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消防员的光阴故事，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组图)_网易新闻
90后消防员的光阴故事，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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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还挂着泡沫的縢绍杰，在警铃声中冲出浴室。60秒后，他已经乘坐消防车出了大门—去帮一个晚归的市民开门。
　　同样是去“开门”，杜巴刚从6楼降至3楼窗台上，却看见一个男子挥刀冲来—因为闹离婚，他的妻子以忘带钥匙为由打了119。
　　站在鲁甸地震灾区的路边，徐强看着运送武警战士谢樵遗体的车辆慢慢驶远。就在几天前，他还在消防队旁爬上10余米高的树，帮小朋友捡风筝。
　　这是一群“90后”消防员，来自昆明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作为“主力军”，他们每天与一个个未知的报警相伴，可能是火灾，可能是救助跳楼者，也可能是抓蛇、取马蜂窝、上树下河抱猫救狗。
　　这些青春洋溢的小伙子，有的已在部队待了七八年。他们爱打篮球，爱看小说，想学弹吉他。有的健谈，有的腼腆，有的思维缜密。他们有各自的梦想，在部队待到永远，或回家与女友开个小店。
　　他们的光阴，在一个个“突发”里消磨，随时可能身处险境，也遭受过种种不理解。在日复一日的出勤中，年华渐增，一些人决定留下，一些人打算离开。但他们说：“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生活和我的战友。”
　　这是关于他们警营里的光阴故事，也是他们独一无二的青春。
比明火更恐怖的是黑暗　　谢兴鑫最怕的一次，是在官渡区某起火的餐馆内。他冲进去救火时绊倒在地，腿部的剧痛似乎钻到了心里。
　　高温烘烤着防护服，谢兴鑫趴在一团漆黑里，氧气面罩上全是灰。伴随着呼吸，木块在大火中断裂的声音异常清晰。干渴让谢兴鑫头晕目眩，他伸出手一点点地在地上摸，终于，摸到了一个水带。这个水带带着他离开黑暗。
　　火场当中，比明火更令人恐惧的是黑暗。只是年轻的消防员在事后才有时候回想。
　　谢兴鑫1993年出生，已参军5年，是个黝黑壮实的重庆小伙。在特勤队里时，脸上总是带着憨憨的笑。几秒钟，他就攀着两三厘米粗的细黑绳从5层楼顶落到了地面，轻盈得像是小说中飞檐走壁的侠客。伸出手指一看，毫发无损。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带头冲向火场，作为“攻坚组”的一员，似乎来不及感觉恐惧，但他知道“战友肯定会保护我。”
　　曾有一次，经开区的一间工厂着火，整整烧了一夜。他们无数次地闯进去，然后出来补充水。“战友们一直跟在后面往我衣服上浇水，他们怕时间一长衣服被烧着。”
　　听过我的故事的姑娘
　　火光就像一盏明灯，让你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但你不知道头顶的那块横梁会不会掉下来。
　　在另一个火场中心，费递刚走出几步，天花板在他身后落下，“出来以后我就在想，如果慢走几步，变成碎渣的可能就是我了。”
　　和谢兴鑫同一年出生的费递，单眼皮，说话时嘴角微扬。他喜欢篮球和音乐，更喜欢独自一人坐在凳子上就着MP4屏幕看玄幻小说，小说里有那些身上带伤的侠客。费递觉得当消防员救人救火故事同样惊心动魄，但是却从未向家人提起。
　　1年前，费递曾经把这些故事讲给了一个姑娘。不久前，姑娘离开了他。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我住在军营，她的悲伤和痛苦我都不能分担。”他低着头，不停地捏着自己泛白的手掌。
　　有一次处理汽车自燃时，燃烧的物料灌进了宽大的防护服，在费递的脊背上留下一个疤痕。至今，心爱的姑娘仍还不知道他的英勇。
　　惊险和伤痕并非全部，还有一次任务是救流浪猫。
　　在手碰到小猫的几分钟前，费递很担心这个小家伙会回头把自己咬一口。没想到，小猫乖乖地趴在他的怀里一动不动。他感觉很安心，这种安心与平时救人出来时的感觉无异。
　　爬树捡风筝，好厉害！
　　警铃响起时，縢绍杰正站在浴室里，身上还挂着泡沫。他一拧水龙头，弯腰套好裤衩，奔到楼下。
　　60秒，一个不能被推迟的数字，这是消防员从铃响到跟车出门间可用的最长时间。每一次消防报警，都是命令。有可能是火灾、交通事故、山体滑坡、地震，也有可能是捅马蜂窝、抓猫抓狗、帮手指被戒指卡住的求助者。这一回，縢绍杰是要去帮一个晚归的市民开门。
　　停水停电、夫妻吵架、煤气泄漏，甚至手机掉进马桶都会成为市民拨打119的理由。
　　此外，还有直接跑上门的。
　　“大哥哥、大哥哥，能不能帮我捡一下风筝。”附近小区的孩子们跑到消防队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正在擦拭消防车的徐强瞄了一下站在旁边的指导员，后者挥挥手，“反正你没事，去帮一下吧。”男孩子笑逐颜开，抓着徐强的手就走。
　　10余米高的树，徐强噌噌噌几下就爬到顶，风筝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了地面。“大哥哥，你好厉害啊！”孩子双眼发亮，徐强抓了抓头，心中挺自豪。
　　几个月前，1991年出生的徐强升了士官，他说留下来是由衷热爱这个工作。“不知道该怎么说，就觉得做消防员有意义，比如把被困人员救出的那一刻，心里有很大的成就感。”
　　曾害怕入伍的独唱歌手
　　杜巴差点摔下楼那一次，也是去帮市民“开门”。一名中年女子报警称自己忘带钥匙，杜巴从6楼慢慢下降至3楼窗台上。正低着头解绳索，突然一个黑影向他冲来。
　　杜巴刚抬头就看见一把菜刀砍来，菜刀后面是一名中年男子。“我赶紧用手挡住他，把他推到沙发上。”原来，当时这对夫妻正在吵架闹离婚。
　　如果没有入伍，杜巴很有可能成为在北京唱歌的藏族歌手。15岁的时候，父母就有送儿子入伍的打算，杜巴悄悄向村子里当兵的哥哥们打听，听说新兵入伍很难熬，顿生恐惧之情，于是跑去迪庆某景区文艺团唱歌。
　　如今，1992年出生的杜巴已经成了新兵班班长。这个藏族小伙身高一米七几，身体很结实，脸有点圆。他特别喜欢民族歌曲，拿手曲目是《卓玛》和《慈祥的母亲》。18岁时，北京某文艺团挑中了杜巴，此时刚好也到了招兵时间。
　　杜巴想了几天，入了伍。至今他仍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工作能像消防战士一样可以常常帮助别人，那种感觉是没法替代的。”
　　他曾在早上6点多出发去滇池一个鱼塘捞三名溺水者，由于头天天色太晚，第一批消防员赶到后没能捞到尸体。“我们没吃早点就走了，虽然是前一晚的报警，但死者家属一定是盼着我们尽早去。”杜巴和战友们干到了下午，早饭和午饭都是牛奶面包。
　　杜巴也救过猫，站在窗户边伸手把一窝小猫抱了回来。虽然他知道住户是嫌脏不愿动手才报了警，但“这还是做了件好事。”
　　趴在窗户上看班长出勤
　　与杜巴不同，1992年出生的张望是精心谋划才“顺利”当上了消防战士。
　　“小时候看电视，觉得穿军装实在是帅啊！”张望一打听，发现当地入伍名额中消防战士的数量相对少。“少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张望等了一年，直到当地开招消防兵种时才报名。
　　张望当初从电视上迷上的军装是07式军装。在采访中，他用左手拉着上衣，右手指着胸前，表明他穿着的就是这套军装。
　　同样对军装有特殊情结的，还有冉进红。
　　冉进红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从初中时就盼望在战场厮杀。2010年高中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入了伍，结果发现成为了消防队员，起初有点失望。很快，失望被另一种感觉取代，“在新兵营，我只能趴在窗户上看着那些老班长们坐着车出勤，心里又羡慕又害怕。”
　　冉进红来自昭通，身材略瘦削，笑起来格外腼腆。喜欢户外运动的他在当兵之前，就在老家爬各种山。刚来时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差，现在跑五公里也不会气喘吁吁。
　　但冉进红还是有点不自信，“我能成为一名户外教练吧？”
　　我知道，我在努力做事
　　21岁的董鹏和战友小心地抱着水管，避免水洒在邻居家的窗台上。此前由于救火时不慎把水洒出，常常会引起一些抱怨，董鹏总是低头道个歉，随后继续奔赴火场。
　　但有时候，背后的抱怨声还在持续。 “起初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后来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冷静。”董鹏说。
　　杜巴还记得自己曾在夜里3点出勤去玻璃厂灭火，天亮时火势终于被扑灭，接下来还有值守和清理工作。饥饿难耐的队员们敲开了附近一家小卖部买吃的，“女店主突然用奇怪的语气问我们这次灭火能收多少钱。当时我们都愣了。后来，她老公跑出来狠狠骂了她。”
　　“不理解我们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市民尊重我们，每次总想给我们送水果送烟，当然我们都不收。”杜巴说。
　　费递也记不得自己多少次向别人解释，消防员是免费抢险救援的，好几次对方的表情都显得有点不屑。“我看得出来，他们还是不相信。”
　　每次遭遇无端质疑的时候，费递就会去看小说。“我知道，我在认真努力做的事，确实真真切切在帮助别人，我相信那些看不到的人终究是少数。”
　　可以把脊背交给他的人
　　选择留下来，费递直言自己看重消防工作的单纯。这个来自重庆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整整3年没有回过家。两个月前，他第一次回到故乡，每天6点半起床，在卧室里面晃来晃去，把父母晃得头晕。
　　参与聚会时费递发现和之前的朋友有点难以沟通。他跟朋友们聊起工作，对方不关心，朋友们忙着“娶妻、找钱、讨好领导”。“我们互相不认可对方的生活状态，他们习惯于社会化的生存方式，而我更喜欢军营的生存状态。”
　　每次提到“战友”这个词，这群90后的小伙子都会咧嘴笑起来。
　　冉进红的中队里有40多人，大家吃住都在一起，磨练出了强大的默契。“我一个眼神他们就知道我需要什么。”
　　“一起出生入死，大家互相信任配合和支持不说，就算是小到战友的一个动作，都会感动到你。”24岁的蔡鑫磊总是记得每次灭火后，疲惫的自己在走出现场时怎样被战友扶了一把，或者是接过战友主动递过来的毛巾和矿泉水，“心里暖死了。”
　　从晋宁调到昆明的吴星洋，至今在U盘里保存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得知调令后和几个战友及领导特意去公园拍的合照，“其中一个管我的领导当时开玩笑说，让我来昆明后故意表现差点，他好把我要回去。”
　　他用一句话总结，“战友就是那个我可以把脊背交给他的人。”
　　在成长中，留下或离开
　　吴星洋今年24岁，比杜巴早一年入伍。进门时他主动敬礼，响亮地喊了声“报告”。
　　入伍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在当地一个白酒厂上班。“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家人很希望我能进部队锻炼好身体。”6年后，吴星洋练出了一副好身板，曾在部队的比武大赛中荣获县区的第三名。这个曾经腼腆的大男孩，也成长为开朗的小伙子了。
　　提到“90后”，有人会说他们年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也有人会讲，这批年轻人相比80后70后，缺乏理想和信仰。
　　对于“90后沉迷网络”的说法，吴星洋只说了一句，“那只是虚拟世界”。他说自己探亲时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干农活与消防出勤正好互补，可以帮助我锻炼耐心。”
　　在日复一日地出勤中，年轻的消防员也在渐渐成长。他们爱打球和弹吉他，喜欢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他们遵守着铁一般的纪律，他们的青春挥洒在每一次灾难或鸡毛蒜皮的琐事中。
　　他们在成长中，留下，或离开。
　　虽然入伍8年，吴星洋仍认为自己年纪还小，要继续锻炼。
　　我也喜欢英雄
　　金殿某酒精厂里，数十个大桶里面不断地跳跃出火苗。远距离使用水枪没什么用，张望踩到桶上一步一挪，挨个灌入灭火泡沫。
　　也不知是第几个桶，张望的身后突然传出巨响，一回头，爆燃的火苗蹿了20米高。“跟踩地雷似的，晚一点我就会被炸到天上吧？”
　　“培养一个消防兵需要很多东西，但一件东西就能毁了他。”蔡鑫磊回忆起五年前新兵培训的第一堂课，指挥长这么对他们说：“在不牺牲任何人的情况下，全力抢救一个人或一件事。”
　　浏览着媒体上关于消防战士牺牲的消息，蔡鑫磊说这些战士是英雄，“每个行业都会发生意外，但科技不断进步，装备不断升级。其实做消防员相对是安全的，安全是我们抢救的第一前提。”
　　徐强也喜欢英雄。在鲁甸地震救灾时，他站在路边，看到运送牺牲的武警战士谢樵遗体的车辆从身边经过，驻足敬礼。
　　那一刻，他认为，自己看到了真正的英雄。
　　题外话
　　一名老消防员的记忆片段
　　头顶的滚滚浓烟楼下欢呼的市民
　　已过而立之年的李威一直无法忘记几个片段：手抱栅栏的小女孩，头顶的滚滚浓烟，楼下夹道欢呼的市民。
　　1999年，还是个新兵的李威首次“打火”。因为急于救出被困的孩子，他忘记了戴空气呼吸器，跟着班长抱着水带就往楼上冲。浓烟钻进了他的口鼻间，他的大脑瞬间停止了运作，直到被一块湿毛巾掩住口鼻才恢复意识。
　　后来他才知道，班长扔出腰斧砸穿了铁皮，将浓烟及时疏散。当他们走下楼后，市民一下子围了上来。这个场景，温暖了他十几年。
　　在当消防员时，李威两次和危险擦肩而过。另一次是在大火扑灭后，他发现自己举着水枪站在高压电线旁。
　　现在李威已经30多岁，从事的职业也和消防员相去甚远。但这些经历，已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除了较同龄人更加优秀的身体素质外，无论身处哪一个房间，他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火患”在哪里，并固执地提醒同事们下班回家前关闭电脑和插板电源。
　　“那时候，我所在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昆明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装备是全市最好的，但和现在还是没法比。”李威说，当时消防员在出勤中常会受伤，现在优质的装备让新战友们“打火”时更加安全，很让人欣慰。
　　李威现在依旧喜欢看关于军旅生活的电视电影，也常常回想起当年救人后市民的笑脸。
　　采访结束时，他忽然在背后叫住记者，认真地说：“当消防员很危险，但是没什么能替代它带来的成就感。”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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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预备党员 我通过延安之旅提高思想觉悟
　　日，经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党支部的严格考察，已经大三的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　　接下来怎么度过我的一年预备期？
　　首要一点就是要全面履行党员义务。要知道，预备党员的义务和正式党员的义务是一致的。&　　党的“七大”是1945年４月２3日─６月１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员义务，一共有四项，其中第一项是“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我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怎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想到了必须来一次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朝拜旅行。&　　其实想去延安，由来已久。作为一名大学生，提及延安，脑海中就自然而然地浮现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杨家岭的早晨》：远处有八路军战士从延河里挑水上来，近处毛泽东主席一手扶着水桶，一手拿着瓢给小苗浇水。“杨家岭的早晨，一片金色的阳光。”对于延安，对于杨家岭，我可是从孩提时代起，向往了十多年。&　　又恰逢在西安念大学，离延安已只有八百里之遥。&　　而作为中共预备党员，不去朝拜革命圣地延安，则更是说不过去。&　　但由于课程紧，加上开始面临双向选择找工作的压力，一直未能成行。&　　时间很快到了1997年下半年，次年七月就要毕业了。毕业后很可能回湖南找工作，而我将来再专程前往延安，就很难有机会了。&　　必须马上成行！
　　痛心找不到同伴，就一人前往！&　　当年十月一个周五的晚上，十点多钟上了火车。八个小后，凌晨六点多，火车到了延安。下得火车，冻得直打哆嗦。气温明显比西安低了十多度。感觉这才是真正地到了北方啊。天气却极好，阳光灿烂。&　　对着火车站广场上的安塞腰鼓群雕，“延安！我来了！”我心中大喊。&　　坐上中巴，目的地是杨家岭。&　　途中，远远地看见雄壮的宝塔山，以及秀丽的宝塔，心中抑制不住地激动着。到了杨家岭，怀着激动的心情瞻仰“七大”旧址中央大礼堂。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党24年的的奋斗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五十多年前热火朝天的场面历历在目，真让人目不暇接，寝食偕忘。&　　后来参观王家坪，在朱德同志住过的窑洞里，睡过的大炕前，我禁不住久久沉思：没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革命工作，我们今天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啊！当&　　晚到延安大学，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寻找湖南来的老乡。按理说，延安大学不在湖南
招生，在这里是找不到湖南老乡的。但居然还是找到了一个老乡，祖籍湖南岳阳，是在陕南汉中长大和读书的，于是考上了延安大学。&　　太好了，当晚我就不用住旅馆了，就住他的大学宿舍——窑洞。窑洞宿舍除了房顶是弧形的，其他跟西安的大学宿舍并没有啥不同。当晚和老乡在延安大学看了场露天电影。&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陕西师范大学团委介绍信，与延安大学团委领导取得联系，请他们组织一些学生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座谈会上，我们畅谈两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宾主交欢热烈。会后互留通信方式，我郑重欢迎他们利用假期去西安，到我的大学作客交流。&　　下午，我登上返程火车。上火车前，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购买一本《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以作珍藏。又一个八小时过去，回到了西安。&　　回到西安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我，直到毕业前夕还跟参加座谈会的延安大学同学们保持通信，几次从西北政法学院大门旁边的古都政法书店购买法律书籍寄给他们，祝愿并助力他们学习进步，毕业后投身法治事业。&　　记得回西安后不久，我将延安之旅的过程和体会记录下来，以《延安纪行》为题在院刊《学院生活》上发表，获得好评。&　　1997年12月，经党组织再次考察，开会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我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如今将近二十年了，我的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次延安之旅，过程和体会依然清晰如昨。那是我的革命圣地朝拜之旅，更是我的预备党员提高觉悟之旅。通过该次旅行学习，我不但思想上得到了净化，精神上得到了升华，而且还结识了新朋友，收获了新友谊，可谓善莫大焉。&　　以上就是我预备党员期间朝拜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唯有真实的经历和和真切的体会，愿予分享并见笑于诸君。（湖南长沙网友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钟建林）
从中考落榜生 成为家族的第一名党员
　　还有一个月，我们中国共产党将迎来95岁华诞！作为全国8700多万党员中的一员，回首自己从一名落榜的农村青年到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从举起右手拳头的那一刻，郑重承诺伴随我从青年走向中年，从幼稚走向成熟......&　　1986年，中考失利的我和那时的大多数农村毕业生一样，重复着祖辈父辈的生活方式，投入到农村劳动中去，内心虽有不甘，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每当我劳作之余愤愤然发牢骚，父亲就说：“有什么脾气可发的？有本事念好书，没本事就老老实实拐粪箕（意思是做农民），不要痴心妄想。”不像现在，初高中毕业还可以选择读职中或出去务工，那时务工潮还没有出现，中学毕业之后做农民是唯一的没有选择的选择。繁重的劳作之余，我总在想，难道我的一辈子就这样度过吗？难道就没有路可走了吗？不行！我要博一下，命运要靠自己去改变！改变命运成为激励自己的原动力。于是仅有初中文化的我在家人和周围人不屑的目光中，重新拿起了笔，一边劳动，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在总结搞文学创作不是适合自己走的路之后，又转向新闻写作。历经无数次的退稿和石沉大海之后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了县广播站一陈姓编辑老师的信，指出了我新闻写作中的不足，鼓励我坚持走下去，同时推荐我向乡里老报道员学习。陈编辑的来信对我而言犹如身陷茫茫大海黑暗中的一盏领航灯，给了我无穷的信心和希望！怀揣编辑的信，在一个午后，我独自来到乡政府，通过问询，在忐忑和不安中，鼓起勇气敲开了老报道员办公室的门。正是这揣踹不安中的一丝勇气，才有了我以后的崭新人生。&　　此后，在这位既是严师又是挚友的无私引导和帮助下，我蹒跚走进了新闻报道世界。1993年底，经过7年的业余写作与坚守，在各方的鼎力帮助下，我接过老报道员的笔，成为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报道员，因为工作性质，需要参加各类会议。但由于我
不是党员，所以有些会议我不能参加。看着党员身份的同事能够参加的会议，我眼馋不已，我找个机会对乡党委组织委员说：“伍委员，我想入党！”。伍委员一听说：“想进步好啊！写申请来，党委要讨论一下。”“入党就这样容易？”我兴奋不已，第二天，就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他。时间不长，伍委员对我说，入党的事党委研究过了，因为你才参加工作，所以需要看看。我明白这是党委在考察我。当年，党委没有把我纳入入党积极分子。我不灰心，一如既往认真写稿，完成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作。第二年七一之前，我又一次把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组织委员手中。不久，党委公布积子名单，我名列其中。我那个高兴劲啊，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中午回到家，我对父母说，我被纳入党员发展对象了！父亲说：“我们家世代贫农，从你祖辈到你们这辈，至今还没有一个是党员。如果你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我们这个家族里的第一。”&　　此后，党委指定广播站长和文化站长作为我的入党培养人和介绍人。我按期向他们汇报工作学习情况，思想动态，他们也履行培养人和介绍人职责，引导我不仅要在思想上入党更要在行动上入党。1996年7月，经过考察考评和批准，我终于盼到了举起了右拳，面对党旗党徽庄严宣誓的时刻，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日，香港回归的喜庆日子，我如愿以偿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宣读党员预备转正申请书时，我饱含热泪向全体同志郑重承诺：入党不图名，不图利，图的是为她认真工作，在困难、险境面前挺身而出，和平时期做一名好党员、好公民，不为党员二字抹黑！&　　一转眼，即将迎来我入党20周年。无论时间怎么久远，无论职务和环境怎么变化，但入党当初作出承诺我时刻牢记：承诺就是一辈子，不为“党员”二字抹黑，做合格党员！（江苏宿迁网友 江苏省泗阳县庄圩乡政府 姬贵扬）
因社会关系问题 我曾两次填写入党志愿书
　　回想入党经历，得从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说起。当时我豪情满怀积极报名参军是有抱负的，就是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献身国防，履行卫国义务。同时在个人仕途上当然也是有目标奢求的，就是争取入党提干。所以从参军那天起就谆谆地告诫自己，到了部队一定要干出个样来给大家看。&　　俗话说“砻糠搓绳起头难”，第一步走好了等于成功了一半。我入伍迈出的第一步确实是不错的，从家乡出发就被接兵首长指定为班长，并把我班几十名新兵安全顺利的带到了部队。接着新兵训练期间我又担任了班长。新兵训练结束分配到连队后不久我又第一批选送到师部教导队培训学习。在入伍不到5个月的时候，支部大会就批准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说当时全团新战士中仅两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谁知最后由于社会关系问题上级党委未批准。在那个特殊年代说的是讲成分却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又说什么出生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等等。由于自己入党被拒自然培养提干对象也就被取消了。是哪个年代的唯成分论害惨了我，二年服役期满没有被退伍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1971年退伍分配进常州钢铁厂后，由于自己在入党问题上有过“创伤”很失落，因此就没有再主动向党组织提交过入党申请书，只管埋头工作，（担任班长、工段长）。也可能自己表现好，工作出色，车间那时又把我列入干部第二梯队培养对象。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我上中班，车间支部书记高端忠同志（干部跟班劳动）乘我工作之余约我谈话，他首先把我表扬了一番后直插主题，他问我为什么至今不提交入党申请书。记得当时我回答得很干脆：“在部队干得那么好就因为社会关系问题未批准入党，到了地方就不想了，也不敢想了”。书记听了我情况和暴露的活思想后，就因势利导：“说现在已经改革
开放思想解放了，现在党已经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各项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轨，包括党的建设以及党员的发展工作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重在个人表现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了，可以希望你端正思想重新考虑一下，党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通过支部书记谈话之后，我又重新萌生了入党欲望，并向党组织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的考察，我经受住了考验，终于如愿以偿地在1984年7月份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自己有过一次被党“抛弃”的经历，所以这次要求入党我是非常认真的。首先想的不是在组织上入党，而是需从思想上首先入党。尤其是在举起拳头向党宣誓的庄严时刻，宣读的是誓言，但是心里想的更多的是要如何履行好党员义务、职责和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之担当。&　　入党后我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更加努力工作并提拔当了一名常州钢铁厂的中层干部，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江苏常州网友 常州钢铁厂退休干部 秦永培）
光着脚从田边跑到大队部 借双鞋进行了入党宣誓
　　1973年的麦收季节，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的号召，来到淮安县石塘公社李庄大队新河生产队插队落户。那年，我18岁。&　　从到农村的那天起，我就做起了入党梦，期待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我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重活苦活抢着干，在广阔的田野上尽情地挥洒着自已的汗水。那时，我有过吃不饱肚子的幸酸，有过日夜劳累的泪水，有过不堪重负的伤痛，也有过庄稼丰收的喜悦和学会各种农活的快乐。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积极努力争取入党的的动力。&　　日的下午，生产队党小组长黄长顺大叔对我说：“小骆，你能吃苦耐劳，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劳动表现突出，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吧！”一听这话，我激动万分，欣喜若狂，连声说：“谢谢长顺叔，入党申请书我明天交。”就在这天的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写下了这份珍贵无比的入党申请书。内容如下：我是一名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我们以贫下中农为榜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地、富、反、坏、右斗，其乐无穷。我们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只争朝夕，大干快上，坚持三个急冲冲，两个黑隆隆，力争水稻亩产两千斤，小麦亩产一千斤，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我申请加入党组织，是为了更好地为党而工作。我决心，不怕苦，不怕累，扎根农村一辈子。请党组织考验我吧！&　　1975年春节后的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靖其华把我叫到大队部，对我说：“你的入党申请书已收到，经研究决定，你已被大队党支部列为培养对象。你明天到大于生产队去
当会计，要在工作中进一步锻炼自已，把大于生产队的亩产量搞上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大于生产队长于洪全一起，带领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干，第二年，就把大于生产队的亩产量提高到了全大队的平均水平上。为了实现自已入党的梦想，我拼命地干农活，来证明自已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考察。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件是收晚稻时，一个人夜里把遗忘在田里的两亩地稻把挑到大场上。一件是收麦时，中午不休息，一个人出了一坑猪作肥。&　　日，我正式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大队党支部付书记于继生，新河生产队党小组长黄长顺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日的上午，我正和社员们在水稻田里除草，大队部来人叫我，快到大队部去。那时，我劳动的田块就在大队部的北边，约两百米。我想，一会儿就回来了，没必要洗脚穿鞋子去。于是，我赤着脚就来到大队部。靖支书见我说：“你的党员批下来了，一会儿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是庄严的事，快去找一双鞋子穿上。”我既激动，又很紧张，急忙地借了一双不合脚的鞋穿上。11时许，我和其他两人的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了。党支部的土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党旗，我们三人并排站好，面对党旗，表情严肃，但是，一颗激动无比的心却怦怦的跳着。靖其华支书站在我们左上方，左手上的红纸写的是入党誓词，面对着党旗举起了右拳。说：“你们三人站直，挺胸，举起右拳，跟着我向党宣誓！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入党宣誓时的誓词，至今记忆如新。“我志愿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服从党的安排, 遵守党的纪律, 永不叛党。不谋私, 不谋利, 为农业生产大丰收作贡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入党己40年了。（江苏淮安网友 淮安市商业机械厂退休干部 骆洪兵）
原子弹爆炸那天 党员大会通过我的入党申请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响应祖国号召，光荣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一八七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战士。&　　走进军营后，在部队首长的教育引导下，在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帮助下，特别是部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对我影响教育很大。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像雷锋那样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积极参加部队的大练兵、抢险救灾、支援农业生产，各种勤务活动等，不怕苦、不叫累，苦干实干，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好成绩，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帮一一对红”标兵，抢险救灾立三等功一次。&　　我自以为自己由一名无知的农村青年，已成为一名有一定觉悟的中国人名解放军战士，为此，感到满足。一天，在部队训练的间隙，营副教导员杨百飞同志找到我：“小柴，你要像共产党员那样，以那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副教导员的一席话，督我警醒，催我奋进。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又觉得自己入伍时间短，条件不够。&　　从此，我更加发奋努力，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历史与理论知识。我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任务、奋斗目标，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标准，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直至自己生命的终结。
　　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并时时处处以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我在六十三师师集创队期间，集训队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会上，我向全体党员表达了我的入党愿望、决心和态度。我的入党第一介绍人杨百飞同志，第二介绍人俞元财同志相继介绍了我入伍以后的情况，并提交党员大会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国在西北某地成功引爆了一枚原子弹。特大喜讯，使整个军营为之沸腾，大家奔走相告，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集训队排长俞元财同一天告诉我：昨天党员大会讨论，一致举手表决，通过了你的入党申请，只要党委批准，十月十六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也是你的入党纪念日。党委很快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明确我的入党预备期为一年，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算起。&　　后来我才进一步具体了解到，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时间，和我入党，是同一天，几乎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时辰，令我惊喜万分，无比激动。自此，也促使我更加珍惜我即将开始的政治生命，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部队当战士期间，我年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提拔为部队干部以后，无论是在基层连队，还是调到师机关，我始终没有忘记：做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遇到一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同时，我也圆满完成了担负的各项任务。&　　一九七零年十月，为落实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70）81号文
件，我被部队抽调派往长庆油田参加陇东石油会战。一九七五年应石油管道建设的需要，转业到华东输油管线指挥部，参加石油管道建设会战。&　　如今，我已退休在家十余年，每当想起我入党的日子，仍然心潮澎湃。虽然我退休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能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不能忘。一息尚存，我仍要积极发挥出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余热。（江苏徐州网友 中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退休干部& 柴文举）
件，我被部队抽调派往长庆油田参加陇东石油会战。一九七五年应石油管道建设的需要，转业到华东输油管线指挥部，参加石油管道建设会战。&　　如今，我已退休在家十余年，每当想起我入党的日子，仍然心潮澎湃。虽然我退休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能丢，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不能忘。一息尚存，我仍要积极发挥出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余热。（江苏徐州网友 中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退休干部& 柴文举）
山东烟台网友：国防施工现场 指导员将我发展成新党员
　　1974年初，我们连队由山东莱阳县东营房出发，奉调配属某守备部队在威海市田村执行国防施工任务。这年入冬不久，连队圆满完成坑道掘进计划与工程收尾工作。这时，上级命令我们连徒步拉练赶赴文登县宋村我部农场，参加平整稻田、修复水渠的劳动会战。&　　连队临时安置在农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就立即投入了会战。当时我已由五班班长改任连部文书，也与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等连部“几大员”一起，轮流充实到班排参加田间劳动。&　　部队农场的耕地与沿海滩涂相连成片，一眼望不到边。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刺骨，雪花飘落，田间低洼处和水渠里结满了冰碴。战士们甩开膀子，挥舞着铁锨和镐头，鞋子、裤腿沾满了泥浆，手上磨起了血泡，大家全然不顾，我们连部“几大员”也没有叫苦喊累的。&　　一天早饭后，我正准备去田间劳动，指导员何凤亮找到我说，连队最近准备发展一批新党员，你抓紧回莱阳营房取几份档案来。说着递给我一张写着人名的字条。&　　我接过字条一看，在熟悉的几位战友的名字后面，竟然发现了我的名字，当时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说：“指导员，我当兵时间短，干得也不突出，再说提交入党申请也晚些，总觉得自己有差距。”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小刘，从你当战士到班长、文书两年来，上上下下反映都不错，党组织信任你。从现在起，你要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对照党员条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倍努力工作，克服缺点和不足，要经得起考验，不辜负首长和同志们对你的期望。”
　　指导员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激动地说：“指导员，如果我符合党员条件，那就请您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知行不行？”指导员一听，立即点头表示赞成，他离开时还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　　12月10日，连队召开党员大会。我们发展对象逐个汇报了思想，表示了决心，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何凤亮（连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薛秋生（党支部委员、二排四班班长）也向大会介绍了我的情况。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了我们的入党申请，何凤亮同志代表党支部提出了希望和要求。12月15日，营党委会审查批准我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一天成为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四十多年来，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我常怀感恩之心。退休之后，我一定牢记入党誓言，保持晚节，做一个让党放心的人。（山东烟台网友：刘友铸）
盐城95岁抗战女兵周洁学：两次险些在前线牺牲 棺材都准备好
　　75年前的日，新四军重建军部庆祝大会在盐城召开，一位盐阜籍八路军女战士端坐在会场第一排，会中，她登台参加“黄河大合唱”演出。她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女战士、扬州大学离休干部、95岁的周洁学老人。&从八路军到新四军&　　周洁学，原名周剑霞，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老七区〔今滨海县正红镇蔡河村周庄自然村〕。她一至四年级在周庄小学读书，五六年级在篆河小学读书。1940年，她考上阜宁中学报到第二天，学校就被日本飞机轰炸，那时候每天九点钟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到了阜宁城上空，不是轰炸就是扫射。阜宁中学被炸毁后， 学生全部解散回家，周洁学成为阜宁中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只有一天学籍的女生。&　　读不上书的周洁学只能回家，这时，表姐夫、共产党员钱福海潜伏在她家。1940年10月，周洁学经钱福海介绍，入伍到八路军第5纵队第687团。开始她进入抗日青年训练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个月后到687团宣传队，后被集体送华中鲁艺学习，毕业到师宣传队。&　　日下午2时，在盐城原大戏院旧址改建的游艺园（茅草屋顶），召开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机关排以上干部和盐城县政府及各界群众代表大会，新四军新军部正式宣布成立。周洁学参加了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的红布横幅，主席台两侧挂着盐城各界赠的“义旗高举”、“指挥若定”等锦旗。
当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领导人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时，与会群众高呼“拥护中共中央重建军部！”“拥护刘少奇政委！”“拥护陈毅代军长！”等口号。赖传珠宣布大会开始，何士德指挥全场齐唱新四军军歌。会上，首先由刘少奇庄严地宣读了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宣布正式重建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同志要求指战员在党中央领导下戒骄戒躁，英勇奋战，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夺取抗日斗争的新胜利。接着陈毅发表了就职讲话，陈毅上台时把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摔到地上，慷慨激昂地回顾了新四军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和重建军部的意义。当讲到皖南军部被国民党军包围，至1月13日我们和军部的电台联络中断了的时候，台下一片沉寂。陈毅同志以沙哑的声音说到“据得到的消息，袁国平同志牺牲了，叶挺军长被扣，项英、周子昆同志下落不明……”。这时，台下立时喊出打倒亲日派，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到皖南去，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喊声此起彼伏、声震长空。接着，刚从皖南辗转上海到达盐城的陆璀（饶漱石妻子）在台上一字字一句句的血泪控诉，也激起了大家满腔怒火，大会进入了高潮。然后各界代表发言，热烈庆祝新军部成立。最后大会通过了《新军部成立号召全军提高警惕英勇杀敌的通电》。&　　会后，由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演出了《惊弓之鸟》、《大别山头》、《皖南一家》等话剧。周洁学等少先队员登台演唱的是《黄河大合唱》， 指挥她们演唱的是一位鲁艺老师的10岁小男孩叫“铁儿”。贺绿汀、章枚等老师指挥其它节目的演出，整个文艺节目都是鲁艺编排的。从此， 周洁学由一位八路军女战士改编为新四军女战士。&两次大难不死&　　1941年7月，侵华日军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和机关单位
从盐城向阜宁县方向转移。鲁艺师生撤离盐城前，盐城县委周一萍书记叫周洁学去接人，特地提醒周洁学，做好保密工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如果有人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就回答，我是从后边来的，到哪里去？你就回答，到前边去”，以防不测。&　　1941年夏秋季节，周洁学随宣传队住在天赐场并演出话剧《卢沟桥上》，周洁学演的是80多岁的老太太，黄克诚、田守尧等师旅首长坐在舞台的台口和新四军指战员、当地乡亲一起看戏。看完戏后黄克诚师长对周洁学说：“你演得像80多岁的老太太，声音是18岁的小姑娘。”周洁学看到黄克诚师长表扬自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黄师长说：“小鬼，不要紧张！”&　　1941年9月日本鬼子扫荡，3师宣传队转移到阜宁大史庄川里河〔今羊寨镇境内〕附近。周洁学带人泅渡过河，前两个人都顺利过河上岸了，第三个人因为不谙水性、不会游泳，周洁学把她带到河中间时，那个人因为害怕，死死的掐着周洁学的脖子，俩人紧紧拥抱在一块，于是她们都沉入河底。带队的3师宣传科长王恨立即冲到河里，把她们救上岸，那位女战友因呛水太多牺牲了，周洁学虽然得救了，但是呛了很多水，肺部严重受伤。&　　上岸后周洁学的身体也不行了，肺部被水呛得一直吐血，到最后用食盐兑水烧开当药喝。一位援助新四军抗战的外国医生看过周洁学以后，竖起小指头说：“她只有1%的生存希望！”医生把周洁学安排躺在芦席上，部队为周洁学准备了一口棺材放在芦席旁边，当时周洁学看到棺材已无说话之力。这时日本鬼子又来了，两个侦察员抬着周洁学转移到大史庄村里，在一个草堆用草把周洁学盖起来。日军撤退后，部队首长决定送周洁学回乡休养， 第一天走到阜宁城，阜宁城被日本鬼子又占领了，赶紧转移走外围；第二天抬到獐
沟区，区里有人叛变了，所以战友就只好把穿着新四军军装的周洁学直接送回家。回到家中也没有办法找到医生，周洁学妈妈只能用猪肝熬水给她喝。回家休养不久，獐沟区里知道了周洁学回乡休养的情况，就上门挽留周洁学在獐沟区里做地方抗日工作。 9月底，獐沟区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简称妇救会〕，周洁学被选举为獐沟区妇救会会长。为工作需要，区里给周洁学做了三套衣服，到学校就穿学生服装，到农户就穿一般农民服装，到大户人家就穿旗袍服装。&　　刚开始时，周围乡村群众不理解，周氏家族人说周洁学是疯丫头，败坏周家门风，丢了周家脸面，逼周洁学母亲找她回家。到地主家宣传抗日，人家关门回避，当听说周洁学是周家姑娘时，人家就开门了。因为周洁学哥哥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国军抗战，土匪和黑恶势力不敢上周洁学家的门。地主、乡绅请客，獐沟区领导不便出席，为了统战工作， 周洁学正常赴宴，给足了方方面面人物的面子。&　　獐沟区妇救会成立大会召开时， 领导叫周洁学在大会上讲话。她说，以前在部队宣传队就开过几个人的小会议，上千人的大会我没讲过话，领导说：“不要紧，你就先介绍自己家里的情况和参加抗日的经历”。&　　大会结束后，周洁学的17位小学同学围着周洁学，要求参加抗日救亡，考虑到其他乡乡政府尚未建立，这些同学多数分到有关乡村，筹建乡抗日政府。&　　通过周洁学带出来参加抗日的共有74人，其中她姐姐家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被她带出来了， 姐姐支持周洁学带着孩子参加抗日， 姐夫反对，后来到姐姐家，姐夫都不理睬她。不久， 姐夫硬把女儿带回家结婚。他们的儿子李同于1941年参加抗日，今年92岁，是南京医科大学离休干部。
　　还有一位叫顾保和，是大地主的大老婆，周洁学带她出来花的功夫最多。周洁学到她家去过四趟，第一趟她不见、第二趟见了不说话，第三趟和周洁学谈了好多，第四趟她和周洁学一起到宣传队看看。周洁学对她宣传共产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你跟我们参加抗日，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后来，顾保和与獐沟区委委员李德崇结婚了，建国后，李德崇是四川省一个钢厂的党委书记。&　　1943年春，侵华日军在盐阜区第二次大扫荡， 周洁学他们在獐沟、如来庵一带活动，有时一夜搬四次住的地方。一次天亮还是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区长刘岳叫李德崇回来找找周洁学，周洁学脱下一件衣服包起开会的工作手册，心想如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就把工作手册踩到秧田的淤泥里去。由于周洁学熟悉家乡水网地区地域路道，终于摆脱了日军的包围。&　　1944年， 周洁学在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负责县委党训班。不久，组织上安排她到阔港阜东独立团卫生队治胃病。住院治病期间， 阜东独立团领导知道周洁学在八路军、新四军干过，就不放她走了。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文安排周洁学在团部做党训班工作。自此， 周洁学第二次入伍。不同的是，第一次入伍的687团是八路军，第二次入伍的阜东独立团是新四军。相同的是，周洁学入伍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946年国民党进攻邵伯。战前，粟裕作战斗动员报告。周洁学当时是华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卫生队指导员，单位领导派她带医疗队上第一线，后来，通讯班、医务班都冲到前线了。他们每个人背个粮袋子，战场牺牲的、负伤的都由他们负责，战斗中周洁学没有受伤，立了一等功。战斗胜利后部队转移到高邮，部队发生传染病，周洁学上吐下泻，9个人得传染病，其他8个人都病故了，只剩下周洁学活着，当时也是奄奄一息。领导把装周
洁学的棺材抬来了，写有周洁学名字的木牌子放在8位战友坟墓旁。后来有两位通讯员从扬州城里弄来了四瓶盐水，都给周洁学用上了，救了她一命。周洁学当时躺在门板上，敌人飞机轰炸，战友把周洁学抬到小桥下边，政委看周洁学得救了，跟周洁学开玩笑说：“你的命真大呀，以后不能再用棺材了，因为四瓶盐水就是四口棺材的钱啊！”&怀念生死与共的战友&　　2015年冬季，周洁学老人回江苏省滨海县娘家省亲、寻找战友，她老人家来到位于滨海县徐丹村的“新四军三师八旅纪念馆”仔细参观、深情端详，在老首长、老战友的照片史料前久久不愿离去。&　　那是日晚上，阜东县保安处除奸科科长万岗与中共獐沟区委宣传科长宋义等人在獐沟区姜三堰召开联防区工作会议，并决定翌日凌晨护送万岗去县政府汇报工作。可是第二天蒙蒙亮，就有联防队员跑来报告：从东坎出来“扫荡”的日伪军已经窜到附近的林家庄！霎时间，就隐约看见有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伪军在浓雾中蠕动，不久便拉开弧形队列，向万岗等人所在的贡家圩子包抄过来&　　当时，周洁学等九个人，既缺乏实战经验，又没有良好的武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宋义命令周洁学首先撤退，并去找区队赶来增援。但周洁学却以自己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地貌容易应付各种情况为由，要宋、万等人先走。这时，万岗严肃的对周洁学说：“我命令你先走！”。紧接着，他们果断决定，将其余人分作两路撤退：第一路在西大圩分头向南，第二路直向西北。两路人员相继出发。宋、万相互都让对方先走一步，谁也不肯把危险留给战友。最后，宋义不得不以区委干部的身份下了命令，万岗才率
先撤退，接着，宋义也随后撤出。&　　在村庄的西北角，宋义与万岗相距只有50多公尺。这时，日伪军已经发现他们，就一个劲地追赶、开枪。刹那间，万岗不幸腿部中弹，扑倒在地。宋义见状，立即呼喊万岗身边的队员架着他走。在这危急时刻，万岗不愿拖累别人，以免增加伤亡。因此，断然拒绝，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还击敌人。可是，就在他驳壳枪弹打完之际，又被一颗罪恶的敌弹打中胸部，当即壮烈牺牲。&　　万岗的牺牲，点燃了战友们的满腔怒火。宋义和队员们利用有利地势，给日伪军以狠狠的还击。同时，退在南路的队员也从另一个方向猛烈开火。这样，搞得伪军不知虚实，既不敢前进，也不敢久留，便夹着尾巴、稀里哗啦地退走了。于是，当地抗日群众乘机将万岗的遗体抬送到区署。&　　万岗遗体安葬在獐沟区，追悼会由獐沟区委书记刘岳主持，周洁学和侄女周石芳一起参加了万岗的追悼会。日， 周洁学和周石芳姑侄在徐丹村“新四军3师8旅纪念馆”看到万岗烈士墓迁葬王桥战斗烈士陵园的照片。&　　周洁学所在部队解放上海后， 周洁学找到万岗母亲， 她老人家误认为周洁学是范本和恋人，把家里的金银首饰拿出来送给周洁学，周洁学婉言谢绝，跟她老人家讲：“伯母，万岗是我的领导，我是万岗的下级，万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来看望您的！”&　　当时实行供给制，周洁学从每月生活津贴中挤出2元钱寄给万岗母亲，一直到1976年她老人家去世为止。
　　宋义同志1918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响水县六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9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连东县地委巡视员，中共阜宁县东北行署二区〔今滨海县东坎镇〕委员会书记， 东北行署秘书，六区〔五汛〕区长，广州军区体工大队政委，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65年转业后，先后担任广西教育学院副院长、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1年12月离休后担任学校关工委副主任、顾问。1978年就写下悲壮遗嘱，并经公证处公证：百年后，将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日，宋义同志遗体无偿捐赠给桂林医学院。&　　周老听闻宋义捐赠遗体，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她想到，当年万岗和宋义舍生忘死救护自己的刚烈悲壮；她想到，自己第一张抗战照片赠送生死兄弟宋义；她想到， 宋义与她关于“活着每年写一封信道平安，收不到书信就是“先走一步了”的生死之约；她想到，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结识的老战友、老同志现在还好吗？她想到，一定在有生之年与老战友、老同志多走走、多见见、多叙叙……&整理人：徐振理 栾茂成& 王礼生 李少华&
姐妹俩逃学参加新四军 叶挺称赞：报国比翼雁，抗战并蒂花
　　在新四军抗日队伍中，不泛父子、兄弟、姐妹、夫妻战斗群体的身影，2013年春天，我们从滨海县天场镇，专程到南京采访了江苏省文化厅离休干部、91周岁的新四军女
陈克秋和子女在一起
战士陈克秋老人，她是早期新四军中，为数不多的健在的健康老人，她英勇传奇的战斗历程，尤其是和三姐陈洛涟翻墙逃学，秘密投奔皖南新四军军部、转移盐城、抗战苏北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一、逃学参加新四军&　　陈克秋老人告诉我们，“三姐陈洛涟1919年出生，我1922年12月出生，我们家在浙江温州乐清，是一个大户人家。我的父亲是地方上的开明人士，他把儿女送到省城杭州上幼稚园，不分男孩女孩都进新式学堂，希望子女成长为传统美德和现代文化知识兼有的新一代。儿女们不负父母的厚望，个个品学兼优。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1938年初冬的一天，三女儿陈洛涟和四女儿陈克秋突然从学校失踪了。”&　　陈克秋老人说：“1937年底，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歌声，此起彼伏，轰动了整个校园，个个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巴不得即奔战场。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经常把我们从课堂驱向防空壕。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就是读书’的读书救国论，再也压抑不住热血青年的抗日愿望。学校对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备加监控。我的姐姐陈洛涟和她同班几位要好的同学一有空隙就溜出校门参加读书会等活动。进步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普遍展开，节假日还下乡演出文明戏（话剧），有时我也参与，凡此等等更鼓舞着我们”。&　　1938年临冬的一个晚上，姐姐对我说：“我与几个同学要去皖南参加新四军。”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惊，继而热泪夺眶而出，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也要去……”。姐妹情深，我们从没有分离过，都是同校同宿，家人说我们两人一粒米都要分两半吃。无
奈，后来姐姐与她几位一起去的同学商量，才同意了我的要求。此后便向在温州的二姐要了20块银元做路费，收拾了行装，准备完毕后，在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跟着姐姐和她的几们同学悄悄的从校后门邻幼儿园的围墙偷越出去，离别了学校，离别了年老的父亲，踏上抗日的征途。那时我只有16岁。&　　当晚借宿在同学家，家庭和学校都不知道去向。据说，事后学校向家里要人，家里向学校要人，闹得不可工开交。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5人：姚瑾春（瑞安人）、宋素蝶（平阳人）、王以映（瑞安人）以及姐姐和我（以下称姚、宋、王）紧张地来到瓯江边，乘上一只去青田的小船，一路歌唱，多么高兴，多么自在。当时我们是那么天真烂漫，毫无顾忌，更没有考虑到学校和家庭都在找我们，经过一天的水路，黄昏时分才抵达一个集镇的码头。找到旅社住下后，大家便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姚首先说：“这旅社可不像学校，宪兵和警察随时可能来查夜。”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互相凝视，内心都沉甸甸地说不出话来。考虑其它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张新四军驻温办事处给我们开的介绍信有危险。因为我年纪最小，不会引起检查者的注意，最后决定将介绍信藏在我的内衣里。大家还商量好，如果检查的来了，一定要装着睡着的样子，千万不能惊慌，由姚来应答。因姚曾去南京读过书，见过世面比较老练，且会说普通话。果然，夜深时来检查了，我在被窝里吓得不敢钻出来。虽然一路上都顺利通过了，但被搜查时的恐惧心里一直到了新四军兵站还没消失。&　　经过新四军兵站同志的热情接送，行程数百里，我们终于在12月28日抵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第八中队驻地——中村，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于的队长（女，杨州人）和指导员乐群（女，上海人），她们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然后帮我们将行李放好，结束了我们这段危险艰难的行程。
　　我们到教导总队，一切都感到新鲜。中村依山而座新四军第八中队在这里修建了一排排较长而深的房屋大的房间放有可住两个排战士的上下通铺。村前有一小溪，我们常在这里游玩洗涤捕捉小鱼，象似天然的浴池。我们在这里开始了七八个月的军训生活和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学成后一定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要打到上海去，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授课的教师都是很有政治理论素养的老同志。如薛暮桥曾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夏征农上统一战线课，罗琼上科学社会主义，陶白上国际问题，陈铁军上军事课，李素文上卫生课，等等。我们还上山搞军事演习，进行体育煅炼，也参加全军的运动会。平时除了听课、讨论外、每个人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早餐后，大家便拎着书包、草垫来到西边的山坡，然后一排排盘腿坐在草垫上，大腿当课桌，草垫当板凳，前方竖一块黑板，这就是我们的教室。&　　1939年，金秋时节，皖南遍野金黄。叶挺军长亲临教导总队观摩结业考核，当结果揭晓时，素以严肃著称的叶军长高兴地与姐妹俩握手致贺，并破例用一句话予以嘉勉：“报国比翼雁，抗战并蒂花。期待你们战场著立勋功。”&　　半年多的学习结束了，原八中队的同学有三分之一到泾县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学习医务，我和8个学员到云岭军部军需处学习财会。又学习6个月后，我被派到军教导总队队务处担任会计工作。其它学员有一些人被分配到几个支队和江北指挥部，多数担任民运工作，姐姐和三四个人因学习成绩优秀，被留在教导总队部总教室，不久她又调军参谋处任职。
　　教导总队全称新四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副总队长冯达飞（两人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总队部设队务处、总教室，下辖三个大队，大队辖若干中队。经过在八中队的学习和军需处的专业培训，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姑娘，成长为新四军的一名干部（八队毕业后就是副排级），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我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部的工作，是总队部的整个财务，包括所辖学员队的财务、军饷、伙食等等费用的管理。当时经费大部来源于国民政府和我们根据地的地方税收。在我的印象中国民党既克扣又拖欠。当时的预算很紧，包括军务、办公，运输、杂支等，每位学员每月军饷只有1.5元，干部3元。我要每月翻山去云岭军需处领一次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二、军部金库背心藏&　　1941年，国共合作虽然还在进行，但蒋介石暗中指示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人寰的皖南事变。事变前，一部分同志是随军转移。姐姐与军部参谋处机要人员就是走这一路线。另一部分同志因工作特殊，化装通过国统区大城市绕道北上，我在军部军需处工作，是随军需处同志一起绕道转移。一个傍晚，我们赶到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集结于陈家祠堂。天还未亮，一个哨声把我们惊醒，大家以闪电般的动作整好行装，紧急集合，我们军直属非战斗队由军部军需处处长宋裕和及教导总队政治教导员薛暮桥率领离开了云岭。&　　一路躲过敌顽伪的层层封锁，行进中不时传来紧急信号，走走停停，越走麻烦越多。
为应付这些情况，队伍在浙浙缩编、划小隐蔽，最后分为二三人，以至单人行走。我是化装成老百姓，身穿棉旗袍，不携任何日用品，由地下党或已有我们政权地区的向导带领，迂回行进。这样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江苏茅山地区的四县总会（溧阳、溧水、丹阳、句容）所在地，见到了总会主任樊玉林。我们一路走一路听到了一些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心情万分沉痛。许多熟悉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抓，叶挺军长被扣，项英副军长、周子昆副参谋长遇害，尤其是不久前还在一起的同班女学员施奇，在上饶集中营与敌顽强斗争惨遭杀害。如此等等的雄壮悲曲，更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恨不得立即去与顽敌拼杀。在随四县总会几个月的游击战争中，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我离开茅山回到了军部，见到一些认识的同志第一句话都是：“你辛苦了”，“你辛存着……”&　　回想从皖南军部到盐城新军部这一段征程，完全是依靠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和广大群众，一路吃穿住行都是依靠他们。遇有敌情时，是当地群众自动掩护，没有衣、袜、鞋子，他们给补充。是人民群众的献身精神，鼓舞着我的斗志，更坚定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　　在重建的新四军军部报到后，我被安排在军部工作，不久，军部的财经部部长朱毅（原军部教导队的领导）要我去他那里工作 ，不久，我被任命为财务部总金库主任，后成立江淮银行，我又兼任该行的金库主任。2001年4月，在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60周年活动时，我同时参加了江淮银行建立60周年研讨会，在会上我曾说：“江淮银行的金库在哪里？”我指着我的胸口说“就在这时在……”。与会者哈哈大笑。我说的是两层意思，一是在当时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四军的金库管理工作：另一层是金库的全部财产仅有的一些金条，金器全缝在我的一件多兜的背心里，不仅责任重大，行军起来要比别人沉重很多。
　　在军部工作期间。1941年5月，由指导员吴志坚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幼稚的爱国主义者，经党的培养教育和严酷战争考验，我终于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战士。&　　陈克秋老人说：“在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里，我在军部任财务部总金库主任兼江淮银行金库主任。姐姐坚决要求到基层锻炼，我在盐城送她乘船去阜宁、阜东。之后，我寄信给她的地址是‘阜东县东坎阜东商店’转陈洛涟收，1943年春夏之际，我一直收不到回信，最后收到的退信上写着‘此人已经死在海里’。 后来又从报刊上读到刘白羽等写的《海上的遭遇》一文中才知她牺牲的详情，八旅副旅长常玉清转来三姐夫、八旅旅长田守尧和三姐陈洛涟的相片，使我悲痛欲绝。”整理人：徐振理、栾茂成、杨东红、梁娟&
我和老公一起建设南京港第六作业区 同一天宣誓入党
　　今年在我党成立95年之即，作为一个老党员，我突然想起了，当年我和老公同时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的情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随父母下放十年的我， 终于从农村上调来到了南京港，位于仪征江边的第六作业区，也就是今天的股份公司。那时上班的交通工具，是红旗七号船。记得第一天报到，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航行，船终于停靠了六区的三号码头。踏过跳板上了栈桥后，我才发现此地是如此的荒凉，空气中风沙弥漫，雾锁重天，灰蒙蒙的天空让人难以辨出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迎着呼啸的风沙，我紧抿双唇，用手遮着难以睁开的双眼，跟着领队朝宿舍走去，一路上没有一颗树、一块砖，只有灰色的江沙，在我们走过的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不成形的沙窝。目睹这新单位苍凉的景像，初来时那激动心情，此刻已深深地跌入了心灵的低谷。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阵议论声：“这是什么单位啊？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戈壁滩！”　　在三个多月的培训期间，我和带我们培训的一个忠厚老实的知青班长有了初恋情结。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在了油港第一代女子装油班，成了一名女子装油工。那时我被分在一工班，工作在油六号码头。而他却在油五号码头是一名水手。初恋虽然美好，但我们俩各自工作在两个码头，很多时也只能是隔江相望。下班后因单位在远离城市的江边，周边都是农田。因此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江边迎风摇曳洁白的芦花，及顶浪前行的行船，见证了我们的爱情。那时我们俩，虽然都在各自的码头上工作。但我们都是经过十年农村的磨励，对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都非常珍惜。　　在女子装油班工作两年，单位在不断招工的前提下，领导把我们这些谈婚论嫁的大龄女青年，从码头撤到了后勤。我被分配到了食堂。那时全公司几百号职工，都在食堂就餐，工作量非常大，每天清晨，四点上班做早点，中餐一直忙到下班。工作虽然辛苦，但比起农村的农活，我还是觉得轻松的多。工作中无论脏、苦、重的活，我都毫无怨言地埋
头苦干。在食堂几年，由于工作出色，在年终评比中，几乎年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及三八红旗手。　　恋爱三年，我们结婚了，不久我生下了一对孪生女儿，那是老公不但是码头上的水手长，也是班组成员称之为“掌门人”的班长。记得那是一九八四年春季，我们把两个幼小的女儿带到了单位，并住进单位的木板房。上班时把孩子送进了单位的幼儿园。有一个初秋，我们休息回宁后，刚到单位，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声轰鸣，大雨瞬间而至。老公接到紧急通知，油五码头正在作业的输油臂弯头，突然松动需立刻抢修，老公迅速带领全班人员，顶着大雨奔上码头，安排好班组人员的安全接应工作。自己顶着雨，爬上了高达数十米的输油臂上，风在刮着，雨还在肆虐，扳手带着雨水在他手上不停地转动着，转动着，十分钟、二十分钟，大家不安地望着这位吃苦在前的老班长，眼睛湿润了。他终于慢慢地下来了，大家松了口气，输油臂又正常地工作起来，满载的油轮徐徐离开了码头。老公却因淋雨时间太长，病了很多天。老公在工作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动着班组每一个成员，在每年的年终评比中，老公也和我一样，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我们夫妇日常的工作及生活中，虽然有两个带在身边幼小的孪生女儿。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并没有影响我们共同上进的心和加入党组织的信心。特别是在童年时，我看过很多电影，“刘胡兰、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等诸多女共产党员，为了祖国,为了党在敌人面前,昂首挺胸,临死不惧，决不叛党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和这些英雄党员相比,我们虽然生在不同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同样的经历，但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加入党组织，也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一九八六年在食堂工作了几年的我，鼓足勇气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伸请书，并表达了作为一名合格党员的个人信念。经过一年多的组织考查和调查。八七年的四月七日也是我生日的第二天，我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和老公，及单位数十个同事，心情激动地站立在党旗前，壮重地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自宣誓日起，我便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告戒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按党员的标准去做。（江苏南京网友 侯月兰）
中考失利后远赴青海 预备12年终成正式党员
　　1938年我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还有两个妹妹，母亲在纺织厂工作，属于严父慈母型。天不亮上班，天黑以后才下班（两头黑），繁重的劳动和五口之家的家务压得她积劳成疾。为了生计，父亲还租了三亩薄田，既做工又务农，还要给我母亲请医买药，任劳任怨，一家艰难度日，我读初中是申请减免费的。母亲待我就似心头肉，百般呵护，宁可自己少吃一口，可以让我多吃一口；宁可自己多做一点，也好让我省力一点，即使这样我也少不了吃糠饼和麸皮团子，妹子的生活质量比我还要差。母亲也有呵护过头的地方，决不允许我去河里游泳，唯恐溺水，因此生长在水乡的我至今还是个旱鸭子。家庭如此贫困怎么还让我去读书呢？是父亲不愿让我像他那样再当窑蛮子（城里人对窑工的贬称）。　　1954年初中毕业，因为成绩差，考不取高中，失学待业。一个16岁的小伙子，全家人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我读书，结果落榜。我辜负了父母的厚望，非常惭愧，就跟着父亲一起搬砖头、烧窑、种田、种菜，把体力活干起来，母亲再心肝宝贝也无可奈何。　　1956年3月，青海省农林厅来无锡招生。明知父母舍不得我远离他们，但我还是不顾双亲难以割舍的心情，不计后果地自己报了名。理由是：一，失学在家，无地自容。二，要为贫困家庭减轻负担，让两个妹妹的日子好过一点。什么青海边远，青海艰苦，哪怕是天涯海角，再远再苦我认了。这一走我的两个目的是达到了，但代价也是沉重的。这时候男孩子要为家庭担当的责任心和慈母的疼爱心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结果是孩子远走高飞，慈母以泪洗面。赴青后，第一次探亲是学校放寒假回家过春节，全家是万分激动，无限欣喜。第二次探亲时隔五年，母亲倚门盼儿归的心情用望眼欲穿已不足以表达。这时，60年前离别的情景和长期分开的思念又在心头涌现，我现在也是泪洒稿纸。五年才能相聚一次，这能和“孝”沾上边吗？那是什么？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如愿以偿　　在西去的火车上，青年男女欢声笑语，离乡背井和父母依依不舍的心情，前途如何等等暂时抛开。火车到达兰州后，要换乘卡车去西宁，交通、气候、生活等条件都有了变化。每辆解放牌卡车要坐32个人，男女同车，行李当坐垫，车子行驶在沙子路面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个个饱尝沙尘之苦。经过一天的颠簸，傍晚到了西宁，用水，吃住早已安排妥当，在昏暗的灯光下，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早晨起来有些同学嘴唇开裂，甚至出血，那是气候干燥所致。白天自由活动，相互结伴逛西宁城，一是感到眼前灰黄色。二是秦腔之音不绝于耳。三是听到老西宁的顺口溜：山上不长草，房上马儿跑，大姑娘不洗澡，一个警察全城都看到，大轱辘车满城跑。看到这种样子，有些同学失去了信心，不久就回无锡了。我是有备而来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虽然没有分配工作，没有定级，也按月发给我三四十元的津贴费。我拿到钱后，立即奔向邮电局，尽我所能地给家里汇款，欣喜若狂。　　我们所在单位是青海省农林厅移民垦荒局大地勘测队，就在勘测班上课。在此期间每当吃青稞馒头时，个个难以下咽，都很反感，出现了少数同学拿蒸笼抬上青稞馒头上街的过头事。开学第一课就是学习民族政策，紧接着观看西北王马步芳一手打造的人间地狱，那里有人皮，骷髅头加工成的茶碗，各种刑具，看后毛骨悚然。马匪声言：“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他的作为禽兽不如，西北同胞苦大仇深。　　学习半年，就兵分三路进草地实习，仪器、吃、住、行、穿等所有装备几乎全是新的，只是老羊皮大衣的膻味太重，难以接受。测绘工作是苦差事，大本营驻扎在县城附近，我们三五个人一组的小分队奔波在美丽的大草原上。除了工作，住的是自己搭的马脊梁帐房，睡的是行军床，吃喝拉撒全部自理。我是干水准测量，天天往前跑，越跑越远，因此常常搬家，少数时候回大本营改善一下。　　青海的冬天早早地就来了，当我们满怀信心，力争各个项目都顺利闭合的时候，水沟
已开始结冰，晚上睡觉要带上皮帽子，第二天早晨起来，皮帽、眉毛都结上了霜。不久总部命令我们撤出草地，回西宁整理资料，接受冬训。这时河面已经封冻，但还不太结实，人人穿上毡靴（底大柔软，压强小）小心翼翼地磨着冰层过河，不时看见脚底冰层下的大气泡在晃来晃去，让人提心吊胆。　　冬训实际上是休整，比较宽松，除政治，业务学习外，还适当的改善生活，搞些文体活动。最热闹的要数晚上的舞厅，架子鼓、手风琴、吹拉弹，气氛热烈。舞池里，俊男靓女翩翩起舞，其中还有几个舞步笨拙的同学，令人羡慕。此时我也跃跃欲试，遵循“一站、二看、三转、四会”的规律，参与了进去。冬训期间，还进行了评定级别的工作，绝大多数定为行政25级，从此，我们成了最低级别的国家干部，也能够按月给老家寄钱了。　　1957年移垦局下马，将一部分人集体转到青海省气象干部学校（后来改名），开始了二年制中专的正规学习，停薪留职，享受助学金待遇。1959年毕业，拿到了西宁气象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减轻了一点考不取高中的郁闷，如愿以偿。入& 党　　我们6名同学分配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由我带队到首府所在地的吉迈气象站报到。沿路看到废弃在道旁的汽车，在驾驶员座椅的靠背上留下的弹孔，可能是58年平叛之后还有小股土匪在活动。　　吉迈气象站北临黄河，南面群山，海拔3990米，季节只有冬冷夏凉之分，周围有起伏的草地，远处是山沟，虽不是喧闹的城市，却也幽静而清新。河水清澈见底，丛山黛色沉稳，名副其实的天蓝、地绿、水清、山美，可惜是没有树木，不长庄稼，但我们都愿意留在吉迈工作。可能因为我有工人家庭出身，共青团员，学生会生活部长等履历，又是六位同学的领队，所以把我和窦金南留在吉迈，其他同学都分配到各个县站去了。当时州级机关已有迁至大武的计划，汪占海站长也在做成立气象局的前期准备，就在我跟班实习期间，他就把文件、书刊、德制轻机枪让我保管，不久交待我起草文件，我一头雾水，这不
是赶鸭子上架吗？只能利用空闲时间认真阅读上级、平级各部门的文件，领会汪站长的行文意图，苦思冥想，穿靴戴帽，勉强交卷。　　1959年8月，派我去参加省气象局举办的检查员培训班，本来应该是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参加，培训以后是要担负州气象局台站管理工作的，我去确实太嫩了点。但我不自卑，不打退堂鼓，把压力变为动力，埋头苦学，虚心请教，圆满完成学习任务以后回站。　　1960年，我和本站南京气象学校毕业的镇江籍测报员汪锦霓结婚，有了家庭过日子就不一样了，夫妻双双捡牛粪（唯一的燃料，做饭、烤火全靠它），自给有余，省下了一笔可观的烤火费，工作也倍加努力。这一年的上半年，汪站长让我写入党申请书，下半年让我填入党志愿书，他对我信任和关爱的知遇之恩，铭记终生。我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望，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进步显著，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赞许。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的入党志愿书在中共果洛州级机关直属第四支部的支部大会上，正式党员全体举手通过，这是我新的起点，我一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更进一步。　　1961年春，汪占海站长随同州级机关一起迁往大武，经他一手培养的我也列入其中，并为我们联系好了便车（没有班车），我们整装待发，遗憾的是车子没有来，只得打开行李，继续留在吉迈站。不应该的是自己没有主动去找车，被动等待，丧失了去州局的机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在吉迈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州委提出“人不骑马，马不喂料，三年不吃牛羊肉，牲口翻一番”的极左口号，本来草原上就缺少副食品，不吃牛羊肉实在太荒唐了，饿的有人浮肿，有人吃野草籽，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面对饥荒，全站动员搞副食，一是开荒种菜，二是组织人马进山挖角麻，三是到黄河河岔里网鱼，只留三人在站里坚守岗位，汪锦霓也在上山名单中，我留站负责。气象站是24小时值班，要观测，要放测风气球，要制氢，要发报，要摇电。有时候观测、发报、摇
手摇发电机我一个人干，违章操作，通宵达旦。留站工作的人辛苦，上山挖角麻的同志更辛苦，餐风露宿，太阳暴晒，紫外线灼伤皮肤，回站后人人脸上都掉了一层皮。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劳作，换回了数量可观的角麻，少量虫草，根本上挡住了浮肿的蔓延。地里的青菜，蔓茎收获很多，起到了粮食不够瓜菜代的作用，网到的无鳞湟鱼鲜美可口，气象站团结一心搞副食，自力更生度难关，行之有效。　　就在大家为填饱肚子绞尽脑汁的时候，海南州河卡气象站的无锡籍女同学陆仪贞寄来了一封信，内装10斤粮票，一丈布票，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情谊，不知何故我没有表示，至今感到亏欠，时今同学会见面，彼此不提往事。独当一面　　机遇稍纵即逝，勇敢、果断者能得到，懦弱者被机遇抛弃。我们失去了到果洛州气象局工作的机会。1962年，派我们到仁侠拇气象站工作，让我担任领导职务，该站海拔4211米，是优云公社所在地，气候条件恶劣，生存环境很差，我义无反顾。仁侠拇气象站用的是玛沁县搬走后留下的房子，设施不配套。值班室远离宿舍生活区，蜷缩在另一个院子的草皮墙角边，观测场又赤露在离院墙外30米的荒滩上，形成了孤零零的值班室，孤零零的观测员和孤零零的观测场。值班室是一个约１０平米的毡棚，里面除了气象站共有的气簿、气表和水银气压表外，还有台收发报机、一支长枪、一把手枪和若干子弹。这些武器是给那特殊的地方起特殊作用的，但是也潜伏着危机，枪弹是土匪和不法分子的最爱，半夜三更，如果来两个劫匪夺枪，施暴，行凶，受害者生不如死。　　月光下，数百米外的无名墓地进入观测员的眼帘，几个坟头清晰可见，远处的狼声、狐声、凄厉之声声声入耳，鬼哭狼嚎，叫人毛骨悚然。在暴风雪的黑夜，在风沙遮天蔽日的白天，当人们都跑回家关门闭户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我们的观测员不假思索地离开值班室，穿过草皮围墙上的木板小门，走向观测场，抬头注视着风速器，捕捉瞬间风速。这些宝贵记录是气象人用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换来的。站里唯一的女同志汪锦霓和其他观测员一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此坚守，实是难能可贵。
　　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我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以身作则，吃苦受累，总是走在前头，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让大家放开干，干得乐意，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我们认真开展气象服务工作，把每天的24小时预报和72小时预报张贴在民贸公司的大门口，遇到特殊天气，用书面形式把天气预报和建议送到各个单位，为领导开展工作起气象参谋作用。还克服距离远，牧民文化低，语言不通，地点不固定等困难，把气象服务、气象知识和气象哨送到牧民帐房。　　气象站全是小知识分子，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歌、革命歌一唱就会，不仅本站唱，周边单位的同志、家属也来唱，“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中心站地区。　　中心站地区植被严重沙化，找不到牛粪，生活物资匮乏，虽然已过“三年困难时期”，日子仍不好过。省气象局过往的汽车，直接给我们送物资的汽车都会给我们捎带一点副食，那真是雪中送炭，能解燃眉之急。我们也尽地主之谊，将他们奉为上宾，茅台酒浸冬虫草，好酒好菜热情招待，一醉方休。站里面这种额外支出，全由我和汪锦霓承担。第二天，两辆解放牌车驶向草滩深处寻找搬走帐篷后留下的牛粪墙，数量之多，只少力气搬。当大家精疲力竭的时候，换来了满载而归的丰收，两卡车牛粪卸在院里堆得像小山一样。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气象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大气候的好转下，生活逐步好转。　　1965春天，州气象局来站召开“学习贯彻省气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现场会”，省局有关领导，州局汪占海局长，州属各气象台站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对我们站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荣誉是过眼烟云，业务工作的实绩才是目的，会后我一如既往地辛勤工作。在会议期间，因为与会代表里有几位篮球高手，我们联系兵站解放军（篮球场是玛沁县留下来的）来一场友谊赛，结果气象站大获全胜，一出以往老输的闷气，这次球赛给整个中心站地区留下了积极的印象。　　1965年夏天，奉命到民和县（东部农业区，气候条件比西宁还好）参加“四清”运
动，和老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纪律，当时的干劲当今少见。工作队队部再三强调不要搞“逼、供、信”，还是出现了上吊、投河等情况，真是急死人。当时运动的气势和工作队隔三差五催要成果的“简报”，已经把那些家底薄，手段嫩的农村基层干部吓得屁滚尿流了，何况还有一批一丝不苟的“四清”干部呢，真正清得干净彻底。今天的反腐力度，反腐效果与之相比恐怕望尘莫及。　　1966年班师回宁，稍作休整就各就各位。回站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发卜宪奎交给我1960年支部大会通过的入党志愿书，连个字条也没有，作为支部书记的任孝悌你咋能这样呢？州委，州气象局都在你身边，为何要把手续齐备又是你一手经办的入党志愿书寄给没有一名党员的中心站气象站呢，这不是整我吗？你害得我好苦啊！接着就是十年动乱。　　1967年夏天的某个午夜，三声巨响震醒了我，有情况，赶紧起床。山背后发现土匪要袭击中心站，当我给马套马嚼子的时候，汪锦霓也把三零步枪、子弹带、马上用品拿出来了，报务员孙福中赶来帮我一起紧马鞍，绑马搭子（行李），很快准备就绪，在我解下缰绳准备上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句“我走啦！”跨上马背，策马扬鞭，赶队伍去了。　　在黑夜里，马队有序地小跑前进，当时虽然紧张，心里想的只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绝不掉队，骑上马背没有退路，只想怎样消灭土匪，完成剿匪任务，心情由紧张转为比较平静、理智。队伍在山坡下停止前进，说土匪就在山坡那面，把马拴紧，民兵一字排开上坡，准备交火。上坡后，兵站领导宣布这是一次夜间演习，每个同志都表现正常，拉得出，打得响，达到预期目的，撤！这一次，我和18位民兵一样是骑马挎枪去剿匪的。再填入党志愿书　　1969年省气象局为照顾长期在艰苦台站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员调动。我和汪锦霓调到格尔木中心气象站（下辖五个气象站）工作，那里海拔2800米，在柴达木盆地的西面，是青藏公路的枢纽，南面是唐古拉山，东西两面都是戈壁沙漠，北面是查尔汗盐湖，万丈盐桥就在这里。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和运输进藏物资的部队都驻扎在
这里。交通方便，物资也相对丰富，比中心站气象站的气候条件，生活条件明显要好。我俩也很快地融入了气象站的大家庭。　　气象部门的体制在70年代变动多次，块块领导（格尔木县），条条领导（省气象局），人武部领导，站长也变来变去，负责业务工作的我一直未变。我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的一贯精神同样得到了格尔木中心气象站同志们的认可，同样得到了上级的信任。日，在王雅利教导员的关心帮助下，由复员军人、老报务员武科喜等同志介绍，格尔木县人武部党委批准我为正式党员，时隔12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因为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矢志不渝，所以把我放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地方，我一定会入党。几个小故事　　初到格尔木，整个地区家家户户把沙柳根作为燃料，我们是各家组织力量，单位提供卡车，用“互助组”的形式轮流到几十公里外的大沙柳包挖树根。那家伙埋得不深，只要把大沙包表面的沙土挖掉，弯曲、平躺、粗壮的沙柳根就挖出来了，全城尽烧沙柳根，烧掉的是为我们遮挡风沙上千年的功臣、文物，挖一根少一根，不可再生，也谈不上用重金去弥补。这和茅台酒浸虫草招待驾驶员的故事一样，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做特别的事情，现在是前者不能，后者不敢！　　唐古拉山上有江河源所在地的沱沱河气象站和五道梁气象站，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气压低，气温低，空气稀薄，特别是五道梁气温低到不能盖砖混结构的房子，生存环境恶劣，孤苦伶仃，生活物资供应困难。在1976年，中央气象局戴帽下拨给格尔木中心气象站一辆北京吉普车，当时县委大院也只有两辆，地方单位都还没有，重点是为台站服务。我每年都要去台站了解情况，这次上去我假公济私了一把，借机使用吉普车，还问人武部借了一支步枪，要了30发子弹，鸟枪换炮地来到沱沱河气象站，办完业务，布置打猎。一辆已经在沱沱河站的青海湖卡车，一辆吉普车，2个驾驶员，5个青壮年，2支步枪，带上水壶、干粮，兴高采烈地驰骋草原，黄羊、野牛、野马，见什么打什么，结果收
获了三只黄羊，一头野牛。七个人把一头四五百斤重的野牛装上卡车费了老鼻子劲了。回站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压锅烩牛鞭，什么滋味现在回忆不起来了，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属于违法。此一时，彼一时。　　五道梁气象站砖混结构的新房，冬天严寒冻土很深，把墙基拱了起来，墙身开裂，变成危房，夏天解冻，墙基又沉了下去，几次折腾，就得重盖。为解决这个难题，省气象局下决心改用木结构，派我和严志远两人专程到哈尔滨去订购木结构房子，因费用昂贵，未办成。后来采取深挖基础，把墙体架空的办法，妥善解决了。尾& 声　　在4211米高海拔地区，不利于孩子成长，我们把五个先天不足的孩子交给了我的父母，结果把母亲拖垮了，孩子成长也受到影响。1976年，在中央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工龄20年，年龄38岁的汪锦霓提前退休，落户无锡。1980年，我也结束了为气象事业执着奉献的激情燃烧岁月，离开了青海，内调到无锡第一丝织厂，到一个和气象工作毫不相干的企业当小学生。在厂里学到了企业管理知识，体味到了纺织工人日以继夜机器看人的艰辛。18年碌碌无为，蹉跎岁月。1998年退休后又干了三年居委书记，贴近生活，熟悉社会，不无裨益。　　至今还有股为社会尽绵薄之力的责任感，我曾冒着酷暑，克服困难，为精神病障碍者办低保。在社区综治办领导下，臂戴红袖章，在大窑路地区值班巡查，生病住院叫老伴代班。多子女给社会添加了压力，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她们虽然已是祖母，照样常回家看看、聚餐、湿地公园烧烤、“农家乐”轮翻上演，我俩坐享其成。现有一个三周岁的曾外孙女，一个刚满月的曾孙子，四代人相聚，其乐融融。　　曹禺先生在“雷雨”中借用周朴园之口说“无锡是个好地方”。今非昔比，蠡湖周边，公园连片，堪与西湖媲美，更比西湖大气，每个公园繁花似锦，目不暇接。今日无锡还在向天蓝、地绿、水清、人美（素质）的方向努力，已见成效。我们充分利用政府给老年人的各种优惠政策，吃喝玩穿，游山玩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人生似梦，岁月如歌。（江苏无锡网友 徐旭初）
海外归国华侨 历经33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早年为生活所迫，从广东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1938年，我出生了，马来西亚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使我们陷入了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苦难之中。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遍五洲四海，正在苦难中挣扎的我和家人，兴奋不已。1954年，我们毅然回到了日夜向往的祖国。回国后，我先在无锡上中学。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组织。1960年，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然而由于某些领导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找我谈话说：你积极要求上进，精神可贵。但要求入党动机必须明确，历史要清楚。你在国外的那段经历搞不清，另外你还有“海外关系”……我的入党问题因此被搁置。我先是想不通，很苦闷，继而想起自己回国的历程，心胸豁然开朗了，祖国人民对我是了解的，信任的。　　此后的33年，我在每个重要转折时期都呈上一份申请报告给党组织，频频写思想汇报，从不间断。33年来，我写的入党报告、思想汇报厚厚一大沓，至今仍珍藏着，这是我双手捧给党的颗颗红心。尽管入党的问题被一搁再搁，如石沉大海，甚至有朋友开玩笑说，老谢，你差不多都给“考”焦了！但我对伟大的祖国、英明的党仍一往情深不动摇。上世纪50年代由我的心路历程编辑出版的《入党知识》一读本，如今已被南通华侨博物馆收藏展出，成为归国华侨青年进步、成长的历史见证。　　斗转星移，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海外关系”正名，更坚定了我要求入党的决心。1984年，因侨务工作需要，我从中学高级教师的岗位上调到市侨联工作。我心情十分激动，又慎重地写了一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报告递交给党组织。书记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你迫切要求入党，坚持30多年从不放弃，不容易啊！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　　1993年的春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33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2003年，65岁的我退休了，但退而不休，甘当义工。积极参与南通市侨谊会、华侨艺术团、致公党支部、老干部智慧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