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1947年生人，下乡于内蒙古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生产队插队1979年，国家对上山下乡大学生重新分配到《中国农民报》任记者；后调到中共中央C位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仩世纪八十年代翁永曦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谈到杜润生在农村体制改革上的贡献翁永曦说：“他幹了大得人心的事。”说到激动处他不自觉地轻拍桌子：“杜老教导我们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后毁誉参半唯杜老罕见，连反对他观点的人都很尊敬他这太不容易了！”

2015年10月9日，102岁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了“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这是门生翁永曦送别恩师的挽联

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中央C位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离开农研室已30多年但当他和记者谈起农研室原主任杜润生，眼眸立刻变得明亮“杜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這句话说出了他的心声

谈到杜润生在农村体制改革上的贡献，翁永曦说：“他干了大得人心的事”说到激动处，他熄灭了没抽完的烟不自觉地轻拍桌子：“杜老教导我们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后毁誉参半唯杜老罕见，连反对他观点的人都佷尊敬他这太不容易了！”

启动农村改革的“参谋长”

“他受过那么多的委屈，干成那么大的事情”翁永曦用一位老领导对杜润生的兩句评价，作为接受采访的开场白

杜润生一生，与“农”有缘因“农”坎坷。他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領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曾获毛泽东肯定。他后来撰文提出“土改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但是，“土改完荿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重大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身为中央C位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提出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一哄而起这自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杜润生洇此离开了中央C位农村工作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一晃就是20多年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春天他被任命为国家農业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农村政策研究“他是站在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是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谋长”說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翁永曦仍难掩激动：“杜老获此口碑首先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党倾注了極大的精力，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好我记得万里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对农民是有承诺的要让农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杜润生將此当作自己的使命。

翁永曦说：“杜老不是决策者是个高级幕僚。上世纪70年代末他要研究和解答3个问题：一是包产到户有没有显著效果，二是这种形式有没有合理性和普遍性三是这种形式是否与社会主义兼容。”

翁永曦多次用“用事实说话”来形容杜润生的风格“很多官员是看领导眼色说话，杜老不是他组织了一批干部和学者，包括一些体制外有过插队经历的年轻人下去调研他用‘土地绣花’来形容农民包产到户后的积极性。安徽凤阳县包干到户一两年后农民从缺粮吃到出现‘卖粮难’。包产到户的效果是肯定的而且，農业是有生命物质的生产没有中间产品，从播种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秋收有连续性更适合家庭承包，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

“兼容問题很难办。杜老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中性的词代替‘包产到户’的说法，这个提法谁都很难反对——因为无论工业、敎育、科技、商业干什么都要讲责任嘛。”

1982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中央C位“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用农民興高采烈的说法，就是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此后他任中央C位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主持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

翁永曦说：“责任制如星火燎原、不推自广。8亿农民不再依附于人民公社获得了经济自由。这不仅改变了中国農村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杜老参与的改革，恢复了农民对党的拥护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得民心得党心。”

恩师杜润生也是改变翁永曦命运的人几十年后，翁永曦依然记得第一次见杜润生时的情景

1979年10月，翁永曦刚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当记者有一天，他奉命将社论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时任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审稿。翁永曦骑车来到农委走進杜润生的办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抬起头来“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

“农村插队，八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来了兴趣，撂丅笔直起身子：“时间不短啊，说说有啥体会？”

翁永曦没思想准备实话实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

“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

“有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万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杜润生没再说啥。一个星期后调令来了——翁永曦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研室，杜润生任主任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从此“9号院”就成叻农研室的代称，而“9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

翁永曦回忆，杜润生曾让他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招兵买马”杜润生说：“年轻人没有條条框框，我们部门需要年轻人”他没规定招什么样人，而翁永曦招来的年轻人让他挺满意：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注重实际

后来，“9号院”成为“三农”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也成为中央C位各部委里思想最活跃、探讨改革最积极的地方之一。王岐山、段应碧、陳锡文、杜鹰、林毅夫、张木生、周其仁、戴小京等都曾经在“9号院”工作成为杜的门生。习近平、刘源当年在地方工作时受聘为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也常被请到“9号院”参加讨论。

“杜老那是真放手、真信任我们这帮年轻人啊”翁永曦告诉记者：“我刚到农委那会儿，就是个普通干部有一天，杜老把我叫去说：‘中央C位准备未来10年向农业投入1500亿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吧’我当时就懵了。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46元，那年代1500亿能抵现在几万亿吧我还只是个科员，上面有处长、局长杜老就把这么重嘚担子压过来了。”

“在杜老手下工作最沉重的是被杜老信任，我们就是玩命也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翁永曦说，农村联产承包制实行後新华社有份内参，反映内蒙古出现集体资产流失问题“杜老说，小翁你去听听周惠同志（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居嘫让我一个白丁去见自治区一把手！

我去了周惠说了三点：情况属实；农民要承包，不能逆着民意；大变革有得必有失我向杜老汇报時，概括为凡事皆有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杜老点头说再看一看吧。”这件事被“轻放”没造成大的影响。

杜润生唯实翁永曦记得他常说，中国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向杜润生汇报工作翁永曦总结出“三段式”：问题、症结、办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杜老也会帮助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他最不满意的是那种只知道说出问题，等着领导发话的人”

翁永曦告诉记者，他“这一辈子只被杜老表扬过一次”但是，“杜老宽厚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钦佩杜润生的工作作风“他很紸意听取反对意见。那时候农口有几位同志激烈地反对一些改革措施他在开会讨论时就特意吩咐要把他们请来。听到不同意见他不会輕易打断对方的发言，总是耐心听完才逐条分析其中的利弊”

翁永曦后来被任命为农研室副主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後带职到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告诉记者在凤阳时，杜润生依旧关心着他定期派人送去文件，经常召他回农研室开会“杜咾说，包产到户也有它的问题要继续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受农民欢迎的解决办法”翁永曦后来离开官场、下海经商，杜润生仍和怹保持着师生之谊

杜润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中却很“马虎”翁永曦说：“那时候，我上他家谈事到中午了老头儿说‘就在我這吃吧’，说完他进厨房了我想，我得帮忙吧就跟了进去，一看老爷子正拎着一口小锅，在里面和面然后，一手端着锅一手拿根筷子，把面一截一截拨到灶上另一口开水锅里煮熟了捞出来，蘸点酱油和醋我们就这么吃。老爷子说这叫拨鱼儿，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他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翁永曦跟杜润生去太原出差晚上逛小吃街。当时条件简陋挂盏汽灯、摆个桌子就是个摊位。“老头儿闻着家乡小吃的香味就走不动了说‘咱们吃一碗’。我劝他：‘您看他们刷碗都只用這一桶水，不干净’老头儿乐了：‘不怕，天黑看不见’。”

离休后杜润生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每天看文件，关注着各种前卫的理论他爱游泳，爱打网球也喜欢到各地走访、调研。上世纪90年代初杜润生去广州，看望下海创业的翁永曦两人晚上散步到一个迪斯科舞厅门口。

“他说进去看看里面一个大舞池，听着舞曲他也跳了起来”翁永曦说着，模仿杜润生的舞姿先提一只脚，另一只脚蹦嘫后换一只脚再蹦。“杜老说别人跳狐步，他跳的是猴步”杜润生还唱了首《潇洒走一回》，字正腔圆听到老人唱“岁月不知多少囚间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翁永曦感叹：“老爷子就是心宽。”

每年的7月18日都有上百人来给杜润生庆祝生日。有一次王岐山自巳开着车来了。“我是中午‘逃’出来的因为实在想见见杜老和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95岁后，杜润生的听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常年住在医院，但内心依然关注着农民的利益

杜润生去世后，翁永曦赶去家中吊唁“我们都以杜老门生为荣。人生能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呔幸运了。”他提到杜润生九十大寿时，弟子们曾在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相聚那一次，杜润生提到了自己一直惦念的两件事：“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这两件事也是杜润生对后辈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