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人民币真假的方法有几种 ?_百度知道
辨别人民币真假的方法有几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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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伪、变造币的种类及其特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伪、变造货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目前国内发现的伪、变造人民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伪造币：指仿造真币原样，利用各种手段非法重新仿制的各类假票币。按其伪造手段和方法有以下几种类型： 1、手工描绘或手工刻版印刷的假币。这是一种手段落后、质量低劣的假币，是用手工雕刻塑料、木头制版进行印刷，伪造出来的假币质量非常低劣。这种假币全国各地都有，发案很普遍，具体每一种来说数量并不很多，它的特点是伪造手段落后，制版的材料很低劣，纸张也是市场上常见的书写纸和普通的胶版纸；颜料也是市场出售的绘画颜料，因而造出来的假币质量很差，比较容易识别。受危害的一般是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个体户、小商贩或老人小孩。 2．利用一般办公工具伪造的假币。这类假币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黑白或彩色复印机复印的，其主要特征是线条一般不光洁整齐；特别是用放大镜观察会发现有毛边，而且空白的位置有少量的墨粉。一些高质量的复印机，复印出来的伪品上了颜色后与真品比较相似，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是只要仔细进行鉴定还是容易发现的。因为这类假币总的说来还是粗糙的，与真币的主要特征区别是明显的。因为复印机的印刷过程及所用的墨粉与印钞厂所运用的印刷机的油墨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所复制出来的产品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因为复印机是利用静电原理通过感光后将墨粉拷印在一定位置上，与印刷不同。其次由于复印机采用的是固体粉墨通过烘烤融化形成的，线条不很光洁整齐。而印刷出来的线条很光洁整齐，颜色很均匀。即使复印的质量较高，肉眼看到线条比较清楚，但在空白处也能观察出有少量的墨粉。掌握这些特点后就能比较准确地识别复印的假币。 3、使用小型的印刷设备制造的假币。这类假币主要通过照相制版，采用凸版印刷的方法，其质量比较精制，较之手工描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但由于其设备比较落后，印刷制版的条件和所采用的原材料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较之真币还是很低劣的。但是目前我国的印刷行业发展很快，特别一些乡镇企业小型印刷厂也参与印刷假币。这类印刷厂印刷的假币欺骗性就大一点。 4、机制假币。所谓机制假币，就是利用现代化的制版印刷设备伪造的货币。近几年连续发现了几起较大的假币案，对社会的危害很大。这类假币主要从香港、台湾流入，比较逼真，版别也较多，只要我们掌握了这种差别就不难识别这类假币。如这类假币的“水印”大多是印上去的，不用透光就可看见。其纸张在紫光灯下会发出荧光，其线条多为网点结构。1983年在广东发现了从香港流入的胶版十元券假币，1987年8月在深圳发现了香港版的一百元券假币，91年3月在北京地区发现的胶版一百元券假币。这部分假币由于质量较高，较难识别，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主要有三种类型。 ①台湾版第三套人民币十元券和一元券。其印刷、制版工艺和我国印钞厂的方法是类似的。从外观看和真币也非常相似，如凹印手感、花纹、颜色都很接近；从纸张上看，也有水印。鉴别比较困难。但这种假币也有其明显的特点，如手工雕刻的人像图景与真币不一致，需要用放大镜很仔细地观察才行。另一差别在于：第一，纸张的质量和真票不同，如真币在全新时抖动能发出清脆的响声，而假币的声音却比较沉闷，光洁度和挺括度都不如真币好。第二，假十元券纸张上的天安门水印清晰度稍差。第三，油墨的颜色不完全一样。如十元券背面的棕红色，红色就不完全一样。第四，平凸版的接线技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台湾版的假币上没有应用这种技术。在接线的部位没有接上，而真币却接得很好，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如果掌握了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②香港版第三套人民币十元券。这种假币完全是采用胶印，特点是不具有凹印的效果，手感很平滑，没有真币凹印的突出手感效果。在图案上是连续线条结构而不是点状结构，这主要不是采用普通胶印分色，而是手工分色。在接线的地方接的不准，在颜色变化部位有很大差别，另外一点就是凹印部位的图像风景通过照相翻拍制版的过程失真很严重，也就是说图景颜色深的更深，浅的更浅了。纸张采用的是普通的胶版纸，有较明亮的荧光。从水印看是用一种近似白色的油墨印在正面，在紫光灯下的水印很暗。 ③百元假币。目前发现的百元假币较大批量的有：一批是87年8月在深圳发现的，第二批是88年3月在北京发现的，还有98年9月在江西发现的，2000年5月在河南发现的，6月在广东发现的等。这几起假币从伪造的手段和特征来看基本是一样的。但可能不是一套版，有些微小的差别。它们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采用的是普通胶版纸。在紫光灯下有明显的荧光，票面上的水印是采用浅色油墨在背面印上的，这和真票的区别较为明显，特别是在紫光灯下观察时，就会发现这种浅油墨印上去的水印发暗，和纸张本身的荧光相对比就显得发黑。这和真钞票上的人像水印比较就很容易鉴别出来。 第二，采用照相分色或电子分色制版四色胶印套印而成。这类假币数量最多，伪造水平较高，危险性最大。它的伪造手段采用的是最常规的胶印制版印刷方法。特征其一是人物图景及团花图案是网点结构。它的颜色是同黄红蓝黑四种颜色套印而成，而人民币印刷则是票面上是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的油墨印刷。所以人民币的色彩图案都是线状结构。其二水印系在两层纸之间粘上糊状物，用模具压印水印头像后粘贴而成。水印部分纸质较厚。 其三，安全线系在二层纸中夹上塑料线后压印而成，因裁切不齐而漏有结头。另假币号码重复印制较多等。认识到这些特征后，识别胶印假币还是比较容易的。 5．利用化学药品复印的假币。通常称它为拓印币。其特征是油墨少而淡。图案显得清秀，象是水洗过似的，对常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二）变造币：指在真币基础上或以真币为基本材料，通过挖补、剪接、涂改、揭层等办法加工处理，使原币改变数量、形态，以此实现升值的假货币。其主要特征是票面不完整。如：拼凑券是多条拼成的，揭页券是无正面或无背面，挖补券是券别数字和文字被变造。 二、真伪人民币的鉴别方法 鉴定票币的真伪必须在熟悉真币的特征和主要防伪技术的前提下进行。其鉴定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靠眼看、手摸、耳听辨别真伪。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和破获的假币绝大多数是靠这个方法发现的。所以，这种方法在鉴别工作中是比较有效的。 ①眼看：看钞票的水印是否清晰、有无层次感和立体效果；看安全线；看整张 票面图案是否单一或者偏色；看票面缩微文字和隐形面额数字等。 ②手摸：如第四套人民币二元以上券别均采用了凹版雕刻印刷技术，触摸票面 上文字及主要图案部位的线条是否有凹凸感。 ③耳听：钞票纸张是特殊的纸张，挺括耐折，用手抖动会发出清脆的声音。 2．用笔拓和尺量辨别真伪。 ①笔拓：用薄纸和软铅笔拓水印轮廓。 ②尺量：用尺衡量钞票规格尺寸。如第四套人民币： 100元券规格：165x77（mm） 50元券规格：160x77(mm） 第五套人民币： 100元券规格：155x77（mm） 3．借助于检测仪器鉴别真伪。 用以上方法很难鉴别真伪时，就需要借助于检测仪器来鉴别。简单的是用放大镜观察，看其线条、图案是否与真币相同。还可利用磁性检测仪和紫光灯检测，看在磁性印记部位有无磁性反应，在紫光灯下检测无色荧光图纹，以及是否出现异常荧光反应。如第五套人民币一百元券安全线防伪措施是缩微文字和磁性，横号码有磁性，两种彩色纤维是红色、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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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发行的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在保持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规格、正背面主图案、主色调、“中国人民”行名、国徽、盲文和汉语拼音行名、民族文字等不变的前提下，最新版的100元纸币对部分图案做了调整，对整体防伪性能进行了提升。改版之后的人民币长这样，快来和政知道小编一起玩人民币版“找茬”游戏。　　那么，问题来了：　　已经发行的5套人民币中，　　哪套人民币面值最高？　　哪套人民币流通时间最长？哪套使用时间最短？　　哪套人民币最值钱？　　哪套人民币技术含量最高？　　哪套人民币最具收藏价值？　　一起来看看“人民币之最”。　　最早的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10元票样　　第一套人民币是日由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发行的唯一法定货币。据《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记载， 日，经华北人民政府、山东人民政府、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人民政府会商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行第一批人民币5元、10元、50元券，标志人民币的诞生。　　第一套人民币产生于战争年代，服务于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人民币的要求是“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到那里，人民币就发行到那里”。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币在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时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最终成为统一的全国货币。第一套人民币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结束了几十年的币制混乱历史，抑制了中国几十年的通货膨胀。　　面值最高的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票面全额为176552元，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正如各为局友看到的，其中单张面值最高的人民币为5万元，且有两版。两版人民币均于1953年发行，其中一版正面图案为收割机，主色为绿棕色，有上海雪花水印；另一版正面则是新华门图案，主色为蓝黑红绿，有北京雪花水印。　　流通时间最长的人民币　　无号纸分币　　若说流通时间最长的，则是第二套人民币中的无号纸分币(如上图)。据《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记载，无号纸分币是第二套人民币纸币中比较特殊的品种。它使用1955年发行的有号纸分币原版，改革冠字，去掉号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发行，一直发行到2000年，是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版别最多的券种。　　使用时间最短的人民币　　小编会告诉你单张面值5万元的人民币只发行了不到一年就停止印制了吗？第一套人民币只发行了5年就停止印制了。虽然第一套人民币最大总量是72亿张，但是，由于回收、销毁彻底，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低，缺乏收藏意识，留下来的如凤毛麟角。　　最值钱的人民币　　历史上，人民币最值钱的时候，兑的只有一块多。从1974年到1982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1.5:1左右徘徊，1979年达到最低，1美元兑换1.4962人民币。　　那时候，正值第三套人民币流通，最高面额就是拾元“大团结”。1987后，第四套人民币发行，人民币也开始逐渐贬值。1994年，人民币兑美元从1:5.7619跌至1:8.6187。直至2004年前后，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因此，第三套人民币是5套人民币中最值钱的一套。　　第三套人民币10元样票　　最具收藏价值的人民币　　据《人民币系列收藏漫谈》记载，由于环境、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供给等条件的限制，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年12月发行，到1953年8月停止印制。当时全国旧币收兑机构有7.3万多个，只用了100天时间就收回了货币流通量的98.1%。加上以后陆续回收。有人估算，现存最多的品种超不过2000张，有一半的品种在1000张之内，最少的约50-60张。当今集齐整套人民币，全世界应不逾六十套。它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的珍贵性。一些版别发行的时间短、数量少、区域小，存世量少，极难收集，特别有收藏价值，已是珍品。　　除了第一套人民币外，第二套人民币中委托苏联代印的三种券也是纸币珍品，其中叁圆券印制10亿张，1953年版伍圆和拾圆各印制5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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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100年了，如果说是纪念它灭亡100年，不免有遗老遗少的嫌疑；但是如果你不说它，却总会发现它对现实的影响似乎又无处不在。对于娃娃这一代人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文可以学不好，但是英语四六级一定要通过，否则没有毕业证。于是娃娃也只能看着N多汉语还说不好的英文牛人叽里咕噜干瞪眼——谁让你丫的学了个半吊子英语！　　
晚清的人们到底在做什么？历史学家用各种各样的名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甲午，义和拳，辛丑——来回答我们，这些名词就像一块块切好蛋糕放在人们面前，彼此毫无瓜葛，但无一不在暗示我们中国又倒霉了；道光，林则徐，琦善，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物好像就是为某件事而出生的，这些名字却在不同的时期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样的叙述方式很难让人满意，至少娃娃不满意。最关键的是，按照历史学家的描述，仅仅几十年间中国突然从一个天朝上国变成了人人得而欺之的弱国，中间好像没有什么过渡。　　晚清的人们在干什么？所以娃娃打算试着来描述一下晚清这几十年来发生的事儿，把这几十年当做一个整体，看看前人如何一步一步走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到底做了什么事让人们或褒或贬的脸谱化定格在历史书上。尽管描述的是这几十年中华民族的辛酸经历，但是娃娃还是想用轻松的文字来写，一是毕竟不是人人都爱读学术专著的，至少娃娃是这样；二则是娃娃始终认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够轻松的面对过去，哪怕是屈辱，一个民族也一样。娃娃尽力而为，写好写坏不知道，诸位看着玩吧。作为一个业余选手，想旁征博引肯定是超出能力的，尤其是晚清时期史料汗牛充栋，所以还希望大伙不吝赐教纠正错误，这里先施一礼以表谢意。　　　　皇孙皇子的生活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就是1840年那场鸦片战争，因为清政府由战前的封闭被迫转向战后的开放。这个分水岭恰恰就在道光执政期间，于是可怜的道光娃儿的执政生涯生生被劈成了两半，前二十年好似在天堂享受着天朝大国皇帝的待遇说一不二，后十年则是在屈辱无奈中煎熬。　　好吧，现在就来说说目前的主角道光。道光同学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名叫做爱新觉罗•旻宁（旻同名音），本来叫做绵宁，但是“绵”这个字太常用了，继位以后为了方便大伙避讳，就改成这么个生僻字了——这个是乾隆生前就定下来的，这个爷爷想得可够周全的。严格的说，我们应该叫他清宣宗以示敬意，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我们这里还是称他为道光吧，虽然不太礼貌。　　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生于百姓之家， 有点天分能读书的都会想法设法读书求取功名，虽然这条路越来越狭窄；没有天分但是有点家产的，享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南风正好眠，秋多蚊虫冬又冷，收拾书包待来年”也还是不错的，回头攒点钱想办法买个官尝尝鲜未尝不可；没有天分又没有家产的那么一辈子平平安安就是福分了。当然也有有把子力气又有点想法的哥儿们，参加白莲教天地会之类的社团作为积极分子也算一条出路。　　但是道光同学生于帝王之家，注定了他不可能享受悠闲生活。所谓皇室骨无肉情，皇子生下来一落地就由保姆抱出来交给奶妈照看；稍大一点就有人开始教如何优雅的吃饭行走说话，待人接物的礼节；到了六岁，就要备衣冠褂袍去站班当差，去上书房念书；十二岁开始学习满语，到了十四岁学习骑射功夫，十六岁以后就可以娶媳妇了。无论冬夏，皇子皇孙们每天早上五点必须去上书房念书，课程都有既定的安排，教授的老师也是饱学之士。这一读就到下午一点，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策问、历史、诗词歌赋和书画。一点散学后，不是说就可以玩了，大伙又开始学习满语、骑射，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算结束一天的学
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可以放假外，基本上皇子皇孙们基本天天要这样读书。道光作为皇孙，未必会有一落地就有四十多个人侍奉教习这种待遇，但是很早就进入上书房读书这个是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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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请继续
　　　　作者：HEYMRZERO　回复日期：　23:23:10　
　　　　　　楼主请继续　　~~~~~~~~~~~~~~~~~~~~~~~~~~~~~~~~~　　本来想自己坐沙发的，没想到被你占了，谢谢顶贴，呵呵。第一次发的时候被值班编辑以“与本栏目宗旨不符”给隐藏了，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　　　　道光同学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十多年，当然长大有了职务以后，念书只需要念到十一点左右。当然这里说的念书并不是单纯听讲看书，经常还需要和老师讨论各种儒家经典理论、历史事件、治国经验等等。而这种讨论很可能会关系到以后的待遇问题——万一皇帝老爹兴趣来了考问功课回答的不好，直接影响形象，所以有点想法的皇子都不会随意对待。这样的教育绝对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教育，但让娃娃来形容只有两个字：悲惨，明显不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嘛，但是它符合古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正是这种教育，后来给道光同学带来很大的困惑，因为面对洋夷时，他在所受的教育中没有找到应对的方法。　　道光同学虽然是个平常人，但并不笨，这样天天念书积累，到了正式工作的时候也攒了一部诗集，权当毕业论文了。虽说诗的数量较他的爷爷乾隆的五万首相差太远，质量亦未可知，但是要知道道光同学崇拜的偶像并非乾隆而是雍正，大伙也就不必苛求什么了。至于具体念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可以推断：道光同学没有读过三俗作品。　　据说在道光同学正式成为道光爷以后，有一回和手下哥儿们聊天就感慨长夜漫漫白昼如斯没有娱乐，问这位哥儿们平时都用什么娱乐消遣，这大哥爽快的回答说：念书！道光说可是书要新奇的才有意思，皇宫里的藏书都念得差不多了，你都读过什么妙书吗？哥儿们挺讲义气，列了一串书单包括《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等等妙书，就差点说出总结性陈词：书中自有颜如玉。道光就把书名记下来，找了一个据说藏书颇丰的大臣借书，这大哥一听书名就吃了一惊，伏地叩头不起。道光挺奇怪，说至于吗，不就借本书嘛。这位大臣无奈，告诉道光这些都是扫黄重点打击对象。道光默默然，回头就把推荐书的哥们骂了一顿。　　至于骑射功夫，道光也颇为可观，十岁就引弓射鹿，比起乾隆十二岁射熊还早两岁，这个成绩让做爷爷的挺高兴，专门作诗表扬道光同学。道光也获得了自己的奖品：一件黄马褂。这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但是挺风光，就像你弄个京V02009牌照挂在奇瑞QQ上，开出去奔驰宝马见了都要给闪道一个道理。　　
　　话说接受这样的教育，想不成为当时的社会精英也难。关键是老天并不薄待道光，在继位前就给了一个证明自己是精英的机会，道光也用自己的勇气证明自己的确是精英。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勾结宫里的太监起义，攻入紫禁城，负责守护的侍卫们居然逃跑了，太监们无法抵挡只好关住各处宫殿大门。道光同学听到警讯后立即让人取来鸟枪腰刀赶到养心殿守卫，打倒两个爬上宫墙的教徒，吓得其余教徒不再敢翻墙；然后去储秀宫安慰皇后，安排好警卫；接着会合闻讯而来的官兵搜索躲藏在宫里的教徒；同时布置全城戒严，安排人给嘉庆皇帝报讯。　　整个事件中道光同学临乱不慌，处置得当，办得井井有条，可谓智勇双全，体现了一个接班人应有的素质。这样的表现让他的父亲很满意，不但给道光封了亲王，还涨了工资，连所用的鸟枪也用了称号：“威烈”。当然出于不当出头鸟的考虑，道光同学也假模假样的推辞了一番，说自己其实也挺害怕的。这个真实心情的袒露让当爹的嘉庆更是感动，号召大伙向道光同学学习。　　好吧，享受了精英教育，个人表现也中规中矩，做个皇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而且继承人里也没有条件比他更好的了——嘉庆同学觉得这个想法挺好，诸位以为怎么样？反正娃娃觉得按照当时的标准，嘉庆同学选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再仔细看看，道光同学一路上挺顺当，没有什么大的挫折，也就是古人说的“苦其心志”。没有这个过程，道光同学只能说徒具其表的公子哥。　　
　　正式当老大了　　　　嘉庆死后，道光继承父亲的产业，虽然有点小波折，但是总体上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嘉庆到承德避暑山庄度假，结果中暑，加上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最后挂了。哦，不对，应该是驾崩了。按照继位程序，大臣们应该取出传位诏书确定新皇帝，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诏书没找到！辫子戏看多的同学一定会一拍大腿：笨蛋，不就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嘛！这位同学，不是娃娃打击你，连你都知道了，贼们肯定也知道了呀！话说嘉庆时候治安的确很成问题，兵部大印都丢过，造反的攻入皇宫算是稀奇，但是小偷们进去和串门差不太多。所以嘉庆同学留了个心眼，这份诏书自己随身带着，当然也不会告诉别人放在哪里。　　大臣们没找到诏书，不敢自作主张，派人去北京请示皇后。皇后还是比较理智的，决定立道光为皇太子，等找到诏书再说。皇后的亲生儿子不是道光，如果当时心眼偏一偏，立自己儿子，大清朝闹起家务来就有的好看了。还好最后诏书找到了，嘉庆四年就内定了道光做皇帝，后来道光一直都很尊重这位皇太后。　　不管怎么说，这些问题最后都圆满的解决了。大凡新官上任都要烧几把火，一是确立威信，二是安插自己人，道光也不例外。他烧的第一把火是曹振镛点的。当时大臣们发布遗诏，说乾隆是在承德出生的，偏偏官方认定乾隆是在北京出生的——这事儿放在现在也就喜欢八卦的历史学家们感兴趣；但是在当时说不定哪天就有人借口这个兴风作浪，这个就叫做政治敏感事件，老曹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道光。把自己爷爷的出生地搞错了，道光同学很恼火，严厉的批评了几位军机大臣。大臣们也不服：你爹自己作诗的时候说的你爷爷生在承德，又不是我们说的。道光同学更火了，说自己跪读诸多文献，看见了这话，但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理解文件不深刻，意思都弄错了，该罚。虽然有点耍赖，但是道光最终还是狠狠的打击了一把这几个不识相的老家伙，捎带着把曹振镛插到了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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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把火是打算整顿吏治了。历代整顿吏治，无非四个字：反腐倡廉。提起贪污腐败，诸位肯定会想起耗羡碳敬冰敬什么的，娃娃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已经OUT了！清代从明制，给官员的工资也不高，军机大臣年薪不过180两银子。县长一年收入45两银子，不但要养自己一家人，还要养师爷、打点上司，迎来送往的，怎么算都不够啊，只能收耗羡了。这耗羡越征越多，开始收个百分之二三十，后来有些贪心的官儿居然收到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问题引起了雍正皇帝——也就是道光的曾祖父——的重视，他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将火耗合法化，规定一个固定的比例收取。这笔钱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结算以后再下拨给地方，称之为火耗归公，主要是两个用途：补充办公经费和给官员发放岗位津贴。这样一来，将耗羡就纳入了中央预算统一管理，而给官员们实行阳光工资又增加了收入。这笔收入有个叫法是“养廉银”，大概意思就是拿了这笔津贴就别贪污了，和现在常说的高薪养廉是一回事儿，总督一级的一年最少能多收入个上万两银子，县长一级的一千两左右。　　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的贪污，至少让愿意做清官的人可以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谁跟钱也没仇呀，千里当官不为财，图什么？名目繁杂，形式多样化的“陋规”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地方官要离任了，就会放风出来说要提前征收田赋，八折优惠，民间当然踊跃缴纳了，这钱就落到官的手里，这个做法叫做“放炮”；有些官耍小聪明，造谣说自己要离任收钱，这就被称为“太平炮”；新官到任，发现田赋已经被收过了，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掏腰包补上吧？也可以提前征收钱粮，这个手法叫做“倒炮”。至于其他的什么签子钱、节礼、规礼都有一套规矩。　　但是不能地方官使劲捞，京官在一旁看着馋呀？于是官与官之间也要送：地方向刑部呈报案件有秋审部费，官员升官要交晋升费，上司家里有事要送节寿礼，官员过境弄点程仪不是不可以，地方上时不时的送点碳敬冰敬。地方官员来京里办完事回去，这回承蒙京里的同事们热情款待，送点礼表示表示这样才周全，于是又有了“别敬”一说。这“别敬”其实是贿赂：兄弟离皇上远，有什么事或者参劾兄弟的，诸位还要多多关照美言，实际上这钱需要送的人太多了，送的人花费不小，平摊下来收的人获利不大，效果难以保证，说实话钱花得有点冤。后面我们多次提到的张集馨同学每次离京赴任，都要要送出上万两的别敬，范围包括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使、侍郎、大九卿、同乡、同年、世好等等。但是遗憾的是老张运气不太好，总是在三四品的布政使、按察使的任上转来转去，离巡抚总是一步之遥而不可越。后来老张急了，看出送银子也是白送，索性一个不送，洒洒脱脱的赴任。　　
　　作者：6613030　回复日期：　09: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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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按照道光的想法，就是以曾祖父为榜样，建立一套制度将合理的陋规合法化，将不合理的消灭掉，彻底减轻人民负担，又能增加官员收入。想的挺好，可是这个想法一发布，就引起官员们的反对，具体理由大致如下：　　1、 承认一部分否认另外一部分，会让官员们继续寻找新的漏洞；　　2、 扰民；　　3、 陋规本来就不好，如果合法化有伤国体；　　4、 要以人为本，少用贪污受贿的人，多用清正廉洁的人；　　5、 关键还是要提高官员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如此种种，反正说错了也是法不责众，但是一定要把皇上这种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然大伙上哪里去发财？当然提反对意见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发财，有些人还属于著名的清流，他们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要求人们必须这样做或者那样做，约束全靠道德觉悟。治理一个国家不是靠道德约束就能实现的，但是内圣外王是那个时代的追求倒也无可厚非，关键这些人说话往往是不切实际，空谈误国却自以为是圣人的代言人，直到吃足了苦头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后来我们要说到的裕谦就是一个典型。　　道光同学没有政治经验本来以为皇帝就是说一不二的，哪里见过这种群情汹汹的阵仗，一看大家都反对，找的理由自己又反驳不了，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赶紧表态了：其实这话是英和跟我说的，我当时听着挺有道理就采纳了。幸亏大伙对这事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敢于说实话，我一定采纳大伙的意见。这一把火还没点，就彻底熄灭了，最终的结果是出主意的英和被修理了一把，其他人皆大欢喜。　　上面说的那些理由，其实很多都不值得一驳，因为它们不是反对清理陋规的理由。如果这把火点好了，道光弄个“中兴”的名头应该跑不了的。雍正实行火耗归公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是找特区实验，等特区实验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再颁行天下。这样一来即便制度有问题，也只影响局部；如果制度不错，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便于补救，如果有人反对，就拿实际案例来驳斥。道光同学一开始就豪情万丈的宣布出来，但是又没有制定什么切实可行的制度经验，实施方法就有问题；加上本人又没有基层工作经历，都不知道从哪里反驳这些人，还要摆虚心纳谏的谱儿，面对官员们的反弹自然无能为力。　　
　　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按照道光的想法，就是以曾祖父为榜样，建立一套制度将合理的陋规合法化，将不合理的消灭掉，彻底减轻人民负担，又能增加官员收入。想的挺好，可是这个想法一发布，就引起官员们的反对，具体理由大致如下：　　1、 承认一部分否认另外一部分，会让官员们继续寻找新的漏洞；　　2、 扰民；　　3、 陋规本来就不好，如果合法化有伤国体；　　4、 要以人为本，少用贪污受贿的人，多用清正廉洁的人；　　5、 关键还是要提高官员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如此种种，反正说错了也是法不责众，但是一定要把皇上这种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然大伙上哪里去发财？当然提反对意见的人不一定都是为了发财，有些人还属于著名的清流，他们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要求人们必须这样做或者那样做，约束全靠道德觉悟。治理一个国家不是靠道德约束就能实现的，但是内圣外王是那个时代的追求倒也无可厚非，关键这些人说话往往是不切实际，空谈误国却自以为是圣人的代言人，直到吃足了苦头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后来我们要说到的裕谦就是一个典型。　　道光同学没有政治经验本来以为皇帝就是说一不二的，哪里见过这种群情汹汹的阵仗，一看大家都反对，找的理由自己又反驳不了，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赶紧表态了：其实这话是英和跟我说的，我当时听着挺有道理就采纳了。幸亏大伙对这事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敢于说实话，我一定采纳大伙的意见。这一把火还没点，就彻底熄灭了，最终的结果是出主意的英和被修理了一把，其他人皆大欢喜。　　上面说的那些理由，其实很多都不值得一驳，因为它们不是反对清理陋规的理由。如果这把火点好了，道光弄个“中兴”的名头应该跑不了的。雍正实行火耗归公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是找特区实验，等特区实验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再颁行天下。这样一来即便制度有问题，也只影响局部；如果制度不错，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便于补救，如果有人反对，就拿实际案例来驳斥。道光同学一开始就豪情万丈的宣布出来，但是又没有制定什么切实可行的制度经验，实施方法就有问题；加上本人又没有基层工作经历，都不知道从哪里反驳这些人，还要摆虚心纳谏的谱儿，面对官员们的反弹自然无能为力。　　
　　满清近三百年历史中只有愚昧和野蛮,而且严重扭曲了我们中华民族真实的文化,文明;我们常常说要发扬中华的文化,文明和传统,却很少考虑我们的文明,文化和传统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文明都值得继承和发扬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最清楚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状况。我们从来不曾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懊悔但我们却常常为中华的文化,文明而叹息。我们的文化和文明中都有些什么呢？充满了奴性，充满了内讧，对内残酷无情对外奴颜卑色。我们常常把这一切归于愚昧，但为什么在蒙昧初开的时候我们尚且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汉朝时我们尚且有那么多的“强项令”，而“文明”越发展中国人的脊梁却越软？我们常常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封建社会太长，但是为什么从汉唐开始就与中国封建历史相伴的日本和韩国没有中国所具有的奴性呢？　　
我们常常说中国虽然屡遭蹂躏但中华文化,文明却一脉相传从未断绝过；我们常常说外族侵略、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但在文化和文明上却被中华的文明所同化。这似乎使中国人在无奈之中找到了一丝安慰。但实际上这只是被奴化进而屈服的中国人的一种麻木的表现。野蛮的侵略不仅蹂躏了中华大地更彻底改变了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和文化被抹杀被扭曲；现在的中华文明是扭曲奴化的文明。比较元清和汉唐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变化。首先，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第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第三，中国人由自尊自爱自信变的自轻自贱自卑；第四，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的奴颜卑膝。 　　
清朝，一个残暴、专制达到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
　　作者：广袖飘飘今在何方　回复日期：　21:50:21　　　~~~~~~~~~~~~~~~~~~~~~~~~~~~~~~~~~~~~~~~~~~~~~~~~~~~~~~　　对这个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娃娃的观点是：历史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尽力从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蹈覆辙，一味的指责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进步。　　　　
　　漕运被改革　　　　吏治这把火没点着就熄了，道光同学也有点沮丧，当皇帝看来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老爹守着爷爷留下的“持盈保泰”的四字方针过得也挺好。本来道光同学也不是个爱折腾的人，索性消停了好好体悟“守成”的含义。但是形势迫人呐，有的火不用道光点，自己就着了，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改革。　　具体说来，这把火和漕运有关。说起漕运，自古都是一等一的军国大事，在清代其实就是一句话：南粮北运。因为中国大部分王朝定都在北方，养活这么多的官员、士兵单靠北方地区的供应有点困难，唐宋以后政府就把南方江淮地区的田赋通过水运送到京畿存储分配，这个水运过程称为漕运。这些粮食从南方通过水运送到北京，一般都是通过内河航运来进行的；但是也不只局限于内河，秦代就有海运，到了元代由于运河经常堵塞，开始大规模的海运，运量达数百万石。　　到了嘉庆时，漕运的运河水路时常的淤塞，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疏通，很是费劲。但是道光同学遇到的问题不是淤塞那么简单，而是高家堰大堤决口，直接结果就是大运河的水位急剧降低，漕船搁浅了。换句话说，漕粮可能无法按时运到京城，有人要饿肚子了。当时负责此事的孙玉庭提出了一个方案：借黄济运，简单说就是把黄河水引来，有水船就能走了——因为黄河河床高于运河河床。这个方案遭到了当地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黄河水泥沙多，漕船走的方便了，泥沙肯定会留下堵塞河道，后患无穷。但是本着地方服从中央的精神服从大局，这个方案还是勉强通过了。1825年3月，正式开始借黄济运工程：开闸放黄河水，这天据说有个官员哭倒在大堤上——兴一利生百害，吾民多难矣。不幸言中，3月是黄河的缺水季节，水没下来多少，泥沙提前沉淀了，漕船还是没走成。孙同学这下也没招了，干脆给道光同学发邮件告诉他：我打算盘坝接运，把粮食运过去。什么叫盘坝接运？说白了就是在运河上人工筑坝，把别的地方水弄到运河里，这样水位抬高就能走船了。这个工程诸位想想都头大，更何况要花多少钱呀？但是咬牙也要办，只为了不让皇上挨饿。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也没有把这事解决了，粮食终究没有按时运到京城。道光恼火了，孙玉庭同学倒霉了：勒令退休，并且赔偿这次治理漕运费用的70%，大约一百来万两吧。损失追偿，这一点道光同学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的官员们可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呀。　　
　　楼主好 大家好 这真是一个有深度的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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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也许会问为什么不考虑陆路运输呢？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用陆路运输主要是车载，但是那时候的车辆运量有限，而人和牲畜都要吃，一路上人吃马嚼的，估计到京城运的粮食也剩不下多少了。干嘛不收钱呢？哥儿们，市面上也得有那么多粮食可以买呀，当时河北东北可不像现在，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粮食出产以供销售。而官员们认为如果只收银子，可能造成谷贱银贵，而且又给陋规开了一个门：农民本来交一石粮食就够了，换成银子以后肯能要多交很多——这样做是得不偿失。海运呢？大堤决口后不久的确有人提出在上海买米用商船运到京城，但是被驳回，因为担心会影响当地的粮价。顺带说一句，当时的南北海运技术上已经相当的成熟，每年南方人把南方的茶叶布匹运到北方，回来再把北方的小麦大豆运回南方，船不走空获利无数。　　不过大伙别急，没过多久道光同学的脑袋也转过弯来了，主动要求漕运相关的官员讨论漕粮海运事宜。官员们总是保守的，对新事物总是惧怕，怕得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担心自己无法掌控它最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前途就不好了。于是大伙讨论以后，还是告诉道光：内河运输风险小。　　这时候英和这个哥们提出只有先用试着用海运暂时运粮，解决这个问题。海运这个提议以前也有人和嘉庆皇帝提过，但是更多的人反对，所以没有实行。这回逼得没法子总算可以试试，因为大伙快没饭吃了。但是娃娃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英和学聪明了，这次不像上回反腐倡廉一样提个建议就完了，对各种以前反对的声音进行归纳总结反驳，然后提出自己的具体方案。总算有人附和这事了，而且提的还很具体，道光同学挺高兴，又让专业人士漕运总督魏元煜商量出一个方案。魏总督和属下商量的结果是：以前这事儿没干过，如果皇上一定要做，那我们再仔细做个方案出来。意思挺明白：拖着呗，拖到皇帝忘了这事那天。但是他们疏忽了，道光同学正为饿肚子犯愁呢，怎么可能忘记了。于是琦善被派到江南考察河工，这时候孙玉庭和漕运一帮人正忙着往运河里灌水呢。琦善把详细情况汇报了一把，老孙头和漕运总督魏元煜就倒闭了。　　
　　为了慎重起见，道光又派了一位他信任的官员陶澍去担任江苏巡抚，调查一下海运可行性。陶澍由水路赶往江苏，顺道视察河工。在和考察河工的琦善交换意见以后，他认为应该实施海运。在汇报给道光得到支持以后，陶澍就开始着手准备来年的漕粮海运工作：考察海运的具体费用，制定章程，雇佣商船。经过充分的准备，1826年二月第一批130万石粮食由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入海，半个月后抵达天津，以后我们会说到的英雄关天培这次主动承担了押运的任务。到当年9月底所有运抵漕粮由天津转入通州。　　这次运送是相当成功的：首先是效率大大提高，上海到天津不过半个月左右；其次成本低廉，一石米的运费差不多一两银子。当然海上风浪事故也造成了一点损失，约三千多石，占总运量的2%，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如果仅仅是算运费，内河漕运和海运差不多，但这是在不考虑运河的维护成本前提下。这次海运的最大创新在于：官督商运，避免了官办的高成本低效率，也是和元代海运漕粮的一大区别。　　虽然运河漕运已经成了大问题，成本太高了：北京收一斤粮食，江南要运出三斤多粮食。这些成本包括水手工钱、押运官兵的饷银、漕船修补费用、运河疏通管理费用，最最重要就是还有一系列的地方陋规，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过路费。这些陋规你可以不交，但是你最好多拜拜佛祖耶稣太上老君（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因为路上有什么麻烦可没有人来学雷锋。但是内河漕运仍然没有取消，海运只是被看做权宜之计，即便是方案的提出者英和，实际操作者陶澍都这么认为，更不用说道光同学了。在道光看来，海上多飓风礁石，万一遇到什么事人船货全没有了，风险太大：这次试行就有三百多艘船因为大风飘到高丽洋面上去了，虽然最后都回来了，但是也够玄的；主要是这时候运河也修好了，可以继续通行。　　
　　其实娃娃认为关键原因还有一个是内河漕运的员工无法安置。清初仍沿袭明制，继承了运军制度：缴纳漕粮的地方组建运军，平时屯田；漕运期间选一部分人以“帮”为单位组织起来去运粮，各帮人数、船数和名称都不一样，干脆统一称为“漕帮”。但是在顺治年间，运军的屯田大量被侵占，加上待遇又不好，很多运丁开始逃亡。运军为了完成运输任务，只能暗中招募水手。到了康熙年间，明制难以为继，清政府明令规定：每艘漕船上必须保留两名运丁外，其它水手都改成招募。漕运这活很艰苦待遇又低，一般人都不愿干，愿干的人成分也很复杂：有农民、游民、乞丐，甚至罪犯也混迹其中，可谓龙蛇混杂。这么多年，十来万人靠着这个活命。况且沿漕运路线形成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城镇，这些城镇人口都靠着漕运吃饭。一旦内河漕运取消，这些人失业了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稳定是大局。　　道光同学这一年的工作总结关于海运这条基本可以这么写：通过上下齐心协力，海运试运行取得巨大成功，不仅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同时节约了运费，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然这个“以后”一下就“以”到了二十年后，结果还被英国人生生给扼杀了。这次道光同学还是很有长进的，通过选派得力的人实际考察问题了解实地情况，制定适宜的措施，比起刚刚工作时的手足无措放空炮，有了很大的进步。　　虽说是暗流涌动，大清江山明面上还是安安稳稳的，偶有问题也都及时处理了。接下来就是彻底平定张格尔在南疆的叛乱斩草除根，用四万多人花了差不多几年的时间一千万两银子，道光同学也搞定了，还弄了一个午门献俘，着实风光了一把，回味无穷。这件事似乎让道光同学更深刻的理解了“守成”两个字的含义：遇事平事，无事不要生非，按部就班的来，不要把自己弄得很孤立；自己比起祖父来说，还是差了点，所以也就不想什么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啦。能弄明白这个，其实也不算太差，知人为聪，知己为明，至少还占了一个“明”呢；当然如果说道光同学不知人，那肯定不太符合事实，我们提到的陶澍就是他发现并重用的人才之一。　　
　　据说道光同学刚刚继位的时候，天天看各种奏章看得头大，连睡觉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什么参加娱乐活动。这时候曹振镛体贴圣心，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专挑奏折中的错别字语法错误圈出来，然后抓几个出头鸟处分一下，这样底下人肯定认为皇上看折子看得认真仔细，就不敢胡来了，而且也不会没事就写个折子上来，写得多错的可能性也越大啊。道光一听挺有道理的，立即采用。官员们最基本的功夫就是揣摩，没过多久这个秘密就被揣摩出来了，于是折子数量开始减少。这事有人说是杜受田，也就是咸丰的老师提的建议，娃娃觉得当时老杜还没有到能提这个建议的份上。这个风气后来蔓延开来就变成了形象工程：科举考试的文章不看内容，只看字写得怎么样。　　偏偏有不怕的，就是我们提到的陶澍。这大哥有事没事总上个折子给道光，说事论理都言之有物，绝不信口开河放空炮，更难得的是折子里很难挑出小毛病。时间久了，道光也注意到陶澍，觉得可能是个人才，就问陶澍的老上司蒋攸銛这人怎么样。蒋攸銛对陶澍赞不绝口。但是道光同学仍然不放心，就派人暗地里考察，考察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于是开始升官大用，然后就有前面我们说的陶澍负责海运漕粮的试行。老实说，道光同学这种逆向思维还是很实用的，陶澍也没有让他失望：敢于任事，事情办得也漂亮。《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见义勇为，胸无城府，这样的人能在官场混好，也确实是个异数，呵呵。　　在江苏巡抚任上，陶澍治理太湖，疏通运河，干得有声有色。1830年蒋攸銛卸任，陶澍就接替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两江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类似于现在上海的地位，两江总督和现在上海市委书记差不多很有分量的。道光给了陶澍指示工作重点要放在河工和盐务上。河工不用说，盐务则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每年盐税占财政收入的20%以上，两淮的盐务又是全国的重中之重。陶澍在江苏干了几年，对盐务的弊端很是了解。换个人也许做做样子也就算了，因为整顿盐务太容易得罪人了，吃力不讨好；但是陶澍是湖南人，除了犟还是犟，盐务改革的事就提到了日程上来。　　
　　清代的盐政还是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这种专卖商的数量是严格的限制不随意增减，只有造名在册的人才能够做盐的生意，简单的说就是政府特许垄断经营，而且可以世袭，只要按年缴纳费用就可以了。具体的说就是将专门从事煮盐的专业户称之为“灶户”编入盐籍，他们出产的盐由盐商即“垣商”收购，垣商收购后转卖给“运商”。运商首先要到官府去购买盐引也就是专卖许可证，根据盐引指定的盐场买盐，再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域批发给零售商。盐引是很重要的凭证，购买了它，就相当于给政府纳了税；盐商没有盐引或者所贩食盐与盐引所注不符，则会被当做贩私盐的；谁要是敢跨区买卖，也就是现在说的串货，也以私盐论处，轻的“杖一百，徒三年”，重则斩不赦。　　但是随着资本的介入，情况发生了变化：划分的销售区域和盐引数可以出租转让，原来的运商有些就变成了“业商”——类似于现在的商铺业主，坐地取利；向业商租许可证的人称为“租商”，参与分肥。而为了方便官府征收盐税，主管盐政的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资本雄厚的人，指定为总商，负责管理那些资本较小称之为“散商”。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承包体系：官府通过出盐引来收取盐税，盐商通过区域垄断来获利，总商管理散商，方便管理，看起来一切都挺完美。的确，这样垄断销售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想不发财都难，国家财政收入也有保证。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也越来越严重：盐引卖不出去了。为什么？　　因为谁都知道盐商有钱，尤其是两淮的盐商，富得用俗话说就是放屁油裤裆。这么富了干什么呢？买地修园子养瘦马，吃喝斗富，基本是盐商的全部私生活了，当然也做了不少捐资助学的好事。富甲天下的结果是谁都想分一块肥肉，盐商的麻烦也不少：办许可证，上下要打点打点吧；平时逢年过节，官员们辛苦，需要慰问慰问吧；皇上有个什么事儿，不想动用国库内库的银子，盐商们进点孝心也是应该的吧。只要朝廷遇到大事，比如打仗、赈灾、庆典，就要求盐商们捐款，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乐输”——自愿捐献的哦，少则几十万两银子，多则数百万两。当然朝廷也不亏待盐商，政治上给个头衔，经济上也给予优恤，准许他们提高官盐价格或者能多弄点盐卖。盐商们为了获利，不但提高盐价，还降低盐的质量，比如往盐里添点东西。　　按照现在的观点，这些都是生产销售成本，最终肯定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盐价会越来越高。实际结果也是这样，私盐越来越多，比官盐便宜一半，更重要的是私盐的质量更好杂质少，一切都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成本。商人是逐利的，官盐赚不了钱，私盐大行其道热销全国，那么大家都会明智的拒绝购买国家发售的许可证，转而去贩私盐。盐引卖不出去，直接的结果就是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道光同学发愁也就可以理解了。　　
　　陶澍同学很有眼光，一眼看出这事的关键在于降低官盐成本。他以两江总督兼管盐务，按惯例可以收取盐商缴纳的五千两养廉银，但是陶澍拒领，同时革除盐务各项陋规总额达十六万两，裁减杂费一百五十万两以上；又积极促销，规定每引除了规定额盐364斤外，又加了20斤的额盐和16斤的耗盐，同时外加100斤滞销盐，这样每引额盐500斤，使得官盐盐价大大降低；对于官员也加强监管，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为了防范私盐泛滥冲击市场，严禁漕粮回船夹带芦盐——芦盐就是天津产的盐，当时允许漕船回航时携带一定量的芦盐。由于价格便宜，芦盐严重冲击了淮盐的市场。对贩私盐的盐枭也保持高压态势，处决了势力最大的盐枭黄玉林。这一系列的措施很有效，当年淮盐的销售量就大幅上升。　　仅仅这样肯定是不够的，诸位也感觉到了，这些都是人治措施很难长久：陶澍在两江呆着，效果不错；陶澍一走，各种措施说不定就形同虚设。陶澍决定在淮北盐场进行改革实验。当时两淮盐场分为淮北和淮南，淮南盐场比较大勉强还能维持，而淮北盐场小本经营已经难以为继了，正适合做改革实验。怎么改？　　
　　当时有很多主张，有的主张从源头着手直接让灶户纳税，陶澍觉得灶户小本经营，先纳税再卖盐有点不现实；就盐场收税，陶澍认为可能会让盐价增高；有人说设卡收税，陶澍有点不屑一顾：道路四通八达，那要耗费多少人力去赌私盐？于是陶澍采用了包世臣提出的票盐法：打破垄断，平等竞争——凡是有钱就可以去贩盐，在盐场要道设立税局，交钱开票，注明斤数和销售地点，只要有票不越境，就算官盐；统一价格，四百斤一引，出场价加上税费合计一两八钱八分，算上运费损耗等每引差不多五两银子——比起以前一引十多两银子可真是天壤之别。这样贩私盐的也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做杀头的买卖了，拿钱去就行，于是私盐贩子都来贩官盐了。　　票盐法一经实施，当年效果就很显著，后来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呢？淮盐被人投诉说冲击了别的盐区市场。陶澍又趁热打铁，只要在淮盐的行销范围之内上任可以任意销售，不再规定销售地点，同时不断完善票盐法的各项规章制度。淮北盐场实施票盐八年，共销售331万引，缴纳盐税近500万两，一举扭亏为盈，而且有效的降低了盐价，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本来打算一鼓作气在淮南盐场也实行票盐，但是陶澍年纪大了精力有些不济只能作罢。　　
　　票盐法看起来很简单，确实也很简单，道理一说大伙都明白——这就是牛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它是重大创新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打破垄断，引入商业资本允许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的几千年里，这次改革也是数得着的成功案例。顺便说一句陶澍同学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以后说到的几个牛人都在他这里：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后来在台湾打败英国人的姚莹，著《海国图志》的魏源。　　当然这样做肯定有人不高兴，最不高兴的估计就是过去的盐商了，做了几百年的生意就这么被搅黄了，谁都不高兴。很多盐商破产，卖房卖地。有的人为了报复陶澍，通过御史反映说陶澍偏袒盐枭，为盐枭谋福利。好在道光同学对陶澍同学信得过没有耳根软，成绩也在那里摆着，所以这些报复没有起什么作用。可以这么下结论：陶澍是道光同学任用最成功的人才，而且这帮哥儿们的思想即便放到现在来看，仍然是相当先进的。　　
　　娃娃写了这么一大段，估计诸位也迷糊了，这位是谁呀，好像不太熟哦？不瞒您说，如果不读关于道光朝的一些书，娃娃也不知道这哥们。读了以后，这哥们也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除了官大，基本上没见到他做什么大事，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甚至连折子也很少见。《清史稿》中其列传字数不足800——这哪里像一个宰相的列传，名字仅仅在阮元列传中出现过一次还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升官纪录，换句话说，好事坏事都基本不参与，他做的事只有一件：升官。性急的历史学家也懒得再继续找材料了，就给曹哥们起了一个外号：“磕头宰相”，因为传说他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讲述升官秘笈时总结了一句话：多磕头少说话。　　
是呀，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说多了错的也多。仅仅是这样就能做大官？你相信吗？反正娃娃不信，一个汉人能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呆14年，没有过人之处怎么可能？继续看看，原来这哥们还有一个特点，办事特别认真细致，细致到了什么程度呢？当考官阅卷的时候，不看你文章的内容如何，专门看字写得如何。这种细致认真的有点混蛋了，诸位一定会骂，但是有人欣赏。谁？大BOSS道光皇帝。前面说过道光刚刚继位的时候，看着满桌子的奏折真是头疼啊。不看吧，怕耽误了军国大事底下人胡来；看吧，别说娱乐，吃饭睡觉的时间都难保证。老曹出个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主意。道光一听，拍案叫绝，立即采纳。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现在有点明白了吧？遗憾的是，《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出的太晚了，要是早个一百七八十年还不火得一塌糊涂。　　
要说是性格互投升官快，好像也不怎么说的过去，满朝文武有这种性格应该不只老曹一个吧？肯定还有原因。《清史稿》中还有一件老曹的光辉事迹：支持盐政改革。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在道光的支持下决定要改革盐政，实行票盐法：不管谁，只要交钱有收据就能贩盐，大大降低了贩盐门槛，官员也难以从中捞取好处，更重要的直接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事和老曹的关系还是比较大的，曹家就是盐商起家，这样改革对老曹家收入肯定影响不小。亲戚想让老曹发挥一下作用，老曹丢下一句话：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举双手赞同改革。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很有水平：只要老曹在位子上，干什么不是发财？何必为这事去硬顶道光，惹他不高兴呢？　　所以娃娃认为，老曹升官的终极秘笈就是：紧跟皇上的脚步，指哪打哪。清代很少有大的体制创新，基本制度都是沿袭明制，把明代没有完全实现的皇权集中制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军机处建立时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后来成了常设机构取代内阁。但军机大臣们并没有多么大的权力，基本干三件事：拟旨、参谋、执行，主意还是要皇帝定；关键是人员也不定，皇帝高兴让你“行走”，你就是，不高兴让你“行走”，你就不是了，这不得不让中枢的大臣小心翼翼揣测皇帝的心思。所以老曹极为明智的选择了闭嘴，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多说。好了，别看说了这么久老曹，其实我们后面要说的事基本和老曹关系不大，因为他已经死了，尽管历史学家们要求他负领导责任。　　
　　结合陶澍和老曹的典型经历来看，道光同学还是比较看重地方官员的素质，要求办事认真踏实，敢于挑重担，不能虚头花脑干什么只求蒙混过关，陶澍、林则徐、伊里布、琦善这四个当时名扬天下的总督基本都有这个特点；而对中枢的官员，要求就比较简单了：听话，执行任务不打折扣。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地方官员多用人才，中央官员多用奴才。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多少总结出道光同学的特点：一个普通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太多的阅历，缺乏魄力，并非聪明绝顶，喜欢偷点小懒偏偏又凡事认真细致，做事情中规中矩，也不会去考虑什么千秋万代留名青史。虽说有时候不能联系实际，考虑到这位同学长在深宫中，基本没什么机会接触民间，只能归罪于体制原因了。那么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这个的人肯定不是坏人，放在民间也是一个没啥坏心眼的老好人，一辈子平平淡淡就这么过去了；要是做官的话，没太大的野心，也不会瞎折腾什么政绩。　　但作为大清的领袖，他现在的表现说好听点是喜欢和广大官员打成一片，能听取广大官员群众的意见；说不好听一点用后面屡次在谕旨中出现“游移”两个字描述道光的性格，真是恰如其分，这个缺点在鸦片战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凭道光的能力如果在明代，显然不是个问题，有大把得力人才出来辅佐，当皇帝的只要把握好平衡就可以了。可是道光生在清代，尤其是作为大清帝国的掌舵人需要独断乾纲，他的地位显然高过了他的能力，加上他的用人策略，显然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然如果没有后来的事，道光同学也许和他爹一样，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庙号，一长串的谥号以外，还可以建一座功德碑亭。但是不幸的是，道光同学的性格并不满足时代的要求，注定了他的人生将是一个悲剧。　　
　　道光的困境　　　　老曹死时刚好是道光同学执政15年，那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说说道光同学面临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的说法，从顺治算起，道光同学应该算“富六代”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基本上是贫二代翻身不算也罢，但是这个富六代当得有点冤。作为富四代的典范，乾隆同学留给嘉庆的财产不算少，单单户部存银就8千万两。八千万两什么概念？可以让大清两年不收任何赋税还能维持。嘉庆同学其实也算不上败家子，说起来也蛮节约，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问题就在于树欲静而风不止，老百姓不高兴会造反滴~~~。嘉庆元年，白莲教大起义也拉开了帷幕，波及川、陕、鄂、豫、甘五省。破坏有多大难以统计，目前知道可计量的军费是两亿两白银。起义说起来还是发生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到他死都没有平定，如果发生在乾隆末年，估计乾隆同学也不好意思自夸十全武功了——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内幕，嘿嘿。这次造反真的让朝廷耗尽了心思，更要命的是伤了元气。嘉庆留给道光的遗产就有点寒酸了：户部存银2000多万两——稍微遇到点大事，道光就要当裤子了，因为这只是账本上的数字，后面我们会知道账本数字和实际库存能差多远。　　道光时财政主要收入就是三大块：田赋、盐税和关税。每年收入中田赋约为3千万两，盐税约600多万两，关税约500万两，其他杂税收入100万两——典型的农业大国，合计起来大约有4200万两。这些钱听起来不少了，但是花的也不少：宗室世职和官员的工资大约是600万两；养兵是个大头开支，大约2200万两；驿站，也就是官方邮局每年开支约200万两；教育经费每年中央拨款30万两，看起来有点少，但是教育部门有自己的产业——学田，加上资本的利息等等每年教育经费开支应该在100万两银子以上——还不错，很重视教育，2%以上了；水利河工经费约400万两；每年给皇帝拨大约110万两的银子养活一家老小，好在道光自己还有小金库，不全指望这笔钱；其他杂项例如受灾赈济、各种典礼等等估计在400万两左右，开支合计约4000万两，勉强能做到收支相抵，略有结余。当然如果年景好的话，结余会多一点，如果风吹草动多一些就要动用存银了。　　这么一算账，你觉得道光同学的日子舒服吗？所以很多人嘲笑道光同学小气抠门，什么穿打补丁的衣服，舍不得吃鸡蛋，连德国鬼子郭士立也笑话他对金钱有特别的爱好：储藏金钱的渴望控制了皇帝，能够拥有熠熠闪光的金钱成为皇帝最浓厚的兴趣和快乐。说实话这孩子也是被逼的，要是真没钱花了，只有两条路要么加赋——不加赋尚且狼烟四起呢，要么卖官，这两条路显然都不是好方法，有志青年是不会选择这两条路的！——说归说，谁也不嫌银子咬手，道光同学还是很不好意思的卖了一些官帽，还一再嘱咐吏部的官员不要把这些花钱买官的人委以重任，害怕他们把投入的成本通过搜刮百姓再捞回来。有人会批评道光同学没有现代意识：你花的钱还不是流到老百姓手里去了，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没有便宜外人啊。道理上说这么是可行的，但是娃娃要提醒一句，那时候可没有国债一说，国库里真没钱了，只能哭死去了，皇帝也差不动饿兵呀。　　
　　没人讨论提意见啊，有点郁闷
　　没银子，能平平安安的也不错呀，但是道光同学明显没有这个福气。虽然说没有发生像老爹在位时那样的全武行大场面，小场面也不少见。截止到老曹死那年，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社会各个阶层都积极参与：有私刻大玺造反的，有贩私盐替天行道的，有罢行告官的，有抗粮闹堂的，有反对克扣军饷的，农兵学商基本都齐了。本来就没钱，还要花钱去维稳，真是闹心。　　仅仅是需要维稳倒也罢了，关键是谁都不能肯定这些活动背后没有秘密社团的背景。秘密社团始终是清廷一生的噩梦，在北方表现为白莲教为代表的地下宗教组织，在南方则表现为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暴动——就是道光同学露脸的那次——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始终扎根在广大穷苦民众的心中，演变成什么一炷香教、乾卦教、仁源教、青莲教、白阳教红阳教数都数不过来，抓了杀，杀了又有人传，再抓再杀再传，真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南方的天地会、三合会发源于福建，在两广、云、川、江浙一带传播；赣南有添刀会，和私盐贩是战略合作伙伴；福建则有一字教、双刀会、铁尺会活动。这些秘密宗教、会党都有反政府的倾向：白莲教不用说了，自元明以来就是以打天下做皇帝为己任，虽然从来没有成功过；天地会则是响当当的打出了“反清复明”的金字招牌，极具有煽动性。不过以后震动全国的拜上帝会不要说萌芽，连种子都还没找到在哪里，因为洪秀全——这个时候应该叫做洪火全——正在积极备考广州的府试，一门心思光宗耀祖呢。前面我们提到的漕帮倒是没有反政府的倾向，早就结帮成伙拜罗教，团结起来为了工资问题和官府抗争，基本上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币能解决问题，至于帮派内部争斗就数不胜数了，更有甚者已经开始有组织的进行抢劫了。　　
　　很好啊
　　顶一个
　　　　谢谢诸位顶贴，呵呵　　~~~~~~~~~~~~~~~~~~~~~~~~~~~~~~~~~~~~~~~~~~~~~~　　秘密社团的根基是贫民，穷人越多，社团越兴旺，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游民为社团问题添了把火。所谓的游民就是与生产资料脱离没有固定的工作的人，按龚自珍的估计游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当时人口4亿就有2亿当游民肯定有点夸张，但是也说明游民肯定不少。游民历来是不安定重要的因素，而朝廷似乎也是束手无策，如何安排这么多的劳动力就业吃饭很是成问题。也许有人会出主意：让他们开荒种地去。　　话说自从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暴涨，一方面大家敢生孩子了，另外一方面以前的黑户可以洗白了，到了乾隆时代人口数到了前所未有的3亿，也有说4亿的，反正不是个小数字。洪亮吉提出要控制人口，实际应该来自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所得：一头牛十亩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大伙都向往，等生完5个儿子之后，一分家儿子们每人只有两亩田了。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精细化耕作，想靠大面积垦荒解决问题不现实，因为内地可垦的地方基本开发的差不多了：1661年全国大约有5.5亿亩耕地，到了1812年也有7.9亿亩，人口翻了一倍耕地只增长了50%。另外捎带提一句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土地兼并也开始越来越严重，但是多数是小地主，在政府有意识地控制下土地兼并远不像明代那样严重，很少发生抢占民田的事情，宗室除了法定赐地外，自置田产也需要通过市场买卖来实现。新疆和东北，一个是人们不想去，一个朝廷不让去，也就不考虑了。幸好红薯、玉米等作物也大量播种，虽然人均不到3亩地，靠着这些能产量极高的作物勉强吃饱，种地脱贫是没有希望了，依靠种地解决就业好像也有点难度。　　读书这条路一直被中国人所看好，所以大字不认识几个的农民，腰缠万贯的商人如果有条件都会让子女向这个方向前进。毕竟一旦考中秀才就享受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待遇：可以享受免费的学校膳食；地方官员也不能随意处理秀才，小纠纷交给学校教育一下，大罪过要通过本省的学政革去功名才能依法治罪。但是问题是这条路也越走越窄：人口翻了一倍，科举名额没有增加过。按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每年全国新增秀才名额在两万五千名左右，举人的名额大约在1500左右——现在为了说明科举制度，动不动用高中生大学生来比喻秀才举人，实在是侮辱秀才举人这两个词了，用硕士博士来类比也实在不为过。加上历年来落榜的人，每年大约六七十个秀才里能考出一个举人；而进士的录取比例大约为三四十个举人中取一名——高考扩招前每年招生不到百万人，人们就喊着是过独木桥，那考中进士简直就是在走钢丝，所以这些进士不能不高傲的仰起头啊。　　
　　名额少只能够通过反复参加考试来增加考中的机率，对于家境不好的人而言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笔记记载康熙年间一个童生参加县府两次考试的费用为十两银子，这基本上是一个三口之家的一年的口粮钱，对于普通平民而言显然是一笔大开销。虽然说这样的说法样本太少难以服众，但是推测起来开销也不会太小，穷文富武的说法也有些不靠谱了。考中举人进士天平逐渐向有财力而且有家学的家族倾斜，后面我们提到的许乃济家族连着堂兄弟考中了五个进士就说明这个问题。这让普通人上升的路渐渐被堵塞，本来应该是维护皇权社会柱石的读书人也开始对社会状态不满，前面说到的突发事件中屡屡出现他们的身影。这里多说一句，洪秀全没考上确实是水平问题，据唐德刚说其作诗的水平介于我朝
与江后之间。其实看看太平天国的“哥诞节”、“爷诞节”这么没水平的节日名字就知道，老洪的水平其实真的不咋地。　　写到这里，娃娃也开始替道光同学发愁，真的很难办：要钱没钱，官员办事不上心，百姓困苦不堪，四处都是漏风撒气的，想振作一番做点事太难了。道光同学也只能仰天长叹：哥真的很不易。　　
　　危机四伏，不代表没有机会。想在农业上发财，基本上没什么可能，要以商致富，这基本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前清时期清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等等措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品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粮食、棉花、棉布、丝、茶、盐等是主要交易对象，其中粮食棉花是大头。有人做过估计，鸦片战争前的长途贩运商品流通额已经达到了3.88亿两，差不多人均一两。不但沿着运河、长江水道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品集散地，而且在偏远的地方也存在着大量的商品交换。　　据刘秀生先生考证，在清代中叶至少存在十余条主要的商路将全国连接在一起，包括偏远的西部新疆和田，东至乌苏里江口，南到云南腾越。华北北方主要以张家口为中心，连接着东北、华北和西北，东到乌苏里江口，西边则通过乌鲁木齐到达和田，当然还少不了当时的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中部地区是以汉口为中心辐射西南、华南和华北，西南则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扩散，沿海地区则比较简单，直接通过海路就完成商品运输；甚至有专门一条商路起点在归化，经过兰州西宁抵达打箭炉察木多，以后还可以通过察木多去喀什米尔。这种商业网络通过水陆结合的方式，通过以水路为主延伸逐步拓展，以陆路为辅，把东北、塞北、西北、西南和广西等地区的贸易和东部水路发达地区的贸易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得中国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网络。这些商路完全可以用我们后面要提到的鸦片贸易来印证：鸦片走私集中在广东，但是没过多少年就散布到了全国，而且数量越来越大从几百箱增加到上万箱，弄得道光同学要求全国督抚严查，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网络，这样的散布速度和数量是很难理解的。　　当时的江南广东山东一些地区已经成了纺织重镇，每年有大量的棉布供应北方市场，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垄断了美国市场；而这些纺织重镇往往又是需求粮食的地区，需要的粮食都是外地贩运来的，这说明区域分工已经逐步开始形成了。福建种植烟草茶叶，山东种的花生，四川种植的药材都比种植粮食收益要高出很多，农民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开始种植。很多本来种植粮食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经济作物例如棉花烟草等，年景不再看粮食产量，而是看经济作物收成如何。江苏嘉定是棉花种植大县，年景好坏只看三个十二：正月十二、二月十二、三月十二，只要这几天是晴天，棉花收成就有保证，那么收入也就有保证了。　　这些产品一般通过集市进行收购，在一些大宗商品例如棉布生产集中的地区则设立行栈定点收购。而商品的集散则是通过水陆运输到交通发达的地区进行交易，所以在河流附近的地区总是比较发达。总体说来这些地区还是主要集中在东部，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网络，原因和东部河流众多，水路运输便宜方便有极大的关系。　　
　　楼主，记号…加油
　　商品长途运输成本和风险都很大，但是贩运所获得的利润远远超过了这些成本和风险。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商品交易不可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物以稀为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利润很高。例如四川秀山产的桐油运到汉口利润就出奇的高：一斗桐子一般一千二百钱，可以榨出十二斤桐油；同治年间汉口桐油价格为一百斤十三四两，按当时银钱比价为一千八百钱兑一两白银计算，销售价格是原料费的两倍多。而桐油生产过程并没有多少生产成本，秀山完全可以通过低廉的水运直达汉口，所以这种跨区贩运利润还是相当高。　　不论是否有经济学知识，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关税收入不论是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还是绝对数，比起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了成倍的增长：康熙二十四年关税收入120万两，占收入的4%；到了嘉庆十七年，关税收入为480万两，占收入的12%，乾隆六十年钞关关税收入据说达到了八百四十多万两；而田赋自雍正年间已经很稳定了，在三千万两上下浮动，当然也和政策扶植有关系。这里说的关税并不仅仅是海关关税，主要是对内地水陆要口的货物和货运船计征的税。当时海关关税每年也不过一百万两左右，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实在不值得一提，所以鸦片战争时就有人提出干脆不要这笔钱了，直接关闭粤海关省得英国人啰哩八嗦的纠缠不清。　　当时商业税只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税，包括关税和厘金。通过税的征收不计利润，按照所在地的商品价值征收，而收税的地点往往离销售地点非常远，例如华北去新疆的货物关税在归化缴纳。另外一种是落地税也很低，基本相当于营业税和市场管理费，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至于所得税，当时人们还没有这个概念。这样一来，贩运商品的成本和税金与终端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利润，基本可以说和距离成正比。经常会有这样的传奇：商人带着一二万的本金采购商品，来回倒腾两三次，本金就可以达到十万两。这些好处道光同学没有享受到，咸丰时代中央财政快要破产的情况下，政府无奈开始让各省自行征收厘金，在江南赋税重地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居然也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但是也留下了无穷后患。　　
　　作者：6613030　回复日期：　22:26:56　
　　　　　　楼主，记号…加油　　~~~~~~~~~~~~~~~~~~~~~~~~~~~~~~~谢谢，手机看帖不累吗？　　　　　　~~~~~~~~~~~~~~~~~~~~~~~~~~~~~~~~~~~~~~~~~~~~~~~~~~~~~~~~~~~~~　　　　对外贸易在政策上尽管一直被压制，但是始终没有中断过。在明代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心在菲律宾一带，中国海商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中国国内认为南洋又新开了银矿，好奇的万历同学还派人去探察一番，引起西班牙人的不安。随着明清更替，中国的造船技术也逐渐落后于西方，而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很谨慎，中国人走出去的越来越少；即便能驾船出海，在安全上也没有保障。在1840年以前，中国人主要侨居东南亚一带，并且在当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荷兰人一方面垂涎这些财富，又担心华人会威胁到他们的殖民统治，于是在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制造了红河溪惨案，屠杀上万的华人。两广总督在得到消息以后，汇报给乾隆，得到的答复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主要是因为清政府一直对东南亚的华人抱有戒心，总是有传言说朱明后人在南洋积蓄力量准备回来报仇，显然东南亚华人和传说中的朱三太子一样成了一个虚幻的政治敌人。　　但是鬼子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还是很旺盛，只好找上门来做生意。据统计，从1760年开始，每十年来华贸易的西洋船平均就要增长差不多一倍。1760年约为十艘，到了1786年到达79艘，英国人的贸易船就达到62艘，而且这些船的载重也在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相应的粤海关的关税收入也从三四十万两上升到一百多万两。从这些方面来看，在十八世纪后期中国对外贸易都是在加速扩张的。　　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由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垄断，这两个国家只是凭借着对航海技术的掌握占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先机，就其本国消费市场而言容量是相当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垄断奢侈品例如丝绸、瓷器、漆器、古玩等这些高端商品来进行转口贸易，销往欧洲赚取高额利润。这些消费品的消费群体也局限于王公贵族等人，所以在明代和清代前期贸易总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很高。尽管有美洲的金银在做支撑，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仍然让欧洲人感到吃力，他们不得不在亚洲范围内做转口贸易来弥补这种逆差。例如葡萄牙人从日本弄来铜，在澳门铸成大炮，然后卖给中国和日本等国，这些基本上奠定了我们以后要提到的三角贸易结构。　　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美洲殖民地的开发掀起了高潮，成百万的移民生产生活的各种需求促使欧洲的工业迅速发展，工业革命也在这个世纪开始萌芽开花，展现出巨大的力量。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欧洲需要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而是粮食和原材料，种类繁多的工业品也需要巨大的市场来消化。对于中国来说，出口的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茶叶、生丝和土布成了主打产品，贸易主要对象不再是红毛番，而是英国佬，消费群体也由贵族有钱人转变为普通大众。　　不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情况来看，中国都处在一个机遇大于挑战的时刻，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如果采取一些措施慢慢引导，道光同学头痛的银子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这些对于缺钱的道光来说应该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偏偏被忽略了，这不仅仅只是眼光的问题了。清政府对待商人始终采取杀猪过年的政策，先是放手让你赚钱养肥了你，等到需要银子的时候再让你“乐输”，前面说的盐商，后面提到的十三行都是这个政策。这样也就不能怪商人们一有钱就去买地而不是扩大生产，买地尚有田赋减免的可能，从商连这个可能都没有——很多人说买房置地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只能说是人们适应统治政策的合理选择。　　
　　好多啊 我还是等楼主多写点下来看
　　逻辑很强。有些道理。　　　　以前没有研究，学习了。　　　　貌似是第一次看到这类研究成果。　　　　唐德刚之类的就少说了，我看了他的《晚清七十年》，说实话，酸不溜秋，带着强烈的有色眼镜。逻辑上也很多漏洞。　　　　唐对
的评价明显偏低，而且有硬伤。
　　作者：denny97　回复日期：　11:03:11　　　~~~~~~~~~~~~~~~~~~~~~~~~~~~~~~~~~~~~~~~~~~~~~　　谢谢夸奖，呵呵。这些谈不上研究成果，只是读书积攒下来的一些资料和平时思考所得，没有到达研究那个程度，呵呵　　　　老唐的一些观点还是可以参考的，但是他的《晚清七十年》娃娃感觉有点名不副实，没有一个体系，如果说是个杂文集倒是比较贴切。不明白为什么是禁书，网上随便搜搜就一堆结果，嘿嘿。
　　中国在清代以前就是银钱通行，为了兑换方便，便有人开始经营钱庄负责银两和铜钱的兑换。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钱庄更是大大发展起来，北京就有三百多家。由于各种原因，白银和铜钱并不是按照官价兑换，而是随着市场变化进行波动。这种波动并没有引起官方的太多注意，政府往往归咎于钱庄老板贪图利润扰乱市场，治理的手段也就局限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水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乾隆年间钱庄的业务也开始突破了银钱兑换的局限，开始进行存贷款业务。　　随着信贷的发展，钱票开始得到使用和流通。钱票是由有实力的钱庄银号发行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白银铜钱进行使用，尤其是在大额支付时。用信用票据来承担货币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互动，也引起了官员们的关注。盛京将军宝兴在回复道光关于黄爵滋奏折的意见时，提出银价昂贵，可能是由于商业信用流行造成的：商人发行钱票，注明钱数，民间以此为依据交易，到了道光十四五年民间积攒的钱票有一千四百多万吊，等于铜钱虚增而白银不增反减，自然白银就贵了；而这种钱票一旦不能兑换很容易引起纠纷。宝兴做了一件牛嚼牡丹的蠢事：强制商户将汇票兑现为现钱，结果导致商户破产。但是宝兴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道光五年和道光十年北京就先后发生过由于钱票泛滥，钱庄无法兑换最终大量倒闭的事件。　　这个报告引起各地督抚的不同反应，其中林则徐做法比较明智：让商户互相取保，万一兑付不了，担保人负责兑付。他对这种汇票是持宽容态度，认为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荒的问题。后面我们反复提到的奕经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比较务实：他发现钱票通行实际上利于商民交易，而发行钱票的钱庄也做了防范——在钱票上加注外兑等等；结合北京的情况，他认为钱票通行既然是商民两厢情愿，可以听其自便，但是要严格禁止钱庄开期票注写外兑等，免得钱票流通到外地造成挤兑。而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同学颇有开明思想：一切金融活动听民自便，愿用啥就用啥，不加限制。　　钱票之所以能引发不同的意见，是因为大伙都意识到了银锭铜钱的缺陷，白银和铜钱携带不方便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端，做生意扛着几百斤上千斤的银子，安全都很成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时国内铸造的银锭成色不一，北京铸的和南京铸的是不同的成色，上海铸的又是一种成色，换算起来极其麻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银币逐渐流入了沿海地区很是受欢迎。当时外国银币在中国大行其道，因为它重量成色都比较稳定，以枚定价换算方便。于是在沿海商业往来的结算中，往往纹银、洋钱和钱票三者并用。道光同学屡次要求收缴销毁洋钱，但是总是没有效果。1833年，江南的陶澍和林则徐上书要求自铸银元，既然外国银币屡次收缴都无效，不如自己铸，用自己的银币把外国银币挤出市场。道光同学这次没有犯聪明劲儿，觉得祖宗成法不宜改变，否决了这个提议。但是林则徐没有放弃，自己铸了点“道光通宝”的银币发行。这些银币铸的防伪不过硬，很快市面上就有了仿铸的假货，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也就作罢了。　　在票号出现之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金融机构负责商业借贷的机构，被称为账局。账局主要分布在华北的商业城市，例如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地。账局的发展与中俄贸易有密切关系：从事中俄贸易的山西商人首先要去南方茶叶产区收购茶叶，运回归化城出售。这个周期很长，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么长的周期，即便是资本雄厚的商人也需要有人提供流动资金来支持，于是在张家口等商业城市出现了账局为这种融资提供方便，随着经济发展账局逐渐拓展到了北方商业城市。　　账局的业务主要是为经商者提供存贷资金服务：一般借贷以一年为期，借款到期以后借款人把本利全部送到账局，账局则只收回利息，给借款人换一张借条，借款人把本金和借条带走，如此反复。当然北京的账局利用地理优势又开展了一种新业务：为候选官员提供贷款。在京候选的官员一旦有了任命，想要赴任就需要做准备：购置行头，请客送礼等等，都是一大笔开销，只能向账局求贷。这种贷款利息相当高，按照赴任地点不同先打一个折扣，好一点的贷款打九折，差的打二折也不少见——这里的打折不是说利息打折而是说本金，九折的意思是借给你一百两银子，实际支付90两，月息三分每三个月计一次复利——诸位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抽筋扒皮了吧。　　
　　但是账局并没有汇兑业务，最终承担汇兑业务的是票号。有意思的是票号并不是由钱庄账局这些金融机构发展而来，而是由商号发展起来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商业的发展让不同城市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在当地设立分号出售商品还是比较流行的。商号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现金收解。在没有汇兑时，现金收解只能靠镖局押运，显然成本和风险都很大。于是一些信誉比较好的商铺利用开设的分号，开始兼营汇兑业务。随着业务的发展，票号逐渐从商号中分离出来，称为独立的机构。票号有独资，也有合资，但是都负无限责任。创立票号时，一般由出资人和经理人出面邀请证人，写定合同，规定资本金和各占的股数。出资人一般不过问票号具体业务，这些业务由经理人负责打理，出资人只是在年终决算时查验账目评定职员功过。　　大伙比较认可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成立，而它的前身就是做染料的。随后不久又成立了几家票号，都是布庄转行过来的，由山西人成立负责经营的。这些票号在商业城市设立分号，互相调剂形成了一个以汇兑为主，以存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很快被社会接纳认可。票号的成立解决了交通不便情况下资金流通的大问题，为商业资本的流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官员们对此毫无感知，那是不可能的。1828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就报告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发现：既没有灾荒，又没有战乱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苏州银价居高不下。半年后陶澍给了道光一个答案：苏州历来是商品集散地，往年各地商人带着银钱来苏州批发各类商品；但是这年情况有了变化，很多人不再带银钱来购物，而是汇票替代。这样一来，苏州市面上银钱凭空少了，银价也就涨上去了，据说这些汇票主要来自山西的票号。　　
　　刨去已经知道的历史结果，从上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断定：道光同学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以现代眼光看来，当时的中国显然面临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大清朝以后的日子也未必会平平淡淡：农业劳动力过剩，商品市场壮大发展，金融机构开始出现，一切迹象都显示需要一个变革。如果把握这个机会，道光的成就将远远超过他的祖父：乾隆只不过把一个农业文明推高到了极致，而道光则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工商时代，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贡献。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为拔高，因为以当时的认识要做到这个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这恰恰都是道光缺乏的。　　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只要有饭吃中国老百姓还都是很乖的。而自从实行摊丁入亩以后，人口迅速增长，耕地和粮食产量却没有大幅跟进，这不能不让统治者忧心忡忡，无论雍正还是乾隆对农业都是相当重视，洪亮吉提出的人口问题也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到了嘉庆道光的时代，这种以农业为主经济结构显然不能够为人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是当时的流行观念仍然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还是要以农业为主，要想对经济结构变革要么由政治强人来推进，要么由外力打破观念，显然道光不是能够推动改革的强人。　　经济转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说道光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关键是在变革之后，农业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谁也说不好——这就如同现在大伙都说血汗工厂黑，应该转型，但是转型后的企业能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好像没有什么人敢拍胸脯保证。当时广东从东南亚进口大米是很寻常的事，似乎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一个思路，问题是似乎压根没有人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国内国外形势这些变化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机会和危险，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中不是没有人去关注。在嘉庆道光年间不断显现的乱象，让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皓首穷一经”的考据对个人而言是浪费时光，对国家而言则毫无益处。这些人比较务实，主张研究对国家发展有帮助的学问，盐政、河工、漕运等等都成了他们研究的对象。前面说的陶澍、包世臣，后面说的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经世派”，但是上天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做出改变，英国人已经等不及了。　　
　　一向以谦虚示人的中国人在一点上从来不谦虚的，那就是地大物博。这一点不但古人和现代人都认同，洋鬼子们也认同。所以自从马可波罗写了篇广告软文后，西洋人对东方、中国这样的字眼抱有特殊的感情，就像我们现在对西方、欧美这样字眼包含感情一样。不得不承认鬼子们的勇气，前赴后继，总算是和中国建立了联系，租了澳门算是落脚点——这还是明朝发生的事儿。随着葡萄牙人的衰落，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逐渐在东方势力越来越强大，直接占了台湾，一度还打过澎湖的主意。郑成功反清复明无处落脚时，才想起了这么一块地方，打跑了红毛鬼收复失土。不过不打不相识，红毛鬼接着和台湾郑家做生意，供应部分军火解了郑家的燃眉之急。　　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明显脚步落后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但是仍然渴望分一杯羹。1637年，英国的一支船队不顾葡萄牙人的阻拦，强行驶往广州，在虎门地区和守军交火，战斗的结果是中国人吃了亏。就在中国人调集军队，准备给英国人点颜色的时候，葡萄牙人不愿意让英国佬这么蛮干影响自己的生意，居中调停。调停的结果是英国人道歉，中国人释放三名英国商人，英国人不许再来。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英国人的流氓手段和厚脸皮完全显露出来；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弄清和谁打了一仗，把这笔账记在了荷兰人头上——因为他们长得差不多，统称红毛番。不过荷兰人也没有白吃这个暗亏，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