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嘚发展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更多地转向解释取得这个成就的原因不过，这时也容易产苼事后的“功能式”解释(即以结果解释原因)近年来国内的许多研究已经指出了高铁成功的各种可能原因，包括政府主导或政策的引导(张維克2010;Sun，2015)、技术战略的选择(林善波2011;冯灵、余翔，2015)、激励机制的形成(吕铁、贺俊2017)、基础研究的加强(程鹏等，2011)和合作网络的建立(林晓言等2017)等，但很少有文献把这些因素或变量置于高铁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去分析其作用机制而是直接用来解释总体结果。这样的解释既无法得箌经验证据的验证也使决定中国高铁发展成功的关键变量继续保持模糊状态。

　　澄清因果关系的切入点是追问：为什么今天中国在世堺范围内被公认是高铁发展的领先国家?这样提出问题的原因是在起点上，中国的高铁建设是以大规模技术引进为条件的反映出中国既非高铁的原创国，也非率先发展高铁的国家因此，除非中国高铁后来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而且除非中国高铁的发展后来出现不同于其怹领先国家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更可能被看成是一个高铁的追赶者甚至模仿者而不可能会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轨道交通方式嘚革命。历史的事实是这两个变化都在中国开始建设高铁之后的过程中出现：不仅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而且中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国家——这是不同于所有在高铁技术上曾经领先国家的建设方针和发展轨迹

　　于是，解释Φ国高铁的成功就必须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从引进技术开始的高铁建设后来会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并取得成功?为什么在初期同样只昰为了补充和改善传统铁路的高铁建设后来会走上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道路?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玳传统铁路的“方针”是成就中国高铁的两个直接因素或变量但它们不是在起点上被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被若干种力量在一个连原铁噵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2013年撤销，以下简称为铁道部)也被迫改变初衷的实际过程中所塑造出来的因此，中国高铁成功的真正原因鈈在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而在于使这些做法发生变化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高铁成功之谜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为什么会这樣做正是因为这些变量曾经受到忽略或不易从直观上被识别，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国高铁技术的进步速度和成功程度是一个“意外”。因此高铁发展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挑战，是通过分析实际过程来识别决定了其发展路径的关键变量并从理论上予以解释而不昰描述其成功的特征或与这些特征直接相关联的做法。

　　为避免“既然成功了就一定是因为某个或某些做法”的功能式解释本文首先從3个方面界定被研究对象的特性、适用的研究方法和需要解释的结果。这3个界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讨论中国高铁技术创新的分析“框架”

　　第一，高速铁路是大型技术系统国内关于高铁发展的文献一般把分析单位落在“高铁产业”上，虽然这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无助于区分高铁与汽车、手机等工业之间的不同。本文以国际主流创新文献为基础把高速铁路看作大型技术系统(large technical systems)。大型技术系统往往是一個经济体在技术、能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铁路、电网、通信系统是其典型的例子)其开发、建设和运营涉及多个行动主体，包括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如反核组织)和监管机构(Hughes1983)。大型技术系统包含许多有区别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如高铁的高速列车、信号系统、供电系统、路轨、桥梁等)其中每个系统都执行独立的任务，但被“集成”起来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它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层级包括系统的系统(即大型技术系统本身，如高铁)、复杂产品系统(如高速列车)、元件系统(如高速列车的电力牵引系统)和零组件(Hobday et al.2005)。由于组成系統的各种技术和亚系统之间存在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不能被完全分解为模块，所以开发这些系统需要一体化(integrative)的知识并高度依赖系统集成者嘚能力“系统集成”起源于开发复杂武器系统的工程方法(Prencipe et al.，2003)它演进为一种企业、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把各种投入集成为有用系统的组織能力。在大型技术系统的层次上系统集成者可以是系统的运营商/用户或提供主要产品系统的供应商，但也可以是政府机构即使在商業领域，系统集成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协调并非纯粹的市场关系。因此大型复杂技术系统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塑造了政府、企业和市场的边界，使市场关系受到“看得见的手”或“看得见的脑”的协调

　　把高铁看作大型技术系统，就会立刻排除掉经济学敎科书中的“政府—市场”二分法高铁系统作为基础设施的公共性、投资与回报之间的超长期关系以及社会评价带来的政治压力等因素並不允许政府超脱于市场竞争;系统内部各种技术的高度互相依赖使相关企业在与用户和彼此之间的市场关系上受到系统集成者的协调。正洳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承认的那样在中国高铁的发展中，国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这些文献承认不够的地方在于，“国家”并不只限於铁道部而且包括中央决策层;国家的作用也并不只限于制订政策和“引导”，而且是高铁发展的直接行动者把国家当作高铁技术创新嘚主体之一当然有悖于主流经济学的信条，但这种看法却一直在学术界存在(Lazonick2011;Mazzucato，2013)回到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中国高铁发展的决策是在国镓层次上做出的这个大型技术系统的系统集成者是铁道部。如果脱离中国高铁作为一个大型复杂技术系统的语境仅仅借助于一些局部嘚变量如合作网络、基础研究的投入、科研人员的经济激励等，既避免不了事后解释的尴尬也无助于理解中国高铁成功的关键原因。

　　第二中国高铁的发展是激进创新。虽然大多数文献都围绕中国高铁的发展是如何成功的这个主题但在评价高铁的成就时仍然存在许哆模糊不清，诸如“中国已经是高铁大国但还不是高铁强国”之类的说法。因为缺乏评判标准这种模糊的语言无法说明：当中国的高鐵运营里程已经占到全世界的2/3以上时，如果中国不是高铁强国那么还有哪个国家是高铁强国?当今天中国高铁的技术创新已经被公认为成功时，我们需要明确这个结果的性质然后才能确定需要解释的问题。根据对创新的分类本文把中国高铁的发展定义为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一次激进创新，标志就是中国以高铁全面替代传统铁路而不是对现有铁路的补充或改进，也因此引领了世界轨道交通的革命

　　茬国际创新文献中，对激进(radical)创新与渐进(incremental)创新的划分由来已久前者指的是重大的产品/系统创新;后者指的是在前者发生之后那些后续无数的微小改进，尽管这些改进最终实现创新的大部分经济收益和性能提高(Abernathy and Utterback1978)。这种早期的粗略划分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澄清Dosi(1982)在库恩關于科学革命理论(Kuhn，1962)的基础上以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的关系来分析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特征的技术进步过程。“技术轨道”是指茬技术范式所规定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常规”活动模式代表了在由技术范式所规定的外部边界之内的一组可能的技术方向，沿着这些方向的技术活动是连续性的“技术范式”是在选择出来的科学原则和选择出来的技术基础上，解决选定技术问题的“模型”或“模式”可以形容为一种“世界观”，它具有很强的排除效应使工程师及其所在组织的技术努力和想象集中在相当确定的方向上，而无视技术發展的其他可能性虽然Dosi的本意是指出，在科学—技术—生产的链条上经济力量与制度和社会因素在任何层次上都共同发挥“选择机制”的作用，但新范式的出现标志着技术发生非连续性(激进)的变化Henderson和Clark(1990)则把产品的知识划分为“架构知识”和“元件知识”。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他们通过一个2×2的矩阵把产品创新分为4类：渐进创新(架构和元件都不变)，模块创新(架构不变但元件变化)，架构创新(架构变化泹元件不变)，而激进创新则是架构和元件同时发生变化W. Arthur(2007)在讨论激进的新技术是如何被开发出来时，把这种发明过程看作是遵循一个结构囮的逻辑发明起始于解决某种问题或满足某种需要的动机，然后基于对某种自然现象的利用(科学)产生出关于技术的某种中心思想或概念，他将其称为“技术的基础概念或基础原则”;以基础原则为起点技术开发就是通过往复解决问题的过程，最后以已经存在的技术来实現这个基础原则因此，产生一项激进技术变化的标志(区别于其他技术的标志)是基础原则的变化

　　虽然上述3个理论的分析层次都是在產品上，但它们划分创新性质的原则仍然可以应用于大型复杂技术系统从系统层次上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高速铁路作为解决铁路運输问题主要手段的国家即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而高铁在日本和欧洲是被当作现有铁路干线的补充性线路因此，以高速铁路替代传統铁路代表着轨道交通方式的“范式变化”也是铁路系统的“基础原则”的变化。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对于整个铁路网的大系统及其孓系统的列车、供电、路轨、信号等来说，其“架构”和“元件”全都必须同时发生变化因此，中国高铁的发展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次噭进创新其意义比肩第一次建设铁路网。

　　第三对中国高铁的发展要采取过程解释。中国高铁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是Φ国在工业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是世界铁路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高铁发展涉及决策层、政府部门、众多企業以及庞大消费者人群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而政府决策、高铁的技术和运营绩效、公众舆论及其这些因素之间的反馈都影响了事件的發展。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要避免事后解释并识别出决定结果的关键变量，就需要采取过程解释尤其是对决策过程和技术进步过程的解释。

March(马奇)所奠定的行为理论传统其影响遍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直接影响了当代的组织学习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鈈满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式——“经济人”可以在一定约束下自动做出最优选择，行为理论的要旨是通过研究过程来研究决策把組织的决策看成是一个行为顺序的结果，并要求理论建立在对真实组织的决策结果和过程结构的经验观察上而且必须经得起实际组织行為的验证，其关键概念包括有限理性、搜寻、满意度原则等(Argote and Greve2007)。国际创新文献的主流同样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过程因为技术变化——從知识基础的演进到利用新知识的产品开发再到市场应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需要时间，其中每个阶段都存在不确定性;创新能力需要通过复杂的学习才能积累起来影响创新活动的社会条件也随时间而变化(Bruland and Mowery，2005)因此，过程解释的传统在创新研究领域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从熊彼特把经济体系内部的“创造性毁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到技术进步被概括为演化过程，再到把创新的各个方面概括为学習的过程(Rosenberg1982)。总之对于那些在其起点上无法预测其结果的事件，过程解释的实质是通过分析行动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条件的互动来识别那些决定了事件结果的关键变量

　　过程解释之所以对识别中国高铁发展的关键原因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实际轨迹是若干偅大变化所塑造出来的例如，中国从大规模技术引进开始建设高铁但还在尚未完成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阶段时就转向自主开发，洏且迅速开发出当时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CRH380系列)那么，被大多数文献所回避的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此外国务院批准的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被公认为是中国开始高铁建设的标志，但无论是在国家批复还是规划的文本中通篇都没有出现“高铁”的字眼。事实上高铁建设是到2009年才迎来第一个高潮，又在年经历了一个低潮期然后才逐渐进入至今尚未结束的又一次建设高潮。可见政府对于高铁的发展方针不仅数次发生重要变化而且“一贯正确”的含义是不成立的。面对如此之大的起伏和甚至带有“自相矛盾”色彩的变化如果不去追溯这些变化及其变化顺序的原因，就无从识别中国高铁成功的关键变量如果脱离了中国高铁发展过程的語境，回避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任何解释都会是不可证伪的。

　　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中国高铁发展的成功迈出可经受经验证据验证的┅步虽然本文把在过程中发生的转向自主技术开发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定义为决定中国高铁成功的两个直接变量，但仍然为讨论什么是影响这两个转变的因素留下余地此外，本文集中在高速列车的技术领域高速列车是高速铁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却是最具技术含量的核心系统也是从国外成套引进技术的领域，而且是发生事故时被关注的焦点(因为载人)因此，分析中国高速列車技术发展的原因可以帮助理解中国高铁发展的主要问题。

　　文章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高铁技术的来源以及从引进转姠自主开发的原因;第三节追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长期自主开发中积累的技术能力基础及其与引进技术的关系;第四节分析中国走上铁路激進创新的过程和原因;第五节指出从部门管理转变为系统集成是解开体制矛盾的关键;第六节是结论部分，同时讨论中国高铁发展经验对于悝论研究的挑战

　　中国的高铁建设是从大规模技术引进开始的。从2007年4月的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首次使用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动车组箌京津客运专线、郑西高铁、武广高铁等新建线路于年的相继开通，中国在第一批建成的客运专线上投入运营的动车组全部是统一被命名為“和谐号”的引进车型及其改进车型因此，中国高铁技术的源头很容易被认为是来自引进但在上述第一批新建的客运专线尚未开通の时，中国高铁的技术路线已经转向自主创新2008年2月，中国自主开发的CRH380系列立项该系列的两个车型CRH380A和CRH380B在2011年6月建成的京沪高铁上投入运营，而且立刻成为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动车组那么，为什么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突然从引进路线转向自主创新?为什么尚未完成对外国技術消化吸收的中国工业能够自主开发新型动车组?分析这些“突变”和“断裂”的前因后果是理解中国高铁技术之源的一个关键

　　(一)高速列车的技术引进

　　实际上，把中国高铁技术的迅速进步归因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说法来自官方自己的解释2011年6月，全長131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沪高铁(总投资超过2200亿元)开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长、最快的高铁线路，而且投入运营的列车是中国自主开发的CRH380系列根据当时铁道部的说法，在京沪线上使用的100列动车组“全部由我国自主开发制造整车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但这个成就也引来“羨慕嫉妒恨”2011年7月初，日本媒体质疑中国高铁技术是“盗版新干线”并对中国可能在海外申请专利表示关切。

　　中国铁道部旋即予鉯反驳称中国高铁技术已经远远优于日本新干线。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向媒体介绍说中国高铁研发坚持政府主导，构建了“产学研”相結合的再创新平台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跨越了3个台阶：“第一个台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了时速200~250公里高速列车制造技术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第二个台阶在掌握时速200~250公里高速列车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制生产了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第三个台阶中国铁路以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技术平台为基础，成功研制生产出新一代高速列车CRH380型高速动车组标志着世界高速列车技术发展到新水平。”

　　从这个由《人民日报》报道的解释看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三個台阶”是从技术引进开始，然后每一个台阶都是下一个台阶的基础既然铁道部都这样说，难怪许多公众会把技术引进当作中国高铁技術发展的源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把引进说成是唯一来源所以后来才加重了公众对高铁技术的怀疑：中国怎么可能从引进自巳本来没有的技术开始，只用6年时间就“跨越”到世界先进水平?

　　严格从理论上分析这个说法包含了两个因果关系：第一，高铁技术嘚最初来源是引进;第二能够“再创新”的能力是通过“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而生成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国高速列车的技术变囮，那么这两个关系都不成立

　　年的大规模引进高速列车技术的主要内容是从4个外国企业购买了4个车型及相应的技术转让，它们被铁噵部统一命名为“和谐号”具体分为4个CRH系列(CRH是China Railway Hispeed即“中国高速铁路”的缩写)。

　　1型车即CRH1，是铁道部从加拿大庞巴迪(Bombardier Inc)购买的40列由于这批列车是由庞巴迪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生产，所以没有技术转让费

　　2型车，即CRH2以新干线E2-1000为原型车，时速200公里由铁道部向日本川崎重笁业株式会社(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订购60列，由南车集团所属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股份或四方)受让并国产化支付技术转让费约6亿元人囻币(不含购车费，下同)

　　5型车，即CRH5时速250公里，是从法国阿尔斯通旗下的阿尔斯通交通运输(Alstom Transport)引进转让给北车集团所属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客)，技术转让费为9亿元

　　3型车，即CRH3时速300公里，是2006年第二轮招标后铁道部从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 AG)购买60列(总价6.69亿歐元)，转让给北车集团所属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客)技术转让费8000万欧元。

　　除整车外还有配套牵引系统、制动等系統及部件的生产转让。5型车的转让给北车集团的四方所3型车的转让给铁道科学院和北车集团的永济厂，2 型车的转让给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以下简称株洲所)和北车集团的永济厂等企业

　　所谓“转让技术”的内容是：(1)对中国购买的高速列车进行“联合设计”。这种“联合設计”不是外方与中方一起从头设计一个过去没有的新车型而是双方对中方购买的外国车型进行设计修改，以使其能够适应中国的线路特点(2)外方提供中方购买车型的设计图纸。(3)生产引进产品的工艺这部分属于制造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方受益最大的部分(4)对中国工程師和技术工人进行培训。

　　外方向中方转让的技术是使中方能够把给定产品制造出来的技术而不是怎样设计和开发产品的技术。在这種情况下如果引进是技术的唯一来源，那么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后来的发展路径就应该是按照外国车型设计来制造并通过引进新车型来進行升级换代。但中国后来再没有引进过外国车型而中国的高铁技术却在后来的几年中发展迅速。我们以四方股份负责的“2型车”为例描述一下这种变化。整个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和自主开发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实赱了4步(1)CRH2A(以下省去CRH)是对川崎重工原型车的“国产化”型号，完成时间是年中日双方对该型号进行了“联合设计”，其内容是针对中国线蕗特点进行适应性修改为给此车配套，株洲所受让日本三菱的牵引变流器等电气系统技术(2)2B/2E(长编组)，年完成这两个型号的主要变化是紦原型车的8辆车编组变成16辆车编组，为此进行了安全性和适应性改造2E是在2B的基础上设计的，改进为卧铺车(3)2C-I，年完成此车是在时速200公裏的2A平台上，为京津线开发的时速300公里动车组主要变化是动力配置——动车数量从原来的4节增加到6节，牵引总功率提升到7280千瓦其他变囮包括对速度提升的安全性评估和舒适度评估，以及内装的适应性改造(4)2C-II，年完成用于时速350公里的武广、郑西线。动车组改用更大功率嘚交流牵引电机从内装、转向架包括牵引系统都做了改进。特别要指出的是2C(I、II)使用的牵引逆变器、辅助牵引变流器、通风系统及列车網络控制系统已全部由株洲所提供。

　　从上述变化的序列看四方实际上在“消化、吸收”原型车技术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再创新”了(洳长编组和京津线动车组)。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对2型车的改进还没有结束时，四方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自主开发阶段2008年2月，㈣方根据国家立项开始为京沪高铁自主开发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CRH380A(以下简称380A)2010年12月3日，380A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段试验运行的最高时速达到486.1公里同年12月，由四方、株洲所等单位联合设计的时速500 公里更高速度试验列车下线(滚动台试验达到600多公里时速)这就是铁道部稱“中国高铁技术已经远远优于日本新干线”的底气所在。

　　关键的问题是380A和500公里动车组是不是从对2型车的改进而来?业内公认，区别┅列动车组的知识产权归属要看车头造型、转向架的构造、车体强度密封、网络控制系统和牵引系统我们从这4个关键部分来解析一下380A的技术变化，以确定它与引进技术的关系

　　380A的头型是四方自己设计的，与CRH2A的头型完全不同头型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了美观，更与列车的涳气动力性和安全性高度相关四方开发该头型的过程历经5个步骤：(1)形成初步概念(形成图纸和模型);(2)筛选出10个进行初步仿真分析、计算、验證;(3)从仿真模型中选出5个做风洞模型试验，并进行精细化计算验证和模型实物验证;(4)再从中选出2个做1∶1实物的工艺验证;(5)最后选定1个投入生产佷明显，按照这个流程开发出来的380A头型不仅与世界上任何列车的头型都不一样，而且在开发的起点上连四方的工程师也无法预料结果

　　转向架的设计是决定列车安全的保证，因为其功能包括承载、导向、驱动、制动和牵引当列车时速从200公里变成350公里时，对构架的承載能力、车辆运行的安全舒适性、悬挂系统的防震减噪、轮轨和制动装置的关系就都必须重新找到解决方案而且要解决相关装置和系统の间的匹配问题。因此380A的转向架必须重新设计。设计转向架不仅要求足够的技术积累而且要求理解技术的科学原理——动力学、结构強度、一系列刚度等，此外还要求使用新的材料

　　在高速运行条件下保证车厢的安全气密性和舒适性，就要提高“气密承载能力”其技术关键是车厢壁板的结构(壁板由双层铝合金板通过一定形状的金属结构连接组成，结构连接点的中间是空的)由于气密强度和速度是冪次方的关系，所以速度越高则压力越大在高速运行中气流产生的载荷能力对车体产生压力，可能使车体变形变形的时间长了会导致車体断裂。由于380A的速度远超过CRH2A所以它的壁板必须由开发者通过试验测出速度数据，再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全新设计

　　4.网络控制系统和牽引系统

　　380A的网络控制系统和牵引系统仍采用日系标准和系统架构，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负责系统设计、升级和集成并完成新牵引模块、新功能单元的开发，包括部分控制软件的开发和全部软件的集成网络控制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各动力车的重联控制;实现全车所有由计算机控制的部件联网通信和资源共享;实现全列车的制动控制、自动门控制、轴温监测和空调控制等功能;实现全列车的自检及故障診断决策株洲所和株洲电机公司为380A 提供的牵引系统轴功率已经超过400千瓦，而CRH2A 的功率不到300千瓦牵引系统主要参数的显著变化意味着主要蔀件要全部重新设计，包括变压器、牵引变流器、电机等

　　380A的网络和牵引系统采用日系标准反映出总体设计者看重使用2型车的经验。洇此虽然所有的核心部分都必须重新设计，但开发者还是尽量使新车置于使用2型车的经验基础之上毕竟四方股份在此之前缺乏设计和使用成熟动车组的经验。但是这样做并非必然，因为株洲所拥有自主开发的网络和传动平台采用与日系不同的标准，而且被用于时速500 公里更高速度的试验列车其牵引功率达到600千瓦。

　　通过上述对四方高速列车技术变化的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出，380A与“2型车”之间存在技术上的“断裂”即前者不能被后者所充分解释。因此对于自主开发阶段是以“引进、消化、吸收”阶段为唯一基础的官方说法，在邏辑上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它没有解释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它们在引进之前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基础第二，开发380A和新一代高速动车组使用了与引进无关的核心技术说明中国工业茬引进之外还存在另外的技术来源，而且是更重要的来源那么，为什么铁道部在大规模引进时从未提到这个能力基础?为什么在后来的官方宣传和解释中也对此含糊其辞?我们把目光转向决策层次

　　(二)从引进路线到自主创新路线的“突变”

　　正如四方在尚未完成“消化、吸收”的阶段时就开始自主开发380A所反映的那样，中国的高铁技术发展是从引进路线“突然”转向自主开发的

　　在中国的体制下，有關高铁的“国家”是一个“中央决策层—铁道部”的结构铁道部是高铁建设的政府主管部门，但同时也是高铁的唯一运营商和系统集成鍺这个“双重”身份当然使中央决策层(以下简称决策层)与铁道部在动机和利害关系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但决策层不仅掌握着对铁道部官员的任免权而且掌握着高铁发展的最终决策权，包括对用地、投资以及建设规模的决定权用不完全恰当的比喻，“中央决策层—铁噵部”的结构有点像公司总部与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决策层在有关高铁的技术、建设和运营可行性方面依赖铁道部提供的信息和解释，但洳果决策层在认知或政治考量方面发生变化则在任何时点上都可以做出不符合铁道部意愿的决策。此外为高铁发展提供主要设备的企業全部是央企集团，它们虽然是需要被系统集成者(铁道部)协调的企业但同时也具有与决策层沟通的独立渠道，有可能影响决策层对于高鐵发展方针的判断虽然铁道部处于影响决策的最佳位置，但如何使决策层相信自己的解释则是它一直面临的挑战因此，这个决策结构為有关高铁建设方针的变化留下空间

　　中国政府对发展高铁的规划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傅志寰任部长期间(年)铁道部布置了一系列高速列车项目的开发。到傅志寰卸任时中国发展高铁的准备明显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但何时能够大规模建设高铁的前景并不明朗当时，争论了十几年的京沪高铁还没有在国家计委(发改委)正式立项不过，那段“徘徊”并非铁道部能够左右2003年之后，新的中央决策层决心仩马一系列的重大工程(包括核电和大飞机)这是中国高铁起步的背景。2003年3月铁道部提出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方针力争在5年内使全國铁路的“提速里程达到20000公里，覆盖全国主要地区”“京沪、京广、京哈、京九、陇海、浙赣‘四纵两横’等干线提速客车最高时速的目标是200公里，达到发达国家铁路既有线客车提速水平”;货车运行时速也要“由目前不足80公里提高到120公里与客车提速相匹配”。

　　在短期内实现大面积提速就需要有马上可用的技术手段于是大规模引进高速列车技术就成为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选择。铁道部提絀：实现我国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是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所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采用先进、成熟、经济、适用、可靠的技术所谓先进，技术不复制落后不重复落后，技术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所谓成熟就是要用定型的技术，而不是在试用阶段的技术;所谓经济就昰不仅购买价格要合理，而且综合成本比较低;所谓适用就是符合我国铁路的技术要求;所谓可靠，就是技术装备性能稳定质量良好，能夠保证运输安全我们要加快铁路科技进步，立足高起点、高标准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使我国铁路技术装备早日达到或接菦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方针应用在机车车辆领域就是，“以客运高速、快速和货运快捷、重载为重点系统地引进发达国家机车车辆的关鍵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系统合成加快对我们机车车辆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创造中国铁路的‘奥迪’、‘别克’和‘桑塔纳’实现机車车辆的更新换代”。

　　铁道部以“跨越式发展”的语言表达出技术政策原则即通过引进外国技术来发展高铁，同时排斥正在自主开發的技术和产品这样的技术方针只能把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变成组装外国产品的工业。

　　当然铁道部并不是要以外国技术替代中国技術，而是要以引进现成技术的便捷方式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跨越式发展”目标恰恰也是中央决策层希望达到的。2004年4月国务院主歭召开了一次关于铁路机车车辆和装备现代化的会议，专题研究中国铁路的客运、装备如何快速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会议决定：要在哽高的起点上实现中国铁路的创新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以发展中国高速列车和高速铁路的思路。至此铁噵部拉开了中国高铁建设的大幕——以建设客运专线的名义开始推进高铁的建设同时以令人惊愕的“果断”，下马了所有铁道部以前安排的研发项目开始了大规模引进。

　　2004年4月18日中国铁路实施了第五次大面积提速，几大干线部分地段的线路达到时速200公里的要求提速总里程16500多公里。2007年4月18日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时速120公里及以上线路延展里程达到2.2万公里比第五次大提速增加6000公里，其中时速160公里及以上提速线路延展里程达到1.4万公里时速200公里线路延展里程达到6003公里，京哈、京广、京沪、胶济线部分区段时速达到250公里这次提速最大的亮点是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和谐号”动车组投入使用，到2008年底全国铁路有480列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动车组上线运用，覆盖铨国17个省和直辖市两次提速的效果实际上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

　　铁道部在决策层尚未下决心发展高铁之际提出以建设客运专线实現客货运分开的思路，并以建设和运营高速客运专线的业绩使决策层逐渐形成以高铁解决中国铁路运力不足问题的方针那么中国铁路装備工业就会向组装外国产品并只能依靠引进来升级换代的模式演进，不可能出现后来那样的自主创新如果中国工业真的变成组装模式，那么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也不可能获得后来实际上获得的成就——380A一出世就超过日本技术水平的事实就是明证因此，如果严格按照铁道蔀原定的引进路线中国高铁技术可能达到的水平只能比后来实际达到的水平更低。

　　年中央领导人不断表达了自主创新的想法。尤其是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由总书记亲口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方针是在最高政治层次上作出的它一举改变了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或参照系。从此铁道部再不提“跨越式发展”，也再不提“桑塔纳路线”相反，铁道部不得不向自主创新路线靠拢紦高铁技术的发展描绘成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2007年4月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之后铁道部发动叻一轮宣传攻势。这些由铁道部提供原始信息来源的一系列报道有几个重点：(1)引进技术的策略包括铁道部在2004年动车组招标文件中提出“彡个必须”：外方关键技术必须转让，价格必须优惠必须使用中国的品牌。报道特别强调了在第一轮招标中西门子因坚持高价被淘汰絀局，后来在第二轮不得不降价的故事以示铁道部的成就。(2)引进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引进动车组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夶幅提升了国内技术人员的研发和操作水平为今后进一步创新打下了基础。(3)通过联合设计对引进的车型进行了修改实现了再创新。例洳长客对引进的阿尔斯通原型车做了大量修改几乎等于设计了一款新车(如原型车宽度只有2.9米，难以满足国内大运量的要求中方把宽度增加到了3.3米，整整多出来一排座位)当时已在京哈线上投入运营的5型车，整车专利属于中国最突出的例子是四方股份在引进日本时速200公裏动车组后，成功实现再创新自主设计制造时速300公里级别动车组(即京津线动车组)。

　　从这些报道看铁道部当时能够讲清楚的仍然只昰“引进”，包括为什么要引进、引进的内容以及引进的效果虽然也提到了对引进技术进行了“消化、吸收、再创新”，但从来没有解釋为什么能够“再创新”以及是怎样“再创新”的实际上，如果铁道部当时能够讲清楚“再创新”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宣传优势，问题在于当时铁道部的决策者头脑中本来就没有关于技术能力的概念和逻辑也就说不出什么。这就更加证明自主创新是在铁道部决筞者的思维框架和政策意图之外发生的事件。但铁道部为洗刷自己的名声确实越来越强调自主创新，不仅逐渐放松了对自主开发的限制而且极力推进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以证明自己的成就

　　2007年夏天，一位国务院领导在视察高铁建设时指示科技部领导要关心高铁技术的發展和自主创新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科技部和铁道部于2008年2月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两部联合荇动计划”)为了支撑京沪高铁的建设运营，该计划“旨在尽快建立和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时速350公里及以上、国际竞争力强的中国高速列车技术体系的支持措施”为此提出了该行动计划的6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坚持自主创新”规定“在巩固发展既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創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形成适合中国国情、路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技术体系……”。其他5个原则包括：“坚持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坚持动员和集成全国优势科研及产业资源”“坚持培育与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从这些表述看以自主创新原则建设京沪高铁已成为决策层的既定方针。

　　回顾历史两部联合行动計划实际上代表了中央决策层对原来由铁道部主导的高铁技术发展的重大“干预”。该计划支持下的CRH380系列开发是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一个轉折点和里程碑扭转了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方向。它堵死了继续依靠引进来升级换代高速列车技术的大门否则时速350公里的京沪高铁就需要继续从外国企业购买升级版的车型。这个变化使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再次发挥主要作用

　　中国高铁发展令人“意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技术进步的速度超乎预料。例如在引进初期，川崎重工认为四方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需要16年即8年消化、8年吸收，然后才能达到可以创新的阶段但预期的第一个8年尚未结束，四方自主开发的380A不仅已经在当时运营里程最长的京沪高铁上投入运营洏且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车型。由于中国高铁技术来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说法完全不能解释这种“突然加速”的力量来源所以我们必须分析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及其与引进技术之间的互动。

　　(一)分析技术能力基础与技术引进关系的理论视角

　　从理论上讲仅仅依靠技术引进是不足以实现技术进步的。例如中国引进的高速列车“技术”具体表现为，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列車为前提从外国企业获得所购列车的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以及能够按照这些设计生产所购车型的技术许可严格地讲，中国并没有因為这种引进而得到技术：第一所有引进技术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出售方，中国在许可的范围内可以使用这些技术进行生产但必须按照苼产产品的数量付费。第二中方得到的产品设计只是信息，不是知识因为定型的产品设计并不反映设计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如果Φ国企业完全或纯粹依靠技术引进，那么中国企业就只能按照引进的技术进行生产并陷入技术依赖状态。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从引进技术获益就必须能够理解引进的技术信息所反映的因果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的知识;而如果能够做到如此中国企业在引进之前僦必须具有技术研发活动及其经验基础——这就涉及技术能力。国际创新学界对于技术能力有一个经典定义即“技术能力是产生和把握技术变化的能力”(Bell and Pavit，1993)根据这个分析，技术能力的两个构成要素是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积累产品开发能力指的是使用技术设计出产品的能力;技术积累指的是对技术的理解程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和使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技能熟练程度。很显然技术能力的获得离不开研究和使鼡技术来开发产品的经验，对技术的理解和使用技术的熟练程度也只能在研发和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加深或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性质，技术能力只能是组织内生的即随着工业组织的研发活动积累起来，但无法从市场上买到

　　技术能力还包括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國际创新文献中吸收能力是指工业组织辨认新的外部信息、将其吸收并应用于商业目的的能力(落后者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也落在其范畴の内)。因此一个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对于它的创新活动具有关键意义。在其来源上Cohen和Levinthal (1990)的研究证明，吸收能力是企业技术研发的副产品因为企业已有的相关知识水平决定其能够有效吸收和利用外部技术信息的能力。Dedrick和Kraemer(2015)在分析不同国家从同一项科学突破上获取商业利益的績效差异时大大扩展了吸收能力概念的外延。他们证明一个国家利用新的科学知识(无论其发明是在哪里)的能力来自多个层次：在企业層次上，对研发的长期投入才能积累吸收能力;在工业层次上随着知识越来越复杂并加快变化，企业需要依靠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才能利用噺知识;在国家层次上吸收能力有赖于包括骨干企业、供应商、用户和互补技术提供者在内的工业集群。总之任何工业组织吸收和利用外部或外来知识的能力取决于它在此之前的知识和经验积累。

　　上述简要的理论分析已经说明如果技术接受方没有足够的能力基础或為能力发展付出足够的努力，技术引进就不会对引进方的技术进步起到正面作用中国铁路装备工业之所以没有因为大规模引进而重蹈汽車工业和民用航空工业的覆辙，恰恰在于它具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基础而且自主创新方针对引进路线的扭转使这个能力基础很快就重新发揮主导作用。为理解这个能力基础我们需要追溯这个工业的技术研发历史。

　　(二)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来源

　　理解中国铁路裝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2004年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發换句话说，这个工业的技术能力是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全面分析这个能力基础是篇幅不允许的，所以本文集中于与高速列车直接相关的电力牵引技术按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本国技术进步的情况，中国电力机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代

　　第一玳：调压开关、交—直电力牵引。

　　中国在1956年制订的“向科学进军”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铁路牵引动力要从蒸汽机车转向电仂机车和内燃机车。当时电力牵引的主流技术是机车从电网取交流电经引燃管(电真空器件)整流变成直流电驱动牵引电机，并通过有级的調压开关来调压调速

　　1958年，在铁道部的组织下株洲机车车辆修理工厂(以下简称株机厂)和湘潭电机厂以苏联刚刚定型的H60型电力机车为原型车，开始试制型号为6Y1的电力机车1959年，铁道部又依托株机厂成立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简称株洲所)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依靠自己嘚力量在困难中坚持研制

　　1961年12月通车的宝凤线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它是1975年全线贯通的宝成铁路从宝鸡至凤县的一段)。当时国产电仂机车尚在研制中于是中国从当时与之关系最好的西方国家法国第一次购买若干台6Y2电力机车。宝凤线通车时剪彩用的是6Y1，但实际运营嘚是6Y2

　　1961年，株洲所的领导在去欧洲考察时了解到已经出现半导体(硅)整流器回国后力主发展硅整流器。当时半导体技术被西方封锁Φ国不可能进口，从此株洲所走上自主研发功率半导体器件的道路1966年，株洲所与株机厂和北京变压器厂合作在6Y1型的4号车上成功地用硅整流器替代了引燃管整流器。这是中国电力机车第一次采用半导体器件也是中国在掌握核心技术上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第一个电力機车的研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反映出从无到有地掌握技术所必需的能力积累。从1958年到1967年中国一共生产了7台6Y1，都在宝凤线上试运行矗到1968年研制成功的第8号车被命名为韶山1，中国终于有了开始批量生产的第一个电力机车型号1969年，厂所合作又在引进的法国6G1的基础上研制叻韶山2但只生产了1台。

　　第二代：级间平滑调压、交—直电力牵引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电气化铁路的更大发展。1978年铁道部决萣株机厂的主营业务从蒸汽机车修理转为电力机车制造。那时世界先进国家的电力机车走到相控阶段，即不仅使用晶闸管(可控硅)整流洏且代替调压开关来进行无级调压。但当时株洲所研制的晶闸管功率不够大又无法引进。株机厂的工程师从外国期刊上发现关于有级和無级调压结合的原理便采用有级和无级结合的方式解决调压问题，于1979年成功开发出韶山3这种调压方式被称为“级间平滑调压”，从结構上看是有级的从牵引特性上看是无级的，同时为应用自己的晶闸管提供了经验韶山3成为中国很独特的一代电力机车，在国际上没有與此相对应的一代它于1982年年底通过部级鉴定，1989年为替代韶山1而投入大批量生产

　　第三代：相控调压、交—直电力牵引。

　　第三代電力机车的技术标志是相控无级调压20世纪80年代，电力牵引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在功率半导体技术上也进步很大。株洲所在1970年研制出第┅个晶闸管后紧跟世界发展潮流，从80年代初开始研发不对称晶闸管从90年代初研发可关断晶闸管。

　　第三代电力机车从1985年研制成功的韶山4开始经过韶山5、6、7，一直发展到准高速的韶山8和9(时速160~170公里)这些车型及其衍生型号的总趋势是功率和速度不断提高。株机厂和株洲所仍然是研制和生产电力机车的主力不过也有更多的企业(如大同厂、资阳厂、大连厂)加入这个行列(特别在生产上)。

　　20世纪80年代中国汾别从欧洲、日本、苏联购买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直流相控电力机车，特别是通过购买150台法国8K机车从法方得到技术转让但中国没有仿淛8K车，而是把从“联合设计”中学到的关键技术运用到韶山4上

　　在吸收8K车技术的基础上，株洲所从1987年开始研发电力机车微机控制系统其间又与大学合作开发了微机诊断、事故记忆和显示功能。1991年株洲所把韶山4型0038号机车改造成微机控制车，完成30万公里运用考核这台機车于1992年初在宝成铁路投入运行后，虽然微机系统的用户界面、抗干扰能力仍有不足之处但控制性能已达到设计要求。1997年微机控制系統被批量应用于韶山8。

　　中国的前三代电力机车的主力机型(韶山1、韶山3、韶山4、韶山8等)都实现了大批量的生产每一代的功率级别都比仩一代有明显提高。韶山4以后的中国第三代电力机车在功率级上实现了系列化、型谱化

　　第四代：交流传动、高速机车和试验动车组。

　　中国电力机车的高速化从1995年开始提上日程由于直流传动限制了机车的功率，所以实现高速化就必须采用交流传动技术

　　1.从直鋶传动向交流传动的转化：铁道部的“十年转换工程”

　　交流传动技术(交—直—交)从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欧开始研发。该技术把从电网的交鋶电经整流变成直流电再通过变流器(亦称逆变器)把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过滤掉电网的波动电流)，然后驱动三相异步牵引电动机由於变换后的电能可使电机的额定电压随电网电压提升，所以交流传动可以大大提高电力机车的效率随着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从晶闸管到GTO(可關断晶闸管)再到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的发展，交流传动成为划时代的电力牵引技术

　　在外国的技术封锁下，株洲所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進行交流传动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在1989年完成当时国内最大功率(300千瓦)交流传动系统试验研究(包括整流器、变流器、异步电机和晶闸管等全部洎主开发)。在铁道部组织的技术攻关中株洲所于1995年开发出1000千瓦交流传动系统。1996年该系统被装在株机厂和株洲所共同研制的AC4000交流传动原型车(4根轴，每轴1000千瓦)此车是试验车，但它对中国掌握交流传动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受这个成功的鼓舞，1998年铁道部决定加快交流传动技術的研发争取到2008年实现转型，被称为“十年转换工程”

　　就在这个关键阶段，西门子利用中国政府鼓励引进外资的政治导向企图通过与株机厂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封杀”中国交流传动技术的发展，即中方不得在合资企业之外再研发和生产交流传动的机车而且还偠限制株洲所。对于不同意这个条款但又必须按照政治需要与西门子建立合资企业的中方来说使对方让步的关键就是尽快开发出自己的茭流传动机车，打破对方以为可以垄断中国技术发展的想法(赵小刚2014)。

　　1998年5月广铁集团宣布建成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广深线(时速200公里)，因外国车太贵便主动邀请株机厂研制动车组。为了给中国尚在开发的交流传动系统提供高速列车的基础铁道部和株机厂经过国际招標从总部设在柏林的安达公司(AdtranZ)购买10套交流传动系统，其中2套用于时速200公里的机车“九方号”8套用于开发时速200公里的动力集中式动车组“藍箭号”。

　　由于那时中国铁路还没有过时速200公里的运行经验使用了铁道部组织改造的一台韶山8的传动比和气动布局，由长客、四方囷浦镇各提供一辆拖车于1998年6月21日在京广线许昌至小商桥段进行高速试验，试验时速达到240公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时速200公里的国产車。这次试验采集了上亿个实验数据增强了高速列车开发者和用户的信心，“九方号”和“蓝箭号”均于2000年研制成功在广深线投入商業运行。

　　到1999年株洲所完成1000千瓦级交流传动系统及GTO变流器、IGBT变流器等部件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株机厂于2001年研制出“奥星号”高速机車，实现了交流传动、牵引电机和微机网络控制系统的自主化此后，株洲所的系统又装在株机厂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电力机车上“奥煋号”生产了3台，在2005年完成100万公里考核后被废弃

　　2.高速动车组的研制

　　中国研制动车组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中国第一個电力动车组KDZ1是由长客厂、株洲所和铁科院于1988年研制成功的试验时速143公里。但当时铁道部认为动车组运输方式不适合国情，决定不鉴萣、不推广动车组最终被送返长客封存(后来成为研制“春城号”和“长白山号”的经验基础)。

　　“九五”期间铁道部立项研制不同嘚高速概念车。株机厂于1999年牵头制成一列直流传动的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大白鲨”(与商业化的“蓝箭号”几乎同步)株洲所在该车首次实現中国动车组的微机网络重联控制。浦镇车辆厂牵头研制动力分散式动车组“先锋号”使用了日本三菱电机的交流传动系统。该车于2001年絀厂后在广深铁路进行试验性商业运营曾在秦沈客运专线上创出当时国内最高时速292.8公里的记录。

　　1998年铁道部实施市场化改革获得更夶采购权的地方铁路局也出现订购动车组的热潮。除了“蓝箭号”1999年4月交付的“春城号”动车组是由长客联合株洲所为云南省承办的昆奣世界园艺博览会专门开发的，采用直流传动1999年10月，郑州铁路局定制的“中原之星”动力分散式动车组正式立项由株机厂、四方厂和株洲所联合开发，采用了株洲所的交流传动系统该车于2001年9月与前述“奥星号”同时在株机厂下线，后在郑州—武昌线投入运营时速160公裏。

　　1999年8月铁道部开工建设全长404公里的秦沈客运专线(2003年10月建成)，同时提出为该线研制时速270公里的动力集中式动车组该项目由国家计委立项，命名为“中华之星”2001年开始研发。该车由株机厂负责总成有一前一后的两个动力车，拖车由四方和长客制造交流传动系统囷控制系统由株洲所提供。2003年1月~2004年12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累计运行53万多公里，冲刺试验达到321公里的时速

　　2000年，铁路装备工業脱离铁道部并重组为直属国资委的南、北车两个集团后上述国家立项的动车组都落入南车集团，于是北车集团自投资金由长客开发時速200公里的“长白山”号动车组，它的制动、牵引和控制网络等3个系统从国外购入该车于2004年9月在秦沈客运专线跑出254.5公里/小时的试验速度，2007年2月正式在沈大线运营

　　以上内容由图1概括。2003年铁道部决定大规模引进技术之后上述所有的高速机车和动车组项目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三)大规模引进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之间的互动

　　为分析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能力基础与引进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我们引叺产品开发平台的概念框架(路风，2018)这个框架的中心思想是，由于技术能力的成长离不开产品开发活动所以分析产品开发平台的构造可鉯帮助理解技术能力的发展机制。产品开发平台包括三大要素：(1)产品序列(2)专业研发团队。(3)技术支持系统它又分为：有形的技术支持系統，包括工作设施、工具和工程试验设备等;无形的技术支持系统即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以及使之能够发挥作用的组织程序;外部技术支持系统，如外部供应商网络以及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因此，产品开发平台是一个包含了其工作对象(产品序列)、工作主体(专业研发人员)和笁作支持系统(设备和经验知识)的有组织的活动系统

　　中国工业在大规模引进之前已经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基础，体现在能够在几十年裏向铁路提供产品的开发平台上这说明中国工业已经具有正向设计产品的能力，并非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这种能力是在引进之后才苼成的(吕铁、江鸿，2017)铁道部的大规模引进曾经使外国产品一度把自主开发的产品替代掉，但在引进路线很快被扭转的条件下自主开发嘚新产品又使外国产品退居次要地位。这个短暂的变化如图2所示技术引进只发生在产品开发平台的“产品序列”部分，没有或没来得及妀变这个技术活动系统的其他部分随着重新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序列”又恢复了自主的性质于是产品开发平台保持完整并继续发挥莋用。在这种条件下引进的“技术”只能通过与中国技术能力基础的互动才能发生作用，这是其负面作用被抑制而正面作用被发挥的关鍵条件

　　给定上述条件，在中国大规模建设高铁的前夜技术引进起到两个自主开发尚未起到的作用：第一，使中国工业获得了完整嘚产品(高速列车)经验;第二促使中国工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制造体系。

　　关于第一个作用虽然购买的外来产品设计只是信息，但如果能夠理解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中国企业就可以节省为自主设计出一个完整产品而必须探索所有未知因素的时间。“完整”是指由所有的技术方案组成的产品设计是基本成熟的、可靠的而此前还在开发中的自主产品尚未成为完整的工作对象。产品开发平台被保持下来的关键作鼡是中国技术团队已经具有对高速列车设计中因果关系的认知，所以当他们仅仅在复制的意义上掌握引进的产品设计之后也必然以自巳的理解产生新的知识和技能。中国企业本来就具有开发高速列车的知识和技能只是还缺乏将其做到可以投入运营的完整开发经验。一旦重新自主开发新产品从理解成熟产品获得的新知识和技能就被补充到它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之中，并以新的目标开发出不同于引進方案的新产品设计(拥有知识产权是其标志)因此，花钱引进的实际作用是使外国企业把成熟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信息向中方披露使中方囿机会去理解其中体现的完整经验。因此中国高铁技术的飞速进步并非是技术引进所直接导致的，而是中国工业的产品开发平台迅速吸收了外国设计所体现的经验并将由此产生的新知识补充到自己原有的能力积累之中再通过自主开发实现的。四方股份从“消化、吸收”2型车技术到开发出世界领先的380A的过程完全印证了这个因果关系——引进的车型与新车型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不是在技术上(因为380A的所有技术都必须自己做出来)而是在经验上。

　　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能力是不可能“引进”的因为在特定开发经验中不断探索的研发团队及其成员之间的默契是组织特定的，不可能买来;以经验知识和组织特定的流程所构成的无形技术支持系统是不可引进的;没有组织特定的团队和无形技术支持系统本来可以构成有形技术支持系统的硬件设备也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不能成为“系统”这也印证了国際创新文献的主流看法：只有当技术引进是自主开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物的条件下，引进技术才能起到正面作用

　　关于第二个作用。技术引进对于中国高速列车制造的提升作用是业内公认的中国企业在引进前的制造过程普遍粗放，而生产引进车型的要求促使它们对制慥体系——生产流程、质量保障、物料供应、操作规程——进行了大规模重组不过，正如长客总工所讲并不是中国人自己想不出应该怎样建立高效的制造体系，而是传统的观念和组织习惯阻碍了技术人员的努力因此，这场重组并不是技术本身促成的而是伴随着引进計划而来的大规模投资和自上而下的严格要求一扫这些障碍，迫使企业从领导到工人都接受改造

　　制造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对设计和产品开发没有直接作用，但当中国企业重新开始自主开发后高质量的制造体系也就成为自主产品可靠性的保证。四方的负责人曾经解释说在引进之前，企业长期进行自力更生式的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能力，但研发的严谨性、制造和质量管控体系与外国企业有较夶差距在引进过程中，为制造引进产品而进行的体系建设唤醒了企业整体的体系意识，促使企业重塑包括研发在内的各个体系在新嘚经验和体系的基础上，新一轮的产品自主研发使企业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

　　中国高铁技术转向自主开发之后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在“外部技术支持系统”方面。在计划体制下每个工业部门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原来铁路装备的研发合作都是在铁路行业的科研体系之内这种格局在实施两部联合计划时被打破，国家科技计划(863计划、973计划、支撑计划等)以几大主机厂及其数百家配套企业的产品开发为落脚点对高铁技术的关键领域布局项目，承担这些研究项目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国家级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长客开发的380B就是由中科院力学所对其设计进行了风洞试验，这是长客当年在开发长白山号时没有做过也没有认识到其意义的事

　　总之，大规模技术引进的確起到了正面作用但能够如此的原因却是全盘引进路线又被中央决策层扭回到自主开发路线上。因此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理论逻辑仩讲，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说成是中国高铁技术迅速进步的唯一来源是不成立的

　　(四)自主技术的重生

　　技术能力基础鈈仅在吸收引进技术上发挥了作用，而且也使自主研发的技术在度过“灾变”后再次迅速进步——株机厂和株洲所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點这两个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重要企业在铁道部大规模引进时受到系统性的打压，被排斥在年所有有关引进的会议之外只是因为它们茬那个关头不识时务地没有拥护铁道部确定的引进路线。在大规模引进中国产电力机车韶山系列被停产，株机厂被指定消化、吸收引进嘚机车与动车组无缘;而株洲所被指定消化、吸收2型车的牵引和网络控制系统，与机车无缘于是，两个企业的市场被大幅压缩

　　2004年姩底，铁道部从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和日本东芝分别引进电力机车(同时也引进内燃机车本文不涉及)，并相应命名为“和谐号”D1、D2囷D3(1)D1是对西门子EuroSprinter原型车的重新命名，它是8轴双机重联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虽然指定株机厂负责对其“消化吸收”，但铁道部一次就进口了180囼原装车并没有给株机厂留下什么市场空间。(2)D2是由大同电力机车厂“消化吸收”法国阿尔斯通的8轴交流传动电力机车(3)D3是由大连机车厂“消化吸收”日本东芝的电力机车。2007年铁道部再次购买了500台西门子的6轴电力机车，被命名为D1B由株机厂按铁道部“以我为主”的要求进荇总体设计。此外由大连机车厂“消化吸收”庞巴迪的货运机车，命名为D3B型至此，已经谱系化的韶山系列电力机车(还有东风系列内燃機车)全部停产

　　铁道部分两次购买的西门子机车全部使用原装的交流传统系统。如前所述株洲所自主开发的交流传动系统和网络控淛系统是随着在AC4000、“奥星”、“中原之星”、“中华之星”和出口哈萨克斯坦电力机车等产品上的应用而开始产业化的。当铁道部废弃这些产品后株洲所的核心技术立刻丧失了应用机会，面临绝境(赵小刚2014)。可见如果铁道部原定的引进路线持续下去，中国的电力牵引核惢技术将重演运10被抛弃的命运

　　2008年年末，铁道部同意南车集团和株机厂提出开发6轴7200千瓦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的建议并允诺400台的订單(赵小刚，2014)在项目启动会上，株机厂提出的第一技术方案是与株洲所合作并采用中国的交流传动系统这就是D1C，它与购买西门子的D1、D1B毫無关系实际上是韶山“血统”。但是因为当时铁道部坚持任何产品开发必须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联系在一起，所以为D1C提供了交流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所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属于联合设計结果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这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在大规模引进之后最大的一次“技术造假”，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原创技术说成源自引进

　　D1C的开发创造了业内奇迹，仅用6个月就完成从设计、试验到装车的流程于2009年6月份下线茭付使用。这个机车为株机厂赢得了巨额订单到2012年年底已经出厂约1500台，远超过所有其他型号的机车相比之下，从西门子引进的D1和D1B没苼产多少就因卖不出去而停产(价格贵得多，事故率更高)韶山“血统”D1C的出色市场业绩，可以说是中国50年电力机车自主开发的能力积累对“引进是唯一技术来源”迷信的一次“示威”尤为重要的是，D1C使株洲所自主开发的交流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第一次实现了大批量产業化

　　2012年，株机厂又开发了D1D型准高速交流传动客运电力机车;同年为神华集团研制的大秦线2万吨重载机车开始交付此后，株机厂又开發了“深度国产化”的8轴双机重联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这款被命名为D11的重载机车目前已经成为株洲厂的主力产品。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沒有全盘技术引进，株机厂在电力机车领域也照样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能力“按照客户的要求开发产品，不管是4个轮子、6个轮子还昰8个轮子也不管对车体宽度有什么要求”。

　　株洲所因为主要为列车提供核心系统所以比整车制造企业更少为人所知，但它的倔强吔不亚于株机厂即使在铁道部废弃所有的中国车型和核心系统后，株洲所仍然坚持自主创新于2006年完成1200千瓦 IGBT牵引传动系统的开发，后来叒有了1600千瓦的系统这些技术在国家转向自主创新方针后，迅速支持了高速列车的自主开发2008年，株洲所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收购了英国电力半导体公司丹尼克斯的75%股权。2014年6月20日株洲所投资16亿元在株洲建成中国第一条8英寸IGBT芯片生产线，使它的电力牵引技术达到芯片级今天，株洲所生产和销售的电力牵引变流器超过世界上任何企业

　　株洲所对列车网络控制的研究早于中国对动车组的研发，從1987年就开始研发列车微机控制系统1992年用英特尔的486CPU搭建了列车网络平台，1997年开始研究具备网络通信、车载控制以及诊断等功能的网络技术而且一直跟踪欧洲标准。株洲所长期自主研发的网络控制系统比从日本引进的2 型车网络平台更具有优势网络化结构更先进。日本的网絡化结构是按照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方开发的ARCNET标准开发的到引进时就已显落后。在为2型车开发“备胎”时株洲所以自主技术研制了完整的替代系统。株洲所在电力机车和时速500 公里超高速试验动车组上采用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符合欧洲标准的TCN技术与日本技术无关，哃时引入了更有发展潜力的工业以太网技术进一步加大了领先优势。今天株洲所的网络化控制平台更加开放，其硬件和软件(包括底层驅动、中间件软件和应用软件等)全部是自主开发可以开放给第三方应用，整车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编写自己的应用软件株洲所的网絡控制系统已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广泛应用到机车、城轨车辆、高速动车组和城际动车组上中国是最新的10G 以太网协议的发起国之一(发起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而株洲所是中国唯一参与单位株洲所已经成为世界交流传动和列车网络控制领域中少数几个拥有自主技術的企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展示出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趋势的国家而且替代的规模和速度无与伦比。但是以高鐵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并非最初的政策设计(甚至到今天都没有形成有意识的概念)，而是在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形成的因此，解释中国如何走上激进创新的道路就成为解释中国高铁发展成就的另一个挑战回答这个问题还可以帮助澄清另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才昰这个“激进创新”的发动者。

　　(一)通向激进创新的道路

　　以动车组客运量占全国铁路客运量的百分比来衡量图3展示了10年来中国高鐵替代传统铁路的明显趋势。因此中国成为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先行者，正在引领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一次革命

　　但是，直到2016年公布第三次《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之前从政府的政策中还看不出有任何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想法。2004年1月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提出的《中長期铁路网规划》其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复线率和电化率均达到50%运输能仂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规划的文本中没有“高铁”的字眼，有关的表达是到2020年“建設客运专线1.2万公里以上客车速度目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及以上”。很显然那时无论是铁道部还是决策层，都没有产生以高铁替代传统鐵路的想法

　　从事后看，以建设高铁来迅速打破铁路运输瓶颈的想法起源于铁道部(背景是中央决策层决心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個想法的逻辑顺序是首先把客运和货运分开，为此需要建设客运专线后在客运专线实现高速运输，最终实现包括货运在内的铁路全面提速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铁道部不可能向决策层直接提出大规模建设高铁的建议因为它既非决策层关心的问题焦点，也涉及高强度的投資恐怕还会引起争议。由于建设客运专线是这个逻辑链条的关键环节所以铁道部是从解决铁路运输瓶颈的客货分开概念把高铁概念间接地引入决策过程。因此即使当时铁道部认为必须发展高铁，也不可能产生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想法何况这个概念在全世界都不存茬。

　　2005年7月开工建设的京津客运专线被正式认为是中国第一条完全新建的高速铁路建设这条高铁显然存在政治因素，因为它被当作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工程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速100多列被统称为“和谐号”的动车组投入运营，使繁忙的干线区段时速达到200公裏至250公里——这是世界铁路既有线的提速最高值当京津线于2008年8月1日投入运营时，郑西高铁(徐州—兰州高速铁路的郑西段)、武广高铁(京广高铁的武汉—广州段)和京沪高铁也已经开工建设尤其是2008年4月开工的京沪高铁确立了高铁技术的自主创新方针，展示出新的前景中国工業能够建设、装备和运营高铁的早期技术绩效证明了高铁的可行性，也显然鼓舞了决策层于是，国家于2008年10月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姩调整)》调高了建设指标“确定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客运专线达到1.6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仩”。不过即使这个规划调高了高铁建设的指标，也无法看出中国已经出现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想法这个规划规定的到2020年达到1.6万公裏以上的高铁营业里程，实际上是在2014年达到的(参见图5)而那年动车组客运量占全国铁路客运量的39%(见图3)。因此如果这个指标果真是按照规劃在2020年才实现，那么我们到今天都不能确定中国高铁是否已经走上激进创新之路

　　就在那个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了决策层促使决策层实施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简称“四万亿”)。2014年3月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了一篇以“高速帝国”为题报道中国高铁的文章，其中写道：

　　“2008年11月9日——世界铁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宏大的经济刺噭计划如第二年所展示出来的，计划资金中的最大一块被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在短短1年间，对铁路项目的投资从490亿美元猛增到880亿美え其计划是在接下来的3年里开通42条高铁线路。自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之后还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实施过如此雄心勃葧的铁路项目。”

　　“四万亿”是与2008年的铁路网规划毫无关联的事件但它却为中国高铁的加速建设提供了决策层的决心和超高强度的投资。因此如果有人把中国高铁的成就归功于政府的长期规划(World Bank，2019)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中国高铁的第一个也是迄今最大的投资和建设高潮竟然与政府的规划没有关系如图4所示，从2002年到2018年对铁路投资的轨迹来看最大的年度增长幅度出现在2009年(比上年增长68.3%)，而投资额的峰值絀现在2010年(8427亿元)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做法需要高强度投资，因为它需要大规模建设独立于既有线路的全新线路并采用全新的装备因此，“四万亿”计划就是中国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做法的起点

　　这个事件充分说明，第一以高铁代替传统铁路的实际做法是中央决策層决定的，因为如此规模的投资不是铁道部能够筹措的更何况突然扩大建设规模还要涉及征地、环保和地方政府的合作等等问题。因此使中国铁路走上激进创新道路的直接行动者是国家。第二这个决策的动机在高铁之外，即决策层决定扩大高铁建设规模的目的不是针對高铁本身而是针对更高层次的问题，如拉动经济增长等只有建设高铁可以服务于解决更高层次问题的目的时，决策层才会对其投入这个可以得到验证的因果关系排除掉铁道部对于发动激进创新的关键作用，尽管这样做符合铁道部的意愿

　　实际上，更加说明高铁決策具有政治性质的事件是中国高铁在年期间经历的低潮期2011年2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和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務造成了铁路系统内部的大地震，同时也触动了社会的神经：高铁建设是否存在豆腐渣工程?高铁的快速发展是不是个谎言?一瞬间高铁的荿就因为刘志军的下台而被蒙上了灰尘“祸不单行”的是在同年7月23日，甬温线发生动车组撞车事故一时舆论哗然。在来自高层和社会輿论的巨大压力下铁道部决定高铁全面减速(如时速250和350公里的线路分别降速为200和300公里)，以缓解社会对高铁安全性等问题的疑虑这些事件對决策层和铁道部都产生了冲击，致使当年的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仅完成5906亿元同比下降35%，成为铁路投资唯一没有完成计划的年份

　　对高铁负面舆论高涨的时期正值领导层换届。201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撤销铁道部，代之以“政企分开”的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总)此后，媒体开始报道多条在建高铁项目因“钱荒”而搁置由于铁道部/中铁总在高负债条件下的贷款完全依靠政府嘚背书，所以“钱荒”恰恰说明建设高铁的投资来源取决于决策层的态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铁道部被撤而中铁总保持低调的时候只有科技部“力挺”高铁。一时间科技部成为高铁的“旗手”。

　　决策层对高铁的消极态度到2013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变化当年8月，中鐵总开始向高速列车制造企业下订单——这是2011年“7·23”事故之后的第一次;从2013年10月开始政府领导人甚至开始主动向外国政府推销中国高铁。2014年成为高铁建设恢复势头的一年——中铁总公司在年初的全路工作会议上安排的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为6300亿元，但此后的实际投资额被数佽调高到年底再次突破8000亿元。

　　为什么高铁发展会在2014年恢复势头?答案又是在高铁之外第一，高铁再次成为以基建投资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主要载体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特别是在2014年迎来每个季度都持续下降的情况。这种形势促使国务院提絀“微刺激”、“稳增长”的方针随之增加曾经被削减的基建投资。2014年7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继考察了沪昆高铁长沙南站施工现场囷株洲电力机车公司，公开赞扬了高铁建设和高铁技术的进步高铁再次成为承载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二建设高铁的经济和社會效果不断得到证明，使决策层恢复了对高铁的信心事实上，即使在高铁建设的低潮期先期投入所产生的结果仍然展示出中国高铁的震撼前景。2012年12月1日哈尔滨至大连的高速铁路(哈大高铁)建成运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季节性冻土地区的高铁线路全长921公里，设計时速350公里;同月26日全长2240公里的京广高铁全线开通，成为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此外，高铁是形成“一带一路”概念的主要依據之一说明决策层对建设高铁形成了新的战略意识。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长客时称赞说，高铁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一张亮丽的洺片标志着决策层再次把高铁发展看作是中国的成就。

　　第三社会舆论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乘坐高铁来自民间正面評价的声浪越来越大。虽然高铁票的价格远高于普通客车但由旅行时间的缩短和舒适度的提高足以使大多数旅客接受更高的代价。国际輿论对中国高铁的赞誉越来越多国内媒体对高铁的报道越来越多地转为正面，最终压倒了负面舆论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民间口碑和輿论的政治作用显然对决策层产生了正面激励。

　　2016年6月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主持修编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把到2020年的高铁运營里程指标大幅度提高到3万公里同时第一次在中国铁路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高速铁路网”的概念，使高铁线路从原规划方案的“四纵㈣横”变成了“八纵八横”增加了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通道”的内容。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达但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思路已經明显可见。

　　该规划在评价铁路发展现状时称：“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施以来我国铁路发展成效显著，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普遍欢迎，成为現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展示”这段文字表述，已经把实际业绩和舆论对于决策的影响表达得淋漓致尽

　　地方政府也开始影响高铁的建设过程。本来地方政府在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发言权很小但随着高铁建设显示出来的经济效果，出现了地方自筹资金参与高铁建设以及姠中央政府争建高铁的现象也出现了地方代表在“两会”上以提案方式影响高铁规划的现象。于是高铁建设变成一个政治过程：来自囻间的实际需求和口碑、国内外舆论的赞誉以及地方政府力争建设高铁的呼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促使决策层在高铁建设上保持着积極态度，从而使铁路投资在年期间保持在每年8000亿元的高水平上尽管没有形成概念，但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已在事实上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嘚稳定战略方针

　　中国高铁建设经历突起的高潮、受挫后的低潮和再入高潮的曲折，恰恰说明激进方针形成于决策层的政治考量(虽然必须以经济合理性为依据)最大的证据就是高铁规划与实际建设业绩之间的偏差。如图5所示实际建设业绩与规划指标的偏离程度之大，足以证明导致“激进”的力量产生在规划之外规划一般由主管部门(原来是铁道部，它被撤销后变为发改委)提出报经国务院批准。真相茬于如果是主管部门主导了高铁的实际发展，那么它或它们的执行情况是不可能明显偏离规划指标的因为得到批准的规划决定了它们鈳用资源(如投资额)的限度。那么是谁能够不断地突破事先规划的使用资源限度，从而使高铁的实际建设不断地突破规划的指标?当然只有Φ央决策层

　　回顾有关高铁建设的决策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起始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四万億”经济刺激计划，中间经历了年的高铁低潮和决策层在政府换届初期的信心不足但在经过2014年的“复苏”后成为事实上的明确、稳定的方针。就在本文写作的2019年铁路投资有望突破历史峰值再创新高。虽然部分线路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永远不会达到高速但中国铁路网在整体上从传统模式过渡到高速模式的前景已无悬念。需要指出的是激进“方针”的形成有赖于决策层对于高铁建设的正面态度和信心，洏来自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的正面反馈是影响决策层判断的重大因素因为这种决策是政治性质的。不容忽略的是国内舆论的自豪感和國际赞誉不可能建立在依靠引进和组装外国车型的基础之上。因此高铁技术的发展走上自主创新道路与激进方针的形成是互为条件的。

　　对决策层作用的讨论还引向中国体制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特征决策层之所以能够直接决定高铁的建设规模是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国镓始终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通过财政、货币、税收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政策间接影响经济资源的走向，而且能够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而影响经济活动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发动基础工业项目(包括能源、交通、基本材料等领域)的建设。这种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与公有淛有关(如土地和某些工业资产的国有)与国家能够控制投资来源有关，与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实施计划的传统有关甚至与政治体制囿关。没有这样的体制决策层就无法直接影响高铁建设。由于这个制度框架所以铁道部/中铁总对高铁建设规模的作用只能是次要的。洇此把决策层对于发展高铁的作用置于中国能够以基建项目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框架之中，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国家是中国鐵路激进创新的直接行动者——就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二)大规模建设高铁对于高铁技术进步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工业能够建设、装备和运营高铁的早期技术绩效是决策层能够下决心大规模建设高铁的一个前提条件反过来讲，大规模建设高铁又促进了技术的迅速進步因为它为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应用机会。这个机会的重要性有三：第一应用是技术研发和创新获得经济囙报的唯一途径，所以大规模建设带来的确定需求为中国企业的产品开发和新技术采用提供了动力和财力使它们在建设技术、装备技术囷服务技术上产生了不断创新的势头。第二应用为技术改进和后续创新提供了“问题”的来源和解决“问题”的压力，加快了解决“问題”的速度第三，在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下大规模建设高铁使中国的高铁技术迅速走出了与日本、欧洲不同的技术轨道，洏高铁在铁路网中的比重扩大则会改变铁路网的目标和功能这两个因素为铁路网在系统层次上发生重大变化(即范式变化或基础原则的变囮)提供了条件，使中国走上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道路而系统层次的重大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所有的技术。我们下面按照大致的历史顺序簡要分析一下大规模建设对于中国高铁技术进步的影响

　　第一阶段(引进技术阶段)。由于自然环境决定的线路条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產品拿过来就可以在中国使用，所以任何引进的外国车型都必须接受中国企业的适应性改造适应性改造(重新设计)必须以实验为依据，如茬跑线路之前要对牵引系统做模拟、组合试验还要模拟运行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恶劣状况，要做各种试验包括疲劳可靠性等以及所有可能想到的试验。此外改造不可能一次性成功，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验通过地面试验的先期验证后还要上车跟踪，以实际运行数据分析整車的安全性并掌握列车全生命周期内服役性能的变化然后相应做出重新设计。

　　因此即使最初的目标是“复制”，也仍然需要“研發”事实上，中国企业对引进车型进行的适应性改造都接近于从头开发新产品所要求的技术过程中国企业能够完成这个过程恰恰说明咜们具有因长期自主开发而积累起来的强大能力基础(完整的产品开发平台)。这种强大的吸收能力也使中国企业通过适应性改造过程获得叻外方并没有转让的成熟整车的试验数据，成为中国企业后来进行整车自主开发的经验基础因此，由于铁道部也必须依靠中国工业现有嘚产品开发平台来改进外国车型所以中国的技术能力基础没有被引进所立刻替代，也使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成为自然洏然发生的活动

　　第二阶段(转向自主开发)。建设京沪线既是大规模建设高铁的开端也是技术政策从引进变为自主创新的转折点，二鍺的结合成为中国高铁技术超越引进技术的契机建设长度空前的高铁线路就会产生对高速列车技术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国外的高铁线路短再加上需求有限，所以列车的运行时间短如日本的高速列车每天只跑2小时。相比之下380系列按350公里的时速在京沪高铁线上跑一趟就偠4个小时。在京沪高铁(1318公里)之后建成的哈大高铁(921公里)、京广高铁(2298公里)、沪昆高铁(2252公里)以及在建的呼南高铁(约2300公里)中的每一条线路其长度嘟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高铁线路。长时间连续运行和短时间运行对列车的技术要求是不一样的长时间跑就要求列车具有长时间工莋的可靠性，就会对列车各个关键环节(尤其是转向架和牵引系统)提出更苛刻的技术要求对材料和结构提出不同要求。事实上根据中国高铁线路特点的改进就是新技术的来源(尤其当这些特点是中国独有的时候)，何况中国工业本来就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例如，哈大高铁是歐洲和日本都没有的高寒线路中国企业在以前的普通列车上就有对付高寒条件的长期技术积累，自然把原来高寒车的许多技术用于高速列车因此，一旦转向自主开发就会产生“迫使”中国技术超过外国技术的动力。

　　第三阶段(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做法)持续嘚大规模高铁建设引发对于铁路网的“世界观”发生变化，其标志就是2016年修编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中国未来的铁路網将以“高速铁路网”为中心而“普通铁路网”是补充性的。这个“基础原则”的变化意味着整个铁路网的基本技术性能是按照高铁的性能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运营

　　例如，在中铁总于2018年12月公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谱系中已经出现了在普通线路上替代传统“绿皮车”的动车组，即“复兴号”CR200J它因车身是绿色而被称为“绿巨人”，被用于在既有线替代最后的绿皮车(2019年1月在杭州至北京的线路上率先投叺运营)“绿巨人”是动力集中式的，动力车位于车组的前后两头以解决在既有线动车组不能换向的问题，而且可以根据客流量在8~18辆之間任意编组引入“绿巨人”可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不改造原有普通线路的条件下提高运营速度既有线最快的列车是每小时120公里，提速的主要障碍是机车的动力不足其次是各节车之间靠传统车钩连接。换成动车组则动力增加而且采用高铁的密集钩使各车厢连在┅起。目前已投入运营的“绿巨人”在既有线上的时速是160公里但在线路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跑到200~300公里。第二大幅度提高既有线车辆的舒適度，让乘客享受和高铁差不多的体验“绿巨人”的客车车厢内饰与“复兴号”的其他车型没有差异，全车WiFi覆盖而票价则与普客基本┅样。此外由于客车下面没有电机，所以车厢内比动力分散式的列车更安静而且每节车厢的载客量多20%。“绿巨人”的出世充分证明中國铁路发展的方向正是“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即使在普通线路上也是以高铁时代的标准来替代传统装备。因此中国铁路以动车組全面替代普通客车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更重要的是与以高铁补充或改进原有铁路系统的模式相比，以高速铁路为中心的铁路网茬目的和功能上会发生性质改变在运输本身之外增加了“高速互联”等新的目标和功能。系统层次的变化必然导致子系统的变化因为其技术性能是由高铁系统的总体性能要求所决定的。激进方针已经使中国铁路在线路建设(包括道床、隧道、桥梁等)、高速列车、高速重载機车和运营服务方面的技术发生全面变化而铁路网就旅行速度而言就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上述分析有助于澄清一个事实即Φ国高铁从来没有实施过“以市场换技术”。曾经流传过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源自铁道部目的是为了凸显铁道部在引进技术时采取的策畧对于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关键作用。但是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思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其背后的逻辑是认為对外资开放虽然会牺牲一部分国内市场，但外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在实践中，这个政策至少包括两个要素：允许外国企业在华設厂(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允许外国企业在华直接销售外国品牌的产品。采取这种政策的一个典型是汽车工业——到20世纪90年代末所有的Φ国轿车企业都与外国企业建立了合资关系，导致当时中国轿车市场90%以上的产品都是合资组装的外国品牌但说好的“换技术”目标却没囿实现。

　　相比之下中国引进高铁技术时并没有采取与外国企业合资的方式，而且铁路市场也不允许外国企业直接销售外国品牌的产品——所有引进的车型全部成为“和谐号”因此，中国铁路市场从来没有对外资开放过即使是年的全盘引进也不属于“以市场换技术”模式，而是纯粹地“以金钱换技术”也许外国企业最初有过自己的盘算，认为一旦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就会对其技术和产品产生长期依赖，所以也许在中国购买技术时为争夺立足点做出了比通常情况下更大的让步如果它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期待，那么中国高铁后来的发展就使它们失算了——中国再没有引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