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一代“女神”郭兰英
1960年2月，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饰演小芹的郭兰英首次出现在《人民画报》的封面上。
作者杨先让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等职，其作品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个人收藏，曾出版著作《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等。
本文节选自《杨先让文集》之《三人行》，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供稿。图片为编者从网上选取。
一代歌手郭兰英
乍听说国内要为郭兰英举行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编者注：1994年），感到很吃惊，人才六十五岁左右，怎么会从艺六十年了呢？我们美术界的大师们举办六十年艺术活动，都是八十多岁的耄耋之人。细想郭兰英从四五岁入戏班子步入艺术生涯也真该如此了。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的我，虽身在海外，有必要写点什么以表贺意。
我认为郭兰英是中华民族现代音乐史上一朵奇葩。从目前看，她所走的路子，是一条无人可以代替的极有创新意义的音乐艺术之路。
一个优秀新歌剧的诞生，不只编剧和作曲是成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歌剧演员，方能推到广大群众中去被渲染肯定。郭兰英无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主将。像《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以及后来重新编排的《白毛女》等歌剧，经过郭兰英的参加演出而定型了，很难有人超越。
本来一出新歌剧的产生就很困难，出现一个郭兰英必然被安排为 A 角，为了培养新演员而设的 B、C角，往往登台机会渺茫，因为观众花钱要求看郭兰英的戏，因此形成剧院重重矛盾，但是又无可奈何。剧院方面的人说：“人家郭老板（她不喜欢人们用旧戏班子里的称呼称自己，可是一些熟人朋友还是感到那样称呼亲昵）也就是厉害。”
的确，郭兰英的成长和她所创出的这条歌剧新路，既不是由学院里培养的，又并非偶然现象，那是一个时代里土生土长而出现的奇才，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一位最好的舞台“材料”。她记忆力过人、聪明智慧，具备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做、念、唱、打最佳功底，自然是经过了一番磨炼。
她的个头虽不高，但是形体抓人，一副典型中国舞台上的旦角五官，真是上天赋予。半场歌剧下来不喝一滴水，只在中间休息时，吃一个水果。平日饮食荤肉不沾，只吃大葱、大蒜、醋和辣子。轻易不动酒，如果喝起来，很少能有对手。她的发声练唱与众不同，更不同于西方练声法，有人说她喊嗓子刺耳不调和，但是一旦踏进排练厅与乐队一合，那又是天衣无缝，令人钦佩。
下面谈几件有关郭兰英在艺术活动上的事例，做一种阐述的补充。
郭兰英年龄近六十五岁，出生在山西平遥县，家贫，兄弟多，只她一个女娃，长得伶俐。山西是个戏曲之乡，山西梆子（又称中路梆子，后称晋剧）、北路梆子、蒲剧、眉户戏，还有祁太秧歌以及丰富的民歌小调，山西人人会喊唱几段。因而历来很多大小戏班子，随着农忙农闲、民俗节令或生婚嫁娶，过村串乡演出糊口。
郭兰英母亲告诉我：“只好在兰英四五岁时交托给戏班子了。”
“文革”间，文艺界“砸四旧”战斗队就是揪“三名三高”郭兰英而开始命名的，批斗关押挨打受罪就不用说了。
她曾对我说过：“挨打我不怕，从小什么打没挨过，反正我就是捂着自己的嗓子，不能被他们打伤……”她说：“当年在戏班子里练习学戏，都是打出来的，冬天挂一块冰，对着冰喊嗓子要到呵气把那块冰化出一个洞来方休，不过我挨的打比其他兄弟姐妹少多了。”她五六岁登台，最后红在张家口地区，被称为“晋剧里的梅兰芳”。
1947 年，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占领张家口后，正在郭兰英所演出的戏园子对面上演《白毛女》歌剧。她也是久闻其名，就利用自己上台之前跑去观看，结果哭得泪人一个，从此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歌剧。
不久八路军撤出张家口，那时郭兰英正是十七八岁红得发紫的时候，成为戏班子里的台柱和摇钱树。她坚决要投奔演《白毛女》的文工团，而她母亲不答应。郭兰英就哭闹着不想活了，一瓶烧酒下肚，烧得她将胸口抓破，血痕交错。这是她母亲后来对我说的：
“看来不答应不行了，她的性子太烈，人已不成样子了，只好豁出去，拿了个包袱冒着枪炮冲出封锁去追赶部队，最后还真找到由周巍峙任团长那个演《白毛女》的华北大学文艺工作团。”
第二代《白毛女》（郭兰英饰“喜儿”）
从此团里派专人教郭兰英文化和识谱，穿上了军装跟着剧团参加排练，学着演出新剧。
我认识郭兰英母亲是在 1962 年，那时她也就是五六十岁，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看得出来年轻时的美丽俊秀。一口山西腔，跟着兰英参加了文工团后，成了团里的后勤人员，做饭缝补，周巍峙与王昆夫妇的两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抱大的。
乔羽曾对我说起当年郭兰英在山西城乡著名的程度：“郭兰英参加该团不久，她离开的那个戏班子在我们驻地周围演出，有一天领班的找到了我们，跪在周巍峙团长面前要求借郭兰英前去帮助演几场，否则戏班子揭不开锅了。一再恳求下，团长看看怪可怜的，就答应了，派我接送郭兰英，当然也要保护她的安全。就是那一次让我看到了群众看郭兰英那种热烈场面，人山人海、房子上、树上都是人……”
郭兰英从一个戏曲名演员突然转变为新文艺队伍中一名成员，不只从生活习惯、审美情趣而且事业性质都存在极大的变化。
她自己曾向我说了一件让我捧腹大笑的事：“发现有人在前后指笑我，后来才知道为我嘴里镶的两颗金牙。慢慢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不太好看。便利用假日跑到县城找到镶牙的，让他帮助给我取下来。最后掰了下来，交给我说，是 K 金的。我说给你吧，扭头就跑了回来。”可以想象郭兰英当年作为一位戏曲名角，每天的穿戴打扮与后来只穿一套灰军装而感到美，其间的差距可谓大矣。
1948 年冬，我是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学生，老院长徐悲鸿“左倾”，我们一批青年学生也不满当局的腐败，对中共直入北平抱着无限憧憬，但内心又以观望的态度审度着周围一切。不久，学校的礼堂迎来了华北大学文工团，每晚对市民宣传演出。北平当时除了几家电影院和剧场外，我们学校的礼堂算市中心王府井一带最醒目的了。观众整队入场，席地而坐，台上没有麦克风扩音器，但音响全能送到每位观众耳中。
这次的演出对大部分师生是一次振奋，一次新鲜之极的精神介入。大大区别于每天音乐系同学们的洋号、琴、弦以及“咿、呵”西洋发声的吹拉弹唱，更不同市场间播出的电影明星们软弱无力的呻吟。
台上一幕幕传送给人们的是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短小精彩的节目使人感到亲切，演员们的演技朴实、歌声是真声真调，使我百听不厌，最后大家也会哼哼跟着唱了。
记得那时的节目小秧歌剧有《王大娘赶集》《夫妻认字》《一场虚惊》，女声独唱有《翻身道情》《王二嫂过年》《平汉路小调》等，秧歌舞有《四季花开》《秧歌腰鼓舞》以及大合唱，等等。众多的演员如李波、王昆、孟于、前民、穆宏等都是后来大陆上著名的艺术家，但是其中声貌最突出、最不一般、最有光彩、最吸引人的就是郭兰英。这也就是我认识郭兰英等人的开始。
1950 年，郭兰英独唱的以一组山西民歌改编的《妇女自由歌》在苏联举办的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奖，这首歌被她表现得有颂有诉，深情动人，传遍国内外。
1954 年，马可根据西北高原一带的民歌特点，针对郭兰英的艺术风格，为《小二黑结婚》歌剧谱曲。本来马可在延安时所创作的民歌风味的《南泥湾》，几十年来被郭兰英演唱得非她莫属了。这次由郭兰英来主演剧中村姑小芹，更是水乳交融，得心应手，几首大唱段，唱得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1958年5月，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员郭兰英在西安街头为市民演唱《小二黑结婚》选曲（资料照片）
记得 1956 年，我到陕北收集创作素材，在绥德县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正逢赶集的日子，人们熙熙攘攘，赶牲口的、赶牛羊的男女老少来来往往。我跑到城下河边画速写，忽然空中传来县文化馆大喇叭播出《小二黑结婚》选段歌曲，女声合唱后托出郭兰英的独唱，我相信当时在那个环境下，绝不止我一个人听得如醉如痴，美好到极点。
1956 年，中央实验歌剧院排练出新创作的《刘胡兰》歌剧，女主角由方晓天担任，接近公演时，忽然郭兰英提出也要参加演出（当时中国歌剧院尚未建立，郭在该院民族演唱组），并要求与方晓天轮流担任主角。这使院领导十分为难，因为此剧全部由美声组演唱，乐队也是由西方乐器伴奏，如果由民族演奏组重排已来不及了。而郭兰英提出一切照旧，演出日期也不必改动，只自己一个人参加即可。
此事反映到文化部周扬、周巍峙等人那里，经研究后同意了郭的要求。在全部演员和乐团由西方音乐方法演出情况下，只郭兰英一个角色采用自己的民族唱法演出，很多人担心不会和谐。结果，郭的演唱反而更突出了剧中主要角色刘胡兰的形象，演出十分成功。从此主题歌《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全国人都知道是郭兰英唱出来的，而且成为她的保留曲目了。
由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歌唱家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麦浪滚滚》以及《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等，真是家喻户晓。不管歌曲的政治内容如何，只因曲子写得美，民族气息浓，更主要是郭兰英用她那独特的腔调，把歌唱得沁人心脾，有谁不爱听呢？
郭兰英曾由于 1950 年电影《白毛女》选拔演员而落选，可能因为她演唱风格特别之外，还因为鼻梁有些扁平，缺乏立体感有关吧。这使她十分恼火，一个演员希望进入电影镜头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7 年郭兰英面部受风，嘴歪了，这对一个表演人员来说关系重大，最后她下决心冒极大的风险动大手术整容，顺便把鼻梁垫高。
导演舒强曾在我为郭兰英创作一幅油画肖像时，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兰英整容后虽依然好看，但总觉缺少当年那股纯朴劲。”也就是说，面部形象是立体感强了，但对熟悉她的人来说，有那么一点遗憾。
1958 年“大跃进”，最大的口号是“各条战线要多、快、好、省”。
剧院决定排练解放军文工团创作的《红霞》歌剧。主角当然由郭兰英担任。往昔排一出戏起码要数月才进入合乐彩排。这次郭兰英从拿到剧本乐谱开始，只用了一个星期，台词全背熟了，提出要求合乐，不是多快好省吗？弄得大家惊讶万分，这里说明郭兰英的记忆力和熟谱能力之强。
记得文化部经常召开大会号召政治学习，学马列、毛泽东著作等，周扬做动员报告时常说：“为什么郭兰英同志对那么多台词能背得烂熟，而马列主义的书就背不下几句呢？不能只专不红啊！”
郭兰英的舞台经验之丰富也是惊人的。她曾对我说过，当年在戏班子里稳场（即后面演员未到），自己在台上正唱着不能下场，那必须拖延时间，又不能让前台观众发觉，还剩下几个字的唱词了，这时就看演员和场面（乐队）的灵活功夫了。利用梆子丰富的曲牌，就拉长“嗳嗳”吧，半个多钟点过去了，等后台暗示可以下场，鼓点一变马上收台，还能博得全场叫好。
郭兰英演《红霞》，有一次忘记戴手镯上场了，因为“送别定情”一场要一边唱一边把手镯摘下来送到情郎手里，结果正唱到关键时，一摸没有镯子。台下的眼睛都盯着台上两个人呢，她灵机一动马上改编唱词，并来了一个大动作，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却把那位演情郎者吓得一身大汗。像这种事，如果演员一慌，准砸锅，一定要沉稳，有时台上料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60年代的郭兰英（《人民画报》1964年第2期，摄影李兰英）
1960 年，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刚抓完“右派”，接着“大跃进”，超英赶美；之后又“反右倾”；再加上肚子挨饿，肝炎浮肿病是几颗补助黄豆解决不了的，弄得人们心灰意懒。
周恩来与陈毅早已感到知识分子心里不舒畅，便决定先在文艺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郭兰英参加了。
一天她走在新侨饭店走廊上，迎面陈毅走来，一面高嗓门打招呼问：“兰英，你还能唱山西梆子吗？”
“怎么，你要听？”
“要听。”
“好。”郭兰英扭头就走了。去山西太原选择了山西青年晋剧院合作。先恢复劈叉弯腰等功夫，十五天练下来，基本达到过去的程度了。为了体现做、念、唱、打，定了三出戏：《金水桥》《坐楼杀惜》，武旦戏可能是《樊梨花》。先在太原市为家乡父老演了几场，不用说坐票站票都售光了，只差“挂票”了。省委书记还自己拿了小板凳夹在过道间观看。
进京演了几场，主要是被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不用说那几位山西籍首长们，如彭真等看得如饮浓酒，当演到全部以做、念表演的《坐楼杀惜》中，阎婆惜与宋江斗嘴卖俏，一个箭步跃上一米外的高八仙桌，跷腿双手反扣稳坐在那里斜视着宋江，那个气人的劲，那个本领引得周恩来、陈毅等开怀大笑。
这些都说明郭兰英的民族表演艺术造诣之深。
1962 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重新公演《白毛女》歌剧，由马可增添了后场的“恨比山高”大唱段。这是一首难度极大的，充分发挥河北梆子的高腔特点的曲调，郭兰英得心应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她后来一些音乐会上必唱的节目。
文化部很重视这次的纪念活动，剧院特请来当年在延安首次导演《白毛女》的著名导演舒强，又特邀到延安首演《白毛女》的主角王昆任 A 角，郭兰英任 B 角。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观看《白毛女》后，与著名歌唱家王昆（左一）郭兰英（右一）合影。
我看过几次排练。一个综合性艺术的实践集体，到了排练厅上，导演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调度指挥一切。尤其舒强来导演，对演员们就是上课学习，个个手持笔记，鸦雀无声地洗耳恭听。
排演中演员一遍遍地做，导演一次次引经据典地说，尤其王昆的戏，第一幕喜儿与杨白劳，反反复复不行重来，王昆一会儿跪下一会儿爬起来，不是身段欠佳就是情感分寸把握不准确。郭兰英站在一边细看王昆的排演，随时等待导演的叫唤。就这样，一天排不了多少戏。
我是最想看郭兰英的排练，终于等到了，结果舒强和颜悦色地对助理导演说了一句：“你们排吧！我走了。”使我十分惊讶。
后来我问舒强为什么对王昆要求得那么严格而对郭兰英又太放松了，舒强笑着说：“一个是表现派，一个是体验派，体验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我熟悉，而兰英可以说是表现派，是中国戏剧的表演传统和体验派的结合，她怎么表演都好看，何况我也指导不了，她聪明极了，不成问题。”
1964 年春，北京漫天黄沙，我由文化部组织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回京，得到消息，“郭兰英独唱音乐会”在民族文化宫剧场演出。这在当时是十分新奇的事情，因为一向政策是不鼓励突出个人，谁有胆量敢举办独唱音乐会，领导也不敢负责啊！
在北京算是得天独厚了，能看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偶尔访华演出，仅一两场的戏票又被对外文委演出公司控制得极紧，能看到算是侥幸。
这次的独唱音乐会，我担心给郭兰英添麻烦，决定自己去排队买票。过去只要是她的演出，一般我都到后台从看她化妆起（我曾画过她上妆时的油画）到预报上场，然后我就跑到乐池，或到第一排、第九排导演席上找个位子坐下即可。
未料要买票的人们排队一直排到了西单十字街头拐弯处，顶着大风被刮得一身黄土不说，看看前面挤着吵架，根本没有希望。那个年月又没有电视，广播又不知何时转播，眼看仅两场的音乐会听不到了。
过了几天，我去看望郭兰英，也是这次她告诉了我一些举办音乐会的前前后后情况。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京第一个演出《茶花女》主角的著名女高音张权，1957 年夫妇俩被划为“右派”后，由中央歌剧院下放到北大荒劳改，丈夫死了，自己后来被调到哈尔滨歌舞院，人家哈尔滨支持她举办独唱音乐会，在哈市很成功，接着来北京音乐厅举办，同样轰动。
有一天周恩来见了郭兰英，问她能否也举办一个独唱音乐会，郭兰英一口答应，回院请示，领导有些为难，其实只要求一个小乐队。这样一来郭兰英就去找海政文工团的作曲家吕远，人家完全支持，不只乐队，连场务等全包办了。加紧排练后就公演了。
郭兰英独唱会
选择的节目有四个方面，前半场为创作歌曲和戏曲选段（包括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曲剧大鼓等），下半场为民歌选曲和歌剧选段（民歌有山西、陕西、东北等地的，尤其山西民歌，用地方方言演唱，别有情趣）。
第一场演出，周恩来、郭沫若去了，结束时群众一再鼓掌欢迎，当“暗口”（续场的术语）第三支曲子后，周总理举起双手让观众不要鼓掌，他带头站起来走向舞台与郭兰英握手祝贺。
郭兰英说：“其实我刚把嗓子喊出来了，再唱多少没有事，何况就‘矗’在那里唱。”
不久，由于群众要求，又决定在“首都剧场”加演两场郭兰英独唱音乐会，郭兰英给我送来六张票，而我又可以不用票在后台看，连我家的保姆大娘都一起去剧场了。
记得郭兰英前半场穿一身淡蓝色民族服装，后半场改换一身白色民族服装，梳一条长辫、戴一朵绢花。演出精彩之极，那天起码又增加演唱了十多支歌，可以说这是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奇才。
1964 年，郭兰英参加周恩来亲自领导组织的“中国革命舞蹈史诗”演出（都说是由周恩来、周扬、周巍峙“三周”领导的），她演唱《南泥湾》一曲，即“延安开荒自救”一幕花篮舞中的独唱。
我第一次看演出是跟着郭兰英从人民大会堂西门进去后，弄了一张票给我的。整个演出感觉很有气派，全场都是苦难和枪林弹雨的舞与唱，而只有郭兰英的花篮舞蹈，像似一块宝石般色彩夺目。她身穿玫瑰红上衣配着深绿色裤子和黑底绣花围裙，梳一条长辫，手托花篮，边舞边唱，典型的民间色彩和造型情调，再由黄土高原背景衬托，十分优美动人。
《南泥湾》和《绣金匾》这两支曲子，郭兰英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演唱的声情变化，十分明显有个发展轨迹。50 年代的演唱，表现得如同乡村少女无忧无虑地放声歌唱，给人一种清秀甜润又亲切朴素之美。到了 60 年代，尤其从“大歌舞”开始，歌曲结尾处常常充满了阳刚之气，但又都统一在她自己的演唱风格之中。到了七八十年代，可能因为对人生经历的丰富，人们会体会到郭兰英的演唱秀丽之中加入一种苍劲有力的气势。更不用说她后来由李波的保留节目中，拿过来成为自己演唱的保留节目《翻身道情》了，表现得述、颂、悲、愤层次分明，厚实饱满，令人振奋。
郭兰英对自己的曲目，选择得十分严格。多少人愿意为她写歌，像早逝的天才作曲家施光南，就希望自己创作的歌曲由郭兰英演唱，每次送来乐谱，她拿来一过目总是遗憾地表示不合适。而有些歌经郭兰英一唱，别人就无法越雷池一步了，因为风格特点太浓。
郭兰英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演唱《南泥湾》
郭兰英的演唱艺术完全是借歌抒情。她吐字特别清楚，为了强化“情”和抑扬顿挫的旋律，咬个别字到达狠的地步。她又有着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深厚根基，不只发声和形体自幼受到严格训练，其功夫到了入化的程度。因而她在新歌剧的演唱时，能获得恰到好处的结合，一出手一抬足、一举目一身段都可以融化在所要演唱的情感之中，被极精练地应用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歌唱家的舞台作风。只要她一出场，众目集中，她在演唱时，观众被她的声、貌、形体、手势等抓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跟着她转。有时她演唱一个歌，双手直垂没有一个手势，全凭唱腔的魅力，依然感人。
北京天安门前人民大会堂，舞台高又大。记得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梅兰芳演出《穆桂英挂帅》，出场时，不知敲了多少遍锣鼓点方才走到台前中央亮相。而郭兰英身材本来就不高，独唱时常是短裤袄打扮，她的出场反而半低着头走到台中央，偌大一个舞台上站着她一人，小乐队离她一旁远远的，只要乐声一奏，她一开唱，人们便会感到郭兰英放大了，把个大舞台占得满满的，这不是魔术而是艺术超人的魅力。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名三高”人物郭兰英必然是首当其冲，倒的霉、遭的罪可想而知了。说出身她比谁都贫苦，对革命之忠，她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郭兰英的今天。”自己是人大代表，又不同于那些有名的戏曲演员，拿着一种赎买政策的高薪，而自己是国家演员，著名艺术家。对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自己唱了多少歌颂他的歌啊。虽然总要求入党，可是剧院的党支部就是几十年地通不过去。总之她表现得再好都是假的。非打倒郭兰英并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否则“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干了。
郭兰英是一百个不服气，任造反派关押打骂交代审查，只要一放她回家，她就不会老实听造反派摆布，他们组织战斗队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姑奶奶也与一些文艺界支持自己的人马，组织更革命的演出队。郭兰英也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大摇大摆到工厂到群众中去演啊唱啊。《白毛女》是样板戏，我郭兰英就会唱《白毛女》，他们唱忆苦思甜歌，我也给大家唱，唱得声泪俱下，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人家造反派气不过，造了“三名三高”半天反，最后造到这么个局面，于是人家串通起来再把郭兰英揪出来批斗关押，反复无数次。
当时很多朋友都为她提心吊胆，她曾对我说过：“都不怕，只怕那个女人一句话。”她使了一个眼色，我还在犯傻问谁。她是指江青。是的，如果江青说一句“郭兰英是坏人”或者“你们那里有个郭兰英吗？这人很坏啊！”，那可真彻底完了。
郭兰英那时可能抱着一种幻想，就是周恩来总理了解她，只要周总理在就有希望。
1970 年，周恩来让文艺界到农村去锻炼，进行斗、批、改，顺便可以练练自己的业务，事后有人说这是一种保护策略，免去在城里被瞎斗。原来工人来参与领导文艺界，结果工人也跟着胡斗。
这次是请几个军区来管理。中央美术学院教职工由石家庄的三十八军带领。郭兰英所属的中国歌舞剧院到张家口地区的宣化县，由当地驻军管理。整天下地干活学“毛选”，开批判会，抓深藏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根本谈不上什么业务练习，弄得大家筋疲力尽，人心惶惶。
我们都在农村，分连、排、班，半军事化，级别无形中不存在了，只剩下人的自然属性。刘开渠、吴作人、李苦禅、李桦、王式廓、董希文等院长名教授与大家一样拉车下田、挖地修渠，老乡说这都是穿大背心戴手表的“劳改犯”。
到了林彪完蛋后，大家才有些松绑，这种日子整整三年，才被调回北京。
图为郭兰英13岁时在晋剧《算粮登殿》中扮演的王宝钏
郭兰英到了当年自己成名之地张家口，老乡一传十、十传百，有人不相信，说是假郭兰英，真郭兰英现在活着也该七八十岁早死了。但是还是有老乡坐着平板车的、骑自行车的，三五结队地走路来到驻地周围，对着一群在地里干活的歌剧院的人喊着：“哪一位是郭兰英同志啊 ？”“这里有郭兰英同志吗？”“请给我们唱一个吧！你们这点活我们全包了。”军队来人赶，越赶越不走，反而人一天比一天多。
郭兰英开始参加干活，后来隔离审查，部队“左”得更凶，一定要挖出更狡猾的阶级敌人，什么逼、供、信等变相刑罚手段都用过了，包括假枪毙。有的人被整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乱咬，有的自杀。
郭兰英算掉到这些大兵手心里了。她本来就是个烈性子的人，在暗无天日的小屋子里想过绝路。
可能 1972 年春，万里到张家口地区视察，听说郭兰英在那里，顺便去宣化看看。到了宣化正赶上中国歌剧院演出晚会，万里说好久没有听到郭兰英演唱，今天能见个面吧？军队领导慌了神，马上派人到农村去把郭兰英接来。
1973 年我们在北京见面时，郭兰英告诉我：“当时我被审查，说我是‘反革命’，忽然来人要我上吉普车，也不说到哪里去，我心想完了，可能要送我进公安局监狱，万未料到把我领到万里面前，他见我憔悴的样子，奇怪地问是怎么回事，我就大哭不止……”后来情况就好转了。
1973 年文艺界都回北京了。整天待着没有事干，真是浪费人生。
郭兰英实在感到无聊，下决心要为丈夫生个孩子，人已过四十多岁，也真冒险。不久她真怀孕了，协和医院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让她注意保胎。这是 1974 年的事。
1974 年秋，人民大会堂举行建国二十五周年宴会，人们都在关心周总理重病能否出席。郭兰英接到了请柬，有一种被肯定的荣幸感笼罩着她。因为有身孕，没有合适的服装，朋友从剧院找了一身合唱队队员的演出服，拿回来动手拆了改腰身。就是在那次宴会上，全体忽然欢呼周总理到来，郭兰英因为身材矮又离得远，就站上了椅子悲欢交集地呼喊，结果身子抻了，回家后掉胎了。事后她对我们夫妇痛哭这场遭遇，令人凄然。谈这些是说明艺术家是如何不幸，又如何在挣扎着。
1975 年，江青感到几个样板戏已不能维持现有的局面。就通过文化部的爪牙于会泳和刘庆棠，选几台歌舞节目在“五一”应付游园活动。因此就从中央歌舞剧院里选拔演员和节目了。
中央歌剧院选了女高音邹德华、男高音李光羲及伴奏员，中国歌舞剧院选了赵青和陈爱莲为首的舞蹈队、小乐队等，最后还有郭兰英。
这对很多演员来说是一种幸运，不知对郭兰英来说是什么。她内心十分复杂，对那些整自己为“反革命”的人来说，自己参加进来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挑战，可是今后要直接受江青一伙的监督行事，又令人不安。反正大风大浪都过了，看看还能有什么更吓人的吧。
不讲级别资格也不行，总不能把郭兰英排在前面出场吧，高潮过去了观众有散场的危险，因而还得让郭兰英压轴，当然节目都由上面领导拍板。郭兰英选了样板戏京剧《海港》中的一小段，可以放在开场喊嗓子用，两首样板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和《翻身道情》，本来就是自己拿手的，叫你们听我的吧，其他爱点什么都行。据说排练审查时，刘庆棠只提了出场时要健康些，郭兰英心想，咱们就来红卫兵式的上场。
郭兰英将演出地点通知我们。否则偌大个北京城，谁知是哪个公园，哪个方位啊？
郭兰英独唱(1963年5月摄)
“五一”一早，我们一家向天坛公园出发，找到了他们的演出地点，坐着等待。掌声中郭兰英最后出场了，短发，身穿乳白色“江青服”连衣裙，白高跟鞋，大白天她看到我们在台下，会意地笑了一下。
久违重逢，既为郭兰英终于经过无数次迫害如今艺术更加炉火纯青而高兴，又不知往后她还会发生什么事而担心。听着她那高冲云霄的歌声，眼睛常被泪水模糊着。
总算得到上面的肯定，不久下令去广州参加广州交易会期间的演出。后来郭兰英告诉我广州演出的一些情况。
广交会上两台招待演出晚会，一场是上海京剧样板团的《海港》，另一台就是郭兰英他们的了。海报上也不提演员名字，只有入场后的节目单上注有演员的名字，什么“著名歌唱家”“著名艺术家”等头衔全没有了。
演出开始了，当女高音邹德华唱了两支歌下场后再也回不了场了，因为观众掌声很少，准备返场的歌全用不上了。男高音李光羲也是两首歌下来返不了场。这时郭兰英正在化妆室上装，邹和李二位跑来在郭兰英耳边悄声说：“郭老板，广州观众不好伺候啊！”郭兰英依旧化妆，心里想走着瞧吧，管你好伺候不好伺候，这个舞台我郭兰英占定了。
等到郭兰英出场时，只听台下掌声零散，观众开始叽叽喳喳，因为有的观众在纷纷议论这又是哪个郭兰英，不是说那个“三名三高”的郭兰英被红卫兵打死了吗？他们疑惑又在等待。
郭兰英完全不理那些，便大步登台，第一首歌唱完，台下的掌声还不够热烈，到第二首唱完掌声热烈起来了。第三首唱完回场，观众席间掌声夹杂着嘈杂声，郭兰英对这些声响是太清楚了，当年戏园子里哪些是起哄，哪些是砸场子，哪些是欢迎叫好，对一位有经验的演员来说，能十分敏锐地分辨出来。这就是所谓台上与台下、演员与观众、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的神经末梢上的沟通。在舞台监督的犹疑之前，郭兰英返场了，而且一唱再唱，直到十一首还下不来场。
有意思的是另一场《海港》的观众，纷纷跑向这边的剧场，警卫员一再劝阻都不见效，这边的观众不只是爆满，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其热烈场面可想而知。看来“三名三高”是打不倒的，人们需要真正好的艺术。
1976 年 1 月，周恩来去世，这给多少人带来无情打击。在黑暗的年月里，周总理给人一线希望和寄托，顾不得为自己也曾做过一些“违心”的事而自责。超脱一些看，政治漩涡中哪里有净土？
过了两个月是清明节，全国群众借纪念周总理送花圈活动表达内心的不平，北京天安门前的献花圈的景象汹涌澎湃。天安门前演出了一场场群众的正义呼声，一次比一次不同而激烈动人。
群众纪念周恩来总理
三天后，郭兰英找我说：“你看天安门纪念碑前的花圈，工人、军队、市民、干部都有，就是没有文艺界的，难道文艺界的人死绝了 吗？”
我们分头买做花的白纸和粗细铅丝，先在郭兰英家做了起来。我骑着车子去丰台黄土岗找铁树叶子和天冬草花枝，花农无私地供给我，
回来后我设计了一个直径近三尺的小型饱满而特殊的花圈，需要两条白绸带，我太太将自己一条白纱巾，一剪两段正好，我写上“敬爱的周总理，文艺界战士想念您”。
夜已深，我们几个人带了花圈、粗铅丝和钳子，骑车向天安门出发，找到纪念碑南面最高一层汉白玉石栏杆上，牢牢地嵌在上面。第二天我们一伙又去看代表文艺界献的花圈，拍照留念。献花不只是怀念逝者，最主要是一种借题发挥人们心中的愤怒。可是不久“四人帮”开始在文艺界追查，也让我们大家捏了一把汗。
“四人帮”倒台，全民欢天喜地，当然也有少数担惊受怕者。文艺界参加游行在美术馆门前集合。我们中央美术学院整队到指定地点，郭兰英迎面跑过来指着我大喊，那个高兴劲，哪里像个有名气的大艺术家；还有李波“老太太”（因为她一直在《白毛女》中饰演黄母，所以大家都称她“老太太”）。听说她俩领着剧院的人一连上大街参加游行，扭了三天秧歌。
接着郭兰英参加庆祝演出，把《绣金匾》加了一段歌颂周恩来总理的词，唱得全国人民跟着她的歌声落泪。郭兰英还为山西老乡华国锋编了一个歌，以表自己对“四人帮”倒台的兴奋之情。
1977 年，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上面和文化部还真有反周恩来的意图，下达了不少限制。郭兰英十分气愤，越干涉越要反抗。
范曾出的主意，由他写怀念周总理的歌词，吕远作曲，郭兰英在纪念演出时唱，我创作一幅怀念周总理的木刻版画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杨先让 《怀念我们的周总理》 1976年
记得当时我日夜赶刻，既要像又要按时完成。颇有些神助，我竟完成了，而且北京出版社印刷了三种开幅的画片，由新华书店出售，群众排队限制每人只能买六幅，怕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后来中央一些领导人大都存了我这幅版画，包括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郭沫若等。
以后的年月，各行业都投入了恢复整顿工作。歌剧院首先重新排演歌剧《白毛女》，由郭兰英带领两个年轻演员任 B、C 主角，一个由上海京剧院调来的李元华，一位由河北梆子剧团请来的刘玉玲（现在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把着手教一招一式一念一唱，从技巧表演到情感意境。为此我刻了一幅《白毛女》版画作为节目单的封面。
接着剧院决定将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的歌剧《窦娥冤》重新排练公演。这是郭兰英很喜欢的一出歌剧，尤其剧中几大唱段如“依门望”和“托梦”等，表现得细腻，曲调委婉动听。此剧又是古装，很多传统戏曲表演技巧，更可以融入其中，是个极好的创新机会。
有一天晚上，我跟着郭兰英到剧院小排练厅听合乐《窦娥冤》一剧。乐队挤得满满的，指挥李执恭让我坐在他身边。郭兰英披了一件棉大衣倚在门口，等乐队调完音即将开始排练了，乐队刚演奏了五六小节，忽然郭兰英一声喊叫：“笛子！”全体肃静，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怎么回事。
郭兰英说：“怎么回事？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明天是我在台上，就这样不负责任，像话吗？为什么乐谱有的人还未改过来？”
指挥马上让笛子组查对乐谱，果然抄错了几小节。我在一旁感到郭兰英太厉害了，一点不给大家面子，又深感她听觉之准确，合奏中一个乐器的音符错了都能听出来，指挥反而大意了，令人佩服。
1977年，郭兰英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
我曾听剧院乐队的人说过：“郭老板为了演出，毫不客气，十分严厉，甚至大家都有些怕她，可是我们又最喜欢为她伴奏，只要她一上场，大家就来劲，配合得特别默契。”
此期间，郭兰英曾带队访问日本演出，促使她思考艺术上的一些新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她加入共产党的纠葛。按她自己的心思，“文革”后真没有必要参加。可是一想起几十年来想入，就是通不过，尤其是“文革”中还被打成了“反革命”的遭遇，为了争口气，非加入进来给他们看看不可，最后是被批准了。
1980 年，郭兰英决定编一台歌剧选段的节目演出，不只唱也表演。
估计后台卸妆、换妆和换景忙一些，自己的体力不成问题。这是个创举，全国也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包演几个歌剧片段的晚会演出。一会儿喜儿，一会儿白毛女，一会儿小芹，一会儿短发刘胡兰，一会儿是窦娥，一会儿是鬼魂，很丰富。乔羽院长让我为郭兰英这次演出设计说明书，我义不容辞，将李苦禅特为她画的一幅《兰为王者香》放在封面上，很别致。
演出是特别成功的，由于疲劳过度，在天津演出时，她晕倒在舞台上了。
同时期，我邀请她到中央美院做了一次艺术讲座，受到全院师生的热烈欢迎。因为艺术是相通的。
一个表演艺术家，尤其是女演员，能把握自己，见好就收是十分不容易的，是需要勇气的。可是郭兰英也真是个绝才，此时，嗓子反而又高上去了一个音符。
1982 年，她告诉我自己下了决心要举办舞台告别演出，使我很吃惊，而她的丈夫反对。
我估计郭兰英年已过五十岁了，虽然嗓子能够继续唱，身体也好，还可以演一辈子晋剧，这些因素她都会考虑到，但是她绝不会走回头路去做一名戏曲名角。她在中国新歌剧的闯天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个时代的来临，一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她有力量能再往下闯吗？她感到自己所走过的路是一个时代促成的，而且已经完成了，下面的路应由青年一代去开拓发展。她认识到自己不同于一些影视演员可以从青年直演到老年，她不适合在歌剧舞台上演到底。
作者杨先让作品木刻版画《一代歌手——郭兰英》
关于退出舞台会在政治上、物质上产生微妙的变化，如人走茶凉等世俗关系，她只置之一笑。郭兰英决定告别自己亲爱的观众，告别自己几十年滚爬跌打的熟悉的舞台生活绝不是愉快的，而是痛苦的，但又不得不走这一步。我感到郭兰英是深思熟虑后下的决心。
我便对她说：“我支持，你们音乐界如何我不管，我们美术界由我去做，首场演出的舞台布置我参加。”
当时北京还没有大家赠送鲜花的条件与风气，我想将美术作品装裱成条幅，送给郭兰英做永久纪念最好了。
果然，经我的联络，在北京的中国美术界一些权威都表示支持。时间紧迫，我们美术学院裱画师傅加班加点帮助托裱绝不误演出。赠送字画者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与夫人萧淑芳教授，以及李苦禅、朱丹、黄永玉、黄胄、丁井文等著名教授与画家，还有何溶、刘勃舒、李化吉和权正环夫妇、范曾和边宝华夫妇以及我和夫人张平良等。当我将这批作品在演出头一天交给郭兰英时，她感动得眼圈发红。
郭兰英舞台告别演唱会开幕那一天傍晚，剧院院长乔羽派车来家接我去天桥剧场。他一见我就说：“老兄你可来了，那些作品怎么布置。”
乔羽是我的山东老乡，一辈子乡音未改，一急说话就有点磕巴。大好人一个，又是著名的才子，大家都愿意称呼他“乔老爷”。
我让把大幕前上面第一条挂布景的横吊杆放下来，将那些美术作品条幅由中间分别向两边排列挂好，然后升上藏起来，等演出到中间休息时，将画徐徐降落在幕前定位，两边灯光一放亮，辉煌耀目，使全场观众为之一振，纷纷前往观赏那批名家之作。
这也是在大陆前无古人的创举，十分具有民族特色。为了表示纪念，我又完成了一幅《一代歌手——郭兰英》的木刻版画。
告别演出不久，郭兰英的丈夫提出离婚，这对她的打击太大。朋友说是因为看到郭兰英油水不大了，就忘记夫妇一场情分，格调太低。无奈，郭兰英跑到我家对着我们夫妇俩落着伤心的眼泪。做朋友的此时此刻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跟着叹息，骂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郭兰英在事业上有声有色，上有总理保驾，下有观众鼓掌，又是国家高级演员、名人，人长得也出众，多少人追慕，可是在婚姻生活上却不幸福。郭兰英就是不喜欢当官的，我却常对她开玩笑说：“你如果有个当官的丈夫就好了，很多事也就好办了。”人家郭兰英全凭她自己的本领支撑着，不理那一套。
不是吗？局长、部长、市长大有人在，至今提起郭兰英还垂涎三尺，她会装作视而不见，偏偏愿找身边的同行者。第一位丈夫是乐队拉胡琴的，结果穷小子全家吃这位高薪大演员，后来还要挨他的打，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 50 年代末离婚了。郭兰英在舞台上文武双全，可是对男人、丈夫却不算机灵人。
60 年代初，曾听她咬牙说，一辈子也不想再结婚了。可是哪里由得她，上天给你的姻缘未了。
不久，剧院乐队来了一个青年小伙子，吹笙的，还是个小高干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粗眉大眼，天天泡在兰英家帮忙打水跑腿，嘴也甜，叫兰英的母亲也亲切，又抱孩子（兰英自己为了艺术没有生育过，抱养了一男一女，是哥哥的孩子）。忽然间，他向郭兰英求爱了，兰英说这怎么可能，相差近十岁，可是人家表示不在乎，你郭兰英老了我背你上楼，弄得兰英好新奇，这是在戏里也未遇到过的事。
因为郭兰英是有影响的艺术家，文化部有必要为了郭兰英的幸福出面干涉，何况他自己的父亲也反对。可是人家就借酒耍疯寻死觅活，后来干脆剃光脑袋要落发出家当和尚。郭兰英哪里遇到过这种坚定的求婚方式，心再硬也受不了如此地磨啊，拖来拖去最后还是结婚了。
郭兰英可能在家庭生活上总结了经验，前个丈夫欺负自己，这次可要管住年轻的丈夫。本来这位新人是有所求的，生来就是少爷作风，他挣得那几个钱，怎么可能够他花费的呢？买摩托车、吸好烟等都是一般人不容易得到的，兰英一一满足。日久天长兰英显得严厉，而丈夫为了讨好兰英在收拾家、擦地板等活上不遗余力，并处处看兰英眼色行事。有时感觉兰英过分了，可是做丈夫的也太缺少大丈夫气概了。
名人有各自的脾性，是无法改变的。这里一开始就埋下了离异的种子。果不其然，当郭兰英决定告别舞台时，一种无利可图的预示摆到了面前，最后人家千方百计根据自己将近二十年所付出的感情代价，带走了自己想得到的物件，并喊着“解放了”“分手了”。这场戏未免演得太长了一点，使得郭兰英痛苦不已。
人一生有多少阴阳差错的事，使你无法预料。郭兰英当年决定放弃晋剧名角的声誉去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新文艺队伍，从演《白毛女》到成为中国新歌剧创业路上的一员主力；从一个旧艺人到成为人民艺术家和代表；从“文革”大难不死到告别舞台演出。
又怎么能想到自己的演唱风格、表演技巧、声乐训练方法在新歌剧舞台上留下范例，给中国民族音乐领域里增添了极宝贵的研究课题呢。由从未想生儿育女到中年怀孕又掉胎，以及两次婚变……所有这些只能说都是上天给她安排的，荣也好难也罢，无法逃脱。
可能是 1985 年到 1986 年吧，郭兰英的生活里闯进一个人。事后我们曾与他一起吃过饭，我看到他学李苦禅笔墨画的大写意花鸟，还有猛虎，他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水电部，又到中国画研究院打过天下。他在政界、文艺界都有活动空间，是我们的山东老乡，人又很精明。用我妻子的话说：“不错，看来兰英晚年会幸福的，只冲人家‘万兆元’这三个字的名字，将来不缺钱花。”
果然，郭兰英对北京给她的一切荣誉，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音协、剧协、文协、妇联等诸多委员的名义，像告别舞台一样全部谢绝了。两口子跑到广州番禺地区，在一片荒坡地上创建起了郭兰英艺术学校。建校和三周年校庆我都发了贺信，除了我负责的“民间美术系”外，也请学院里发了贺电。我也顾不得去了解她是怎么获得神助而开创天下的。
1993 年 5 月，我们夫妇去广州办事，顺便去看望郭兰英。太令人吃惊了，她是怎么一砖一瓦平地建起一座座新式的大礼堂排练厅、阶梯大教室、教学楼宿舍楼（三个学生一间，而我们中央美术学院是八个人一间）、食堂饭厅、教职员宿舍、招待所以及各种办公室……据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因为我也在策划创办一所民间美术学院，深感困难重重，谈何容易；而郭兰英从这里白手起家至今整整七个年头，这简直是奇迹，是全国文艺界独一无二的创举。
在郭兰英校长的主持下，我为全体学员做了一次讲座，又为美术班的学生进行了辅导，剩下的时间就是通过谈天了解他俩的艰难创业。
很多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家老万任学校董事长，也神通广大，开设了几个公司，做兰英办学的后盾，并买了昂贵的汽车送给郭兰英。
他告诉我们：“兰英苦了一辈子，我要让兰英幸福。有一次，李鹏在北京见了兰英说，兰英大姐，让文化部拨点款给你们吧。我心想文化部穷得出名，怎么会给我们钱，我们自己想办法。”好大的气派，几年不见，郭兰英是变了，变得成熟，她能排除一切干扰，找到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创办学校培养新的艺术人才，这一步走得太对了。
综观郭兰英一生在事业上的足迹，都能在关键时刻决定自己的方向，十分坚定而有主见，这是极难能可贵的性格和品质。她放弃山西梆子而投向新文艺队伍毫不犹疑，她坚持自己的民族演唱风格绝不转移，她当机立断退出舞台告别自己的观众，她能果断地抛弃一切外加的荣誉离京去创建学校培育新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决心。这正体现了郭兰英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气魄。
傍晚在校园散步，一边闲聊。郭兰英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这条林荫道是怎么种植的，那片花园是什么时候开垦的。最后走到一排平房前，她说：“你们看当年就在这里自己动手盖的，一场大雨地陷屋塌，我真是呼天不应，坐在泥水里大哭，那时只靠着我那点可怜的积蓄分给大家，现在都过去了。不久，我们要迁到珠海地区去，那里重建得比这里还要好。”
《杨先让文集》
我无言以对，只有佩服，谁看了他们的成绩，也要由衷祝福的。今天，国内要为郭兰英举办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没有政府的认可，以及文艺界的认同是办不到的。这是郭兰英数十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来的足迹，她跨越戏剧、声乐、歌剧三个领域创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她不同一般出现的著名天才歌唱家和表演艺术家，她不只是那些，更重要的是时代赋予她创造了一条艺术实践的新路，又在中国新歌剧的崎岖小路上闯出来一条大道，包括她退出舞台后个人办学的成就，是需要文艺界很好地评价和认真研究总结的。
郭兰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民族文化艺术真正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我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在海外一方写出以上的一些回忆和感想，是出于友谊也是出于责任。
需要说明一下，其中可能有个别地方的时间、人名有出入，手边没有资料，全凭脑子里的积存，恐怕难免有误，希望读者谅解，好在人尚存，一切会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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