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81995年出生什么时候上的学的没有上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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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69岁老人再战高考每天学习8小时 1978年时没考上|高考|老人|河南大学_新浪新闻
69岁老人再战高考每天学习8小时 1978年时没考上
69岁老人再战高考每天学习8小时 1978年时没考上
  原标题:69岁老人再战高考,每天学习8小时:想考河南大学
  6月3日,河南滑县一名69岁的老人梦想成为一名大学生。他称1978年时考过一次大学没有如愿,去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了180分,今年他依然没有放弃,想考河南大学。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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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见证历史,我们就是历史――77-78级校友入学30年聚会上的讲话
【学科分类】法律信息
【写作年份】2008年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77-78级各位校友――师兄、师姐和同窗们,各位嘉宾: 
  我感到很尴尬,从刚才的称呼中,你们就可以感到我的尴尬了。也当了好些年院长了,也在各种场合讲过各种类型的话,欢迎的、鼓励的,甚至吹捧的;但此刻,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讲话。因为我的身份不确定,在我的老师面前,在77级师兄师姐面前,在我同窗四年的同学面前,我是谁?不知道怎么讲话,还因为百感交集,我就是你们的一员,分享了你们――我们――77、78级同学在这所学校的所有经历和情感。我甚至无法太多赞美你们,尽管你们太值得赞美了,但这会不会变成自夸?! 
  但我还是首先以官方身份表示一下,就一下,原谅我;今天,我总算是理解什么叫做“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了。那就让我今天这条“蛇”,代表北大法学院,热烈欢迎北大法学院77-78级校友!毫无疑问,你们是北大法学院建系、建院100多年以来最值得骄傲的,也是最幸福一代校友。今天,你们不少人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携妻带夫,携子带女,来到这里,为了我们的同窗情谊,为了我们无法释怀的饱满青春,为了我们对祖国、对北大、对法学院、对老师的感恩。 
  你们――我们――是77,78级!一个注定写进共和国历史的年级。我们的北大生涯同当代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我们没有见证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是这段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细节。30年了,往日栩栩如生:在一个非常贫困但充满希望的年代,我们努力了,啃着窝窝头,吃着一分钱的咸菜,喝着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我们度过了匆忙又充实的四年大学生涯,然后迅速并成功地投入到伟大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事业中。30年了,无论我们个人有什么起伏,有什么挫折、不快甚或不幸,但我们的国家迅猛发展,今天正不可遏止地和平崛起,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年的想象――记得吗,我们曾认真讨论,其实也就是怀疑,到2000年中国经济果真能否“翻两番”?!“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为这个事业骄傲、自豪和幸福。我们支持改革开放,不因为我们是这个事业最早的受益者,只因为这个事业正在实现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追求的伟大梦想,因为它代表了整个中国最广大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才有了这个“77、78级”,才有了那个永远激情的3•20之夜――我们点燃宿舍的笤帚,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北大法学院也在这30年大大发展了。我们已经成为北大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院之一,是北大的品牌之一;公道地说,有不少数据表明,我们就是中国大陆最好的法学院(对不起,王利明院长听到了,一定会同我较劲,甚至“翻脸”)。但正如4年前在北大法学院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我说的,这些并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是,用10-15年左右的时间把她建成亚洲最好的法学院或之一,并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世界一流法学院。这不是好大喜功或浮夸,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我们有最优秀的学生,我们的硬件设施也已大大改善,我们的科研水平在迅速上升,自由平等的学术风气已经形成,许多制度措施在全国各高校法学院都开了风气之先。两天前,在北大法学院的“五四”学术讨论会上,无人要求,但所有老师都平等发言,相互“拍砖”,抢话筒、辩论,没有什么职称、职务、年龄、辈分、身份以及特别是“政治正确”的禁忌,唯一只有学术、思想、逻辑以及经验的考量。请相信你们的母校,一定会建成中国最好、世界一流的法学院。 
  但北大法学院需要你们的全力支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对法学院毕业的师弟、师妹们多加关照,或有时间来学院做个讲座,或哪怕是100块钱的捐助,或是有什么关于法学院发展的好主意,或是帮助联系某个慈善家为法学院捐一笔钱或一个讲席教授。我们都要。但最重要的支持一定是你们的杰出和成功,在各行各业,无论法界、商界、学界还是政界,无论是在大陆,港、澳、台还是海外。北大法学院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全面努力,不仅要产生杰出的法学家、法律家和企业家,而且要产生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你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对北大法学院最重要的支持,对北大的最大支持。 
  30年了,我们的老师更老了,但老当益壮;我们祝他们健康、长寿。但我们也都进入了壮年。两届同学中,最大的已经退休了;郭明瑞校长就刚刚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最年轻的也接近50年了。想当年,李建生同学在水房里,往眼角抹我们男女同学唯一的化妆品――今天的年轻人甚或不知为何物的“雪花膏”,试图阻止鱼尾纹的渗透(补订;在我讲话时,李建生同学当场“抗议”,说这发生在他读研期间;但我拒绝平反这个“冤案”,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我们生活状态的一个温馨符号!);但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位女同学恐怕都有各式各样的甚至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却再也无法掩饰我们眼角甚至是额前的皱纹了。今天一大早,我也是先到校医院看了牙,杀了牙神经,然后赶来会场的。30年时光没有磨损我们的理想,但还是磨损了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件。再过10年,最多15年,我们这些人大多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尽管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不说其他大的了,法学院首先希望你们各位校友多加保重。不只是保重身体,还要保重自己的声誉;尤其是,我们的职业往往在法律边缘,不仅有潜在风险,甚至要防备有人搞“小动作”。总之,干什么事都别过分了,都得“悠着点”,这也是对自己,对家人,对北大,对我们热爱的法学院负责。 
  第二就是你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提携和培养下一代的责任。要在我们每个人从事的工作岗位上,把我们的人生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特别是在眼下民粹主义上升的年代,要尽可能地让他们懂得历史,理解前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理性,坚持坦荡、正派;热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把我们积累的却无法通过言辞或书本传递的广义知识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做个好的榜样,为了北大和北大法学院,为了中国,为了中华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30年了,昨天我们唱着“再过20年,我们来相见”,仿佛十分遥远;而不知不觉,已经30年了,真是感慨万千!刚刚在准备这个讲稿时,会场背景音乐是小提琴曲《同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特别是感慨其中的一句,“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今天,我们入学30年的聚会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让我们彼此把挂着泪水的笑脸铭刻,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幸福相逢! 
  日匆匆于北大北配楼;5月4日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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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10-1978年高考回忆:我和儿子两代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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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高考回忆:我和儿子两代人的大学
  现年50岁
  1982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
  1985年初留学德国,获物理硕士及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92年底在英国约克大学开始博士后研究
  现旅居英国,在西门子公司任首席工程师
  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中国高考已经走过35年的历程,这35年里,高考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叶天庆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二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16岁的他“突击学习”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作为教育部第三批公派研究生前往德国留学,之后又辗转英国读博士后。最初可能上山下乡的他,因为高考,此后漂洋过海。
  而在英国出生的叶天庆的儿子,参加了英国“高考”后就读剑桥大学,现已完成第一年的学习。
  他们两代人恰好是不同时代不同教育体制下的两个典型。经历了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教育,回想两代人的大学生活,叶天庆感慨,教育确实能改变人生。
  一转眼,大学毕业已经30年了!
  回想当年准备和参加高考,许多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大学
  【高考】 能否考上大学,关系到我今后一生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
  【留学】 国家给每个首次出国的人员发了700元去买几套好衣服
  1977年,我正在读高二,也是中学的最后一年(当时是两年制)。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合理的缘由留在城市就要上山下乡去当农民,我已经做好了去农村的思想准备。就在那年的夏秋之交,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了开来——国家又恢复了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大学招生考试。
  这一转折性的决定,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这其中也包括我。
  由于当时年轻,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初听到能参加高考时,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倒是父母非常兴奋,他们从中看到了可以让我避免上山下乡的希望。按当时的说法,能否考上大学,关系到我今后一生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
  也幸亏有父母的督促和学校老师的组织和安排,我被分到了所谓的“尖子班”开始了毕业前那几个月的突击学习。我在这里用的是“突击学习”而不是“突击复习”,那是因为我们的中小学10年几乎就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学校为我们“尖子班”配备了最有力的师资,把所有要求的教学内容:数理化、语文、政治,在那短短的七八个月中硬灌给了我们。我们也像一块块干燥的海绵一样吸收着任何灌给我们的知识。
  就在1978年毕业之时,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走上了穿皮鞋之路,那年我16岁。
  大学毕业两年之后,我又有幸考上国家教育部公派的留学研究生前往联邦德国留学深造,这又一次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国家教委也陆续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研究生以及进修生。我是1985年2月前往德国(当时叫西德)的,那时国内还十分落后,信息也闭塞,对国外不了解,国家还给每个首次出国的人员发放700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的置装费让大家去买几套好点的服装,免得出国后给国家丢脸。怕我到了异国他乡饮食不习惯,临行时母亲还在行李箱里塞放了些辣椒面、花椒、味精、固体酱油等。
  当时的德国,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学习条件,都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比的。那时几乎每一个留学生都十分珍惜那宝贵的学习机会。由于国内教育的先天不足,加上语言的障碍,学制不同等,中国留学生们学习都不轻松,但也都非常勤奋用功,考试成绩也普遍较好,所以中国留学生一般都能得到当地学校和老师的好评。
  在德国学习期间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授课老师的水平,在德国,一般都是教授上课,而那些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的还是自己领域的“大牛”。因此,他们无论讲基础课还是专业课,你都能感觉到他们是真正地明白他们所讲的内容,讲授的效果自然很好。
  比较我们那时在国内上大学几年,许多任课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几乎没有任何学术研究的经验,讲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
  德国的大学“宽进严出”,一般都是学分制。另外还要求每个学生修一门副科,比如你的专业是物理,那么你必须还要选门其他的学科(文理都行)作为副科。考试也是笔试口试结合,对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能比较客观地考察。
  我曾多次作为副考官陪同一主考教授对毕业生进行最后的口试,那位教授每次都几乎问些一样的问题,学生之间也知道他要问什么,可以做些针对性的准备。但尽管如此,你还是能在口试中看出哪些学生是真正学懂并掌握了所学的知识以及掌握的程度。
  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为了再见识一下不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另外也想提高一下英语水平,为今后回国做准备,我就申请并获得了一个在英国做博士后的机会。刚到英国初期,一边做博士后研究,一边也想着回国。但回国一事后来因故被搁置下来。后来有了小孩,特别是孩子开始进入学校上学后,就自然而然地在英国安顿下来了。
  英国式教育
  【小学】 在英国,几乎没怎么管过儿子小学学习,只问他开不开心
  【初中】 用中国式“题海战术”辅导,儿子顺利入读私立华威公学
  说到孩子的教育,我们算是亲眼见证了英国中小学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在这里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英国的孩子4岁就进入小学上学前班,5岁进入一年级,一直到11岁小学毕业。除了去上私校外,英国小孩都是就近入学。因此,一般好一点的学校边上的房价就会稍微高一些。历来都重视孩子教育的中国家庭在考虑租房或购买房子时,附近学校的好坏往往是最重要的考虑指标之一。我们也不例外,在购置房子时把当地的学校情况弄了个了如指掌,然后在当地最好的小学之一附近购置了房子。
  孩子在小学学习期间,我们几乎没怎么管过他的学习,主要就是了解他是否在学校过得开心。另外就是在业余时间培养他的其他兴趣爱好,比如学钢琴、游泳、滑冰、骑马等。
  作为出生成长在英国的孩子,我儿子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我们的“坚持”换来的,从小我们就坚持在家用中文和他说话。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会中文必定能成为他今后发展的一个优势,另外,中文也给他在中考时带来了一门A*的成绩。
  英国这里的小学学习是很轻松的,学习的内容广而不深,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也跟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很不一样。这里小学生一般是席地而坐听老师讲,或围成小组在桌上写写画画,几乎什么课都是写写画画,课间小朋友们也是到操场上去疯玩。如果哪个同学犯了错误,被处罚的方式之一,就是课间不许去外面玩。
  真正开始对孩子进行些帮助和辅导,是孩子小学毕业要进入中学时。一般来讲,如果选择就近上公立中学,学生是不需要考试的。但如果想进Grammar School或好的私校,那么就得通过他们的选拔考试。英国的Grammar School是公立重点中学,他们是用考试来选拔优秀的学生入学,由于是免费的重点中学,所以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开始也准备让孩子去上Grammar School,所以在小学临毕业前,孩子他妈就去购买或复印了许多准备资料,自己对孩子进行课外辅导。其实,也就是用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题海战术”,让孩子多做些习题。
  孩子也很争气,同时考上了一所很好的Grammar School和另外3所私立中学。经过权衡比较,我们最终还是选择去了一所在当地很有历史的私立中学——华威公学。按说当时考上的那Grammar School在全国排名也比我们选中的那私立学校高很多,读书又不花钱,但我们觉得英国私校的氛围很好,不仅仅重视学习,另外对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培养也比较全面,而这些附加的价值对一个人今后的发展很重要。后来也证明我们的选择没有错,孩子在学校过得非常开心,学校有不同程度的班级也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孩子的学习潜力。
  进入了一所好的中学,家长就可以省很多心,孩子的知识获取和成长都交给了学校。我们几乎没再在孩子的学习上操过什么心,当然平时也利用一起吃饭的时间,随便交谈中了解一些学习的内容和进度,偶尔也问一两个问题,看看他是否学懂和掌握了学习内容。
  在英国对学生比较关键的一个考试之一,就是初中毕业考试(GCSE),这是学生16岁结束接受义务教育时的考试。这个考试结束后,如果想继续学习,准备考大学,就进入A Level的学习(相当于国内的高中)。否则,也可以终止学习,进入社会参加工作。
  GCSE考试成绩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高中生申请大学时,A Level还没有考完或其成绩还没有出来,大学对学生的录取主要是参考学生的GCSE成绩,然后在发录取通知时给出对A Level成绩的要求作为条件。如果最后A Level成绩达到条件,就可以被正式录取。
  我儿子的大学
  【高考】 英国“高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高中两年不断考试
  【大学】 剑桥大学面试题目之一:估算一碗面条全部连起来有多长
  英国的“高考”不像中国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在A Level的高中两年里不停地考试,每一大单元课程结束后就考一次,每年有两次考试时间。而最后的成绩,是把这两年所有的单元课程分数综合所得。在这两年当中,如果哪门考试你觉得考砸了不理想,还可以重修重考。
  这样的“高考”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次考试的偶然性,当然也拉长了考试的战线。A Level成绩出来后,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学生也还可以申请重考。
  A Level的两年也是挺紧张的。虽然不像国内高考的压力那么大,但是因为考试战线拉得长,所以没有考完就能松口气的感觉,需要在这两年时间里不能松懈地努力,才能换来满意的“高考”成绩。而要想进入顶级的大学学习,没有优异的成绩是不行的。
  我的儿子在GCSE考试中取得了12个A*的优异成绩,因为他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他就把读大学的目标锁定了剑桥大学。
  英国牛津、剑桥这样的顶尖名校,招生学生时除了看GCSE和A Level成绩外,还需要参加他们自己组织的考试或面试。面试的内容也不可预测,牛津、剑桥面试的标准,不单单是看这个学生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更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有潜力,是否可教之才。记得儿子回来告诉我,他在剑桥大学的面试题目之一是:请你估算一下一碗面里的面条全部连起来大概有多长。这样的题目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一百个学生可以有一百个计算方法和答案,考的不仅是你的基本功,还有你的智慧和分析能力。
  我孩子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年学习。通过这一年的学习,他才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学习压力。在高手云集的学校,要想保持优异的成绩,有时甚至只是跟上进度,不付出十分刻苦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回首自己的高考和留学经历,以及这些年孩子在英国接受教育的过程,不禁感慨万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考试。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教育。在任何国度,教育都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中国的高等教育近20多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不得不承认,同发达国家的优秀大学相比,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差距不是硬件水平上的,而是观念上的,管理上的。
  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赶上恢复高考,赶上改革开放。尤其是看到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和幸福地成长着,就觉得无比欣慰。重温1978年高考&又到一年高考时, 从教育部发出的信息知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39万人,比去年增加27万人,增幅3%。这是2008年以来,高考考生人数首次增加,其中,普通高中应届生增加26万人,报名学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增加17万人。今年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共有5.6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将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统计,今年高考,本市共有70517人报名参加高考。这则最令家有考生的家长关心的信息,使我回想起1978年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7月20-22日,600多万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走进考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结婚生子,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最大的30岁,他们在一起经历了这辈子都难忘的三天。那是怎样一个令人回忆起来就心潮起伏的年代呀。1977年初,我国面临的是一个政治僵化、经济解体、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以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变“文革”中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为“文革”前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放宽了年龄和职业要求,并决定在当年底就举行“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教育事业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震动了整个教育界,牵动着亿万家庭,它让全国多少个这些年被耽误了的有志青年重新看到了读书的希望。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文章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注意听取广大青年的意见和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复习功课,统筹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生产、复习和休息,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对青年的复习问题不理不问,漠然置之是不对的。冷嘲热讽、甚至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拦考生复习功课,更是不对的。”关于考生的“政审”问题,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9月19日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此次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摈弃了出身、血统、关系、户口等不公平因素而采取能力、学识、自身素质等考生的个人因素,重塑了社会的公正,因此它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衷心拥护。4月27日,《人民日报》又传来喜讯,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院校。国家为了多招人才,把当年考生的年龄放宽到30岁。当时还有一项特殊规定,即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一政策解除了像许多大龄青年、特别是那些已婚拖家带口的高龄考生的后顾之忧。我丈夫就是在那年从工厂考入大学,带着8年工龄每月40多块钱的工资上的大学,成为班里的“有钱人”。犹如久旱逢甘雨,在那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个梦想上大学的青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们白天在车间或农田里干活,利用每一分钟休息时间偷偷看书,晚上则是挑灯夜战,复习荒疏了很久的数理化和历史地理知识。在那个连看书都不容易的年代,很难找到复习资料,特别对于那些没有上完中学就去内蒙古和北大荒的兵团战士、工厂青工和插队青年人来说,多年离开学校,老师教的那点数理化早就随着汗水滴进广阔天地大课堂了。我丈夫后来说,他是看他弟弟的中学数学书恶补数学的。我是应届毕业生,算是幸运的少数一批人,但由于我没有被选进补习班,我也没有完整的复习资料。不能进补习班,我自学,没有复习资料,我就从在补习班学习的朋友借。我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5点钟起床,先去院子里跑步,等天亮了,人也从半睡半醒中清醒过来,便在院子里开始复习功课。院子里每天都能看到刻苦学习的身影,每个人都是手里拿着课本,嘴里嘟嘟囔囔地小声发音。7点多一吃完早饭,我便去外语学院的图书馆自学,那里有一种学习的气氛,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大学生。我晚上学习经常会犯困,一个伙伴告诉我他的经验,在椅子旁放两盆凉水,困了就把两条胳臂放在盆里,手里还可以继续看书。我试了一下,还真是很管用。凉水一激,驱走困意,人顿时精神起来了。没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辅导,我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不知道学习方法和路数对不对。幸好那时候社会上开始出现速成补习班,我们这些被学校补习班抛弃的应届生便去社会大课堂听高考辅导讲座。那时候的老师纯粹是奉献,我们听课是免费的。满满一屋子的年轻人,个个都瞪着大眼睛,听得认认真真,手里不停地记笔记。补习班,是通向大学梦想的必有之路。很多年以后,爸爸妈妈才告诉我了一个秘密,他们曾经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希望能帮助安排我进补习班。但那个一直不喜欢我的女老师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让他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对于一对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再也没有什么比孩子考不上大学这个结论更大的打击了。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问我功课如何了,一切任我自由发展。我后来见到那个班主任时,她已经是7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不忍心问她对我怎么那么狠。幸好她的预言破产了,而她看好的那些她喜欢的学生却没有给她争气,几乎全都落榜了。又盼望又紧张的7月20日终于来了。妈妈给我做了一件丝绸短袖衫,怕我太热中暑,爸爸把他的那枚男士用老旧手表借给我,以便在考试中掌握好时间,我自己则准备了一小瓶清凉油。我们的考试地点在距离我家骑自行车大约半小时路程的蓝靛厂中学(至今我听到蓝靛厂都有一种亲切感)。爸爸妈妈照常上班,我的女同学宋宁家住在民族学院,她说她爸爸会送她去考场,让我和她同行作伴。1988年我去美国费城见到宋宁,她和丈夫开车带我看费城夜景,提起一起骑自行车去参加高考的那三天,我们很感慨说难忘。我感谢她邀请我同行,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7月20日是一个晴天,清早还不太热,我收拾好准考证和纸笔,来到院子门口等宋宁,远远就看到她和爸爸并排骑车过来了。我们一路顺利到达考场门口,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有些人还站在学校外面做最后的“临阵磨枪。”当校门打开,我脑子感觉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像在梦中一样随着大批人群走进教室,坐在简易的课桌后面的椅子上,等待着那个让人又激动又紧张的时刻的来临。当考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比平时复习的题目似乎容易多了。三天的考试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只记得吃不下东西,人感到病了一样,妈妈给我做了最爱吃的鸡蛋汤面。考试结束后,感觉自己彻底空了,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被考试给榨干了。考试后的一段日子是人生最迷茫的,心里七上八下,回忆做过的题目,但似乎全部都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报考外语,还要准备口试。去口试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晴天,我早早来到大学校门里,在毛主席雕像下坐着,等候考试时间的到来。一个非洲学生向我走来,用英语和我说话。在这之前,我们在中学学的是“哑巴”英语,从来没有面对面地和一个外国人用英语说过话。那个非洲学生用英语说:“Hello”,我却紧张地说:“My English is very poor.”他笑着伸出手来,我第一次看到非洲人的手掌心是粉色的,他握住我的手说:“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就是这句不知是客气还是鼓励的话给了我勇气,推着我走进口试考场。我坐在“后场”的教室里,旁边坐着两个男生,我紧张地不敢抬头,等待着被叫进教室参加口试。(这两个男生后来都考上了,还记得口试时我坐在他们旁边。“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老孟同学后来经常会笑哈哈地提起那天的情景。)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是空白的,公布考试成绩那一天,我揣揣不安地骑着自行车去中学看榜。我站在人群中,在墙上的大红纸上紧张地查找我的名字和分数。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和令我惊喜的分数:377分,距离文科一本分数线330分还高出了47分呀。欣喜之时,我还没有忘记看一眼正在家中生病的同学李刚的成绩,他考的是理科,分数线是350分,他的成绩是392分。我骑上自行车,飞一般地奔回家,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李刚家的三层楼,砰砰地使劲敲门,“成绩出来了。”我站在他家门口喊着,而平时我去他家时都是悄悄的,怕被他爸爸妈妈看到遭批评,那个年代男女生不来往。而这一天我理直气壮地来了。李刚的爸爸一打开门,我噌的一下子就跑到李刚的小屋里,他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一听到我给他报出392分的好成绩,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立马来了精神,跳下床兴奋地说:“我的病全好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的婆婆在院子里碰到我说,“我儿子考上了北大,考了400多分,是房山县文科状元。他真不容易,16岁初中毕业进工厂。”她的二儿子那一年也考上了计算机学院。其实,那一代人兄弟姐妹同时考上大学并不新鲜,还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呢。一位徐大哥后来告诉我,他老婆抱着孩子去北京火车站送他去上海上大学,他仍然感觉不是真实的,因为他是从门头沟煤矿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一个挖煤工变成大学生,他说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而这一天是他梦寐以求的。  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都像徐大哥一样,他们的人生转折点就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尚不知未来的路。37年过去了,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走过万水千山,但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还能听到在考场时砰砰的心跳。我想起作家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引用的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文章来源:&颐之道)回忆年的那次高考孙尔台&1978年的高考对于我来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因而至今印象很深。粉碎“四人帮”后,我终于结束了插队生涯,被招进了淮安县计量所,随后就传来了即将恢复高考的喜讯。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奢望,因为我只是初中毕业,而且连初二都没读完,要谈高考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哥哥是老高中生,插队时就当过公社的文化站站长,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是踌躇满志。毅然决然地辞退了无线电零件厂的车间主任职务,参加了77年的高考。哥哥上学后告诉我,他们班的同学中就有初中生,其实初中生只要在报名时填一个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就行。所以他叫我别再犹豫了,赶紧复习。要想高考,首先要确定文理科,但我一时定不下来。从内心来讲,我想考理科。因为我从小喜欢搞光学实验,在农村又学过小车床和小化工,到了计量所又搞的是电磁计量,所以总觉得自己在理工科方面有些基础。但最大的问题是数学底子太差,初二只学到二元二次方程,连三角、几何都没碰过,更不要说高等数学了。于是我就把数学当作主攻方向,就是按照林副统帅的要求,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争取立竿见影。苦学了三个月后我又接着啃物理、化学。物理主要是力学,还好理解,但化学实在没有感觉,越学心里越觉得发毛。所以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我终于决定改考文科,因为还是考文科的把握比较大。所谓文科,就是考政治、历史、地理和语数外。当时政治是没时间管了,只能随大溜;语文也可以不用管,全凭临场发挥。历史、地理就可怜了,连一本教科书都没有,在淮安的新华书店里也只能买到了一本《中国近代史史话》和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的地理篇。只有外语的把握好像比较大,因为我一直在收听上海电台的英语课,学过英文的批林批孔社论,所以多少有点信心。反正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和看家的本领了。当时报名还必须经过单位同意,据说77年南汽的一个工会主席就曾因为阻止年轻人报名而被免了职。所以到了78年,各单位的领导都不敢再阻拦了。但我还是不能张扬,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尽管晚上要学到深夜,白天还是坚持上班,甚至有时候还要加班。计量所的胡所长是南工的老大学生,人非常好。他知道我要准备高考后,就叫我不要加班了,到了最后一周时还让我脱产复习。他还和我商定好,如果上的是本地的师专,毕业后就还回计量所来,这也就让我彻底地丢掉了一切后顾之忧。当时县里的高考报名点就设在县体育场的看台上,我去报名时已经接近尾声,没什么人来报名了。我就按照哥哥的说法,大言不惭地在学历一栏中填了个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回到单位盖个章就算通过了。我填写志愿时亏得有原来中学班主任何老师的帮忙。因为他来信告诉我,说南京市人事局已经委托南师办了一个中文师资班,将来是面向本市分配的。何老师说,你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了,即使考上本科,毕业后还要全省分配,还可能社来社去,这又何苦呢。你已经插队八年了,折腾不得。于是我听从了老师的意见,第一志愿就报了这个师资班。当年的考场设在淮安县中学内。第一门考的是政治,因为时隔十多年后第一次进考场,紧张得手都有点发抖,直到考第二门语文时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那次的作文是把谷牧的一篇讲话结构调整一下,我几乎不费什么事就完成了。至于历史、地理,那就全靠临场发挥了。数学对我来讲确实是很难的,只有第一大题中的第一小题我学过,其余的都只能靠蒙,外语考得也差强人意。成绩公布后,我的语文、历史、地理竟然都考了七、八十分。政治稍差些,是68分,因为我连600万吨钢的指标都没答对。最惨的还是原以为把握最大的外语,只考了35分。看来自学毕竟是自学,跟考试是两码事。幸而那年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考多少都无所谓。最让我得意的是数学成绩,竟然考了49分。在我们那个文科班上也算是高分,比老高中的同学分数都高,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因为这49分完全是我在三个月内临时抱佛脚抱来的,就像空手套白狼一样,完全是外快。如果没有这49分,或者哪怕是差了几分,说不定我就落榜了。因为当时全国有600万的考生,但只招了40万人,录取率只有7%。凭着这些成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南京。正如班主任老师事前所说的,两年后,我们这个班的同学都由市人事局进行了分配,我被分到了市委党校。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有趣。当时我的大脑真是处在一个高度运转的状态,无论是理解力还是记忆力都特别强。这就像在紧急情况下人的肾上腺会会大量分泌一样,潜能也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效率高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三个月就能把高中三年的数理化学完。但考试完了以后,人就像突然像失重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过了一阵子再看到报纸上公布的那张数学试卷时,竟然一题都看不懂,也根本想不出来自己当时是怎么答的。总之,初中生能考大学,这个难得历史的机遇被我万幸碰上了。不过细细一想,我们初中同班的同学中,出类拔萃的还真有几个,他们后来都成了专家教授,有两个人还当了研究生院院长和中美文化中心的主任,这也算是个奇迹吧。&回忆1978年参加文革结束后首届全国统一高考&回忆1978年参加文革结束后首届全国统一高考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7年下半年,各省开始恢复高考。这给了自文革以来失学的广大“老三届”学生十年一遇的读大学的机会。那年,我正在南昌化纤厂子弟学校任工人美术教师。我和在厂印染设计室工作的画友刘进都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今天的中国美院)。刘进与我同年,是上海知青,出身于画家家庭,他的绘画基础比我扎实。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都不知如何复习。浙美当年在江西只录取4人,浙美的招生人员和我们说:“你们画得都不错,但我们要招收江浙的插队知青,你们都有工作,录取的希望不大。”结果我们都未被录取。通过77年的高考,我了解了自己的文史实力。因为我觉得文史试卷做得较顺利。记得语文试卷考完后,刘进问我:“‘古文直译’那题你是竖着写的吗?”原来他把“直译”理解为“竖着写”,这成为我后来多次和他开玩笑的笑料。那年,我没有因为没被录取而懊恼,我参加高考完全是好玩,只想碰碰运气,也没有想过第二年再去考。1978年4月,我还参加了东湖区文化馆组织的美术老师参观团,由文化馆美术员许敦栻老师率领,赴上海参观法国十九世纪乡村风景油画展。在这个画展,我第一次欣赏到了米勒、科罗、莫奈和梵高等许多我崇拜的大师的原作。画展让我如痴如醉,我在展览会上画了许多速写。回到南昌还兴尤未尽。但回到厂里后,看到一些人又在复习,要参加当年的高考,我心动了。这时,我遇到堂弟大信,他正在准备高考,也极力鼓动我报名参加。我就决定再考一次。经过1977年恢复高考的尝试,到了1978年夏,国家举行高考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而完备,开始全国统一高考命题。我也接受去年的教训,加报了文史专业。但此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了。我就全力以赴进行冲刺,利用一切挤出来的时间看书,天天都在工人单身宿舍里看书到深夜。每天零点,车间里上中班的人下班了,我就与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两块面糕、一碗稀饭就是我最理想的夜宵。为了提神,我也一包一包的抽起烟来。我得不到任何老师辅导。因为文革,我初中都未读完,高中的数理化都是文革后期好玩似的自学《青年自学丛书》,学了一些肤浅的知识。我把能够搜集到的几本可怜的复习资料做了好几遍。可我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特别好,就把许多课文都背下来。高考开始了,我带着一颗平常心走进了离化纤厂最近的新建县中学的考场。我想,我是有工作的人,是工人老师,没有后顾之忧,考不取我也不怕。但国家给了我机会,我就应该再测试自己一下,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整个考试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特别沉着,没有任何情绪干扰,能集中精力答题。除了数学试卷中高中阶段的难题,大部分试题我都答到了。特别是地理试卷,只有个别试题答得不完整。往往每场考试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几分钟,考场上的考生陆续都交卷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伏案奋力做题,几个监考员都等我一个人,直到打铃考试束。&&&&&&&&&&&&&&&&&&&&&&&&&&&&&&&&&&&&&&&&&&&&高考成绩公布了,5门功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我总共得了383、5分,超过了当年380分的重点大学(即现在的一本)的分数线。其中地理试卷得了96分。新建县招办的干部对我说:“你就等着录取吧!”看到厂里的知青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我沉浸在十分喜悦之中。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为我此后三十多年的新工作打下了基础。上海知青陈丹青当时也下放在江西,他和刘进是画友又是老乡。陈丹青在当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现在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刘进没有参加当年的高考,不久以后,他凭绘画实力找人帮忙,调到了无锡市日报担任了美术编辑,之后进入了高等美术院校进修,并且在上海的国画市场里冲浪,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来源:cctv.com&&&&&&&1978年 知识改变命运&&&& 事件:文革后高考首次恢复招生&&&&&代表人物:张艺谋&&&&&编前语: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1978年春天,无数考生从各地赶赴北京,花上5角钱报名费,参加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影)第一届招生考试。&&&& 1976年至1977年,北影还只接受推荐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未向社会公开招生,现在终于不再需要绝望地依靠他人“推荐入学”,真正靠个人的实力争取受教育,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  这一年多数考生都拿到了一张油印的通知书:“……由于本院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可能被录取……望你正确对待,坚守本职岗位,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再接再厉,为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只有157人在1978年6月公布的录取名单中榜上有名。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北影表演系第一任班主任的钱学格回忆道,当时人多得把学校的院墙都挤塌了,不得不请来警察维持秩序。当时文科作文题目是《我站在金水桥上》。多数人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当考场里有人开始谈论“长镜头”、“蒙太奇”、“爱森斯坦”时,另一部分考生就吓坏了,开始怀疑自己的分量和资格来。这一届考生有底子很差的,这并不是他们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硬来,而是尚未开过眼界。  1978年进入北影表演系念本科的有周里京、张丰毅、谢园、张铁林、陈国星等。“生活经历像78班这样丰富的,以后我再也没遇到。张铁林是西安考过来的,当时是个搬运工人,扛大包的,就是形象比较好。”钱学格说,1978年,当时的北影招生还以“能在电影中扮演正面人物形象”为标准,所以选出来的男生基本都是浓眉大眼,女生则瓜子脸配杏仁眼。  但这届最出色出名的还不是明星演员,而是这些人:张艺谋(78级摄影系)、陈凯歌(78级导演系)、田壮壮(78级导演系)、顾长卫(78级摄影系)、李少红(78级导演系)、冯小宁(78级美术系)、李保田(78级导演系)……这其中最著名、也最富传奇色彩的高考人当属张艺谋。 & 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这么多年来,他们招收了无数学生,摄影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还真极少遇到。因为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生活历练等方面,那些应届生都不能和张艺谋相比。再看张艺谋,看上去年龄就不会小。一问,28岁,比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限还是大了6岁。这些老教授们也是爱惜人才的,他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他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和张艺谋一起报名的人都领到了准考证,却根本没他的分。&&&&& 好事多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酷爱摄影,1966年就曾报考过北影摄影系,只是因为“文革”才没能入学。其后,他一直自学摄影,在北京艺术圈有不少朋友。他看过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国家急需人才,应该破格录取张艺谋。为此,他替张艺谋在北京四处活动,最后找到了和他交情颇深的老画家白雪石先生,求白老帮忙。白老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常常利用周末邀请一些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白雪石是座上宾之一。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白雪石将张艺谋的作品带到了黄镇家。为了此事能够成功,白老先生还想了个计策,先没有将作品交给黄镇,而是交给了任文化部秘书长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华君武看后,大加赞赏。接下来,白雪石才将作品和信交给黄镇。黄镇同样非常欣赏,当即指示华君武,对于特殊人才要破格对待,要他亲自处理此事。华君武因此给北京电影学院打了一个电话,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 那是一个反对特权的年代,北京电影学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张艺谋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为此,华君武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跑了3趟。最后张艺谋终于取得了入学资格。&&&& 张艺谋接到的并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电报和一封信,都不是直接给张艺谋本人的,是给咸阳国棉八厂的,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张艺谋说,如果真的像其他学生一样考试,尤其是先考专业然后考文化的话,他还真的过不了这一关。功课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且摄影系还要考数理化,这些是张艺谋的弱项。他曾夸张地说,如果要考这些,他可能会得零分。尤其是当年入学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而这一项他根本没有可能通过。正因为有黄镇部长的批示,所有这些全免了,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 肖华心情复杂了。当年的大学生那就和旧时代中举一样,众星捧月;而且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将来毕业后肯定会从事电影事业,和一个女工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张艺谋为了向肖华表示自己并不是陈世美,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结婚介绍信,和肖华领了结婚证。&&&&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在农村以及工厂干过多年,他看上去整个一农民,与其他学生完全不一样。其他不仅仅经历了5月份的专业考核,还经历了7月份严格的高考,这两项考试合格后,还要经历比这两项考试更加严格的政审,不少人就在政审这一关被刷下了。有些人甚至连考了3年,都在政审一关碰壁。张艺谋呢,既没有高考,也没有政审,就这么进来了。&&&& 那时候,人们对开后门搞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这些不正之风正处于抬头之际,荒野蔓草般杜之不绝。由于“文革”遗风还存在,任何人有任何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张艺谋刚进校不久,便有人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指责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他的入校根本就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挑衅,还是以前工农兵学员的那种搞法。后来,张艺谋几次谈起此事颇有些委屈。他说,这件事显然只有学校高层知道,而学校高层之所以招收他也是因为受了来自文化部的压力。他说:当时电影学院为此很恼火。我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帮我带作品的华君武我也没见过。我见过白雪石,那时候他帮我把这事办成以后,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们厂生产的尼龙丝袜子,很便宜。我记得我买了两打送给他,一打3块钱,当时老头没要,就给了他女儿,也不知道人家用没用。&&&& 同时,张艺谋也承认,刚入学那阵,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想逃回西安去。“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张艺谋说: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了。无疑他是优秀的。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新的人生命运再次开始。  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了他身上。  这一届的艺术考生充满了学习的激情,千方百计地找电影看,张艺谋还卖血买照相机,这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一致。他们的艺术观、人生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都和过去以及现在的大学生不同,突出体现在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认知上,他们不觉得自己纯粹是演员,而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命运的解读,来体会整个国家划过的轨迹。&&&& 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 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大学扩招了,学费涨了,但人们对于高考却没有存着更高的期望,倒是骂声渐渐多了。媒体不断呼吁: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而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保障的大学生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些人愤怒、抱怨、满心失落;一些人却庆幸因此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并坚定地走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今天的学生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我们难以代为作答。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30年来,高考始终都是热门话题。没有人会怀疑,30年前考场大门的重新打开,让年轻人获得了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让人才的选拔有了一个公正的标尺。而从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就一直荡漾在大江南北。&他们的命运从1978年改变  杨锦麟  凤凰台《有报天天读》主持人。初中没毕业的他在闽西地区古田县待了8年。1977年,杨锦麟以病休名义返回厦门,在一家小文化馆工作,当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易中天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他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王毅  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1977年25岁时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此之前,王毅已在东北建设兵团待了8年。  陈凯歌  著名导演。1977年他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1978年8月参加高考,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 1978高考回忆录  印毛选的纸印试卷  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人,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五毛钱的报名费  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百色成为试点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人数最多的考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考生年龄和录取比例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省人事。一些1982年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纵使如此,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呀,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狗崽子”可报名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事实上,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开始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现《华声月报》社长,北京大学1977级学生范东生(范长江之子)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对于众多考生来说,他们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 高考30年大事记  ●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日至9月25日,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确定高考招生办法。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1983年,教育部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增加。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同年,高考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 &&高考30年的18个关键词  “老三届”与“新三届”:“新三届”,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以区别于文革期间66、67、68级“老三届”中学生。  保送生:80年代初实行“考试为主,保送为辅”保送生制度在保障某些诸如地矿、农林等冷门专业的招生有积极的作用。  “3+2”:1990年在逐步建立与推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基础上,开始实行“3+2”高考科目设置。1995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宣布,高考实行“3+2”改革。& “3+X”: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目前全国大多省区市均实行了“3+X方案。”  高校收费:1997年,我国高等学校统一实行招生并轨,全部实行了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从此,“高校贫困生”群体产生。  大学扩招:我国普通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6年间,其招生人数便由1998年的108万,达到2005年的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目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  录取比例:1977年是恢复高考,当时的录取比例只有29:1,而如今高考录取比例已经是2:1。  高考状元:历年来,考取名校的各地高考状元为各种光环所笼罩,他们成了众多高中生学习的对象。  高考移民:是指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  春季高考:2000年1月,北京、安徽两地在全国率先进行春季高考的改革。  自主招生: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工作。  自主命题:2003年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  网上录取: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历史性的第一次全面实现了网上录取。  高考违纪:2000年可算作高考“能见度”的一个分水岭,那一年曝出湖南嘉禾、广东电白高考舞弊大案,此后几乎年年都有舞弊案被曝光。  高考年龄:日,教育部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  高考时间:2003年,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  面试直录:2006年3月,复旦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实现人才多样化选拔。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突破是面试决定录取结果,学校说了算。责编: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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