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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今日，北京出让一宗丰台区含住宅综合用地，因只有中粮-中海-保利-天恒联合体一个竞买主体报价而以41.5亿元底价成交。至此，北京近期成交土地中，除1宗流标外，已经连续出现8宗溢价率低于5%，而此前北京的土地平均溢价率在限价的基础上均超过30%。
业内人士认为，楼市调控特别是商办类调控政策收紧，使得含有商办属性的地块全面降温，是出现地块溢价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预计后续商办类土地将继续降温，但住宅类土地依然会有较多企业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今日出让的北京市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新宫村旧村改造二期NY-016等地块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R2二类居住用地，规划建筑面积16.3968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建筑规模全部建设自住房，销售限价3.5万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该地挂牌起始价41.5亿元，在现场竞拍前只收到一次网上报价，最终底价成交。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该地块居住部分面积仅4.1万平方米，而商办部分面积接近12万平方米，而且要求50%以上的商业公建部分必须持有20年以上，导致企业拿地意愿不足。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年内成交45宗土地，成交金额为851亿元。其中，除一宗商办地块流标外，已经连续出现8宗地块溢价率低于5%，包括4宗商办地块、2宗含住宅地块和2宗工业地块。而此前北京的土地平均溢价率在限价的基础上均超过30%。
张大伟认为，楼市调控特别是商办类调控政策继续收紧，使得含有商办属性的地块全面降温，是出现地块溢价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出让的8宗地块全部含有商办属性，其中大部分要求对商办过半甚至全部持有，所以对于销售思维的开发商来说，拿地意愿明显降低。”他说。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还显示，截止日，全国卖地超过100亿元的城市达到了31个，合计31个城市卖地收入高达8202.2亿元，比2016年同期的5917.7亿元上涨了38.6%。从溢价率看，大部分城市平均溢价率相比2016年有所下调，在一系列约束性政策下，地王出现数量有所减少。武汉、北京、南京、合肥、天津、重庆、上海、苏州等城市在2017年的土地溢价率相比2016年同期有明显降低。
张大伟认为，商办类土地对企业持有要求越来越严格，未来商办类土地销售可能性越来越小，持有经营成为房企拿地的主流趋势，而这种情况下，房企拿地从过去的销售思维转变成为持有经营思维，必然会影响溢价率。从后续土地市场趋势看，预计商办类土地将继续降温，但住宅类土地依然会有较多企业关注。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新浪网于日10：30，特别邀请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学生、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玫做客“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追忆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
神话”。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新浪嘉宾聊天室。今天做客的嘉宾是西南政法78级的两位同学，当然是当年的同学，现在他们已经卓有成就。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西南政法78级的同学们当时在校的生活以及他们这些年来所见证的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先来介绍这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先生，霍先生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霍宪丹：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玫老师。
李玫：大家好！
主持人：有一段文字是这么描述西南政法78级同学的，“29年前，他们带着时代的荣耀迈进大学的校门，2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法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评论称，他们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这是对于78级西南政法同学的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他们当年是怎样迈入校园的呢？先请二位回忆一下，当年你们入学第一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看到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李玫：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入校的时候因为是刚刚恢复高考，全国高考的第一届，恢复高考第二届，在司法部的几个院校当中西南政法是78级首批招生。校园的情况当然条件是比较艰苦了，反正我印象最深得是爬了好几个大坡，然后上了“东山炮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宿舍了，最大的印象就是一进宿舍，几个架子床上一人一个草垫子，我问这是干什么的，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不知道重庆的生活，然后听别人说你的褥子要放在草垫子上，因为可以隔潮的。
主持人：四川美术学院的77级同学回忆时，也说过床上的草褥子，是不是在西南的学校当时都有？
李玫：是的，我印象最深得就是草垫子，最后觉得这个草垫子作用还是很好的，陪伴了我们四年。
霍宪丹：刚才李玫讲那个草垫子很新鲜，但对我们很正常，因为我是从成都来的，而且重庆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对草垫子的认识在四川很经常，我们在家里也铺的，我在学校四年冬天铺草席，夏天铺凉席，底下就是草垫子，当然到了夏天蚊子也被热死了，苍蝇也被热死了，就拿草垫子直接到田里睡觉。
上大学那天，我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西南政法学院迎新的旗子，横幅，红旗飘扬，迎新的老师就像亲人一样，感到非常亲切。坐的是敞篷大卡车，拉到学校里面去了。
主持人：当年78级一起入校的有多少同学？
霍宪丹：因为我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司法部教育司工作，从事法学教育管理工作20多年，据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国1977年全国招生人数，也就是说我们30年前全国招生人数是223人，加上74、75、76的工农兵学生，那时候在校431人。到了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有364人，这都是法律专业的，此外还有62个识字班的学员。364个人基本上占了半壁江山。
主持人：看来西南政法在中国政法领域的中坚力量占到半壁江山和当年招生人数就占半壁江山是有关系的。现在在司法界、政界、教育等不同的领域，有哪些人是我们西南政法78届的同学？
李玫：我一下也说不很全。大家评价说成为了法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句话就意味着有很多的成名的同学。司法界的话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都是学法律的，在司法界主要就是公检法，法院系统可能是最多的，最高法院的黄松有副院长，还有江必新大法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咱们国家高级干部任命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公告要上人民日报，任命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时候那一个任命的公告上就有西南政法78级的两个同学，就是黄松有和江必新，这种情况很少见。
还有各个省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太多了，回头我给你找个名单给你报来吧（笑）！那个太多了。最典型的原来四川省高级法院，好像院长、副院长都是西南政法学院的，这种情况是很集中的，也是很少见的。还有就是省院的厅长这个方面的同学。
像政界就比较多一点了，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周强，他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湖南省做省长，夏勇同学非常厉害，现在是国家保密局局长，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学校的时候就非常优秀。
霍宪丹：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门门第一……
主持人：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呢？
李玫：学习好，认真！我感觉就是要向他学习那种感觉（笑）！然后还有国务院法制办的副主任张穹同学，像胡泽君做了司法部的副部长，很多！一下把哪个领导同学忘了我就不好意思了，很多！（笑）
学术领域法学界的名人就比较多了，大家也熟悉，像贺卫方、梁治平、赵旭东等等都非常有名。
霍宪丹：我插一句，梁治平和赵旭东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两个好像还是上下铺，梁治平在学校就表现出他的思辨能力非常强，每次研讨问题经常发言的是他，讲的比较多的也是他。还有一个就是王敏远（编者注：王敏远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诉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很活跃，我跟王敏远现在接触比较多，但是惟一不同的就是他现在体重比以前增加一倍以上（笑）。
主持人：结合这些同学在大学时的表现，再看他们现在的发展现状，能够看到他们成功的必然因素吗？
李玫：这个我倒觉得还没有什么必然因素。我谈谈自己的想法，78级年龄构成是非常非常悬殊的，我记得十班的班长入学的时候，他爱人做了两个书包，他儿子上小学，他上大学，同时入学做两个书包。我和贺卫方都是应届学生，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玩伴，同学。
霍宪丹：这种现象恰恰符合法学教育规律，文革十年把这些十年中间的人才堆集在一块儿了，我们叫汇聚在一块儿了，到一块儿以后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阅历，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的爱好，在一块儿大家共同学习一个法律，在思想上，性格上，人生经验上发生交汇和碰撞，反而有利于大家对法律的理解。但是说实话那时候法律没有更多的内容，很简单，更多的是思维方法，学习方法。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年龄小的同学不出声，年龄大的人神吹，慢慢他们开始发言了，慢慢他们开始研究了，所以大学期间，像贺卫方，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走入了研究的领域，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人生积累思考一些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如何发展，怎么发展。
李玫：因为我们年龄构成都不一样，由于文革期间积淀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恢复高考以后这些人涌现出来。在我们每个班上，我们78级11个班，一般都35个同学左右，在不同的年龄当中大家互相影响，生活阅历特别重要，你被有阅历，有经验的选手带快了，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刚才你说当时看见什么？没有的，大家就是经过交融，学习，思考，然后逐渐积累起来的。
而且大家当时对自己所学的专业非常投入，认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第一次开展讨论的案件就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她是新疆农场的一个女工人，因为受了很多气拿起枪杀人，当时我们就辩论，如果你是律师，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考虑，然后就在这种氛围当中提高自己对法学的认识，对法学的理解。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大家在交流和沟通，像77、78级他们在中国大学教育历史上与其他届别不同的就是，这几届的年龄差距非常大，在这些讨论当中……
霍宪丹：包括79级，我们一般叫新三级学员。
主持人：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就会有互相的影响，李老师您当时算是小同学了，霍老师当时算是大同学，这种大同学，中等同学，小同学之间互相交流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吗？
霍宪丹：它是全方位的，一般年龄大的人都经过了文革的岁月，那时候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对国家发展，如何发展都在思考，所以有很多疑问和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到了学校以后大家都在说，那时候文革之后，正好是无禁区的时候，应该说思想非常解放，什么问题都涉及，什么问题都能探讨。
主持人：有一段很优美的描述来展现78级同学，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的小道上，一边谈着对世事惊世骇俗的看法。”是不是忧国忧民，或者说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我们西南人当时的一种精神气质？
霍宪丹：那个不光是西南人，对整个国家发展抱有希望，抱有崇敬，抱有信心的情况是当时整个国家的状态，西南这帮人有机会进大学非常珍惜，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口号，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时候是玩命的学，大家都是比着来。
李玫：这是一点不开玩笑，真的这样的。
主持人：刚刚霍老师也谈到了，学的非常勤奋，当时学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李玫：我们经常在打炮声中上课，上着课那边就敲锣了，用四川话喊：“打炮了，同学们注意了。”在这种情况当中，可能对那种学习的机会就更珍惜，一个是恢复高考终于能上大学，大家心态上的珍惜；还有学校这种环境，环境的不容易，等不放炮了，更安静了，那会儿抓紧学习。
霍宪丹：那时候好的是空气没有污染，因为描写生活这方面我们西南78级出了一本书，叫《遥想当年》。有一点，西南同学见了面亲和力和认同感非常高，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也显示西南的法律本科教育质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李玫：对，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觉得这种亲和力，一个就是我们共同的四年的经历，还有就是学校的氛围，这种氛围包括很多，比如地域，西南的麻辣的东西，还有当时那种比较艰苦的环境，还有同学们之间的那种和谐，还有老师对我们无私的给予。
霍宪丹：她的问题引申到了这，我也说两句。我们讲两个名词，一个叫西南情结，你看《遥想西南》就可以看到，第二个叫西南现象，刚才李玫也分析了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西南现象？
主持人：为什么呢？有哪些原因？
霍宪丹：我先说一下，李玫她们班的张建田写了很多这个资料，我原来有篇文章里面讲了几个方面，当然可能讲的比较严肃。为什么出现西南现象？第一是占了天时，文革中法学教育几乎空白，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66年到72年的7年中一个都没招，74到76年北大等招了180人，这10年中间几乎是空白，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而这个跟邓小平先生有关系，西南重新恢复招生报告正好是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管教育的时候亲自批的。恢复的时候，他的师资力量在，所以占了天时。天时还在于聚集了十年的社会优秀青年同一时间涌现过来。加上这些人又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阅历和年龄层次，这正好符合法学规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
第二，占有规模效益，光340多人就占据了半壁江山，整体规模在这儿摆着，倍增效益很突出，所以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人才的优势了。
另外一个，西南的地理条件，西南政法学院远离市中心，很难得到外面去，不受外面的影响，大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学习，即便我们有时候出去一趟，就是买书去了，又来了什么新书到新华书店去买，那时候我们几乎步行到市中心，然后再步行回来。
第四点，西南政法学院的校风与四川的人文地理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所以我们总结我们是做事的人，非常执着，不怕得罪任何权威和领导，认为该做的事一定做到底。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些规则和潜规则，所以这几个方面说起来就构成了西南现象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当然开玩笑说，还有第五个原因，一进校以后因为校线之争，我们跟四川外语学院打过架，他们那边大部分是女孩子，我们这边全是小伙子。本来如果不打架正常交往，可能很多人都谈恋爱去了，结果一打架双方的正常交流没有了。所以78级据了解只有一对恋人成功了，西南政法的小伙子跟川外的女生谈恋爱。那时候学校里边男女生同学之间谈恋爱是秘密的，不敢公开，所以我记得79级第一对公开亮相谈恋爱的我们给他取了外号，叫麻辣鸡丝，怪味胡豆（笑）！
所以我就讲特殊的原因造就了这个现象，拼的比的都是学习，当时大量思考的、学习的新知识，尤其结识了新的系统的东西之后，就开始发表文章，甚至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到处张贴。
主持人：有一个回忆文章也说，当时78级学生是拿着饭盒在食堂门口吃饭，同时还眼睛瞄着墙上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是不是……
霍宪丹：对，各种交锋、各种观点。
主持人：当时大字报都是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印象深刻的吗？
霍宪丹：我记得解放碑贴了一个，三个人一块儿写的，记不清楚内容了，因为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李玫：我也是，大字报内容记不清楚了，但是很热衷于看大字报。
霍宪丹：那时都是坐在一块儿围成一堆，聊这个问题，天天开卧谈会，天天争论问题。
主持人：哪些东西成为我们卧谈的主要问题？
霍宪丹：生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包括法律上，学习中的问题都有。
主持人：卧谈会最后大家能够得到什么体会？
霍宪丹：各自都有体会，比如讲“法是什么”，我们班就争论了很久，“什么是法，法是一个制度还是一个理念，还是一种思想，真正法是什么？”就争论了很久，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可能都很初级的问题，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定论，还没有成批的介绍。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关注书本，我记得有一套丛书叫做汉译世界名著，那个书出来以后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节衣缩食，就为了买这个书。他一会儿出了新书，一会儿出了新书，大家就结队出去买，这个是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界影响非常大，包括论法律精神等等，都在里面的。
主持人：刚刚您讲到西南政法出来的同学都是一群做事的人，李玫老师和我在沟通的时候她也说过，当时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就比较务实。那这务实的课是怎么上的？
李玫：我的感觉，大学法律系，我们称的叫学院派，他们比较注重于理论的培养，理论非常重要，哪个学科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学校也是理论基础打得非常好。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西南政法的学生，特别78级，刑法理论学得最扎实，特别成系统。
主持人：是什么原因让他特别扎实？
李玫：可能因为老师讲得很好，这是一个，热点问题人们觉得有切身感受，还有一个刑法理论可能相对于成熟，再加上它的总论，分论，犯罪构成，学法律是一种逻辑概念东西，特别强烈，所以大家对这种东西掌握的很深刻。
但我想说的是务实这一块，理论我们很扎实，务实这一块，我接着刚才的话讲，大学法律系有点儿偏重于学生的理论方面的传授和培养，政法院校是有点儿偏重于实践方面。
霍宪丹：我插一句，应该说这是因为建国以来国家主管部门的分工。
李玫：对。
霍宪丹：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定的是综合大学法律系以培养人才为宗旨，政法院校是以培养政法部门在职干部为己任，所以历来养成了一个非常务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李玫：对，学了以后叫你解决问题，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我现在也当老师，就是别人跟你谈法律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不管当律师也好，当法官也好，还是当检察官也好，你不管当什么最后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我们讲的务实，培养这种能力。
我自己觉得西南这方面对学生的培养非常多的，可以说很有经验，因为我们的老师，刚才霍宪丹也说了这个师资队伍在文革的时候没有打散，所以一恢复马上老师就到位了，老师自己的专业积累也很深刻，我记得给我们上刑侦的是一个女老师，表面上很严肃，说话很利索，她讲的实在太好了，特别生动。她讲怎么去侦查，怎么去破案，根据什么什么线索，我觉得印象可深刻了，你就觉得你置身于那种环境当中，一旦让你出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找这种痕迹，比如这个脚印能决定这个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多高的个子，他留下的各种痕迹，比如说把别人勒死了，那个扣是怎么打的。
主持人：刚才李玫老师讲到老师讲课非常的务实。
李玫：务实，他就告诉你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霍宪丹：全身心投入，那时候我们从知识角度来讲不系统，而且说实话也很简单，老师的讲解把它完全丰富起来，加上个人的情感因素，个人的经历糅进去。原来有个辩论的廖老师他讲的也很生动，我们听他一场现场辩论会下来以后终生难忘，他就讲那个归谬法，我印象很深，对方的观点他不去驳，他就顺着对方的观点说下去，最后把对方都给驳笑了。
主持人：刚刚讲到廖老师，好像李老师也有很深的印象？
李玫：对，廖老师来上课，我们都知道他的名气太大了，叫他廖铁嘴，在西南司法界很有名，所以我们都静静地等着他，他来了半天不讲话，然后在黑板上写一行大字，写“得理不让人，无理狡三分”。他说今天上课，这就是精髓，你们好好理解。以后我琢磨这句话觉得太深刻了，觉得让你抓住了辩护的一个魂，印象深极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们全部给，起码我自己被征服掉了，以后他的课特别爱听，只要他在外面一做模拟，因为我们那时候教学很务实，开庭审判我们就去听，那时候审判都是实际案例，就是带着学生来感受这种现场教学，他一场辩论下来我觉得我特激动，觉得自己都升华了。就像刚才霍宪丹讲的，他那种我们叫诡辩，他带带带，就把对方带进去了，满堂喝采。
霍宪丹：不叫诡辩，叫归谬（笑）
李玫：其实诡辩也是一种逻辑方式。
霍宪丹：我插一句，西南有个什么特点呢？刚才我们没有多说，西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度的凝聚力，老师跟学生的亲密关系。
李玫：特别亲密。
霍宪丹：老师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好像是亲人子弟兵回来的感觉，所以经常有人回忆，我们随时可以到老师家里打牙祭。第一次考试印象很深，重庆很热，大家汗流浃背，老师们送冰棍，送绿豆汤，甚至拿个大蒲扇给你们后边扇着，非常感人，那种亲密感情使西南产生一种凝聚力，到了现在我们78级同学回去，无论你是功成名就，干什么东西，回去见老师都非常尊敬，都像见了亲人一样，老师有事一招呼大家都齐声响应。
李玫：当时，他们自己也积淀那么多经验，他恨不得马上告诉你。
霍宪丹：那时候课上课外，生活上都有交流，所以老师的爱人孩子都熟得很，一说这个老师，他的先生是干吗的，这个老师有什么特点，老师的口音，当年贺卫方就模仿杜老师的发音，他有一个绝招，经常给我们模仿老师说话（笑）
李玫：我觉得贺卫方为什么演讲这么厉害，一个就是他的经验积累，再一个就是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他模仿什么非常逼真，而且说出来以后有感染力，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的口才特别好（笑）
主持人：从两位老师刚刚描述的场景，我能感觉到西南政法当时的同学是在一个跟实际结合非常强的一个环境里面学习。这也是现在司法教育里面，大家所期望的，能不能让学生再更多一点实践或者更多实战的经验。
霍老师大学毕业后30年里面一直作为中国司法教育的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您对于这30年的司法教育有没有一些看法？
霍宪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到司法部来，2002年我离开宏观管理岗位到高校当了三年校长，05年又回到司法部来从事
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所以有一种教育情节，也一直在研究思考法学教育的发展。
应该说30年法学教育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和转型，从77年恢复开始算，我看了一下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恢复统建，一个是初具规模，一个是初步发展，这三个阶段也经过几次调整和转型，比如说我们培养目标和我们的服务面向，一开始就是小政法，小政法就是为公检法司培养人才，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政法部门受到很大的迫害，83年我在司法部参加了全国人才预测，人才很缺乏，然后说这些人出来第一满足中央各部门需要，现在司法部还有几个人，第二个，首先充实到各个法律院系，刚刚恢复的法律院系，我刚刚讲了77年招了7个系，78年是一院五系，到今天是600多个法律院系专业招生，每年招生10万人以上，你看这个规模多大。
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我也是在思考，我是反思有两个比较基础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个，法学教育不能等于法律人才培养，换句话说，法学教育只是法律人才培养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它不能等同于或者代替于法律人才的培养。第二个，法学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有教育属性，又有法律属性，教育属性中间既有普通高等教育的属性还有职业教育属性，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恰恰忽视了这种法律教育性的统一，过多强调了教育性，因此很多事情一刀切，到最后应该说远离了法律职业，很多学生不具备合格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法学教育今后要注意的问题。
回到法律人才的培养，究竟什么叫合格的法律人才，我想再往前推就推到时代背景，所以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一个国家对人才的要求是由这个时代背景决定的，所以我曾经提出三个时代的理论，第一个叫做创建国家的时代，就是一个国家开国，立国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是需要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政治家的一种，军事是从随政治的，这时代出现了很多比如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是大政治家，领袖级人物；第二个时代就应该是建设国家的时代，在中国目前来讲就是工业化时代，或者叫第一次现代化时代，建设国家时代需要一大批理论科人才，所以我们讲理论科人才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主要来源，是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时代它应该是进入一种管理型社会，管理型社会需要一大批具有管理素质的一些人才，这些人才我给归纳为三类，一个是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工商管理人才，社会公共管理人才，所以我们当时叫做创立了法律硕士，MBA，MPA，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这三种人才成为管理型人才的主干人才，教育必须先行，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三个的统一，我们叫做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它应该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高度的民主政治和完备的法制的结合，它不是三个方面，是一个问题三个问题的反映，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学教育应该成为建设法制国家第一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学教育今后的发展还有很多需要改革和探索的地方，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多展开讲了。
主持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法学生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现在在向往78级
神话的时候，也在考虑我们将来的出路，考虑就业以及将来个人的发展。可现在的法学教育所面临的现状，比如扩招，法学生特别多，再加上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跟老师那么接近，很难在一线学一些知识。现在面临就业种种困境。”从您的经历来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霍宪丹：时代背景不一样了，不可能再重现当时那个背景，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应该有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模式。我想以后的出路就是法学教育和法律资源结合，从法学教育出发构建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因为从事一个法律职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是由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这个职业特殊性我原来做过专门分析，换句话说，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的要求，有三个，一个是必须系统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第二，应该具有法律职业素养，第三，还应该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技能。所以说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应该是知识的共同体，素质和技能的共同体，要做到这个光是一个法学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该利用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这个平台，一方面形成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引导，另一方面，形成法学教育对法律资源的补充和涵养，如果在司法考试这个关键环节抓得好的话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在这个平台上再反过来，对法学教育进行引导和规范、淘汰、检验。
现在我们的发展基本上没有限制，所以我记得87年的时候才180多个法律院系，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也只有300多个，一下到了06年底已经630多个了，这个发展我认为是无序的发展。
主持人：总结您刚刚的观点，应该是利用司法考试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进行规范引导和淘汰。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嘉宾聊天室。
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如果您还有一些关于高考的问题，关于高考的回忆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谢谢，再见！
注：本次访谈于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
经查，罗建强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调查，参加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及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通过打麻将的方式与他人赌博。
罗建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罗建强开除党籍处分；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规定，经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罗建强简历
罗建强，男，1963年9月出生，贵州湄潭人，汉族，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
1979.09 -- 1983.08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供热通风专业学习
1983.08 -- 1985.06 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员
1985.06 -- 1990.03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员
1990.03 -- 1990.12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市建筑设计院工会主席
1990.12 -- 1991.10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市建筑设计院党委副书记
1991.10 — 1994.05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其间：1993年11月评为工程师）
1994.05 -- 1997.07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市房管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7.07 -- 1998.04 共青团贵州省遵义地委书记
1998.04 -- 2001.10 贵州省遵义市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1.10 -- 2004.05 贵州省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03.07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4.05 -- 2006.12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书记
2006.12 -- 2011.11 贵州省安顺市副市长
2011.11 -- 2011.12 贵州省安顺市委常委，副市长，西秀区委书记
2011.12 — 2015.01 贵州省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
2015.01 贵州省毕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行政学院院长（兼）
2016.09 接受组织调查。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选好、选准，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办法（试行）》，现将张玉山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现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主任
拟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巡视员
男，52岁（1964年11月生），汉族，河北高碑店人，1990年7月入党，1984年9月参加工作，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发射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在职研究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导航、制导与控制专业），工学硕士。
曾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部军务处副团职参谋，第二炮兵装备部科研部副团职参谋、特装管理部工厂管理处正团职助理员，北京市科协学会部副处级干事、学会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办公室副主任、科普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3月任现职。
公示时间：日至6月2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
联系电话：1416（传真）
联系地址：东城区台基厂大街3号北京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邮编：100743）
网上举报：北京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http://www.bj12380.gov.cn）
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特此公示。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5月17日下午5点45左右，中学生小美从学校放学回家，走至单元楼的楼梯口时，小美发现一中年陌生男子尾随其后。 “进了楼梯之后，他也跟着进了楼梯间，跟得很紧，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停了下来，想让他先上楼。他看到我停下来了，就往上面走了几步。”本以为是同一单元楼的住客，谁知该男子走了几步之后，又故意转过身问小美认不认识一吴姓男孩，“我回答不认识，他就突然走下来给了我一拳头，很疼。”惊慌失措的小美蹲在楼梯间缓了好一阵儿才回家。
得知情况后，海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随即介入调查。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又接到数起类似警情。“经过反复研判，我们确定数起案件的袭击者是同一人，即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袭击对象均为年轻女性。”办案民警颜诚告诉记者。
男子专盯年轻女子，跟踪殴打求快感通过图像侦查、摸底排查等一系列的侦查研判，海安警方最终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并于22日将其一举抓获。归案后，犯罪嫌疑人储某对自己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其交待，本月他曾多次夜间尾随女学生、年轻女子，掀起对方衣服或者进行殴打，以获得心理满足感。
“嫌疑人会先物色好对象再下手，受害者都是年轻女性，面容、身材姣好。” 目前，犯罪嫌疑人储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夜间单独出行的女性，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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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高考恢复30周年，本网特别组织了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
回忘1977年，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570万的有志青年怀揣着惊喜参加高考，1978年夏季高考更是吸引了610万有志青年参加，当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有两拨人怀揣着梦想走进了大学校园，开始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历程。
当时这两场高考是如何进行的？高考前后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跨过高考大门之后是否真正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获得答案。
先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坐在中间的这一位是著名学者、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坐在边上的那位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三位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吧。
张鸣：大家好！
周星：各位好，很高兴和你们在线做交流。
主持人：三位在什么时候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做什么？在什么地点？
张鸣：我好像是在猪圈里，消息是在猪圈里听到的，当时我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了，是1977年。听到消息之后很犹豫，当时是一喜一忧，感觉挺好，是好事，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悬！我自己有事，我知道；我能不能参加高考，我不知道。
主持人：有什么事呢？待会儿我们再细细介绍。雷先生呢？
雷颐：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1977年，开始没有正式传达，也没有正式公布，是小道消息，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当时把废除高考作为文革最重要的一个新生事物，还是坚持两个“凡是”。但是最后突然报纸登了要恢复高考，我当时在部队当兵，做当空军地勤，正在修米格—19飞机。
周星：我是在农田里，大概是1977年秋冬之交的时候，在福建尤溪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正在大肆砍伐森林。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农田里犁地，有知青说有一个重大消息，隔着比较远，那知青隔着田埂说可以考试上大学。
开始不相信，说不可能，没听说过，就在那种状态下，寒冷的水田里说有一个什么考大学的消息，大家惊了一阵子。回去以后，在烧火的厨房里就开始议这个事，是这种情况下知道这个消息。
主持人：网友们现在兴趣肯定已经很高涨了。三位讲的地点都很特别，每个人肯定都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下面就来细细地讲这个故事，先从张老师开始。张老师，您刚才说是在猪圈里听到这个消息，怎么去养猪了呢？
张鸣：是这样的，1973年的时候，我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对文革发了很多牢骚，后来这封信被举报了，当时就被整得很惨。从1973年年底到1975年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挨揍，还殃及我父母，当时我们兵团全师批判。1974年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有，“发配”到一个农场连队去养猪了。在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接触兽医的工作了，但还是在猪圈里做这个活。当时我觉得我有这个前科，能不能高考很悬！所以一直到最后关头，我才报考了，当时我报的是文科。
那一年是各省单独出题，考四门课，每门100分，400分满分。当时因为考的人特别多，全是人，农场所有的中学生几乎都出来考，还有大量知青。后来只能先初试，淘汰一批再复试。那时笑话特别多，我们考场里有不会答题的，就写信，学张铁生，给考官写信。特别可笑的是复试的时候，题很简单，考到了《愚公移山》里的一段“愚公长息曰”。有一个知青朋友问我：“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那就是“愚公大儿媳妇说”，我说不对，他偏说对，当时特别好玩。
主持人：可以看出当时大家的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张鸣：很差，实际上现在看来我们的考题特别初级，但就是那样的话，还是很多人考得不行。不过那年我考得不错，得了290多分，在我们那里绝对是高分。当时我就想搞文学，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没有戏，我那个事还是有问题。当时考完就觉得自己很凉，因为最后的时候，政治那个大题，最大一道题叫做“四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行。
主持人：您感觉到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过去。要写伟大成果，你怎么写的？
张鸣：我就是按照报纸上答的，我知道昧心，但是考试就只有那么答。但是没有用。
主持人：雷先生呢？雷先生有一个回忆，我给网友们读一个片断：“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5个月是工人，最后4个月成了大学生。”应该说1978年，您个人的转折是非常非常大的，尝试了很多的角色。这个过程能给网友详细讲讲吗？
雷颐：我是1971年下的乡，当了四年农民，有四年农村经验，1975年当的兵。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部队是不许报考的，虽然我特别想上大学。1978年刚好满三年，服役期就满了，我一定要求复员。你知道我是在空军技术部队，空军地勤修飞机，一般都要5年左右才允许你复员，我说我三年已经满了，就坚决要求复员。
复员了之后就到了一个工厂当车工，车工是很累的，但是可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从来没有请过假，白天要上班，完全靠晚上复习。我的师傅又是个省级劳动模范，他每天提前到，我要比他更早到，他每天推迟下班，我要比他更晚下班，什么扫床子、加油等等活都要干，所以那时非常非常累。
后来有一次，那是夏天复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复习到深更半夜睡着了，忽然被呛醒了，我盖的小毛巾被掉地上了，地上都点着蚊香盘，毛巾被被点着了，虽然没有着火，但是满屋子都是烟。
我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变成全国统考。我们这一茬人，都没有正式学过文化课，尤其是英文，“不学ABC照样做革命”是当时的口号，我一点不会外语。当时有规定说外语只是作为参考分，我很高兴。但后来有一个也参加高考考试的工友，他跟我说不考外语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你考外语，哪怕得零分也能考重点大学。我得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到高考办改，说我要考外语。实际上最后所有都考完了，外语只是参考分，最后证明那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好多没有报外语的也考上重点大学。
我就在头一天晚上找了一个外语老师，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估计就会有那两个题，“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说把这两句英语写上，那一天晚上背下。可后来我一翻英语考试，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同时，我第一次看到有划勾标准化答案，靠你划ABC，反正全部都是在那儿乱画，最后还得了14分，蒙对了14分。
但是我旁边坐着一个人好像会外语，他卷子上写了一些东西。由于外语考试当时不算总分，是参考分，监考的不严，大家都抄他，我也抄他的，也乱写了一些，反正得了14分。所以，这是挺可乐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为了这门只作参考的英语成绩还去押题了，是吗？当时就有押题的想法了。
张鸣：还作弊了。（笑）
雷颐：结果没押上，得了14分。（笑）
主持人：确实是比较可乐的经历。周星老师呢？你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下过乡，后来招工回城了。但1977年高考的时候您还没报考，当时还留恋自己那个很好的工作是吗？
周星：是，我比两位教授的插队经历短一点，因为我76年初插队，得到消息的时候还不到两年。我们在农田里冷乎乎的得到消息，回来议论的时候，插队比较早的摩拳擦掌就准备高考了，因为高考对他们来说等于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因为他们插队时间很长，看到农村除了贫穷落后以外，还有很多不好的现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太多接触，但已经隐隐约约耳闻，为了摆脱命运，要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装病和贿赂等，因为跳出农门惟一的方式就是回城。
我那个时候因为插队才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没有想到有大学这个东西，我的目标非常低，最大的目的就是摆脱开农村的艰苦，虽然农村给我们很多教益，就想回城。第一次高考的时候，离春天已经不远了，回城的浪潮已经一浪卷一浪。在1977年的时候，我惟一目标是回城做工人，工人是我最好的方向，那是我的美好目标，我第一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从各个渠道打听到，有地质队的招生，地质队也很辛苦，但是比做农民好多了。我一心想奔那儿去，在大家摩拳擦掌想高考的时候，我说我最浅显的目标就是这个。
第二，在福建很偏僻的乡村里，不要说进省城，进县城都很遥远，因为手头没有这个准备，没有各种资料，马上就要高考了。就像雷先生刚才说的，我们的文化水平很差，我在农村最大的受益就是学针灸、识别草药。
第三，一看要高考的都是16、17岁，17、18岁，我们那时最小的是16、17岁，最大是33岁，岁数参差不齐。里面有老三届，还是小三届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功底真的比我们强。平常一谈就觉得自己是小儿科，包括上大学以后，我也觉得自己是小儿科，我进的是师范，同学都是当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当语文老师十几年的。在那个农村背景里，我想我先回城，回城当工人就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后来果然让我实现。那时虽然心有所动，但是目标放的很低，先回城是我的目标。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回城之后做了工人，已经实现自己的理想了，然后还要又决定放弃工作，考大学呢？
周星：那就是人的无穷动力。当摆脱农门之后，欲望就出来了，那时觉得读书是我的出路。在1978年我回了城，进了所谓的地质队，高考前的那半年是在福建的三明市实习，我分到一个非常好的工种，分了一个钳工。过去的人都知道，8年出来钳工吃喝不愁，我是钳工，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所以我就每天开始琢磨着成名成家的思想，成名成家就是8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钳工。磨螺帽，半年没有磨好，很难学，还有挑钢钎的工件，现在都没有学会。
雷颐：我当过车工我知道，我想当钳工都没有当上。
周星：钳工是工人里等级最高的。
雷颐：那时有一句顺口溜“紧钳工，慢车工，吊儿郎当当电工”。我想当钳工都没当上。
周星：跟雷先生、张先生可能一样，在那个环境里你有了一个台阶，立刻精神的台阶就起来了，要读书，这个时候进了城，有机会买到过去我们上中学时吊儿郎当学的那些教材了。也把自己的教材和找来的破破烂烂的教材，能找来的都找来学习，我读的教材里有乱七八糟涂的各种字。目标下定了，工人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钳工还是要做，但是不妨偷偷摸摸开始考学，这时就想考学，一考上就上了贼船，就丢弃了美好的钳工梦，没有成就这个梦想，但是学了半拉子的手艺，然后就开始高考了。
主持人：三位决定要高考的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雷颐：因为我当时要复员，就是抱着要高考。我家里人跟我通信也希望我复员，希望我考试，所以我家里人也都支持我考试。周围的年轻人，实际上大家都是在摩拳擦掌，都是在准备试一下，不管成不成，多数人准备试一下。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些曾经一起下乡的朋友，有的当工人，有的结婚生孩子等种种原因就没有准备考试。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还是考试了，我的家人坚决支持我。
但是我父亲是学建工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觉得只有搞工程、科学才是救国、为国家做最重要的贡献。另外，只有那是真学问、真本事。所以，一看我考文科很不以为然，但是他知道我很早下乡，没有读多少书，也知道我不具备考理工科的水平。但是我第一年就考上了，还是一个重点大学，
吉林大学。我父亲拿到我的通知书多少有点遗憾，说你能不能这一年别上了，拿出一年时间好好复习数理化，以后再考个理工科。
周星：那时大学理工科是最好的。
雷颐：但是我知道经过文革，我的兴趣和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素养完全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我说我不可能再去学数理化，不可能从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开始学起。所以，我还是上了。
主持人：最终听从自己心里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科。
张鸣：我当然是考文科，因为数理化没怎么学过，那时课本特别薄，都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个干公式，中学也没考过试，怎么能考数理化呢？但是我的文科还可以，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知青，农场知青很多。文科还可以跟当地青年较量较量，基本差不多，甚至书看的还多一点。就一直想考文科，文科不行那就完了。
其实考之前，我父母是无所谓，我父母觉得这儿子特捣乱，老给他们惹祸，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所以没什么意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亲戚和朋友，还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根本没戏，77年甭考，考了也是白考。结果真白考了，政审被卡住了。
78年高考，亲戚朋友说还是不能考，还是没戏。还是有一些人乱出主意说，干脆改理科吧，理科好考。其实都是胡扯！我就听信了，文科之路眼看走不通了，谁知道形势怎么变？1977年冬天考完到1978年夏季高考，只有很短的时间，我理科根本不行，而且也没有时间复习，那个时候没有书，想复习都没有书。乱七八糟的资料，反正还是找了一点儿，还有一个知青原来想考，后来不考了，他还有一点东西，也很可怜的一本小东西，给我看了几眼，就这样去上阵了。
不过，我觉得1978年那时候我是超常发挥，考数学的时候，能把我所有会答的都答了，得40分。物理和化学都及格了，我算超常发挥了，真是超常发挥了。政治课，我是考试前一天到了农场厂部，不知道谁塞给我一个资料，那时考试已经很规范了，如果不拿这个复习资料根本不行，当时一晚我就复习，全背上了，就像印在脑袋里一样，这时考的政治课分数比较高，还高过录取学校30几分。但是没有用，谁让我报的志愿那么低，还是就上了。录取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但是1978年有一个规定，不许反悔，反悔第二年不许考，那时哪敢违规，像我这样的人被整成那样，哪敢违规。
雷颐：78年还有一个进步，因为77年政审更严格，父亲有什么问题的都不能上。所以，1977年的录取，学校中央的政策就在变，下面也在强烈呼吁怎么还有这么严格的政审，就是因为我家庭是地主就不能上大学？后来报纸上还登了，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录取了胡风的儿子，胡风当时是最重的“反革命”，他的儿子都可以录取了，还有什么人不能录取？中国的进步，在那个阶段，、1979是大踏步地前进，每天都日新月异。
张鸣：恢复高考之前，文革还不能议论，高考之后就思想解放了，就有口径了。那时是一天巨变。
雷颐：感觉春天突然来临了。为什么77年开始说恢复高考大家不相信，因为76年把是否要否定推荐制作为政治上重要的标准，所谓的攻击新生事物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文革，就是反革命，突然恢复高考带给人的震撼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给全社会都带来了震撼。大家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主持人：由于政审的原因，张鸣老师很可惜地丢掉了1977年就能上大学的机会，到了1978年的时候，虽然政策更加宽松了，可惜那时候又由于信息不畅，张鸣教授没有能够获得政审放松的消息，而选择考理科，所以张鸣先生最终进了一个自己并不很喜欢的专业。
张鸣：不是很不喜欢，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条路。
主持人：尽管是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专业，张老师最后还是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路，他是怎么选择的呢？我们下半时段再说。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网友欢迎回来，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嘉宾聊天室的嘉宾。一位是著名学者、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一位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星；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各位网友除了通过电脑参与，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sina.cn。我们接着下面的访谈。
刚刚两位教授已经讲完了，当时你们参加高考周围的人是什么反应。周星老师，您当时家里的亲人、朋友都是什么反应？
周星：当时我已经到了工厂，我的父母都松了一口气，说你能够做高级钳工，就可以了。到后来我从各个途径也感觉到，我要参加高考，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他们说，行！你考吧，反正你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工作。
但是就像各位教授说的没有资料，因为他们在省城，我在边远的城市，父母帮我去跑，各个地方搜罗过去丢掉的教材，薄薄的课本拿起来学，读起来还很新鲜（笑）。
雷颐：复习资料中，最热的是文革前的教材。
周星：比较珍贵，千金难求。
主持人：给我们讲讲当时教材怎么样难找？刚才说文革前教材最难求，教材还分等吗？
周星：我们的教材跟雷先生的教材还不一样，我们的全部的教材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但知识都是很浅显的，再难也学不了了，那时文革的概念认为“白专”是坏的东西，向工农兵学习才是好的东西。有的人告诉我，真正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考上，是要拿文革之前老三届学的教材复习才可以，那是正规的教育体制底下延续下来具有稳定性的教材。我那时根本没找到这个教材，父亲的一个同事说找到一本教材，可以让你看一眼。我一看，哎呀！太难了，借了一天，赶紧就翻着看。估计雷先生会知道哪些教材更好。
雷颐：我其实上学也没有学，因为文革之前我小学还没毕业。我们那时上中学，连课都没上，除了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就是开大会。有一本油印的教材，都是写的数理化是资产阶级这样的言论，我们学的课本叫做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薄薄的油印的，讲水泵，就要讲一点水泵的原理，怎么出水，根本没有教材。
当时找文革前的教材是很难的，我记得所有的亲戚朋友，整个社会的人都在找文革前中学教材，那时教材更加稀缺，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姐姐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初中生，我们家里已经没有那时的教材了，也是通过各种关系找一本两本，那时是如获至宝。并且当时都是谁有了，其他的复习高考的人就轮流着看，我今天用，你明天用，大家轮流地串。或者是我晚上用，你白天用，文革前的那一套教材。
周星：那时人还比较大公无私，如果是现在，人是敝帚自珍了。
主持人：那是非常珍贵的了？
雷颐：因为积攒了十年的教材很少。
主持人：张老师当时遇到的情况怎么样？
张鸣：我们的教材是这边列公式，然后下面有一道题解完就完了，很薄的一本书，我们老师上学期就上两页，然后下半年就把剩下的都上完了，又没有考试。就那样的东西我那时还丢了，我从中学毕业之后那些教材就扔了，就没有。这时有人印了一个，我也从其他知青手里拿了一个，像列表似的东西。
周星：比如，历史会梳理一下年代。
张鸣：我考文科时都没有教材，77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完全是瞎考。
主持人：就靠自己平时掌握了多少了，也没复习。
张鸣：我们农场场部有人办学习班，但是我没有办法上，我有工作，连长也不批我假，他们也不想让我考。我那个时候简直基本上没什么复习，惟一我认为的复习就是临考前的政治，那时真叫复习了一下，就那么几小时。
主持人：后来参加高考的时候，考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雷颐：我看到考场周围还比较正规，在一个高中里面。只是在考场上的人有岁数很小，还在高中里面，有岁数很大，各行各业都有。当时心里有一点感慨。
张鸣：77年我考初试的时候，最紧张的是第一场考作文的时候，紧张的我前几分钟手都颤，一个字写不出来。后来复试的时候，我说这哪儿行，他们告诉我安定可以安神，我就吃半片安定，上场就打瞌睡，死活要睡，从来没吃过这个药，后来没办法就使劲拿脑袋往桌子上磕，磕醒了，答题。
主持人：磕出包了吗？
张鸣：肯定是有包，当时没顾得上，就答题。
主持人：想了各种方法来好好考试。张教授，您当时考到了一个农学院是吗？
张鸣：黑龙江的八一农垦大学。
主持人：上什么专业？
张鸣：农业机械。
主持人：我知道您非常不喜欢？
张鸣：不仅是不喜欢，而且非常累，都是工科的知识，你这学期学不好下学期不要学了，因为下学期靠前学期学的东西解题，我每天8节课，将近做100道题，还不算试验。每天到晚上12点都没有睡，星期天没休息的。我后来想这怎么行？这不是胡闹吗？这样不累死了，后来我琢磨琢磨，发现这些题其实做几道就行了，剩下都可以完全不做，剩下都是加强的。我每次就做几道题，然后就抄，我就抄图，人家画好了，以后，我就抄过来一画就完了。（笑）
主持人：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与上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并不相关？
张鸣：所以我还省出一点时间，除了上课之外，业余时间我就干别的去了，留点时间就把题抄一抄，考试之前找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他们都会整理，把各门课整理成一个东西、一个本子，我拿来以后，我说你们复习完了之后给我看半天。
主持人：看半天就考试了？
张鸣：就行了，因为之前我都学了，他整理得特别好，我考的还不坏，就这么混下来4年。
我最后不改行了吗？大家都不同意，同学、老师都说你不是荒唐吗？咱们学得是个本事，多少会修拖拉机，你这个玩意儿不是狗皮膏药吗，老师更痛恨（笑）。
雷颐：就像我父亲的观念，文科的东西是狗皮膏药。
张鸣：老师最痛恨，说这不是搞狗皮膏药吗？
张鸣：我们学校的领导说这个人能讲，历史知识多，说你就在教研室。还有一个选择是到农场当技术员。这两个我都不喜欢，但是比较起来，说算了，还是改吧，就到教研室了。我一上班周围的人就瞧不起我，说大学毕业还到教研室。后来我就不服，闭着眼睛考了人大的党史研究生，这是隔了一年。
主持人：隔了一年考党史的研究生。
张鸣：我当时想，原来这还可以做学问。原来一直想当作家，我说写小说、写剧本还用上大学。后来发现不行，我写稿子老给我退，因为政审，到我们团部核实身份，团部说这小子是反革命，不行。把我逼得要走出农场，上大学那四年我还是有作家梦，之前还写了好多小说、剧本。其实说实在的，这四年中间还是看了东西的，文化接触的很多，后来觉得不对，一把火把我写的东西给烧了。
主持人：作家梦就是在大学四年中间给搁置了？
张鸣：就破灭了。当时我觉得我更不怎么样了，就开始做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学问了。
主持人：雷先生，您现在从事的是不是跟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雷颐：我特别爱读书，在文革中禁书的那个年代，我们有一帮朋友悄悄在一起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一些小说、俄罗斯的小说、文革前的小说，甚至一些哲学著作，当时公开可以读的马列著作我都读了，包括毛泽东著作，还有其他一些，想办法找了一些，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读。我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和文学，跟张鸣一样，因为当作家梦特别强烈，我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专业之间无法取舍，又想当作家，又想当哲学家，但最后还是当作家梦稍微强了一丁点儿。我们这一代人受高尔基《我的大学》、《在人家》影响特别大，作家搞创作，在社会上去闯荡，那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又想上大学，我想了一个什么专业呢？考古。我对考古一点兴趣都没有，但考古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田野，确实下乡这么多年，又当兵，下乡的时候什么修水库、做小工，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野的，不是像在教室里能够坐下来的，就想到社会上去闯荡。我想考古挺好，到社会上、田野里挖掘，回来别人就搞考古研究，我就进行我的创作。结果那年考古是文科中分数最高的，因为考古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大家觉得那还是跟意识形态的东西相隔最远的。
主持人：是最安全的学科。
雷颐：对。当时考古是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我的分数达不到考古，就转到历史，就这样走上历史研究的这条路。其实当时我父亲想让我考理科，我自己想我如果考理科会报考地质，因为地质能够在田野里到处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我当时说如果文科就考古，到社会上跑。如果是理科，就是地质。
主持人：都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
雷颐：最后也没有实现。
主持人：最后学了历史，成为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这条路应该走得非常完满。
雷颐：还可以。
主持人：周星老师您进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相关吗？
周星：我们那一代人可能一个信念都很明确，想上大学，但是选专业跟现代大学生可能有相近，那时是自己选择，但是专业的选择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关系经常是支离破碎或者是曲折的。我上大学，在福建那个小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我们认大学只认上海，就是长江以南，上海最好。我上大学学的是北师大中文，中文在全国，北大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梦是哲学和历史，我的梦最好的学校是
复旦，全国最好，其次就是厦门大学。但是因为报名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报名，第三志愿是中文，也填了一个北师大，因为师范大学省办是第一次录取，说给你报了北师大中文系，我根本不清楚中文系是什么，我是想做哲学和历史。哲学和历史是很思辩的，但是上了一个中文系。后来学了，觉得挺有意思，学完中文就毕业留校，又考研究生。十年之后我就转成艺术的这个专业，从转到影视学开始，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我是这么变的。变来变去，一个人一生总会在游移中慢慢触摸到你有潜质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你可能慢慢找到位置。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网友的留言也非常多，我们只能用最后的时间回答网友的问题了。
网友：想问问三位，回望高考，它给你们带来了什么？高考当时带给你们的东西，以及最后你们所走的路，结合这两个方面来思考，高考是不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方式？
主持人：两个问题，按照顺序来，张教授先来。
张鸣：高考把我从农场里拉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改变是巨大的，要不然你就在那个地方呆着了。虽然我上的学校不理想，但毕竟还是进入另外一个圈子，进入另外一个群体，你是大学生了，那时比较少，这个对我改变很大。
其实就我来说，当初我的环境如果不是那么恶劣，可能我未必会考。实际上我现在回顾起来，我所谓的学问也没有在学校里学过什么东西，我不像这两位，像雷颐和周星，他们两位都是接受过很好的科班训练，我基本上没有。所以，我认为不见得只有高考才能成才。
主持人：雷教授？
雷颐：对我个人而言，当然上大学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个人选择很少，好比说如果是一个农村青年，恐怕只有当兵，当兵要不提干还要回去，做工人是没有农村青年的份儿，高考恐怕是广大农村青年，上个大专或者是中专都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下过乡，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高考当时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从前大学生就列入干部的行列，在当时社会节奏中只有三个行业：工人、农民、干部。无论是医生、工程师，都是属于干部，这是一个重大选择。
当然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整个开放了，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城里打工，有的还可以农民企业家创业，已经不是当年对于农村青年上大学是改变命运惟一出路的情况。
我们今天讲的公平和效率，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某种隔离，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现在起码证明了废除高考，执行推荐制度是既不公平又无效，高考考试制度，在这一点上，是相对而言既公平又有效率的一个制度，很难得有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制度。
周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认为高考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方式。对于那个时候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包括我们三个人，高考只是指上大学，不是你选专业，上大学成才，对那个时代来说，甚至对这个时代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改变命运的方式。所以，观念上我一直觉得高考是改变人的观念，不说是惟一的途径，对现代社会来说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因为你如果没接受高等教育，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包括我们看到没上大学的人，成才的比例数和上大学的成才比例数差距太大。对现代人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受到高考和文化的选拔，所以高考的价值不说是惟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对所有时代来说，恐怕上大学至少是改变观念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方式。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也非常感谢网友的关注，谢谢，再见！
注：本文刊发于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丁怡全侯文坤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日前发布，饱受争议的无人机将于6月1日起正式进入“贴标飞行”时代。规定中备受关注的“实名登记”将给无人机生产者、使用者带来什么影响？能否改变无人机“黑飞”威胁公共安全的严峻形势？无人机该如何安全地自由飞翔？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无人机监管迈出重要一步
无人机不能“无人管”已是共识，具体怎么管却一直是难点——无人机持有者多是个人，且人数众多，原有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其特点和发展。
对此，监管层放出“大招”。根据近日民航部门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6月1日起正式对最大起飞重量为250克以上（含250克）的民用无人机实施实名制登记注册。今年8月31日后，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如果未按照该管理规定实施实名登记和粘贴登记标志的，其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法规的非法行为，其无人机的使用将受影响，并受到相应处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大四学生黄懿杰是无人机制作和飞行爱好者。在他看来，该规定是无人机监管的重要一步，扭转了之前“一刀切”或放任不管的模式。
“该规定首次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对无人机进行实名登记，有助于摸清现在民用无人机的数量，掌握无人机拥有者的基本信息，在源头上加强了对无人机的管理。”饱受无人机困扰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运行保障部副部长龙俊说。
龙俊认为，对无人机进行实名登记，本身也是对无人机拥有者的一个警示。在登记过程中，有关部门可以向无人机爱好者明确哪些区域允许飞、在多少米的高度内可以飞等内容。同时在销售环节就进行约束，要求销售商引导消费者进行注册、登记，创造一个更好的使用环境。
“对无人机进行合理监管是个大趋势，尤其是实名登记制度现在几乎已成国际惯例。”昆明万达大疆无人机4S店董事总经理朱志群说，去年国内大疆无人机的保有量已逾50万，一年的飞行量超过1400万架次。
实名溯源有助遏制“黑飞”
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是民航局放“大招”的背景。此前一段时间，成都、昆明、重庆等地机场频繁出现无人机扰航事件，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困扰，而无人机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虽说部分肇事者得到了处罚，但是无人机起飞门槛低、查证处置难等问题仍然存在。
业内人士指出，无人机行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无人机生产技术同落后的无人机监管制度之间的矛盾。无人机的“身份证”则是相关管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制定的前提。
龙俊说，对曾饱受无人机困扰的机场来说，实名制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对扰航的无人机进行更高效地追溯。“今后只要能发现无人机，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截获，再追查其拥有者，并进行追责。”
“无人机实施实名制登记管理还提升了社会对无人机安全的关注度，有助于提升无人机用户的安全意识。”朱志群说。破解“黑飞”需要疏堵结合，除了对不合法使用者的“堵”，也给愿意守法飞行的用户一个释放需求的渠道，让实名认证和贴标的无人机可以在禁飞区和敏感区外飞行。
事实上，公众对实名制并不陌生。过去几年内，我们历经了火车票实名制、手机卡实名制、便捷支付实名制等。业内人士认为，无人机实名制的意义同样在于规范和管理，而不是“一刀切”。在遵守当地法规、不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况下，用户仍然可以带着自己的无人机“自由飞翔”。
监管仍有留白，需完善法规和管控技术
从规定中看，目前要做的只是实名登记和粘贴登记标志。黄懿杰等人担忧，一些山寨厂商或无人机爱好者自己组装的机器未必能做到全部实名，登记全靠用户和企业自觉，监管仍显乏力。
黄懿杰等人表示，还应该有制约“不自觉用户”的方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黑飞”的惩罚，比如对发现未实名认证就飞行的，采取直接没收无人机等处罚，增加“黑飞”违法成本。
“现阶段的技术还做不到让没有登记的无人机直接飞不起来。杜绝‘黑飞’，关键看后续动作。”业内人士坦言，目前在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低成本散件套材，以开源硬件、软件为代表，使得制造一台可飞航空器的门槛大大降低。不同于正规厂商的产品，这些产品不设电子围栏、可以任意编写航迹规划，产品容易改装、不支持实时监视、飞行性能没有约束，因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对开源硬件、软件和飞控、散件套材的管理。
黄懿杰还建议，需要尽快在限制飞行的区域配置能有效低空探测的雷达系统。建立无人机登记数据共享和查询制度，实现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打破飞行计划报批难和报批后无法实时监控的难题。
“安全运行需要稳定可靠的产品、有效的禁飞区策略和时刻牢记飞行安全的操作者。”朱志群认为，解决安全飞行问题，还需要合理的技术策略，如明确禁飞区，并通过软硬件结合，限制无人机在禁飞区和敏感区飞行。
业界认为，无人机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实名登记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还需企业、涉及部门、个人等协同施策。日前，工信部已决定从今年起，每年按照地域对国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和产品信息开展摸底统计，加强对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的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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