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师贝斯觉醒的歌名字是什么？_百度知道
家庭教师贝斯觉醒的歌名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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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师》贝斯觉醒的音乐为《立ち上がる仲间达》。《立ち上がる仲间达》中文：站起来伙伴们创作：いちむじん 所属专辑：《家庭教师ヒットマンREBORN!オリジナル サウンドトラック~标的2~》发行时间：发行公司： ポニーキャニオン音乐类型：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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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插曲的名字，是《立ち上がる仲间达》，楼主可以上土豆搜索一下，便可以找得到。至于楼主所说的“贝斯觉醒的歌”，或许我还没看到那里，所以不知道。另，《家庭教师》插曲名字（四首）：cosplay reborn觉醒立ち上がる仲间达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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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知道 好像叫什么蒙娜丽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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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教育的本质&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上篇）&
本报记者&李曜明&高靓
（转引：）
校长李希贵说：当我们走过一片森林，只会感叹森林的壮观，却对每棵树的情况语焉不详。就如同我们过去只关注学校办得好，但对每名学生发展得好不好缺乏关注。但是，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竞争去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要发现每棵树独特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题海中埋头苦读，为提高分数而殚精竭虑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自己开办广告公司、组建投资银行，甚至还可以用盈余设立奖学金。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拿着全班一样的课表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课间穿梭在没有班级和班主任的校园，奔向自己所选课程的教室。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学校的每一分钟都被他人安排好时，有一所学校的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
这是一所全新形态的学校。不久前，教育部在这所中学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十一学校实施5年的“创新育人模式改革”首次公之于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为什么是十一学校？它究竟有何不同？自主选课会不会影响目前的中考和高考？取消班级会不会让师生无所适从？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急于找到答案，一拨拨前来采访的记者也希望揭开谜底。
在森林中发现那棵不一样的树
“我还想跟您谈谈数学、语文免修的事。”刚到十一学校，记者就碰上了这样一幕。高二学生郑子豪来找年级主任王春易，声称自己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明年报考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导演系。
出乎记者意料，郑子豪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王春易告诉记者：“这不是拍脑袋的决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数学、语文教师会为他制定专门的学习方案，学校还在影视中心给他安排了专业教室和指导教师。”
这样的学生在十一学校绝非个例。可以说，这里的每名学生都有一个“私人定制”的未来。
谈起改革初衷，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得很形象：“当我们走过一片森林，只会感叹森林的壮观，却对每棵树的情况语焉不详。就如同我们过去只关注学校办得好，但对每名学生发展得好不好缺乏关注。”
“但是，校园不比森林，我们没有权力通过竞争去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要发现每棵树独特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这位在中学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县市教育局长等多个岗位历练了大半辈子的教育人，决心让“创造适合每名学生的教育”成为现实。再加上十一学校一脉相承的以学生为本的改革文化，以及老校长李金初为学校打下的良好基础，都让他对把这个理想变为现实充满信心。
从2009年开始，十一学校开始对现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进行整合，通过分层、分类设计，开发出近300门学科课程供学生选择。
在这里，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课程采取分层设计，语文、英语、历史等人文学科采取分类设计。
在这里，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两门课程，开发出了数据库、移动互联应用、电子技术、机器人、电脑平面设计、影视技术、机械技术、汽车造型设计、服装设计与制作、厨艺等15个模块课程。
在这里，体育课变成了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游泳、艺术体操、击剑、滑雪、龙舟等22个模块。
在这里，艺术类课程开发为中国画、油画、书法、动漫、声乐、戏剧等24个模块，仅戏剧课就有音乐剧《歌舞青春》、京剧《三岔口》、话剧《雷雨》等12个剧目的不同选择。
除此之外，学校还设计了综合课程和特需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更有意思的是，所有课程，学生都可以自主选择。
当同类学校的学生每天埋头题海，为分数而无暇他顾的时候，十一学校的学生前所未有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开始关照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希望将来做导演的郑子豪将精力放在了影视编导与制作课上。在老师樊勃的指导下，这个过去大家眼中“意见多、主意大”的刺头学生，在光影世界中汲取成长的养分，还成了全校学生微电影大赛的主办人。
秦雨菲是517生物学科教室的“主人”，大年初二她还在教室里接生了一窝小兔子。虽然文科生只需要选修生物I，但身为文科生的秦雨菲，选择的却是最高难度的生物III课程，还打算向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发起挑战。
“你高考又不考，何必浪费时间？”面对家人的不解，秦雨菲回答：“因为我喜欢，谁规定文科生不能学生物了？”正是因为学校将选课的权利交给了学生，秦雨菲这个文科生才有接触生物学科前沿的可能，让她一下子被生命的奥秘所深深吸引。至于未来，“兴许会诞生一门生物与人文的交叉学科呢。”
2013届学生黄婧怡，本是一名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偏内向的女生，正是选修了戏剧课《雷雨》，并在剧中扮演了女主角繁漪，让她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名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艺术细胞的学生说：“这已经不是一门选修课，或许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经历……我也知道了，有那样一个灵魂，是为镁光灯而存在的。”
课程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跑道”。十一学校课程研究院院长秦建云说，开设不同的课程，就是为了给学生开辟成长所需要的不同“跑道”。“过去，我们的学生就像一节节车厢，在升学、分数的单一跑道上被动前行；现在，学生装上了‘发动机’，变成了‘动车’，在不同的跑道上奔驰。”
十一学校采取的是一种大课程观，时时处处都有课程。学校除了有通常意义上的课程之外，还开发了“思方”、“行圆”、“志远”、“意诚”等许多“非典型”课程。打扫卫生、参加社团、看电影、听讲座、接待外宾都成为了有评价、有学分的课程。
十一学校甚至鼓励学生自主设计课程。上学期，高二学生刘毅伦创建“校服文化中心”，和一家知名服装公司合作，把学校单一的校服变为近50种款式，深受同学欢迎。前不久，刘毅伦和他的中心被评为自主实践课程“精品项目”。
十一学校提供如此丰富、可选择的课程，着眼点并不止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发现兴趣、才能和需求，将学习与自己的人生方向联系在一起。只有从内到外的充分了解，才能谈得上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学生才能走出“被因材施教”的尴尬境地。课程改革，触及的是这场育人模式改革的核心。
在校园中寻找自由呼吸的空间&
学生自主选课后，同一个班里的学生课程安排千差万别，固定的班级授课制已无法容纳变化了的课程。于是，学校索性将所有教室改造成学科教室，任课教师常驻教室，学生走班上课。
走班上课后，行政班和班主任消失了，学校呈现出另一种生态。
高一学生王立婷告诉记者：“过去，我们3年待在一间教室里，只认识自己班里的40多名同学，有事就找班主任，学校里大多数同学、老师、教室跟我都没什么关系。而现在，我一个学期就和200名同学一起上过课，我的朋友里既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不同的事情可以向不同的老师求助。”
当了20多年班主任的历史教师李亮，在取消行政班后找一名学生谈话，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时间，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没有效果，只好约定下次再谈。“过去做班主任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再难对付的学生，最多15分钟结束‘战斗’。现在看来，那时的教育是不真实的。”
而真实的教育一旦还原，教师的管理权威立刻受到了挑战。
年级主任于振丽也经历过丢面子的事情。她曾想约谈一名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学生，这名男生反问道：
“谈什么？”
“谈你的学习，我觉得我得关注你。”
“回头再说吧。”男生漫不经心地回绝了。
面对这样的回绝，于振丽不能强制，只能等待，因为十一学校规定，未经学生同意，教师擅自占用学生时间属于“违法”。“如果强制，学生心里积怨，更不会真正从心里服你。”
等待基于耐心，基于师生间隔膜的消失，基于彼此成为朋友。当师生成为了朋友，就无话不谈了。
曾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主动“约谈”一名教思想政治的教师。“我们互相有好感，但怕影响学习，想问问老师该怎么办”。甚至有学生直接发短信给校长，袒露自己暗恋女生的心迹。
取消班主任、实行全员育人，这些看似因走班选课而不得不改的地方，实际上是改革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因材施教也好，个别差异也好，首先需要教育者走进学生的内心，而平等的师生关系才是一切真实教育的起点。为此，十一学校不惜刻意制造一些“看得见的平等”。
十一学校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拆掉了所有教室里的讲台。“这意味着，教师只能站在学生中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成为常态。”语文教师闫存林如此解读。
每年6月的“泼水节”，学校会在操场上晒好几大箱水，师生抄起水枪、水盆、水桶一起上阵，每个人都被泼成落汤鸡，教师和学生难分彼此，玩得不亦乐乎。
每年最后一天的“狂欢节”，校长必须按学生的意愿进行装扮。他已被学生安排扮演的角色就有“加勒比海盗船长”、“邓布利多校长”和“变形金刚大黄蜂”。
居于平等状态下的学生，深知这样的氛围来之不易。一名女生对记者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为了我们，老师牺牲了很多。”
在无拘无束中发现最好的自己
“我不是标准定义下的好学生。在学习上，我只是个成绩浮动在平均分上下的学生，甚至考过班里的倒数第二，没有任何值得偷偷自豪的资本。但在这个崇尚个性的校园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精彩。”高二学生徐子晗说。
如果你知道他有多么丰富的社会活动，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徐子晗那么自信。他的诸多“头衔”中包括星月共辉文学社创始人、校文学院院士、模拟联合国骨干成员、松林书院特别管理员以及“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常任主持人。
去年，这个文质彬彬的男生完成了一项“壮举”——带领80多名同学的团队，历时一年，编写出版了十一学校历史上第一部学生年鉴。他也因此成为校园明星，上了校刊《瞰十一》的封面，还获得了校长奖学金。
徐子晗说，自己“成不了学霸，也不期待成为大神；我只是特立独行与非主流的代表；我和你一样，都是世界的奇葩”。
在十一学校，像徐子晗这样的“奇葩”随处可见：
2012届毕业生王栊正酷爱画画，在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到学校访问时，亲手为骆家辉画了一张全家福。当初，因为父母让他学金融，这个孩子曾长期拒绝学习。为了满足王栊正的心愿，学校为他设立了“工作室”、举办画展，并为他举办了个人表彰会。现在，他已被世界顶尖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录取。
高三女生叶大家，是生物课上的“奇葩”。别人坐着讨论、看书，她像老师一样来回巡视。从没听过一节课，却次次考年级第一。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给老师当助教。学生有任何问题必须问她，如果问了老师，她还会着急。为了给同学解答问题，背地里她要多学很多内容。当年高考，她考了十一学校的生物最高分。
在这个校园里，“奇葩”们还开了咖啡店，当上了广告公司总监、银行总裁、联合国大会主席……
在这个校园里，任何不特别的学生，处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都可以变得很特别。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这所学校给予他们的“自主”。
每周一的“校长有约”是十一学校雷打不动的传统，“有想法”的学生都可以跟校长共进午餐。一次，两名学生因为就寝时间，当着校长的面争论起来。于是，李希贵让这两名学生负责调研，拿出解决方案。两人回去后在全校范围发放问卷，访谈调研，历经4个月拿出一份详细的“分层睡觉”建议书。现在，十一学校住宿生的就寝时间有了3种不同选择。
最近一次“校长有约”，高二学生袁烨提出设立“乐群奖学金”。原来，他组建的十一学校青年成就社团，因售卖“校服熊”的创意，赚了1.6万元。他希望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奖学金，专门奖励处于成长期的小社团。
高一学生家长房纳女士说：“如果以功利世俗的眼光来看，无论是经营咖啡厅还是设立奖学金，这些事情似乎都与孩子的学习、高考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教育的目的，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进取、坚持不懈以及责任心，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十一学校的教师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枚硬币，其正面是选择，背面就是责任”。
那名曾经不期待成为“学霸”的徐子晗，现在又为自己作出了新的选择——放弃所有社会工作，转向学习。“不仅仅因为摆在面前的高考，更是因为我需要在学业方面突破自己，于沉潜的平静下积蓄新的力量”。
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生渐渐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对同伴负责，对周围环境乃至社会负责。”
在十一学校，你很少见到东游西逛的闲人，每名学生都行色匆匆地奔向自己的目标。但是每天下午4点15分以后，学生又会遍布校园的各个空间，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问题、制定计划、交换信息，或者聊聊今天的校园新闻、公众人物、社会热点，学校俨然成了学生的公共社区。
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也渐渐有了公民的样子。
有一次，著名媒体人崔永元来学校参加活动，休息时在教室外点起了香烟。两名男生发现了说：“谁在抽烟？”当他们发现是崔永元时，一点不给面子，说：“请把烟掐掉，学校里不能吸烟。”
“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崔永元深有感触地说。
在这座校园里，通过课程的选择性、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学生的自主管理，带来了整个学校的转型，使每名学生的个性充分张扬、潜能充分挖掘、内动力充分唤起。这种育人模式的改变，折射的是教育价值的转变。让学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正是十一学校努力追寻的教育本质。
让教育回归本真
本报评论员
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崇高事业，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关乎学生的命运，关乎民族的未来。今天本报推出的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的报道，全面诠释了该校创新育人模式的真谛，系统展示了改革给学校带来的冲击变革和活力，读后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令人深思。
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学生考试分数、学校升学率，衡量教师与学生仅有分数这把标尺，课堂教学只注重教师讲，学生只是被动听，这种填鸭式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创造性。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心态浮躁、过分追逐功利化教育和过分强调分数的环境下，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独树一帜，抓住了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本质，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和示范作用，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把培养人、造就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重点在于育人，其本源意义应该是激发人的真善美。北京十一学校教改以育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尊重学生主体、对学生未来负责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注重教育本质、本源，彰显了对学生个性、人性和生命的尊重。这是该校教改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其改革呈显出一派生机的关键。
启示之二，把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的第一位。李希贵校长提出，北京十一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学生第一。以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发展、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为己任，最大程度地保留学生的学习个性，针对每名学生的个性需求因材施教，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发现自我、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学习潜能，给学生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让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这是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的精髓，也是其改革的灵魂所在。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以学生个性化，发现学生的需要作为育人目标，北京十一学校取消行政班、实行走班选课，拆掉讲台、实行导师制，真正实现了教育成为服务的思想转变。教育上，坚持教育的主体性，实施不被拒绝的教育，着力于培养志存高远、诚信笃志、行为规范、思维活跃的民族脊梁和社会栋梁。教学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创造条件努力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让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最喜欢的活动之一，重视教学常规，尊重教学规律，坚持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实现学生多向成才。
启示之三，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十一学校提出，新时期学校的使命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将学生塑造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卓越的品牌，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学校的文化价值观是：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共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从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改革入手，给学生多样选择，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核心，课程目标是一切为学生成长服务，为每一个学生选择适合生命成长的课程。4000多名学生，每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课程表，做值日、社团、游学、职业考察随处都有课程，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彰显。课程选择已经成为学生成长发展的路标。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哪，要知道到哪里去，然后自己决定路线。这就是十一学校课程改革的思路。在这里，课程价值不再是盯分数、做题，而是重在培养学生思维和能力，注重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的培养。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北京十一学校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教改的一面旗帜，也是全面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典范，该校以坚持不懈而丰富生动的实践探索，让教育真正回归其本质、本真、本色，让教育真正回归到其本源、规律上来。这正是其重大的典型意义所在。
数看十一学校
1952年，北京市十一学校在周恩来、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聂荣臻元帅用新中国的诞生日为学校命名。学校占地234亩，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是一所拥有初、高中的完全、优质中学。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
4174&&学校共有学生4174人，每人一张课表，就有4174张独一无二的课程表。
1430&&走班选课后，学校共有1430个教学班，每个班人数不超过24人。
265&&学校通过对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共开发了265门学科课程。
400&&学校共开发了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等不同类别的校本教材超过400本。
271&&学校共改建学科教室271间，1200多类图书、1000多种实验器材进入教室，实现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的无缝对接。
30&&学校共开发了30门综合实践课程。
69&&学校共开设有69门职业考察课程，分属30个行业，以帮助学生厘清职业目标。
545&&本学期，学校共设置了60类、545个学生自主管理岗位课程，如教师助教、图书管理员、晚自习管理员等，学生根据表现可获得相应学分。
272&&学校共有272个学生自组织社团，公益慈善类有30个，商业经营类13个。
5&&学校设置了体育季、戏剧节、泼水节、狂欢节、电影节等5个节日。
11&&学校共开设有11个国家名字命名的外国文化日课程，这些国家分别为罗马尼亚、美国、英国、韩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
31&&学校共设有奖学金等31个评优项目，其中乐仁奖学金、思享奖学金、乐群奖学金由学生设立。
寻找变革的力量&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中篇）&&
本报记者&高靓&李曜明
（转引：）
十一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被逐一打破——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教书育人的感觉；开发出各种课程“产品”，把课堂还给学生；改革管理和评价方式，唤醒学生的内动力，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如果不改革，丝毫不影响北京十一学校的名校地位——这所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学校，底蕴丰厚、名师辈出、设施一流，而且高考成绩也在北京市名列前茅。如果学校沿这条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平稳而顺畅。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后，十一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学校，承担创新育人模式的重任。
怎么改？十一学校很清楚，各级领导、兄弟学校、师生家长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学校深知，要打破学校承袭多年的“行规”，按照新方向走下去，非得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况且，前面没有任何成功模式可以借鉴，难！
行政退两步，教育进一步
物理教师于振丽成为取消行政班之后的第一个学部主任。
她回忆说，高一开学一个多月后，班主任就纷纷找她反映问题：“学生上的课都不一样，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岂不是放羊了！”因为找不着学生，担任班主任多年的霍轶老师哭着跑出校园。
经过协商，年级组决定采取导师和班主任并行的双轨制，所有任课教师每人指导十几个学生，将大一统的管理变为零散的指导。
但好景不长，“官司”又打到于振丽那里。有班主任反映：“两种角色职责不清，有些事不知该谁管。”导师也来诉苦：“学生总在原来班主任的教室里扎堆，你让我指导谁去？”
担任多年班主任的侯敏华老师告诉记者：“那段时间累并痛苦着，老师们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出现漏洞，于是，导师和班主任都伸出了手，管得更多了。”
把孩子重新护在羽翼底下，显然不符合十一学校改革的初衷。但于振丽知道，学校变革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需要把握火候。于是，她按兵不动。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次年级会上，双方在职责划分上再次争执起来。有人问了一句：“能不能不要班主任了？”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当于振丽把教师们的意见告诉校长李希贵时，李希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的总体设计中，取消行政班是早晚的事。
以行政班为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自进入中国1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种组织形式始终无法摆脱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教师就像是学生的“官”，传递和执行学校的指示，实施强制性的管理，努力让学生的言行整齐划一。
十一学校的改革者清楚，只有打破行政班、改变班级授课制的状态，才能够让师生关系更加平等，让师生都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让改革更好地朝着目标去。只是他们没想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声，在改革的实践中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学期期末，行政班和班主任第一次退出十一学校的历史舞台，所有教师的新身份是没有管理权、只负责“生涯规划、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的导师。
取消了班主任这道门岗，教师和学生都轻松了许多。如果改革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十一学校是这样的：每位任课教师管着十几个学生，定期把他们叫到一起开会、谈心、辅导学习，甚至周末带着外出参观，学生不再是某某班的学生，而是某某导师的学生。
“导师不是这样当的。”思维敏锐的侯敏华又一次在年级里“开炮”。在一次导师交流会上，她对导师们争相给学生开会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把导师当成小班主任，这改革就走回了老路”。
“那你说怎么办？不开会怎么教育学生？”一位教师反问。
“取消行政班，不要班主任，不就是为了给学生一些自由吗？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方位置于我们的监管之下，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放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侯敏华寸步不让。
这次争论迫使学校下了最后的决心——取消固定导师。每个学生可以找任何教师指导自己，同时全年级有6位教师兼任咨询师，“问题学生”交由教育顾问处理。年级日常管理事务则以自习管理项目组、课程管理项目组、诊断与评价项目组、小学段项目组、学生管理学院等面孔出现，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可以去找不同的教师。
宣布取消固定导师那天，是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大会上。于振丽不放心，特意让几个年轻教师坐到学生中间留神反应。对这种自由的管理方式，学生接受度之高出人意料。一个学生说：“不就是取消导师嘛，挺好的呀，于老师为什么还解释这么半天。”
现在的十一学校，学生管理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比如期末评语，学生愿意让哪个老师写，就可以选哪个老师；小学段自习，学生可以提前在网上选择自己信任的老师，请他负责指导规划。
“人人都是班主任，但又不像过去那样把学生看住、管死；一切都是自由的，但一切又都有规则可循。”于振丽概括说，正是这样的特点，让她曾经担心的“乱”没有出现。
教师从“警察”、“看守”、“门岗”的角色中退出来，开始找回了教书育人的感觉。曾经的班主任杨文学现在是教育顾问，他说：“过去，我们往往用行政和管理代替教育，把学生的行为管好，把班带好，至于学生内心什么样并不知道。现在，行政退后，教育的力量才开始显现。”
当课程成为产品，教育成为服务
十一学校认为，课程是学校的核心产品。而课程“产品”的开发，被视为这次育人模式改革的关键。
2011年暑假，十一学校上百名教师封闭起来，开始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造。老师们最初“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这项庞大的工程在争论中拉开了序幕。
“吵得最多的一个是怎么分层，再一个就是不考的内容讲不讲。”数学学科主任杨文学负责统筹各年级数学课程开发，当时许多教师还没有从原来的模式中走出来。
杨文学自己也清楚地记得，前些年各地就曾流行过一阵分层教学，但到最后都走不下去了。“究其原因，当时只是按照学生成绩分层，讲课内容、方法、评价手段都不变，自然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这次，十一学校从源头开始，把学生按照今后的专业方向大致划分为人文与社会方向、工程与经济学方向、数理方向、出国方向等，并根据不同方向对学科知识能力的要求设计课程。
比如，数学I针对的是人文与社会方向的学生，达到文科高考难度，注重基础落实；数学II和数学III分别针对的是三年制和四年制高中将来可能选择工程与经济学方向的学生，难度对应的是理科高考；数学IV和数学V分别针对两种学制中酷爱数学、将来希望在数理方面继续深造的学生，学习内容大幅扩充。
此外，数学还向上延伸出微积分、线性代数等大学先修课程，向下延伸出援助课程，让所有学生都能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需求相适应的课程，都能学有所获。
教授数学V课程的潘国双老师说，他教的是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和兴趣的一群学生，虽然能力水平差不多，但学生的兴趣点并不一样，于是他又尝试把学生分为5A、5B两层，12个人一组，由两位老师逐一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
“宽松自由的校园里，靠什么把学生‘拴’在学习上？就是为学生成长服务的课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文件里把教育视为服务业，这曾让李希贵纠结不已。“这个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怎么就成了服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意识到：在传统模式下，课程是工具，我们用它把不一样的学生加工成一样的“产品”；当教育成为服务的时候，学生成了“服务对象”，课程才是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开发的“产品”。
生物教师王爱丽告诉记者：“现在每一门课程都不再是分数的垫脚石，而是为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探索精神、好奇心等长期失落的课程目标重新被找了回来。
课程从未像今天这样，彰显出它的价值。但是，带给教师的挑战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十一学校的教师精英荟萃，在多年教学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经验，改变谈何容易？
“这课没法教。”课改之初，英语组的教师直接向学科主任侯敏华发难。一向讲话率直的侯敏华这次却出奇地理解：“过去，教完单词、语法，让学生做练习题，然后告诉他为什么选A，为什么选B，这个很简单。现在，一个单元7篇文章，要把阅读当作学生终生技能来教，确实很有挑战。”
不过理解归理解，还是得想办法。那段时间，侯敏华每周一次带着全年级英语教师集体备课，每个月还拿出一个晚上，与5个新教师聊下一个单元的能力设计。侯敏华告诉记者，作为学科主任，她还有一个“杀手锏”——如果谁出的试卷还是以前那种ABCD的选择题，她可以不予通过。
33岁就成为特级教师，连续多年赢得学生百分之百满意，这样的教师也要改吗？当学校提出“教师把课堂这个舞台让给学生”时，王春易这位视讲台为生活全部的教师“伤心极了”。
眼见着学生讨论问题时大眼瞪小眼，读个书要花半节课，读完了又不会做笔记，还有学生和家长质疑“老师怎么不讲课”，王春易心里直冒火，“真想把他们重新揽进怀里，把知识喂给学生，那样既简单又高效。”
“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走下去的？”
“是学生的改变。”王春易说。“课堂开始有活力了，学生兴奋了，眼睛有光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现在，王春易对于一堂好课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她的课堂上，甚至会出现一组学生做实验，一组学生看书，一组学生接受老师指导的奇特景象。“活动切合学生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这景象太美了。”
唤醒学生为自己成长负责的内动力
习以为常的高压突然消失，让学生有些“失重”。
行政班取消、自主选课，每个学期期中还有两周的小学段，教师一点课不讲，完全交由学生自主学习。这些事情，光是听听就足以令孩子们激动半晌，但是激动过后，不少人陷入迷茫。
“毫不夸张地说，我一开始是用脚指头选的课，结果碰得头破血流。”陈天泽在高一开学前拿到了一本课程手册，看着300多门课眼花缭乱。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徐子晗在高一的时候一下子报了好几个社团，把自己忙得团团转。
“把小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让问题充分暴露。”教师们反映，学生嗓门大了，似乎不懂礼貌了，甚至在学科教室里都垃圾乱扔。
“现在迷茫总比到大学再迷茫的代价小，现在自我释放总比走上社会以后肆无忌惮强。”教师们心里清楚，十一学校决不可能用退回去的方式回避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路只有一条，就是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每学年4次的社会职业考察课，是学生定位成长方向的契机。学校把从业人员最多的30多个行业作为重点，每个单位由一名教师担任考察顾问，带领学生进行体验、考察。
果珈亦的心中有一个公益梦，于是她报名参加了中国慈善基金会的职业考察，回来后在职业考察指导教师王志娟的指导下，建立了十一慈善基金会，策划了拜访孤儿院、慈善舞会等很多活动。
任小玮希望以后能成为顶级建筑师，在进行职业考察后，他了解到建筑师离不开数学和绘画等专业技能，从那以后，他开始钻研数学，又重新捡起了搁置两年的画笔，冲刺自己曾认为不可能达到的技能。
在十一学校的各个显要位置，都设立了校园平面图，同时提示学生现在所在的位置。不仅明确“我要到哪里去”，还得知道“我现在在哪里”。这样的路标，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说借助各种机会和平台能让学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帮学生认清“我现在在哪里”，依靠的是评价和诊断。
在十一学校，学生做什么都会反映在评价上。一堂课的表现如何，教师会在课后进行过程性评价。小学段自习，学校会根据学生自主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价。
教导处副主任刘丽云受命创建学生自主管理学院，把日常事务开发成系列管理课程。学校公布岗位招聘，学生自主选择。担任图书管理员、资产管理员、教室安全员等，学生都会获得课程项目组的评价和学分认定。
现在，一个学期结束，学生拿到手的不再是几个枯燥的分数，而是一份包含了历次测验分数走势、所处分数段、文字分析、综合实践评价以及下一步改进建议的诊断报告。
诊断的目的是给学生修正的机会。比如，小学段之后，学生可以对自己选择的课程进行调整。廖丽娜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初中的孩子为了换一门课，可以去征求家长的意见，从不同同学那里收集信息，再找任课老师谈话，“用脚指头选课”的事越来越少了。
“也许失去班级的庇护，曾让我们短暂地失落。”高一学生陈思捷将走班以后的同学关系形容为“点头之交”。但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校园里到处都可以遇到“点头微笑”的同学，这让他在校园里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十一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创造各种同伴交往的机会，组建社团、举办活动、开辟学生休闲区，“点头之交”里渐渐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运动会，这个最依赖班级的集体活动，现在变成了延续两个月的体育季。“篮球、足球自愿结合组队，像游泳、跑步都是个人报名。当我们的内动力被唤起，我们开始为自己奔跑，不管有没有人喝彩。”陈思捷说。
李希贵校长教育感言
□真正的教育需要面对真实的学生。
□只有让教师从“警察队伍”退役，才能发现真实的学生。
□如果校园里也缺少自由的氛围，我们就难以培养出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
□一旦放手，校园里教育机会随处可见，而管理的缰绳一旦勒紧，教育便无从下手。
□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
□即便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选择也往往可以给孩子们带来愉悦。
□在可能的情况下和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将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学生。
□校园里的师生平等绝不是喊出来的，必须靠一件一件小事把平等做出来。
□改善师生关系的主导力在教师，判定方却在学生。
□学生的成长，才能称为教师的业绩。
□精确的分数不一定是正确的评价。
□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被评价者的进步。
□聘任是最好的评价。
□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捕捉运用非正式表扬的机会。
□必须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真正的特色学校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富有个性，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成长之路。
在变革中突围&
——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式改革纪实（下篇）&&
本报记者&李曜明&高靓
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改革，是一场涉及课程形态、班级组织形式、学生管理方式、学校组织结构，最终改变整个学校生态的全方位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伤筋动骨”。
为什么这样一场改革能够在十一学校顺利进行？为什么许多学校觉得不敢改、不想改、不能改的地方，在十一学校都能被彻底颠覆？
深刻的变革往往带给人挣扎。过去的辉煌、经验、习惯，未来的变化、未知和渺茫，就像一道道围墙挡住去路，让教师们纠结、失落、痛苦。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突出重围。突围，既需要先破后立的勇气，也需要先立后破的智慧，更需要等待的耐心与包容。
个人理想与学校愿景的握手
李希贵在业内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过往的多次改革探索，在基础教育界很有些名气。2007年，他从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的官位上请辞，主动要求掌管十一学校，教师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位“能人”的三把火。
谁知，开学一个多月，既没等来全校动员大会，也没有等来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教师们只看见校长经常在校园里遛弯儿，走进办公室找教师聊天，走进教室和学生说会儿话。
渐渐地，平静的校园里，循规蹈矩的教师们显现出另外一面：
教生物的王爱丽是个博士，但怎么也学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一字一句地讲解知识，还得让学生爱听。
英语老师侯敏华害怕开学，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而是因为害怕在一年比一年高的高考分数里迷失了方向。
物理老师秦建云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课下却和绝大多数教师不说话，还扬言“你要是相信了领导，实际上就背叛了自己”。
“干了一辈子教育，谁都希望找到一条对的路。”李希贵在自己的随笔中写下了美国教育学者的一句话，“但是，大多数老师都曾经历过一两次对过去学校改革的失望，因此，迅速拥护一种新的改革，这个想法在一些人看起来很傻。要在这样一些经历过变革坎坷和挫败的老师中启动变革，必须细心培育变革的种子。”
与教师们共同勾勒未来的愿景，是诱发变革的第一步。2007年暑假，十一学校启动《十一学校行动纲要》的制定。
会上，不知是谁抛出了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问题：“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
几番争论后，答案浮出水面，“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大家一致同意教师的职业定位应该是“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记者在研读中发现，这份总计100条的学校纲要，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今天教改的一切举措，几乎都可以在这份纲要里找到依据。
比如，课程怎么改？纲要上写着“课程建设应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课程建设应立足学生成长需求，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尤其要关注不同类型学生的成长需要”。怎么管理学生？纲要会告诉你“坚持主体教育，学生能做的，教师不要包办”。
纲要还提出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就这句，开始我特别不理解。”务实的王春易觉得学校把话说得太大，“但是，当我看到要把学生培养成‘志存高远、诚信笃志、言行规范、思想活跃的杰出人才’这句时，我恍然大悟，身为教育者，我们确实应该让自己站得高一点，从民族和国家需要的角度去考虑培养人才。我们的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富于创新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
这份纲要的制定历时长达两年，经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三轮讨论，最终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在构思、表述、争论、修改的过程中，教师们心中的教育理想和激情不知不觉被点燃了。
当教师个人的教育理想与学校的改革愿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突出重围的愿望，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让这场突围有了明确的方向。
一大批老师有了教育家的心态
改革让某些教师感到绝处逢生，而另一些教师却痛不欲生。
经验告诉改革者，这个时候如果用行政命令硬推，只会加深教师们对改革的焦虑和抵触，为学校的未来埋下隐患。所以，改革最好在没有行政要求的状态下发生。
学校决定请秦建云出任课程研究院院长。这个机构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专职人员，却是十一学校改革构思中的技术研发部门、学校的“大脑”。
“改革开始的第一个学期，没干别的，就是找人聊天。”秦建云回忆说，“有的老师要沟通七八次，才略动一动。”他笑称：“这一个学期说的话比过去10年都多，成果是40%左右的老师认可了调整课程的思路，60%的老师表示怀疑、观望或不赞同。”
对这样的结果，十一学校的改革者们心中早有对策，那就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在设计分层、分类、综合课程时，语文和英语没有参与，因为教师们觉得这两个学科不适合分层，但应怎么改还没想清楚。
拆掉教室里的讲台也没有一步到位，而是时机成熟一个拆一个，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
王春易在对课堂变革感到迷茫的一年中，校领导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等待老师的觉醒呢？”
秦建云说，自己看到过太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改革，因为得不到教师真心接纳，最终都走不下去。所以，十一学校给教师空间，给教师选择，让每一个教师朝着自己的梦想，凭智慧走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十一学校的改革没有从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逐步实行。刚刚开始改革一个多学期的高一学部主任田俊告诉记者：“这个地方的改革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共同的模式，它是一个百花园。渐渐地，一大批优秀老师成长起来，开始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教育家的智慧，来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
不走寻常路，不按年级进度备课上课的数学老师潘国双被吸收进课程研究院。被学生评价“有想法”的历史老师贺千红成立了“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总揽全校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开发。曾经发愁讲课的生物老师王爱丽，被推荐到全校老师面前，分享自己的自主学习教学法。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老师们都可以自主成立课题组进行实验。
“那段时间，每天可高兴了，心里就想着改革，走在路上也想，躺在床上也想，恨不得第二天赶紧到学校看看有没有效果，还有哪儿需要改进。”在这样的环境下，王爱丽第一次唤起了对教师职业的热情。
教师们还发现，“学校的会少了，不检查考勤、备课情况了，就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不出来兴风作浪了。看来真要让我们自由成长”。
学校通过这些举措，帮教师分担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教师们顾虑最多的“成绩”。现在，高考成绩不再与教师个人评价挂钩，改为学科团队整体评价。
十一学校的领导者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这样的职业怎么可能靠几张试卷去判断优劣呢？”
不过，他们把评价教师的权利交给学生。
每个学期期中，学生都会对教师作出诊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十大要素，比如“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
还有一些无形的尺子，选课就是其中之一。艺术教师王晓霞告诉记者：“教师们都会上选课平台看，谁的课先被选满，可有面子了，没人选的教师，不得不想办法改变。”
校长走在改革队伍的中间
十一学校大部分改革都是一线教师策动的，校长只是有时出现在教师们中间，说上一些“不要着急”之类的劝慰之语，或者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丢掉雨伞。
李希贵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服务官”，是在教师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为他们递水擦汗、摇旗呐喊的人。因为“真正的领导力恰恰产生于服务，只有因为你的服务帮助别人走向成功的时候，别人才可能成为你的追随者，这时你才有了领导力，才真正可以被称为领导者。这样的组织，被称之为领导型组织”。
十一学校的改革，最终触及的是学校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转型。李希贵认为，从传统管理学中照搬来的模式，对于学校这种知识型的组织来说已不再适用。构建领导型组织，必然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通常，学校组织采用金字塔结构，校长处于塔尖，普通教师处于塔底，中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组织结构下，最权威的决策和指令来自塔尖，而最可能孕育明智决策和管理指令的基础却处于塔底，中间曲折迂回，顺畅对接并非易事。
在改革中，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只有校长、级部和教师三个层次。
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从选择过程到聘任结果，校长无权过问。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而没有批准每一笔财务开支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不得在具体教学方式上指手画脚，更不得从脑袋里想出一个所谓的教学模式便在课堂上运用。
不仅如此，校长还必须“每年接受教代会的信任投票，达不到规定的信任率，校长必须自动请辞”。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收紧了管理者的权力，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成为自己的CEO。
现任高三年级主任的于振丽告诉记者，在改革之初，年级鼓励任课教师参与日常管理事务，由教师以项目组的方式管理早晚自习、诊断与评价、日常行为规范等。在汇报工作时，她习惯性地称之为“分布式管理”，“可每次李校长都会纠正说，是‘分布式领导’”。
“管理是被动的，老师只会对‘上级’负责，领导则是主动的，老师会对自己负责，对他所做的事负责。”于振丽这样理解。
在一些场合，李希贵会讲起哈佛经典案例“谁背上了猴子”。研究者通过对大量公司、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当下属遇到困难时，领导们习惯于替下属把担子接过来，就像背上了一只又一只的猴子。但是，在这场尚无先例的改革中，“纵使你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想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从改革的琐事中解放出来的学校领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为教师们寻找资源、创造机会、发现问题、进行引导。
李希贵说，自己最好的位置是走在改革队伍的中间。“如果领导在前面冲锋陷阵，一旦掉进陷阱里，整个队伍就会乱套。只有在中间的位置，才能知道大家行走的快慢，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站在改革队伍中间的校长，更像是一部导航仪，根据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定位，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向、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效率，确保改革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不同视角看十一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北京十一学校全校4000名学生，有4000张课表，学生们学得主动、学得愉快、学得刻苦、学得成功。这是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的一条正确道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从课程改革入手，放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上，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值得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
作家郑渊洁：
北京十一学校让我感到震惊，每个学生的脸上都有幸福的笑容。当我在休息室为学生签名时，校长李希贵等在一旁，我给很多学生签完名后，他才和我交谈。李校长在学生面前如此平等，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师道尊严。学生们在校长面前没有恐惧，而是像朋友那样。我以为该校的素质教育，足以成为全国学校素质教育的标杆。
学生家长林先生：
孩子刚进入十一学校的时候，有过一段不适应。老师不手把手教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自学，很苦恼。后来，在导师的关心下，孩子按照学校的过程性管理要求一步步走过来，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新的自主学习方式。作为家长，我很感谢十一学校这种把传统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教育改革。
学生陈天泽：
选课制度给了我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我可以连续两个学期选择影视编导与设计，对拍摄电影有了初步积累。对于必修课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课程和老师。更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让我对自己更负责。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意义，让我们从依赖学校变成自己主导。
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
（引自：）
我对教育是极感兴趣的，又觉得教育特别没意思。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经常“欺负”我的，不是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是停车场管理员等最普通的老百姓。每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心里会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干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平的待遇。我的心里很不平衡，就在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始终得不到尊重，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尊重别人。这个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想通以后，很多事我都想通了。比如大学生投毒，比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做了高级领导，照样干坏事，这些都是教育生态出了问题。
我对学校教育不太感兴趣，因为觉得学校教育说得再热闹也没用，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好的大学，一切都免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是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一直在想，在寻求答案。
我曾参加过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全球五大博物馆高峰论坛，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一起来演讲和讨论。那天我是场外主持人，有一个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问卢浮宫的负责人：“每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特别多，你们怎么看待如潮水一般的游客？”这位负责人的回答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你们觉得人很多；但我们觉得人不多。因为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宗教原因，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也来不了卢浮宫，所以我们卢浮宫设有一个基金，专门用于让这些人来看卢浮宫。”我听完这段话，脑子有点发闷。如果只从博物馆经营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北京十一学校。我觉得李希贵校长就有点像那位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想的问题不是那些普通的事，而是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我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他陪我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我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
第三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我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我总是在想：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跑着去给拿烟灰缸了。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十一学校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我打扮成了一条蛇，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我们在后台，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我和校长的名字时，我们跑出去，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校长是倒数第一个。我很自信，我想当我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我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我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校长准备的。我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
就在那一瞬间，我真想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学校，没赶上这么好的教育氛围。但是有多少做教育的人想过这件事？有多少人从孩子们的角度想过他们真的爱学校吗？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这就是我今天隆重推荐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
我眼中的李希贵
跟李希贵校长交往几十年了。在交往过程中，有些当时看来颇为重要的事件，而今早已被时光淘洗殆尽、印象模糊，但是有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却深深刻在了记忆的年轮里，并且随着岁月更替，越来越清晰地从芜杂的生活万象中凸显出来，散发出柔和但持久的光芒，影响着我的思想观念。
适逢《中小学管理》杂志曾国华君诚意约稿，而且执著有加、再三催促，遂择取若干细节记录如下，希望能给更多的教育人以启迪。
早年跟希贵校长一起吃饭，时常会看到他的一个“小动作”：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会时不时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拿出笔在上面写点什么。
当时我颇感困惑，大家正吃喝闲聊，你“偷偷”地记啥呢！后来，我跟希贵校长的一位好友谈及此事，他哈哈一笑，说：“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大家聊天过程中点滴的思想火花、灵光一闪的小创意或者某个有启发的话题，说过了就说过了，过后大家就都忘记了。但希贵马上记下，晚上回家就整理出来，细细琢磨,就变成了有价值的教育财富。”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学习的一种方式啊。现在，即便已跻身中国最著名中学校长的行列，希贵校长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张小纸片，哪怕是在和大家闲聊，只要他感到某一点对自己有启发，仍然会立刻掏出纸片，简要记录几笔。
希贵校长的教育管理艺术得到了同仁们的广泛赞许，《中小学管理》、《人民教育》都为他开辟专栏，每期一篇，介绍他的管理经验。
为什么他能屡出奇招、创意连连？很多校长发出这样的询问。希贵校长说：“对我管理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管理。受市场经济的推动，企业管理远比我们教育管理先进和发达，所以我读得最多的是企业管理类的书，正是这些读物，给了我全新的视角。”
的确，从这种跨界阅读中，希贵校长创造性地借鉴了很多想法和思路。比如：对风靡西方大企业的六西格玛（6sigma）管理法，他不但深入阅读了相关专著，而且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培训，十一学校流程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很多地方都有六西格玛管理法的影子；再如：他借鉴营销界普遍使用的网格图来排查教育教学的风险；最近，他又开始思考如何把大数据引入学校管理之中……
我手头有十几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都是希贵校长送的——这是他的又一个习惯：见了朋友就送书。
假如朋友是一位校长，他送的书十有八九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假如朋友有正读中小学的孩子，他一定会给孩子送上几本书，而且那些书一定是孩子们在那个年龄段应该读的书。
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出了新书，他最喜欢给希贵送去一些，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卖力的“好书推销员”——只要他认为这本书好，一定会到处送朋友并大力推荐。
但是，有一点特别令人玩味，他很少把自己的书送给朋友，更很少签名送书。在到处都是书的北京市十一学校，几乎见不到他自己的著作。
不给别人添麻烦
多年前，还在山东潍坊市教育局担任局长的李希贵到福建开会，然后从福建到北方某城市参加教育部的一个会议。在上海转机时，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点时间，可以见面聊聊。
我赶到机场接他，只见他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从出站口走来。我有些诧异：“你参加教育部的会议，为什么不带着办公室主任？至少带个助手，帮助打理一下琐碎事务吧？”
他笑着说：“有那个必要吗？我完全能自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跟着呢？没必要给别人添麻烦，也没必要浪费人力。”
当时我很感慨。我见过有的县级教育局长甚至校长出差，都要前呼后拥，跟着几个人提供服务，但没见过一个副厅级官员（他当时还兼着潍坊学院党委书记）轻车简从到如此程度。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是希贵为人处世的一个准则。比如：无论开会还是日常生活，他从来不要身边的人为他提包或者拿水杯——这个中国官场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景象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有一次，在广东深圳福田区开会，我与他站在会场门口等待开门。这时，当地教育局长赶过来和他握手，潍坊的一位校长连忙接过希贵手中的水杯。等握手寒暄完毕，希贵转身就去要自己的杯子。那位校长坚持要替他拿着，希贵则是满脸严肃，连说“不可不可”，一把将杯子“夺”了过来。
校长的位置在哪里
十一学校校园里到处都是海报，时常会看到老师的巨幅照片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地方。十一学校校史馆里，也挂满了历任校长、名师的图片，但你找不到一张希贵校长的照片。
在十一学校，除非特别需要，只要是和老师、学生一起合影，希贵校长一定是站在边上，而且是坚决站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他说：“当校长站在集体合影边上的时候，整个合影现场的所有位置就都是最重要的位置了。”
2011年3月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委员会要到十一学校调研，希贵校长约我为此写一个专题片的脚本。写之前，他严肃地跟我说：“在这个专题片里，我的镜头一个都不要。专题片要用孩子的口来说话，用教师的口来说话。要让他们看孩子的生活，看教师的创造，校长的工作成绩应该全部体现在学生和老师身上。”
专题片由央视“面对面”栏目的欧阳询编辑负责拍摄和制作，欧阳编辑说：“李校长不能一个镜头也没有啊！我们做别的专题片好像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专题片结束的时候让李校长说一段话，讲讲十一学校教育改革的意义，这总可以吧？”希贵校长依然一口回绝。
希贵校长有一本畅销书《学生第一》，打开扉页，满满一页纸上是全校所有教师的名字。说起这本书，十一学校团委书记刘艳萍说：“书里用了300多张图片，但李校长要求把他的镜头尽量‘咔嚓’掉，费了我好大的工夫。”
在校园里，希贵校长把自己的位置努力放低放低再放低，而他对老师的尊重和呵护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他的办公室面积很小，一桌一椅一排书橱而已。但是，他一直跟我讲，要尽最大可能给老师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我们新招聘的硕士毕业生四人住在一间宿舍里，他发火了：“不管多困难，也要让每位青年老师有一间单独的宿舍！大男大女的，谈恋爱、约会朋友总要有个地方吧！”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到底怎样才能带好队伍，他诚恳地说：“带队伍没什么神秘和复杂的，最要紧的就是真心实意地为老师的成长提供服务。你时时琢磨着帮他们成长，谁还会不努力工作？另外，一定要营造一种协商文化——遇事先跟老师商议。商议一次不行，就商议两次；两次不行，就商议三次；三次还不行，那你就要退回去反思：是不是这个决策有问题。一所学校什么时候山呼万岁、一呼百应，听不到不同意见了，那这所学校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最具特色的教导处
有一次，希贵校长到上海出差，我和爱人到机场去接他。上车后，我爱人驾车，当时她对上海的高架路还不甚熟悉，我就“左转”、“右转”不停地指挥。希贵校长大概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说：“谁掌握方向盘谁决策，你不要瞎指挥，让人家自己来决定怎么走！”
这个细节反映了希贵校长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把决策权交给最熟悉情况的人。十一学校的教导处可能是当下中国学校中管事最多的教导处，如学生公寓的管理、图书馆的管理，乃至教师办公室、学科教室等的设施配备的管理，这些本应由行政后勤管理的事务全部归教导处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教导处距离师生最近，最了解师生的真正需求。
给一年级小朋友送名片
在很多人眼里，希贵校长很严肃、很理性。其实，当面对孩子的时候，他的可爱立马就像花儿遇到春天一样灿烂绽放。
十一学校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首届开学典礼和面具节同时举行，孩子们玩得很亢奋，现场有些乱。我问希贵校长：“要不要整整纪律？”他说：“整什么纪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他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身边一个装气球的袋子套在了一位一年级小朋友的头上。这还得了，小家伙立刻奋起“还击”，马上往他头上套袋子，另有一伙小朋友也搞不清楚他是谁，涌上来就给他带面具。整个活动，他就一直乐呵呵地带着面具看演出。
典礼结束，大家散场，那个被他套了袋子的小朋友还亲热地拉着他问东问西。他蹲下来，居然认真地拿出自己的名片，问这个小朋友的名字——他要签上这位小朋友的名字，把名片送给他。现场人声嘈杂，小朋友说了几遍，他都没有听清，他就认真地一遍遍问，直到搞清，然后，认真地将小朋友的名字写到名片上，再将名片双手递给孩子。后来一位家长告诉我：“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么喜欢孩子的校长，怎么会办不好学校！”
在十一学校，希贵校长有个外号，叫“贵爷”。学生们对他的崇拜和爱戴超乎寻常。2012年，十一学校相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综合调查，其中有一项是让学生填写“你最崇拜的人”，结果4000多学生参与调查，第一就是“李希贵”，第二是“周恩来”。
为什么他在孩子心中拥有这么高的地位？原因无他，唯全心全意爱孩子而已！
有一年，他接到教育部邀请，参加一个盛大演出，这么好的机会，他没带夫人，没带干部，而是带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学生，因为那场演出里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演出结束，希贵校长赶紧带着学生冲到后台，追上那个马上要离开的首席小提琴家，让学生和他交流了一番。
2012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访问十一学校，除了骆家辉进校门时说了一句“欢迎”、骆家辉离开时说了声“再见”，整个过程，希贵校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全部是学生接待，学生陪同，学生主持，学生讲解。
临别，骆家辉拍着希贵校长的肩膀，感动地说：“你是一位好校长！”
砍掉三分之一
大概是1998年，其时希贵任高密一中校长，我约他到青岛参加一个会议。会议间隙，我去宾馆房间看他，他拿出自己第一本专著的初稿，诚恳地让我提意见。好为人师的我大致翻了翻，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本书太碎，都是些教育小故事，缺少完整的体系。你最好弄一个框架和体系，如此才能完整地体现你的教育追求和教育实践。”希贵校长面带微笑听着，并未表态。
不多久，书出来了，名字叫《教育艺术随想录》，我发现，他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还是保持了原来的风格。我这才静下心来，细细阅读。全书读罢，不由得拍案叫绝——在一个个短小的故事里，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教育大世界，遍地开满了灵感和创意的鲜花。
这本小册子，我读了无数遍。直到2012年，我受希贵校长委托去给十一学校创办亦庄分校，又把这本已经泛黄的书找出来重读一遍，算是我当校长的启蒙读物。虽然后来希贵校长的书越出越多，内容也越来越精彩，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教育艺术随想录》是他最好的著作之一，因为那里面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教育天赋——读了那本书你就会慨叹，他真的天生就是做教育的人。今天他的很多不断赢来喝彩的改革，其实在那本书里都已初露端倪。
同时，在这本处女作里，希贵校长现在被同仁们广泛认可的教育表达风格——讲故事——已经有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直到今天，他的一本本专著和在各种场合下的讲座发言，都少有枯燥的理论阐述，基本上都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传递他的教育思考。只可惜我当时目光短浅，居然把这当做一个缺点给他提出来，幸亏他定力强大，没有理睬。
不过，这样的情节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其实并不典型，更多的是相反的例子。
《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初稿出来后，我读了一遍，给他建议：“里面大量介绍美国中小学教育教学制度的‘附录’，比较枯燥，与全书讲故事的格调不相吻合，最好删除。”他欣然认可，说：“那就劳烦你帮我把你认为枯燥的部分全部删除吧。”我说：“这样要删掉三分之一啊，七八万字，这可都是你的心血！”他说：“书是给人读的。是不是心血不重要，读者的感受最重要。就按你的感觉删。”
等书出版以后，我打开一看，凡是被我圈出来的，他全部拿掉了。感动之余，也深为他的气度和胸襟所折服。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是教育部策划的“当代教育家书系”中的一本。“当代教育家书系”收录的都是国内正活跃着的教育大家，每本书都有几十万字，厚厚的一大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十分厚重。《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初稿写出后，他照例发给几个朋友提意见，我照例是直言不讳：“一定不要弄得太厚，现在大家都很忙，除了专门做研究的，很少有人能耐心读完这么厚的书。我建议在能够说清楚、不影响故事完整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字数，甚至越少越好！”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并让我把感觉啰嗦的地方统统拿掉。后来，这本书成了整个书系中最薄的一本——薄到书系的编委们都抗议了。但是，这本书后来成了书系中最畅销的书之一，被很多地方当做校长的励志读物。
从山东高密四中校长到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再到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负责筹建、主持工作），最后到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希贵一直担当决策者的角色，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坚持，甚至很固执，他认准的事很难改变。从我跟他交往的经历来看，原则问题他的确很坚持，但是，只要你的意见正确，他接纳的尺度之大超乎想象。
2012年3月，“全美最佳教师”、美国总统艺术奖章获得者、《第56号教室的奇迹》的作者雷夫·艾思奎斯到上海演讲，我特邀希贵校长作为嘉宾与雷夫对话。
作为主持人，我现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雷夫，现在全世界都在流传着你的被誉为奇迹的教育故事，希贵校长成功的教育案例在中国也被广泛传播。在你们的教育经历中难道就没有失败的例子？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失败的教训？”
希贵校长首先作答：“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事情。那是上世纪80年代，我校一个学生的外公从台湾回来，送给她一块手表。她每天戴着这块漂亮的手表上学，同学们都十分羡慕。可是，有一天，她的手表忽然不翼而飞！这还了得，要知道，手表在上世纪80年代是十分贵重的财物。学校让我负责查处此事，我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最后，大家把目标锁定在丢表学生的一个舍友身上。可是，这位舍友却死活不承认。我就和其他老师一起，趁学生上课时进入宿舍检查。我们把耳朵贴到这位同学的箱子上，听到里面有手表滴答滴答的响声。于是，我们把这个女同学喊来，要求她当众打开箱子。果然，手表就在里面。当时，我们几个老师都感到大为畅快，觉得事情处理得十分成功。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女孩第二天就辍学了……手表是找到了，但一个孩子的命运也……以后很久没有她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在一个集市上摆小摊谋生……”
讲到这里，希贵校长忽然哽咽了，他热泪盈眶，一时间几乎不能自持。一千多人的会场一片安静。一忽儿，掌声骤起。
“对不起”，希贵校长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现在几乎不能想这件事情，每次想起心里都十分难过。教育就是这样，对我而言，这可能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教育案例，然而对那个女孩来说，她的一生都会因此留下阴影……”
雷夫发言，神情凝重，他说：“我从教30年，还没有遇到过一位校长会为自己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而伤心流泪。我为你们有这样的好校长而羡慕不已。我遇到过很多校长，他们从来不会流泪，尤其不会为了孩子流泪……我会因为有这样的好校长而格外想念你们……”
说到这里，雷夫忽然停住了。他那蓝色的双眸里，泪光闪闪。会场上再次掌声雷动。
&来源：中小学管理
集聚资源的真相——为李希贵们的教育改革说点话沈祖芸
今年2月底，教育部“破天荒”地在一所高中现场召开了月度例行发布会，面向中央媒体专题介绍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之所以“破天荒”，是因为教育部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发布和解读政策，到走进一所基层学校推介改革经验，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凭什么“偏袒”这一所？其他学校会“怎么想”？“这一所”足够好吗？但教育部依然走出了表达鲜明态度和明确导向的这一步，这本身就值得赞赏。发布会之后，中央媒体马上展开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宣传报道，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台都在头条等显要位置上报道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的改革。也许一边倒的正面宣传让人们开始“腻味”，于是，近期网上盛传质疑帖，一些网评人更是契合读者心态提出了貌似有理的论据，对此让我不敢苟同。
中国教育需要怎样的改革？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实践者？有了生动的学校改革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人、审视自身？我们需要怎样的借鉴与正能量的评论？
【上篇】关于集聚优质师资的质疑
我的观点：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是稀缺资源，关键是学校究竟集聚的是学历还是“人”。
批评者拿出最大的“把柄”就是十一学校拥有42名博士、100多名硕士、30多名特级教师的“奢华阵容”，并且据此推算，全国需要培养百万名博士才能达到十一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对十一学校集聚师资资源提出质疑。&
第一，我想问的是学校的发展就是到菜市场里“选购大量博士”就可以实现的吗？如果这样倒也简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统一投钱给每所学校平均分配博士硕士，然后就坐等“收获”好学校吧？但事实却是，学校要获得发展，靠的不是“死文凭”而是“大活人”。那些指责学校集聚高学历的言论恰恰没有把教师当做“活人”来看待，今天早已不是一个仅仅靠爱心、把自己的一生只奉献给一所学校的时代了，教师越来越需要寻找有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学校，当“人”的意识被唤醒，选择就代表了“我”的价值取向。未来的学校将会更加趋向于“同道中人”办学，教师自然也会“用脚投票”，他们会因为认同校长的办学追求而选择、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一起、因为有持续发展的舞台和机会而留下，当然也有教师会因为收入待遇、子女成长、当官升职而走进。
在十一学校，接触到的很多老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让学生拥有选择的地方，教师也同样如此。比如劳技教师谢小川，参过军、原本学历不高、曾带过校外科技航模比赛，来到十一，学校为他成立了小川工作室，以他对技术的痴迷去影响为他着迷的学生；语文教师黄娟酷爱研究鲁迅，在江苏一所中学面对沉重的升学压力，无法把自己爱好的鲁迅研究与同样热爱的语文教学更好的结合起来，只好痛苦地选择放弃家乡的学校，来到京城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之后选择十一，并在学校里创建了鲁迅主题语文教室，创造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深受学生爱戴；生物教师王春易在天津已经是最年轻的特级，但因为家庭搬迁走进十一，在这里她完成了个人专业发展的三级挑战性台阶——参加竞赛让她找到学科前沿、改变教学让她发现学生能量、学部改革让她领悟教育本质；历史教师魏勇当过民办农村学校的代课教师，经历过平时上完课就去赶集种地的滋味，也当过县中教师，眼见着在升学指挥棒下教育如何“罐装”学生的过程，之后因为向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办公室氛围，在上海和北京学校的选择中确定了十一……因此，“好学校”不是简单的文凭堆砌，而是同仁归属。
不仅仅是十一学校，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为什么会集聚那么多好教师？因为深圳是改革的“代名词”，深圳中学是教育改革的“先驱”，那些怀揣着教育梦想的教育人情愿砸了在当地的“铁饭碗”“铁交椅”，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选择到这里开始人生的“二次、三次创业”，为什么？因为还有理想，还有想改变的冲动，还有对自我的否定和再造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好教师作为“大活人”而非“死文凭”存在的意义。
第二，我想问的是究竟有多少校长真正认识到教师的价值？这个问题或许更加严峻。当我们在为十一学校的豪华整容唏嘘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无论是在山东高密还是帝都十一，始终认定并践行的是“教师第一”，他非常明白只有校长打心眼里认识教师的重要性，教师才会实现“学生第一”。对于李希贵而言，凡是教师的事就是头等大事，为教师的教学创造支持的环境，在教师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倾听每一个教师的声音，让“平等、尊重、选择、自由”的思想在人影响人的过程中发生。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永远都是稀缺资源，永远无法做到均衡地“配发”优秀教师。同时，但凡“优质学校”，无论校长办学风格有多不同，对教师的珍视确是共性。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拥有400多年文化积淀的北京二中，校长钮晓桦设计的校史室是以“教师博物馆”为主体的，这里留下了历年来每一位教师的“物件”，一张誊抄的课标、一本听课笔记、一张用过的书桌、一台淘汰的打字机，一个物件就是一位教师的故事，你想，这里何尝不会成为教师留恋的地方？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给予教师最大程度的信任，善于发现和捕捉每一位教师的潜在优势，并鼓励其大胆探索，于是诞生了徒步走西藏的教师、敢于去探究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教师群体、创造各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团队。
不仅仅是李希贵，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样有许多把教师当至宝的校长。比如七宝中学仇忠海，他为教师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聚精会神地搞教学、爱学生；他把学校发展中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教师，自己却在荣誉面前不见踪影。比如巨鹿路一小，面对一个“可以为了学生的利益拍着桌子指出校长不是，并“警告”校长如果不及时纠偏，她就辞职不干”的个性教师，校长楼海凤宽容、反思、吸纳，并把这样的另类教师作为搅动教师发展生态的重要资源，而这样有个性的好教师也因为有这样的校长而留在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里。比如田园高级中学，校长陆振权创造一切条件只为“不让一位教师怀才不遇”。
这样的好校长一定能够集聚更多的好教师，而事实上，就目前转型期中的中国教育，这样的好校长依然太少太少了。靠金钱和待遇，或许学校可以一时“揽到”好教师，但真正持久的，还是校长的理念、理想和个人魅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好校长”出现的时候，好教师分布不均的状况才会得到真正解决。
【中篇】关于十一改革无法复制的质疑
我的观点：任何的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关键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核心经验？
以集聚优秀师资这一质疑点为基础，批评者由此推断，十一学校的改革无法复制，并进一步提出这样在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呵护下的改革意义在哪里。
我从来都认为：一，任何一所学校的改革都不可能被复制，哪怕是集团化办学中拥有同样校名的两所学校都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教育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平衡的过程，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突破常规和原有制度的过程，没有先驱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三，虽然改革允许失败，但教育改革的潜台词是不允许失败，因为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来不得实验，因此勇于改革的校长意味着担起了高风险的承诺，今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了这个校长的成功，就以为他占了多大的便宜。
从这三个基点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十一学校改革的意义，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观测点：
第一，“十一”为高中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十一是否是全盘西化（在我看来是借鉴吸收中的本土改造，这里不做赘述），它都用6年走出来的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很多从美国考察高中回来的教育者都会在羡慕之后摇头说，“这样的高选择、走班制、一人一张课表实在很难做到”“需要多厉害的教师队伍啊”。好，今天，十一就用实践告诉你，在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到的。因为这个先行探路者带来的可能性利好，给了很多正跃跃欲试的高中一种信心。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的局部改革加快了生长的步伐，比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程设计、上海大境中学的课程组合模块、上海市西中学主题式预约学习、上海市向明中学书院制学习等。
第二，“十一”为高中多样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样”。你可以赞赏也可以否定，但谁都无法抹去的一个事实是，十一为中国高中改革提供了多样中的“一个样”，这种“样”的模式是从教学、管理等组织方式变革开始的。今天放眼中国，你会发现已经涌现了很多种高中改革的样态，比如深圳中学，是从为学生提供适需的按类选择的课程体系开始的；北大附中，是从独立与分享相结合学习空间设计开始的；苏州十中，是从创建最富中国文化元素的校园环境开始的；上海七宝中学是从着眼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大文大理课程重构开始的；上海市八中学是从“男生班”的创设研究性别学习差异开始的；还有上海长宁区整体的8所高中改革都是从落在课程开发与实施中的学校特色创建层面开始的。
第三，“十一”为我们树立了衡量学校改革的价值标尺。看十一是否可复制不在于“人手一张课表”的可行性，也不在于多少位教师能开发多少门校本课程的现实性，而在于树立了一把“自适应”的学校改革价值标尺。今天，当我看十一，或者看其他正在改革中的学校的时候，往往产生这样对照点：
这样的改革是否根植于“这一所”学校的土壤。李希贵敢在十一进行整体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敏感地发现这所学校的前任校长打下的改革基础——让每个教师拥有了“变化就是常态”的适应力，因此，当改革来了，教师们并不害怕也不抗拒。
学校改革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教师的拥护和支持了学生的发展。这点应该在李希贵推动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且所有提倡的理念和举措都对师生一视同仁。
一个校长投入学校工作的精力比重。说实话，这点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在今天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我所看到的李希贵们，尽管够“大牌”，尽管各地讲学的邀约不断，但他们一周工作的80%时间是留在学校里的，他们的“大牌”体现在可以因为学校而放弃他们认为的“不重要会议”，敏感地洞悉着学校师生每一天的变化，只有这样的定力，他们才可能始终领先一步做出决策。
学校拥有的持续优质的能力。李希贵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多学校在优秀面前止步不前，就是因为缺少持续优质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断完善和动态优化的课程构建上，体现在与学校办学追求相一致的每一位教师各具风格的教学主张上。
把辐射作为学校责任与使命的题中之义。李希贵说，管理自己的知名度，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媒体的宣传与推介，更重要的是与更多的学校产生交往，在同样“平等、尊重、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进而改变自身学校的办学行为。
当前，我们的确无法回避有些在改革发展中的学校盘到了特殊政策和特殊资源，在风险和收益中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关键在于收获之后有没有反哺，有没有把自己“赚到的”给更多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希贵推动的“新学校行动”，通过民间的力量，从十几所学校到今天上千所学校的加入就值得圈点，而且这样的行动不是为了“再造十一”，而是通过交流分享，“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让学校汲取“十一”中可借鉴的因子，进而播种和改造自己的学校。
【下篇】比批评更重要的建设性
我的观点：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未来需要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
当前的教育批评往往出现两种症状：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成为改革热点的学校都大加批判，有的甚至不做深入调查，也许只有针对改革热点的批评，才会产生眼球效应，以提高对评论者的关注度；二是常常用结果推导过程。比如学校拥有多少位博士、多少位特级教师，进而笼统地推导结论就是聚敛师资资源，而且这样的推导的确具有杀伤力，会引起师资匮乏的学校产生心理落差。但是能不能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呢？这些博士多少是在校培养的，多少是博士毕业后留下的；这些特级教师多少是自培的，多少是引进的，引进的来源又是哪里；还有，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有没有被淘汰的教师，他们是不适应还是寻找更加适合的岗位？我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上做出的批评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有说服力的批评。
那么在这里，我也提两条建设性建议：
一、与加快培养优秀教师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速培育校长队伍。中国太需要有理想、有主张、敢担当、勇改革、重人本的个性校长了，不加速这样的校长培育，那么出再多再好的教师，也会无处安身。当前的校长队伍中，很大部分是来源于行政任命，因此校长办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很大部分校长没有动力改革，改革对我有什么好处，如何去面对失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没有缺点的校长出现，导致的就是平庸化的人和平庸化的学校。然而，在今天瞬息万变和处处蕴含发展机遇的时代中，校长最关键的不是勤俭、不是摆平，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或政府或民间涌现的，如新学校行动、新基础教育、新优质学校等都是培育新型校长的好途径。
二、请给中国教师宝贵的经历赋值。自从上海连续两次PISA第一之后，世界各地都在寻求上海秘密，结果得到一个普遍共识，就是中国特有的教研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分享，普通教师教学质量通过群体的力量被整体得到提升。
随着接触的学校和教师越来越多，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的个人经历丰富性也是成就好教师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师会像中国教师那样经历着时代的巨变，他们或经历动荡，有能力但没有资格读更好的大学而选择了师范，他们或面对转型，不断经历阵痛与改变从不让选择到选择太多；他们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农村山区走向城市中心，他们或无奈地接受学校拆并布局调整课程改革，而被动地不断适应。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重要而宝贵的经历，它和在职培训、校本研修、合作教研一起成就着每一个独特的教师风格。
然而未来，随着我们时代发展越来越稳定、生活水平越来越安逸，就必然出现教师经历的单一化，或许未来的教师都会拥有高学历，但是他们也会伴随着少经历，为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教师经历赋值”给予政策设计呢？让我们的教师有更多走向社会的经历，并给每一种经历进行记录和积分，甚至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的责任与使命。这样的话，当集聚着优秀师资的像十一这样的“好学校”，就可以为教师设计“经历档案”，刚刚毕业的博士，你是否要去农村支教？成为了特级教师，你是否应该每月在全市或区域层面有同行分享会？越来越多的特色教师，你是否可以到社会上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特色传播教育理念？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可以构成“这一个”教师的经历档案，成为晋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也是其教师生涯的重要见证。
对于改革，你可以怀疑，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你可以批判，但要基于更多的调查与研究。
请不要让改革者成为先烈，也不要让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上海教育》副总编辑、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新闻中心主任、上海市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负责人）
&第二部分：以下是“学者、行者、旁观者：魏忠”的一组“质疑”的文章，（魏忠：博士后,副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上海海事大学电子商务教师，庚商教育智能技术执行董事。）原文出处：
质疑十一学校模式（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先拉一把走向神坛的李希贵
某杂志约稿，谈一下对北京十一中的看法，这个经常上中国教育报头条、中国当代十大教育家、北京十一中校长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查了一下，又吓我一跳，魏书生、杜郎口、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还没结束，中国又将诞生一个新式伟大教育家，而他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又是那么令人心动：取消班主任、取消班级、缩小班级规模、师生平等，等等。而他的光环又是那么耀眼：中学老师、著述不断（比魏书生一年两本书还差一点哦）、极富天赋和魅力、与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李希贵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放弃苏式教肓，回到杜威的美式课堂，而我们这些年来如此多的教育家涌现，问题恰恰在于“现实太精彩了”。说句实心话，教育不需要创新，需要常识和良知，改革的包括李希贵的改革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值得称颂的，但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推广、是否需要推广、是否需要这样的推广。
有几个数据需要读者帮我核实：该校师生比，教育经费，教师收入，课时量同比，在我没有得到以上数据的情况下，不便发表评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十一学校的教改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只不过比较认同郑州一位校长的说法：在应试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作秀。
一下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的初步调查：
1.学校网站上显示学校有107个教学班，而中国教育报写学校有1430个教学班，网站的介绍到2012年，有李校长照片，也就是在2年内，学校的班级扩大了14倍，请问是造假还是建筑面积高校应用，还是有其它经费；
2.&北京市2005年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完中24到36个班，学生规模1440人，而十一中140个班，4600学生，班级规模超3倍，学生人数超3倍；
3.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建筑面积人均学生核算6.7平方米，而十一中建筑面积人均32平方（按照十一中网上资料推算）
4.&按照北京市的标准，36个班50亩标准，140亩校园面积完中面积应该为200亩，实际为234亩，这是唯一不超标的，原因你懂的；
5.&按照北京市标准，4100学生拥有的教室数量为132间，而仅十一中就建立了学科教室271间，超出一倍，仅仅是学科教室；
6.&从网站上看，这个学校现有特级教师27人，高级教师145人，博士44人，硕士120人，省级劳模和全国优秀教师13人，全国骨干教师和校长培训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