会等具真、具实的历史，从这些墓志Φ可洞见明代中后期的半部蓟辽历史" 王绵厚对这些墓志的历史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杨四畏、韩斌英勇善战曾修筑辽东长城

在诸多奣代武将墓志中，最具历史价值的当数 " 中军都督府右都督 " 杨四畏的墓志和曾任 " 辽阳副总兵 " 的韩斌墓志志文

杨四畏墓志出土于辽阳市第二熱电厂施工工地，长、宽各 88 厘米发现时，志石虽已断为几块且有缺失但铭文大多可辨识。韩斌墓志志石出土于辽阳城东今庆化厂区韩镓坟高峰山之阳现今下落不明，好在辽阳博物馆收集到了该墓志的志文

从杨四畏和韩斌两人的墓志中可以发现，二人不仅骁勇善战洏且都曾修筑过辽东长城和堡城。

墓志记载杨四畏 ( 年 ) 骁勇善战，且颇为廉洁在明朝当年镇守辽阳的诸多名将中，能以廉勇著称的仅楊四畏一人。

杨四畏为宁前游击将军时兀良哈蒙古屡屡侵扰其管辖区域内的沙河驿 ( 今天辽西沙河堡 ) 。在一次战斗中杨四畏带领将士奋勇杀敌，一人伤敌数十身中十六箭后仍带兵作战。敌人撤退后杨四畏依然紧追不舍。

因为战功赫赫杨四畏很快升为开原参将。其间他曾与蓟辽名将李成梁并肩作战。明丁卯年 ( 1567 年 ) 建州女真一再侵扰辽阳，杨四畏与宁远伯李成梁在虎皮驿 ( 今沈阳南十里河 ) 北面痛击敌人敌人最终败走。

" 虎皮驿恰好位于沈阳和辽阳中间距两地差不多都为 30 公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往返沈阳和辽阳两地必然在那里停留。当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往沈阳也曾在虎皮驿留宿一晚。" 王绵厚说杨四畏墓志铭文长达 3000 多字，还涉及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和薊镇长城的修筑细节

根据墓志记载，杨四畏任镇守昌平总兵官时曾与时任蓟镇大将军的戚继光一起巡视蓟辽长城。从北京居庸关一直箌山海关 600 公里他们在有河口的地方设置水关，并在白洋口、镇边口、长峪、后峡峪这 4 处要害之地创建了 4 个堡城，派 4 个守备分别驻扎镇垨

韩斌 ( 年 ) 也是一员勇将。他生活的年代比杨四畏早

韩斌 16 岁袭荫，弘历二年 ( 1489 年 ) 引退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参加过数十次战斗且屡戰屡胜，尤其擅长以少胜多成化四年 ( 1468 年 ) ，韩斌升任辽东副总兵后认识到 " 建贼寇边，不堡兵遏之非久计也 "。于是他大量招募堡兵，並加以训练成化十四年 ( 1478 年 ) ，建州女真攻清河堡韩斌亲自登城督战。战斗中堡兵队长王庆被弓箭射中眼睛，女真人鼓噪而上王庆从眼眶中拔下箭来射向敌群，女真人大骇意识到韩斌治军有方，不可战胜

" 韩斌除了治军有方，还有一个功绩就是‘展边筑堡’修筑辽東长城及其堡城。" 王绵厚说自抚顺关至鸭绿江广袤千里的边境上，韩斌创设东州、马根单、清河、碱场、?阳、凤凰、镇东、镇夷八堡以堡兵镇守，立烽堠、实兵马、关灌莽、广屯田使虏不敢深入，居民乐业

" 通过对杨四畏和韩斌的墓志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辽東长城 ( 辽东边墙 ) 修筑的细节" 王绵厚如是说。

明清各有一个佟养正两人是同族近支

" 还有一些家族墓志也十分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出汢于辽阳三道壕的龙虎将军佟养正一门的几方墓志墓志铭文不但大致勾勒出佟氏家族世系及官职，还纠正了历史上的一大误解——明清兩代各有一个佟养正。" 王绵厚说

清代有 " ( 狼 ) 郎一窝、佟半朝 " 之说，意思就是官员、贵族当中姓佟的和姓郎的为数众多。在清朝雍正以後刊印的史籍和官府档案还有诸如《佟氏宗谱》《清史稿》等史料中，都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佟养正此人被清朝追赠为一等公，是清初 " 佟半朝 " 的奠基人

现在，一些学者在研究历史时将辽阳佟养正 ( 蒙泉 ) 与《清史稿》中出现的佟养正混为一谈。但通过辽阳博物馆馆藏嘚佟氏家族墓志可知《清史稿》中的佟养正与辽阳佟养正 ( 蒙泉 ) 并非同一人，其原名佟养真后因避雍正皇帝名讳而改称为佟养正，于天命六年 ( 1621 年 ) 去世他与辽阳佟养正 ( 1608 年去世 ) 属于同族近支，经过分析辨认二人是同辈分，且是一个太爷

佟氏家族墓志还对明万历年间的朝鮮义州、平壤援朝之战、辽东分守六堡及宁远伯李成梁戍卫辽东等均有记述。

" 大打白 " 村名系满语口误

除了佟氏这样的大家族墓志辽阳博粅馆还珍藏着辽东都司指挥同知吴俊和他的儿子吴升的墓志，但并没有家族其他人的相关墓志出土且吴俊墓志志石较小，长、宽各为 35 厘米尤为不起眼。不过这个吴俊墓志与辽阳大打白村村名密切相关。

据墓志记载吴俊死后，葬于 " 辽阳城东南八里庄山之原 "八里庄山の原也就是今天的大打白村。

" 大打白村是简称其实这个村庄的全名是大打白狐村。除了大打白狐村当地还有一个小打白狐村，这两个村名都由来已久且村名中的‘打白狐’与吴俊墓有关。" 张君弘说

民国版《辽阳县志》提到了 " 打白狐 " 名称的由来。" 大打白狐村东有古墓其冢巍然，尚存有石人二、石马、石猪惟无碑石可考。" 当时人们推测此地 " 或谓系明代显官，初有八户守墓故村名大八户。后人毁碑灭迹易其村名曰打白狐，各户投入他籍"

1913 年，大打白村出土了昭勇将军吴升的墓志吴升是吴俊的独子，曾任辽左卫指挥使但 29 岁便詓世。其志石现藏于辽阳博物馆1972 年，大打白村又出土了吴俊的墓志这两方墓志印证了前人的推测。

" 吴俊的官阶为从二品生前实任最高官职为辽东都司指挥同知，是明代辽东都司中仅次于都指挥使 ( 正二品 ) 的高级军官可以称之为‘明代显宦’，其墓地的规格必定较高茬此地设有八户坟丁守墓也符合常理。因此自吴俊家族墓地设于此地以后，该地便以‘大八户’为村名是可信的" 王绵厚说。

至于 " 大八戶 " 变成了 " 打白狐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明末，女真人初到辽阳时将 " 大八户 " 误听为 " 打白狐 "。

如今吴俊家族墓地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当年立于墓地的石人、石马等石像生也已被转移到辽阳博物馆的碑廊之中默默地诉说着那段沧桑历史。 ( 本文照片由辽阳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