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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春晚都是春节必不可少的话题。我们一边吐槽“春晚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看了”，一边怀念曾经留下欢声笑语的春晚。春晚浓缩了一个社会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一点，无论是在 1988 年，还是 2018 年都并无二致。

与其说是对春晚不满意，不如说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当人们怀旧时，到底是在怀念什么？时光倒退 30 年，让我们回到 1988 年的春晚，一探究竟。

1988 年是很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了，人们被市场经济的大浪裹挟着奋力向前，自由竞争的甜头惠及了每一个人。

这一年，小虎队的出道风靡了亚洲，嘻哈教母赵丽蓉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大街小巷的录像厅播放着电影《英雄本色》，年轻人最爱的是街头霹雳舞，老年人最喜欢扭秧歌和练气功。这些强烈的时代特征，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也留在 1988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甲方乙方》中扭秧歌的北京大妈

虽然以北方秧歌舞开场，但这一年的春晚却没有浓烈的北方特征。88 年春晚开设了两个分会场，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四川。东北话还没占据小品表演半壁江山，山东话、四川话、粤语、上海话、唐山话、河南话应有尽有，作为北方人的我有的小品愣是没听懂。

四川分会场用四川话歌唱了美食之都的夜生活

1988 年，那是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时间。改革开放的成果初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烈交锋，在春晚舞台上，则是既传统，又新潮。

当年的四川方言小品《接妻》中，男主角因为赌博打麻将家庭暴力，去跟媳妇认罪，女主角原谅了他，理由是：“不仅不赌博了还练上了气功”。没想到吧，气功这门被打假的江湖杂耍，却曾是积极向上的象征。

闫芳大师的气功令人叹为观止

而新兴的、外来的文化元素节目在这年春晚上似乎比传统节目更受欢迎，比如这段显示“中美塑料花友谊”的动画片：《孙悟空与唐老鸭》。

唐老鸭抽烟的样子蜜汁酷似川普

这样一段很有讽刺意味的动画，由

操刀（之前我们写过上影厂的衰落）。现在看这段 30 年前的动画，让我瞬间想起去年川普访华的情景，所谓“赔钱的买卖”中国人向来是不会做的。

除此之外，外国人说相声吐槽北京话，也是开了春晚的先河。

来自于南斯拉夫的卡尔罗，是表演艺术家丁广泉的第一个洋弟子，也是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外籍人士。

一段影视歌曲大联奏、邓志乐的太空漫步、毛阿敏的流行歌曲《思念》、杨丽萍的孔雀舞，无一不是新鲜的、引领时尚的。

杨丽萍第一次上春晚，舞蹈《梅》

语言类节目就更有意思了，侧面反映了不少社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独一代”的教育问题，以及重男轻女问题。

赵丽蓉的春晚处女座《急诊》，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爷爷从广东赶到北京，去医院看孙子，却遇上了正在等候的姥姥。

80 后是中国第一批爸妈带孩子教育出的独生子女，一度被冠上“小皇帝”的称号。如今在溺爱中长大的 80 后早已步入中年，最近频频传来 80 后程序员和创业者自杀的消息，不知道是否与幼年的溺爱有关？

比小皇帝更严重的是重男轻女问题。在男女平权意识上，1988 年的春晚舞台，可以说是非常政治不正确了。

这首歌名字叫《男孩》，歌词非常恐怖：

男孩子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男孩子粗着嗓门不会小声说活，男孩子心中燃烧不尽的火，男孩子一生下来就会打天下。

男孩子看见足球脚就发痒，男孩像勇士一样保护着女孩，男孩子爱唱歌爱弹六弦琴。男孩子下雨天他也不带伞。

男孩子遇事就爱打抱不平，男孩子扛枪打仗最能向前冲，男孩双手能推动那星球，男孩子有眼泪却背着人流。

主要就是宣扬男性优势，同样的思想在相声小品中也有体现：

比如这段爷爷和孙子说相声，爷孙互换身份说话，孙子不停的戏弄爷爷，逗的全场十分开心。

笑林的相声《攀比》中，一句话被当成梗，现在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独生子女都想要男孩，以后女孩子太少了，找一个先存着”。可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难道不是受《男孩》之类影响的吗？

后来广为流传的流行语“领导！冒号！”在这年春晚被当作压轴节目。这个相声叫《巧立名目》，讲述了一个科长为吃一顿烤鸭，绞尽脑汁的为打报告想理由的故事。

科长想到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比如，为了保护世界和平，为了纪念巴甫洛夫诞辰，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理由，却蒙骗了上级领导。这个作品，不仅讽刺了那些巧立名目公款吃喝的官员，还借科长口提出了对不记名投票选举的看法：“现在都是不记名投票，我不巴结下大家谁给我投票呀？”也是很佩服当年的尺度了。

可圈可点的瞬间还有很多，比如邓颖超致辞：

那是国足第一次出现在央视镜头，也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凭实力打进奥运会。只可惜，在后来的汉城奥运会上，国足一球未进，只取得一场平局。

那一年的春晚没唱难忘今宵，却有一个令人感动的结尾：西游记师徒四人同台。

30 年了，身处 2018 年的我再回头看 1988 年的春晚，仿佛进行了一场时空穿梭。那时候，快乐是简单的、容易满足的，小品是讽刺的、歌曲旋律是缓慢的，人们的阶层差不多，生活水平也差不多，人们相信勤劳可以致富，事实上也是如此。

而现在，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割裂的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割裂，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割裂，审美趣味的割裂，阶级的固化，面对这一切我们却无法改变，无从下手。我们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压迫着，正如李诞在十三邀中戏谑说：我的底色比马东还要悲凉。

或许这种无力感，才是我们再也无法对春晚满意的源头，我们质疑它的正确性，我们也很难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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