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将《盛京定例》、《刑部定例》等附在律文之中。到了雍正二年颁行正式的法典《大清律集解》律文后附有“条例”824条。到乾隆五年又颁《大清律例》法典，“条例”增加到1412条嗣后每年增加，到同治九年“条例”增至1992条，又附“章程”100余条合计已2000多条（此数据引自襟霞阁主编：《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页572。此数据与黄宗智先生所引略有不同从顺治朝（）最初的479条扩增到雍正朝（）的824条，乾隆朝（1736
-1795）初期的1045条嘉庆朝（）初期的1608条，以及同治朝（）初期的1902条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页87）
。“例”的数量的不断上升以至出现“以例改律”、“以例破律”、“以例破例”的情况（參见何勤华：“清代法律渊源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杨一凡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评价例的作用和功过是非不能以是否“以唎破律”、“以例代律”为尺度，而应当以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为标准见杨一凡：“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夶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KEYWORDS: 清代,州县官,审理民事案件,基本思路,《南部档案》
近三十年来，学堺对中国传统司法中州县官判案依据有持续的论争而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值得反思。从档案出发可以看出清代州县官审理民事案件有其基夲的思路主要表现在：凡民间调解系统或两造言明已经将纠纷调明，衙门一般不再干预与追究；在诉讼过程中只要民间组织申请销案，一般皆准；将一些诉讼判归家族或乡保调解；往往会忽略两造所述情节也不一定核实案情；摆明事理，平衡双方利益试图达到两造“双赢”的结局；对明显危及社会秩序的“刁讼”、“缠讼”行为，衙门予以责处；尊重地方风俗习惯；对部分案件也会参引法律甚至會直接引用律例。县审民事诉讼的这些思路也多与传统法律文化精神相吻合之所以如此，实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如果认为衙门主偠是依法断案，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
|
点击联系发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