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民族 多彩的音乐
“乐动民族”音乐会举行日 10 ：文化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讯（记者 徐瑞哲）欢快灵动的彝族山歌、悠扬辽阔的蒙古长调、载歌载舞的新疆木卡姆，还有优美动听的冬不拉琴声……昨天，在“上海之春”国际艺术节之际，白族、苗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族音乐专业的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联袂举行“乐动民族”专场音乐会，展示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歌舞和器乐。
本场音乐会是难得一见的各民族音乐汇演，还特邀身为少数民族校友的国家一级演员回校，西藏歌舞团团长丹增、西藏山南歌舞团演员仓决卓玛现场献上藏族民歌。
少数民族音乐既要“演”还要“讲”。沪上少数民族音乐教授们也边讲边唱边奏，为公众开办“乐动民族”上音民族文艺名家系列讲座，几乎每周一次进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普及。按本月“节目表”，男高音歌唱家赵勇主讲“回族民歌的演唱形式‘花儿’”，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则带领观众“进入西藏歌舞的海洋”，中国手风琴艺术家徐达维将带你“来到满族旗人的音乐故乡”，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杨学进则以云南彝族的视角畅谈“多彩的民族、多彩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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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评析——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例赵书峰作者简介：赵书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摘要：本文以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博士论文选题为切入点，检视、回顾当下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性研究思路，认为：其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多以微观个案的考察分析为主，在跨地域性、跨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力度不够；其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圈（如乐器文化、乐舞文化、歌种文化）的关注度较弱；其三，有必要对研究对象的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变迁、变异问题做长时间的、跨时空性的重新研究（或历时性研究）；其四，加强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对于解决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有关古代文献史料的匮乏问题将提供有益帮助。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博士学位论文；现状与思考；当下，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硕果累累，在博士学位论文方面积累了很多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结合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音乐形态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研究对象给予了多重角度的关注与思考。据统计，博士论文的选题目前主要涉及蒙古族、藏族、锡伯族、瑶族、畲族、纳西族、侗族、土家族、鄂伦春、布依族、傣族、土族、高山族等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特别在藏族、蒙古族、瑶族、土家族等族群音乐的研究成果颇丰。为此，笔者结合当下博士论文的选题状况，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专题性研究等方面提出相关拙见，其中观点与涉及文献可能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给予指正。具体如下： 一、学科发展现状思考（一）文献史料文本的挖掘与整理当下对少数民族通史、单一族群音乐史的研究力度较为薄弱。我们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吕骥、关也维、袁炳昌、冯光钰、伍国栋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曾提出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文献史料的挖掘与梳理工作。二十多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如袁炳昌、冯光钰两位学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出版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向前发展。然而，在古代文献史料的挖掘与考证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匮乏，多是对建国后至上世纪90年代期间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而且文本的表述形式类似于音乐集成的特点，不符合史学研究的写作体例。其次，针对单一族群音乐史的研究较少。目前只有蒙古族、藏族、纳西族等族群史的问世，尤其缺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单一族群音乐史的研究。从博士论文的选题看出，目前只有和云峰的博士论文（《纳西族音乐史》）是单一族群音乐史的考察研究，所以，本人认为少数民族古代音乐文化史料的挖掘、考证与梳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然而，这些存在的许多客观现实问题，根源在于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时空发展语境中始终缺少官方的关注与重视，很多古代文献史料没有保存下来，这也是学科研究至今难以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首要因素。为此，针对上述问题，曾有学者提出一些相关的对策：比如加强少数民族音乐史学方面的师资培训与合理配置，以及开展多学科（如民族史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考古学、文献学、训诂学、图像学等）相互协作的考察研究。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不是单一孤立展开的，而是要展开多学科互动性研究，尤其必要结合其它族群文献史料（如汉族与其它族群以及族源相同、相近民族）对其进行梳理与考证。同时应加强师资培训工作与合理地调配师资，才能不断推动学科研究工作朝着纵深地方向发展。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不但有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而且要有一套成熟、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构架，以及对未来学科发展路径的整体思考。（二）口述文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已积累了相当成熟的口述史方法论与田野考察成果，如羌族释比口述史、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的口述史、一个汉人喇嘛在西藏求法的口述史，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研究范本。目前随着国家“非遗”工作的大力实施，对传承人进行的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势在必行。因为他们当中已多是垂暮之年，很多重要的口述史料亟待我们加以抢救性记录与整理。近年来，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到此类性质的研究，如臧艺兵的博士论文“尝试将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乐学领域，论文主体的材料是由姚启华及其妻子的口述史文本构成。”杨晓的研究团队对蜀中琴人展开的口述文本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可以看出，上述个案是口述史理论在国内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施与运用。所以，笔者认为，当下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在面临文献文本史料不足与匮乏的情况下，有必要结合口述史理论对少数民族音乐家、民间艺人、研究者、文艺团体等群体与个人进行多重角度的调查与访谈，此举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与弥补了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与资料的来源渠道。（三）缺乏对民族识别存在争议以及未识别民族音乐的系统性研究上世纪五十年初，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出现过某些争议问题，比如布依族与壮族、普米族与藏族，等等。上述族群无论从族源、语言、民俗特征等诸文化特质都极为相似，然而却界定为两个不同的族群，因此，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有必要结合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针对从上述族群传统音乐在当下各自发展的现代结局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如壮族与布依族“八音坐唱”的比较研究。其次，针对未识别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由于族源与社会历史原因，仍有一些未被识别的族群，如广西境内的民族支系“伶人”、“隔沟人”、“俫人”等族群，中国西南境内诸如“克木人”、“僜人”、“夏尔巴人”、“芒人”、“控格人”，以及贵州省毕节纳雍县“穿青人”等等。因此，有必要针对上述族群的传统音乐与周围族群文化的互动问题，及各自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族性特征问题展开全面、系统性的考察研究，这对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加强对“家门口”性质的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结合城市音乐人类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方法对流播于城市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变迁、融合问题，以及舞台、娱乐场所中的少数民族原创音乐组合给予“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at home)的考察研究，换言之，当下的学科研究不仅仅完全局限于远离喧嚣中的城市，来到偏远的乡村进行田野考察，同时要针对学者们工作和学习的繁华都市中的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关注，考察其在城市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族群身份认同、文化属性、传播现状、文化变迁等问题。杜亚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品种出现了流行地域城市化、演出目的商业化、活动性质世俗化、表演曲目流行化和形式内容西方化等多方面的转变。民族音乐学界应面对客观情况，将目光投向城市，大力开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缺乏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只有几篇硕士论文对此给予了初步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展开对流播于现代化都市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使用情况、传播方式、身份认同、族性特征等问题展开深入、系统性的综合调查考研究。因为，当下的少数民族音乐与其它传统文化一样，正在经受着现代化、全球化、多元文化等等诸因素的深刻影响，导致其在诸如表演形式、场合、音乐编配技术、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而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存在的生态环境也出现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突出其文化象征功能（以节日、民俗为依托）到转而重视起审美功能（舞台表演）的改变。比如诸多“非遗”项目的舞台化展演就是典型的表演语境与文化功能的转变，所以，此种变化因素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结合城市人类学、城市民族音乐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给予多维度的分析与解读。 二、乐种研究现状思考 （一） 民歌研究主要针对蒙古族、藏族、侗族、鄂伦春族、土族等族群民歌的艺术形态特征与社会音乐文化属性展开的考察研究。第一，涉及民歌艺术形态的本体分析研究。主要有两篇论文：一是潮鲁的论文以音乐形态学为分析理论依据，对蒙古族长调牧歌的艺术风格与本体特征展开的分析与描述。二是向华的论文是对湘、鄂、黔、渝交界处的土家族民歌旋律音调结构特征进行的分析研究；第二，涉及民歌音乐的社会文化属性，族群认同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如杨晓对侗族大歌（嘎老）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族群认同问题的探讨；第三，涉及对民歌的语言学的研究。如高贺杰对鄂伦春族的歌唱语言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展开的分析与阐释。其它如银卓玛对藏族山歌“拉伊”，以及祁慧民对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等等。可以看出，目前的博士论文选题与丰富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民歌的种类还不成正比，因此，亟待开展相关的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针对“民歌文化圈”（如“花儿”）现象，结合音乐形态学、传播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探究其在跨区域与跨族群社会中蕴含的艺术特质与承载的文化象征功能等异同问题；其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民歌的原生性文化象征功能在逐步蜕化，转而更重视其舞台化、商业化特性的审美与社会功能，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城市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非遗”政策、文化产业等理论认真分析导致上述变化问题的深层原因在哪？ （二）戏曲音乐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藏戏、侗戏、布依戏、白剧、傣剧、彝剧、壮剧、朝鲜族唱剧、满族新城戏等剧种。因此，有必要结合戏曲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民族音乐学等理论对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文化进行专题性的考察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以硕士论文为主，只有三篇博士论文涉及到相关的研究：一是肖学俊的论文是对新疆区域内的锡伯族戏曲“汗都春”进行的考察研究；二是刘玲玲的论文以贵州省册亨县布依戏为考察对象，从民族音乐学角度揭示布依戏与宗教、社会制度、艺术之关系，阐释布依戏存在的地域性文化结构性质；三是高翔的论文从历史角度出发，运用民俗学、音乐民族志、民族地方志等研究方法，对“觉木隆”职业藏戏唱腔音乐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文化的生态环链正饱受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如伴随戏曲表演前后的诸多祀神仪式环节被取消，使戏曲表演场域完全脱离其原生性的文化环链，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娱人而不祀神”的戏剧展演，因此，亟待学界与政府文化部门加强对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三）曲艺音乐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品种繁多、形式各异。据不完全统计约有80多个曲种。当下只有两篇文章涉及此项研究：一是杨玉成的论文结合语境、口头文本与表演等理论对科尔沁地方传统说唱艺人及其音乐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分析研究；二是齐占柱的论文对蒙古族说唱音乐“乌力格尔”与其叙事歌曲乌力格尔图哆的亲缘关系的考察。其它多是硕士论文方面的研究。总之看出，少数民族曲艺音乐研究，由早期单纯注重对音本体的关注，开始发展为在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视角下的曲艺音乐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曲艺音乐的社会受众与传播空间维度的考察研究。同时看出，此项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仍显欠缺，如应加强对布依族“削肖贯、壮族“末伦”等说唱音乐的专题性考察研究。（四）歌舞音乐此项研究目前只有两篇论文：一是以宏观的跨区域性、跨族群特点的对乐舞文化的田野考察。如杨曦帆的论文对藏彝走廊文化区域内的藏、彝，纳西等族群的“羌姆”、“东巴”、“热巴”、“弦子”、“锅庄”等乐舞文化展开的全面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二是区域化的、具微观个案特性的乐舞文化选点考察。如王华的论文以西藏昌都地区“热巴”艺人表演的歌舞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给予的深入调查研究。我们知道，南方少数民族的乐舞文化十分丰富，而且形成了跨区域、跨族群特点的“乐舞文化圈”（如芦笙舞、师公舞等等），因此，如何针对此种文化现象，结合民俗学、舞蹈学、人类学等理论，对不同族群之间同类的乐舞品种的文化与艺术形态特征，以及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开展综合性的分析比较研究。（五）乐器与器乐（组合）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乐器种类异常丰富，且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要针对乐器在不同族群音乐文化的传播、使用情况、形制差异、乐器发展史等方面给予深入考察。同时也应对少数民族乐器与其它族群传统乐器之关系问题，以及在现代化多元审美文化语境下的乐器改良、文化功能的发展、变化等问题给予重点关注。据统计，目前的研究主要是硕士论文方面的选题，而博士论文方面只有叶红旗的论文（《台湾高山族乐器研究》），作者结合高山族乐器形制来源与演变以及歌、舞、乐为一体在各族社会中的运用和表现情形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释。同时针对高山族传统器乐的文化内涵和功能与大陆南方诸族同类乐器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将外来政权统治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之影响下，各族乐器和音乐文化受到的冲击、互动与保存现况进行了论证。其次，对少数民族乐器合奏形式的关注与研究力度较为薄弱。主要有三篇博士论文：前两篇是对云南洞经音乐文化的综合考察：其一是美国学者李海伦的论文将云南洞经音乐的多元文化属性置于纳西族长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多重观照与审视，重点诠释了洞经音乐文化与汉族、白族，以及与道教音乐文化之关系问题；其二是滕祯的论文对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的艺术特征与身份属性的多元建构（佛教、道教、内地丝竹乐之关系），结合申克音乐分析法与互文性理论给予的解构性分析研究；最后一篇孙婕的论文在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黔西南北盘江布依村寨的“小打”乐器合奏形式及其音乐的考察研究。 （六）宗教与民俗仪式音乐此项选题的论文相对较多，而且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首先，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中，主要涉及蒙古族佛教、藏传佛教、少数民族（瑶族、畲族）道教、东巴教音乐的研究。第一，蒙古族佛教音乐研究。如包爱军对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给予的考察研究，红梅对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的研究，李亚芳对鄂尔多斯蒙古族宗教音乐（诵经、嘛尼调、宗教乐、记谱法）的考察研究；第二，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如嘉雍群培对藏传佛教密宗“死亡修行”仪式音乐的调查研究，格桑曲杰对西藏藏传佛教寺院诵经仪式音乐展开的系统研究；第三，少数民族道教（瑶、畲）音乐研究。如笔者的论文是对湘南瑶传道教仪式音乐与梅山文化之关系问题展开的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蒋夑对具有畲、客族群文化身份的赣南道教节日祈祥法事音乐给予的考察研究；第四，对纳西族东巴教音乐的研究。如杨晓鲁博士的研究。其次，民俗仪式音乐研究。主要包括少数民族人生仪礼（如婚俗、丧葬）、民间祭祀、仪式歌曲文本等类型的研究。一是人生仪礼音乐研究。如余咏宇对湘西土家族哭嫁歌音乐文化的研究，齐柏平的鄂西土家族丧葬音乐研究，崔玲玲的青海台吉乃尔蒙古族仪礼音乐研究，李延红对北侗婚恋礼俗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二是对民间祭祀音乐的调查研究。如董波的蒙古族村落“呼图克沁”仪式表演研究，刘嵘对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音乐的研究，魏育琨的论文是对湘西苗族“巴岱雄”、“巴岱扎”、“仙娘”三种持仪者音声所表达的信仰世界展开的民族志研究；三是对仪式音乐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研究。如周凯模对广东排瑶“歌堂仪式”音声的口述文本和现场文本进行的分层考察和理论提炼”，吴宁华的论文针对瑶族“盘王大歌”歌词特点，结合文本理论给予的解构性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上述论文选题体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宏观性研究，主要表现为对音乐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如包爱军、刘雯等学者的研究；二是微观性研究，表现为仪式研究个案的考察研究，如周凯模、董波、红梅等学者的研究；三是宏观与微观形结合的双重研究，如格桑曲杰的研究。同时，我们看出，当下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现状，学者们已经走出了被其它学者认为的“千人一面”的研究趋势，逐渐转向朝着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思路的方向发展。 三、专题性研究（一）音乐文化圈研究针对音乐文化圈（主要指乐舞文化圈、乐器文化圈、民歌文化圈）开展地域性与跨地域性、跨族群间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乐器文化圈（如铜鼓、萨满鼓、太阳鼓）、乐舞文化圈（如芦笙舞）、歌种文化圈（如花儿）等等，在南北方族群社会文化语境中十分典型。藉此，有必要结合“文化圈”理论、传播学、文化人类学、音乐形态学、历史地理学等理论对上述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如对芦笙、芦笙舞在南方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侗族、仡佬族、拉祜族、僳僳族、纳西族、水族等）音乐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发展状况，以及与所依托文化象征功能等问题给予的系统性比较研究。比如“铜鼓”“太阳鼓”在不同族群中的形制特征、使用方式、表演场景，以及所承载的宗教文化内涵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如刘雯的论文部分章节曾涉及到瑶、壮之间铜鼓文化的初步研究；其次，有必要针对某种音乐文化圈范围内的某一音乐事项在跨族群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发展、流变、互动之历史轨迹予以关注与考察。比如对“尔苏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给予微观与宏观的考察研究，以及展开对流播于我国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省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等族群音乐文化圈内的“花儿”音乐的形态特征、表演方式、多元身份属性以及所承载的民俗特征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进而透视出其个性与共性特征。比如，美国印第安纳那大学民俗学与音乐人类学系的苏独玉（Sue M.C.Tuohy）博士针对“花儿”音乐的多元属性与其所处文化语境中族群、地区以及意识形态的表现模式进行深度解析。他的文章《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歌曲形式及其歌手的表现模式：有关多元文化论、种族划分以及地点的音声、图像以及探讨》，作者通过对花儿呈现的中国多元文化特性（不同族群中间都有自己所标注的花儿）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通过对花儿及其歌手的研究可以探索其在不同实践及语境中对于民族族群、地区以及意识形态的表现模式。其次，针对历史上形成的族群文化区域内具有典型特质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比如“藏彝走廊”是一个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以藏、彝、羌等多族群互动形成的，以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圈。因此，对该文化区域内的音乐品种的综合调查研究十分必要。目前学界只有两篇论文涉及到此方面的研究。其一是杨曦帆的论文，通过“藏彝走廊”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内的信仰和民俗乐舞选点考察与研究，探索其乐舞在不同文化层面中的生存状态及其与所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是张璐的文章，作者以茶马古道云南段内的汉、藏、纳西、白、彝等族群中共同存在的马帮音乐（如德钦弦子、奔子栏锅庄、彝族三弦、他留人小三弦等）为切入点，结合口述史、音乐形态分析理论对其音乐的发展现状问题给予的深入调查研究。（二）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道教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十分广泛，而且表现出极强的本土化特点，因此，有必要开展道教文化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衍变现象以及跨族群性质的比较研究。要考察分析道教音乐文化在不同族群内部发展、变化的现状以及濡化、涵化的结局。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只有民族学、宗教学方面的研究，如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泽红教授著《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本书以信仰与仪式为重点，探讨西南少数民族的神仙信仰，比较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道教色彩”，以及张桥贵的博士论文《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作者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与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阐述了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及影响，以及道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互动交流融合的现代结局，进一步揭示了宗教文化交流在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以目前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例，还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此方面的研究。（三）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较为频繁而密切，因此，通过比较研究，对于洞察族群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涵化、濡化的历史轨迹，以及透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蒋燮的论文涉及到畲族、客家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笔者的论文涉及到汉族与瑶族道教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滕祯的论文涉及到洞经音乐多元文化身份构成（如白族、汉族、纳西等族群）等问题。另外，李亚芳、魏琳琳等学者都关注到了蒙、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所以看出，上述学者的论文选题都涉及到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目前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有关跨族群音乐文化的考察力度较为薄弱，很多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单一族群音乐文化展开的宏观与微观个案的调查研究，然而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环境中，尤其在地缘关系上较近的族群，其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相当密切，伴随之而来的文化间的相互采借与吸收现象十分频繁，因此，有必要大力开展针对某种研究事项进行跨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四）少数民族音乐的再研究（或重新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破坏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原声性生存空间，导致其发生变化、变异等状况，基于此，学者们要对其进行跨时空性质的持续性研究，也就是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或“重新研究”，或称之为持续性观察研究。要针对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与导致变化的系列因素进行观察与思考。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认为：民族音乐学中的重新研究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田野工作者不断回到同一地方去，这可看作是重新研究，那不仅揭示了该文化的变化，也显示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变化。……另一种更有特色的‘重新研究’的概念是，田野工作者考察另一个人（也许是多年前）调查过的一种文化。哈佛大学音乐系凯·考夫曼·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教授在其《当民族志遭遇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纵向研究》一文中认为：历史研究一直是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一部分，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可阅读的历史形成，它是更好的理解更遥远过去的关键。除了极少的“再研究”，民族音乐学较少批判长时段或不同时间点的、持久的民族志观察方法。本文表明，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科学的纵向研究方法，可帮助民族音乐学家更好地应对变化，更有效地设计未来的研究。笔者认为，谢氏的研究对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很有启示性，以目前的学科研究为例，很多学者的论文选题并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观察与思考，尤其针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时间的，持续性的跨时空特点的“再研究”（“重新研究”）尤其必要。因为，随着城市与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致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遭受到很多人为性质的破坏。同时，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也导致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涵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亟待研究者对现代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变化、变异情况、身份属性、文化象征功能等问题给予持续性地跟踪与关注，如魏琳琳的论文选题就是对二人台戏曲音乐文化的持续性的个案考察研究。我们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音乐在现代化、商业化、流行文化、传媒体系的多元渠道（传播方式的改变）的影响下，其生存发展环境、表演形式、演出目的、民俗信仰依托等等出现较大变化，因此，如何结合多学科理论对其进行再研究（或重新研究）尤其必要。如针对“申遗”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保护与传播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不能孤立的、静态的，要时刻关注研究对象的变化、发展的现代结局，而且要在他人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多角度、动态的综合考察，这样的研究才能被认为是相对完整、合理地诠释少数民族音乐所隐含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因为“任何个人都无法全面诠释某种音乐文化，只有来自许多观点的多种声音才可以编织出有关一个民族的音乐上比较清楚的画面。”因此，笔者认为，学者们的博士论文选题不仅仅是对某一研究对象的深入、拓展性研究，而且也应开展多角度、多方位的“重新研究”。所以说，作为一名有志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持续的跟踪、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再研究（“重新研究”）。同时也要杜绝学术研究的功利性，避免那种一旦研究论文发表或取得学位证书，却把研究对象中的人或事束之高阁。（五）少数民族移民音乐研究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移民现象是当下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鉴于此，移民背景下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是亟待学者们考察的一个重点。从近些年来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看出，移民音乐的文化属性、身份认同、及与迁入地族群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中国境内的族群移民音乐为例，中国少数民族在历代的王朝更迭中，受政治、战争、自然灾害、重大工程建设规划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出现大规模迁徙流动的历史事件。比如苗族、瑶族、锡伯族、蒙古族、白族等族群的迁徙历史。因此，对这些族群移民音乐的发展、变迁、变异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尤其必要。如对居住于东北与西北地理文化区域内的锡伯族音乐，对云南白族与湖南白族音乐，以及北方蒙古族与云南、中原地区蒙古族音乐文化之间的风格与形态特征的比较研究。其次，要对族群移民音乐的社会认同、身份认同以及与周边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问题给予考察研究。通过对两种或多种族群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过程的综合立体考察，进一步透视出移民群体所携带的传统音乐与移入地族群的社会、政治、文化、民俗信仰、审美趋向等之间的交流、碰撞、协同、合作的历史画面与现代结局。因为音乐的流变与人口的流动分不开的，“……人在寻求自己新家园的时候还带着属于他们的音乐，并用音乐来确定他们自己，而且用音乐来作为融入新环境的桥梁”。因此，有必要针对迁徙音乐的族性特征、文化认同、音乐变迁、流变等相关因素给予综合考察。如杨琼的论文是对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与归属进行的较为深入的解读分析。（六）少数民族女性音乐的考察研究由于长期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影响，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艺人一直被忽略，甚至是在历史文献史料中也鲜有记载。因此加强对这个群体与个人音乐的关注与思考亦显重要。比如土家族、瑶族、苗族的婚嫁仪式中的女性音乐的关注与思考。因此，如何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符号学等理论，透视出仪式音乐中的女性音乐所负载的深层的社会文化涵义。目前只有一篇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关注到此类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以后的选题中逐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女性音乐的考察研究，不但关注女性角色在其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而且要对女性艺人的身份认同、负载的文化属性，社会认知等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七）少数民族音乐家（“人”的因素）传记的考察研究当下，在国外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曾关注到对“人”的因素的考察研究。如蒂莫西·赖斯在《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的模式》一文中已经注意到对历史与社会中个人的充分关注，布莱金也曾提倡“研究个人”的方法。如维特·爱尔曼的有关南非表演者的论述，蒂莫西·赖斯对两个保加利亚音乐家的研究，以及施祥生对中国音乐家阿炳的研究和维吉尼亚·丹尼森关于埃及声乐家乌姆的传记的研究。以及西澳大利亚大学文学院的珍尼佛对哈萨克音乐家和蒙古认同问题的考察。综观目前的研究，只有几篇硕士论文的研究，而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方面相对较为缺乏，因此，亟待展开对少数民族音乐发展与传播中的“学者”、“民间艺人”、“创作者”、“表演者”等个人进行深入地采访研究。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传承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一切人文学科的特质：就是不能停留在“对象”成品的层面观察，而必须从人作为文化的缔造者的心智活动去考虑。正如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郭乃安先生认为：“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因此，音乐的研究，总离不开人的因素。……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伍国栋先生也认为：“人作为社会性的主体存在，在音乐事象构成中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客观能动作用和艺术创造能力，应当得到民族音乐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比如，今年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的研讨主题之一已经关注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我们知道，人是运用各种符号来创造文化的一种高级动物，作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建构者、参与者的民间艺人、音乐家、作曲家等等，虽然其文化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对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形态特质、风格特征的共性与个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由于一些学者与艺人年事已高，因此加强对他们的考察研究，此举既有助于窥探与观照某一音乐文化品种在过往的时空发展语境中其艺术特征构建的历史轨迹，同时也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播与传承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其一是就研究者本人来说，尽量避免以主位的视角进行分析与解读，要结合历史唯物史观，对少数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思想、研究特长、学术贡献，以及民间艺人的表演特征、历史贡献等给予深入分析，同时对于民间艺人在族群音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详细梳理；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避免以主位视角过度夸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需要运用客观公正的中性化研究立场以及双视角观照的方法进行观察与思考，既不能盲目陷入个人崇拜，夸大事实等过于主观的研究境地，同时要提醒研究者时刻保持清醒、中立的研究立场，以客观、辩证的学术思维审视与观照“人”的因素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传承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离不开音乐民间艺人、表演者、创作者的默默无私的奉献，同时引领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少数民族音乐学家默默无闻的学术研究与创新。另外，针对研究文献文本的缺乏问题，有必要结合“口述史”方法，对少数民族音乐家的音乐研究与创作、表演与生活等问题给予多角度、多视角的综合考察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从另外一个方面观照与审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与变迁历程。 结 论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西方现代民族音乐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深入的拓展，某种程度上为学科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然而，在学科发展现状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有关少数民族音乐文献史料的考证与搜集工作还止步不前，尤其在少数民族通史（古代史料方面）、单一族群音乐史方面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加强口述文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对于解决文献史料的匮乏问题将提供很大帮助；其次，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多以微观性的考察分析为主，尤其是在跨文化、跨地域性、跨族群音乐之间的比较分析研究力度不够；第三，要针对研究对象的发展、变迁、变异问题做长时间的、跨时空性的重新研究。因为学科的研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结合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态势做动态的关注与思考；第四，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圈（如乐器文化、乐舞文化、歌种文化）的研究关注度较弱；第五，学科研究多关注于个案中的音乐事项，而对建构音乐中的“人”的因素的综合考察较少，尤其针对推动学科发展、建设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的考察研究力度较为薄弱。总之，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刻提醒学者们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开放的学术思维，扑捉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的最新动向，对学科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结合田野与案头工作进行深度反思，这对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整体性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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