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国产电视剧的巅峰之作，足以当做教科书来对如今各种恶心的，肥皂剧，泡沫剧，以及韩剧，引进剧，国产剧等，电视剧进行洗礼。当年偶尔看到了大明王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思索于推敲，以至于产生了脑子不够用的想法。大明王朝，对于封建制度深层次的思索是在威权国家里面难得的题材。　　最近播放的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也充斥了很多的老戏骨以及各类型演员。但是这个电视剧被主演给毁了，首先的陆毅反贪局局长，太过做作表情太假，各种穿帮和出戏的桥段。跟一帮老戏骨飙戏，陆毅显得是幼稚园的水平，直接暴露了演技底下。　　这部电视剧如果没有陆毅来演主角，可能要好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台词方面很幼稚。官场上历来打哈哈或者各种讽刺暗示，但是人民民义里面有点类似于一群老头子在哪里你推我让，丝毫看不出官场上那种应有的气派和作风。　　在facebook上面看完了全集，整体来说，这个电视剧比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圣典，宝典来说，差了几个档次。但是比之如今小鲜肉，各种颜值横行的电视剧却又高了几个档次。　　这个电视剧，唯一做的是尺度比较大，但是主旋律还是党的，并不是所谓的人民的。对于体制，对于腐败也没有做过深层次思考，使其档次直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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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找到啊。据说很好看！
　　那我去找来看看呢 到时在过来说
　　嗯，我觉得，腐败合法化就没有腐败了　　
　　很反感历史剧，宣传负能量，制造政治矛盾
　　陆毅演的反贪局长显得年轻了点，一个实权副厅级领导干部的睿智、沉稳以及政治素养他发挥得还不到位剧中的那位赵公子完全就是选错了演员，倒是李达康和赵东來还有那么点意思
　　说实话，知道是陆x主演就没了看戏的冲动，所以至今只勉强看了一集，尽管周边一片赞扬声，我总担心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早就保存到网盘里了　　　　
　　看过大明王朝，没看过人民的名义　　
　　@奉天小民7-04-19 19:24:58　　早就保存到网盘里了 　　　　-----------------------------　　怎么？这部电视剧被禁了吗？　　
　　看过。也是戏骨扎堆的戏。育良书记当年演的严世蕃。服装道具都挺到位，算良心剧。只是战争场面弱点，拍得有点随意。好像当年很少电视台播出，没啥影响力。关键可能剧里的官场顷轧，上好下趋，容易让观众对号入座吧。毕竟海瑞罢官太过出名有影响力和想象力了。　　
　　@奉天小民760912
19:24:58　　早就保存到网盘里了　　　　-----------------------------　　@莫弃莫泣
19:42:51　　怎么？这部电视剧被禁了吗？　　-----------------------------　　没有，但是因为马桶台买了十年的版权，所以只能在网络里看了。
　　怎么，炒白百合的烂事不起作用，又搞个大明1556出来。
　　同是优秀恩的剧，何必要踩一个才能煲一个呢　　
　　确实大明王朝看着觉实烧脑，感觉脑细胞不够用！人民的名义剧情太肤浅！　　
　　少年包青天那段，陆毅明显不如周杰，可惜周杰不演了
　　看过，没有那么神　　
　　不喜欢宫廷剧，
19:04:00　　说实话，知道是陆x主演就没了看戏的冲动，所以至今只勉强看了一集，尽管周边一片赞扬声，我总担心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　　靳东最合适　　
　　看过啦，最近在看走向共和　　
　　明朝印象之一：不上朝的贪财皇帝——万历　　林错　　关于他，在下认为某位大人总结的非常好，所以摘录如下：　　(1)贪财的皇帝　　一种历史观点认为，正是始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小冰河时期刺激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这个时候的欧洲畜牧业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降雨带南移造成了连绵的大旱，让几代欧洲农民都找不到让牲口过冬的草料，历史上这段时期的欧洲人一旦到了冬季就要宰杀所有种兽以外的家畜，好把这些肉腌制起来储存。也正是这个导致了香料的奇缺，大量需要腌制的肉让香料在欧洲卖得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贵，到了冬季一磅香料可以换三磅黄金。这样远洋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到值得人们用生命去冒险。而在跨洲的香料贸易中，英国、西班牙、荷兰的航海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十七世纪初开始超过了中国。　　而此时的中国也并没有停下脚步，万历朝长达数十年的灾害期迫使万历天子再次“失德”，他一边要救济子民，另一边也要对外对战，所以就悍然推翻了大明祖制，宣布海禁一律废除，只要能交银子给内库海贸随便跑。比如对日作战结束后，万历天子就又急不可待地恢复了对日本的贸易来增加收入。这种种鼓励措施让中国的海航技术和造船工艺也在飞速发展，东西方沿海文明的赛跑才刚刚开始。　　此前万历天子已经疯了一样地指派太监搜刮矿税、瓷税和茶税来支持九边军镇并赈济灾民……好吧，这事东林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皇帝要积德行善，这样老天爷自然不会降下大灾，从万历宠信郑贵妃开始，北中国就连年大旱。自万历天子企图立皇三子为太子，这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文臣集团（包括东林、齐、浙、楚等党）已经为此攻击了万历天子几十年了。郑贵妃作为罪魁祸首自然是狐狸精。　　在大明朝，根据
朱元璋的定制，有功名在身的人才可以不需要路引，读书人只要能通过院试考上一个秀才，那就可以配剑游学天下。不再受到关卡的阻碍。但只要没有功名在身，哪怕是黄石这样的世袭二品武官，每到一省一府都必须更换当地路引，并呈报自己的随身卫队和携带的全部武器。　　明
朱洪武虽然出身贫苦，但却认为士人——也就是读快人、知识份子是国家的精华，所以朱洪武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勉励士人，提高士人的地位。比如他鼓励儒生见皇帝时不行跪拜之礼，并鼓励儒生直言天子之过。　　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明朝的士人已经以敢言皇帝的过失为荣。到了万历朝的时候，文人只数落皇帝一个人已经不过瘾了，经常连皇帝的老婆、儿子甚至老娘一起数落，而且已经发展到出言不逊、口无遮拦的地步，甚至常常不怀好意地去揣测并公开讨论皇帝的私生活。　　比如说海禁就是文臣攻击的目标之一。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大明天子就开始变相开放海禁了。少年时代的嘉靖皇帝曾经与文臣苦斗不休，但后来在二十年里，他不曾修改过内阁票拟的一个字。到了嘉靖后期，曾经年少轻狂的天子已经垂垂老矣，嘉靖皇帝简单地增加了些船引的数量后，就把进一步开放海禁这个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隆庆皇帝。　　隆庆登基时，内阁的那群老头子都是和嘉靖摸爬滚打过大半辈子的人精，随便哪一个都把隆庆修理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每次御前会议的时候，基本就是那群阁臣自己商量事情，刚登基的隆庆每次想发表点意见，就被内阁老实不客气地顶回来--陛下，现在皇室人口不旺，您有功夫不是回后宫生俩孩子，别没事儿就和我们起腻。　　隆庆皇帝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天上朝后就在听臣子们讨论，等他们讨论好了就把计划递到皇帝鼻子底下，天子说一声“可”后，臣子们就三呼万岁，然后一哄而散地下班回家去也。史载隆庆皇帝曾经几年天天只有机会说“可”字。因为嘉靖去世前开放了几个港口搞进出口贸易，所以隆庆的胆量也就是只能干到这一步了。　　隆庆死了，临到下一位皇帝万历就不想上朝了，结果臣子们就给皇帝取了个外号叫“小蜜蜂”，“小”的意思就是天子的身板比较单薄，“蜜蜂”就是指天子只喜欢在后宫的花丛里飞舞。　　万历时代，大明公司的两任总经理一个比一个厉害，高拱高总经理见惯了前任窝囊董事长隆庆，何况票拟出于内阁他觉得也没啥好怕的，结果高总就冲着传旨太监大叫“你真的想让我相信一个十岁孩子的话叫'圣旨'么？”……不料现任万历董事长的两妈（生母和嫡母）是两个很厉害的年轻女人——起码比她们过世的老公厉害，这两个女人暗地里收买了副总经理张居正，联合起来把高总轰回家养老去了。　　万历亲政后，小冰河时期也就到来了，为了增加收入万历下令彻底废除海禁船引，改为每条船收一定的海税，比如四十两……　　因为开放海禁，万历被文臣攻击了个体无完肤，但这个天子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他一看内阁通不过，就派太监去收税。那些收海税的太监汇报说大明海商的船越造越大，以前需要两船装的货物，现在一船就能运走了。小气的万历天子就认为自己吃亏了，结果就提升每船的税银……商人就造更大的船……万历就收更高的税……到了黄石这个时代，大明的每艘海船的关税已经涨到八十两。　　西班牙人在万历年前后曾经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开始的时候说中国海贸能力低下，她的水手少到不足以保卫自己。但在万历开海的十年后，西班牙马尼拉总督就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声称中国的海船变得又大又多：“如果中国皇帝愿意，他的船多得可以架起一条从泉州到马六甲的舟桥。”　　大明中央政府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万历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教主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文臣要皇帝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太监问他：“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张居正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不问可知。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2）形形色色的大臣　　当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役之后，万历火线提拔了熊延弼经略辽东。在熊延弼的治理下辽东边军迅速恢复了元气。熊经略着重于培养军队的野战能力，他主持辽东军务期间，顶住了军方和朝中的压力把各营拆散，并奏请皇帝从全国各地抽调边军来辽东作种子部队。　　经过一年多以后，努尔哈赤对辽东的袭扰已经基本被制止，明军还在部分地段展开了反击。比如当时的定辽右卫的守将毛文龙就收复了边墙内数座堡垒，并受到熊延弼的通令嘉奖和保举。毛文龙正是这段时间逐渐在辽东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后来组建了东江军。　　熊延弼还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软硬兼施地迫使蒙古各部落中止和后金政权的贸易。泰昌元年六年，努尔哈赤出动全军进攻沈阳，其先锋三日内被熊廷弼在野战中连续击败两次（这是萨尔浒战役后，明军对后金中央精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野战胜利），就又灰溜溜地退回赫图阿拉去了。蒙古人原来是墙头草，看到明军已经呈现出转守为攻的态势后，也纷纷断绝了和努尔哈赤的关系。　　但对战争所有的希望都随着万历的死亡而化作了泡影。万历皇帝生前把所有对熊延弼的弹劾奏折都留中不发，万历临死前病重得爬不下床的时候还天天看熊延弼的奏章，对他的要求也都立刻发放内币予以满足，以免贻误时机。　　早在万历死前，朝臣们的普遍看法就是熊大臭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通过一番仔细观察，自以为是地下了个结论。认为熊延弼也就是找皇上要要钱，闲时练练兵、修修城堡，还有就是没事儿就去和蒙古人搞点外交，这都没啥稀奇的嘛。既然不需要亲冒矢石，那朝中的大部分文臣就认为他们也可以干得比熊延弼更好，至少也不会比他差。　　万历死后，得势的东林党在辽东野战胜利的形势下被冲昏头脑，他们给熊廷弼硬扣了一个“邪党”成员的帽子，把他扒拉下去了。然后……然后辽东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了，熊廷弼整训的边军也都没有了。　　明朝中旨不经过六部、更没有内阁无辅或次辅的副署，武官和太监虽然不敢不遵从，但对文官来说确实可以认定是伪诏，如果不接旨一点儿错都没有。明中叶以来，拒绝接受这种三无中旨或者被廷杖对文官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也是足以让他们吹嘘一辈子的话题。曾经挨过延杖的人以后出门下巴都可以多扬起三分，因为他们可以自称：“曾把大明天子驳得哑口无言，只好靠打人出气。”所以走到哪里都享受众人群星捧月一样的敬仰目光。　　历史上在万历朝，曾经有人上书一次性把神宗、贵妃和他们的儿子全都骂了个狗血喷头。洋洋洒洒一份万言书，不仅把贵妃同异常高龄的狐狸对比了一番，还给万历皇帝建立了他和猪狗这些动物之章的联系。当时就把大明天子气得双手不住地哆嗦，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段话：“这厮……这厮好生无礼，是成心来骗廷杖的吧？朕……朕是决不会让他如愿的！”　　而文官不接三无中旨比挨廷杖更加值得炫耀，毕竟后者只是驳得皇帝哑口无言，而前者是直接扇了皇帝老子一个大耳刮子。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明朝皇帝不愿意也丢不起这个人，所以到了王朝后期，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皇帝一般不用中旨，但就是这样也常常被文官拒旨。　　明朝印象之二：明朝沿海地区的打工史　　林错　　在明朝的时候，仍然沿用的是东亚朝贡体系，所以和大多数国家都是很友好的，即使是郑和下西洋仍然是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但也有摩擦的时候，特别是沿海地区。　　比如明朝的“倭寇”就很有名，为此日本人没少挨骂。但事实上，日本只是打工仔，而当时的倭寇的老板，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网上某位大人的总结就是：　　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b，而且中国海盗在日本也十分霸道，自己立地盘，设据点，还向附近的大名收保安费，日本武士们不仅躲得远远的，也不敢称之为“寇”，都掩耳盗铃的把他们称之为“海商”。　　对于这种国际纵队，明朝政府十分头疼，直到海盗们把业务扩展到了东南亚，和洋人展开了竞争，他们才找到正义的国际友人来帮忙。　　首先是葡萄牙人，不过，过程十分曲折，因为中葡的友谊建立的十分不易。　　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首次拜访中国。他们来到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岛，想以最隆重的礼仪来表达对这个神秘伟大的国度的敬意，于是他们开炮了——升旗，鸣放礼炮！炮声一响，整个广州一片混乱。百姓跑，衙门乱，等总兵大人带兵赶到江边时，这些心怀不轨的放炮者居然胆大包天的自行上岸了！　　于是，葡萄牙大使皮雷斯被广州官员当做进贡的蛮人，扣押到了本地的驿馆里，他被整整关了三年后，正德皇帝才决定接见他，但很不凑巧的是，皇帝没见到他就驾崩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在海上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新上任的嘉靖皇帝一恼，命令把皮雷斯押送回到广州的监狱，差不多又过了三年，这位倒霉的大使先生死于广州狱中。按照某些葡萄牙人的说法，皮雷斯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了中国北部，还在当地娶了中国女人为妻，不过很遗憾的，在中国人这边，这个美好的传说——至今查无实据。　　之后，皮雷斯使团中幸存下来的人把对中国的看法传达到葡萄牙：　　第一，葡萄牙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要被中国官员们改为朝贡的表文才能呈给中国皇上，中国不会平等对待任何国家，它只接受朝贡外交；　　第二，中国接待外国使者的方式，是把他们安置在一所围墙很高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们关进去，第15天时把他们带到皇宫，可步行可骑马，在皇宫外他们就得双膝跪地，头和脸贴在地上，听候命令，这样面对宫墙起跪五次之后，又被带回那些房子，重新关起来--b；　　第三，这位使团成员向他伟大的葡萄牙国王说，中国老百姓被官府欺压久了，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所以，伟大的国王，你只需要人，10到15艘舰艇，就可以远征中国了——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勇敢的建议被国王否决了，爱好和平的葡萄牙人继续在努力的探索中葡和平建交的道路。　　后来，明政府发现葡萄牙人也是海盗的竞争者之一，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很快，从嘉靖二十六年起，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在嘉靖四十三年，葡萄牙商人苏萨成功的贿赂中国海道汪柏，取得澳门这个落脚点之后，打海盗也成了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当时只是葡萄牙商人晾晒货物的歇脚点，在朝廷发现葡萄牙人开始定居之后，汪柏把贿金当作租金交了上去，之后，澳门葡商定期向香山县衙缴交租金，明政府就在那里设海关，征舶税。）　　比如广东官员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意思就是留着这些人来替政府打海盗。　　之后，葡萄牙人的表现十分英勇，得到了明政府多次表彰——但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被中国雇主搜刮去研究推广了，他们的勇士为明政府牺牲了，他们不停的向明政府缴税，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呆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不能自由行商，不能自由传教，连食物和淡水这些也被明政府卡得死死的，只要他们对明朝有些微词，就会被逮到广州衙门去打板子——真是苛刻的雇主啊。　　和他们一样郁闷的还有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来的比较晚，他们一直呆在菲律宾埋头建设，并没有染指中国的意思——直到某个事件发生。　　万历二年两广提督殷正茂、福建巡抚刘尧诲合剿海盗林凤，林凤独力难支，联合了林道乾留在台湾的人手，决定到菲律宾觅地而居，重建基业。按照菲律宾史书记载，林凤自称为国王，在几个月间就建立很多住所，准备长期住下来。当地居民趁机纷纷暴动，向林凤进贡，和西班牙人对抗。　　西班牙政府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进行远征，凑巧的是，明朝舰队也寻踪林凤来到吕宋，见此情形，就邀请西班牙人夹击林凤。西军总指挥萨尔西多热情招待了他们，表示西班牙军队足够独立解决林凤的武装，又同意一旦林凤被获，不管是死是活，都将交给中国政府。当然，仗不是白打的，西班牙人同样要求明政府开放贸易和自由传教。　　两个修士和西班牙使节一起去会见两广提督，然后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仗还没打，中国人已经开始伸手了，西班牙人很郁闷。
　　我也是因为陆毅没看下去。演技太不上线了　　
　　之后，西班牙人抱着极高的热情打赢了这一仗，但是——林凤逃走了。西班牙人很遗憾，中国人很生气——身为国际友人，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按照西班牙人的说法，当时的潮洲把总王望高十分愤怒，生气的王大人与西班牙人有了以下交涉：　　第一，西班牙人必须给中国政府写一封信，证明林风已经死了；　　第二，为了给林风已经死了提供物证，王大人要从菲律宾的土著手里收购人头，西班人必须写信证明，这些人头是林风他们的。　　第三，鉴于西班牙人的失败，他们应该提供大量礼物，才能重新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并对西班牙人走进中国提供方便。　　西班牙人很委屈，也很愤怒，他们虽然是殖民者，但自认是高贵的不会说谎的殖民者，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发现，除了送礼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软化这些可恶的中国人的心，于是，为了大局，为了长远的中西友谊，西班牙人全部接受并做到了。　　之后，西班牙使节随王望高船队出使中国，像当初的葡萄牙人一样游历了几个月，也和葡萄牙人一样发现中国百姓贫穷，军人堕落，官吏蛮横无礼，中国是个邪恶的国度——总之，按照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桑迪的话就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每天都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千种可以进行正义战争的理由”，“和这个国家的战争是最公义的，因为这将给贫弱者、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孩子们和所有被掠夺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他们的法官、执政者和国王正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桑迪总督为了把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解救出来，甚至表示，愿意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资助远征中国，只需要配备人……便足以征服中国！　　但是，同样很遗憾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却否决了这个热情的提议。他给桑迪回信说：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你不要采取行动或者跟所说的中国人的海寇敌人相合作，更不要给他们任何借口以找到反对我们民族的正当怨言。　　于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个不知进取的国王不约而同的压制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仍然作为明政府清扫海盗的打手，任劳任怨的，勤勤恳恳的为中国老板工作着，在和平中寻求着遥遥无期的自由贸易自由传教的道路。　　顺便一提，真正的做到了自由传教的是耶稣会，他们的成绩非常突出。　　他们不仅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还不惜修改教规，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同时，他们使用中国姓名，换上儒者的服饰，用中国话与人交谈，并按中国的习俗鞠躬作揖，拜见高官时更施欠身下跪之礼，被士大夫们称作"西儒"。　　之后，明朝官员对他们越来越感兴趣，明朝许多高官皇室都成了教徒——只是那些教士很遗憾的发现，这些中国教徒总是对他们的“实学”（当时人对西方科技的称呼）更注意而不是对上帝。　　为了传教，他们需要不停的忙碌，铸造红夷大炮，翻译各方面的科技著作，修订历书。　　尤其令他们越来越沮丧的是，在中国机构中，他们像小职员那样埋头工作，俸禄微薄，也没有任何特权，对于他们工作失误的惩罚，也没有任何外交色彩的豁免，皇帝只会因为爱惜人才而从轻发落，他们也越来越无法抽身出去传教，有时候，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在这里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是中国的国家雇员，偶尔能以工作的名义出外旅行，他们配给了一些可以用来免费使用国家交通工具的“邮符”，但并非象中国钦差那样受到地方官的隆重接待，地方官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各地吃紧，军队频繁调度，运河南下的船载着被贬谪或告老的原首都官员，在路上观测宇宙则随时会被官兵撞倒，他们只会在北京工作的间歇，和中国同事谈论一下天主和圣母的故事。　　不得不说，不管是明朝海盗还是政府，真的都是不厚道的老板啊。　　明朝的印象之三：天启时代的太监和东林党　　林错　　按照某种说法，明朝是阉宦横行的，例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这几个等等，搜集到了一点资料，与诸位同观。　　先说一个魏忠贤的前辈的^_^　　明律不禁止寡妇再嫁，但此时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险的时代，穷苦人家的儿子死后老人和小孩生活会很艰难，所以明朝文官鼓励守节的行为，可以得到免税等优惠，如果妇女能得到贞节牌坊，她的父家也会得到利益。　　刘谨在台上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命案，事情大概是某个小叔子为了税务方面的利益坚决反对寡嫂再嫁，他扬言寡嫂不守满三年就要把嫁妆扣下（按照明律夫妻离异，或寡妇改嫁时会带走嫁妆），结果那个女子急怒攻心就上吊了。刘公公听说之后大怒：“这些刁民为了几个臭钱，就逼死了一条人命。”　　他马上下令，京师的寡妇一律立刻改嫁，不执行者一律捉拿公爹和父亲去打板子。这法令当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北京的百姓纷纷把寡妇哄回娘家，就算还在哺乳期的母亲也不能幸免于骨肉分离，她们的娘家也不敢接受这烫山芋啊，可是一时间没有那么多人娶妻，不少良家的女子就此被父母当作小妾卖掉。　　这个荒唐的法令一直到刘公公倒台才被取消，北京的婚姻状态才恢复正常。但是，当时的正德皇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古代信息传递的不发达，这个消息传到外地变成了“皇帝要选秀女，所以京师大乱”，于是外地的婚姻政策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呵呵，扯远了，现在拉回来，关于魏忠贤的上台，还要从东林党说起。　　天启初期，借助梃击案，红丸案，东林党声势大张，到了移宫案时，更是锦上添花，天启的养母李选侍想母凭子贵当太后，东林党硬说她想做乱。一群大臣先把天启抢走，然后天天跑到殿门去骂大街，最后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寡妇轰出了宫，东林党第三次立下了擎天保社稷的大功。　　据东林党认为，李选侍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太后，无时无刻不朝着这个宏传的目标努力，在这个罪恶企图被充满爱与正义的东林党挫败后，她在明史中也留下了一个恶毒的女人的名声，其罪行包括谋杀泰昌帝、毒打天启和崇祯的亲娘到死、阴谋篡位和淫乱后宫等。天启在位的时候懒得和东林党争论，只是把她奉养起来。而崇祯即位后曾极力为她鸣不平，并公开声明："皇考怜先帝与朕无母，故命李选侍抚吾等，其待先帝与朕如亲，吾等亦事之如母，至于殴打垂帘，纯属无稽之谈。"当然，崇祯说了也是白说，当他看到文官集团一如既往地拿移宫案当大功时，才明白他哥哥天启为啥从来都懒得替养母争辩。　　到了天启三年，东林党借助京查把所有异己统统赶出了京师，一时间朝班之上只有东林一系的官员，明史也大赞此时是“众正盈朝”。根据大明的规矩，三品以下官员任命无须经过皇帝批准，三品以上官员则是由朝臣会推，然后把名单上报给天子。（所以万历朝天下官员十去其九是胡扯——这事根本不归明朝皇帝管。）　　天启四年，不长眼的天启天子改动了会推名单的一个顺序，把排在第二的人选改为了第一，这顿时就捅了东林党的马蜂窝。实际上无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东林党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们质问天启这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内廷太监的主意。　　事实上，从朱棣建立内阁制度以后，内阁的势力逐渐做大，明朝中后期实际上成为虚君制度，文渊阁的大学士们一个个久经浮沉，能混到内阁的文臣个个都是人精，远远比一个长于内宫的帝王更懂得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也因此明朝的皇帝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打仗，可以去炼丹，也可以去打木匠，只要有自知之明——我肯定没有外廷那帮人精聪明就行。　　实际上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这种自知之明。嘉靖曾经十年不改动内阁票拟地一个字，万历没有驳回过吏部的一次官员年审和任命，明朝皇帝奉行地政策类似后世的责任内阁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阁臣就滚蛋。　　但天启显然没有他祖宗的涵养，少年天子出面对臣子说这次改动是他的主意，这无疑是往文臣集团的怒火上浇油。可是他们不能说皇帝错了。因为皇帝理论上有这个权力，但也正因为这个权力仅仅是理论上有而习惯上已经没有了好多年。所以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铺天盖地的弹勘奏章就指向了天启的近臣——魏忠贤，东林党要求天启“赫然怒，加于三尺”，耙魏忠贤斩首示众。　　魏忠贤期间几次吓得抱着天启的大腿痛哭，还把他的对食客氏招来一起抱着天启的腿哭。　　尤其对他不利的是，由于还处于小冰河时期，所以北方连年灾荒，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朝中有小人蒙蔽天子的缘故，由于李选侍已经被彻底批倒，这个罪名就落在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头上，对此，义愤填膺的官员们写出了无数堪比三流小报的奏章，要求天启重还大明朝一个光明正义的世界，其中最愤怒的就是东林党的大哥大左光斗，杨涟，为了除恶务尽，左光斗还提出了“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的战斗口号。　　魏忠贤慑于东林党的威势，还曾给左、杨送仪金，但被东林党傲馒地回绝了，接下来齐、楚、浙党和不少骑墙派官员都被东林党整了个半死，他们为了保住前程就统统投奔魏忠贤去了，这些投靠魏忠贤的齐、楚、浙党当然被东林党骂作“无耻小人”，更加除恶务尽——阉党就此成形。　　其实所谓阉党与其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还不如说是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这个核心周围的反东林党同盟。如果非要说阉党有什么政治野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打倒东林党！”
　　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这种形势就类似公司，东林党啊、齐党啊、浙党啊什么地自然都是大明有限公司的高级白领，个个都是辛苦多年才出来的硕士、博士，最低也有大本文凭，这么多精英分子没事搞搞内斗也情有可原嘛。　　但是齐楚浙党这些案伙明显没有赌品，发现玩不过东林党后就开始耍赖。那魏忠贤算什么东西？只是董事长朱由校先生家打扫卫生的一个大爷罢了，身体残疾不说还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现在却眼看要骑到东林党这班博士、硕士头上耍威风，这些精英自然痛恨不已，自然更瞧不起那群去抱文盲大爷粗腿的败类同僚。　　东林党很愤怒，决定竭尽全力，还大明一个朗朗乾坤。　　可惜东林党千算万算，就是没想起来魏忠贤不仅仅是给董事长倒马桶的大爷，他还是朱由校的奶爸。更重要的一点儿是，东林党除了少数几个在辛辛苦苦地干活外，大多数人什么也没干，每天除了内讧拆台，就是在朝堂上对骂斗殴，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的地步。　　比如辽东，万历年熊延弼督师辽东，形势一片大好，可惜东林党一掌权就用“不进兵”的罪名把他弄下去了，换上了袁应泰。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死，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　　于是熊廷弼被召入朝，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但是熊大臭嘴实在很不识趣，当时的内阁大老叶向高和张鹤鸣专门设宴请他吃饭，熊廷弼和两人交谈一番后，转脸就和别人说：“这是两个大草包，对辽事一无所知。”　　从此张鹤鸣就成了熊大臭嘴的死敌，紧跟着就向天启举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了“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却是一面倒的偏向王化贞，导致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奇功的时机已到，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他手下早已被后金收买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也。　　当他在右屯见到熊廷弼时，很委屈的王巡抚忆往事，看今朝，放声大哭。结果熊大臭嘴很不厚道的嘲笑他：“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实上他的兵力也实在太少）：全部撤回山海关，致使关外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许多城堡被毁，辽西的大量百姓被迫迁到关内。　　为此，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但是，东林党人对熊大臭嘴的幸灾乐祸义愤填膺，于是，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认为王化贞固然无能，但为国尽心尽力，熊廷弼则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态度极其不端正，比王化贞的罪更大！结果，两人一起被下狱论死，这就是所谓的“封疆案”。　　这一仗之后，张鹤鸣虽然自请督师关外，但天启对他的平辽策已经倒尽了胃口，连朱批都懒得回给他。朱由校董事长此时对东林党也看不顺眼了，他开始隐隐觉得反正都是光拿薪水不干活，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奶爸呢！最少这工资是省下来了。　　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利用“封疆案”反击了，以反腐的名义重审此案，很容易按照王化贞这条线追下去——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就是王化贞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然后东林党人不出所料，纷纷落马。　　按照大明有限公司不成文的规矩，内讧以斗到对方辞职为底线，如果再下狠手那就是犯规了，但魏大爷不是雇员，他是朱由校董事长的一条狗——太监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东林党一直想把魏大爷送上断头台，而现在魏大爷也得势不饶人，一心一意想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东林党眼下只有一边狂喊：“魏忠贤你防卫过当了！”一边赶忙四下寻找政绩，想用来挽回朱董的心。　　可惜政绩还没找出来，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　　天启五年三月底，魏忠贤再次掀起大狱，这次魏公公打的仍然是反腐牌——果然这一招是太平盛世里居官必备的防身利器啊。　　话说大明自万历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泰昌、天启两朝东林党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代不如一代，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也就是说比民间的假钱质量还要差，到天启三年，南京新出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这样在苏州等地，大明的百姓自发地兴起了抵制天启铜钱运动，这次的抵制风潮长达八个月之久，让南直隶东林党焦头烂额。于是，魏忠贤乘封疆案大胜之余威，悍然发动了铸钱案战役。这起案件的曝光比上次的广宁案更让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大面积的抵制铜钱运动——这当然严重影响大明有限公司的信誉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一直向朱董报告说：天启元年以来，每年的铸币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钱息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万两而已。　　这次的斗争让大明公司的朱董彻底看清了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实质，虽然这不过是传统的党争狗咬狗而已，但魏忠贤至少还是他朱由校养的家狗，而东林党那帮子人分明就是群抢食的野狗。天启天子的策略也由此改变，他渐渐不再采用手段来保持党争的平衡局面，而是不断地向魏忠贤的阉党倾斜，纵容、甚至鼓励魏忠贤一伙儿去整东林党——于是九千岁魏公公正式登上了前台。　　不过，公道的说，虽然魏公公是靠打反腐牌上台的，但是他本身也有同样的毛病，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加上魏公公经常不按牌理出牌，干些和刘瑾差不多的事，朝廷里也有很多人不待见他。　　同时，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天启四年十月，就是魏忠贤掀起大狱整东林党的这年冬天，京师和北方的山西、陕西就看不见降雪了，对此百姓们在私下里流传着一种传言，那就是天启被小人蒙蔽，朝廷所打击的也都是正人君子。到了天启五年，还没有降雪后，阉党决心以革命的流言对抗反革命的流言，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东林的流毒未尽，因此老天爷还很不开心。所以一定要加大对东林党的打击力度来取悦上天——但是遗憾的是，基于某种准则，大多数的百姓和官员对此都不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魏公公毫无团结民主统一战线的自觉，不仅仅在朝臣面前趾高气扬，连皇亲和太监都得罪光了。　　比如说紫禁城骑马。　　由于小冰河期地连续干旱，大明北方的马场产马数量不断下降，到了天启五年，北方各边镇都再无马匹可抽调向辽镇。朝廷陷入缺马的窘境后，就有大臣建议按一条鞭例，把甘陕各省上缴马匹的缺额摊给各省农民，多收些亩赋来买马，而此时北方各省同样是连年灾荒。　　魏忠贤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不敢采纳这种在灾荒年加赋的天才构思，但马匹的缺额问题还是要解决，魏公公就下令赏赐给大批皇亲大臣和太监紫禁城骑马的特权。根据大明会典，皇室但凡赏赐给谁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个人就有义务进贡给皇室良马。魏忠贤动员东厂地部下对大伙儿的财产进行了一番侦查后，一边大量赏赐给有钱的官员和太监这种“殊荣”，一边成天催逼他们贡马。等被赏赐的人完成了贡马的任务后，魏忠贤就会把特权收回，然后——然后再次赐下。如同当年刘谨勒令京师寡妇改嫁一样。魏忠贤地这个政策也搞得朝中怨声载道，大明建国以来第一次，无数臣子和太监纷纷上书拒绝皇城骑马的荣耀。但拒绝也要赐，魏忠贤甚至曾把皇城骑马权赐给了婴儿和浩命夫人，被赐到的人一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贡马，一边大骂那个给魏忠贤出这损主意的无名氏。　　收上来地马自然是良莠不齐，这批人进贡的“良马”里除了老马、马驹外，据说也有驴和骡子，甚至还有小骆驼。但魏忠贤一分钱没花就替皇上收了一批马支援辽东，也因此得到了天启“厂臣忠勤，办事得力”的赞语，也因此，天启更加信任魏公公，魏公公也更加意气风发，不仅自己排场越来越大，连客氏的出门规格都和皇后一样，为此，后宫里特别是天启的嫔妃们人人侧目，结果在朝堂上干顺手了的魏公公对后宫也一视同仁，整死了不少敢提意见的嫔妃和太监。　　可见，魏公公和东林，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只不过好歹魏公公是农民出身，还有些忌讳，比如天启年间对赈灾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对辽东毛文龙和其他军官对魏公公的嗤之以鼻不软不硬，魏公公还是很大度的视而不见的，天启年间，由于辽东辽西蒙古朝鲜的四方牵制，后金始终都没成气候，特别是努尔哈赤末期的大屠杀政策，几乎把后金逼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天启对魏公公这只家狗还是很满意的，以至于虽然明知他毛病多多，由始至终对他都极为信任。可见其实大明朱董对手下的要求，也真的不怎么高——所以，所谓的不是我军英明而是友军无能，放在魏公公身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明朝印象之四：崇祯　　林错　　说到崇祯，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对崇祯的评价蛮复杂的，主流的观点是此人勤政节俭，私德颇佳，而且即位初期一扫阉党，但由于性格弱点太突出——刚愎自用，暴躁多疑，而且吝啬小气，不仅很快又重新启用太监这个千古苛政工具，明明打不过后金又打肿脸撑胖子硬挺，最重要的是，没事就把看不顺眼的文臣武将罢官赐死，搞得好端端几个人才都被他枉杀了，自毁长城，实在是可怜可恨啊。　　对此，在下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与诸位大人同观。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希望能重播 网上的资源画质太差 也没有字幕。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认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则民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b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估计是你美爹的体质才合适你？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　　于是，大明的臣子们终于满意了——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崇祯只能最后一搏了——开始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结果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武清厚李国瑞一家“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所以一两也捐不出，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拂袖而起，大骂：‘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单从周奎家就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东林本色也。东林党把“袖手谈心性”贯彻到底，一点杂质都不掺的，但轮到用下一句的时候，就不那么贴切了。　　话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录用降官时，东林党人九成都跑去要求继续当官，大顺军官员看见不少老态龙钟的官僚也来报名要求录用，就让白胡子地人回家去养老，东林君子们当然不干，说“只要用了我，胡子就会黑起来的”。　　崇祯死前敲景阳钟让大臣入宫护卫，东林党人没有一个去的。后来李自成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不是他们不去，而是崇祯的太监堵着门不让大臣们进去为皇帝殉死效忠，这些君子们明明知道负责宫禁的王承恩陪皇帝一起上吊了，但仍要把黑水泼到王公公头上去。　　后来东林党发现曹化淳没有死，就开始编造谎言说是曹化淳开地北京城门，可是那个时候曹化淳明明在老家服丧，根本就不在京师，但他们也不管，总之一句话，文臣们都是好的，国家全是太监搞坏的，出卖皇帝的也都是太监而不是文臣。但是，崇祯的尸体被发现之后，那些没良心的太监先是以芦席裹之，置于东华门外，后换柳木棺材，以土块枕头，又找了两个和尚念经。　　在棺材由四五个太监共同守护的时候，为了彻底的和这些败坏国家的罪人划清界限，世代食朱明俸禄的大臣们，只有二三十人前往哭灵，更多高官经过这里时，策马扬鞭木然漠然，看都不看一眼。同时，为了坚持“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民族大义，东林党开始对新主子“劝进”，在新领导的安排下，陈演等声泪俱下地要求李自成尽早建立新朝登基天下，名扬天下的复社名人周钟、魏学涟等更是辛勤笔耕，疏奏不断，甚至对赞赏自己文笔的牛金星口口声声“牛老师”，而且在四月间每到三六九吉日，则奉表劝进，不亦乐乎，奏章里把崇祯的败亡称之为“独夫授首，四海归心”，结果险些引起群架，因为魏学涟等均对外声称这样的好文字都是自己的主意，为了版权，狗咬狗，一嘴毛。　　但是好景不长，李自成最开始的时候还对他们和颜悦色，在发现内库只有数万两银子之后又不得不捡起了马贼的老本行——农民兄弟辛苦一场，等着打土豪分田地，不能让他们白忙乎一场啊。这个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大顺朝士大夫统一战线的代表牛金星曾经提出意见，但是军方代表刘宗敏问他没有钱士兵们兵变怎么办，牛金星沉默了，于是，东林党的浩劫开始了——《平寇志》中记载，“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呢，李自成三月十九日入京，时人记录，三月十五日清点国库，库中只有二千三百余两银子，和八百串铜钱！　　崇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明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这里，嗯，请恕在下仍然引用他人的话: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这样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如此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原来刚愎自用是因为臣子无能，暴躁多疑是因为满朝行私，吝啬小气是因为国库空乏，自毁长城是因为根本无栋梁可用！　　史官曲笔，果不虚也。　　明朝印象之五：是是非非袁崇焕　　林错　　历来关于袁崇焕的争论很多，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恐怕就是他的履历了：　　1584年，袁崇焕出生。　　1619年，中进士，被派到福建当知县，35岁。　　1622年，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军山海，38岁，这是袁崇焕入辽的开始。　　之后袁崇焕连连升官，1626年，任辽东巡抚，42岁。　　1627年，宁锦之战，被言官以暮气难鼓为名受到弹劾而辞职，43岁。　　1628年，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44岁。　　1629年12月初，下狱，45岁。　　1630年8月，碟刑于西市，46岁。　　关于他的罪名，崇祯的旨意里是这么说的：“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其中并没有谋反这一条，而且在大半年的审案过程中，崇祯也曾经流露出留下袁崇焕以观后效的意思，但是被义愤填膺的大臣们否决了。　　可见，杀他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主意，而是满朝文武的主张，而且，崇祯还对他的家人法外开恩，仅仅是流放（之前同样传首九边的熊大臭嘴，家里人可是一点折扣不打的该处斩的处斩，该为奴的为奴了）。　　那么，这些罪名到底成立不成立呢？　　崇祯元年，朝廷重新起用袁崇焕，当时袁大人44岁，在辽镇做官已经六年，七月十四日，他见到16岁的皇帝，当即慷慨陈词，表明自己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翻译过来，就是小皇帝问袁大人辽东的事你看该怎么办啊，袁大人慷慨激昂的表示说既然陛下信得过，我五年就可以平复全辽，于是，皇帝很高兴，袁大人很欣慰，大家皆大欢喜——注意，不是崇祯一定要他怎么样怎么样，是袁大人自己主动说要五年平辽的。　　结果，刚刚出门，给事中许誉卿问及此事，袁大人回答：“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咱们皇上对这个事情很头疼啊，这么血气方刚万一急出病怎么办啊，就是急出青春痘我们臣子也很心疼啊，所以我就随口安慰安慰他——感情袁大人不仅很有爱心，还很有民主思想，在皇帝面前敢于随便侃大山来着。　　倒是许誉卿提醒他：“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咱们皇帝可不好说话，将来你怎么办？袁大人这才自知失言。　　于是在此之后，“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　　针对袁大人提出的有人掣肘这个问题，在七月二十四日，崇祯赐袁大人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这个问题解决了。　　之后袁大人又上书要求撤去御史，巡抚，只由他一人总管兵马，崇祯同意了。　　后来袁大人又声言兵饷不足，军备短缺等等诸多财政问题，崇祯极力筹措，统统都满足了。需要声明的是，当时辽镇兵饷每年军饷四百八十万，而明朝每年能收上来的税只有五六百万。　　可见作为托付一方的崇祯，基本上算是仁至义尽了。
　　作为被托付一方的袁崇焕呢？　　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入关大掠，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掠去人口财物无数，京畿几成废墟。　　不知道诸位大人怎么看，反正如果我是崇祯，基本上就要直接暴走了。　　不过，关于后金入关这件事，在细节上有很多争论，有许多大人认为，这件事是无数客观原因造就的不可抗的悲剧，比如后金军队是通过蒙古绕道进关的，比如袁大人极其英勇的入关援救，在北京城下拼死抵抗，比如当时后金极其强极其狡猾等等。　　对于这些争论，需要说明的是，袁大人当时督师蓟辽，而后金军队绕道蒙古，自喜峰口一线入关，之后就是自蓟镇突破至京的，而且还曾经派人去招降地方官员——当时袁大人也在蓟镇。　　按照袁大人的掌旗官的说法，他们比后金提前到了蓟镇，当时朝廷已经得到警报，于是令袁大人全权指挥勤王兵马，而袁大人慷慨激昂的对朝廷表示“必不令敌越蓟西！”　　然后，他们在蓟镇遇到了后金二百骑人马，关宁军义愤填膺的全军出动（数万人）和他们对峙，然后，这些人被关宁军气势压倒，可耻的逃跑了，于是，袁大人带着关宁军等着后金主力上门砸场子，结果后金大大的坏了良心，居然不敢正面迎战，就从不远处溜进关去了——（此经过就是袁大人的那位掌旗官自己写的，按他的话说，关宁军“欲战无可战”的第二天，才知道后金军队奔北京去了。）　　数万人在数万人身边擦肩而过，果然敌军很狡猾。　　当然，同样有很多大人考证说是因为那里的地形太过复杂以至于很难发现数万人的旅游-行动，或者太过不险要以至于那里如果打起来肯定明军要吃亏。关于这两个理由，第一个在下认为似乎可以稍微论证一下中国古代是否直到清朝有侦察兵出现，而第二个，嗯，其实按照袁崇焕某部下的说法是他们第二天才知道（注意是才知道！）后金军队跑了，根本还没来不及论证是不是能打怎么打的可能性呢。　　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做进一步的争论，不过暂且让我们把这些细节抛开，单论主体，就是拿着大笔钱（要多少给多少）聘请某保安守门，然后强盗从门边的窗户爬进来大抢了一把，关于这样的保安，我想每个当过老板都会知道算不算“托付不效”。　　当然，也有人认为五年合同没有到期，所以老板应该继续信任这个保安让他把除盗事业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对此，在下并不是神仙，不知道五年之后会不会奇迹般的反败为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五年合同，本身就是袁大人为了让老板开心提出来的，“聊以是相慰耳，”他自己对此都没有什么信心——只是他没想到某个16岁的新董事长居然信了。　　这算不算欺君？当然不算，这明显是并非袁大人不诚实，而是朱董事长少不更事太天真啊。　　崇祯二年春，蒙古和后金发生大饥荒，请求通市粜米。三月，袁大人上奏要求开马市，售粮于蒙古。崇祯认为后金和蒙古是一伙的，这种行为是以粮资寇，于是下诏坚决不许。但袁大人对蒙古兄弟的困难深表同情，一力坚持，在满朝官员的非议下（已经有人具体上书蒙古人中如何如何有后金密探，一共有多少），对此袁大人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说纷纭中屹立不动，坚持团结蒙古兄弟的路线不动摇，结果十月份，蒙古兄弟就领着后金军队入关了，然后蒙古后金一家亲，大家肩并肩的抢了明朝一把，和睦的携手回去了。　　“市米资盗”——市米是袁大人决定的，也是他做的，而且在满朝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到底，至于是不是资盗，诸位大人自行判断吧。　　关于“谋款斩帅”这一条，“谋款”指的是私自议和，“斩帅”则是指的袁崇焕杀毛文龙。　　关于议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崇祯十年后，崇祯也考虑过议和的事，但是当时的情形和崇祯元年袁崇焕面对的局面还是不一样的。　　当时，努尔哈赤新丧不久，四大贝勒共同执政，皇太极还不能一言堂。当时的蒙古，朝鲜都是明朝的盟军，后金的汉人因为先前努尔哈赤的屠杀政策（努尔哈赤晚年大肆屠杀汉人，连最亲信的汉将都下狱了）纷纷投明，人心惶惶不安，同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就在这种情况下，袁大人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而且是明朝官方对后金提出议和的第一人。“议战守，自崇焕始。”　　更厉害的是，袁大人这件事，根本就是瞒着老板干的，而且老板越反对，他越坚持。“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需要补充的是，毛文龙也曾经和后金议和，而且很可能比袁崇焕早，但他比较胆小，先上奏朝廷表明是缓兵之计，得到允许之后才实行，而且用的是密信密使，事后动态也同样上报。　　袁大人比他胆子大多了，他非但没有事先上报，而且直接就派人吊唁努尔哈赤，慰问皇太极同志去了，还给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以至于观礼的蒙古人如梦初醒，感情明朝和后金掐架是耍花枪啊，你看明政府对努尔哈赤同志的逝世感到多么的悲痛啊，居然还挑唆我们和后金对掐，可见汉人良心是大大的坏了的，消息传开，蒙古人就开始倒戈了。　　之后，朝廷下旨严斥不许，但袁大人不愧是和平大使，坚定世界的主流是和平的，直到后金军队入关，兵临北京城下，袁大人的意见还是赶快议和吧……　　至于另外一条，袁大人杀毛文龙，据他自己说，崇祯元年进京时，和朝中东林党的老大谈及毛文龙，他就明确表示要‘徐图之’——慢慢收拾他，内阁辅臣钱龙锡为此事再三斟酌，亲自到他的寓所商议。钱龙锡问及辽东事宜，袁大人表示：‘当先从东江坐起。’钱龙锡同志不大明白，袁崇焕大人就解释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关于毛文龙的自身功过如何，许多人讨论过，这点姑且不谈。在下想要说的是，只有一条：　　当时袁大人的具体官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为文官二品，赐尚方宝剑，毛文龙官拜左都督、总兵，为武官一品，同样赐尚方宝剑。　　《大明会典》里对尚方宝剑的作用说的很清楚：“六品以下，贪酷卓著者，当即拿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复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　　总兵犯法，需要查清楚，找出证据，请旨，不许擅自辱慢——袁大人没辱慢他，人家直接把他杀了。　　好在东江镇里不全是以为拿着尚方宝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人，军官们群情激奋，于是袁大人第二天又亲自祭奠毛文龙，表明：“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意思就是，我从感情上不想杀你，可是朝廷法度要杀你啊。　　中国有时候文字真的很害人，袁大人的本意是强调法度严明，但是就有人很不厚道的把这个“朝廷”当成是崇祯的意思了，比如后来毛文龙的部下投清，有很多都声称“君昏臣奸”，要打倒崇祯（此时袁崇焕已死）。　　但实际上，“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祯根本不知道！！　　当然这件事崇祯也有责任，比如事前调解啦，善后处理啦的，但是，节将（就是拥有尚方宝剑坐镇一方的武将）杀节将是明朝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二品诛一品则是中国几千年朝政正常的时候都没有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求崇祯能够事先想到——基本上，如果某人说现在某省长会突然杀掉某省委书记，就因为他们两个不合，我们都会以为他是疯子。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后金进攻朝鲜，皇帝下严旨要求袁崇焕进军帮助战友袁崇焕抵死不肯啦，上奏说“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后金就从蓟门入关啦，后金抢劫时袁崇焕一路跑到北京（此时后金比他先到4天）坚持不肯在城下扎营一定要进城啦，在京城下和后金作战屡战屡败啦之类的小事，我们都可以不理睬，因为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袁大人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总结一下：　　袁大人坐镇辽东之前的形势：后金努尔哈赤新丧，汉人纷纷投明，自身发生了饥荒，朝鲜，东江，蒙古，明朝都是他的敌人，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　　而袁崇焕得到的资源：还是那群官兵，皇帝对他十分信任，没有其他大臣牵制，朝廷不欠饷，按时发工资，（其他大臣任上经常欠），要什么军备给什么军备。　　而袁大人下狱时的形势呢：后金士气大振，得到了足够的粮食，抢到了无数军备，人口，财物，朝鲜被后金灭了，不服气的蒙古人被他打到了，其余的中立派被他用钱买过来了，东江的主帅被杀了，人心思变，几乎不能再有任何作为。　　崇祯三年八月，“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不厚道的说，窃以为这个案子，真的审得很公道，比熊大臭嘴的公道的多了。　　至少，我第一没看出崇祯冤枉了袁大人，第二也没看出反间计的痕迹来。至于他是不是通敌谋反，这些罪名搁在哪个镇守辽东的大臣身上都是个死，甚至搁在哪朝哪代边疆武将身上都是个死，崇祯还用思索他是不是通敌谋反么？　　另外，关于反间计的主角之一，某个监军的太监，不得不说的是，第一，崇祯元年，诏令太监不许随便出京，所以崇祯亲信的太监随便出门溜达是不可能的，第二，崇祯后期才重新派太监监军，而袁大人当时不仅监军，连御史都没有，完全他自己说了算，第三，翻遍明人笔记，除了清朝修的《明史》自己说太监这个反间计以外，基本口径统一，压根没提这么回事，官员们关于袁大人如何定罪上了无数奏章，都是说他“误国”，没有“叛国”，所谓的“叛国”罪名，是袁大人下狱的第二天，后金撤兵，百姓们传出歌谣“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也就是说，是当时民间的愤青认为袁大人是大明朝的内奸，官方根本没那么认为。　　顺带一提，关于百姓所说的“叛国罪”，在他们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旁证：袁大人下狱，崇祯诏令暂时由满桂统领京军和辽西军，抵抗后金军队，但是，袁大人的部下祖大寿将军，一听说袁大人下狱了，立刻带着部队跑路了，连京城前的后金都不理了，而袁大人的掌旗官，则抱着令旗和官印和他一起跑了。　　这样的军队，在当时的百姓眼中的评价，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并不是袁大人的错误，是这支军队素质低，和袁大人根本没关系。　　最后，谈一下关于努尔哈赤是否为袁大人所杀的问题：　　所谓努尔哈赤为袁大人所伤的宁远一战，发生在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而他死在同年八月，相差半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他半死不活的拖了半年才死，但是在这半年中，快70岁的努尔哈赤还亲征了一次蒙古——（顺便一提，当时的炮弹是实心的，也就是说，是实打实的，不存在弹片这一说。）　　事实上，当时的朝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毛文龙上报朝廷，说努尔哈赤亲征蒙古时背后恶疮发作，去威宁堡狗儿岭泡汤泉，他派了一些士兵拿着火枪在山顶上放枪，努尔哈赤本来打了败仗就生气，又加上他们骚扰，以为明军大部队来了，心慌意乱，就在回沈阳的路上归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袁督师何人也？　　吾辈后生，不敢以小人之心枉度君子之腹，不敢以一时成败论前人之作为，唯知：史家证据确凿，按大明律法，崇祯诛袁崇焕，不枉也！　　以下是在下的个人观点，不算史实，和诸位大人同时商榷：　　事实上，尽管我觉得崇祯杀袁崇焕杀得对，也该杀，但是，很奇妙的，我并不认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袁大人是汉奸，或者奸臣。　　虽然从事实上来看，他确实误国，也有自己的私心。　　因为，如果对照袁大人粉丝的逻辑来讲，他也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　　比如平台召对，他很可能就是想讲得好听点多拉点赞助；比如卖粮，议和，都可能是基于关宁军战斗力低下的无奈之举，再比如后金入关，也很可能是尽了力而无力回天。　　他的一系列错误，都可以在“大明整体官僚腐败无能”上找到借口，而且他的清廉更为他加了不少分。　　因此，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心报国无力回天或者说好心办了坏事的人还是很容易的。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中国人向来不缺这样的想法，比如大明
的时候规定百姓可以把为恶的地方官员捆送到京城去，结果有个地方真的要这样干，那个县官就拼命的求情，表示要痛改前非，于是，善良的父老乡亲就把他给放过了。　　袁崇焕呢？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事实上，在下搜集关于他的资料的时候，一直只在纠结一个问题：平台召对之后，袁大人什么时候说实话？他什么时候告诉崇祯“五年平辽”是做不到的关宁铁骑是靠不住的大明要和后金议和不议和是要灭亡的？　　没有。　　就在崇祯全力支持他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时候，他没有。　　就在崇祯给他尚方宝剑为他撤了巡抚让他兼了御史替他背了毛文龙的黑锅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说。　　直到最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因为审讯记录被乾隆下令销毁了。　　他是知道的，知道关宁军不能野战，知道“五年平辽”不过是个笑话。　　或者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把过大的责任背上自己肩头的英雄吧？尤其是在整个朝廷忧虑疑惑的时候这个英雄又勇敢的站出来说：“必不令敌越蓟西！”　　之后虽然没做到，但不失为一个失败的勇于任事的英雄。我们太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了，所以我们看不惯他。　　但是，我想说却是，为什么这个英雄自己主动要背上这个包袱而且明知自己不行都没有退位让贤的想法？　　朝廷信他了，百姓信他了，就在后金烽火逼近的那一刻，地方官没有疑虑，百姓没有疏散，没有任何应急措施，都在等着蓟西的战报，但他们等来的是后金的屠刀。　　结果，数十万人家破人亡，京畿一片废墟。　　这是谁的过错？　　朝廷要什么给什么，百姓交了辽饷。他们有权提出质疑，也有权表达愤怒。　　突然想起了“大跃进”，当时高层也有人提出了疑虑的，但是在地方一片形势大好的汇报中退缩了，于是全民上下，一致头脑发热，结果——天灾人祸。　　有自知之明，退后一步，也是一种勇气。　　虽然大明或者可能没有比袁大人更好的人选，但一定有其他的人选。有时候，“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需要勇气。　　或者袁大人是个好人，但他是个误国的好人，或者袁大人有勇于任事的英雄气概，但却不是坦荡荡的英雄。　　有时候，这样的人比奸臣更可怕。　　所以我仍然觉得，就算他是个好人，仍然——死得一点都不冤枉。
　　孔儒祸害中国的高明之处就是把中国分裂为一个一个家族；　　使之互相倾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使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状态；　　并且打压强者，培养奴性，以便于欺压奴役，成为侵略者眼中的肥鹿；　　统治者为了鱼肉人民，不惜向强盗称臣纳贡，创造了灿烂的汉奸文化和历史。　　拖欠工资，孽待仆人、工人和佣人，符合儒家“礼”。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国粹也。　　恶性竞争，劣胜优汰，重道轻器，复古法祖，　　是保证奴才不威胁到主人地位的必然结果。　　贪污腐败、剥削压迫乃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结党营私，敲诈勒索是儒家官僚的智慧和美德。　　欺下瞒上，弄虚作假为儒家的官场文化传统；　　纳妾嫖妓，卖国求荣皆儒生的道德文化操守。　　明亡于儒家集团，东林党只是最后的表现。儒家是科举考试上来，科举的目的是对冲强势的功勋集团。　　明没有平衡好这个关系。　　比如郑和的航海，就是军政集团的强势，儒家不让出现能和之抗衡的集团把它扼杀了。　　郑和航海之后明就被儒家绑架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反腐，搞税制改革，众传统儒家文化下熏陶出来的官僚恨死了。　　这些官僚不干活，还乱扣帽子，推卸责任，欺下瞒上，玩太极拳，卖国祸国，这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封建王朝的家族政权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垄断遏制了社会的活力。　　儒家文人官僚地主阶级：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丧尽天良，祸国殃民；抵制交税，欺下瞒上；卖国求荣，道貌岸然的宏伟史诗之一！　　　　《崇祯临死前为何说文臣个个可杀？》　　
　　小阁老
　　大明确实比人民拍的好，但都好看，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看，一个是很好看　　
　　嗨，嘉靖之后无皇权。
　　应该让海瑞这个演员演侯亮平。可惜显老　　
　　@sl7-04-19 21:41:45　　少年包青天那段，陆毅明显不如周杰，可惜周杰不演了　　-----------------------------　　这个我同意。
　　整体太假，你真正接触下那些省级、厅级甚至处级官员试试，哪个都是深潜，人与人之间不是同流合污的话，你根本就进不了那个圈子，更不要说跟他面对面的谈话甚至吃饭了。　　说这部剧好的人真没接触过中国的高官，你们看见的高官，是电视上和蔼的中年，是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深入群众的老人，错了，错了，这些都是表象，全是表象。真正的高官们，排场不比封建时代的大老爷们低，官腔更是推陈出新的高调，贪污更是隐蔽曲折，金额更是巨大骇人，淫乱更是眼目不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官孙做不到的，这一点，我百分之百肯定。　　国家为什么不把贪官的事迹全部公开，说难听点，公开贪官的事迹只会让老百姓们对党国失去信心。
　　人民的民义和大明王朝，无论演技服装台词情节都不是一个级别，大明王朝是中国电视剧的巅峰之作。
　　陆毅怎么演的不好了？怎么这么多说陆毅的？　　
　　明亡于社会精英的集体堕落。　　
　　人民的民义，很好看，很真实的反腐大片。
　　啥都不说了　　
　　很多封建时候的制度我们都是为批判而批判 大陆很早就是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 也领先当时的全世界 如果那时候全球都达到中国当时的文明 就不会鸦片战争 八国联军这种野蛮人的行为　　
　　@世界_渣
23:30:44　　看过啦，最近在看走向共和　　-----------------------------　　走向共和才是真正的大烂片
　　@xdtp001
17:11:00　　没找到啊。据说很好看！　　—————————————————　　大明王朝对海瑞有些拔高了，对张居正的刻画略显不足。其他没毛病。　　
　　看到后面，陆毅演的不错
　　因为看过大明王朝，所以我没看人民，觉得前者已是巅峰！　　
　　@xdtp001
17:11:43　　没找到啊。据说很好看！　　-----------------------------　　楼主真乃烂人一个，看看它写的另一篇帖子就知我所言非虚
　　人民的名义也不错，看大明不懂点历史很多地方看不明白　　
　　不谈演技，两部电视都演的很好，制作精良。看完这两部剧，我是比较喜欢大明王朝的，可能是人民的名义是现代的，多少能耳濡目染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也没觉得剧情有多好，尺度大倒是真的。大明王朝的时代比较久，让人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学到了很多东西，昏君不一定是昏君，奸臣也不一定是穷凶极恶的，忠臣有时候反而比奸臣还可恶，我们评判忠奸，昏君明君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去看的，而站在那个时代，忠奸，昏明是无法分辨的。　　还有两部电视剧的格局不同，人民的名义是地方的反腐，简单易懂，大明王朝是讲一个时代的事情，正邪已无关紧要，利益才是第一的。从这点来看，大明王朝对政治的解剖比人民的名义深刻。
　　《大明王朝1566》最大的看点就是各路演员精湛的演技，印像最深的就是倪大红所扮演的严嵩，据说倪当时四十岁左右，但演起80岁的老人来毫无违和感，每次他一出场我都有忍不住想去扶他一把的感觉，呵呵！这样的戏骨才真正对得起“演员”这个称呼，单演技而言，现如今那些天价戏子给他们提鞋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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