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国而立，后又并梁灭陈，使分裂达370年之久的天下归于一统。隋自统一以后，由于文帝躬行节俭，更主要的是人心思治，民气兴旺，国势不断强盛，府库充盈，十余年之后，隋炀帝上台。隋炀帝凭借文帝时积累的巨大财富，大肆挥霍。他建东都（洛阳）、挖运河、筑长城、修道路；开边、耀威、侵略、游玩，役力过甚，奢靡过繁，致使百姓穷苦而不胜负担，最后饥民蜂起，隋炀帝身遭杀戮，隋朝仅存在了三十七年。

然而，隋初货币极为混乱。北齐的常平五铢和私铸的常平钱，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以及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甚至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在商业领域继续参杂流通。河西诸郡还使用西域的金币、银币。这些钱币精劣大小轻重不一，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中央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有两种，分两个阶段铸行：一、隋文帝开皇六年至仁寿四年（公元581-604年）铸行“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二、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铸行“五铢白钱”。

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文帝开皇年间铸。为保证新钱质量，推广新钱，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两二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合乎标准才入关，否则销毁，重新铸造。并且禁止各种旧钱的流通。至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货币终于统一，专行五铢钱。

开皇五铢制作精美整齐，形体大小轻重不一，标准钱一般为2.5厘米，重约3.0-3.4克，小型者钱直径为2.3厘米，重约2.25-2.3克。“五铢”面文为篆文，横读，“五”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竖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五铢白钱大概为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所铸。此钱，因币材配有锡、铅等其他金属，所以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其形制大小、轻重与开皇五铢相同。隋炀帝苛贪残暴，挥霍糜费，很不得民心，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制大乱，老百姓也难以忍受他的剥削、压榨和欺凌虐待，都盼望着他早日倒台。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一个“凶”字，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

隋朝末年，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了，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统治者。这时候隋朝的大官僚唐国公李渊，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唐朝，李渊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的唐高祖。

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积八九万枚才满米斛，乃于武德四年，一改历代以“ 铢 ”“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成为“通宝”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作“开通元宝”的，但按照开创富熙安定完美生活和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来读“开元通宝”较合适。“通宝”也就是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多，故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开元通宝钱的创制与秦半两、汉五铢钱一样，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此，我国的金属铸币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体系，而称之为“通宝”、“元宝”。而从这时开始，我国的衡法两以下不再以铢为计算单位（唐以前是用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指开元通宝一枚钱的重量，十钱开元通宝等于一两。开元通宝还以其大小轻重适中、名称形制合宜等，而对我国币制的革新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整个唐代的主要流通币，而且成为唐代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五代的南唐和闽当时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有金、银、铜、铅各种币材和大中小各种版式不下百种。唐代铸钱炉最多时的天宝年间有49处，当时规定铜钱的成份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每年使用铜料21200斤，白蜡31700斤，锡500斤。唐初时铸的钱内外郭齐整，背面平坦光洁，书法及做工为时人所重视，不仅有使用价值，而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大诗人杜甫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说的就是天元通宝。

唐代开元钱和其他唐代钱的背部，有的有一个突出的圆点，有的有一条或几条弯曲的凸钱，有的甚至还有浮云的标记，这种圆点和凸钱，钱币学叫做星月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关于开元钱的月纹和浮云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有的说是唐高祖李渊时，下边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人们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还有更荒谬地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因为唐明皇用过开元年号，而杨贵妃又是深得宠信甚至代阅奏折，自然会过问铸币事，就断定指甲痕为杨妃所为。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钱上的 “指甲痕”有粗有细，应是不同铸钱炉的标记，而浮云应是祥云的意思，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除此之外，开元通宝还有“元”字左挑右挑、双挑之分。最初铸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间所铸，元字左挑出现。右挑开元钱应是贞观年间及其以后所铸的；双挑开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的纪念币性质，有大事件发生时所铸。唐玄宗以后的元字仍有挑笔的情况，但因其铜质、重量、轮廓等均与以往不同，分辨比较困难。

前面讲到的开元通宝钱币币材多种，除铜以外还有金、银等，其中银钱较多，金质开元传世较少。但是在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的唐代窑藏，一次曾出土过开元通宝30枚，银质的出土了421枚。这次出土的金质开元，形制和钱文字体都与初唐的开元通宝铜钱非常相似，只是钱径略小，直径为2.4厘米。唐代所铸的 开元通宝金银钱，并不是作为流通货币的而是主要用做宫廷赏赐或玩赏的。如唐《开元天宝遣事》说，“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此外，唐玄宗观看杨贵妃给安禄山 “洗三”时，也就是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用锦缎象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唐朝的金银钱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他起着支付的作用，但不用于流通。

唐高宗武德初年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数量不多，旧钱与古钱在此时已渐退出流通，市场中钱币不足，直到唐太宗贞观初年时，交易时仍有用布帛的。朝廷怕出现那种隋朝时的通货膨胀，市场上虽然需要钱币，但却小心谨慎，不肯增加发行，反而还鼓励以物易物，大力疏导通货回流。当时是一斗米只需三五文钱，老百姓零用时大感不便，虽用布帛，却太不灵活。同时中国同海外各国的交流也日渐增加，钱币大量外流，这一切都使国内交易感到乏力。由于这些原因，民间私铸行为渐渐又起。私铸钱虽然比较小，但有的质料铸工都还可以，所以有的地方把它当官钱使用了，以两三枚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能够与官钱并使不冲突，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唐高宗时，政府看到通货紧缩的利益却为私铸者所得，大感不满，命令取缔私铸，并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但缺少人问津，甚至有把私钱收藏也不兑换的。于是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推出“乾封泉宝”，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行使，目的似在于增加发行，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存在的依托。乾封泉宝直径2.5厘米，隶书，旋读，光背，铜料精纯，铸工良好。在中国钱币史上，钱文用泉宝的也极少见。但此大钱推出后效果并不好，老百姓对大钱并无兴趣，更为害怕通货膨胀，因而纷纷收藏开元钱，致使私钱大涨，到最后也不见了，只剩大钱。朝廷见此情景只得下令停铸，以流通的乾封大钱以一比一开元钱行使之。唐玄宗初期，朝廷吸取经验，再次整顿私钱，先鼓励生产，扶植商业发展，铸造开元钱时，只有新钱质量达到标准才准流通，以增加官钱信用，且增加铸量，挤兑私钱。这次所铸的新开元钱，元字也有挑笔的区别，背文增加了星、日纹等。

唐玄宗后期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叛将也发行过钱币——“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场大乱起于天宝十四年，至肃宗广德元年始告平定，前后九年。虽然导演这场变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他们铸行的德壹元宝与顺天元宝却时有所见，这一对短命钱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悲怆的往事。

唐朝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政治腐败，藩镇继起，安禄山率先反叛，其部将史思明很快占据了河北十三郡。唐明皇从笙歌艳舞中惊醒，丧魂失魄，仓惶出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公元789年，叛将史思明占领魏州称“燕王”（另一头目安禄山被其子杀死），铸“得壹元宝”，第二年又据洛阳，称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遂罢“得壹元宝”而铸行“顺天元宝”。得壹元宝在很短的时间内铸而又废，这可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的问卜的故事有关。晋武帝登基时，曾求告上苍，以卜世数，结果不想简策上的数字竟是“一”字，意味着晋王朝只能一世而终。这时司马炎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从容地说道，臣闻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他的这席话使司马炎和噤若寒蝉的群臣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顿时转忧为喜。但是裴楷的能言善辩毕竟掩饰不了严峻的事实，其时司马家王朝已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了。到了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手里，八王作乱，国家倾覆灭亡危在旦夕了。史思明想当“始皇帝”，得一是为天下专，盼望着父传子，子而孙，子子孙孙，相传万代。但是他对“一”字也心有疑虑，故在铸钱时把“一”故意写成“壹”。后来他占领了洛阳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非他莫属，但他还是不敢草率行事，借着改元，把“得壹”钱废掉，改铸顺天钱了，以附顺于天意之意。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顺天”不顺，“安史之乱”不久即被平息了，“得壹”、“顺天”这对伪政权的钱已就悄然地退出了舞台，成了历史的陈迹。得壹钱铜色较红，制作精整，钱文为隶书，钱背多见月纹，而顺天钱形制同得壹钱，但钱体略重。顺天钱铸造仅一年有余，而得壹钱时间更短，因此所出甚少，故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料应仍为开元通宝；此外传世有“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地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唐代称安西）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

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铸行背记铸地名的开元通宝，称为“会昌开元”。佛教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了，轻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的传播，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那时是佛教繁兴，寺院林立，人们以当尼姑、和尚为荣，连皇帝都要过几天的寺庙生活，以表示超凡脱俗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那时，寺庙的规模很大，不但规模大，而且里面的铜像也极多。据《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仅一座寺庙就耗资巨亿，全国的寺庙佛像用掉的铜就要以数十万吨计了。国家的铜源都被放进寺院，成为寺院财产了，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等经济生活。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无铜铸钱的局面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炎此人从小就不信佛，甚至说：“穷吾天下，佛也。”一个毁佛铸钱的构思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会昌五年，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他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寺庙四座，东京留两座，其余的一律拆毁，僧人还俗，没收寺院良田，和尚尼姑们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但社会上的财富增加了，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也就逐渐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毁佛铸钱也使李炎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会昌开元已经发现的背文计23种，有“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会昌开元比官炉开元钱略小略轻，铜色较红，制作较粗陋，其铸地广，地名多，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唐代的开元通宝是我国货币史上最成功的钱币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亡之后，民众对它的信任和喜爱并未减少，仍是安定市场的重要手段。五代政府虽不铸开元钱，但另行铸币却无法改变开元钱在市场中的地位，犹如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出现，一浪一浪地被淘汰。

五代时铸的第一种钱是后梁开平年间（公元907-910年）所铸的“开元通宝”直径3.5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较差，笔画生硬，“开” 字为异笔，光背。铸工与铜质均不佳，钱文书法尤差，几不成文。朱温篡唐后，前朝大臣改奉新主，其中位居要职的大有人在。他们多数科甲出身，任何人的书法都要胜此钱文千百倍，怎么说也不至于让如此水平的人来书写钱文。想来写此钱文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太祖朱温，但不能确定。此种开元通宝铸量不多，且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后唐李氏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公元926-929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青泰元宝”，是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公元934-935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现在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后晋只铸过“天福元宝”。史载“天福三年（公元939年），诏许天下民人自铸，文曰“天福元宝”。今天所见的天福元宝，版式参差不一，轻重不一，有直径2.5-2.1厘米的，也有直径2.1厘米以下的，钱文隶书，旋读，书法平平。大钱应是官制的，铸工尚可，小型的可能是民间自铸的，铜质较差，文字粗糙，因为当时的铜价较高，铸钱无利可图，而且铜材不易得，民间往往把古钱销毁，改铸铜器，哪里会多铸铜钱呢？所以天福钱颇稀少难得。当时各处藩镇割据，不理会中央政府，只是逢年过节，才向皇帝进贡，以表示君臣关系未断。史载天福二年夏，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现传世有“助国元宝”一种，直径2.3厘米，钱文篆书，旋读，书法平平，铸工一般，可能乃杨氏所铸。

后汉仅传了两代，共计四年，只有“汉元通宝”钱，此钱直径2.2厘米，钱文隶书，书法似开元钱。

后周时只铸“周元通宝”一种，为周世宗所铸，书法、铜质、铸工均精美，乃毁佛所铸之钱。

若以经济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重心不在北方五国，而是南方十国。十国统治的地区人多物丰，而在钱币的制作上也比北方五国要好。

十国之中，吴越、荆南、北汉等国没有铸钱。前蜀于永平元年（公元911年）铸“永平元宝”，钱径2.4厘米，钱制仿唐代开元通宝，铸工颇佳，但极罕见。此外有“永平通宝”，制作与书法与永平元宝不相同，但有学者认为是伪造的。通正年间（公元916年）铸行“通正元宝”，版式较多，钱文书法铸工不及永平钱，但数量较多。后来前蜀改国号为大汉，次年，改年号为天汉，铸行“天汉元宝”，钱制同以往，钱文书法铸工均较好，但数量不多。光天年，又恢复国号为蜀，铸“光天元宝”，钱文“光”字用行书，其余为隶书，书法均甚良好。王建死后，其子王衍继位，史称后主，于乾德元年（公元919年）铸“乾德元宝”。钱制同以往，有光背无文与背月两种。咸康元年铸行“咸康元宝”，背有月文。以上两种钱数量较多，铸工颇精。但不久后唐来伐，王衍出降，国灭。闽王王审知政权仍然行用唐朝年号，以示忠贞不移，铸开元通宝钱，版式仿会昌开元钱，钱背穿上有一“闽”字，过去曾被误认为是会昌开元。此外有铅铸钱，版式同铜钱，分光背无文、背闽、背福、背殷三种，后又铸开元通宝当十大钱，直径3.8厘米，字大而不工整，且有省笔缺画，背有星文、月文、闽字。另有铁钱，铅钱，版式同铜钱，存世较罕。后于永隆年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直径达四厘米，顺读，书法拙劣，背有闽字或星月文及光背，均较罕见。王审知弟王延政曾称大殷皇帝，改元天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也铸有铜钱，比铁钱小，为“天德重宝”，顺读，书发教工整，背文“殷”字，有楷隶两体。

马殷割据湖南时，后梁朱温封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后自立为楚王，铸有“天策府宝”。此外还曾铸有乾封泉宝铜、铁大钱和乾元重宝大铜钱。马殷因听史家有湖南产铅铁之说，又听从高郁的献策，铸铅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史书没有说明钱文何字，大概是因为楚钱钱文多袭用唐钱钱文之故，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天策的意思是为帝王出谋划策，更有“天策引神兵，凤飞扫邺城”的名句。天策府是天策上将军的府邸。即办公地。历史上有名的天策上将军有李世民、马殷和宋真宗之兄楚王元佐三人，而开府置行署的只有李世民和马殷。李世民在灭隋一战中一马当先，功勋卓著，唐高祖觉得赏他什么都不合适，于是特地为他创立了天策上将军这么个封号，并且设置天策府，李世民受封后，在府内设立了文学馆，招揽了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位名士，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股肱重臣。梁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楚牵制当时据有江淮之地的吴国，援引唐高祖封李世民的例子，就给了马殷天策上将军的封号，并准其开天策府置右相，为马殷在楚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

天策府宝钱是钱币界盛传的珍品，历来为收藏家梦寐以求之物，有一首诗描述了过去人们对此钱的重视程度：“易求时且百金直，喜遇翁赏一饭加。有宝若谈天策府，不贫于古野人家。”说的是清朝戴熙之父在病中得到一天策符宝，大喜过望，居然在把玩该钱时多吃了一碗饭。《十国春秋》载：“楚武穆王乾化元年，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新五代史》载：“殷请于梁，依唐太宗故事，允其开府初铸。”故而此钱文字制作皆精，天策府宝大如当十，厚肉，字文明坦，楷书，旋读。前人认定其钱为马殷开天策府时所铸的纪念币。

现有学著认为天策府宝铜钱兼有纪念币和硬通货的两种功能。硬通货是指它不同于一般货币，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楚境内外贸易等，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十国纪年》载：“马殷铸铅铁钱，行于城中，城外特用铜钱。”城中城外指的是境内境外，铜钱则非天策府宝莫属，“特用”两个字具体地点明了该项钱硬通货的性质。

从传世的天策府宝铜钱来看，多有流通使用的痕迹。由于它专用于境外贸易，因此该钱在湖南省外多有发现，在本地反倒少了。据《泉币》杂志载，上世纪30年代汉口有人在某铜肆以两元之价获得天策符宝，品相俱佳。该人将钱卖给大收藏家罗伯绍，索价三十元大洋。罗告诉此人，这是大珍品。并把钱价加倍给他，该人大喜过望，如实相告廉价所得该钱经过。罗伯昭高风高节，没有欺其外行，传为佳话。另载数十年前，在渐江杭州还发现了一枚背有龙纹的天策府宝，为一卖眼镜的小贩所得，有人疑为伪作，后来小贩竟如愿以偿，高价卖出。该钱后归收藏家张叔驯所有。解放后，天策符宝很少再有发现了。作为硬通货的天策府宝，在当时的购买力如何呢？孙仲汇先生说道：“如为通用钱，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可能当百使用。”《历代货币大全·隋唐卷》记载，当时军阀混战，货币政策混乱，天策府宝大铜钱作为硬通货当百枚小铜钱使用是很正常的。

孟知祥乃后唐明宗之婿，曾带军入川征蜀。但乘机揽权，拥有蜀地，叛唐称帝，国号蜀，铸行“大蜀通宝”。该钱直径2.3厘米，钱文隶书，顺（直）读，铸工一般，书法较劣，但传世较少，较罕见。其子继位后改元广政，铸“广政通宝”，制式同前，但书法铸较前品为佳，数量较少，为极罕见品。后又铸“广政通宝”铁钱，版式同铜钱，传世也较少。

刘隐为唐末广州节度使，为朱温党羽。朱温称帝时，封刘隐为大彭王，拥有两广之地。刘隐搜括其境内开元钱二十万献于朱温，结果致其缺钱，乃铸开元通宝铜钱及小平铅钱，以便流通，其铸工草率粗糙。后刘隐死，其子立，改称大越皇帝，改元乾亨，称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铸“乾亨通宝”铜钱，传世较少，极罕见。后又铸“乾亨重宝”铜钱，文字、铜质同前品，还铸有铅钱。

南唐是五代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传世有“大齐通宝”，是徐知诰未复姓及未建国时所铸。又有“保大元保”钱，是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34-957年）所铸，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还有开元通宝、 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三种小平钱，但其铸造年份无详细记载。

刘仁恭及其子建国后号燕，非十国之一，但时代相当。铸有铜铁钱多种，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和“永安一千”四种，又有货布、铁五铢钱和顺天元宝等钱。刘守光子应天元年铸“应天元宝”、“乾圣元宝”、“应圣元宝”等钱。永安钱皆为楷书，除一千钱铜钱外，其它皆铜铁两种。“永安一千”读法为先左后右再上下读，其余皆为顺读。“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 ”背拾等三种钱皆为楷书，大钱，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