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我的朋友圈有一些朋友在转发一篇《极度震惊：这些照片竟然真的来自中国！》的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若你看过这篇内容，可以直接划到下面去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

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

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

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

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 “污水暂存池”的污水引入大海。

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

河南省西平县洪河边的张于庄村，22岁的朱小燕2007年长了恶性肿瘤，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于2008年7月去世。清明节四岁的孩子王颖跟爷爷为母亲上坟。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

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

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

镇江钛粉厂每天大量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1000米处是丹阳自来水取水处。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

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

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也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

云南宣威是个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11岁的学生徐丽患的是骨癌。

然后我就想说查一下这些照片是谁拍的，然后我就查到了摄影师卢广。

百度百科是这么介绍他的：

卢广，1961 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95 年开始接触纪实摄影。《中国的污染》是卢广自2005 年开始拍摄的专题。近5 年来，卢广的足迹遍布中国，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专题的内容不断壮大，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污染现状。凭借该专题，卢广先是在 2008 年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奖；2009年，他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并获3 万美元的奖金，以帮助他继续调查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

进修期间，边学习，边走南闯北，边创作，成为京城摄影界的一匹“黑马”。在北京创办阳光聚焦图片网。擅长社会纪实摄影，主要作品多是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西部大淘金、吸毒禁毒、小煤窑、艾滋病村、京杭大运河、三峡、青藏铁路建设等。

网易图集有一个介绍他的专题叫：卢广《关注中国污染》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

腾讯网绿问对卢广有下面的采访内容（节选）：

绿问：您的照片把这些污染情况曝光以后，他们有整改吗？

卢广：比如说常熟那张照片，就是看到冒出污水的那个，就是工业园区自己建的污水处理厂。后来我拍了这张照片以后，在网上一发表，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这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经过处理了的。处理过以后再排放，水流下来就是白的了，和我之前看到的污水是完全不一样的，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绿问：能不能理解为，您拍的照片已经成为对抗环境污染的一种武器了？

卢广：是啊，不光这一个。我在去年的10月14号公布一批照片以后，10月底就又带了一批记者，带了六个记者到了江苏走了五、六个县、市，本来这些工业园区当中，以前这些污水处理厂都不处理，直接排放。我们那时候去，就全都在处理了。

一是，我这个照片报道了，批评了他们。第二个，中央政府和上面政府也一直在派工作组下去调查，所以对他们施加了一些加强，所以自然而然污水处理厂就开工了。这是污水处理厂不开工的情况。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化工园区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在长江边上没有污水处理厂，污水全都排到长江里。周围的居民还是会直接饮用这些受污染的水。

看到这里，我想着卢广不就是摄影界的柴静么。但转念一想也不太合适，毕竟卢广涉足环境问题比柴静更早。

我当时想着，嗯，可以以《中国摄影界的骄傲，卢广》为题，分享一下卢广的故事和作品给你们。

接着在我找更多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写文章的是另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摄影师贺延光写的。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如下：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另外，为了让你们更渐进的了解事情，我把贺延光《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中最开始的一段，放在下面，在此之前，你们可以先看一看卢广拍摄的另一组作品《喜马拉雅的枪声》：

在平均海拔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猎人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

猎人一天行走十几个小时在高山、雪地上寻找猎物。

在原始森林里猎人经常会遭受到毒蛇、猛兽的袭击。

茂密的树林很难寻找猎物，有时只能守株待兔。

走了一天的猎人只打了两只山鸡，全身都被雨湿透了。

在山上寻找猎物四天后打到了一只獐子。

猎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被雨淋，挨冻、受饿，生病也无法求医，经常有猎人病死在山上。

晚上，把白天打下的猎物进行烘烤，还要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食物。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猎人。

猎人家挂满了各种动物的皮毛。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卢广大抱委屈，要求"金镜头"组委会收回取消他获奖和参赛资格的决定。作为此次赛事17位评委之一的我，有义务在这里向关心此事的朋友介绍些情况并谈点我的看法。 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大致经过 这次评选的方法是，每幅作品只在投影屏幕上展示8秒钟，在这个时段内，由评委投票。8票以下即为出局，9票以上进入下一轮角逐。此时，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全部由编号代替，而屏幕上也只显示评委电子投票后的总票数。在每个类别经过两轮投票后，评委开始就进入候选获奖的作品进行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获奖作品。期间，评委如有新的动议，其动议必须经过表决并赢得多数票后方可进行；否则，票数不够，立即搁置。 应该说，整个评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喜马拉雅的枪声》一路都在9票以上, 初评时，顺利进入金奖位置。 再次讨论时，有评委对该作品提出疑义，他"总觉得看这组照片有些不舒服，很别扭。"为什么？他说作品的主题显然是批评性的："他们主要打野牦牛、黑熊、獐子、雪豹、猴子等猎物。有些村民在森林里放套捕杀黑熊时也会误杀老虎。这几年，猎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而作品标题《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批评性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再看他每幅照片的分说明，不是说猎人挨冻受饿，就是讲他们异常艰苦。我在想，在当地与猎人成了朋友，回内地又将朋友变成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总让我觉得不舒服。 也许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吧？有评委认为若如此，是可以讨论的。 据我所知，西藏地区海拔6000米的地区是少有野生动物的，这些照片多数都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拍的，怎么可能"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呢？一位曾在西藏地区工作过十几年的评委说。

对于贺延光的这一文章，卢广也写了相应的回应文字：

《对贺老师“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1、我对拍摄《喜马拉雅的枪声》的真实感受

在这里我不用多谈拍摄这组照片的艰苦，这不是问题所在。在2006年我了解到这些猎人的生存状况时就打算能把这种状态纪录下来，2007年我提前几个月在自己的身体状况、用电问题等方面做了准备，在当地呆了两个月。对野生动物的猎杀是我所痛心的，但这又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也不是个别村镇的现象。包括村长在内很多家庭都有猎枪，要他们完全摆脱猎枪生活，不是他们自己能做到的，也不是政府一声令下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想把这种事实摆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通过政府的力量帮助这些猎人丢掉猎枪也能生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过着和他们一样风餐露宿的生活，深深了解他们生存的不易。从法律上讲，他们是猎杀野生动物的罪人，从情感上我真的不忍心去指责他们，也许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导致了我的文字让评委产生了争议。这种现象不只是我拍到的这几个猎人，如果我指名道姓，也许这几个猎人的枪就会被收缴，甚至坐牢，而问题仍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种处理方式在中国一点也不奇怪。 在图片说明中“平均海拔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种公共信息，并非我的臆造，如果整句话完整读下来也并无猎人就在6000米的地方打猎之意。 至于 “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的说法更是不可能，我在那里拍摄了两个月，上万张照片，为什么还要带别的摄影师去拍同一个题材呢？我并没有说过要带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但我在电话中确实提及了国内的一个地理杂志对此很感兴趣，希望带上文字记者做更深入的报道。不知为何变成了“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的说法。 2、在组委会发布取消我的获奖和参赛资格之前，我没有接到过评委会正式的电话沟通，这一点在我的声明中已说明。 3、关于吸毒专题幻灯演示 这件事的时间应该是在2002年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而不是十几年前。“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这句话我当时是否讲过已记不起来，从我的吸毒照片中可以看到吸毒扎针在大街上很多，随时可以拍到。如您所说，“和他们混在一起”我才能拍到他们最真实自然的照片，但这不是给他们钱“买通”他们。我关注吸毒题材己十几年了，我的照片提供给当地作为禁毒宣传之用，也与当地禁毒部门一起做禁毒防艾工作。 4、关于SARS的拍摄 SARS期间，我和贺老师一起在地坛医院拍摄，向贺老师学了不少东西，您处处关心我的生活和安全，我非常感激。我没有单位专门给我安排的宾馆可以隔离我自己，开始拍摄SARS不久以后，我就与家人分居隔离。在我的《64天非典摄影日记》一书中我专门写到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和理由，其中是这么写的： “孩子一旦被感染，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永远无颜面对妻子与亲友，甚至对从事纪实摄影的人都有负面影响。人们会问，为了拍照片，牺牲自己的亲人，这值得提倡吗？我也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要不要坚持下去？ 整夜我都在两难中徘徊。坚持，还是放弃？ 但愿儿子平安无事。”……“这件事虽说是虚惊一场，但还是让我连着几天心有余悸。于是我想搬到地坛医院为医护人员租的宾馆去住，这样才能确保家人的安全，而妻子却说那里人天天都与患者接触，只要一个感染了传染机率更高，还是家里更安全，只要消毒隔离措施做好就没问题，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从此以后我更加注意了消毒与隔离措施。”

关于病房的事，有必要说明。当时有三个摄影师，一个中央电视台记者。接到医院通知，某病房要为死者进行尸体清洗，我们四人一起在病房里拍摄护士清洗尸体。房间小，人又多，经常有相机或摄影师进入镜头，拍摄中大家都想让护士多工作一会，好让摄影师多拍点，护士很配合摄影师的要求，拍摄时间比较长。拍摄中对于护士双手****的要求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但我绝对没有提出来过。让护士多工作一会好让大家多拍点，这是我说过的话。在这个事情上竟有一个小人向贺老师告我的状，并且夸大其词。我知道这件事后，对他当面质问，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在场。 5、关于《中国新闻周刊》招致索赔一事 关于二年前有人找《中国新闻周刊》索赔之事，我是从贺老师的文章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文章上说“找不到卢广”，这是不可能的事，我长期与《中国新闻周刊》保持着联系，他们有我的电话、邮件、地址等联系方式。发生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会和我联系呢？ 今天下午，我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图片编辑取得联系，图片编辑说：“2003年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到单位来要求赔偿，是有这个事，经过了解，不是卢广的图片问题，工作人员把图片说明搞错了，所以没有和你联系，当时就给他一些钱就摆平了。” 6、华赛评比中的时间问题 2007年我没有直接给华赛提交参赛作品，我的作品参加了人民摄影报“金镜头”的比赛，人民摄影报把我的作品送到华赛中参评。 　

在华赛评选中有评委发现我的作品全部写着2006年的拍摄时间，评委知道其中有些是2005年拍摄的，怎么会写成2006年呢？是作者不诚信吗？胡颖老师给我打电话向我证实，当时我在外地拍照，不清楚此事。后来，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取消了我作品的参赛资格。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马打电话叫我的老婆查证时间问题。经过确认，我们提供给人民摄影的参赛表中是写着2005－2006年的拍摄时间。我再打电话给胡颖老师，经人民摄影报核对，证实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失误，但这时候评选己经结束。胡颖老师对评委们当面解释清楚，也向我表示了道歉。

因为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失误使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这个问题，评委会内部当时己经澄清了我没有作假，我也没有去追究，就当自己运气不好算了。在摄影报刊的一些文章上都有写到这件事

最后分享一篇《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卢广的专题文章：

文/万佳欢（中国新闻周刊）

他或许是中国摄影圈中最充满争议的一个，也是获国外摄影奖最多的摄影师之一。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靠揭家丑”获得国外摄影大奖。在圈子内，大家因其“拍摄动机不纯”，给照片“做手脚”对他避而远之，却少有同行在面对《西部淘金》《矿工》《非典》《中缅交界处的吸毒者》《青藏铁路》《沙漠化问题》《艾滋病村》《中国的污染》这一系列专题图片时，因自己的无为而汗颜。　　卢广在摄影圈中的口碑不算太好。

严格来说，他甚至不属于这个圈子。只念过7年书的卢广32岁才来到京城正式学习摄影，却在35岁就拿到了中国摄影艺术的最高奖——金像奖。接着他一路获奖无数，一直闯出国门。10月14日，卢广凭借组照《关注中国污染》成为大陆首个获得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的摄影师。此前，他的作品《艾滋病村》曾获荷赛金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尼康杯全国摄影大赛金奖等国内奖项也曾尽数被他收入囊中。这个当过最底层的挑沙工人的拍摄者，总是喜欢去捕捉那些耗时长、危险、敏感且边缘的拍摄主题，比如西部大淘金、吸毒者，比如偷猎者、艾滋病人，通过这些题材揭开中国最丑陋的一角。为了拍到好照片，他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死守，也可以坚持好几年不间断回访。对于摄影，他有令人讶异的毅力和信念。而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所收获的成绩，新闻摄影圈内的人私下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急功近利”，甚至是“人品有点问题”。人们对他的争议和质疑集中在照片Photoshop处理的痕迹太重，摆拍、图片说明模糊、日期出错及其拍摄目的不单纯、拍摄手段不“道德”等等。多年来，他就这么一直处在中国新闻摄影界争议话题的中心，摆拍、向被拍者塞钱、作假等质疑不断出现。几乎每一个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在肯定他成就的同时，都会问到他那些传说中的“小动作”和“小伎俩”。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议，卢广有一套解释和逻辑。十几年来，他数次陷入圈子里的口水战中，仍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一路独行。卢广属牛，一副标准的摄影记者体征，体格结实，衣着简单而朴素。这次获奖以后，媒体、网络上再次充满了关于他的各式评论。有人说他是“英雄”，抑或“靠家丑获得外国利益的汉奸”，也有人说，卢广这是在“坏人办好事”……　　只为“结果”的摄影11月11日晚，卢广坐在电脑前，熟练地用Photoshop处理一张刚从河南洪河回访拍回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地侧躺在床上，她只有40多岁，但看起来远比这个年龄苍老。被子掀在一旁，露出她因患乳腺癌而被割掉的乳房，以及大腿后一个触目惊心的大疮。昏暗破败的房间里爬着苍蝇。洪河流域是典型的癌症高发区，卢广说他之前在这里拍到的癌症患者很多都已去世，而这个女人也在垂死边缘。照片中，床的部分太亮，卢广在电脑上把亮度压暗了一些。这样一来，整个场景显得更加狰狞而凄厉。

“这个效果不可怕，现场比这个可怕得多，因为她一直在哭喊、呻吟。你到了现场会哭的。”他边调照片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是卢广对2005年起就一直拍摄的污染题材的一次回访。那年，卢广发现内蒙古109国道旁烟囱林立黄烟滚滚，国道边竟然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他当即决定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我没什么其他长处，就是有毅力。”之后5年，他的足迹从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逐渐向中部、东部扩展，沿着淮河、黄河、长江三条河流，记录下不少污染造成的悲惨故事。他用广角镜头拍一个老人难以忍受臭气而捂住鼻子的、干裂的手，用长焦拍一老一少为新逝的儿媳上坟时的一步三回头……“去年一年间，在江苏的盐城、连云港，我被当地领导抓过四次，直到验证过我的确是浙江永康的一家影楼老板，不是媒体记者才让走。最长的一次关了3小时。”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的“危险”。去年3月，一个农民带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正好看到很多工人在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立即掏出相机。这时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过来，很凶地责问他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们也奔上前来压住他，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看着他。今年6月，他曾趟着泥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江苏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从江底延伸了1500米之远的排污口。看到远处哗哗往上喷的黄色水柱，他激动得顾不上风雨天气，向附近捕鱼的渔民租船划到附近。等了1个多小时，却由于雨天涨水淹没了出水口而没拍到。回去后，卢广又等了3天，到天气慢慢转好，他再次租船来到那里，一圈圈地绕着排污口拍了很久。　　“神通广大”的卢广卢广真正的纪实摄影生涯始于1994年。那时他刚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摄影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当时的老师对他说，你应该做属于自己的一些事。卢广想跟别人不一样。考虑再三，他决心像拍摄希望工程“大眼睛”的著名摄影师解海龙一样，选择专题式的纪实摄影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1995年拍完《西部淘金者》以后，他突然想去云南拍吸毒者。跟几个老师一聊，他们都说，那些地方的毒贩子不像淘金的农民工，都是有枪的，太危险，还是别去了。卢广不觉得怕。到了云南，他听说瑞丽有很多吸毒的人，当即坐了20多个小时汽车前往瑞丽。可即便到了瑞丽，要找到吸毒者也如大海捞针。最后，他来到国境线上一个小村子，发现有很多人在一间屋里赌博，他掏出200块钱，也上桌赌，一边跟旁边的人闲聊，“毒品一般在哪里吸？”那人笑笑说，“你想吸毒啊？”卢广也跟着笑。他很快就输光了，便收拾摄影包准备走。这时，旁边那人突然说声“等等”，他找来另一个人带卢广去吸毒的地方。两人一起走出村子，穿过一片田野，走进一处已在缅甸境内的茅草房。卢广激动起来，他看到了很多人在里面吸毒。为了能混进去，他先问了问价格，并掏出20块钱，那人真的给了他一些海洛因，还教他怎么吸。卢广吸了起来——他小心翼翼边吸边吐。出发前，他曾请教过很多人如何避免吸入毒品。吸了几口，卢广掏出一个小傻瓜机，对旁边的吸毒者说：你能帮我拍张照么？我想做个纪念。那人同意了。接着他又说，“我也帮你拍一张吧！”这是第一次他拍到吸毒者。接下来，卢广通过汽车站小旅馆拉客的人，找到了另一个吸毒聚散地。头几天，他耐住性子，只观察里面的吸毒者和妓女，跟他们聊天，最后，经常在那里吸毒的女孩终于带卢广到她和另一个卖淫女的住处，给他香烟，教他如何把白粉放进去，烟丝抽出来，用唾沫把烟弄湿，以便其慢慢燃烧。那时候，卢广头发长长的，他告诉她们自己是画家，要用傻瓜机拍点照片拿去画画用。“她们也无所谓，反正都熟悉了。接下来一星期里，扎针、吸毒、拜神、贩毒，什么都拍了，拍了十几个胶卷。最后一天他还拿了大相机去。照片获奖后，卢广的拍摄方法在新闻摄影圈里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诟病他在当地与人称兄道弟，回来却发表照片、出卖朋友。十几年后，同样的争议又发生在他的组照《喜马拉雅的枪声》上。除此而外，“枪声”那组照片还因其图片说明“有意模糊、隐瞒新闻事实”，而被取消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获奖资格。而对质疑卢广的人们而言，他的“罪状”远远不止这些。2003年“非典”期间，卢广通过自己一直供稿的报社提供的介绍信，最早混进了急救中心和病房拍照。一天，他看到几名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朝自己的方向走来，准备出车去抢救病人，他马上蹲了下来，大声冲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快点过来？”

“当时他们看到我在拍照，就有意配合我拍这个照片。我咔咔咔连拍三张。”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张照片后来被《三联生活周刊》等多家媒体以显著篇幅转载后，遭到众多圈内人的责疑——跑在最前面的医务人员将手里的车钥匙高高举起，很多人认为这有明显的摆拍嫌疑。对此，卢广的回应是，“这是真人真事。当时的隔离服是没有口袋的，车钥匙必须拿在手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5年后的2008年初，新闻摄影界元老、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取消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奖项之后，公开发表《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文中回忆说，自己在SARS期间曾与卢广在地坛医院里一起拍了18天照。当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而在他先离开医院后，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说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场面弄得很尴尬。贺说当时就给卢广打了电话，“他对我非常感谢，说"只有你贺老师会直截了当地说我，别人都不会"，而且当时他就哼哼唧唧地承认了这件事。”事后，卢广则在博客中对此事予以否认。让贺延光更不能接受的是，“后来他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还是把他拍的那个假照片作为好照片收进去了。”贺说道。《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也使新闻摄影业界围绕卢广的争议达到最高峰。文章中的发问也代表了新闻摄影界同行难以接受卢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在争议中找到价值观卢广没有通过文字回答贺老师的这个哲学式的追问。不过回溯他的30年摄影之路，或许答案就在其中了。30年前，摄影对卢广的意义只是赚钱。卢广只上过7年学，中学念到第二年就去干活了，他做过木匠、泥水匠，卖过红枣、苹果，还去挑沙子，每担八九十斤重，可以赚几分钱，一天能挣到7毛钱。那时他15岁。1980年，19岁的卢广试着拍了一张风景照，卖了4分钱。于是他没事就借相机去拍风景，再以每张5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小和尚和小摊贩，一年下来居然赚了60多元。春节单位放假时，他骑自行车去一个山区，给别人拍全家福，7天下来净赚260多元——那时候卢广的月工资仅有17块。1985年，浙江省举行了一个主题为“春”的摄影比赛。卢广送去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照片，获得了特等奖，得到一台价值六七百块的电冰箱。这大大激发了他学摄影的热情。接着，卢广开起了照相馆和广告公司，到了1993年，这个精明的浙江人手头已经有了10万块。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连父母都不理解的决定——去北京学摄影。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大目标：2年时间加入中国摄影协会。结果只用了一年，他就如愿以偿。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摄影对卢广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爱好，一个前进的方向。完成《淘金者》《吸毒者》等几个小专题的纪实拍摄后，因为钱用完了，1996年他只好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后他专心经营广告公司，商业才能再一次得以展现——2001年，当卢广杀回北京时，已经有能力购置一套大房子，并且可以支撑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拍摄费用。回北京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说一个8岁女孩，2岁就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卢广不解，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艾滋？他通过报社找到女孩的父母，了解到河南有很多艾滋病人都是通过卖血感染上的。他立即决定去拍他们。1994年，卢广拍摄西部淘金对藏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后，引发强烈反响，2006年，西藏关闭了全部金矿，狂热的淘金时代结束。1995年，他的《小煤窑》组照促使相关文件出台，很多西部小煤窑也随之被关闭。卢广开始觉得，自己拍摄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对艾滋村的拍摄使卢广的心态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看到那些痛苦的艾滋病人，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改变生活。这一想法在他后来的拍摄(尤其在关于污染的拍摄)中一直延续了下来。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一些走投无路的村民看到卢广手里的相机，都抢着向他喊冤诉苦，欢迎他去自己家里拍照。受污染所困的人们心中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北京来的摄影家”身上。卢广将有的照片被寄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作为写抗议材料的档案送给了村民，有的则在媒体上发表。但直到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后，“污染”组照才真正引发了大震动：媒体蜂拥而至，甚至连“环保”“污染”也随即成为热搜字眼。接下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卢广不知道。但他认为，“至少要先记录下来。”“我的价值观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这么总结他的拍摄。现在的卢广，一方面，面对仍然存在着巨大污染的城市乡村，他决定继续完成松花江、珠江等几条河流流域的污染调查拍摄。另一方面，面对与照片、获奖同时存在争议和不屑，卢广坚定地反复定位自己不是“新闻摄影者”，而是“纪实摄影者”或“自由摄影师”——新闻摄影的规则不属于他。而他也再不会像前些年在《中国青年报》“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那样，公开提起自己为了让吸毒者扎针，如何向他们塞一两百钱的“拍摄经验”了。

在网上找资料，看文章一直弄到凌晨四五点，这话题对我来说太具有吸引力，假如你居然能把这么长的内容看完，来，我们握个手。

分享这些文章，绝对不是要对当事人进行“是”与“非”的定义。而是觉得这些文章能引起很多思考——对观者来说是有超出事件本身话题的意义。另外我特别不喜欢现今网络上普遍存在的“人身攻击”现象，一旦某人“做错”某事（对与错有时很难分别，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事物的角度而已，所以把这里的做错加引号），对于那人地如洪水猛兽般的谩骂、攻击、羞辱就开始肆掠，大家太急于给事情下定义、下结论，但其实大多数都是不理智的。所以假如你因为这些文章有更多对于摄影本身的思考，那才是我分享这些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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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时而逗比、时而严肃、时而叨逼、时而深沉，爱青春美好肉体，也爱各种搞笑趣图，爱时尚，也爱纪实，爱名家大作，也爱各种新人新角度新视觉，所以这里的图片风格很杂，所以我的文字风格也乱七八糟。这里没有千篇一律，欢迎每一位多面体。喜欢就看看，不喜欢就拜拜。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我的朋友圈有一些朋友在转发一篇《极度震惊：这些照片竟然真的来自中国！》的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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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

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

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

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

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 “污水暂存池”的污水引入大海。

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

河南省西平县洪河边的张于庄村，22岁的朱小燕2007年长了恶性肿瘤，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于2008年7月去世。清明节四岁的孩子王颖跟爷爷为母亲上坟。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

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

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

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

镇江钛粉厂每天大量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1000米处是丹阳自来水取水处。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

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

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也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

云南宣威是个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11岁的学生徐丽患的是骨癌。

然后我就想说查一下这些照片是谁拍的，然后我就查到了摄影师卢广。

百度百科是这么介绍他的：

卢广，1961 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95 年开始接触纪实摄影。《中国的污染》是卢广自2005 年开始拍摄的专题。近5 年来，卢广的足迹遍布中国，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专题的内容不断壮大，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污染现状。凭借该专题，卢广先是在 2008 年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奖；2009年，他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并获3 万美元的奖金，以帮助他继续调查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

进修期间，边学习，边走南闯北，边创作，成为京城摄影界的一匹“黑马”。在北京创办阳光聚焦图片网。擅长社会纪实摄影，主要作品多是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西部大淘金、吸毒禁毒、小煤窑、艾滋病村、京杭大运河、三峡、青藏铁路建设等。

网易图集有一个介绍他的专题叫：卢广《关注中国污染》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

腾讯网绿问对卢广有下面的采访内容（节选）：

绿问：您的照片把这些污染情况曝光以后，他们有整改吗？

卢广：比如说常熟那张照片，就是看到冒出污水的那个，就是工业园区自己建的污水处理厂。后来我拍了这张照片以后，在网上一发表，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这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经过处理了的。处理过以后再排放，水流下来就是白的了，和我之前看到的污水是完全不一样的，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绿问：能不能理解为，您拍的照片已经成为对抗环境污染的一种武器了？

卢广：是啊，不光这一个。我在去年的10月14号公布一批照片以后，10月底就又带了一批记者，带了六个记者到了江苏走了五、六个县、市，本来这些工业园区当中，以前这些污水处理厂都不处理，直接排放。我们那时候去，就全都在处理了。

一是，我这个照片报道了，批评了他们。第二个，中央政府和上面政府也一直在派工作组下去调查，所以对他们施加了一些加强，所以自然而然污水处理厂就开工了。这是污水处理厂不开工的情况。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化工园区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在长江边上没有污水处理厂，污水全都排到长江里。周围的居民还是会直接饮用这些受污染的水。

看到这里，我想着卢广不就是摄影界的柴静么。但转念一想也不太合适，毕竟卢广涉足环境问题比柴静更早。

我当时想着，嗯，可以以《中国摄影界的骄傲，卢广》为题，分享一下卢广的故事和作品给你们。

接着在我找更多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写文章的是另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摄影师贺延光写的。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如下：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另外，为了让你们更渐进的了解事情，我把贺延光《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中最开始的一段，放在下面，在此之前，你们可以先看一看卢广拍摄的另一组作品《喜马拉雅的枪声》：

在平均海拔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猎人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

猎人一天行走十几个小时在高山、雪地上寻找猎物。

在原始森林里猎人经常会遭受到毒蛇、猛兽的袭击。

茂密的树林很难寻找猎物，有时只能守株待兔。

走了一天的猎人只打了两只山鸡，全身都被雨湿透了。

在山上寻找猎物四天后打到了一只獐子。

猎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被雨淋，挨冻、受饿，生病也无法求医，经常有猎人病死在山上。

晚上，把白天打下的猎物进行烘烤，还要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食物。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猎人。

猎人家挂满了各种动物的皮毛。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卢广大抱委屈，要求"金镜头"组委会收回取消他获奖和参赛资格的决定。作为此次赛事17位评委之一的我，有义务在这里向关心此事的朋友介绍些情况并谈点我的看法。 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大致经过 这次评选的方法是，每幅作品只在投影屏幕上展示8秒钟，在这个时段内，由评委投票。8票以下即为出局，9票以上进入下一轮角逐。此时，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全部由编号代替，而屏幕上也只显示评委电子投票后的总票数。在每个类别经过两轮投票后，评委开始就进入候选获奖的作品进行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获奖作品。期间，评委如有新的动议，其动议必须经过表决并赢得多数票后方可进行；否则，票数不够，立即搁置。 应该说，整个评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喜马拉雅的枪声》一路都在9票以上, 初评时，顺利进入金奖位置。 再次讨论时，有评委对该作品提出疑义，他"总觉得看这组照片有些不舒服，很别扭。"为什么？他说作品的主题显然是批评性的："他们主要打野牦牛、黑熊、獐子、雪豹、猴子等猎物。有些村民在森林里放套捕杀黑熊时也会误杀老虎。这几年，猎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而作品标题《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批评性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再看他每幅照片的分说明，不是说猎人挨冻受饿，就是讲他们异常艰苦。我在想，在当地与猎人成了朋友，回内地又将朋友变成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总让我觉得不舒服。 也许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吧？有评委认为若如此，是可以讨论的。 据我所知，西藏地区海拔6000米的地区是少有野生动物的，这些照片多数都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拍的，怎么可能"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呢？一位曾在西藏地区工作过十几年的评委说。

对于贺延光的这一文章，卢广也写了相应的回应文字：

《对贺老师“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1、我对拍摄《喜马拉雅的枪声》的真实感受

在这里我不用多谈拍摄这组照片的艰苦，这不是问题所在。在2006年我了解到这些猎人的生存状况时就打算能把这种状态纪录下来，2007年我提前几个月在自己的身体状况、用电问题等方面做了准备，在当地呆了两个月。对野生动物的猎杀是我所痛心的，但这又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也不是个别村镇的现象。包括村长在内很多家庭都有猎枪，要他们完全摆脱猎枪生活，不是他们自己能做到的，也不是政府一声令下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想把这种事实摆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通过政府的力量帮助这些猎人丢掉猎枪也能生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过着和他们一样风餐露宿的生活，深深了解他们生存的不易。从法律上讲，他们是猎杀野生动物的罪人，从情感上我真的不忍心去指责他们，也许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导致了我的文字让评委产生了争议。这种现象不只是我拍到的这几个猎人，如果我指名道姓，也许这几个猎人的枪就会被收缴，甚至坐牢，而问题仍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种处理方式在中国一点也不奇怪。 在图片说明中“平均海拔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种公共信息，并非我的臆造，如果整句话完整读下来也并无猎人就在6000米的地方打猎之意。 至于 “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的说法更是不可能，我在那里拍摄了两个月，上万张照片，为什么还要带别的摄影师去拍同一个题材呢？我并没有说过要带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但我在电话中确实提及了国内的一个地理杂志对此很感兴趣，希望带上文字记者做更深入的报道。不知为何变成了“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的说法。 2、在组委会发布取消我的获奖和参赛资格之前，我没有接到过评委会正式的电话沟通，这一点在我的声明中已说明。 3、关于吸毒专题幻灯演示 这件事的时间应该是在2002年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而不是十几年前。“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这句话我当时是否讲过已记不起来，从我的吸毒照片中可以看到吸毒扎针在大街上很多，随时可以拍到。如您所说，“和他们混在一起”我才能拍到他们最真实自然的照片，但这不是给他们钱“买通”他们。我关注吸毒题材己十几年了，我的照片提供给当地作为禁毒宣传之用，也与当地禁毒部门一起做禁毒防艾工作。 4、关于SARS的拍摄 SARS期间，我和贺老师一起在地坛医院拍摄，向贺老师学了不少东西，您处处关心我的生活和安全，我非常感激。我没有单位专门给我安排的宾馆可以隔离我自己，开始拍摄SARS不久以后，我就与家人分居隔离。在我的《64天非典摄影日记》一书中我专门写到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和理由，其中是这么写的： “孩子一旦被感染，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永远无颜面对妻子与亲友，甚至对从事纪实摄影的人都有负面影响。人们会问，为了拍照片，牺牲自己的亲人，这值得提倡吗？我也反复拷问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要不要坚持下去？ 整夜我都在两难中徘徊。坚持，还是放弃？ 但愿儿子平安无事。”……“这件事虽说是虚惊一场，但还是让我连着几天心有余悸。于是我想搬到地坛医院为医护人员租的宾馆去住，这样才能确保家人的安全，而妻子却说那里人天天都与患者接触，只要一个感染了传染机率更高，还是家里更安全，只要消毒隔离措施做好就没问题，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从此以后我更加注意了消毒与隔离措施。”

关于病房的事，有必要说明。当时有三个摄影师，一个中央电视台记者。接到医院通知，某病房要为死者进行尸体清洗，我们四人一起在病房里拍摄护士清洗尸体。房间小，人又多，经常有相机或摄影师进入镜头，拍摄中大家都想让护士多工作一会，好让摄影师多拍点，护士很配合摄影师的要求，拍摄时间比较长。拍摄中对于护士双手****的要求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但我绝对没有提出来过。让护士多工作一会好让大家多拍点，这是我说过的话。在这个事情上竟有一个小人向贺老师告我的状，并且夸大其词。我知道这件事后，对他当面质问，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在场。 5、关于《中国新闻周刊》招致索赔一事 关于二年前有人找《中国新闻周刊》索赔之事，我是从贺老师的文章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文章上说“找不到卢广”，这是不可能的事，我长期与《中国新闻周刊》保持着联系，他们有我的电话、邮件、地址等联系方式。发生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会和我联系呢？ 今天下午，我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图片编辑取得联系，图片编辑说：“2003年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到单位来要求赔偿，是有这个事，经过了解，不是卢广的图片问题，工作人员把图片说明搞错了，所以没有和你联系，当时就给他一些钱就摆平了。” 6、华赛评比中的时间问题 2007年我没有直接给华赛提交参赛作品，我的作品参加了人民摄影报“金镜头”的比赛，人民摄影报把我的作品送到华赛中参评。 　

在华赛评选中有评委发现我的作品全部写着2006年的拍摄时间，评委知道其中有些是2005年拍摄的，怎么会写成2006年呢？是作者不诚信吗？胡颖老师给我打电话向我证实，当时我在外地拍照，不清楚此事。后来，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取消了我作品的参赛资格。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马打电话叫我的老婆查证时间问题。经过确认，我们提供给人民摄影的参赛表中是写着2005－2006年的拍摄时间。我再打电话给胡颖老师，经人民摄影报核对，证实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失误，但这时候评选己经结束。胡颖老师对评委们当面解释清楚，也向我表示了道歉。

因为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失误使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这个问题，评委会内部当时己经澄清了我没有作假，我也没有去追究，就当自己运气不好算了。在摄影报刊的一些文章上都有写到这件事

最后分享一篇《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卢广的专题文章：

文/万佳欢（中国新闻周刊）

他或许是中国摄影圈中最充满争议的一个，也是获国外摄影奖最多的摄影师之一。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靠揭家丑”获得国外摄影大奖。在圈子内，大家因其“拍摄动机不纯”，给照片“做手脚”对他避而远之，却少有同行在面对《西部淘金》《矿工》《非典》《中缅交界处的吸毒者》《青藏铁路》《沙漠化问题》《艾滋病村》《中国的污染》这一系列专题图片时，因自己的无为而汗颜。　　卢广在摄影圈中的口碑不算太好。

严格来说，他甚至不属于这个圈子。只念过7年书的卢广32岁才来到京城正式学习摄影，却在35岁就拿到了中国摄影艺术的最高奖——金像奖。接着他一路获奖无数，一直闯出国门。10月14日，卢广凭借组照《关注中国污染》成为大陆首个获得尤金·史密斯年度大奖的摄影师。此前，他的作品《艾滋病村》曾获荷赛金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尼康杯全国摄影大赛金奖等国内奖项也曾尽数被他收入囊中。这个当过最底层的挑沙工人的拍摄者，总是喜欢去捕捉那些耗时长、危险、敏感且边缘的拍摄主题，比如西部大淘金、吸毒者，比如偷猎者、艾滋病人，通过这些题材揭开中国最丑陋的一角。为了拍到好照片，他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死守，也可以坚持好几年不间断回访。对于摄影，他有令人讶异的毅力和信念。而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所收获的成绩，新闻摄影圈内的人私下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急功近利”，甚至是“人品有点问题”。人们对他的争议和质疑集中在照片Photoshop处理的痕迹太重，摆拍、图片说明模糊、日期出错及其拍摄目的不单纯、拍摄手段不“道德”等等。多年来，他就这么一直处在中国新闻摄影界争议话题的中心，摆拍、向被拍者塞钱、作假等质疑不断出现。几乎每一个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在肯定他成就的同时，都会问到他那些传说中的“小动作”和“小伎俩”。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议，卢广有一套解释和逻辑。十几年来，他数次陷入圈子里的口水战中，仍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一路独行。卢广属牛，一副标准的摄影记者体征，体格结实，衣着简单而朴素。这次获奖以后，媒体、网络上再次充满了关于他的各式评论。有人说他是“英雄”，抑或“靠家丑获得外国利益的汉奸”，也有人说，卢广这是在“坏人办好事”……　　只为“结果”的摄影11月11日晚，卢广坐在电脑前，熟练地用Photoshop处理一张刚从河南洪河回访拍回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地侧躺在床上，她只有40多岁，但看起来远比这个年龄苍老。被子掀在一旁，露出她因患乳腺癌而被割掉的乳房，以及大腿后一个触目惊心的大疮。昏暗破败的房间里爬着苍蝇。洪河流域是典型的癌症高发区，卢广说他之前在这里拍到的癌症患者很多都已去世，而这个女人也在垂死边缘。照片中，床的部分太亮，卢广在电脑上把亮度压暗了一些。这样一来，整个场景显得更加狰狞而凄厉。

“这个效果不可怕，现场比这个可怕得多，因为她一直在哭喊、呻吟。你到了现场会哭的。”他边调照片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是卢广对2005年起就一直拍摄的污染题材的一次回访。那年，卢广发现内蒙古109国道旁烟囱林立黄烟滚滚，国道边竟然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他当即决定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我没什么其他长处，就是有毅力。”之后5年，他的足迹从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逐渐向中部、东部扩展，沿着淮河、黄河、长江三条河流，记录下不少污染造成的悲惨故事。他用广角镜头拍一个老人难以忍受臭气而捂住鼻子的、干裂的手，用长焦拍一老一少为新逝的儿媳上坟时的一步三回头……“去年一年间，在江苏的盐城、连云港，我被当地领导抓过四次，直到验证过我的确是浙江永康的一家影楼老板，不是媒体记者才让走。最长的一次关了3小时。”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的“危险”。去年3月，一个农民带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正好看到很多工人在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立即掏出相机。这时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过来，很凶地责问他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们也奔上前来压住他，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看着他。今年6月，他曾趟着泥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江苏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从江底延伸了1500米之远的排污口。看到远处哗哗往上喷的黄色水柱，他激动得顾不上风雨天气，向附近捕鱼的渔民租船划到附近。等了1个多小时，却由于雨天涨水淹没了出水口而没拍到。回去后，卢广又等了3天，到天气慢慢转好，他再次租船来到那里，一圈圈地绕着排污口拍了很久。　　“神通广大”的卢广卢广真正的纪实摄影生涯始于1994年。那时他刚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摄影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当时的老师对他说，你应该做属于自己的一些事。卢广想跟别人不一样。考虑再三，他决心像拍摄希望工程“大眼睛”的著名摄影师解海龙一样，选择专题式的纪实摄影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1995年拍完《西部淘金者》以后，他突然想去云南拍吸毒者。跟几个老师一聊，他们都说，那些地方的毒贩子不像淘金的农民工，都是有枪的，太危险，还是别去了。卢广不觉得怕。到了云南，他听说瑞丽有很多吸毒的人，当即坐了20多个小时汽车前往瑞丽。可即便到了瑞丽，要找到吸毒者也如大海捞针。最后，他来到国境线上一个小村子，发现有很多人在一间屋里赌博，他掏出200块钱，也上桌赌，一边跟旁边的人闲聊，“毒品一般在哪里吸？”那人笑笑说，“你想吸毒啊？”卢广也跟着笑。他很快就输光了，便收拾摄影包准备走。这时，旁边那人突然说声“等等”，他找来另一个人带卢广去吸毒的地方。两人一起走出村子，穿过一片田野，走进一处已在缅甸境内的茅草房。卢广激动起来，他看到了很多人在里面吸毒。为了能混进去，他先问了问价格，并掏出20块钱，那人真的给了他一些海洛因，还教他怎么吸。卢广吸了起来——他小心翼翼边吸边吐。出发前，他曾请教过很多人如何避免吸入毒品。吸了几口，卢广掏出一个小傻瓜机，对旁边的吸毒者说：你能帮我拍张照么？我想做个纪念。那人同意了。接着他又说，“我也帮你拍一张吧！”这是第一次他拍到吸毒者。接下来，卢广通过汽车站小旅馆拉客的人，找到了另一个吸毒聚散地。头几天，他耐住性子，只观察里面的吸毒者和妓女，跟他们聊天，最后，经常在那里吸毒的女孩终于带卢广到她和另一个卖淫女的住处，给他香烟，教他如何把白粉放进去，烟丝抽出来，用唾沫把烟弄湿，以便其慢慢燃烧。那时候，卢广头发长长的，他告诉她们自己是画家，要用傻瓜机拍点照片拿去画画用。“她们也无所谓，反正都熟悉了。接下来一星期里，扎针、吸毒、拜神、贩毒，什么都拍了，拍了十几个胶卷。最后一天他还拿了大相机去。照片获奖后，卢广的拍摄方法在新闻摄影圈里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诟病他在当地与人称兄道弟，回来却发表照片、出卖朋友。十几年后，同样的争议又发生在他的组照《喜马拉雅的枪声》上。除此而外，“枪声”那组照片还因其图片说明“有意模糊、隐瞒新闻事实”，而被取消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获奖资格。而对质疑卢广的人们而言，他的“罪状”远远不止这些。2003年“非典”期间，卢广通过自己一直供稿的报社提供的介绍信，最早混进了急救中心和病房拍照。一天，他看到几名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朝自己的方向走来，准备出车去抢救病人，他马上蹲了下来，大声冲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快点过来？”

“当时他们看到我在拍照，就有意配合我拍这个照片。我咔咔咔连拍三张。”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张照片后来被《三联生活周刊》等多家媒体以显著篇幅转载后，遭到众多圈内人的责疑——跑在最前面的医务人员将手里的车钥匙高高举起，很多人认为这有明显的摆拍嫌疑。对此，卢广的回应是，“这是真人真事。当时的隔离服是没有口袋的，车钥匙必须拿在手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5年后的2008年初，新闻摄影界元老、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取消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奖项之后，公开发表《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文中回忆说，自己在SARS期间曾与卢广在地坛医院里一起拍了18天照。当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而在他先离开医院后，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说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场面弄得很尴尬。贺说当时就给卢广打了电话，“他对我非常感谢，说"只有你贺老师会直截了当地说我，别人都不会"，而且当时他就哼哼唧唧地承认了这件事。”事后，卢广则在博客中对此事予以否认。让贺延光更不能接受的是，“后来他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还是把他拍的那个假照片作为好照片收进去了。”贺说道。《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也使新闻摄影业界围绕卢广的争议达到最高峰。文章中的发问也代表了新闻摄影界同行难以接受卢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在争议中找到价值观卢广没有通过文字回答贺老师的这个哲学式的追问。不过回溯他的30年摄影之路，或许答案就在其中了。30年前，摄影对卢广的意义只是赚钱。卢广只上过7年学，中学念到第二年就去干活了，他做过木匠、泥水匠，卖过红枣、苹果，还去挑沙子，每担八九十斤重，可以赚几分钱，一天能挣到7毛钱。那时他15岁。1980年，19岁的卢广试着拍了一张风景照，卖了4分钱。于是他没事就借相机去拍风景，再以每张5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小和尚和小摊贩，一年下来居然赚了60多元。春节单位放假时，他骑自行车去一个山区，给别人拍全家福，7天下来净赚260多元——那时候卢广的月工资仅有17块。1985年，浙江省举行了一个主题为“春”的摄影比赛。卢广送去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照片，获得了特等奖，得到一台价值六七百块的电冰箱。这大大激发了他学摄影的热情。接着，卢广开起了照相馆和广告公司，到了1993年，这个精明的浙江人手头已经有了10万块。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连父母都不理解的决定——去北京学摄影。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大目标：2年时间加入中国摄影协会。结果只用了一年，他就如愿以偿。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摄影对卢广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爱好，一个前进的方向。完成《淘金者》《吸毒者》等几个小专题的纪实拍摄后，因为钱用完了，1996年他只好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后他专心经营广告公司，商业才能再一次得以展现——2001年，当卢广杀回北京时，已经有能力购置一套大房子，并且可以支撑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拍摄费用。回北京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说一个8岁女孩，2岁就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卢广不解，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艾滋？他通过报社找到女孩的父母，了解到河南有很多艾滋病人都是通过卖血感染上的。他立即决定去拍他们。1994年，卢广拍摄西部淘金对藏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后，引发强烈反响，2006年，西藏关闭了全部金矿，狂热的淘金时代结束。1995年，他的《小煤窑》组照促使相关文件出台，很多西部小煤窑也随之被关闭。卢广开始觉得，自己拍摄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对艾滋村的拍摄使卢广的心态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看到那些痛苦的艾滋病人，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改变生活。这一想法在他后来的拍摄(尤其在关于污染的拍摄)中一直延续了下来。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一些走投无路的村民看到卢广手里的相机，都抢着向他喊冤诉苦，欢迎他去自己家里拍照。受污染所困的人们心中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北京来的摄影家”身上。卢广将有的照片被寄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有的作为写抗议材料的档案送给了村民，有的则在媒体上发表。但直到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后，“污染”组照才真正引发了大震动：媒体蜂拥而至，甚至连“环保”“污染”也随即成为热搜字眼。接下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卢广不知道。但他认为，“至少要先记录下来。”“我的价值观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卢广对《中国新闻周刊》这么总结他的拍摄。现在的卢广，一方面，面对仍然存在着巨大污染的城市乡村，他决定继续完成松花江、珠江等几条河流流域的污染调查拍摄。另一方面，面对与照片、获奖同时存在争议和不屑，卢广坚定地反复定位自己不是“新闻摄影者”，而是“纪实摄影者”或“自由摄影师”——新闻摄影的规则不属于他。而他也再不会像前些年在《中国青年报》“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那样，公开提起自己为了让吸毒者扎针，如何向他们塞一两百钱的“拍摄经验”了。

在网上找资料，看文章一直弄到凌晨四五点，这话题对我来说太具有吸引力，假如你居然能把这么长的内容看完，来，我们握个手。

分享这些文章，绝对不是要对当事人进行“是”与“非”的定义。而是觉得这些文章能引起很多思考——对观者来说是有超出事件本身话题的意义。另外我特别不喜欢现今网络上普遍存在的“人身攻击”现象，一旦某人“做错”某事（对与错有时很难分别，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事物的角度而已，所以把这里的做错加引号），对于那人地如洪水猛兽般的谩骂、攻击、羞辱就开始肆掠，大家太急于给事情下定义、下结论，但其实大多数都是不理智的。所以假如你因为这些文章有更多对于摄影本身的思考，那才是我分享这些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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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时而逗比、时而严肃、时而叨逼、时而深沉，爱青春美好肉体，也爱各种搞笑趣图，爱时尚，也爱纪实，爱名家大作，也爱各种新人新角度新视觉，所以这里的图片风格很杂，所以我的文字风格也乱七八糟。这里没有千篇一律，欢迎每一位多面体。喜欢就看看，不喜欢就拜拜。

来源：《精英说》（ID：elitestalk）转载已获得授权。

在中国，各种触目惊心的污染所引发的关注，常常是史无前例的。然而遗憾的是，和所有热点一样，环境事件也逃不过“来得快、去得快”的宿命。

但即使是这样，也有一些人选择不断发声，不断拉回人们逐渐木讷的视线。

摄影师卢广，就是其中之一。

2009年10月，他镜头下的一组照片震撼了中国人。

镜头下，被污染的长江河段漂浮着一块块厚重的黄色污渍，乍一看竟像是龟裂的黄土地；在环境重度污染地区，天生残缺的孩子们睁着迷茫而无辜的眼睛，看着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世界…

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只能赚16元。

一个老人难以忍受臭气而捂住鼻子的、干裂的手

当年，这组名为《关注中国污染》的照片获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也使卢广成为中国大陆获这一奖项的第一人。

内蒙古的大气污染、长江边的土地污染、河南的癌症村、云南的癌症村、山西临汾的水污染、安徽慈湖的化工污染、江西胡口的私埋长江堤岸……

在这一组共40张照片中，揭露出中国高速发展背后，12个省份不堪入目的黑伤疤。一时间，这组触目惊心的照片在网上疯狂流传，还有网友附上“国在，山河破”的喟叹。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刘家湾村，当地污染问题严重，民众家徒四壁。小童无缘上学，整天都躲在黑暗暗的房子里。不论是年仅9岁的小哥哥，或缩在一角的婴儿，他们的手、脚、脸都是脏兮兮。

自2003年起，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这个独来独往的金华男人，常年奔走于污染与疾病之间，还有死亡弥漫的县、镇、村子里。在卢广沉重的行走中，人们渐渐串起了一片伤痕累累的中国大地。

如果没有记录，污染就等于不存在

卢广在1961年出身于社会底层，只完成了小学学业的他，在中学第二年就辍学打工，木匠、泥水匠、卖苹果、挑沙子都干过，15岁就能挑八九十斤重的沙子，只为一天挣几毛钱。

1980年，卢广进入永康丝厂当缆车工并业余自学摄影，直到31岁那年才第一次去北京进修学习摄影。

对卢广来说，生活很现实，没那么多风花雪月，这些非科班的经历赋予了他一种充满实用主义的野性。

半路出家的卢广，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拼劲儿，那些耗时长、危险、敏感且边缘化的拍摄主题对他充满了吸引力。艾滋病、吸毒者、非典、雾霾、血吸虫病、小煤窑、京杭大运河、三峡、青藏铁路建设……这些别人不愿意拍、不敢拍的社会纪实题材都曾在他的镜头下一一展现。

卢广最早拍摄污染照片是从内蒙古乌海市开始的。

牧民的孩子在家门口仰望草原上冒烟的火电厂。

煤矿开采的矿坑在扩大，草原被吞噬。

起初，卢广是想要重拍几年前的“小煤窑”，来到当地后他发现小煤窑已经关闭整治，所剩无几，但曾经大漠孤烟、绿草蓝天的景象也被浓烟滚滚的厂房所取代。

沿着109国道驱车行进，道路两旁烟囱林立、黄烟滚滚。

随着调查深入，卢广得知，自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症，慢慢死去，而呼吸道疾病几乎人人都有。村民们反映：“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晚上睡觉前必须紧闭门窗，但早晨起来脸还是黑的。”

大型货车将煤矿挖掘产生的沙土不断倾倒在草原上，这些大土堆一天天逼近牧民的家。

发电厂为了降低成本关闭除尘和脱硫装置，非法排放污染物。

乌珠穆沁草原由于露天煤矿大规模开采，公路的修建将草原分割成一块块的，运输沙土及煤的大卡车日夜不停，羊群在车流的缝隙间穿越公路寻找饮用水。

当地在大张旗鼓地建造炼钢厂、焦化厂、电石厂等高污染高能耗工厂的同时，村民的草原、耕地被占，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赖以生存的农业也因为污染无以为继，人们的生命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村民们看到我是拿相机的人，都涌过来向我诉苦喊冤，有的甚至跪下来。”，跟随当地人走进尊字后，卢广被眼前恶劣的景象惊呆了：村子被工厂包围，刺鼻的臭味随着空气的流动四处蔓延，目光所到之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宝日希勒露天矿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腹地，露天煤矿开采给草原带来环境破坏。2009年神华宝日希勒露天矿的废水往草原上排放，只有三年时间，冲刷出20多米深1000多米长的草原峡谷。被冲刷的沙土覆盖了下游的草原。

露天煤矿运煤卡车在煤坑里排队装煤自从有煤矿在四周开采以来，死羊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霍林郭勒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是以开采煤矿、发电、化工为主的工业城市。因为污染严重，很难看到牛羊等动物，地方政府在草原上放置了大量的牛羊雕塑。

这些情况，村民不是没有向有关部门反馈过，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应。此刻，带着照相机的卢广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之后，卢广带着村民们沉甸甸的投诉信回到北京，连同10张在当地工厂和村子里拍摄的照片，一起寄给了国家环保总局。两周以后，当地村民接到了环保总局的调查电话，环保总局派工作小组到当地考察，责令当地政府整改。

阿拉腾兴安嘎查牧民阿古达木搬家。由于离4号露天煤矿排土场太近，沙尘、汽车噪音污染严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阿古达木恋恋不舍地带妻子、孩子离开这片熟悉的草原。

正在扩建中的大唐多伦煤化工厂工地。

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交界的桌子山、骆驼山脚下，大大小小的露天煤矿有几十家，挖煤日夜不停。几十公里的排土场在自燃，释放出大量有害气体。

结束了这次的拍摄后，卢广当即决定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我没什么其他长处，就是有毅力。”

别的记者采访用三五天，卢广愿意花好几个月。卢广经过调查发现，中国海洋和水域污染正处在严重时期。“以前在癌症高发病地区，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出现的，现在变成了整个流域。触目惊心，不可想象。” 卢广这样说道。

于是，在之后的五年，卢广的足迹从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逐渐向中部、东部扩展，分布在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辽河、松花江七大河流水系中，记录了不少河流污染造成的悲惨故事。

在这段经历中，和最初在内蒙古时一样，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一些走投无路的村民看到卢广手里的相机，都抢着向他喊冤诉苦，欢迎他去自己家里拍照。受污染所困的人们心中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北京来的摄影家”身上。

为了拍到好照片，卢广也从来没有辜负村民的期望，他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死守，也可以坚持好几年不间断回访。对于摄影，他有着令人讶异的毅力和信念。

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那组记录中国12个省份的照片。

真实的残酷总是令人无法接受，这40张照片，就像一根根钢针，插在人心里。

除了拍摄污染地区，卢广也拍摄当时敏感的社会题材。

2001年，卢广在报纸上看到一则“8岁女孩，2岁患上艾滋病，来北京求医”的新闻，卢广不解——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艾滋？

通过报社他才知道，河南有很多艾滋病人都是通过卖血才感染上艾滋的。卢广立即决定要去河南，只是此时的卢广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出行将改变他的生活。

2001年前后拍摄河南艾滋病村，对他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分水岭。

最初进村拍摄不是件容易的事，所有人都讳莫如深，村民们对于患病绝口不提。不得已中，他换了一个方式，他改问：你们这里有孤儿吗？我是从北京来帮助孤儿的。

终于，在一个父母双亡的艾滋孤儿的带领下，卢广走进了第一个艾滋病村。

孤儿高容生，13岁，父母均死于艾滋病，在当时的河南有很多象高容生一样的艾滋孤儿。

在河南，艾滋病的产生并非由于吸毒或性传播，而是因为贫穷。

这些村子里的农民都因过度的贫穷而被迫卖血。当地不法分子利用他们的贫穷采血谋取暴利。在最严重的艾滋病村，感染者达人口的40%左右，大部分年龄都在25－60岁左右。他们的死亡，留下了无数老人和孤儿无人看顾。

在艾滋病村，卢广目睹“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儿子躺在床上慢慢死去”、目睹“有个家庭总共八个人，有七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一家人就绝望地等死”……

一位老师抱着她唯一的孙子，可怜的老人祈求上天，艾滋病不要再来了，她的一个儿子和另一个孙子已死于艾滋病。

抱着妻子的骨架，一名丈夫等待死亡降临自己身上。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他的大脑中不断回放着，白天走访的那些家庭场景，或许是儿子，或许是媳妇，每一家都有人躺在床上，或是打着吊瓶，或是只能呻吟着：救救我啊。

卢广被这些巨大的苦痛所震动，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责任在肩，无可推卸。除了把这些照片拍好，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艾滋病引发的灾难，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改变生活。

从此，“为弱势群体说话”，成了卢广从事摄影的新使命。

一名无助的艾滋病人的双手。

从2001年开始，卢广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一共去了这些村落30多次，走访了100多个艾滋病村，拍摄了几万张照片。

“每次面对那些痛苦无助的面庞，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我唯有希望通过手中的相机为他们做点什么。”

很多以前卖过血的村民都不敢去做化验，他们害怕噩耗降临自己身上。

2004年2月14号，卢广的这组照片获得了第47届荷赛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这个奖轰动了世界、震惊了中南海，当时河南省政府立刻组织了76个处级以上的干部，为艾滋病村做救助和治疗方面的工作。

关注从全国像雪花般聚集起来，数百个干部、上亿的资金，开始聚焦到这个群体身上，还有很多善款纷至沓来，艾滋病村村民的生活开始一点点改善。

关注从全国像雪花般聚集起来，数百个干部、上亿的资金，开始聚焦到这个群体身上，还有很多善款纷至沓来，艾滋病村村民的生活开始一点点改善。

艾滋病这个群体要得到改变，但接下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卢广不知道。但他明白，“至少要先记录下来。”

相对于众多所谓“体制内”摄影师镜头中一致的美丽而温润的中国风景，卢广这些反映“隐性”社会问题的作品则是一针见血，触目惊心，同时也成为了新闻摄影界争议话题的中心。

人们攻击他“急功近利”，“拍摄目的不单纯、拍摄手段不'道德'”，抑或批评他是“靠家丑获得外国利益的汉奸”。

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议，卢广说：身上的疮不愿意给别人看，捂着会越捂越烂，烂得更厉害，而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别人能否找到方法治疗和解决。十几年来，他数次陷入圈子里的口水战中，但仍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一路独行。

王尔德说“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或许这就是对卢广职业生涯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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