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榕树不能轻易拍照？真有榕树不容人这一说吗？
榕树，乔木科，我国南方地区常见树种，根系发达，常见独木成林之景。但在民间有种“榕树不容人”的说法，风水中榕树为阴性树种，易招邪祟，尤其是榕树生命力旺盛，常见百年甚至千年古树，又有树精之称。本人生活在“榕城”福州市，大街小巷常见榕树，白天感觉挺纳凉，但在晚上榕树的确是给人有阴森森的感觉。
佛经里黄桷树被称为神圣的菩提树，旧时在我国西南一带有这样的风俗习惯，黄桷树只能在寺庙、公共场合才能种植，他能招来些牛鬼蛇神类，所以家庭很少种植。（黄桷树别称大叶榕，属榕）
榕树的生命力确实着实旺盛。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说，榕树“四时结子”，“禽鸟衔其子寄生它木上，便郁茂”，气根垂到地上，“得土气滋直盛壮，久则过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榕树极易成活，会吸收土气，能长到超过寄主，甚至把寄主包裹起来。
“榕树不容人”一说有人说是因为榕树根系茂盛，吸收水分能力太强，有榕树之地就打不出井水，也有人说在室内不宜摆放榕树盆景，一般情况下指如果在自家附近种了榕树，那么这家人从此以后是不得安宁的，对年轻人尤其有害。另外榕树只能是老年人去种，青壮年、中年人都不能种。
另外，和我们一些地区的观念有相通之处的说法，如“4”代表不好的意思，在一些地方有“种韭不留九”（“韭”即韭菜，“九”即家人中有人的年龄带九）。榕树的“榕”字也如此，因此，“榕树不容人”也可想而知。以风水角度说，榕树在风水中为阴性树种，易招邪祟，因此，不提倡在居家周围栽植。在玄学的法事驱邪中，有的材料就需用榕树叶子。
“榕树不容人”这一说法在民间还是存在的，至于到底是迷信还是真实的，其实这就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了。
合一红木 编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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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11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张志恒：一个老三届人对“哲学是什么”的思考
看了许成钢先生的《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文章颇有感 想，我这篇文章也是对许先生提出问题的一个回应。文革所以可以在中国发生是中国普遍缺乏“科学思维”的后果，而所以“科学”不能在中国普及是和对哲学不恰当的认识有关，也就是必须否认有什么“好哲学”或者“坏哲学”。
问题的引出，个人思想里程
我们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比这个社会新政权的建立要滞后，1949新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发端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但真正形成民众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是从上世纪中期“反右”运动开始，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顶峰。“文革”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甚至今天也余音未断，没有一种思想意识支撑是不可能的。
文革中所谓的“老三届”是个特殊的群体，是完整接受这种思想体系的第一代，而后的60后，70后，……，莫不是这代人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如今这代人年近古稀，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认真思考自己思想的历程是有意义的。
我从求学开始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同时对历史、文学也很喜欢。在恢复高考之后，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物理学科。在学习中，一方面由于本身悟性不是很高，一方面又因为中断连续就学很久了，深感物理学科高端理论的艰深。高端物理理论已经不是能用语言去准确描述了，更多是要借助数学来说话。
我虽然做完了工科院校的微积分习题集，但对进一步学习高深数学感到力不从心。这让我想到哲学，试图从哲学角度对物理学更进一步认识。我找来很多哲学著作来看，但任何哲学专著，包括马克思原著，都是不好理解的，非专业人员是不可能读懂的。我看的最多的是对哲学各种学派的介绍。例如《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有十来卷，我尽可能借来翻阅，虽然我没有通识某个哲学派别，但对哲学是什么有一个了解。
无论从那个学科出发，只要尽可能用语言来表述深奥的思想理念，就让我们走进了“哲学”。哲学可以讲就是用语言来讲述深奥的道理，也就是“道理”的原理。这一点在物理学上是很明显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曾经说过，没有古希腊哲学基础是不能理解现代物理。无论是基本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还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其语言解释都包含了哲学的话语。哲学的定义应该是：“对任何学科的进一步的思考”。
哲学的本质是“思考”，这也突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界，同时哲学又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想法，而是深层次思考，试图建立一种体系。如果我们把解决某问题的想法比喻为“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问题），则哲学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学哲学就是对“万能钥匙”的寻找，这把“万能钥匙”是否存在，这我们不用去考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这探索是必须存在的，也是人的“天性”。
这种“天性”无论在东西方都是存在的，古希腊在这方面是走在了前面，有不少成系统的论述，并确定了“哲学”这一概念。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著不少都是含有“哲学”内容的。周易上有“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话语，这是对“哲学”是什么的文言文解释，“形”指具体的事物或是一种“经验”，是基础，首先被我们感知，“而上”就是指去“思考”，不停思考后，就会悟出“道”来，这正是一种哲学过程。
“形”进入大脑后，不脱离“形”，把“形”做得更好，这就是“器”（工具）的产生。但这就不是“哲学”了。物理学“向上”就是“哲学”；“向下”就是“技术”。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环境中，“形而上为之道”，复杂的现实自然产生的“道”就是多样的，也就是哲学必然是多元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思考”是人们普遍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绝大多数的“思考”只是产生了一些想法，谈不上是“哲学”，把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称之为“哲学”，是没必要的，甚至是庸俗的。
辩证唯物主义曾经被誉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点，并在教育领域列为必修课程。艾思奇在他所著《大众哲学》的修订再版说明中写到：“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承认其失败，是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
革命战争的胜利似乎说明辩证唯物论的“正确性”、“伟大性”。但是在国家战乱平息之后，有更多人（包括所有在大、中学校求学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学习唯物辩证法，政府创办有更多的对该学术进行研讨的机构，但国家却无一日安宁，运动不断，经济几度危机，更为严重是人们的思想混乱，国民道德素质低下，甚至最低级的迷信活动也能盛行。
每一次的改革都提出要“解放思想”，那么，禁锢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艾思奇先生已经作古，我们无法知道他今天会如何评价唯物辩证法，他本人生前也受到以组织名义的严厉批评，这“唯物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都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始，认为西方传入的“民主”和“科学”是引起中国巨变的“催化剂”。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是在“巨变”，但多数“变化” 是我们不希望的战乱和运动。科学和民主给西方带来繁荣和稳定，中国的现代史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并没有在中国得到真正的传播。
“民主”是和政治相关联的概念，可以用“不合中国实情”去搪塞。但“科学”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好东西”，为什么发挥作用有限呢？我们崇尚“科学”，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所以科学的普及应当是先行的，是“民主”的基础。
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除去世界环境的因素，引发中国半个多世纪战乱和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缺少科学的普及，在缺少科学思维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民主体制，只能是专制横行。我们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并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有哲学研究所，在学校开设哲学课程，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什么是“科学”，结果是将“科学”概念彻底“空洞化”、“神圣化”。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源头就在于没有准确理解“什么是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挤压取代“科学”，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认清哲学是什么，绝不是简单的一般学术问题，是让“科学”来主导我们思维方式的基本问题
哲学是记录（映射）我们思想、思维的语言文字
人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和 “人的精神世界”这样两大世界中，只有前一种世界，人是简单的生物体，是所谓“蛋白质存在的方式”；人所以是“人”，组成了人类社会，是人无比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造成的，而语言文字的产生基础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直接体验。
语言文字的本质是用“符号”去记录这两个世界，也就是将“两个世界”和“符号”（语言）建立起映射关系，便于人们进行“交流”。使两个“世界”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在更多的人之间传播。从语言文字中可以知道自己没有感受到的“实在”，从中知道一种思想、观点、学术等等。哲学是对现实的进一步“思考”，它不是对现实的“白描”，是对人“精神世界”的记录，这是我们首先要认清的一个问题。
语言在记录现实时，有些方面比较准确，例如记录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但更多只能是“大概”，例如人的长相。但无论怎样，总是有“实在”摆在哪里，就是记录的历史事件，也会有多人“看到”。我们常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真理”是指记录“实在”的“语言”，当我们对“真理”（语言）产生争论或怀疑时，就可以和“实在”去对照，得出“真”还是“伪”的结论。
问题是如果语言文字记录的是“思想、精神”，缺少“实在”作为基础，我们也就无法做出“真”还是“伪”的判断，例如我们讲某种哲学观点是“真理”，只能是一种“认为”，是不存在“实践检验”的。哲学是人的高级思维，它的确来自“实在”，但是从众多实际现象“浓缩”而成，不可能回到“实在”。哲学（语言）记录的是“思维”而不是“实在”，不是“实在”也就失去了用“实践”检验的可能。
世界上不同的哲学观点很多，其反映的是人们对外界现象的思考，是对世界发生所有现象的解释。由于无法建立起共同的标准，各种哲学观点之间没有比较的意义。将哲学观点划分为先进、落后，分为正确和错误，是背离了哲学的意义，其实质是企图对人思想和思维的控制，并不是对哲学，对学术的探讨，是古代法家所讲究的“术”。而不是“形而上学”中的“学”。
哲学是少数人学习探讨的学问，不存在“通俗哲学”
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首先需要的是“生物性生存”，也就是所谓“人者，食色性也”。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是次要的，人绝大部分的行为是围绕“生物需求”的。就是在“精神需求”方面也是首先从人的情感开始逐步发展到对文艺需求，再到对知识的需求。
哲学作为人深层次的思考，的确是绝大部分人不需要的。哲学是文化中的典型的“奢侈品”，不学习它，不去了解它，不会影响普通人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同时，你读了再多哲学著作，除去你去当哲学教师或学者，对工作是没有帮助的。
在人们经常行走的路旁常有一堆人在下棋和观棋，时而面红耳赤争论，时而惊叹，时而欢笑。这个现象体现了人对“思维”的需求，需要得到“思维的乐趣”。人们对哲学的需要和人们为什么要下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用庸俗的话来讲都是“吃饱了撑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富有哲理的格言和通俗的话语，这些谈不上是“哲学”。哲学是对一些问题系统的深入思考，所使用的语言离开“实在”比较远，是比较抽象的，不好理解的。这也明确说明，哲学不可能是通俗的，所谓通俗哲学不过是对哲学概念的曲解。
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曾经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这本书有张插图，是漫画家方成的一副漫画，画了一个信奉贝克莱哲学观点的人即将掉下悬崖，口里说着：“只要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悬崖”。
这被认为是对贝克莱主观唯心论的讽刺。贝克莱提出的所谓“存在即为被感知”的命题是有很强的哲学意义，强调哲学是一种思考，而不是“物”。我们如果能思考一下，一个漫画家评论大哲学家，这不是刚知道加减乘除的小学生评论微积分吗?，显示的是一种无知。能产生大的影响，不过是说明有更多的人放弃了“思考”吗？
人都有“思考”（学哲学）能力，“思考”也的确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但人们具有“思考”的机会的多少，“思考”能力的大小，“思考”的激情程度，差别是巨大的。极个别可能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一般哲学爱好者只能是某个或者诸多哲学观点的“粉丝”。
而更多的人没必要去思考“哲学上是如何说的”，完全依据具体问题，依据“常识”去生活，去处理问题。不少民族都把哲学看作“智慧”的象征，不过是说遇到问题应该多思考。
在学校教学中开设哲学课程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作为哲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确这样的底线：“智慧”来源于思考；任何阻碍思考的做法，都是对底线的突破。对某种哲学观点不容讨论，一定要确立它的“是”与“非”，这就是最常见的对“思考”的阻止。
哲学和人的“好思想”、“世界观”的关系
人们认为人的行为来源于“思想”，希望自己有“好思想”，也希望别人有同样的“思想”。人是否有“思想”是个问题，值得思考。在我寒冷的时候，甲给我衣服御寒，依据“存在即被感知”，我只能从甲得到“温暖”，但不能知道甲的“思想”。
长期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研究哲学就是要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这里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而且这个思想就是“世界观”。但我们考察每个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环境”来支配的，饿了就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工作是获取薪金的必须，薪金是得到衣食的基础……。何来什么系统“思想”在支配呢？
而“世界观”被提倡者解释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我们普通人生活怎么和“世界”关联呢？“改造（或建设）我们的社会（或国家）”的话语都只能是一种“说法”，并不是记录了一件具体的“事件”，任何人的具体行为谈不上和社会（或国家）有什么直接联系。
一段语言文字是记录的“客观世界”，还是表述的人的“精神世界（看法、思想、认识……）应该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内容，而哲学只能是后者。将“哲学”与“世界观”关联，和具体一个人的“思想”关联，目的是推出哲学的“阶级”属性，将哲学作为“政治工具”，这是对哲学概念的荒谬理解和滥用。
“人”同样是生物体，按照达尔文竞争的丛林法则，人之间残酷竞争应该是个常态现象，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摆脱了野蛮，步入了文明社会。其根源在于建立了无数成文或默认的“契约”，这就是“法”和“道德”。
因为“道德”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很难用语言文字去准确表述，所以对“道德”的思考构成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道德”不是“哲学”，一个人道德情操和他有什么哲学观点同样是两回事。一个哲学家未必在道德上一定是“楷模”；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未必有什么“哲学思想”。
一些朴素的普通民众，可能没有较深的文化，也不知道什么哲学观点，但不妨碍他们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所以有“道德”是和人的精神世界有联系的，个人在道德修养中，常常提倡面壁思过（传统文化），提倡忏悔（宗教文化），提倡“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文化），这些也都在讲“思考”，但它们不是“哲学”，道德哲学是思考道德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是全部的哲学内容。“哲学”和“道德”是有交集，但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哲学和科学”——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展了关于哲学和科学的争论，参与者有张君励、张东逊、丁文江、胡适等学者，这是西方文化学术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哲学”和“科学”都是近代被普及的新概念，自然应该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争论的参与者大部分都是直接去过国外学习哲学和科学的学者，争论的结果是注重科学的一方，挟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略胜一筹，而哲学甚至和传统文化中的“玄学”联系在了一起。
这场争论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日趋严重而没有进行下去，参与争论的不少学者在而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今天我们认真思考近百年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会发现主导中国现实的思想是混乱的，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两个概念的使用都发生了偏差，“哲学”被异化，“科学”成了没有生命的“真理”代名词。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虽然我们十分强调“科学”的重要，但在学校的必修课程中有“哲学”，而没有对科学原理的认真解释，从事基础科学工作的人员，包括各级教师，还是高级科学家，鲜有在各自的小范围里能当“领导”的。今天我们搞清楚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已经不仅仅是相关哲学的学术问题，而是相关“科学”是不是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方法的大问题。
“哲学”和“科学”都体现了人的思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是漫无边际的，例如谈“人”，并不是指张三、李四，而是抽象的“人”；而“科学”是把复杂的问题肢解开来进行思考，所研究对象边界是清楚的。上世纪胡适先生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的这个观点用在如何区分哲学和科学十分恰当，这就是谈“主义”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事情；而研究问题要靠科学的方法。一个人有了病，浑身不舒服，这时候有卖能治百病的“神药”，这个人很可能欣喜若狂去买来服用。而负责任的医生会给你做很多检查，甚至可能提出你要维持生命必须牺牲你身体的部分功能。
这个比喻，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喜欢“主义”，而不愿意“研究问题”；也说明某些哲学观点可以在人群中迅速传播，而“科学”很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当年蒋介石说我们是被“哲学”打败，并不是因为某“哲学”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这“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神药，从而放弃了“思考”。
在死我活的夺权战斗中，如果一支队伍的成员不再思考了，行事不再犹豫了，以“上面”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当然这只队伍是最强的。蒋介石也想有这样一支失去“思维”的队伍，但没有做到，当时的失败是必然的。
哲学体现了人对一切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泛泛而谈的一个“概念”。它是脱离实际的，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是“科学”，而科学也是人思维的结果，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哲学，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说明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哲学凸显了人类的智慧，这个“智慧”不仅包括对自然现象，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包括了对人的情感、心理、精神方面的认识。哲学和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是容易区分的，“科学”对问题的主体是很明确的，也就是“主体”是什么，不是什么界线是清楚的。
而“哲学”对研究讨论的“主体”常常是模糊的，随时在“讨论”中做出调整。例如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就只能是“哲学”，而不会是“科学”。因为“社会”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本身就有“包罗万象”的意义，不可能区分“社会”和“非社会”，这样任何把“社会”作为主体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学”，只能是“哲学”。
反观物理学，它是研究“物体”的学问，“物体”这个概念同样抽象，但对有一般智力的人来讲，初步理解它是很容易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物体”是什么也就成了问题。例如“光”如何看成“物体”就复杂了，这时候物理学开始向“哲学”靠近。
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思考，正因为他将一个无法确定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使用的是“哲学方法”，而不是科学的。他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是一种“思考”，一种“观点”。
现实发生的任何现象都可以在这个学说里找到它的“影子”；同时用这种理论来套现实问题时，不仅会歪曲了原来的“学说”的含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混乱。再比如“计划经济”，它也是把一个无法界定清楚的“全国国民经济”作为计划的“对象”，例如我们计划增加石油生产，由“谁”来完成呢？
没有下文了，增加石油产量只能是一种“想法”。这种思维方法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只能表达一种思维，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空想”。“哲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计划经济从来没有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主义”还是“问题”，也就是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需要我们研究，但一定要清楚的是：哲学是研究人的“思考”，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按科学方法去引导现实就可以使问题解决。
每个人一生可以不学“哲学”，不懂“哲学”；但不能没有基本科学技能。哲学在现实中的“滥用”一定会排挤科学，也就是“主义”滥用到现实中，似乎找到了“万能钥匙”，再无需仔细分析研究问题了，而这正是在抛弃“科学”。
再例如人类社会从出现到今天，贫富差距一直就是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只能是一种想法，一种哲学观点，但把它强行运用于实践，则只有混乱，无助于问题解决。
中国是这两个“主义”坚持最好的国家，如今贫富不均的指数高于很多国家，可以讲成了用“哲学”（主义）解决问题必定失败的明显例证。
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的是，所谓“对、错”，“真、伪”的判断，以及我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只能在科学的话语中才有意义。而在真正哲学话语里不存在这些判断。
真哲学是人类的“思考”，虽然是以“实在”为基础，但它是脱离实际的，是“形而上”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例子，知道悬崖的存在，有两种路径，一是自己亲眼见到；二是听说。既然能从“听说”中得到，那也就可以想到，既然想到的也是“存在”的，那还有“存在”和“不存在”的区别吗？所以贝克莱要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的观点。
哲学家提出他的观点都是源于他的思考，哲学的成功在于它能够自成体系，能自圆其说，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思考，而不是去“实践”，去靠实践检验。如果“真理”表述的是一种“哲学观点”则不存在实践检验的问题。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完全在于你的思考。
我们主张学哲学，首先要十分警惕对哲学的“滥用”，并不是挑出“好哲学”，摈弃“坏哲学”。而是要保持“思考”，学会分清那些语言是记述“实在”的；哪些是记述“思维”的。这在法治社会是极重要的，也就是不能“以言论罪”，而只能以人的行为产生结果来评判，“法”是规范行为的，而不是规范“思维”的。如果我们说，对“法西斯哲学”，“封建迷信”难道不应该批判吗？对于“教唆”人们做“坏事”的“语言文字”，我们不能随便披上“哲学”的外衣，“哲学”和人的行为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我们申讨法西斯暴行，但不一定要去批判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里你一定会感到区分这些概念的困难，这是实情，哲学上使用的概念都是比较抽象的，是不可能“通俗”的。这也说明“哲学”是“书斋”里东西，“哲学”不能离开学校的环境，离不开研讨的环境，离不开有文化热爱思考的人群。
同样，喜欢实际生活的人，或是需要每日为生存而努力的人，没有必要去理会什么是“哲学”。如果是爱好思考，希望思维“被”启发，有机会参与到哲学的“争论”中来，应该注意文化上的“伦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熟知的领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老话是需要认真恪守的。
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有不少批判一些哲学观点的话语，实在是不遵古训，是文化上的“乱伦”，哪里是在传播文化知识？！
“主义”和“问题”之争，也就是我们是要“哲学”还是“科学”的争论，在国家战乱时期，在武装夺取政权时期，自然首当其冲的是争取“人心”，尤其是争取读书人，这时华丽的“哲学思想”话语要比需要一点点地去“求证”的科学方法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
似乎学会了几句有“主义”的话语，就是有了“哲学思想”，就有了“高级文化”，在“山沟沟里也可以出马列”，“泥腿子也可以占领讲台”……。在战争时期，怎样可以“取胜”就怎样来，可以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
但到了社会的“常态”，依然迷信“主义”，以为存在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则必然使这个社会问题成堆。今天我们需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要让这座“问题大山”越来越小，不再积累新问题，就需要让“科学”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认识“哲学是什么”和“哲学不是什么”。
一个人所以要上学，去学知识，其目的是为了得到谋生的“本领”；除此之外也有为了得到“思维乐趣”的目的，希望知道更多的“为什么”。为了前一个目的，就去认真学习“科学”；如果为了后一个目的，就去认真“思考”，不存在掌握什么“思想”就可以让你一劳永逸。
哲学的真谛就是去“思考”、去“怀疑”。《儒林外史》中一个读书人说，再没有比“砍杀臭棋”更痛快的事了；同样，不让你下棋，又让你去观棋，甚至要让你赞扬拙劣的棋技，作为一个棋手，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本文来源：爱思想网
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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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1.1K8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4834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黑夜将自己漏空， 时间为自己照明 | 帕斯诗选及其妻子画作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既有深刻的民族性，又有广泛的世界性；既有炽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又有冷静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将古老的印第安传说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熔于一炉；将叙事、抒情、明志、咏史、感时、议政等各种素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不时将东方宗教和玄学的闪光体镶嵌在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独特风格。——赵振江
玛丽·何塞与奥克塔维奥·帕斯
玛丽·何塞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第二任妻子，也是陪伴他后半生的爱人。1998年，帕斯逝世，玛丽·何塞受到重创：“我很难过...好似自己也随着他一同消失了。我们的爱是炽烈的。我将会被（他的离世）完全地毁灭...而此时此刻，拯救我的唯一信念，是我必须照顾保管好他的作品。我所有的时间就是在不停地、不停地阅读他的文章...当然，我哭过很多次。但阅读他的作品让我在心理和情感上得以继续支撑下去。”
在本集中，飞地选录了这位墨西哥历史上唯一获得诺尔贝文学奖的作家、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集《形象与想象》，配图来自其妻玛丽·何塞根据帕斯诗歌所作的绘画作品，邀请读者们一起感受字词的流向和意义的升腾在绘画中凝结而成的形体。
玛丽·何塞的构图和画框是三维物体，她的想象与感受演变成视觉的理念、心灵之谜的载体，有时是惊奇的意象，有时是诙谐的法则。它们不仅是可看之物，还是飞翔的翅膀、游荡的船帆、透视的镜片。
一一奥克塔维奥·帕斯
妻子玛丽·何塞画作
月亮，沙漏：
黑夜将自己漏空，
时间为自己照明。
宁静 | 玛丽·何塞 绘
风的产物，浪花的旋涡，
一条龙在浮云中
在大地似的天空滚动。
小龙啊，你奔波在
沉睡的画笔之梦
你不过是一缕微风
吹得它们睁开了眼睛。
画框展开了翅膀并开始飞腾。
画笔醒来 | 玛丽·何塞 绘
我走在这条街上
却在另一条街回响
我又听见自己的脚步
走过这条街
真的只有迷雾茫茫
这里 | 玛丽·何塞 绘
变成了画笔。
富士山在上面诞生
身披白色的外衣。
高高野草的山坡：
冒出三棵松树和一个幽灵。
几只燕子打听着月亮。
下面，在弄皱的天鹅绒上
钢笔进入了梦乡。
那是些梦着自己复活的种子：
明朝将像喷泉一样。
笔之梦 | 玛丽·何塞 绘
身体的星座
诞生自黑夜的眼睛
不是在观察事情：
这双眼睛是在
将我们看到的东西发明。
变化的舞台
在时间的中心
天空停止了转动
就在那一瞬，
却是多么漫长
就像看它的眼神。
星星是种子
在天空下呻吟。
时间与自己的影子下棋；
明镜伸展在反射中，
反射在渐渐消失：
赢者，输，而输者，赢。
通过万花筒的镜片
天文学家将星座观看
星座变成了女人，变成明亮的波澜。
当黑夜的眼帘合拢
是重返大地的黎明：
使男人们睁开了眼睛。
身体的星座 | 玛丽·何塞 绘
职业的武器
盾牌上形象：两根钩针，
族徽上交叉的剑，
蓝灰色和象牙色的锦缎。
盾牌：化作白色线轴的
微型的螺钿。
两个缎子的小枕，
心与记忆，
被细小的别针穿透：
悲伤，心痛，欲望，欢喜，
孤独，别离，相遇，
时间对我们的剥夺和赐予，
活跃而又总会消失的瞬间，
时间像乌龟一样爬行
或像火花突然迸开：
你摸它，它溜掉，你忘却，它回来。
其他彩线的线轴
为了缝合记忆和预感，
生命的跳动与惊叹。
绣花的双手放在布面上
时而将它覆盖时而使它袒露，
像旗帜般起伏，似芳香般飘流，
空气制成的甲胄
为了两个身体的搏斗。
职业的武器 | 玛丽·何塞 绘
那扇门后有什么？
不用叫，不用问，没人回答，
什么也不能打开它，
无论好奇的撬锁者
还是理智的钥匙
也无论是不耐烦的锤砸。
别说话，别提问，
贴近耳朵，靠近它：
可听见呼吸声？
在门的另一侧，
有人像你一样问：
那门的后面有什么？
门 | 玛丽·何塞 绘
我们诞生自一个问题，
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年龄是一个问题之林，
你是一个问题，我是另一个问题，
上帝是一只永不疲倦的手
用提问的方式描绘宇宙。
谜 | 玛丽·何塞 绘
这些连结又分开
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字母
在纸面如同在手面：
它们就是印度？
狮皮色的金属的蹄掌
——锻造它的是太阳，冷却它的是月亮——
它的爪踏在坚硬的玻璃球上
而彩虹般的球面
千万只蜡烛在燃烧并闪光
每个夜晚，虔诚的人们
在河流湖泊上起航：
它们是一种预言、一种应验、
一种找到的记忆、
一种命运散落的标记？
——它们是意外的权杖。
这世界之王
丢在时间之树的脚旁。
印度 | 玛丽·何塞 绘
画满符号的墙壁
宛如布满星星的夜空。
上面，既无云朵也无天体：
一个木制建构，
充满回声的斗拱和空洞。
化作岩石的时间的边沿：
每个印记是一个密码，
每个密码是一扇窗，
每扇窗是一道目光，
它在钻透岁月
并揭示自己的脸庞：
不是昨天或明天
而是此时此刻的脸庞。
窗子就是印记
而印记就是
固定在命运上的标志：
相遇并结合的夫妻。
她与他——活的印记，
赤裸裸每日更新的秘密。
密码 | 玛丽·何塞 绘
火焰变成了石头
而石头变成了金字塔的集中，
纯净的蓝天下，平静的几何图形。
两尊狮身女怪将它保卫，
两只干渴的狮子守护在身旁，
还有两只狮子生了翅膀
在门旁为它站岗，
用尼罗河水的武器做成自己的衣裳。
沙漠与水的双重象征，
两个贫瘠的强盛
合在一起，便导致后代的繁荣。
火的小小的纪念碑
在沙龙的角落。
炽热的埃及
嵌在冬天的前额。
帝国烟囱 | 玛丽·何塞 绘
一只手——谁的？——
蓝色的皮肤，红色的指甲，
支撑着一个叶片。
叶片说，我愿成为一张面孔。
手将它变成明镜
而镜中出现了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变成了树木、云朵、丘陵。
一条小径在两行
影射与暗示间蜿蜒蛇行。
沿着这条小径我到达你的嘴边，
那是刚刚诞生的真理的源泉。
你的面孔 | 玛丽·何塞 绘
／对现时的探寻（节选）／
——帕斯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
／ “此刻”瓦解：从现时中被排除 ／
对分离的自觉意识是我们精神历史的一种持久的烙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有如一个创伤，于是就会变成内在的分裂，变成令人心碎的觉醒，它促使我们对自身进行审查；有时它又像一种挑战，像一枚马刺，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去与他人、与世界交锋；当然，分离感人皆有之，并非西班牙语美洲人所独有。我们一诞生就有了这种感受：我们脱离了整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个永不结疤的创伤。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所有的事业与行动，我们所从事和憧憬的一切都是为了建造打破这种分离并使我们与世界和人类联系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以将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所有人共同的历史看作旨在重建最初环境的尝试。这是对分裂的尚未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治疗。然而对这种感受我不愿再做任何描述。我只想强调，它在我们中间的表现，在历史范畴尤为突出，因此，它成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变成意识的？对这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或个人的印证。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有许多，但哪一种也不完全可信。
这种分离的感觉与我最早和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哭泣、第一次恐惧——混在一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曾建造了想象的、富于感情的桥梁，将我与世界、与他人联系起来。那时我住在墨西哥城郊区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那里有一座树木繁茂的花园和一个到处是书的大房间。那是我最初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图书馆成了迷人的山洞。我与堂兄弟及小学同学一起阅读和玩耍。那里是植物的庙宇，有一棵无花果树、四棵松树、三棵白蜡树、一棵“夜来香”、一棵石榴，还有草坪，有许多可以结出紫色刺莓果的带刺的植物，还有砖坯的围墙。时间是弹性的，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此时此刻”；而空间呢，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是这里，一切都成了这里——一条山谷，一座山峰，一个遥远的国度，居民的院落。带插图的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我们如饥似渴地翻阅），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沙漠与森林、宫殿与茅舍、武士与公主、乞丐与君王。我们和辛巴达、鲁滨逊[1]一道沉船，和达达尼昂一起搏斗，和熙德[2]一起攻克瓦伦西亚。我多么想永远留在卡吕普索[3]的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曳着所有碧绿的枝叶，宛似一艘三桅帆船或-艘海盗船的船帆，从被风晃动的桅杆顶上，我发现了那人迹罕至、依稀可辨的岛屿和大陆。那时世界是无限的，然而却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续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没有缝隙的现在。
帕斯于十四岁入哲学文学系和法律系学习。在祖父的图书馆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主义和古典诗人的作品，后来又接受了西班牙“二七年一代”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
这种雅趣是何时被打破的？并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破的。通常我们总要费很大气力才会接受这样一些事实，即朋友会背叛我们，钟爱的女人会欺骗我们，自由的思想会成为暴君的面具。所谓“恍然大悟”需有一个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错误和欺骗的同谋。不过，我现在还相当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尽管当时很快就忘却了），这件事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大约六岁，我的一个堂姐比我稍大一点，她拿一本美国画报给我看，上面有一幅士兵们在林荫大道上列队行进的照片，那大概是在纽约吧。“他们打仗回来了。”她对我说。这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晕头转向，简直像有人宣告了世界末日或耶稣再次降临一样。当时我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在遥远的地方，几年前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了庆祝胜利，士兵们列队行进。对我来说，那场战争在过去早已发生，既不在“此时”也不在“此地”。那照片拆穿了我虚幻的想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折不扣地被排斥在现时之外了。
从那时起，时间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空间变成了诸多的空间。这样的经验一再重复。一条什么消息，一句平常的话，一条日报上的标题，一首流行歌曲，这一切都是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和对我的不现实性的揭露。那时我觉得世界在分裂，而我不在现时之中。我的“此刻”在瓦解：真正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我的时间，花园中度过的时间，无花果树，和朋友们的玩耍，下午三点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时的昏睡，裂开的无花果（黑里透红，就似火炭，然而是甜蜜、新鲜的火炭），这些全是一种虚构的时间。尽管有我的感觉做证，但是那遥远的时间，他人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我接受了无法接受的事实：我已是成年人了。就这样我开始从现时中被排除出去。
1931年，也即帕斯十七岁时，他便与人合办了《栏杆》（Barandal）杂志，并担任主编。两年后又创办了《墨西哥谷地手册》（Cuadernos del Valle de Mexico），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成就，并大力推介西班牙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
／做一个现代的诗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桥／
说什么我们被排除于现时之外，听起来似乎荒唐。其实不然：这是我们大家都有过的一种经验。我们有些人开始把它当作一种惩罚，后来才转而有所觉悟和行动。对现时的寻求既不是寻找地上的伊甸园，也不是寻求没有日期的永恒，而是寻求真正的现实。过去对我们西班牙语美洲人来说，这真正的现时不在我们的国家：那是他人生活的时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生活的时间，纽约、巴黎、伦敦的时间。必须去寻找并把它带回我们的土地。也正是在那些年，我发现了文学。我开始写诗。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进行创作：一种难以言传的内心需求驱动着我。我现在才刚刚明白，在我所谓的“被从现时中排除”与诗歌创作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联系。诗歌特别钟爱瞬间，并愿意在一首诗中重温那个时刻，将它从延续中分离出来，并将它变成固定的现时。但我那时写诗并不考虑为什么要写。我在寻找进入现时的门户，我要成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世纪的人。不久以后，这种执着变成了坚定的思想：我要做一个现代的诗人。从此我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寻求。
什么是现代性？首先，这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有多少种社会就有多少种现代性。每一种社会都有它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并且具有随意性，就像先于它的那个时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如果对于中世纪来说我们是现代的，那么对于未来的现代来说，难道我们是中世纪的吗？一个随时间而变的名称会是真正的名称吗？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寻求自身含义的字眼儿：它是一种思想、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是现代性的子女，还是我们创造了它？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追求它，紧追不舍。在那些年，对我来说，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性产生现时；现时是现代性顶端的最新的花朵。我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也并非与众不同：我们时代的所有诗人，从象征主义时期开始，凡对那既吸引又回避人的形象着迷的诗人，都追逐过它。第一位就是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个触摸到它的人。于是发现它只是在人们手上消逝的时间。我不再赘述自己追求现代性的经历。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几乎都有这种经历。现代性是一种普遍的激情，从 1850 年起，它既是我们的女神又是我们的魔鬼。近年来有人企图驱除它并大谈“后现代性”。然而后现代性不就是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
1933年，帕斯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野生的月亮》。当时帕斯对哲学和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书籍。
对我们拉丁美洲人来说，追求诗歌现代性的历史与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倾向产生于 18 世纪末并包括西班牙本土在内。美国是与现代性同时诞生的，到1830年它已成为孕育未来的母体，正如托克维尔[4]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则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与现代性分离之时诞生的。因此，人们不时谈到我们国家的“欧化”，就是说，现代的东西在外面，我们要将它们引进。在墨西哥历史上，这个进程始于独立战争前夕，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和政治的大论战。在 19 世纪，这场论战一直激励着墨西哥人并使他们产生分裂。这一个历史事件使人们对改革方案之合法性的怀疑并不像对实现改革之方式——墨西哥革命——的怀疑那么严重。与 20 世纪的其他革命不同，墨西哥革命既不是一种类似乌托邦思想的表现，也不是受压迫的历史和心理现实的爆发。它不是一伙思想家由于执意实行产生于某种政治理论的原则而采取的行动、而是人民的猛醒，它要把深藏着的东西展示出来。因此，它不仅是一场革命，更是一种展示。墨西哥昔日一直在外部寻觅现时，结果却在内部找到了它。它虽然被埋没，但却依然活着。对现代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这是意外的历史教训，我不知大家是否都记住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如果孤立地存在，会僵化；现代如果孩立地存在，会挥发。二者如果融为一体，那么一个就会赋予另一个以活力，而后者则会给它以重量和引力作为回报。
1945年，帕斯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因受到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起人安德烈·布勒东的邀请而被派往巴黎。在那儿，他积极参加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作家们的活动，结识了萨特、加缪等著名人物，与他们切磋诗艺，探讨人类命运，思考文学与政治、诗人与社会的关系。
／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本归源／
对诗歌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真正的“寻求”，我是指这个词在 12 世纪所包含的譬喻意义和骑士风度而言。尽管我曾到过不少“废墟”，曾在镜子的城堡里参观，曾在奇异的部落里露宿，却从未赎回任何一个圣杯[5]。然而我发现了现代的传统。因为现代性并非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种世系，一个家庭。它散居在各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经受了各种沧桑与磨难，公众的冷落，宗教、政治、学术与性的正统观念的审判与孤立。作为传统而并非学说，它能在生存的同时进行演变，并且具有多样性：诗歌的探险各不相同。每个诗人都在这绝妙的语言之林种下一棵各有千秋的树。既然作品不同、途径各异，那么是什么将所有这些诗人联系在一起呢？并不是什么美学而是一种追求。尽管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海市蜃楼，是一束折射的光，可我的追求并非虚无缥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前进而是返回到了起点：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本归源。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只是世世代代长河中的一个涟漪。
如果把历史当作一个延续的、线型的和不可重复的过程，现代性则是这种观念的副产品。尽管它的根源在犹太基督教教义之中，却仍是一种与基督教学说的决裂。基督教曾取代了非基督教的时间轮回说，认为历史不会重演，它有开端，也将有归宿；历史是倒下的人们活动的舞台，而延续的时间是历史的世俗的时间，服从于神圣的时间，后者既无开始也无终结。在“最后审判”之后，无论在地狱或者天堂，都不会再有未来。在“天堂”，一切皆无，因为无即是一切。这是存在对于变化的胜利。新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如同基督教的时间一样，是线型的，然而是无限敞开的，与“天堂”无关的。我们的时间是世俗历史的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永远不会完结的时间，是奔向前途而不是奔向终点的时间。历史的太阳叫作未来，而奔向未来的运动就叫“进步”。
《太阳石》是帕斯的诗歌代表作。全诗采用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结尾六行与开头六行完全相同，且以冒号结尾，暗示一个新的周期开始。由此，一旦开始阅读此诗，便永无停息。如同太阳历一样，诗人对于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求索也同样只有开始，而无法结束。
／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的危机／
现代人将自己视为历史的人，而其他社会则更愿意用不同于变革的价值和思想来认识自己：希腊人崇拜“城邦”和圆，不知进步为何物；永恒的复归使塞涅卡以及所有的禁欲主义者夜不能寐，圣奥古斯丁[6]认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圣托马斯[7]创建了一种创造物到造物主依次相属的等级，也就是存在实体的等级。这些思想与信仰都一个个先后被抛弃了。我认为对于“进步”的看法如今也开始遭遇同样的命运，结果，我们对时间、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看法，也无一幸免。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意识的衰退，“后现代性”这样如此令人怀疑的思想的流行，并不是仅仅影响文学和艺术的现象：我们生活在基本思想和信仰的危机之中，两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为这些思想和信仰所左右。在其他场合，我曾相当充分地论述过这个题目。在此只能做简短的概述。
首先，关于无限和不断发展的思想正受到怀疑。我几乎用不着引用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消耗殆尽，况且，我们也许已经给自然环境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害，人类本身已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步的工具——科学与技术——已经极清楚地表明，它们很容易变成毁灭的因素。还有，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历史必然进步的思想的反驳。我要补充的是，这是一种不得不称之为毁灭性的反驳。
其次，说到历史主体即人类整体在20世纪的命运。人民和个人在本世纪所遭受的苦难是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五大洲诸多的专制制度、原子弹，最后还有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残酷的杀人机构即集中营的成倍增加。现代技术的好处不胜枚举，但是闭眼不看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在本世纪中所遭受的屠杀、折磨、冤屈、凌辱以及其他种种迫害，也是不可能的。
帕斯手绘诗歌/图画，作品名依次为《命运：对——错》、《我否认 包括——我自己》。
第三，谈谈对必要的进步的信念。对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来说，历史的废墟——尸体、满目荒凉的战场、夷为平地的城市——并没有否定历史进程的善的本质。断头台和暴政，内战的火焰和野蛮都是进步的代价，是不得不付给历史这个“上帝”的血的赎金。上帝？是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被神化的且不乏残忍诡诈的理智本身。人们所设想的历史的合理性已成过眼云烟。在秩序、规律性和相干性的领地中，即在精密科学和物理学中，偶然性与灾难等旧概念又重新出现了。这令人不安的死灰复燃使我不禁想起“千禧年”的恐惧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个宇宙周期结束时的苦恼。
我们匆匆归纳了几条，结语是：一切企图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和哲学假设都破产了。这些假设的信仰者曾自以为掌握着历史的钥匙，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那些被引为自豪的建筑，从理论上说是为了解放人类，但很快就变成了巨大的监狱。今天我们看到它们倒塌了，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将它们推倒的，而是一代代新人对之厌烦和渴望自由所致。这是乌托邦的终结？毋宁说是上述历史概念的终结。历史作为一种现象，其发展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血淋淋的虚构。历史是无法预见的，因为作为它的主体的人本身并非一成不变。
1990年，帕斯以“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者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今天”的降临：现时是现实的源泉／
这短短的回顾表明，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现代”的结束还是演变？现在很难说。无论如何，乌托邦的破灭留下一个很大的空白，不过并不是在那些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尝试而遭到失败的国家，而是在许多人曾满怀热情和希望拥抱它的国家。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精神上获得自由，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那些宗教和政治制度的笼罩之下，那些制度既压迫我们又给我们慰藉。社会都是历史的社会，但至今为止的社会却都受一些非历史的思想和信仰的引导和启发。我们的社会破天荒地准备不在一种非历史的学说下生活。我们的最高原则一一宗教或哲学的、伦理或美学的——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经验是有风险的。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按照传统属于公众生活之一部分的思想、习惯和信仰私人化所造成的压力和冲突是否会毁掉社会工厂。人们或许会重新被古老的宗教和民族狂热所左右。倘若抽象的思想偶像的失落预示着已被埋葬的激情在部落、宗派和教堂中复活，那将是可怕的。不幸的是，种种迹象令人不安。
我所说的非历史思想，也就是给历史规定目标和方向的思想，其衰落势必导致对全面解决问题的不言而喻的抛弃。我们越来越眼睛向下，以善意和有限的手段解决具体问题。不为前途立法是明智的。但是现时不仅要照顾眼前的需要，也要求我们全面地、更严密地思考。很久以来我就认为，而今更坚定地认为，未来的没落宣告了今天的降临。对今天的思考，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眼光。比如，市场经济的胜利——由于对手“缺席”而取得的胜利——不能仅仅成为高兴的理由。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但如同所有的机制一样，它没有良知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将它嵌入社会的方式，以使它成为社会和解的体现，成为正义与公道的工具。发达的民主社会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繁荣，但它们又是普遍贫困的汪洋大海中的富庶的岛屿。市场问题与环境的破坏有密切关系。污染不仅危害空气、河流和森林，而且危害心灵。一个受“为了多消费而多生产”的狂热摆布的社会会把思想、感情、艺术、爱心、友谊乃至人自身都变成可供消费的商品。一切都变成了物，可以买卖、使用和丢到垃圾堆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一样，生产这么多的垃圾——物质和精神的垃圾。
帕斯（左）与科塔萨尔（中）
帕斯（左）与博尔赫斯（右）。帕斯在欧美文学界是不折不扣的名人，与各流派作家、诗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对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排斥未来和忘记过去：现时是这三种时间的会合点。同时也不能将它与单纯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欢乐之树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未来，而是就在此时此刻生长。就连死亡也是现时的产物。我们无法拒绝它，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活得如意还须有善终，我们要学会正视死亡，现时是明暗交替的球体，行动与观察各占一半，二者在这里融为体。如同我们已有过关于过去和将来的哲学、有过关于永恒与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将有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关于现时我们知道些什么？全然不知或几乎全然不知。但诗人们知道一点：现时是现实的源泉。
奥克塔维奥o 帕斯（Octavio Paz，），墨西哥作家、诗人、文学艺术批评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在当代拉美和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获塞万提斯文学奖、国家文学奖和法国文学艺术最勋章等国内外20多个重要奖项。代表作《太阳石》《白》《在你清晰的影子下》等。
[1] 分别是《辛巴达航海旅行记》（《一千零一夜》故事之一）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2] 达达尼昂是大种马小说《三个火枪手》的主人公之一。熙德是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3] 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神，居住在奥杰吉厄岛。
[4] 托克维尔（），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
[5] 传说中也许在最后的晚餐上用的杯子。
[6] 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天主教思想家。
[7] 托马斯·阿奎那 （约），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生于意大利。
# 节选自《太阳石》，[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赵振江 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9月。副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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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丛琪 | 编辑：丛琪、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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