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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物什》(乐亭本地乡土物什小记)收藏
前记:本文作者是乐亭县王滩镇洋角村的一位老者,名叫韩维田。故事以洋角村为背景展开回忆,记录那些曾经在生产生活中举足轻重,如今却已消失不见的物件。我们现在所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日后是否也只存在于自己的回忆中呢?此书在敝处打印成稿,经作者同意上传网络,欢迎乐亭朋友转载传播。作者近照
一.医 药 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是青霉素的旧称。建国初期,新开口成立了一个卫生所。那时卫生所只有一个老中医叫刘秉南,刘秉南是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老中医,直到今天人们提到他时还都称赞不已。由于他耳朵背,居然有很多人很不礼貌地叫他“刘聋子”,就是今天王边哨村刘玉芝的父亲,同村刘田的丈人。以后又添了一名学校毕业的西医,这位新来的医生姓董,那时把医生既不叫医生也不叫大夫,而是称为先生,就把这位新来的医生叫董先生。他到来后用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叫白了都把这种药叫“盘西林”,当时这种药是油制的,和牛奶羊奶一个颜色,但很粘稠,往注射器里不好抽,往体内也不好注射,所以人们习惯称为“盘西林大油”。这种药在当时有奇特的神效,此药在今天来说实际就是抗生素药,只不过现在改油制为水制了。它的奇特神效也不难解释,一是盘尼西林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二是人们从没用过抗生素类药物,骤然一用效果肯定奇特的好。这种大众称为“盘西林大油”的药早已离我们远去,而今天同种**水制青霉素再普通不过了。 胡草 胡草,多年生直立型草本植物,秋季结的果实类似我们生活中食用的调味品八角(我地叫大料),植株叫胡草,果实也叫胡草。建国初期,缺医少药,所以患病的比较多,儿童由于免疫力差就更容易患病。最多最常见的就是上下嘴唇溃疡糜烂,可能是因为这个部位是长胡子的地方吧,人们便称这种病为“胡子疮”,患了这种病的儿童因当时没药治,患儿家属就用干的胡草果实研成细末,用香油调成糊状抹在患处,因为最初用这个方法后“胡子疮”还真的好了,人们也就纷纷效仿采集备用。就把这种原本不知名的野生植物因能治“胡子疮”而起名叫胡草,究竟是它真有疗效,还是因抹有用香油调制的“药”起到了密闭作用阻隔了细菌的继续入侵和蔓延使患处痊愈呢?不得而知。我也曾采集过干果实备用。当时只有一处有此野草,就是今天东支渠东边四斗水利站看闸的房子东北约一百米处,当时是苗庄子一苗姓家的坟盘子,当时这个坟盘子规模很大,人称“苗家坟”,当时这个坟盘子上树木参天杂草丛生,胡草就长在这个坟盘子上。如今,胡草的故事已成为历史,昔日的胡草也不见了。 种牛痘 种牛痘,是给儿童种植预防“天花”病的疫苗(我地俗称种斑),因疫苗不是工厂生产的而是取自牛身上,所以叫种牛痘。解放初期和旧社会,不但中国,就是全世界长时期流行一种传染病,这就是“天花病”(我地俗称生斑),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人们畏之如虎。它的症状是发高烧,全身出红色的丘疹,继而变成疱疹,最后变成脓疱,脓疱的中心凹陷,半个来月结痂(我地俗称定嘎渣儿),痂脱落后形成的疤痕就是麻子,而且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深。麻子在身上倒还可以,因为有衣服遮挡,在脸上就等于毁容,而且此病重者可危及生命。儿童时期最易感染天花病,偶尔也有大人感染,病情因办法采取的得当不得当也有轻有重。据安淑芝说活庄子她二姑夫陆荣昌就是在婚后32岁时得的天花病,他就较重,差一点命丧黄泉。因是亲戚关系我多次见到过她二姑夫,那张麻脸确实难看甚至吓人。我村韩玉生比我略大,他是在儿童时期感染的天花病,但就较轻,只在脸上留下不易觉察的麻子。即便是这样,上学时同学们还都叫他“麻大象”,你说天花病给人类造成多么大的伤害。种牛痘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病,所以在儿童时期家家大人都把种牛痘做为一件特大事来对待,千方百计给自家孩子种上牛痘。牛痘的疫苗是种在胳膊上,种后自然肿胀发炎,最后结痂,结痂脱落终生留下疤痕,我至今在右臂上部还留有儿童时种牛痘留下的疤痕。种牛痘时我地家家都有一惯例,就是做姥姥的必须在结痂前后要买一定数量的烧饼到闺女家,给外甥或外甥女谓之“掉斑嘎渣儿”。没姥姥的妗子要去,姥姥妗子都没有就姨去,总之姥家一定要买上烧饼去人的。按我的理解是这样,种上牛痘经过数天快结痂或已经结痂,意味着孩子已逃过这一关躲过这一劫,看望一下庆贺一下。随着医学医药的发展进步和多年的努力,联合国卫生组织已在多年前向全世界宣布,天花病在全世界已经彻底根除。种牛痘一事也就自然而然不存在了。
二.文化学习石笔、石板石笔,是用乳白色的软质石头机械切割而成的一种直接往石板上写字的石制笔。粗细犹如一根筷子竖着十字破成四半其中的一半,长度也就十厘米。和石笔相配套的是一块石板,石板是用青色硬质石头机械切割而成,石板长宽约计25×30厘米,厚约0.5厘米,四周镶有木框,它是和石笔相配套的写字文具,作用相当于纸。我是1953年和现在一样过了暑假开始上小学的,当时各个学校都没有学前班,上学一开始就是一年级。开学之际,各学生家长都为各自入学的孩子提早就买好了上学应用的书包、文具等,其中当时主要就是石笔和石板。石笔是笔,那么石板就等于现在的纸或学习本。因为石笔写字是往石板上写,刚上学的学生练习写字或是演算算术题,虽然当时也都有铅笔和纸张本子,但非正式抄写是不用的,因为直接就往纸张或本子上写,刚上学不久的孩子们容易出差错,长而久之就是浪费,所以那时的人们都要经过二年用石笔石板写字的经历。直到进入三年级才可以用铅笔或钢笔(那时没圆珠笔和碳素笔)直接在纸张或本子上写字。在石板上写字,写完不用时用石板擦擦去可以反复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种石笔和石板就没有了,学生们用笔就直接往纸或本子上写了。
砚台、墨砚台,青色软质石头制成,写毛笔字研墨用的文具。砚台种类繁多,大小不等,形态各异。但作为学生使用的砚台就简单了,一般长15-20厘米,宽10-15厘米,厚约2-3厘米,过去文具店或串学校卖文具的都有售,但今天这种文具哪怕是旧的也难觅踪影。墨,是写字或绘画用的黑色颜料,但墨是固体的,写字或绘画须在砚台上加水研成墨汁才能用。我们刚上学时是必定要买墨的,因为那时一上学就学写毛笔字。墨的单位论锭,一锭墨和现在成盒的口香糖的那个小包装盒大小差不多,当时卖的每一锭墨上都印有“金不换”三个金色字。
临摹、摹本和字帖我刚上学是在建国初期。建国初期和解放前,再往前整个旧社会,那时对于写毛笔字是非常重视的(我地叫毛笔为水笔),但是写毛笔字谈何容易,它不像铅笔、钢笔,因为铅笔、钢笔的笔尖都是硬的,写字时都有支撑点,所以能书写流利自如。但毛笔就不同了,毛笔是软的,尤其笔尖部位就更软了。这怎么办,这就要靠长期的练习才能写一手像样的字,可是,有的练一辈子都写不出好的字来,因为每一个汉字是由多个笔划组成,不用说一个整体字,就是一个笔划在书写运行当中就须有多种变化。练习时基本上是练习手腕子上的基本功,就是从下笔到完成每一个笔划所掌握的力度,何时要轻何时要重,但是一个字笔划在真正书写时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需要扎实牢靠的基本功底。既然写毛笔字这么难,又没有任何捷径之路,那就只有从儿童时期抓起,所以那时儿童刚一上学就要学习毛笔字,这就要“写仿”,我把什么叫“仿”什么是“写仿”解释一下。“仿”说白了就是练习毛笔字往上面写字的纸,应该叫仿纸,但我地一直叫“仿”。“仿”分两种,一种是小楷,我刚上学时就是先写小楷,每个字写成后比苞米粒稍大些,写小楷的仿纸黄色,每一页都呈半透明,而且都装订成册,每一册和一本小人书大小差不多,买回后就按课程表安排一张接一张往下写(那时是从右翻竖写),另一种是大楷,写大楷的仿纸比小楷仿纸大得多,也是黄色,大约有一张半16开纸大小,也是装订成册,正方形。在每一页仿纸上都印有红色线条的方格,每个方格内的对角和横竖又都印有红色四条线,这就标出了上下左右的方位和中心,每个方格写一个字,每个字写成后和桔子般大小差不多。以上两种仿纸的质地和当时糊窗户的纸很相似,但仿纸是黄色的,而且比窗户纸细致很多。“写仿”,写仿是我地的一种叫法,规范的叫法叫临摹(注:摹读mo,三声,模),临摹就是效仿、摹仿(有的写作模仿也不为过),照着样子做,我地叫此种作业为“写仿”,既然是效仿、摹仿、照着样子做,那么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也分为两种,叫摹本。第一种是初上学写小楷用的摹本,实际就是和小楷仿纸差不多大小的一张白纸,上面印有楷体20个左右字,写时把仿纸除去封皮从第一页开始把这个摹本(我地俗称“仿影儿”)放在第一页下面,因为仿纸是半透明的,所以能看清摹本上的字迹,学者就用毛笔照着摹本描写,这就是“写仿”。摹本卖文具的有卖,也有家中大人给写的。刚上学的儿童用的摹本字体都比较简单,我清楚的记得我刚上学时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摹本,那时是竖排版,顺序是从右至左内容如下: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卖的摹本有:一人二手,大山小石……等等有很多种,可以任意挑选,如在使用中撕扯弄坏就重新买一张新的。一个摹本要用好长时间,甚至用一年半载,我是在二年级时换的摹本,新换的摹本是《百家姓》,印刷者根据写小楷的规格要求把《百家姓》分成若干个小段落,再把每一个小段落印成摹本。我在三年级时开始写大楷,写大楷不用摹本,但要有字帖。字帖,是练习写字时的摹仿样本,也是第二种摹本,它不是放在仿纸下面而是凭观察照着写。字帖都是黑底白字,字体的大小如桔子,都是楷体字。现在存有一本建国初期出版的字帖,其内容是《东方红》,今在韩佳裕手中。从以上可以看出,“写仿”实际是制度化的强制性练习。可是这种从儿童就抓起,又是强制性的练习,而且一练习就是数年。虽然当时人人上学都写过仿,但是到头来能写一笔像样毛笔字者却是寥寥无几,百者、甚至千者难觅一二,难怪毛笔字的学习和练习慢慢的被人们淡漠了,以致现在也看不到学生写毛笔字了。
三.生产生活 船工号子、滑轮组 船工号子,是我地渔民在集体劳动中为统一步调、协同完成、减轻疲劳所唱的一种类似的歌,由一人领唱,大家应和,我地习惯称这为“喊号”。比如渔民出海前把船从陆地推下海,初冬罢海从海中往陆地上拉船,拉上来还要“转雕”(把船在陆地从仰卧状态用绳索拉过来呈俯卧状态或反之叫转雕),插樯、拨樯(在浅海沟中等距插的10米到20米长的木桩叫樯,以固定和起落张网用),撼樯(沟中插的樯在长期使用中出现歪倒现象需要扶正加固,这种工作叫撼樯),打根子,也叫打橛(在深水海底上打入长约1米半左右,粗细和饭碗口差不多连着长绳的木桩,以固定架子网的竹竿架子用)等等,做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船工号子,我地渔民几乎人人都会喊船工号子。 我先后五年在当时的洋角大队渔业队和洋角四队渔业队参加渔业生产,上述工种无数次参加,可以说对船工号子是非常的了解也非常的熟悉。在农村原来盖房的地基要打夯,打夯时也要喊夯号子,单一的打夯号子只是打夯可以,可在众多工种又变化不断的情况下明显远远不能和船工号子相比。船工号子是随着工种的不同而号子也不同,节奏有快有慢、有急有缓,如打根子是深水作业节奏慢,号子就似行云流水,而撼樯由于受潮汐限制它的节奏就急促,号子就如快马奔腾,又如从海中往陆地拉船,在刚拉和中间及结尾的用力是不一样的,连贯起来听就像一场动听的音乐会演奏会演出。我个人认为,船工号子是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一种文化。 渔业,它不像农业或其它行业,它少则几人多也不过十几人的一个小群体,远离大陆远离人群,它就像脱离大部队深入敌人后方的一个小股部队,没有援军,没有预备队,是一种孤军奋战性质,大海风大、流急、浪高,在生产中受潮汐影响和限制要抢时间、争速度;在与大风浪中搏斗要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稍微迟疑动作不齐就有船翻人亡的危险,稍有不慎就有网开鱼逃的后果,所以,它容不得丝毫马虎大意,容不得任何消极怠工。在这样特殊生产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条件,使本来就淳朴的渔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形成了服从管理、听从号令、雷厉风行、不怕艰苦和认真负责的优良工作作风。 1958年,是“大跃进”的这年。人民公社在这年秋天成立,那时是大公社,我们属于闫各庄公社。在这年冬天农历腊月,公社组织民工在闫各庄西北(今闫各庄织布厂一带)的一片洼坑中挖养鱼池。那年因为是大跃进,各方面的工作很多,所以各队劳力很紧张。此时我村几十名渔民早已罢海回家,我们洋角就组成了这些以渔民为主力军的挖养鱼池民工队伍奔赴闫各庄工地。据韩文义二叔生前向我介绍说,那次挖养鱼池是个大工程,按今天的话说公社刚成立是一个标志性工程,工地有三四千民工,全公社各村都有。当时已是数九寒天,那时没有任何施工设备和运输工具,一切全凭人力来完成。最艰难的要数打冻和往坝上运冻块,当时地面冻层已有一尺来厚,这么厚的冻层又没打冻工具,虽然有尖镐但无济于事,后来普遍采用一种用撬杠撬冻的方式,我村也是如此,具体做法是用铁锹把冻层下面的土掏空,然后从掏空处插进一根房檩,在适当部位设一支点,在檩的另一头上去多人用人的重力把冻块撬下来,实际这是一个杠杆作用。用这种方法普遍也得喊号,然后除我们洋角外,都是不分领唱和领和,只是一味地喊“一、二、三……”,因为号子和实际操作很难合拍,效果虽然有但不大。我们洋角和他们一样的操作方法,上檩的人每人拄一根扁担以保持身体平衡,领唱者根据这个工种的特点,不间断地喊起撼樯的号子,全体人员配合默契,冻土块有大有小一块块撬起,效果明显高于周围。但问题也暴露出来,最主要是撬杠太短,一根房檩充其量也不过四米长,上面站不了几个人,离支点太近,不能很好地起到杠杆作用,再一个就是人站在上面拄一根扁担有时支点高一点拄扁担够不着,三就是冻土块块小还好办,大一些的像磨盘大的就不容易往坝上运。根据这些存在的问题当晚就研究决定第二天就派人回洋角解决这些问题:①挑选这年秋后新买的洋槐樯若干根(因为老樯多年插在水中,海水中有一种虫子蛀洞在里面生存,我地管这种虫子叫蛆,这样的樯因受虫蛀不结实了,我地把虫蛀叫蛆打了,这种虫子船底也蛀)。②扁担短带若干根竹篙来(竹篙是一种撑船工具,头上有铁钩也有铁枪,有竹制也有木制,手电筒般粗细,5-7米长,渔民俗称“碗子”),竹篙不够就拿部分压杈来(压杈一般是木制,也是手电筒般粗细,6米左右长,头上一头有双股小铁杈,下张网时往下杈网绳用)。③把船上的“走丝”拿来并带绳子(走丝,这是渔民的一个通俗叫法,它实际是一个滑轮组,通常是用来拉船、转雕等用的,一般渔业队都备有)。一切送到后,撬冻的用长樯换下檩后,原来五个人才能撬的冻,现在只用两个人就能撬的动,真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有节奏的号子,只见站在樯上的人腿部急促地随着号子微曲微直(向下使劲的一个动作过程),手使竹篙的人稳稳扶住竹篙,忽悠、忽悠几下一大块冻土块就被撬下来,而且越撬块越大,最大块三四个碾盘子大,一个重达几吨的冻土块在一般人眼里要运到坝顶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洋角渔民利用滑轮组的作用,就像银枪刺豆腐一样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有好几个碾盘子大、厚近一尺、重达几吨的冻块子拉上坝顶。当时我村和闫各庄北一个叫甄家铺的村队在工地为邻,他们整天耳闻目睹我们的一切,把他们都看呆了,感慨地对洋角的民工说:你们简直成了“法儿王了”,从此“法儿王”这个名字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工地。有的借筐或借镐都说是去“法儿王”队。在干劲方面,因为在渔业队生产中形成的一贯劳动作风,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个个生龙活虎一样,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韩文明大伯(朱庄韩维富父亲)在大筐被冻块压碎的情况下往返人背冻块。这情况被公社领导知道后,深入到工地看了一下后,当即组织各村队的带工人员及骨干民工代表到洋角工地开现场会,悠扬的船工号子、奇特的劳动工具把他们听傻了、看呆了,公社领导要求他们回去后向洋角学习。然而干劲可以学,这祖辈流传下来的船工号子岂能一朝一夕学得会,这奇特的工具见都没见过,还谈什么学? 韩文义二叔自幼家境贫寒,也没读过书,自幼就下海捕鱼。一向忠厚老实,少言寡语,在谈到这些往事时,还掩饰不住当年的骄傲和自豪的神色。
楼主,你是不是秦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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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 帆船,利用风力张帆行使的船。我是19岁那年春天(1962年)在捞鱼尖参加当时洋角大队所属的渔业队从事渔业生产。不过不在船上而是在陆地铺上(渔业队驻地)干接货、水产品加工、销售等一些活计。那时还没有码头,站在海边往今天的码头部位一看,高低不一的船桅杆一片林立,因那时还没有机动船,无论大小船只都是帆船。当时乐亭造船厂刚刚成立,就是今天的新渔村西边,在捞鱼尖北偏西,相距三里路。当时造船厂由于是刚建非常简陋,不论厂房还是车间等全都是用苇子夹的抹上泥,不过厂内如车床等设备还算齐全,对民间和各渔业队如打铁、车床车个什活计等也接洽。由于我洋角渔业队有十几艘渔船很多东西需要去造船厂解决。当时我在渔业队中是岁数最小的一个,所以有些事十之八九都是我骑自行车去造船厂办理。当时造船厂党委书记姓邢,厂长是李文彩,马头营镇八里桥村人,厂会计是个女同志,姓田。 1963年,造船厂排成第一艘“812”型渔船(我地习惯称造船叫排船),试航那天正赶上我们由高成云赶马车在现在的码头部位浅水中等待作业的船只来送货,新排的大船从我们旁边而过,现在这种型号的船比比皆是,可在当时是只了不起的大船。大船刷成灰颜色,当时邢书记和李厂长都在试航的船上。自此后捞鱼尖渔港的渔船陆续改装,改装是在原来的帆船上安装上机器,当时管这改装后既有帆又有机器的船叫“机帆船”,以后排新船就只安装机器不安桅杆挂帆了。到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全部是机动船而没了帆船了。 起落网 起落网,是一种近海滩涂浅水作业生产的一种网具。它是涨满潮后在滩涂的浅水把网一片接一片插在水中,落干潮后把截住的鱼、虾、蟹等收获起来,再趁干潮把网拔起,等再涨潮转移另一个网场,因为总是起起落落所以叫起落网。虽然1965年冬搞“四清”时大队渔业队解体,然而我们第四生产队自己组建了一拨(起落网的单位论拨)起落网,而且运转正常也很稳定。可是到了一九八几年由于改革开放逐步放宽,允许个体经营船只,不少渔民先是承包集体船只自行搭伙开始下海,到了一九八二年那时虽然还没施行“大包干”责任制,可渔民基本都自行承包船只干个体了,这样一来,起落网原本人多事杂(每拨起落网至少14人组成,还必须两只船)是一个不好管理的作业团队,不如个人包只小船挣钱多还省心,就没有人愿意操心了,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风网 风网,属于深水作业,围网的一种,两只帆船拉动。1965年春初,虽然早已出海,由于架子网没货(因为连结架子网的根子绳上为防止根子绳缰结栓有大碗口大的铁制转轴,所以架子网也叫转轴网),因为铺上库房中有现成的风网网具,这样渔业队决定架子网作业的人、船去搞风网作业,渔民把风网作业叫“打风网”。打风网同时必须有两船才能作业,一只船不行。组成后一只较大的船在风网术语中叫“网船”,这个网船由原下架子网、船名叫“老牛”的船担当,这只船是主导船,作业基本是这只船上。另一只船在风网术语中叫“勃浪”,这只船是从张网作业中抽调来的一只船名叫“房子”的船担当。船够用了,但两只船上的船员都去还不够,就从铺上抽调我、高印存、何瑞生上船,风网的单位论“头”,一头风网由网船一只、勃浪一只共两只船组成。经从铺上抽调我们三人后人员团队也齐备组成了,共计14人。这年我22岁,组织如下:王有金,网船船长(王运春、王运强的父亲),驶船技术高超;王有银,勃浪船的船长,王有金的亲弟弟,驶船技术仅次于他的哥哥王有金;韩玉成,网船副驾驶(我地叫拦头的,韩贵生父亲);韩维新,勃浪船副驾驶(高庄子韩树详父亲);何瑞生,他原是铺上水产品加工队长(我地叫把头),这是渔业队派驻到风网船上主持生产,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最高“行政长官”(高庄子何守发的父亲);韩兆林,是这个团队的伙食员(韩书深、韩书海的父亲);本人我,负责全团队的收入开支一切账目;没有职务的船员有韩兆钱(无儿女,韩书刚、韩书宗的亲大伯);韩玉科(韩贵权父亲);韩文俊(韩维金、韩维怀父亲);韩文生(韩维波、韩维志父亲);韩永富(韩万江父亲);王文洪(朱庄王海波、王海涛父亲);高印存(高庄子高红侠父亲)。以上14人中现今除本人我、王文洪、韩文生、韩玉存4个人健不健还在外,其余10人则相继先后作古了。打风网属流动性深水远洋作业,那年我们的作业范围在抚宁县洋河、大蒲河、北戴河、秦皇岛等一带海域,历时两个多月。我这次参加打风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又是唯一的一次,因为至此后风网就没有了。 抢网 抢网,是一种小型简单捕捞鱼虾的网具。抢网的结构是这样的,前面是一宽4厘米长1.2米的耐磨硬木板,木板用刨子刨成一面坡的偏“刃”,这个偏刃的木板叫“抢网舌头”,在木板的中间钉一个铁打的长不过15厘米,前面宽约5厘米,后边有安木把的我们叫“裤儿”的装置,这个铁制品叫“抢网巴掌”,钉好后在“裤儿”上安一长约1.5米钐镰把粗细的一个木把,在抢网舌头和木把上固定一个半径约1米的半圆形竹片子,半圆形竹片子固定在抢网舌头两端的上面,抢网舌头的下面是用刨子刨成一面坡的偏刃,刃朝前。半圆形竹片子中间部位固定在木把上。沿半圆形竹片子和抢网舌头上部转圈封上一织好适当网目的网兜,这个抢网就做成了。工作时左右双手一前一后攥住木把,在浅水滩往前推动就可以捕捞鱼虾了。这种简单小型网具在渔业上只适宜个体浅海作业。在农家也有不少预备的,在河沟、河汊等水域有不少用的,但在近几年因没适当水域已没人用了。我虽然加工和经营渔网10年,因用的逐年减少,就没有搜集整理织抢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网抄子 网抄子,是一种超小型网具,我地简称抄子。确切地说,是一种单手使用的微型网具,它主要用于起落网作业上。起落网在落干潮“拿鱼”时总不能用手去抓,因为此时的鱼都是活蹦乱跳的,这时就用网抄子这种网具,人手一把。此网具在我地种植水稻后应用较多,主要在水稻插秧前水耙地后,因旋耕机在水耙地把土壤中水稻须根及稻茬子都绞起来在水面漂浮一层,如不捞出来严重影响插秧,这个网抄子就是一个好使的工具,另外在前二三十年在河沟捞鱼,网抄子也是一种好使的工具。网抄子呈三角形,三角形的一面长也就40厘米,它是由竹片子火烤弯成三角形的边框,在竹片子的接头部位安一木把,木把有木匠做的,也有用镰刀把粗细的硬木树丫杈做的,沿三角形边框缝一网兜,一把抄子就做成了。我曾有一把网抄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徐各庄表弟王春生来我家言说找一把网抄子我就送给他了。网抄子的关键部位是网兜,用三股聚乙烯线织一个网兜需用半两线,网具虽然不大,但织网兜的技术含量却相当高,就是一般的渔民也织不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工经营渔网期间,由于职业的原因,我曾专门去我村韩永堂家(我叫大爷,韩万敏、韩万运父亲,已故去多年)请教织网抄子的方法。韩永堂大爷自幼下海捕鱼干了一辈子,渔业上的各种技术全面,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洋角村民兵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民兵连长),是一位资深的老渔民。又是一位很善言谈、朴实忠厚的老人,对我的登门求教,二话没说,对织网抄子这门技术,包括方法和数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现在起落网没有了,做为辅助网具的网抄子也不见了。
是啊,好久不见你了,也看不到你写诗歌。
对于诗歌,现在我有些迷惘。有空还是经常去您博客拜读的,向您学习。
抢网 抢网,是一种小型简单捕捞鱼虾的网具。抢网的结构是这样的,前面是一宽4厘米长1.2米的耐磨硬木板,木板用刨子刨成一面坡的偏“刃”,这个偏刃的木板叫“抢网舌头”,在木板的中间钉一个铁打的长不过15厘米,前面宽约5厘米,后边有安木把的我们叫“裤儿”的装置,这个铁制品叫“抢网巴掌”,钉好后在“裤儿”上安一长约1.5米钐镰把粗细的一个木把,在抢网舌头和木把上固定一个半径约1米的半圆形竹片子,半圆形竹片子固定在抢网舌头两端的上面,抢网舌头的下面是用刨子刨成一面坡的偏刃,刃朝前。半圆形竹片子中间部位固定在木把上。沿半圆形竹片子和抢网舌头上部转圈封上一织好适当网目的网兜,这个抢网就做成了。工作时左右双手一前一后攥住木把,在浅水滩往前推动就可以捕捞鱼虾了。这种简单小型网具在渔业上只适宜个体浅海作业。在农家也有不少预备的,在河沟、河汊等水域有不少用的,但在近几年因没适当水域已没人用了。我虽然加工和经营渔网10年,因用的逐年减少,就没有搜集整理织抢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网抄子 网抄子,是一种超小型网具,我地简称抄子。确切地说,是一种单手使用的微型网具,它主要用于起落网作业上。起落网在落干潮“拿鱼”时总不能用手去抓,因为此时的鱼都是活蹦乱跳的,这时就用网抄子这种网具,人手一把。此网具在我地种植水稻后应用较多,主要在水稻插秧前水耙地后,因旋耕机在水耙地把土壤中水稻须根及稻茬子都绞起来在水面漂浮一层,如不捞出来严重影响插秧,这个网抄子就是一个好使的工具,另外在前二三十年在河沟捞鱼,网抄子也是一种好使的工具。网抄子呈三角形,三角形的一面长也就40厘米,它是由竹片子火烤弯成三角形的边框,在竹片子的接头部位安一木把,木把有木匠做的,也有用镰刀把粗细的硬木树丫杈做的,沿三角形边框缝一网兜,一把抄子就做成了。我曾有一把网抄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徐各庄表弟王春生来我家言说找一把网抄子我就送给他了。网抄子的关键部位是网兜,用三股聚乙烯线织一个网兜需用半两线,网具虽然不大,但织网兜的技术含量却相当高,就是一般的渔民也织不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工经营渔网期间,由于职业的原因,我曾专门去我村韩永堂家(我叫大爷,韩万敏、韩万运父亲,已故去多年)请教织网抄子的方法。韩永堂大爷自幼下海捕鱼干了一辈子,渔业上的各种技术全面,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洋角村民兵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民兵连长),是一位资深的老渔民。又是一位很善言谈、朴实忠厚的老人,对我的登门求教,二话没说,对织网抄子这门技术,包括方法和数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现在起落网没有了,做为辅助网具的网抄子也不见了。
抓子 抓子,一种渔具。是抠蛤蜊、虷子必备的渔具。外形很像二齿子(也叫二齿镐子、二齿钩子、二齿挠子),只是二齿子大而抓子小。抓子也是两根齿儿,各长15厘米左右,比筷子略细, 从市场上买一把抓子才1角5分钱。在买来的抓子上安一个直径约4厘米长约半米的木把就可以使用了。安成的抓子从侧面看呈“7”字形,可算价格最低、体积最小的渔具了。就是这么一把小小的、价格低廉的渔具在旧社会和解放初却拉帮了不少穷苦渔民。在解放初和旧社会,洋角很贫穷,除个别户在外另有营生外,基本都是以下海从事渔业生产来养家糊口。从事渔业生产需要网具,而添置网具就需要钱,却又没有钱,为了生存,都是几家合伙买一只旧船,有时还要联合周边村的部分渔民合伙,然后带上一把抓子,一个用旧网片缝的网兜子再带一把蛤蜊刀(开蛤蜊用)去海边抠蛤蜊以维持生计。我们身边的这片海域,今天和过去没什么两样,除近处的石臼坨岛(现已改名菩提岛)、月坨岛,往西南方向在几十里的海面上还分布着多个孤立的沙岛:臭鱼岗(叫白了都叫旧鱼岗)、蛤坨、腰坨子、西大坨子、曹妃甸等,这些岛屿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背面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滩涂。我在原洋角大队渔业队时,当时我虽然在铺上,有时给船上打替班或是帮有关船只干活,上述这些岛屿我曾数次上去过。旧社会和建国初的这些贫苦渔民当时主要驻扎在蛤坨、腰坨子,又主要是抠蛤蜊。因为路途太远又是一个个破旧的帆船中途都不回家。那时他们出海的时间都是每年农历“惊蛰”前后,他们头出海前就做好在岛上搭铺的准备,带足给养、淡水和简单的搭铺材料,每只船还要带数领盖房用的苇帘子,这些苇帘子是用来晒蛤蜊干用的。在海岛搭好铺后,就吃住在铺上,就这样在岛上安下“家”来,老渔民称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叫“坐坨子”。那时他们的活动内容是白天落干潮后抠蛤蜊,涨潮后不能抠蛤蜊就在铺上坐下来,把抠的蛤蜊开掉,把开的蛤蜊肉晒在苇帘子上,天天如此。当时人手一把蛤蜊刀,是必备的工具(蛤蜊刀连木把不过20厘米长,刀宽不过4厘米,开蛤蜊专用,如今我还留存一把)。他们为增加收入,如果潮水适当,他们也在滩涂的海带草中找鱼捉鱼,海带草是一种外形像陆地生长的马蔺一样的海草(注:蔺读lin四声,吝,马蔺,多年生草本植物),海草高约40厘米,潮水适宜时,常有个体比较大的鱼类藏匿其中,个头一般在10斤以上。他们一般捉鳎目鱼和鲈鱼,有时他们也捡海螺或掏八带鱼(章鱼),但不管有什么收获,不是用盐腌就是晒干。他们这一辈或几辈渔民是很艰辛的,只有到了农历端午节他们才能回家一次,把这段时间晒好的蛤蜊干和其它一些收获带回家,或继续存放,或家中有人的卖出或批发出去换些钱。过完节后,补充足给养衣物和淡水(为节省淡水,在整个“坐坨子”期间洗脸从来不用淡水都是用海水)。那时的渔民罢海都是在“小雪”左右,那时的船又旧又小,不像今天,不但船大,还配备有“卫星导航”“雷达监测”“电台呼叫”等设备,安全系数大大提高,甚至冬季照常作业生产。那时他们一到小雪就罢海,终止一年的生产活动。在小雪前的一段时间,抠的蛤蜊不再晒干,而是抠完倒在一处水中先养着,到罢海时起出来最后拉回家中,冬天就赶集卖蛤蜊。虽然艰难辛苦,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抠蛤蜊、开蛤蜊,使他们练就了抠蛤蜊和开蛤蜊的绝活。蛤蜊是埋在泥沙中在地下,我们一般人很难觉察到它,因地表有无数种生物在活动,极难发现也极不容易分辨,而他们却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并准确无误地分辨出真伪,像我村的韩永伟、韩永禄、韩文生、韩文元、王守宗等等,就是这样的抠蛤蜊高手。再就是他们开蛤蜊,当时为了赶潮水、抢时间、争速度,天长日久的练成了他们超人的开蛤蜊技能。我举一个例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当时在洋角大队渔业队时,船上的人们有事没事也常来铺上,那时从船上往铺上卸蛤蜊,每次都卸数千斤,铺上食堂做饭时的菜一般都是用海鲜,很少用蔬菜。有一次架子网上的人们来铺上闲待,其中有韩文生四叔,当时他在架子网上,他自幼八岁就跟他父亲韩瑞来我三爷下海,主要是“坐坨子”,直到长大。此时食堂伙食员是韩瑞福二爷,他对韩文生四叔说,文生给开点蛤蜊吧,中午做菜。韩文生四叔就往大盆里倒了半篮子蛤蜊,他不是比赛也不是表演,只是像平常一样无意识的开,只见他开起蛤蜊来就如同闪电眨眼一样快,当时把我们都看的目瞪口呆,开一个蛤蜊也不过一秒钟,而且开出来的蛤蜊肉个个都完整无缺损,蛤蜊牙和蛤蜊围子都完好地包裹在蛤蜊肉上,令人叹服不已。就是这小小的抓子,为老一辈渔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洋角及周边村庄部分群众养活了不少人。现在虽然在承包的滩涂上也有抠蛤蜊和抠虷子的,所使用的抓子虽然也是两根齿儿,但不再是“7”字型,而是直的,就像一杆微型钢叉
牛皮衩、绑腿儿 牛皮衩、绑腿儿,这两样都是涉水防水用具,只是牛皮衩大。它是像裤子一样有两条裤腿,但没有靴子。两条裤腿的底部是缝死的。穿上后顶部提高到腋窝处,前胸后背都缝有牛皮耳子,用麻绳拴好就跨在双肩上,因为牛皮衩无论腰部或腿部都很肥大,每只衩腿底部足以放下一只脚,所以没有靴子,那时市场上也根本没有靴子,为了利索起见,在脚脖子处扎一道麻绳。牛皮衩只有起落网才备有,因为起落网是涉水作业,春天“清明”就开始作业,秋后初冬“小雪”才罢海停止作业生产,而且一个潮汐就需下一次水插网,这样周而复始没有防护是不行的。解放初期和旧社会只有洋角村和三家子村有起落网,而除了起落网外别的任何作业也不穿牛皮衩,可以说牛皮衩是洋角和三家子的专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在捞鱼尖渔港只有我们洋角和三家子两家有起落网,那时还没有胶皮衩,所以牛皮衩是起落网必备之工具。牛皮衩没有厂家生产,也没有市场销售,都是自己买来牛皮自己量体裁剪缝制。生牛皮干了以后是硬的,硬到刀都割不动。这要在头做之前把牛皮放在缸里泡软再做。缝制牛皮衩用头号大针,不用线而是用苎麻或亚麻(俗称好麻)手工搓的线绳般粗细的小细绳,牛皮经用水浸泡后由于自身膨胀足有一厘米厚,缝制时的针眼这时都被“迷死了”,所以并不漏水。这种衩长期不用可以晾干,只是硬邦邦的,如需经常使用就必须经常保持湿润状态,一般都是软着卷起来用绳扎好待用,一旦发现表面有发干现象就要时不时撩些水在上面以保持湿润状态。这种原始的牛皮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胶皮衩的问世而被淘汰了。 绑腿儿的作用和牛皮衩一样也是一种防水工具。只不过它不仅在渔业上应用,在农家尤其在我地当时普遍应用,它适合落干潮和浅水用,它实际就是还没有靴子的年代靴子的代用品,如渔民在落干潮抠蛤蜊、抠蚶子,农家去海上抠蚶子等都是必不可缺的工具。绑腿儿的缝制和牛皮衩一样,缝制完后和现在盛20斤面粉的空袋子差不多,只是比空面袋子窄一些,高低差不多。穿时在腿脖子处扎一道,在绑腿儿上口下边再扎一道。但应注意的是一定要长期保持湿润状态,不然绑腿儿一旦干了它就变硬而脱不下来。我村曾因大意酿成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小悲剧。事情是这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洋角村的儿童搭伴去海上浅滩抠蚶子是很平常的事。这一年春天的一天,当时还是十多岁的韩维生、韩维平、韩树林他们三人搭伴去“毛儿上”抠蚶子(今捞鱼尖排碱站南边),那时全是步行,因为当时没靴子都是穿绑腿儿,抠蚶子都是分散开抠,因为当时他们三个还都是孩子,只顾各自抠蚶子,韩维生却忘了该时不时往绑腿儿上撩水防止干了变硬。这天白天刮的是西北风,西北风就“瘦潮”(平常如涨潮十成水,西北风因受风向影响只涨六七成或者三四成水这叫“瘦潮”,甚至到最后也涨不上水来,这叫“死潮”,春天大西北风天气常“死潮”)。这样的天气对抠蚶子来说可说是难得的好天气,这样难得的好气侯他们只顾高兴地抠蚶子,抠到该家走就互相招呼“上潮”(一切滩涂作业完毕走向陆地叫“上潮”),他们三个到陆地后,韩维平和韩树林顺利地脱下自己的绑腿儿,可是韩维生的绑腿儿因为在抠蚶子中间忘了往上面撩水,又由于西北风气候干燥,绑腿儿的上部已经硬了,任凭韩维生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脱不下来。在韩维平、韩树林的帮助下像拔河一样才勉强脱下一只脚的,可是脱第二只脚时任凭他们三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由于脱第一只脚时耽误的时间长了些,只是一点点强行脱到一半处就再也脱不下去了,他们三个想歇一会儿再脱。如果他们在上潮时就发觉已经干了变硬了,如马上回到滩涂用水撩一撩还能补救,当时他们只是想怎么把它脱下来,反而为此延误了时间,越弄越干越硬了,他们三个歇了一会儿又开始脱,可是比以前更不好脱了,眼看天色已晚,脱又脱不下,经商量韩维生也同意,先把绑腿儿穿上到家再想法子,这样穿着走路沉,但如果再延误下去天就黑了,更糟糕的是下半部因为时间过长也慢慢变硬了,再也穿不进去了。而且穿比不了脱,脱他们二人可以帮忙拽,而穿却帮不了什么忙,这时绑腿儿的上半部卡在腿上,下半部脚脖子以上也硬了卡在腿肚子处,只有底部还是比较软的。这时天已黑了,脱或穿都已失败没希望了,决定先回家吧。韩维平和韩树林帮韩维生挑着抠的蚶子和扁担、抓子、篮子,韩维生则一只脚穿袜子鞋,另一只脚已脱下去一半现在脱又脱不下去穿又穿不上的绑腿儿就这么拖拉着走,一双绑腿儿如潮湿软着有十五六斤重,就算现在干了一大部分也有好几斤重,而且中间又束在腿肚子处,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此时韩维生的沮丧心情已到了极点,一路哭哭啼啼艰难地走着,当时这狼狈相,令人可怜又可笑,韩维平忍不住笑出声来,韩维生这时一肚子的委屈包括后悔正没处发泄,也不顾自己的行动不便向韩维平追打起来,他这一追打更显得狼狈越发可笑,韩维平先是强忍着不笑,可他一追打就像撕破脸皮一样无所顾忌地大笑起来,韩维生就疯狂地追打,可结果却是越来越狼狈,越来越可笑!这时天已大黑,在韩树林的努力解劝下才算平息。这条回家的路要经过祥云岛,在走到祥云岛“南杠”时(在现在临场的中部偏南,原为洋角村的沙坨子地),韩维生的三姐韩秀英来接他,韩维生就像遇到救星一样越发哭得厉害,韩秀英三姐看到弟弟的这个样子,不由分说背起韩维生就直奔寺前(唐朝建的“普济寺”遗址,在今天良种场南)的扳倒井而去(扳倒井是唐王李世民跨海东征时遗留的一口石砌水井,那时我们抠蚶子常在此井涮蚶子和涮脚,现早已填埋多年),到扳倒井后韩秀荣三姐用井水给韩维生的绑腿儿全部洗了一遍并进行浸泡,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只拖拉了小半天的绑腿儿终于脱了下来,这出小小的悲剧也落下来帷幕。
配上图片效果会好的多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这样的图恐怕很难找到了。当时都没当回事的啊?
铁瓦车 铁瓦车,也叫大眼儿车。1966年以前,我们洋角四队的运输工具只有五六辆铁瓦车,这种车包括车轮全由木制而成,直到“四清”运动快结束的1966年春才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买的第一辆胶轮车(胶轮车的车轮当时是我和韩万儒从唐山取回)。铁瓦车分两部分组成,上部叫车拍子,由车辕和车厢组成固定在一起,车厢在中间部位,在车厢与车辕结合部下紧贴车辕左右一边一个有一宽一尺左右的木板,厚约四五寸,在木板中间的下方制有一半圆形的缺口,这个半圆形缺口朝下,和车轮上的车轴粗细相吻合,它是放在车轴上拉车用的。铁瓦车的下半部是车轮和车轴,这两者是固定在一起的。车轮是由两横一竖三块木头,两横木块小、一竖木块大,两横的木块分上下对称穿过一竖木块的上边和下边固定,所组成的这个部件叫“车掌子”。车掌子的外围用宽约三寸厚约二寸的几块木块拼接固定,这些弧形木块叫“车辋子”,车辋子拼接固定完后就是一个圆形的车轮子了。车轴是用一种硬度和密度极高的木材“楚榆”制成,这种木头放在水中都不漂着,后来这种木材做的车轴都被船上车“木瓦”用了。车轴制成后中间略粗两头略细,中间直径约八寸左右,两边车轮的一竖的这块木头在整个车轮的圆心处凿一长方形榫眼,在车轴的两头各做一个和榫眼相吻合的榫头,两个车轮各穿一头固定好,这个整体车轮就完成了。在车轮的整个外围钉有和车轮厚度相同的铁匠炉打制的铁皮,转圈分几段围起来,我们俗称这种铁皮叫“铁瓦”,铁瓦车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钉铁瓦是为了耐磨,因为车轮在车辙里直接接触地面。一切完成后就在左右两边的车轮上每一个都留下六个大小不同的大大透眼儿,这也是叫“大眼儿车”的由来。这种车几个人把车拍子往车轴上一搭立即就能工作,因为它没有轴承,只好在车厢的后部边侧长期挂一个长形敞口油壶,内装一长把油刷和废机油,边走边在车轴摩擦处抹油,以起到润滑作用,走一段时间就抹一回。虽然铁瓦车既原始又笨重,就我们四队而言,自1966年春才有第一辆胶轮车开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完全被胶轮车、手扶拖拉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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