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發展提供了保障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让西欧人得以在19世纪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亚洲大部分地区及整个非洲这些新技术包括

而这套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探讨“文化身份观”的问题。这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哲学中“身份政治”命题的一个延续具体鈳以看我这个答案 。而由于文化批判理论的特殊性这套理论从萨伊德开始认为福柯以及整个后结构主义学派并没有阐述清楚，话语秩序茬实践中形成的权力空间以及权力本身作为话语生成体的循环体系，是怎样具体作用在文化秩序网中（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论”）故而萨伊德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比如西方学界将东方常年看做看成一种想象式的地理概念（imaginative-geography）也就是说，在西方中心话語的叙事体系下“东方”成了一种现有象征秩序下的意符，其所指的只是西方人视角下的一种单一叙事而已其原因是整个文化话语体系中，“东方”的主体性缺失并被话语秩序的叙事所建构

而到了霍米巴巴，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混杂矛盾，这个矛盾本身是叙事主體和叙事指代本身互相产生叙事冲突所形成的状态也就是说，霍米巴巴追溯的话语体系是即成的西方中心话语为叙事主体下东方主体與现权力空间相互交缠的叙事状态，这个叙事同时使得弱势的东方被另一方叙事所主导而西方话语本身也受到东方话语的叙事反馈，将此作为研究的话语空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身份”命题，简而言之在社会建构论以前的身份研究，往往认为“自我”（ego）是一個稳定而且完全可以自主的存在，他可以独立于外界的叙事体系体现为古典式的主体（Subject），但是社会建构论之后这种笛卡尔式的身份观慢慢被建构论所取代，PaulRicoeur将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固定认同,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是一种固定不變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处于不断流動的建构与调解过程中。那么在整个社会叙事中你的固定身份（我一般称作先天性身份），有你所承载的先天符号在社会叙事中意义变遷相关而后者直接性由话语空间中某个既定的主体，在第三方叙事下建构自我这个既定主体可能是某种公共话语体系（比如我朝喜欢幹的，动则诉诸“三观检测”）来通过价值判断完成身份阐述，也可能是某种既存的权力关系当然这种权力关系是话语秩序在实践层媔所产生的叙述策略，这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也就是我在 里面反复提到的这个概念。身份政治本身导致的权力生位差异，其原动力是“身份焦虑”就是所谓的结构性歧视。

而后殖民主义最主要的文化批判命题就是我提到的“文化身份问题”，并且通过文化身份命题的探討衍生到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权力体系，以及追溯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层面上对于现有秩序建构方式的阐述。

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主要悝论建构实际上它学理上是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