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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啟後論方法 -- 關於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World Hongming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世界弘明研究院出版社
北京, 中國 [Beijing, China]
期刊論文=Journal Article
中文=Chinese
是否有館藏。
[提要]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本文旨在探討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分四步進行：一，佛道儒的規定性問題；二，心性論的範疇問題；三，佛道儒關係的處理問題；四，佛道儒史料的運用問題。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討論佛道儒的規定性在中國古代佛道儒心性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前提性，批駁了種種等級觀念和默認處理手法的不可取性；第二部分對心性論在中國興起的前因後果作了簡明的描述，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它與人性論所存在的瓜葛，論述了將二者區別開來的重要性；在第三部分，作者則通過形象的比喻著重闡述了佛道儒相互關係的處理原則，認為盲目的主次觀念和簡化的因革線索都是非常幼稚的做法；而在第四部分，作者在強調史料重要性的同時，指出了史料運用中應當注意的問題，以盡可能避免盲目性、隨意性和錯誤的發生。通過本文的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方法論問題都得到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揭示，從而為引起人們的關注並最終糾正有關弊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 佛道儒的規定性問題 33二 心性論的範疇問題 36三 佛道儒關係的處理問題 38四 佛道儒史料的運用問題 40
ISBN/ISSN/ISRC任怀瑞: 佛道儒医禅悟茶 生命本源健康茶
　　柴米油盐酱醋茶 琴棋书画诗酒茶 佛道儒医禅悟茶 生命本源健康茶
　　品茗静观五蕴空 吃茶笑对人生悟 天瑞仁和同证道 福慧茶德健康人
　　画面中的这位男士，便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怀瑞
　　他，身体力行弘扬茶文化的博大内涵，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研制成功独具特色的健康茶，让茶疗理念普及万千大众。
　　他，学习求知攀登不止，尽心竭力，将健康福音远播四方，每一个康复者的故事，都是丰富他人生历程的精彩片段。
　　他，精勤不倦、呕心沥血、饱尝心酸苦辣，在独到的感悟中不断挖掘，反复实验，在超越和突破中只为更多人健康。
　　他，就是开辟世界&健康茶疗&新纪元的我国中医健康茶疗领域权威专家、特色中国茶&健康茶细胞疗法& 发明人国际科学研究院院士任怀瑞教授。
　　任怀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51年生，1970年参加工作，工业8年，商业8年（期间二年上新闻大学），政界8年，1996年主动要求离开政府机关（国家退休干部）。北京大学国学高级研修二年。他一心扑在钻研茶道、茶文化、茶与健康这项事业上。2000年创建了&呼和浩特市健康茶庄&，2003年成为中国高级茶艺师（评审师）、2004年成功的发明一项专利健康茶。他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中医茶业领域权威专家、中国健康茶细胞疗法拓荒者、创始人、发明家、中国任怀瑞健康茶科技创新研发基地主任、健康茶科技创新特级大师、国际科学研究院终身院士、世界健康大使。他逐年荣获国家专利技术发明家二等奖、国家科技成果进步一等奖、中医主任医师、国医大师唐祖宣弟子。
　　我这56个字，充分说明了一个健康茶是发明专利的名称，什么叫&健康茶&
　　佛道儒医禅悟茶，这是国学领域的我中华民族的，精髓文化，儒释道的文化。特别是谈到茶禅一味的时候，我应用的就是儒医，禅悟茶，就概括了我们上万年中华老祖宗文化，伏羲的易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还有轩辕黄帝的法道文化。
　　忘我的不要自私自利的把小我放在一边，小我就是看到的有心的执着的，要忘掉这个，要把你的心性光明起来，那么心性光明，智慧就光大了，那么智慧丰富了以后，你心性光明了，一身就正气了，那么一身正气之时，五脏清和了，一身轻快了，心脑提神，那么这样精气神就旺盛了。黄帝内经讲的很清楚，精气神旺盛了，是有扶正祛邪的底气，一身正气，一身光明就健康了。我们不谈病长病短，所以大健康时代，那么进入21世纪，用什么解决健康的问题，我们这是生命科学技术，不是简单的生物技术。那么禅悟，禅的过程就等于茶的过程，茶不说话，我替茶说话，那么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之和，茶不说话，茶的本质就相当于禅的境界，是外化内不化的意思。茶用开水再烫，他也不化，他把滋味分享给应该分享的人品味，，无味是真之味，是禅的味道。就怕火，火是烧木的，人一上火就会生病的，所以我发明创造这个茶叶里边的多种茶。包括：白茶、红茶、绿茶、黄茶、花茶、乌龙茶六个类别的茶，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配方比例，也是根据中医配伍基本理论，就叫君臣佐使的配伍，配伍起来，不同的人也能用，但有几大特点，这个特点不分年龄和大小，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有病的没病的，不分你个别的病还是一体多病，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国界，只要地球人类，都可以参与应用。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所谓&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醉人&，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好。茶可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延年益寿及助消化等，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然而，如果说用茶来治病，怕是大多数人都闻所未闻，但事实的确如此，我国最早的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充分说明了茶在历史上就是用来治病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茶如其性清香怡人，醉心于中国茶文化及茶与健康关系研究的任怀瑞，3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并成为国内茶与健康方面的权威专家。
　　靠我们茶禅一味的品味茶就叫健康茶。牌子呢，是我任怀瑞母品牌，还有2个商标，一个是任怀瑞健康茶互联网宣传，另一个，是进入医疗保健疗养的这个范围的商标，也是这个logo的商标也叫任怀瑞健康茶。所以说一定要把，人的生命是整体性，是有中华历史性的，那么中医我认为，这是我的观点，为什么用茶来调理的过程当中，把失去的失衡的稳态的，那么把他搞正过来，就是扶正祛邪。就是黄帝内经讲的很清楚的理论，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临床案例表明，从八零年开始，我一边上班，边做研究，能用一种纯植物的即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来取代万病的药，那么找老祖宗的根源，这就叫生命本根，人的根在这，这是你的思想和灵性的东西，现代医学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只管你人体，人体是身体，是生命体。他讲身体，身体是个躯壳，对死人而言的。我讲的是活体，活体就相当于古时候所说的阴阳五行，还有经络，还有标本，这些有的思想灵魂，人们是化验不出来的， 化验不出来的不是科学吗。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极其推崇预防，即所谓的&治未病&。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其实预防是治疗的最高境界。由任怀瑞教授发明的&健康茶&，是中国的又一大发明创造，它以独特的茶疗功效从根本上掀起了人类防疾治病健康理念的变革。
　　茶，作为中华文明的见证者和华夏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为人类的绵延生息健康幸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日饮健康七壶茶，何须本草百味药&。任怀瑞教授发明的&任怀瑞健康茶&，便是融中国茶文化与人类健康于一体的集大成者。
　　那么第二个28个字叫，什么叫健康人，健康茶出来了推进，从古时候传到今天，那么健康人标准，品茗静观五蕴空，吃茶笑对人生悟，天瑞仁和通正道，福慧茶德健康人。那么这28个字就充分证明了，人类的进化论，人：一撇是真，一捺是正，把必须是五脏清和，天之五行，地之五行，人之五行，五蕴六气结合。人体是个小宇宙，结合大宇宙，宏观宇宙，人体缺乏什么，像宏观大宇宙去索引，有一个慈悲善良的心态，积极向上的身体健康状态，是你终生不生病的根基。所以说品，是三口一品，我的健康茶，就有我的人品。那么人好水好茶好环境好，如果环境不好，就要创造条件，来帮助大众，驱散各种痛苦。所以我们通过品茗，茗跟茶有一定的区别，午前为茶，午后为茗。那么这样一来，茶与茗相似，都叫茶类。我这个茶叫健康茶，这个茶里包含的健康，这个健是生生不息的意思，你看,通天达地这一划，这一撇是一个德道的真正的人，来把五行自健，天地人，五行全通，通天达地，这个健就是生生不息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那个北大以厚德载物，那什么叫厚德载物，叫康宁康泰宁静致远，就是显示着，厚道，厚德载物，就是你人体载着向上的细胞，纯洁的理念，一定以良心道德在内，这些都是科学化验不出来的，有灵性的，具备了思想领域纯洁的，心里不要雾霾，那么靠我们的茶，能洗涤你的灵魂，洗涤你的心灵，把你心里雾霾的污染源，排出体外，这个茶能清心清肝明目，心脑提神一身正气，一身光明，那么你回顾你的过去，一切烦恼统统都离体了，这叫驱散一切痛苦。静观，静下来，静是宁静致远的意思，观是看内在的哪些部位不舒服，与一个良好的心态，用茶来帮助您，不痛快的问题，叫拨乱反正，就叫修复细胞，嚼着吃的时候用口水泡茶，直接会产生人体正能量，这个正能量，变成了小分子，直接进入脑髓和骨髓，遍布全身的血液，5分钟左右遍布全身，那么在片刻间，
　　那么这样醒脑提神，片刻间，提高了生命的质量，这样就叫五蕴空，五蕴空按佛家讲色、受、想、行、识，那我来讲，不懂的人，只是说心肝脾肺肾，看不见的金木水火土。实际来说，儒释道文化，就是五行。按西方文化来说，佛家文化，五蕴空，就这个五蕴细讲起来，起码要讲2-3天，最终，品茗静观五蕴空，吃茶笑对人生悟。那么吃茶是怎么讲呢，我们咀嚼着吃，都吃掉了，不是简单的泡水喝。泡水那是饮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呢？那是吃出来的健康。用多种茶配伍起来咀嚼，咀嚼口水是唾液。这个唾是肾脏生出来的；液是脾胃造出来的。那么先天之本是肾脏，是属水；后天之本脾是属土。那么土中有水分，水分适当的滋润土，土是你吃进的万物，水与食品都会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资源。这样混合起来的唾液，用唾液口水泡茶，泡茶时他变成了特意化能量化的小分子，就相当于现在的未来世界的量子时代。量子时代的医学，是基因因子时代的疗法，我们现在这个咀嚼，就是基因因子疗法。改变一个人的基因，能产生出来的效果。体能体力都在提升，不生病，从基因改变，所以我们叫治人，整体的把生命的根源找到，不生气了不生病了。生病的主要是3大原因。第一，心理疾病，导致的生理疾病，就是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忧愁悲恐惊，直接影响你内在情绪的不稳定，那么心情不稳定，就会身体带来的不舒服，气血会紊乱的。那么外在引起的疾病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叫六淫。趁你心情不稳定的时候，容易邪恶侵蚀体内，造成的心病，加上你生病。那么未产生病变之前，叫征兆。那么在这个期间叫治未病，未病包括两个内涵，一个是未来三到五年得什么病，现在医学查不出来。还有一种，得了肝病不要转在其他得部位。你比如说化疗，这个地方化疗了，化疗了做手术了，又转到其他地方，这也叫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病，愈后防复，这叫上医。
　　唐代大医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茶为万病之药，药是诸病之药，茶为药中之王&。茶在我国最早就是用来治病的，后来发展到做汤喝，最后才慢慢转变成饮料。任怀瑞钻研茶道多年，在总结和挖掘历代先辈、学者，对茶的食用、药用和饮用，尤其在传统茶疗的学术基础上，不断挖掘、开拓，反复实验、比对，并结合自己26年的临床经验，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任怀瑞介绍，他发明的&任怀瑞健康茶&是根据人体营养需求，将绿茶、红茶、花茶、白茶、黄茶和乌龙茶六大类纯天然茶叶按比例科学配制而成，其所蕴含的&细胞食物疗法&，是根据自然规律与人生法则，结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科学合理技术定制，将若干种茶叶成分组合为多元化、能量化、特异化物质一一人体食品和细胞食物。
　　道，就是一种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规则。4大季节，4大不同，配方比例都不同，我们优化了环境以后，要配比好，选优好的茶。这茶的来源是南方人，根据他的地理位置土壤环境人品，我们考察基地的时候，会考察他的人品，他的茶园，看他的制作过程，茶品里边有人品，所以我的健康茶叶里边就有我的人品，那里边包含着我的技术和我的智慧良心和道德，天瑞仁和同证道，福慧茶德健康人。那么天是什么呢？天就是得道的人，
　　所以说，宇宙间讲的是空间，地球人物讲的是时间，24小时的一天一夜，那么空间加时间的组合，就是道法自然的根本，就是超越地球人的人，来无踪去无影。所以说，一定要破译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时间，什么叫宇什么叫宙，就是说无形加有形之和，就叫宇宙。那么我们立在天地间，实际上我们人脑袋里边的东西，相当的潜能，现在地球人，论不清楚，还在激活你的人体潜能，过程就形成了天瑞。这个瑞是瑞气，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我叫任怀瑞嘛，我再高也不能超越天，一定在天之内。我是个小宇宙，迎合了大自然就是天，来滋润我的智慧和心灵。为大众服务的过程，就形成了天瑞的结论。这个瑞是龙也好是凤凰也好是麒麟也好， 这都是瑞兽，千变万化是吉祥的东西，超于人的本能，时而出现，时而不出现。天瑞仁和，仁是仁义道德的仁，就是我们立在天地间一定要懂得天地，这句话就是你得到的天与地之间，是个真正得道的人。
　　我们用茶有三部曲，最后要达到什么叫健康人呢，健康人的标准是，利己利他利人类利社会，我们吃健康茶说健康话办健康事，肯定等于健康人，那么健康人的标准就是要利于周围和谐大众，品味提高了，是人群当中的楷模，这就是健康人的标准，不是自私自利的，所以说健康茶人吃了茶，百病都没有了。而且还要品点茶。
　　境界提高了不生气了不生病了，把药罐子全部打碎了，来我这里成千上万的人都打碎了药罐子，都变成家庭特医了，这叫自我完善自我修复，那么这样以来我们就形成了什么叫健康人什么叫健康茶，归纳起来就是56个字，品茗静观五蕴空，吃茶笑对人生悟，天瑞仁和通证道，福慧茶德健康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佛道儒医禅悟茶，生命本源健康茶。
　　梅有骨而竹有节，水能言而茶能语。任怀瑞为茶疗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已成为业界的佳话。他常说：&健康可以创造财富；但财富难以换取健康，健康才是人生第一财富。&我们也经常听到&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的朴素理念。由此可见，&任怀瑞健康茶&的发明，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任怀瑞教授立足于人类健康的前沿阵地，在继承弘扬祖国传统中医、茶文化的基础上，呕心沥血、拼搏创新，在未来的不久，我们也相信&任怀瑞健康茶&及其细胞食物疗法必将成为世界级&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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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的学习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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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茶的学习心得体会
篇一：茶艺学习心得体会
茶艺与茶道学习心得体会 因为个人对茶的喜爱，我报名学习了茶艺。 在7天的学习过程中，我对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茶的历史文化、茶的分类、喝
茶的器具以及泡茶的方法，都是我之前所没有了解过的。7天的学习即将结束，虽然当前我
只是浅浅地学习了一些入门知识，但浓厚的茶兴趣已被激发，我只迫不及待想要继更深入的
学习茶，让自己融入茶的美妙世界。茶艺培训学习开设这样关于茶的培训课程，不仅仅为我们学员教授了茶文化，也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友平台。在当代社会，能有机会以茶会友，是很风雅的一件事，大家有
缘坐在一起学茶、品茶、赏茶、鉴茶，就好似古代文人骚客一般，喝茶谈笑，很令人享受，
十分惬意。
源于对“茶”的喜爱，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于将学习茶道的小梦想付诸于行
短短几日的茶艺课程，接触到浅略的中国茶文化理论，学习到绿茶泡法、生活泡法、红
茶泡法、闵式冲泡四款茶艺表演。因为原本对茶的喜爱，浅阅过茶艺相关的书籍，学习中对
茶艺的阅读便有了更多的渴求与热情。在老师授课时，我们也渴望老师能传授更多的知识，
有时因为课时的原因，未能更为详尽，我想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茶艺学习，对我来说，才是刚刚开始。篇二：茶艺培训心得茶艺是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
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
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
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
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
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茶道，烹茶饮茶的艺术。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
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
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
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
茶分六种：红茶、绿茶、黑茶、黄茶、青茶（乌龙茶）和白茶。
茶道，通过品茶活动来表现一定的礼节、人品、意境、美学观点和精神思想的一种饮茶
艺术。它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
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同时配以情
绪等条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被称为美学宗教，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
神的日本茶道，则是承唐宋遗风。这学期的茶艺茶道课程向我们具体介绍了绿茶、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黑茶、花
茶的知识，重点学习了绿茶、乌龙茶、花茶的泡制技巧和方法。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多以矿泉
水和饮料，很少用到茶（尤其是乌龙茶和花茶），而且以往我泡茶也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来冲泡，
也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错误，没能泡出一杯好茶的精髓。而通过这一学期茶艺茶道课程学习，
很好的帮助我弥补了这一点不足，使我对茶、对茶艺有了新的认知和体会。现就我个人的茶
艺心得总结如下：
绿茶，是茶艺课程开始后所接触学习的第一种茶。没学习之
前，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泡的那些个绿茶都是一种浪费，简直就是茶叶兑开水。我最欣赏
绿茶的纯与淳，绿色的芽叶干净清爽、柔淳的茶水清香宁神，能让人卸下一身疲乏，舒缓身
心，有种回归自然之感。
二、乌龙茶
乌龙茶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茶类，相较于绿茶和花茶
来说，于我是最最陌生的一类。而在乌龙茶的实训中，我担任的是主泡。因为乌龙茶的泡制
比较繁琐，使我经常忘记一些步骤，所以它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类茶。
最后我发现，它是
最能锻炼人的心境的一类茶。因为无论时间多么的有限，它还是得按照步骤一步步来，既不
能增也绝不可减。就像我们的生活，生活里无论你遇到多少困难，无论困难如何大、如何难
以解决，无论所剩时间有多紧迫。事情还是得一件件来，问题还是得一个个解决。所以，浮
躁的心难以泡出一杯好的乌龙茶。我觉得乌龙茶的茶盘就是一个缩小的人生，而我们练就的
何尝又不是一个张弛有度的人生。
“芳香四溢、倍感温馨”是我对花茶最直观
的印象。当桌前摆起花茶茶具，无论是清洁茶具、投茶冲泡还是提杯品茗，自始自终都有那
么一种如春天般的温暖围绕在心头，让人能有种春日的盎然，无论心情、精神都顿觉美好。
由于课程条件有限，在具体泡制时仍旧以绿茶茶叶代替，无法真正体会到花茶那甘甜的茶味
儿、融暖的芳香，但我觉得在泡制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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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医学教育
二 医学教育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7册合辑）
二 医学教育
唐代医学教育较为普及。中央太常寺太医署为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太仆寺教授培养兽医，地方上有州医学，医学的普遍设置，奠定了唐医学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唐人对医学的重视及医疗水平。
太医署医学教育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针博士1人，助教1人，针生20人，按摩博士2人，生15人，咒禁博士1人，生10人。四科学生共85人，课业由博士、助教共同教授。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考试，在学9年无成，勒令退学。
医学生习《本草》、《甲乙脉经》，要求识药形，知药性，不但要了解、而且要精熟有关医药及脉象等的基本知识。读诸经后，再分业教习，20人中以11人学体疗，7年成，3人学疮肿，3人学少小，5年成，2人学耳目口齿，1人学角法，两年成。学业简单者年限短，安排的学生少，年限长者安排学生多，由太医署掌握习各科人数及比例，均衡培养各科人才。
诸针生由针博士、助教教授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九针包括针，主热在皮肤者；员针，主疗分间气；针，主邪气出入；锋针，主决痈出血；铍针，主决大痈肿；员利针，主决四肢痈，暴；毫针，主寒热在络者；长针，主取深邪远；大针，主取大气不出关节。九针涵盖了各种疾病，通过不同形状、原料及进入不同层次，对人体各部疾病做疏导及治补。针生边习经边实习，实习时针师、针工佐博士、助教以教。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鸟神针》等经，读《明堂》者，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令知四时诸脉状，读《素问》、《黄帝针经》者要求精熟。
按摩生习消息导引之法，通过按摩、使身体活动，治疗人的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八疾，人的肢、节、府、藏积而生病，则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如果损伤折跌，也用按摩来矫正、恢复。
咒禁生习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主要为心理及气功疗法，含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咒禁方式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唐咒禁融合了释道而形成自己的医学方式，太医署教授巫师道士作法时的步法——禹步，道家修炼时的冥想方法——存思，释家诵咒时手指所构成的各种手形——手印等。
太仆寺有兽医学生100人，兽医博士1人，兽医学生由庶人子补，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兽医学生由博士教以治疗马病的方法及知识。诸医学生了解了马致病原因，“有伤寒者，有伤热者，有疡者，咸据经方以疗焉”。兽医生不但学习马的治疗药方，还学习了有关马的病理及保健理论。
地方医学之设，始于贞观三年（629），至开元十一年（723）七月五日玄宗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九月七日，卒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各州不但将医学博士升为品官，而且还贮存医书、药方，可见对医学的重视。据《唐六典》卷30，比较州府录事与医学博士阶品，可以发现上州医学博士品阶（正九品下）高于录事（从九品上）、中州、下州（从九品下）与录事同。《六典》所记可能为开元二十五年秩品，这时上州医学博士又比始有秩品的开元十一年上升了一级，医学博士品秩的不断提高，表明了唐对地方医学教育的重视。
据《六典》卷30，州府医学之设，京兆、河南、太原府，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医学20人，大都督府医学博士2人，助教1人，学生15人，中都督府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下都督府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2人。上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5人，中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2人，下州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10人。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同时也兼有教授诸医生、普及医药教育的职能。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关于医学的史料。伯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州医学“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因同是教育之地，被设于州学院内。伯3559（二）唐天宝敦煌郡差科簿62行记载，“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51岁的翊卫兼医学博士，《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唐西州高昌县和义方等差科簿”记载29岁的刘威感为“医学助教”，可见沙州西州均有医学、医官之设。
诸州医生员数，据《六典》卷30可推算为4465人，但《唐会要》卷82医术门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敕作“十万户已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与《六典》数额不同，可能生员名额因时间不同而有变化。诸医生在从博士、助教习业同时，还要广泛实习，“各于当界巡疗”。诸州可采药物收贮颁给及预合伤寒等传染病药以给部内疾患者，同样也是州医学之职。医生在界内巡诊，颇类公众医疗，今天我们仍将主治大夫称为医生而不称医师，与唐医学生巡疗治病不无干系。
此外，私人习医也很普遍，如甄权因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自学习医，又如王勃“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杜鹏举“少与范阳卢藏用隐于白鹿山，以太夫人有疾，与清河崔沔同授医于兰陵萧亮”，这些都是私人习医之例。名医子弟疗病验否由尚书省祠部掌握，可见国家不但允许鼓励医药私学，同时注重选拔私学中优秀的医药人才。僧尼、道士也多治疗疾病，传授医学，永徽四年（653）四月敕，“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为人疗疾”，但此敕令的具体实施结果令人怀疑，印度僧人及道士传授医术为人治病之例并不罕见。道士追求长寿养生，不少道士是医学家，采药制药到市场去卖，为人治病。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就是道士。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云：“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白居易《眼病二首》也云：“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龙树论”即《龙树眼论》，是有关治眼疾的佛经，白居易、刘禹锡都曾因眼疾求治于印度僧人。僧尼道士传授医术，扩大了医药范围及手段，不但增加了外国医药的输入，而且也更新丰富了中国固有医学的内容。
官医学生及私医学生均可走贡举之路，以医入仕。太常医学生若业术过于本官，即听补替，一般业成者，同明经或明法例处分，乾元三年（760）正月十日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入仕人“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以策问方式考试。医学可以说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之外的另一贡举入仕途径，这也促进了唐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普及、发展。
三 医学成就与卫生保健
（一）医学成就
隋唐时期医药学的发展使医药著作增加，其中最明显的为医方增多。一方面，政府搜辑验方，加以编录，推广至民间，如炀帝撰《四海类聚单方》，玄宗撰《开元广济方》，德宗撰集《贞元要广利方》等；另一方面，民间朝士也注意搜录药方，如甄权《古今录验方》，杨炎《南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五代时虽战事频仍，整理公布医方者仍不乏其人。陈玄“家世为医”，后唐时因善医而日侍武皇左右，“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这些医方方便百姓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医学典籍。敦煌文书中有百余卷医药文书，其中医方30余卷，录方近千首，为隋唐五代医家经验效方，涉及临床各科，大多不知书名撰者，反映了隋唐五代的医学成就。
这一时期医学著作的另一特点为医学各科专业化，隋唐时期各科代表著作，病因科有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儿科有《颅囟经》，全书有孙思邈撰《千金要方》、王焘撰《外台秘要》，药典有苏敬等撰《新修本草》，食疗科有孟诜撰《食疗本草》，伤科有蔺道人撰《理伤续断秘方》，产科有昝殷撰《经效产宝》等。
隋炀帝大业年间，由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编写的《诸病源候论》50卷，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该书67门，1720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和症候。其特点为只论病因，不载方药，但附有导引法，对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病因、预防及小儿、孕妇的保健的论述，对许多症候的描述等有相当科学性，内容丰富，反映了我国临证医学及理论医学的水平，在唐以后引起多方面重视。
《新修本草》为唐显庆四年（659）编成的一部大型国家颁行的药典，由宰相李、许敬宗、辛茂将董领，具体编著者为苏敬、颜仁楚、吴师哲、蒋医方、贾文通、孔志约、李淳风、吕才、蒋元昌、许弘感、蒋季琬、吴嗣宗、蒋季瑜、巢孝俭、许弘真、蔺覆珪、蒋季璋、胡家、许孝崇等19位医药学专家，他们大部分在，太医署、尚药局、太子药藏局等国家医疗机构内任职，《新修本草》成为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药物学总结之书。该书共20卷，另目录1卷，药图25卷，图经7卷，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有名未用11部，新增药物114种，共载药物844种，“详采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缺，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同时采用绘图方法，“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图经》是对《药图》的说明，图文并茂，超越前代。《本草》书成后，即成为诸医学生必修之书，他们据此“识药形、知药性”，国家也据此考试诸生课业，直到10世纪《开宝本草》编成，才逐渐被取代。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在民间行医多年，广泛搜集民间验方，以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其著作以“千金”命名。《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医学界的两部巨著，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医学水平。《千金要方》重视妇幼两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将妇人方，小儿婴孺方置于书首；重视食物疗法，收载食疗用品154种；重视医德及医生素质，“凡为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不问贵贱，不计恩怨，不避寒暑、艰难，一心赴救，才能称得上“苍生之大医”；重视民间药方等，是这部书很鲜明的特色。《千金翼方》30卷，是对《千金要方》的补充。该书充分记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及疮痈等，发挥了张仲景的学说。孙思邈承袭传统医学理论，同时吸收道、佛两教思想杂糅发挥，形成了养生保健、预防医学、医药认知及医德等思想，开唐宋以降诸医家之规模，《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也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界的宝典。
王焘《外台秘要》40卷，分1104门，载方6000首，保存了大量失传方书，所论疾病范围很广，包括伤寒、温病、天行、各种杂病、五官、外科痈疽、痔漏、创伤、妇产、小儿、乳石发动和明堂灸法等。每一门类之前，冠以《内经》或《诸病源候论》等有关论述，所列之方均注明出处来源，对后世学成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所引论述及医方，有不少反映了历史时代对疾病的认识和特点，如伤寒、天行瘟疫、“瘿病”等，虽为纂辑之著，但保存了古代医方的功绩，汇集了许多宝贵资料，是中唐医学代表作。
（二）卫生与保健
隋唐五代时卫生保健已达到相当高水平，敦煌石窟壁画中有所记录和反映。如隋第302窟中绘有加盖水井，水井四周有护栏，表明当时人很注意饮水卫生，中唐第159窟《弥勒经变》中揩齿图，表明唐人刷牙已较普遍，五代第61窟《佛传故事》屏风画中的挤奶煮奶图，题记中有“二女煮乳”字样，表明当时已有饮用熟奶的卫生习惯。
卫生保健的思想也渗入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中。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腊53“持椒”条引《养生要》，“十二月腊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内椒井中，除温病。”同书同卷五月五日第46“蓄药”条引《荆楚岁时记》，“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月畜药，以蠲除毒气也”。注意井水消毒及采药除毒气，为承前代而沿袭的习俗，在唐代最盛带有卫生保健目的的社会风俗则为药市吸药气与腊日赐口脂。《岁时广记》卷36置药市条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号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月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赉之药，川俗谓之药市，迭明而散”，药市“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士毕集”，不但进行药材交易，而且士庶云集，于药市中“吸药气”以治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药市成为川蜀百姓的卫生保健活动地点。腊日唐帝多赐群臣口脂，这种腊日口脂由药膏制成，有养颜保健作用，如《全唐文》卷333苑咸为李林甫谢腊日赐药等状，云：“赐臣腊日所合通中散驻颜面脂及钿合，并吃力伽丸白黑蒺藜煎揩齿药等……伏以嘉平旧节，炼药良辰，锡灵仙之秘方，均雨露之殊泽。金膏玉散，驻齿发于衰容。”可见腊日制药，赐药口脂，主要为养颜保健。史籍中关于腊日赐口脂记载极多，如同书卷418常衮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赐臣面脂、口脂、香药、澡豆并银饼子等”，卷443李舟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赐臣及军将腊日面脂、香袋、红雪、澡豆等”，卷444韩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并赐臣母申国太夫人口脂一合，面脂一合，澡豆一贴，并赐臣温香一合，兼赐将士口脂等”，知赐百官军将腊日口脂为定制，这一风俗的形成，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卫生保健的重视。
《千金方》与《千金翼方》中也有许多内容涉及卫生预防与保健。孙思邈主张饮食要有节制，“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每学淡食，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脂入肠”，劝告人不宜过度饮酒。在卫生预防方面，主张人们应保持情绪稳定精神愉快，同时要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注重卫生保健，如勤洗澡勤换衣服，选择正确睡眠姿势，屈膝而卧，选择背山临水、气候凉爽的居住环境等。对妇女、幼儿及老年人保健，孙思邈也极为重视，认为小儿不宜穿得过多，以免体质脆弱，经不起风寒，对乳儿、浴儿，亦注重预防致疾。《千金翼方》中撰写了“养老大例”与“养老食疗”专篇，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病理、疾病、治疗、饮食起居、卫生预防等许多方面作了全面论述，要求充分认识老年人各种生理心理变化及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孙思邈的养生保健及预防医学思想是唐代卫生保健思想的反映。
日臻成熟的饮食疗法为这一时期卫生保健的一个主要特色。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专列“食治”卷，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医者当先晓病源，以食治之，不愈，再用药。忽视食治，是可悲的，同时还推荐含多种营养成分与维生素、矿物质的牛乳、芝麻、蜂蜜等食物。孟诜、张鼎的《食疗本草》为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确定了食疗为本，食疗为上的食治原则，使食物品种在临床治疗应用上不断增加，食疗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但食物原料增多，而且扩大到动物组织器官和激素剂，侧重于食物本身的医疗作用，同时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膳。唐代饮食疗法在理论上逐步提高，在实践中更加广泛地深入地应用到临床治疗及日常的预防保健中，是我国古代饮食疗法应用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第六节 宗教生活
隋唐五代是宗教兴盛的时代。西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已臻极盛。由张道陵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中国宗教——道教，到隋唐也十分兴盛，在唐代甚至被尊为国教。五代十国时期，佛、道二教均继续发展。在隋唐五代，尤其是唐前期，佛道二教既斗争，又融合，并与中国传统儒家互相渗透，其触角伸及社会各个角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五代还有景教、伊斯兰教、火教和摩尼教等宗教。除摩尼教在民间有较大影响外，其余诸教主要在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使节等人中传播。因篇幅所限，本节仅论述隋唐五代各阶层人们的佛道二教生活。
一 佛教生活
（一）帝王的佛教生活
隋文帝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由于他从小就在寺院过着佛教徒式的生活，深受该教熏陶。当皇帝后，为报答佛祖庇佑之恩，使其江山水存，信仰佛教更加虔诚。“朕夙膺多祉。嗣恭宝命，方欲归依种觉，敦崇胜果”。除采取广建寺塔，“普诏天下，任听出家”，禁毁盗佛像等措施，大力扶植佛教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佛教化。他自称“佛弟子”，礼接僧人昙崇时，“自称师儿”。请法师在大兴殿为其受菩萨戒。每天上殿，坐列七名僧人，转经、问道。每月常请14名僧人，随番上下转经，经师4人，大德3人，于大兴城大兴殿读一切经，日理万机而不忘耳餐法味。每夜行道，整天生活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
隋炀帝在登基前扬州总管任上，就受了菩萨戒，希望优游于大乘。天台宗创始人僧智给杨广奉上“总持菩萨”的法号。后又献万春树皮袈裟。此后杨广则以菩萨戒弟子自居，通过度僧、建寺、造像、译经等措施，继续扶植释氏，声称要发扬大慈大悲的菩萨精神，普度众生，从而使上及有顶，下至无间，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善人与恶人，统统同至菩提，人人作佛成正果。隋炀帝在外出巡游天下时，也不忘让僧尼侍从，谓之道场。可见他的生活离不开佛教。
唐朝皇帝的佛教生活比隋朝皇帝复杂、丰富得多，这是因为唐朝佛教比隋兴盛，唐国祚比隋长近八倍，天子多七倍。五代十国帝王大多崇佛，其佛教生活，总的来讲，比隋唐皇帝稍逊一筹。
隋唐五代十国皇帝的佛教生活主要是在内道场过的。所谓内道场，是天子在皇宫设置的专门祠佛场所，以便随时作佛事。唐“长生殿内道场，自古以来，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就是说，内道场与民间佛寺一样，有佛像、佛经和僧人。不同的是，这些僧人是从京城左、右两街诸名寺中抽调来的高僧大德，固定为21人，轮流持念佛经，日以继夜。内道场的僧人，有些则是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名僧。如资州僧处寂、荆州僧神秀、荆州僧道俊、恒景、少林寺僧慧安与静禅师、梓州慧义寺僧神清、泗州普光王寺僧伽等。这些进入内道场的僧人，被皇帝赐以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等称号，有些还授以左、右街僧录等僧官，待遇优厚。代宗时，内道场僧“馔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禀给”，赏赐丰盛，武则天赐僧万迥“锦绣衣裳，宫人供事”，对僧神秀“丰其供施”。内道场有设在麟德殿的，有设在长生殿的，有设在笼统称宫中的。有些宫外的名寺，如长安大安国寺、大兴善寺、扶风法门寺等，实际上也是供天子做各种佛事的皇家内道场。唐代内道场高宗、武后时已相当盛行，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时，宫中都设有内道场。唐德宗因“尤恶巫祝怪诞之士”，“罢集僧于内道场”，旋又恢复。此后，除唐武宗“会昌毁佛”将僧内道场改为道教内道场外，顺、宪、穆、敬、文、宣、懿、僖诸宗也都置内道场，直至唐亡。
五代十国有些帝王也在宫廷、王府设置内道场式的场所，延纳京师内外名僧入内供奉，为他们的佛教生活服务。如僧道丕，“于梁朝后主、后唐庄宗、明宗，凡内建香坛，应制谈论，多居元席。及晋迁都今东京，天福三年诏入梁苑，副录左街僧事”。在吴越王宫里，内道场的佛事颇盛。相国寺僧澄楚，“晋高祖闻而钦仰，诏入内道场，赐紫袈裟，寻署大师，号真法焉”。
隋唐五代十国帝王在内道场所过佛教生活主要内容是：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0"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念经。唐懿宗“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自为赞呗”。吴越王钱弘俶自称“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南唐后主李煜与皇后“着僧伽帽，服袈裟，课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手常屈指作佛印”。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1"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听僧讲经说法。内道场僧随时应召为帝王讲经说法，答疑解惑，消除他们各种烦恼。唐太宗常诏玄奘入宫为他讲经，使这位自称“至于佛教，非意所遵”的天子，后来认识到“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武则天向僧神秀“时时问道”。中宗时，僧文纲“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一遍”。顺宗“常承顾问”僧端甫。唐文宗闻僧知玄名，“宣入顾问，甚惬皇情”。唐僖宗避黄巢义军逃亡成都，遣专使“肩舆诏（僧知玄）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佚名供奉僧“内殿谈经惬帝怀”。此外，从唐开国起、尤其是天子诞节在宫中举行的儒、佛、道三教论议中，尽管主要目的在于调解佛道二教矛盾，也为了直接听僧讲经，了解佛理。“国风，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僧）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对论义”。后唐和后晋也曾诏僧道入宫论议。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2"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受菩萨戒和灌顶。有些帝王请僧在内道场为其受菩萨戒或灌顶，以示信佛之虔诚。僧道亮为唐中宗“受菩萨戒”。僧崇业为唐睿宗“授菩萨戒”，又请僧文纲“为菩萨戒师”。唐代宗请僧良贲“为菩萨戒师”。所谓受菩萨戒，就是受修行成菩萨的戒律。天宝初年，唐玄宗诏僧不空“入（宫）内立坛，为帝灌顶”。乾元年间，唐肃宗又请不空入宫，“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所谓灌顶，是佛教密宗嗣阿梨位时所行仪式。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3"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为佛经作注撰序。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亲自为重要佛典《金刚经》作注、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等赞其为“佛法宗旨，撮在此经”，“敷演微言，幽阐妙键，豁然洞达”，请“降出御文，内外传授”。隋唐、尤其是唐前期诸帝，不仅为那崛多、达磨笈多、玄奘、义净、菩提流志和般若等中外僧人译经提供优越的物力和人力，有些皇帝还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唐太宗为玄奘写《大唐三藏圣教序》。武则天为中印度僧释地婆诃罗译经“亲敷睿藻，制序冠首”。实叉难陀译经时，她“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又诏实叉难陀译《大乘八楞伽经》，“天后复制序”。为义净译经“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唐中宗也为义净“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这位天子“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瑠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唐代宗为不空所译《密严》、《仁王》二经“为序”。代宗还“御承明殿灌顶道场躬执旧经，对译新本，而复为序冠于经首，仍敕（僧良）贲造疏通经”。北天竺僧智慧译经，唐德宗亲“制经序”。唐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元和五年（810）诏工部侍郎归登等译经八卷，“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颁下其文，冠于经首”。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4"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这是唐朝皇帝佛教生活特有的重要内容。扶风（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塔，相传是天竺阿育王在大千世界驱使神力建造的八万四千座舍利塔之一。史称法门寺创建于东汉，原名无忧王寺。寺内护国真身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天下太平。唐高祖改名法门寺。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德亮（一说张亮）奏请开塔供养祭祀佛指舍利，得到唐太宗批准。此后，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等先后七次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长安和洛阳皇宫中供奉、礼拜。显庆四年（659）僧智琮等奏请弘护法门寺真身塔，高宗即予“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旋以绢三千匹令造高宗等身阿育王像，余钱修塔。次年将佛骨迎于洛阳宫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迎佛骨于神都，敕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花）幢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净虔，请（僧法）藏奉持，普为善祷”。景龙二年（708）唐中宗及皇后等剪下部分头发“入塔供养舍利”。四年，他将法门寺“旌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上元初年，唐肃宗敕僧法澄等迎佛骨至内道场，他“躬临筵昼夜苦行”。至德元载（756），唐肃宗再迎佛骨“入禁中，立道场，命沙门朝夕赞礼”。贞元六年（790），唐德宗“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德宗礼之法宫”。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中使和僧人迎佛骨至长安，“留禁中三日”，“宪宗启塔，亲奉香灯”。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诏供奉官李奉建等虔请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佛骨至长安，唐懿宗亲“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供奉大批金银珠宝。尽管李唐诸帝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有其祈愿天子“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具有鲜明政治色彩，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佛祖的崇敬。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5"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其他。唐高宗将会稽山妙喜寺僧印宗，“敕召入内，乃造慈氏大像”。长寿二年（693）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武则天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此后武则天就以佛教的金轮王自居，作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宝和主藏臣宝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天宝十载（751），唐玄宗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绣释迦牟尼像，亲题绣额，稽首祈福”。上元二年（761）天成地平节，唐肃宗于麟德殿置内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唐代宗在宫中曾问宰相元载、王缙和杜鸿渐“‘佛言报应，果为有无？’（元）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代宗“由是深信之（佛教），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南唐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
（二）王公贵族的佛教生活
隋唐五代帝王大多崇佛，势必影响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王公贵族。后者信仰佛教的为数不少，其崇佛程度仅次于帝王，他们的佛教生活内容主要是：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7"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立寺修塔院。隋唐两朝王公贵族立寺成为时尚。隋薛国公长孙览为其父立资敬尼寺。内史舍人于宣道为其父母立阳化寺、鲁郡夫人孙氏立修慈寺。郧国公韦孝宽立法轮寺。独孤皇后为外祖崔彦珍立普耀寺，并为父立赵景公寺，为母立纪国寺，为尼华晖令容立法界尼寺。申国公李穆妻立修善僧寺。法济寺西禅院为房国公苏威所立。河间王弘立明觉尼寺。蜀王秀立大开业寺。亲王杨雄立灵觉寺。元德太子为尼善惠、元懿立慈和寺。宫人陈宣华和蔡容华立开善尼寺。万安公李园通立慈门寺。尉迟迥孙太师为其祖立乐善尼寺。细腰公主立功德尼寺。尉迟迥立妙象寺。楚公豆卢立罗汉寺。唐太子承乾立龙兴寺。大宦官吐突承璀营安国寺。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罔极寺、为昭成皇后追福改慈和寺为昭成寺。达官贵人等出钱重建大雁塔，塔高十层。“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韦后）、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安乐公主修安乐寺，“用钱数百万”。原将军尉迟乐宅立为奉恩寺。宰相王缙、杜鸿渐“造寺无穷”。宰相裴度一贯奉佛，尽舍平淮西所得巨万赏钱再修福先寺。僧不空奏请造文殊阁，“贵妃、韩王、华阳公主同成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进绢五千匹，助修长安开业寺。后唐明宗时，西京留守安重霸修葺唐未遭兵燹毁坏的大雁塔。吴越姑苏节帅钱仁奉为僧明彦建院。钱城戍将辟云峰山建清化禅院。大将凌超，以五云山新建华严道场，为志逢大师终老之所。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8"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舍宅为寺。隋唐五代，王公贵族竞相舍宅为寺。隋大司马窦毅舍宅为灵花寺。兰陵公主舍宅为资善尼寺。申国公李穆妻元氏舍别宅为济度尼寺。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立温国寺。光德太子舍寝堂助造济法寺佛殿。淮南公元伟舍宅为沙门法聪立海觉寺。太保尉迟刚舍宅立褒义寺。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宣化尼寺。左仆射高舍宅立真寂寺。高妻舍别第为积善尼寺。驸马都尉元孝矩舍宅立空观寺。秦王俊舍宅立济度尼寺。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立普集寺。宦者仪同三司宋祥舍宅立真心尼寺。江陵总管贺拔华为沙门法海舍宅立法海寺。荆州总管杨纪舍宅为定水寺。唐淮安王神通为沙门智凝舍旧宅立辨才寺。章怀太子舍宅立千福寺、嗣虢王邕娶韦庶人妹舍宅立极恩寺。尚宫柴氏舍宅立光德寺。太穆皇后舍归宁院施净域寺。高力士舍宅立保寿寺。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淮西节度兵马使李重倩舍宅为佛经坊，唐代宗赐名宝应经坊。卢龙节度使刘总以其私第为佛寺。宰相王缙舍宅为宝应寺。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39"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斋僧。李林甫每年生日，“常转请此寺（平康坊菩萨寺）僧就宅设斋”。大历二年（767）宰相杜鸿渐“饭千僧”。两军容内司公主戚属之家，并以“上（穆宗）疾痊平，诸寺为僧斋”。卢龙节度使刘总“衣食浮屠数百人”。闽建州刺史陈海“饭僧千人”。后晋高祖皇后，于封禅寺“饭僧数万”。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40"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写经造像。贞观十八年（644），金仙公主奏请太宗，赐幽州云居寺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石经本。麟德年间，纪国大妃韦氏殁，其女临川郡长公主“自后年别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41"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持斋念佛。开元时，庄州都督李敬，“晚年焚香加趺，修菩提法，苦心自练，菜食而已”。左金吾卫大将军刘昇朝，戎马一生，为萧、代、德三朝元从功臣，晚年“功成身退，持斋念佛，修未来因”。崔侍郎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蒻之类染作颜色，用像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帝）”。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42"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诵持佛经。天宝时，上柱国段仲垣好游佛门，日诵陁罗尼廿一遍。代宗时，朔方节度使张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汴州右厢虞侯王某，“读《金刚经》四十年”。元和年间，涔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南唐永兴公主丧夫后，惟诵佛书“对佛自誓曰：‘愿儿生生世世莫为有情之物’。”
（三）士大夫的佛教生活
在隋唐五代各阶层佛教生活中，士大夫（儒生及其仕宦者）的这种生活内容最为复杂、丰富，最具时代特色。
隋唐士大夫普遍信佛。从传至今日的《全唐诗》和《全唐文》（包括唐人和五代十国人的诗文）里，绝大多数的作者是士大夫，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与僧人酬唱的诗篇、为僧人撰写的碑铭、僧赞、经序等文章，足见士大夫与佛教关系的密切。唐代一些著名的士大夫，大多信佛。如白居易信佛极为虔诚。自称“余早栖心释梵”（《病中诗十五首并序》）。在他兼济天下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贬为一领青衫的“天下沦落人”（《琵琶行》）、年老多病后，过着“身不出家心出家”（《早服云母散》）的生活。“白日持斋夜坐禅”（《斋戒满夜戏招梦得》），“山寺每游多寄宿”（《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出作行香客，归如坐夏僧”（《行香归》）。不仅自己坐禅、守戒、学佛经都极认真，还带动全家学佛、劝人修行西方极乐世界。遗嘱诗文施予佛寺。王维“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公余则焚香礼佛，坐禅诵经，以玄谈自娱。其诗亦禅僧化。裴休“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性慕禅师，儿女多名师女、僧儿”（无名氏《讥裴休》）。李商隐在平山慧义精舍藏经院凿石壁五间，勒金字《妙法莲华经》。久慕名僧知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眼疾乞祷于玄，卧病“愿削发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决别”。凤翔府知玄写真旁，“李义山（商隐）执拂侍立焉”。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与不少僧人交往，写过较多有关释氏的文章。李群玉“好读天竺书，为寻无生理。焚香面金偈，一室唯巾水。交信方外言，二三空门子。峻范照秋霜，高标掩僧史。清晨洁蔬茗。”（《饭僧》）宰相王缙“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妻死，以道政里第为佛祠”。
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士大夫普遍信仰佛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佛教徒以诗歌、琴棋书画、建筑、雕塑、茶道、变文等技艺吸引士大夫。隋唐五代有不少“诗僧”，仅收入《全唐诗》者即有115人，僧诗成为唐人诗歌的一部分。他们的诗，如果不注明作者为僧，表面上是不大能看出它与世俗诗人的作品有多大区别的。而就其内容而言，则佛教思想充斥其间。僧诗艺术水平高者不多，然其特色却十分鲜明，即以较通俗的语言，宣扬佛理，争取更多的善男信女皈依释氏，扩大佛教影响。僧无可工五言诗。僧清塞擅长近体诗。后唐僧智晖“颇精吟咏”，“翰墨工外，小笔尤嘉，粉壁兴酣，云山在掌”。唐代僧人独钟琴，韩愈、刘禹锡、吴仁壁、令狐宾客等作有赞美僧人抚琴、听其弹琴之诗。僧人工弈棋者多有，棋艺也很高，被誉为“历睹远代无伦比，妙绝当动鬼神泣”的僧怀素的书法，赢得众多士大夫倾倒。仅以《怀素上人草书歌》为题吟诗的就有王、窦冀、鲁收、朱逵和任华等人。僧光的草书“一字千金值”，不下能者张颠。
僧人虽少丹青高手，但许多著名画家都到寺院泼墨寺壁，一展才华。仅长安的慈恩寺、兴唐寺、菩提寺、元法寺、干福寺、赵景公寺和大兴善寺，就有吴道玄、尹琳、尉迟乙僧、杨廷光、郑虔、毕弘、王维、李果奴、张孝师、韦銮、周昉、董谔、杨坦、杨乔和韩干等人的杰作。如吴道玄的“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僧复礼“游心内典，兼博玄儒，尤工赋咏，善于著述”。僧昙一“渔猎百氏，囊括六籍，增广闻见”。僧刘彦范“虽为沙门，而通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慈恩寺国色天香的牡丹，“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的大雁塔，荫覆半寺、风过娑娑、松涛之声不绝于耳而名满长安的“兴善寺松”，乐游原上青龙寺无限好的夕阳余晖，小雁塔声闻十里余音绕梁的雄浑钟声，法门寺神秘的五彩祥云，五台山奇异的佛光，清衣江畔高耸入云的罗山大佛，龙门石窟卢舍那佛慈祥可亲的面容，敦煌莫高窟似流云仙女的飞天，及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经变壁画，禅宗南宗“机锋”、“棒喝”的心学，“茶禅一味”的隽永“茶道”……这一切，对于受注重现实人世的儒家长期熏陶的士大夫来说，展现了一片超凡脱俗的新奇天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既然僧浩初“为诗颇清，而弈棋至第三品，二道皆足以取幸于士大夫”；那么，上述更多的“道”，自然更易使士大夫辈倾倒了。唐代士大夫就是这样由对佛教的好奇，逐渐产生好感，接近它，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宗教王国而难以自拔。佛教生活成了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这一点，很难弄清士大夫复杂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文的某些实质性成分。
隋唐士大夫佛教生活的主要内容如下：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48"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与僧人交往。既然士大夫与佛教结缘首先始于上述那些释氏特有的东西，因此皈依佛门的士大夫的佛教生活自然还是从与僧人交往切入。
唐代士大夫主要是与一些有学问的高僧大德交往，而不是一般的和尚、尼姑。因为所谓高僧大德，大多出身官宦书香门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士大夫有共通之处。唐五代诗中连篇累牍的送僧诗、怀僧诗、游寺诗、题寺壁诗、哭僧诗、赞僧诗等，乃是士大夫与僧人交往频繁、感情甚笃的反映。仅李洞交往的中外僧人就有云卿上人、行脚僧远上人、禅友、道微禅师、草堂禅师、无可上人、鸾公、栖白上人、吟僧、弘播上人、觉公上人、彻公上人、供奉僧、惠泽上人、南岳僧、三惠大师、可上人、庄严律禅师、智新上人、清演、印禅师和西天国三藏等。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0"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听僧讲经。除部分僧人主动上门拜访士大夫、食斋、住宿外，更多的则是士大夫到寺院去。因为寺院多建在山林，风景优美。有些寺院虽处繁华的两京（长安、洛阳）等地，但院以十计、屋以百千计的寺刹，仍较市井清静得多。入仕和未入仕的士大夫，喜欢在这幽雅的环境里读书、乞食、赋诗，同时厕身寺刹的法会，聆听高僧说法、讲经，咨询“苦空”真谛，以释读经中的疑义，解尘世苦难之惑，消除人生诸种烦恼，求得解脱。元稹“尽日听僧讲”。李嘉祐说：“诗从宿世悟，（佛）法为本师传。能使南人敬，修持香火缘。”（《送弘志上人归湖州》）“僧家问苦空”（《书怀》）。孟郊《与二三友秋宵会话清上人院》，“扣寂兼探真，通宵讵能辍”。于页病中仍不忘与僧“共话无生理，聊用契心期”（《郡斋卧疾赠画上人》）。高适同马太守听九思法师讲《金刚经》。孟郊《听兰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薛洪秀才南游访僧习业。四门助教欧阳詹《智达上人水精念珠歌》唱道：“我来借问修行术，数日殷勤美兹物。上人视日授微言，心静如斯即诸佛。”他确实学到了精要：心静即能去掉杂念成佛。士大夫“闻僧说真理，烦恼自然轻。”（方干《游竹林寺》）“鸿儒”杨茂孝向僧知玄“寻究内典，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多执卷质疑，（知玄）随为剖判”。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1"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研读佛经。士大夫学佛，除向僧人请教外，主要靠自学。孟郊本人读佛经，还“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经黄名小品，一纸千明星。曾读大般若”。从有关士大夫生平的记载显示：许多人都有学习佛经的经历，这虽与适应皇帝崇佛需要，如为官士大夫奉诏参与宫廷儒释道三教论议、协助译经、天子幸佛寺而应制吟诗及随时回答皇上询问佛理等有关。但也有他们佛教生活的需要。有些人学习佛经十分认真。亳州韦中丞长年精求释氏。裴宽“习诵其（佛）书，老弥笃云”。有些人对佛教教义理解较深。如刘禹锡“晚读佛书，见大雄念佛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镕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沿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何勉而思之耶？是余知［穾］（突）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不知余者，消予困而后援佛。谓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证也，犹暗人之享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于言以闻于耳也”。杜鹤自称尽管未披僧衲，但他与僧同样领悟浮生自是无空性，“利门名路两何凭，百岁风前短焰灯。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总输僧”。他的这一领悟，是在钻研佛经基础上对人生思考的结晶。有些士大夫，在研读之余，还以注疏儒家经典的传统方式，诠释佛经，或撰写宣扬佛传故事、因果报应及信佛得好报护法等读物，以弘扬佛法。唐初太史令傅奕奏请废除佛教，东宫学士李师政撰《正邪论》和《内德论》，后书针对傅奕的观点，从三方面进行反驳：“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庆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断常之执见”。东宫学士陈子良，为僧法琳反击傅奕的《辩正论》作注解。唐高宗时，曾任刑、兵、吏三部尚书和度支的唐临，“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会昌三年（843）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槃经疏》20卷，进献唐武宗，正欲“毁佛”的这位天子下敕斥其“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该疏及草本一并“追索焚烧”，贬“成都府尹”。
隋唐时代，佛教宗派众多，士大夫对天台、净土、华严、法相、律、禅、密等宗的经典，都有所涉猎，研读的结果，他们最欣赏的是禅宗南宗。这个肇源于嵩山少林寺天竺僧菩提达摩、创立于唐慧能、被称为心宗的宗派，摒弃繁琐清规戒律，倡导即心是佛，不假外求，自我解脱即能顿悟成佛。很适合向往自由自在生活方式的士大夫的口味，他们在禅宗南宗里找到了所需的东西。王建“归依向禅师，愿作香火翁”。司空曙“素有栖禅意”。元稹“自笑无名字，因名自在天”。许浑说“心闲即无事，何异住山僧”。又曰：“何必老林泉，冥心便是禅。”在他看来，只要心静无事，就无异僧人，在家出家无关紧要。李益自称禅弟子。杜牧“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张乔“直夜清闲且学禅”。韦庄劝人“何用辛勤礼佛名，我从无得到真庭。寻思六祖传心印，可是从来读藏经”。李翱“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这首诗与禅宗南宗僧人探讨佛理所吟之偈如出一辙，说明作者对佛理的理解已步入堂奥，故其引佛道入儒，开宋明理学之先，并非偶然。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3"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舍宅立寺修塔像写刻经。开皇十年（590）冀州刺史冯腊舍宅立真化尼寺。大业三年（607），合州刺史崔凤舍宅将原弘业寺移置崇业尼寺。潞州刺史辛彦之“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天宝中，别驾李常打开禅宗三祖僧璨大师塔棺，取金身荼毗，收舍利，重起塔。王维在上朝廷的《请施庄为寺表》云：愿“施此庄（为崇佛之母建于兰田的山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人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通议大夫崔璘，于龙门山广化寺构毗卢遮那塔一座，刻桷雕楹，曲尽其妙，至于写经图像，无不精勤。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为“千家献黄金”助修而成。李绅出俸钱修葺已颓的龙宫寺。元稹、白居易等九刺史，在杭州永福寺集资七万凿石壁法华经。圣善寺银佛，安史之乱时为贼将截一耳。白居易用银三铤添补。处士许国“每年于诸寺常转一切经，温室盂兰盆供养家内，造弥勒尊容圣僧菩萨神王师子一塔，写法华经一部”。一位“中丞舍宅为寺”（厉玄《寄婺州温郎中》）。闽漳州刺史王公为僧从展建保福禅苑。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4"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念经。士大夫信佛，在家过佛教生活，对妻子也有影响。有些士大夫的妻子，在长期潜移默化中皈依了释氏。由于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佛教生活内容主要是念诵佛经、斋戒、写经图拜佛像等（详后）。吐鲁番阿斯塔那239号墓出土的《唐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云：这位景龙四年（710）的沙州寿昌县令，“自记姓已来，每月六斋兼六时续诵《法花（华）经》壹佰遍，《金刚般若经》壹阡遍，《大方广仏（佛）名经》壹佰遍。诸杂经不成部（帙），不记遍数”。天宝年间，南海番禺县主簿妻田氏，“中年悟道，雅契玄关，常读维摩、法华，诵金刚、般若，仙舟自超于法海，智刃久断于魔军”。齐州禹城县令妻崔氏持般若经，诵陁罗尼咒。大历时，衢州司士参军妻独狐氏，“晚岁以禅诵自适，谓般若经空慧之筌，持而为师，视诸结缚”。贞元时人著作佐郎崔某妻李金，“尤好释典，深入真空，诵金刚般若菩萨戒经”。唐武宗时，试大理评事杨牢妻郑氏，诵“金刚、药师、楞伽（经），思益为常业，日不下数万字”。唐宣宗时，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卢缄妻崔氏，“崇奉释教，深味佛经，诵读讲磨，咸得要妙”，“归诚慈氏，托志空门，临终加号曰上乘”。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5"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斋戒。是佛教修行方式之一，即不茹荤，在家修行的佛教信徒按时持斋戒。唐玄宗时，苏晋“长斋绣佛前”。齐州禹城县令妻崔氏，“常绝荤辛”。大历时遂安县尉李守虚之女李处子，“不尝荤茹，稍却铅华，数岁诵经，六时行道。金刚般若，草契于心；妙法莲华，常指于掌。口资法味，身得道腴，虽非落发比丘，直是在家菩萨”。唐德宗时，殿中侍御史张府君妻源氏，“晚岁尤栖心禅寂，荤修不杂仅廿年”。上县令豆卢氏妻魏氏，“归信释门，斋戒不亏，卅余载，顷曾授指趣心地于圣善寺大禅师，先登有学之源，□证无言之果”。信佛的士大夫，除自持斋戒外，还斋僧，即施饭于和尚、尼姑。王维“日饭十数名僧”。王建为僧特意在别屋炊香饭，按佛门习惯，不入薰辛，净手作素食，款待僧人，并“愿师常伴食”。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6"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放生。佛教宣称以慈悲为本。不杀生是佛教徒的基本戒律之一。武则天时，监察御史王守贞乞求出家为僧，于京兆西市疏凿池，“支分永安渠水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抚州有放生池，信仰佛教的刺史蔡京，禁民捕鱼。州人张顶乘舟垂钓，被其逮捕。试大理评事扬牢妻“晦朔又以缗钱购禽飞，或沉饭饱鱼腹”。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7"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在家修行。有些士大夫虽信释氏，但不愿舍妻家别子，抛弃功名，遁于空门。如杜甫“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而采取按照佛教戒律等规定的在家修行的方式，被称为居士。王维自号摩诘居士。白居易称香山居士，复“为白衣居士”。大历才子司空曙有一位当居士的胡姓友人。王建“拟作读经人，空房置净巾……老病应随业，因缘不离身。焚香向居士，无计出诸尘”。韩“远客陪游问真理，薄宦深知误此心。回心愿学雷居士”。“巷南唯有陈居士，时学文殊一问来”。高适“知君（陈十六）悟此道（佛教），所未搜（一作披）袈裟，谈空忘外物，持诫（戒）破诸邪”。这位陈十六，实为没有披袈裟的居士。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8"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弃官出家。有少数士大夫，出于信佛、避祸、看破红尘等原因，抛弃官禄、妻子，过彻底的佛教生活。武则天时，监察御史王守慎，“属天后猜贰，信酷吏罗织，乃避法官，乞出家为僧”。中宗时，卫尉卿杨元琰知武三思擅权，请弃官为僧。天宝年间，户部尚书裴宽因惧宰相李林甫陷害而“上表请为僧”。进士苏瞻出家。宝应中濮阳县丞柳某，“语及无生，喟然叹曰：‘万法归空，一身偕幻，琐琐名位，曷足控搏”，遂抛弃官印。经神策都知兵马使王驾鹤奏请舍官为僧。岑参“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在其他的诗中，他也表达过官场不顺，本无宦情，誓将弃官学佛之意。南唐僧应之，原为进士。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59"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结社修行。白居易“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对于他在庐山搭草堂结僧社的宗教生活一直十分怀念。在《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再次表示：“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即慧能所创禅宗南宗的“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明心见性”顿悟心学应当学习，而共同追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香火社也可投入。白居易曾劝184人结上生会，“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愿当来世必生兜率”。刑部杨汝士、左丞高元裕和长安杨鲁士都到名僧知玄门下“拟结莲社”修行。
（四）平民百姓的佛教生活
隋唐五代，帝王崇佛，大力弘扬释氏，佛教盛行。僧人为扩大其影响，通过讲经说法、俗讲、壁画、雕塑和诗歌等方式，以通俗的语言，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讲唱手法，宣扬人生苦海、生死轮回、阿鼻地狱与西方极乐世界的鲜明对比，促使芸芸众生皈依佛门。
平民百姓，生活不富裕。一遇天灾人祸，境况更加艰难，生命不得保障。这样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容易受佛教的影响，认为现实的苦难，是前世注定的。今生只能逆来顺受，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在民间的影响与日俱增。
唐太宗指出：佛教“洎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在外百姓，大似信佛”。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天竺求法回到长安。“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致使京师五日，四民废业”。他在朱雀街南陈列从西域所得经像舍利等。“在长安朱雀（街）至弘福寺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麟德元年（664）玄奘死，“道俗奔赴（丧）者日盈千万”。以四月十四日葬于浐水东，“京畿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尽管这百余万人多为观热闹者，但佛教在唐初民间有广泛影响当为事实。武则天时，狄仁杰说：当时“里动有经坛，亦有精舍”。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说百姓“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风，犹无所悔”。唐代宗时，“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末三惠大师“诏落天王开夏讲，两街人竞礼长眉”。吴越明州布袋和尚，时人以为弥勒佛显圣，“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杭州耳相院僧行修至浙中，“倾城瞻望，檀施纷纷”。西域僧至前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斫，倾都士女就院，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不幸言中。十年后，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再次迎佛指舍利时，京城平民百姓的宗教狂热比之元和迎佛指舍利“又加甚，不啻百千倍”。据《杜阳杂编》记载：佛指舍利至长安时，“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指截发，不可算数”。据《剧谈录》引《京城坊曲》载：长安“旧有迎真身（即法门寺佛指舍利）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唐文宗）开成之后迄于（唐懿宗）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辆，他物丰盈，悉皆称是”。长安居民为迎佛指舍利，自发成立专门的民间社团，不分长幼，十天出一文铜钱，从开成元年（836）至咸通十四年坚持了37年之久，“计有资积无限”，他们对佛指舍利崇敬之虔诚不言而喻。从长安至扶风法门寺二百里地区，平民百姓对佛指舍利同样崇教，为迎奉而结社，如咸通十四年随监送真身使来法门寺的“武功县百姓社头王宗、张文建、王仲真等一百廿人，各自办衣装程粮，往来舁真身佛塔”。唐僖宗诏归佛指舍利于法门寺时，“京城耆耄士女争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
结社奉佛。平民百姓聚结为社做佛事，在长安至扶风一带民间有此风习，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此俗。开元初年，“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唐文宗时，兰田县人“贺兰进与里内五十余人相聚念佛”。敦煌民间结社共同礼佛见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
隋唐五代平民百姓佛教生活与前述帝王、贵族官僚和士大夫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条件差，缺乏文化，不可能广建寺庙，大量斋僧，写经造像，凿窟壁画，看不懂那些难读佛经。而修行方式简易的佛教宗派则受其青睐。净土宗宣扬的只要称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黄金为地”，楼阁饰以金银琉璃赤珠玛瑙等，想食得食，要衣得衣，年寿长得无法计算。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就有不少这样内容的壁画，即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等。如186窟（中唐）弥勒经变上有西方极乐世界“一种七收”。240窟（中唐）弥勒经变上有“耕获，树生衣”。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变文中，也有同样说教。这种无限美好的“佛国净土”，对一生穷困的平民百姓的吸引力，无疑是极大的。因此民间信仰净土宗的人很多。在净土宗名僧道绰传教的并州汶水（今山西文水）、太原一带，七岁以上人均称念阿弥陀佛，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贞观年间，净土宗实际创立者善导，在长安大力弘扬净土法门，信徒不少。唐德宗时，有“后善导”之称的名僧少康，用“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钱诱掖小儿，能念阿弥陀佛一声即付一钱”之法传教。“如是一年，凡男女见康，则云‘阿弥陀佛’。遂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每遇斋日云集，所化三千许人”。遂州（治今四川遂宁）村民号世尊的于某，与一女子传布净土信仰，“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得到“数州敬奉，舍财山积”。
二 道教生活
（一）帝王的道教生活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65"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求仙。与历代帝王一样，隋唐五代帝王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唯长生不老难求。道教宣扬的所谓长生久视的神仙说，正对其口味。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有人问及“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时说：“万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他在《抱朴子内篇》卷4《金丹》里说：有丹华等九丹，“但得一丹便仙”。金丹烧之愈久，变化愈妙。“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隋炀帝迷信长生不死。在他为晋王时，就对绝谷修仙的道士徐则崇敬不已。“行辟谷，以松水自给”而求长生不老的道士宋玉泉、孔道茂和王远知，“皆为炀帝所重”。即皇帝位后，命道士为他烧炼金丹。嵩山道士潘涎，“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被斩首。
从唐太宗起，唐代皇帝就热衷炼金丹，以求长生。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命天竺方士那罗迩裟婆寐“合长生药”。“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炼丹。“饵金石”。总章元年（668），高宗欲饵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所合不死药，被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止。开耀元年（681）他又“以服饵，令太子监国”。当他得知道士刘道合私服为他炼的金丹尸解仙去，极其不满。武则天向胡惠超求遗一丸之药。又先后命武什方、胡惠超、叶法善和张昌宗等为其采药炼丹。太宗和武则天曾遣使征召张果，均因“时人传（张果）有常年秘术”。玄宗终将张果请至长安。张果进献仙药。玄宗派人在中岳嵩阳观炼丹，又亲自在兴庆宫合炼院合长生药。他“比年服药物，比为金灶，煮炼石英”；安史之乱时，“失其器用，前日晚际，思欲修营”，肃宗向他献烧丹灶。宪宗诏求天下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柳泌。柳泌以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乞为该地长吏以便合长生药。宪宗令其权知台州刺史并赐金紫。服饵过当，得了狂躁之疾。穆宗饵金石之药。敬宗宠信以神仙说取媚的道士赵归真，召自称数百岁的道士周息元于禁中。派中使到湖南、江南等道及五台山采药。命道士孙准为他制长生药。武宗更加宠信赵归真，后者“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圣寿，永保长生之药”；武宗“宣依，敕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武宗还在殿前种植仙草，“酷求长生之道”。他因服食“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遍体生疮，髭发俱脱，十日而崩”。宣宗命方士作丹，服食后体热，不敢衣绵、拥炉，冬天冷坐殿中，仅御麸炭火少许，暖手而已。宣宗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问以长生术。服食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和山人王乐炼的丹药，“疽发于背”而死。僖宗幸蜀时，梦神人教食云母粉可得轻身不死。
唐代诸帝尽管知晓秦皇、汉武以降求仙无效，甚至亲历目睹父兄饵丹惨死，却不顾臣下一再谏阻，好之弥笃，前死后继。如贞观初，太宗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魏征撰《隋书》已指出：“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以虚怀纳其谏著称的他，却置忠告不理。高宗深知其父死于长生药，也说过“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骨子里仍迷恋成仙。右卫骑曹宋务光、左拾遗李邕谏中宗，张氲、李含光谏玄宗，起居舍人裴、宰臣李藩谏宪宗，处士张皋穆宗，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谏敬宗，谏议大夫柳仲郢累谏武宗，左拾遗王谱、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韦澳谏宣宗，有的皇帝虽曾纳谏，但不能与求仙一刀两断，有的则置之不理，有的还处罚进谏者，其结果，在求仙的泥潭里愈陷愈深，直至中毒而亡。
五代十国有些帝王也热衷于求仙。后梁太祖向方山道人“求延生之术”，服其所献金丹，“眉发立坠，头背生痈”。后唐魏州人杨千郎，“自言有墨子术，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银。庄宗颇神之，拜千郎检校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宠，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足见庄宗相信神仙之笃。周世宗“召华山隐士真源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前蜀主王衍受道篆，以道士杜光庭为传真天师，醉心长生不老。他起上清宫，塑神仙“王子晋像，尊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高祖及帝像侍立于左右”。又“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闽王王昶也好神仙。道士陈守元为天师，“教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吴国主杨溥被迫逊位后，“服羽衣，习辟谷之术”。南唐李昇“尝梦吞灵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以为神而饵之，浸成躁急。左右谏，不听。尝以药赐李建勋，建勋曰：‘臣饵之数日，已觉躁热，况多饵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李昇临死前对其子李璟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李璟没有接受教训。“女冠耿先生鸟爪玉貌，宛然神仙”，李璟“召见，悦之，常止于卧内”。吴越王钱镠也羡慕神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5云：道士钱朗，“师东岳道士徐钧，得补脑还元服炼长生之术。昭宗世，钱塘彭城王钱镠，慕朗得道长年，乃迎就钱塘，师事之”。道士刘哲为燕王刘守光演金液还丹之要，被任为宰相。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70"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烧炼黄白。所谓“黄者，金也。白者，银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烧炼黄白就是制作黄金白银。这种黄金唐人称药金，白银称药银。只有行家才能从燃烧的火焰中是否有五色气，分辨出药金与黄金的真伪。烧炼黄白，是为了服饵求仙和谋取钱财。汉朝人认为，以黄金为饮食器则益寿延年。抱朴子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中宗时，郑普思、叶静能，“或挟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浅术以取银、黄”。有些皇帝将黄白作为珍品赐给臣下，以示殊宠。如武则天赐凤阁侍郎刘祎之药金。玄宗赐中书舍人苑咸药金盏。苑咸在获得药金赏赐时，感激无限：“赐臣江东成金二挺，若服之后，深有补益，兼延驻者。伏以仙方所秘，灵药称珍”，“赐九转之金，驻百年之命”，“泽如河海”，“宠若丘山，何伸灰粉之谢不任”。宪宗赐岭南节度使孔戣戈药金、河中节度使郑食金，也使他们对浩荡皇恩感激不尽。服饵黄、白，对健康是很不利的。因为这种东西在人体中很难消化，必然导致丧命。所以“高宗朝刘道合、玄宗朝孙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71"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修功德。通过造像铸钟，设醮投龙，抄写道经，以祈圣寿无穷，社稷久安，内外归心。
造像铸钟。如显庆六年（661），敕使道士陈兰茂等于泰山岱岳观“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仪凤三年（678），道士叶法善等奉敕岱岳观绘壁画元始天尊、万福天尊像二铺。天授二年（691），道士马元贞等，奉圣神皇帝武则天敕，于岱岳观“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翌年马元贞复奉敕于济源县济渎庙造石元始天尊并夹侍二仙。万岁通天二年（697），道士孙文隽等奉敕于岱岳观祈请行道，并造石天尊像一躯真夹侍。圣历元年（698），道士桓道彦等奉敕于岱岳观为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造等身老君像一躯，并二真人夹侍。长安元年（701），道士赵敬等奉敕于岱岳观造东方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并二真人仙童、玉女等夹侍。四年，道士邢虚应等奉敕于岱岳观以本命镇彩物“奉为皇帝敬造石玉宝皇上天尊一铺十事，并壁画天尊一铺廿二事”，“以兹功德，奉福圣躬”。神龙元年（705），道士阮孝波等，于岱岳观以本命镇彩等物，为中宗、皇后造石玄真万福天尊像一铺。景龙二年（708），龙兴观道士于岱岳观为皇帝造镇国天尊。三年，杜太素等奉敕又造夹像一铺十事，二圣本命镇彩修造。景云二年（711），睿宗铸景龙观钟。先天二年（713），道士杨太希奉敕为皇帝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等。
设醮投龙。如仪凤三年叶法善等奉敕于岱岳观修斋，设河图大醮。天授二年，马元贞等奉敕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三年，他又设投龙醮于济渎庙。圣历元年，桓道彦等奉敕于岱岳观设金河图大醮“漆日行道，两度投龙”。久视二年（701）道士麻慈力奉旨赍龙璧、御词、缯帛及香等至岱岳观斋醮。长安元年赵敬等奉敕于岱岳观灵坛修金宝斋三日三夜。又于观侧灵场设五岳一百廿槃醮礼，金龙五璧并投山。四年，道士周玄度等奉敕于名山大川投龙璧，修无上高元金玄玉清九转金房度命斋三日三夜，行道陈设醮礼。道士邢虚应等奉敕于岱岳观建金大斋四十九日，行道设醮，奏表投龙荐璧。神龙元年，阮孝波等奉敕于岱岳观建金宝斋，四十九人九日九夜行道，设醮投龙。景龙二年，龙兴观道士等奉敕于东岳陈章醮龙壁，又于岱岳观设金行道九日九夜，烧香燃灯，设五岳名山河图等醮。三年，杜太素等奉敕于岱岳观建金大斋“报赛前恩”，又追济、兖等州大德四十九人七日七夜转经行道，设河图大醮，“更祈后福”。景云二年，睿宗敬凭道士杨太希于名山“斫烧香供养”，“所愿从今以后，浃宇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寿，国朝官僚万姓，长符击壤之欢，鱼鸟遂性于飞沉，夷狄归心于边徼”。又命道士吕皓仙往东岳及莱州东海投龙，并道次灵迹修功德。玄宗除继续在泰山投龙合练外，还多次派人赴济渎、大房山和南岳斋醮。代宗曾两次遣内侍等到岱岳观及瑶池斋醮投告。上述斋醮，是道教的法事。所投之龙，并非真龙，因世界无此动物，而是象征物。
写经。如永徽五年（654），褚遂良“奉旨写一百廿卷”。长安四年，邢虚应等奉敕于岱岳观书写《本际经》一部、《度生经》千卷。武则天为孝敬皇帝“写一切道经卅（30）六部”。
（二）宗室贵族的道教生活
<p class="calibre4" data-pindex="75" data-bookid="75916" data-chapterid=".求长生。宗室贵族也十分欣赏道教宣扬的神仙说。如玉真公主建安国观，“垒石像蓬莱，方丈，沄洲三山”，寄托求仙之愿。金仙公主出家于华山仙姑观，修道，以期轻举。武则天侄武攸绪，师事道士王旻，习导养炼气之诀，“服赤箭、伏苓”。赤箭是芝类植物，或曰天麻苗，“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年”。太平公主服食赤箭粉，又赠给玄宗。玄宗赐诸王长生药，“愿与兄弟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