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西比州)我有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头,暗绿色,灯光一照通透那是什么石头_百度知道
我有一块质地较软的石头,暗绿色,灯光一照通透那是什么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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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性淑　　　　转自：网络传记(http://zhuanji.com.cn/)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真实故事。作者的父亲熊佛西（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在北平艺专任教授兼系主任，将西方的艺术形式—话剧引入中国，并创办了上海戏剧学院）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移情别恋，弃家而去。　　作者的母亲朱君允带着三个子女，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含辛茹苦，历经风雨，努力使儿女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栋梁之材。　　朱君允曾以《灯光》为题，四十年代在《成都日报》发表散文连载，作者将回忆录取名为《灯光，永远的灯光》，是为表达对母亲无限的缅怀之情。
编者　　北平　　　　最早的记忆　　 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全家——爸爸熊佛西、妈妈朱君允、哥哥性美(贝贝)和姐姐性慈(妹妹)，还有我(小弟)，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5号一所古老的宅第内。这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大人们赠以雅号“勺园”；但不知为什么，佣人和小孩们却叫它“后宅”。这就为这座旧宅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在我的记忆中，庭院中央长着一株高大的梨树。夏天茂密的枝叶四处伸展着；秋天硕果累累，枝头上缀满了青绿色饱满的果实，引人垂涎欲滴。也许正因为这株梨树的华盖，房内的光线总是暗暗的。只记得南房的前沿有个新添的“玻璃厅”，里面阳光灿烂，当然是我们小孩嬉戏的好地方。爸妈也喜欢在这里接待他们的朋友。作家许地山 、北大教授金岳霖 等都是常客。至今我还依稀记得许伯伯爽朗的笑声和金伯伯瘦高的身影。　　我那时还没有桌子高，常和小伙伴们躲在桌底下玩，觉得挺神秘。我们可以偷窥到许多来来往往的腿和脚，再猜猜它们的主人是谁，悄悄地笑着、比划着，非常开心。　　记得有天早上，年青的女佣王妈突然走进房来，手里拿着半只啃剩下的梨。她说：“太太您瞧，这是我刚在妹妹的枕头底下找着的。”妈妈一看就乐了：“这孩子，我说了不准吃，不准吃，可她还是偷偷地吃了。”王妈应着说：“准是昨晚躺在床上吃了一半就困了，剩下的就塞在枕头底下。”　　大人们又都忍不住轻声地笑起来。　　亲爱的妈妈，温柔和气的王妈，还有我那傻呼呼淘气的小姐姐性慈，她们都是我最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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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右街罗圈（贤）胡同　　后来，我家搬到了府右街罗圈胡同16号。　　这又是一座古老宅第，气势不凡。听说原是明朝某权贵的住宅，恐怕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妈说刚一见它时，觉得已显衰败，似乎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那牢固厚实的灰色砖瓦，宽大平坦的台阶，粗挺的房柱和优美曲折的走廊，都默默地专递出一种恢宏典雅，宁静安祥之美。这所古老的旧宅竞无言地征服了爸妈，于是他们就决心随缘在此安家。　　父母那时风华正茂，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一搬进来就动手收拾整理他们的爱巢。宽敞的四合房内又添种了若干姿态各异的树木，西北角还精心栽培了两株碧绿的芭蕉，这在寒冷的北方是很难看到的。充当客厅的西厢房前有一片紫丁香和开小白花的榆叶梅。廊沿下还挂着好几盆爸从福建带回的兰草，绿叶细长，开花时飘出阵阵的幽香。　　特别令人艳羡的是正南房《双照堂》前，那排高大健硕的牡丹和芍药。春天，成百朵雍容华贵的花朵把整个庭院都照得亮丽起来；浓郁的花香还招来许多嗡嗡作声的蜜蜂和上下飞舞的彩蝶。平日显得有些沉寂的庭院，此时就焕发出青春，生机盎然，光彩妩媚，令人过目难忘。这一景色也是主人主妇精心营造的。　　房子西边还有另一个大院，那里原本只是高墙围着的一片废墟，外加一座孤另另的假山。后来这场地却被主人主妇平整为一大块绿茵，四围种上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夏天的傍晚，爸总是和学生们在这片草地上排戏，孩子们和佣人当然是最忠实的观众。　　主人主妇时值年富力强，家庭和睦甜美，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来这里做客。家里常能听到爸爸的高谈阔论和朗朗的笑声。妈妈总是斯斯文文，轻言细语，脸上挂着恬淡的笑容，一付教书先生的样子。其实她是一位慈爱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抽得闲暇总愿与孩子们共处。她也爱吟诗填词，或临帖练字，为人写扇面及屏条。那时她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记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正是紫丁香盛开的时候。我大概五岁左右，在树丛边玩。春天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一时我看见妈妈穿戴整齐，一袭咖啡色的长袍，手里还拿着几本书。我知道她要出去上课了。当她走过来时，我突然发现她今天脸上有点不对劲。我说：“妈妈，你怎么没有戴眼镜呀?”妈妈听了一楞，就笑着说：“哟，小弟这小眼睛可真尖呀，我自己都忘了戴眼镜，她倒看出来了。”说着就笑嘻嘻地回房拿眼镜了。这也是我最早的幸福回忆之一。　　
　　春风化雨　　在幼儿园里我是一个很羞怯的小姑娘，经常有一种紧张而孤独的情绪。小朋友们玩得热热闹闹，我却躲在角落里，有时还掉眼泪哪。到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家里，我可不完全这样。　　有一次妈妈翻晒东西，我看见一个象牙雕刻的小挂钟，只有大姆指头那么大，玲珑可爱。我拿着就不肯放了，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可惜不一会儿妈妈就把东西收拾起来了。　　我心里若有所失，好生气恼。不断地嚷着：“我要那个小钟!我要那个小钟!“妈妈怎么哄都不行，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转移我的渴望。最后她无奈地看着我，把我拉到书桌旁坐下，平静地对我说：“来，小弟，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就顺从地坐下了。可能也是闹累了吧?!　　于是妈妈打开了一本半旧的书，开始给我讲那个叫叙利亚的小男孩的故事。孩子每夜在烛光下偷偷地代父亲工作——抄稿子，想为瘦弱的父亲分担一些沉重的家庭负担。父亲并未发觉，只是批评儿子成绩突然下降。有一夜，夜半醒来顺着灯光走进书房的父亲终于发现了事实真相，父子相拥而泣。　　妈妈慢慢地讲，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被打动了。这个小男孩的爱心、他的奉献及忍辱负重的精神，像一条小溪一样静静地、静静地流入我的心田。泪水不觉从我眼中涌出。妈妈平静地讲着，我的泪水却如涓涓细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深刻的爱的故事。正如它曾哺育过全世界好几代儿童一样，这故事也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最后妈妈指着书面上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说：“这本书叫《爱的教育》。”当时我还不认得几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尽管笔画复杂，我却一下就记住了。　　这似乎是我识字的开始，也可以说是阅读的开始。从《爱的教育》以后，我知道了书是一样好东西，美妙无比。我开始萌发了识字和阅读的愿望。在妈妈的诱导下，我很快就把这愿望变成了能力。妈妈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　　哥哥读五年级时，妈妈也向他推荐了《爱的教育》，并且要求哥哥开始记日记。这本书给哥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少年鼓手》和体壮力大、爱打抱不平的加伦。加伦极富侠义精神，在同学中总是扶弱拒强。妈妈说少年人能够精忠报国，就不是小孩，而是伟大的少年。护卫弱者，不畏凌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样是一种崇高品德，要做到也非易事。闲聊中妈妈始终从容自然，和风细雨。我们三个孩子也都静静地听着，谁也不想出去玩了。　　春雨润物无声，滴滴浸入心田。　　
　　新帽子　　那时我们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比较宽裕的。爸爸在北平艺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约三百银元；妈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上课，也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舒服。但孩子们衣着很俭朴，我和姐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或编织的。　　那时的儿童节是四月四日，孩子们都唱：“四月四日到了，啦啦啦……”正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好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四月三日那天老师要求孩子们节日那天要穿得漂亮些。回家后我赶忙向妈妈传达了“圣旨”。　　“穿什么好呢?”妈望着她三个孩子发起愁来了。　　哥哥和姐姐怎么打扮的我已忘了。只记得妈看着我说：“好吧，小弟，我来给你做顶新帽子吧!”说完就马上找出一些边角余料开始剪裁，并伏身在缝纫机上嘀嘀达达地赶制起来了。一晚上的功夫，帽子就制成了：帽筒是浅绿色的绸子，前面还有一道起皱的宽荷叶边，两条长飘带则是鹅黄色的绸子。　　第二天清早妈妈高高兴兴地把这顶新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把那两根飘带在我颔下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说：“你走过去让我看看。”我就听话地走过去了。妈妈看着我很得意地笑着说：　　“真不错，再配上你那件黑外套，挺漂亮。”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漂亮不漂亮，也不记得回到学校老师同学怎么说了。只觉得那顶绿色的绸帽子戴在头上十分新鲜，使我内心充满了节日的愉悦。　　妈妈，谢谢你!　　　　快乐的家庭　　哥哥长我四岁，姐姐长我两岁。我们都在府前街的艺文小学上学。1936年秋，我进入小学一年级。　　哥哥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小眼镜，聪明又淘气。每日放学回家，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奔往自己的卧室，然后书包一甩，往地板上一倒，吐出舌头来大呼：“我死了!”。吓得我和姐姐哇哇叫。　　我小名小弟，但并非男孩。而是出生前哥哥就早已给我“定性”了，他要一个弟弟。我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姑娘，特别爱漂亮。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看看上学前用唾沫“定型”的前留海究竟效果如何，但每次都大失所望。　　那时我们兄妹最亲密的朋友是北师大邱椿(邱大年)教授的四个孩子。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父母又都是好朋友。节假日邱家的孩子常来我家共度快乐时光。拿现在的话来说，当时妈妈总担任“节目主持人”。　　夏天，在哥哥极力地怂恿下，妈妈在我家后院召开运动会。为此挖了沙坑，买回细砂，还围着草地用白粉划了跑道，比赛各种田径运动。哥哥当仁不让地表演了撑杆跳。孩子们都兴奋极了，拼出全力争第一。　　冬天，妈妈带着我们过圣诞节。头天晚上就带着孩子们把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小礼物散放在客厅的炕上，上面再盖上一层雪白的薄棉花，准备邱家的小客人来一起摸奖。妈妈和王妈又用彩色腊光纸做成长长的链条，挂在天花板下；也不知从哪里挖来一棵小松树，缀上彩色小灯泡——这在当时还是“先进技术”——做成圣诞树。于是圣诞节的夜晚，妈妈带着我们唱啊、跳啊、表演节目、摸彩，热闹非凡。　　亲爱的妈妈为了她的三个小儿女，尽力营造一种和睦活泼的家庭气氛，令我至今不忘。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那么善良、热情、兴致勃勃、充满生气。她千方百计带领她的孩子们创造健康欢快的生活。因此 ，无论是青少年时代，还是长大成人后，我们三兄妹都有着热情活泼的性格，好交朋友。我想这与妈妈本人豁达的性格以及她对我们早期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婚礼　　抗日战争前在北平，我们家里发生过两件盛大事件。　　第一件是有趣的事：Aunt Li李瑞林和杨济时伯伯在我家举行婚礼。Aunt Li是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著名妇产科专家。她和妈妈还是20年代初期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窗，因互相倾慕人品才华，又互相砥砺女子自强上进的精神，成为矢志不渝的挚友。杨济时是当时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两位都是医术精湛的大夫。但他们年青时一心追求事业上的成就，直到30多岁才有可能结下百年之好。现在想来他们决定在我家举行婚礼，设新房，是喜欢那种自由活泼，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他们希望婚礼典雅大方，别具一格。　　妈妈自幼就是个能为朋友赴汤蹈火，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当她知道这位学有专长的妇女经过苦读与事业上的磨练，在三十多岁时终于找到感情上的归宿，自是高兴万分。于是她一马当先，热心地为这对新人操持起来。她刷新房、摆家俱，挂字画，兴高采烈地忙碌着。爸爸就全力布置我们的后花园——婚礼与婚宴都将在那里举行。假山上挂起了许多五彩缤纷的灯泡，还挂了十个特大红宫灯，喜气洋洋。婚礼那天，宾客如云，宴席就设在花园的草坪上，那是一个温暖的初夏之夜。　　我们小孩的兴奋快乐自不待言，我们四处奔走穿行：看热闹，逗乐子，大把大把地偷吃糖果，过了几天比过年还热闹的日子。　　有一个插曲，十分有趣。　　婚礼前的一个下午，成衣店送来了Aunt Li的礼服——一件粉驼色的绸旗袍。Aunt Li拿了衣服就匆匆地进卧室试穿。我和姐姐互使眼色也马上尾随进去了。怎么能错过看新娘试穿漂亮礼服的好机会呢?只见李大夫把衣服抖落出来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蹲在角落里的两个小姑娘，面有难色。我们则瞪大了眼睛赖着不走。僵持了一会儿，大夫只好走到我们面前讪讪地说：“妹妹、小弟，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出去一会儿?我不习惯当着别人面换衣服。”这下我们可没辙了，只好低着头乖乖地走出房间。　　妈妈正坐在游廊上吃晚饭，听我们一说，就乐了。“你们两人坐下，听我跟你们说。”妈妈一本正经地说起来了：“凡是大人换衣服、洗澡、上厕所都是不能去看的。无论如何也不准去看。这是每个人的私事。明白了?”“明白了。”我和姐姐点点小脑袋。接着妈妈又看看我，问姐姐：“妹妹，你看小弟坐在那儿，好不好看呀?”姐姐说：“不好看。”我吓了一跳。当时我穿了一条短裙，正盘着两条光腿坐在椅子上，小裤衩、大腿，都一览无遗。我赶快把腿放下来。妈妈又把我的裙子拉下来盖住腿说：“瞧，现在就好看多了。”　　妈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你们小姑娘记住，肚脐以下到大腿，这一部分身体，还有裤衩，是任何人都不准碰，不准看的。只有妈妈和王妈例外。记住没有?”看见妈妈那么认真，我和姐姐连忙说：“记住了。”其实是半懂半不懂。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行为举止规范。但是迄今，我觉得妈妈在我早期的童年就给我上了一堂很重要的课——行为举止规范。不但使我初步懂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而且有了最早的女子自我防卫意识。　　妈妈的尖锐目光为她的小女儿们预见了未来生活中潜在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这次婚礼期间发生在哥哥性美身上的故事就与我们小姑娘的经历大相径庭。　　一对新人刚离京去度蜜月，我家后花园就发生了一起不测事件。十个富丽堂皇的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假山上，一夜之间玻璃全部不知去向，碎片满地，一片狼藉，令人惨不忍睹。是谁干的?爸爸暴跳如雷，决心将肇事者“缉拿归案”。经追查，原来是哥哥学习《小五义》里的豪杰，用宫灯做打击目标，练习武艺哪。为此性美挨了顿好打，妈妈也决不呵护。以后妈还多次向性美提起此事说：“这么美丽精致的物件，你不但不知爱惜珍贵，反而粗暴地将它毁于一旦，毫不爱惜。这就叫没有道德。更是败家子的作风，纨绔子弟的恶习。”　　这件事性美至今记忆犹新。　　妈妈说的有道理。她同样是防患于未然。　　
　　爸爸与他的戏剧活动　　话说妈妈，当然不能不说爸爸。爸爸和妈妈于1924年相识相爱在纽约。爸爸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妈妈就读于著名女子大学Bryn Mawr College研究院。1926年，他们双双获硕士学位后结为伉俪，遂即返国。爸爸谢绝了各方面的邀请，决心献身自己挚爱的戏剧事业。当时中国的戏剧领域还几乎是一片空白。1983年著名戏剧家陈白尘评价爸爸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我觉得恰如其分。回国后妈妈不但是贤妻良母，更是父亲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　　回国后，爸爸最初任北京艺专戏剧系主任兼教授，后学校改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他仍任系主任兼教授。当时他刚30岁出头，不但精力旺盛，而且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正处在生命与创作的巅峰时期。据资料记载，他每周至少工作60小时：教课、著书、写剧本、导演，还主持了三个在全国极有影响的戏剧刊物。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爸爸有一付墩墩实实的身板，（其实他患有严重的肾病），戴着深度眼镜，总是着长衫布鞋，从不西装革履，后来又留起短须，手里还常提着一支手杖，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文人的时尚吧。而且，他总是神采奕奕，声音宏亮，笑声爽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极富感染力。爸爸除了爱戏剧，也很爱结交朋友，除了大学教授、戏剧圈内的同行，文艺界中的许多大师如齐白石、张大千、梅兰芳等也都是朋友。对待所有的朋友他都热情周到。家里常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酒席后大师们就乘兴泼墨作画，或赋诗题词。家里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氛。后来我家一大箱名人字画就是如此积累起来的。可惜文革时全部抄走，不知去向。　　另外，这所四合院里还经常有年青人出出进进。他们都是爸爸在艺专的学生。他们在我家吃顿“便饭”也确是家常便饭。妈妈待他们很亲热，大哥哥们和我们小孩也混得很熟。记得下午，爸爸这一批人常在后花园草坪上排戏。爸爸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比比划划，说说停停。学生们则一招一式，每句台词都不敢马虎。我这时多半蹲在草坪的角落里，听呀看呀，也兴高采烈。天长日久，那一幕幕的戏，一句句台词便也倒背如流了。有一次哥哥和王妈淘气，王妈说：“贝贝，我有什么罪呀?”我脱口就把爸爸的台词联上去了：“你的罪恶都在你的包袱里。”逗得大人们一阵哄笑。　　爸爸更是一个炽烈的爱国者。20年代后期北平城政治气氛极为沉闷抑郁，北洋军阀互相残杀，倒行逆施。为此爸爸曾创作许多话剧对他们猛烈抨击。从资料中我得知他这时曾写道：“全国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啊，你们这会儿躲在哪里?你们生在今日的中国不觉得冷么?不觉得黑暗么?果尔，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点燃火焰?”他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一出由燕京大学学生出演的戏剧《蟋蟀》就惹恼了当时的大军阀张作霖，作者熊佛西因而被捕入狱，关了三天。他的代表作《一片爱国心》曾连续公演一个多月，场场客满。因为这幕剧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爱国热情。清华及燕京的大学生们，晚上冒着严寒步行几十里进城观看。不但北平文艺界反映强烈，爸爸本人也深受鼓舞。熊佛西的名字当时在全国都是响亮的。　　除了教学与演出，爸爸还与晏阳初3伯伯合作深入到河北定县，普及识字教育并在农民中开展实验戏剧活动。据资料记载：1932——1936年这个活动共持续了五年之久。它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令世人瞩目。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戏剧界的中青年专家们还对这段历史饶有兴趣地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精彩的博士论文，从中吸取教益。　　20年代中期父亲自美国返国后，就以百倍的热情及毅力将西方的艺术形式——话剧，移植到中国，后又大胆地将这种外来的艺术移植到中国落后的农村。令人惊叹的是：他领着一群话剧火种的播植者在隆冬——农闲季节，在河北定县搭起了舞台，设置了灯光，形成了剧场。要知道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电灯呀！他们只好代之以煤气灯，他们创作并演出了独幕话剧《过渡》，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农民观众现场登台亮相，参加演出。这一事件妈妈后来在她的散文《灯光》中有过生动的记叙：“……那时佛西在定县农民剧场初次试演他的《过渡》。在我国的农村状况之下，农村戏剧的推进原是极辛苦的工作。而他的戏剧同志们因为要试验灯光在《过渡》演出中的力量，也因为深冬是农闲时节，他们竟不顾一切，冒着朔风凛烈及零度以下的寒夜，将《过渡》搬上了定县的露天剧场。剧人们坚毅的主张，热烈的情绪克服了大地的一切。那远村近舍的农人们，千百成群，自然流动，向着这剧场灯光集中而来。可爱的农人们，坦白虚怀地接受一切。他们欢欣地聚集在剧场的集团空气之下，屏息宁神浸润在剧情中，舞台上热烈兴奋的场景紧紧地系着他们的注意力。刺骨寒夜并不能威胁他们离开剧场。星月光棱下，无边田野上，只见灯光流动，人影回环，那是多么可爱的一付美景呀！”　　这个活动经费的资助者─洛克菲洛基金会当时也曾派了若干国际知名人士来定县实地考察，据说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观后无不叹为观止，赞叹有加。近年据熊佛西戏剧活动的研究者称，在西方，“吸引观众现场参加演出”这一问题，迄今未能解决。而年青的熊佛西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河北定县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总的说来，父亲的定县戏剧实验无论对今日发达或不发达的世界都极富启示性。　　记得爸爸每次去定县搞戏剧试验，妈妈也同去教识字文化等，学生们如杨村彬、贺孟斧等更是热情参与。父亲说：“农民即是今日的大众”，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呀！　　父母亲去定县时，家务就由王妈主持。两个小姑娘很听话，哥哥却是猴子称大王，利用各种机会“大闹天宫”。等爸妈回来了，小弟会不自觉地充当了泄秘者的角色，哥哥为此免不了遭顿打，看着盛怒的爸爸狠揍哥哥，小弟于是又伤心地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她实在不知道自己只多了一句嘴，就会惹出这么大的灾难。　　我那时还只有五、六岁，许多事只有零碎的印象了。当然谈不到对父亲这样一位戏剧家了解，更谈不上理解。从我1930年出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七年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段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这同样是一段珍贵的记忆。　　　　话剧《赛金花》的夭折　　除了Aunt Li的婚礼以外，抗日战争前家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1936年爸爸编导却未获准公演的《赛金花》事件。当时北平的上空，战争的阴云已密布。街上经常有刺刀闪光，满载日军的日本军车疾驰而过，标有太阳徽的日军飞机也呼啸着在民房上低空飞行。小日本处处耀武扬威，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但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大旗，却高高悬挂在百姓头顶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常见高举横幅、高呼抗日口号的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商人们也都贴了标语抵制日货。群情激愤，这正是国歌里所唱的“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情景。这一切都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回到家里后院，就与哥哥姐姐一起朝天空中的日本飞机摔石头。　　为什么小日本要到我们国家来耀武扬威?　　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爸爸和他那些学生们，决心以话剧为武器与不抵抗主义斗争。爸爸很快地就挥笔写成大型话剧《赛金花》以古讽今，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影射当局还不如清朝“八国联军”时的—名中国娼妓。　　那时，我们全家都围绕着这幕剧紧张地活动。排练日夜在我家的客厅里进行着。饰女主角的是俞姗，我仍记得她的模样，是一位白皙斯文的年青太太，演技精湛。我小小年纪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平日鲜花盛开，井然有序的庭院，这时却放满了各种舞台布景，几乎无法通行。妈妈也是忙进忙出，借东西，制作道具，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演出日期已定，对爸爸和他的学生来说，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北平政府当局却突然来了指令：《赛金花》禁演!理由是剧情涉及了当时德国侵略军司令瓦德西，德国大使提出抗议，说有损于德国的威信。　　这对爸爸和他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爸爸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学生们个个表示什么也不怕，一定要把这幕戏搬到舞台上去，彻底揭露当局甘当亡国奴的嘴脸。于是家里川流不息地来了许多客人，有充当说客的，有真正关心爸爸的好心人，他们大多都是一个调子：不能与当局对着干，对着干是要吃亏的。爸爸只是紧皱眉头，却不改初衷，妈妈态度也很坚决。我当时并不懂事，但从王妈的语气中知道，恐怕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全家的空气都沉闷而紧张。　　公演的日期到了，票一售而空，老百姓渴望看到爱国的作品，越是听说不准上演，越是渴望能够看到。学生们已做了最坏的打算。有了上演《蟋蟀》而被捕的教训，这次他们给爸爸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准备演完立即护送爸爸南下。但是就在演出的白天，不知来了什么人，对爸爸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后爸爸没有办法，只好放弃。　　但是戏票已售空，怎么向观众交代呢?我记得爸爸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平日硬汉形象的熊佛西斯时斯地竞嚎啕大哭，为当时的社会现象 而伤心绝望却也无可奈何。最后他只有把自己反锁在我和姐姐的卧室里，(我想因为那里最少干扰)，就坐在我们平日做功课的矮小桌旁，低头奋笔疾书，写成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词。　　听说当晚剧场坐无虚席，观众齐心盼望着，又齐心忧虑着。演出时间一到，大幕拉开，聚光灯照射在站在舞台中央的父亲身上。父亲慷慨陈词，说明情况，并痛斥国民党丧权辱国的政策，号召国人团结抗日救中国。言者声泪俱下，闻者鸦雀无声，动情处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虽然戏没有看成，但是爸爸的讲话却使观众抒发了一口平日郁积在心的闷气。大家抗日的情绪更高，思想更团结了，最后观众中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退票的。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我们家中却余波未断。爸爸愤愤不平，妈妈忐忑不安，平日生气勃勃的学生们也变得沉闷起来。孩子们似懂又不完全明白，昔日的欢笑声消失了。　　这已是“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前夕了。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苦涩的骄傲　　就这样，我们全家匆匆奔向天津。火车上有批大学生认出了爸爸，所以一路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但是火车到达天津后，却遇到了麻烦。那时天色已晚，旅客们疲惫不堪，都急忙涌向通往租界的大桥处，希望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地。　　要进入租界必需通过一条横跨在海河上的大铁桥。桥长约一百二十米，桥身两头有高高的铁塔，塔下面是两扇大铁栏门。这时大铁门紧闭，还上了锁，不许行人通过。不论下面的群众怎样呼喊、请求，甚至愤怒的咒骂，铁塔里面的人根本不理，充耳不闻。人群越来越不安，骚动起来。这时父亲挺身而出，他说：“让我到前面去看看。”　　记得父亲昂首挺胸，镇定自若，略带笑容，但绝无卑躬之色。他身着灰色长衫，手提拐杖，站到了最前列。很快塔楼上有人走动了。有人认出了父亲，就从上面大声喊道：“是熊佛西先生吧?”“就是!我是熊佛西。”爸爸把手杖高高举起，朗声回答。于是，马上有人跑下楼来，将大铁门敞开。这样，不但我们全家都顺利地进入大门，后面的群众也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涌过了大桥。　　这一幕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再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　　几日后，他只身告别了妻儿，仓促南下武汉长沙，去和文艺界的战友们汇合，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了。　　自此，在我一生中就再没有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了。后来我们也曾有过几次屈指可数的短暂相处，但并没留下愉快的记忆。由于战乱和地理上的距离，父母的婚姻发生了剧变，最终彻底决裂。父亲一心扑在事业上， 这无可厚非。但他另有新欢，完全置妻子儿女于不顾，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我们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对我们三个子女来说，父亲是遥远而陌生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人生经验的增加，父亲逝世后，特别是文革后，我们对父亲的态度才逐渐宽容起来。　　1985年我与父亲的几位学生有了接触。特别是肖凌先生，他耐心热情、全面地向我介绍了父亲在我国戏剧事业及戏剧教育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使我能比较客观地理解父亲。1985年初冬我与丈夫张以增和儿子张力应邀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纪念熊佛西八十五诞辰及铜像揭幕仪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隆重纪念建校50周年暨熊佛西诞辰100周年，同时召开了熊佛西戏剧思想研讨会。我又再次被邀请参加。遗憾的是这次只有儿子张力能伴我前去。以增已过世。父亲的第二任夫人郑漪园女士（我们称郑姨）也已过世，妹妹熊小泓远渡重洋去澳大利亚与亲人团聚了。　　在会场中我悉心聆听上戏历届学生们的缅怀发言；他们深情又生动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几十年前，似乎微不足道而又寓意深刻的小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父亲在我眼前变得清晰高大起来。数十年来他将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艺术与艺术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戏剧工作者，其中不乏国际国内知名艺术家与明星。像他所有的学生一样，我衷心地感谢他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所做的一切。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我年届古稀才逐渐走近自己的父亲，并从心底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是的，他不曾是一位好父亲，对家庭、子女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他置我们于不顾，不曾给我们一针一线，不曾哺育。但他在中国戏剧事业上却功不可没。这次我和力儿，还有小小年纪的熊梦楚（父亲与叶子先生的孙子）相聚一起，在上海戏剧学院父亲的铜像前合影留念。大家都亲热地簇拥着。我很喜欢这些“走到一起来”的合影。时代在前进，家族也在变化。叶子先生现已90高龄，独居北京老人公寓。对于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我已原谅她了，虽然她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巨大的痛苦，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人们已从敌视、生分而变得宽容和友爱了。大家都聚集在父亲的塑像前，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真理，也是令人遗憾的真理。父亲不曾是一位好父亲，但他在中国戏剧事业上的成就，却功不可没。他是这片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上海戏剧学院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他的一座丰碑。我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虽然这份骄傲里含有苦涩，含有无奈。　　
　　初到天津　　言归正传，再回到1937年逃离沦陷在即的北平，安顿在天津德娘处的家居生活。母亲带着三个幼童，靠积蓄维生，日子虽不宽裕，但井然有序。三个孩子都辍学在家，妈妈是三个人的家庭教师。我清楚地记得她如何每日督促我背乘法表，教姐姐写作文。　　爸爸最初常有信来，不时还能寄点钱；但逐渐书信稀少，更没有汇款。只知道他已到了成都。妈妈终日思念爸爸，有时信等苦了，眼睛就上火充血。但她毕竟受过良好教育，是个不寻常的坚强妇女，自有一套调剂自己心理状态的方法。　　妈妈出自长沙一个书香大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极好。她不但擅长吟诗填词，且练出一手端庄秀丽、灵秀过人的小楷，抗日战争前在北京文化人圈中是颇负盛名的。据说她少年时为练书法曾磨穿过两副砚台。记得193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也曾数次接妈妈过去为画题词。　　此时她以填词来寄情，妈填过不少动人心弦的诗词以抒发她的民族感情与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我现在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她身着睡袍，松松地垂着一根大辫子，在房中来回踱步吟唱的情景。她有几套独特吟唱的曲调，委婉优美，时悲泣，时欢畅，高低平仄犹如行云流水。我常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心悦神清，温馨无比。可惜当时自己太年幼，只顾听，不知学。待我长大后曾问过妈妈究竟什么样的词用什么样的调子配呢。她只简单地回答：“那要看了。”并没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妈此时又结交了一位俊美秀丽的新朋友。这位较妈年青许多的女子后来成了母亲终身的挚友——以后三十多年无论是风里雨里，顺境逆境，她永远是妈忠实又体贴的朋友。老人现已年过九旬，健在于北京。虽患有严重白内障，有时还要摸索着给我写信，亲热地称我为“小弟”，絮几句家常，并深情地怀念着妈的在天之灵。她就是孙娘。　　　　
　　孙娘　　大约是1938年我们住天津马厂道时，一个冬天的下午，妈妈带着她一对小女儿往小白楼方面走去。迎面走来梁实秋伯伯，身旁有两位年青漂亮的女士。梁伯伯和爸妈是在美国时的好友，此时不期而遇自然非常高兴，他将女士们作了介绍。我想妈妈当时并没能记住姓名。但其中有一位，眉清目秀，肤色白皙，着黑色外套戴红围巾，给我这小姑娘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每日下午四时到七时，妈妈总是带我们去英国冰场溜冰。孩子们都穿着妈妈自制的短裤短裙，溜得双颊通红混身发热，然后回家吃顿晚饭——香喷喷的菜煮饭。　　一天我和妈妈已经溜完了，妈妈正在换鞋。一位青年女子笑吟吟地向妈妈走来，说：“您是熊太太吧?我在别人家见过您的书法，端庄秀丽，太漂亮了。我非常爱慕。这个星期六晚上我想请您来我家便饭，不知行吗?”　　妈马上站起来了，欣然允诺。可能她已辨认出这就是那位梁伯伯曾介绍过的朋友——孙亦梅女士。后来，我们兄妹则亲热地称呼她为孙娘。　　就这样，虽是萍水相逢，她们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友谊终身不渝。　　妈当时已四十出头了，孙娘只有二十六岁，也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在英租界生活。我常听妈惊叹地说，孙娘不但美貌，且才情过人，为人也善良坦率，妈颇有相识恨晚之意。孙娘同样擅长诗词，正在练书法。她们先是诗友，待了解加深， 就能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了，成为日寇统治下在天津能彼此吐露中国人心声的知己。孙娘活泼开朗，交游较广，经济也比较宽裕，且长期生活在天津英租界那样一个文化背景中，她的生活方式与妈妈当时贤妻良母的生活方式颇为不同。但孙娘很爱妈妈，尊重妈妈；她给妈妈当时的苦闷环境带来了清新空气与活力。妈妈思想却比较正统，是个教书先生，因此常以老大姐自居，旦凡有看不惯的地方，就要把孩子们支开，关起门来与孙娘交流心声。在我的记忆中，孙娘始终洗耳恭听，雅量能容，毫不计较。门开了，她就向孩子们吐吐舌头，做个鬼脸。她们之间的友谊是在情投意合又宽松坦率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　　还有件事颇具神秘色彩。记得她俩常穿戴整齐一起上街去购物。回来时只见她们买回许多小包药棉、纱布、外用药等。然后又见她们匆匆将之捆扎成较大的包。我们小孩弄不懂，也不想问。但模模糊糊觉得她们在密谋策划什么。后来待我们到了四川，妈才向我们透露当时清华大学教务长叶企孙教授在天津有掩护清华同学从事抗日工作的任务。据我推测当时妈妈和孙娘正是尽她们的一点绵薄之力去协助叶先生工作。　　另有一件“名垂千古”的趣事。妈妈是个“洋先生”，生活中的穷讲究不少。大饼油条本来是北方地区最大众化的食品，她却一口咬定从大街上买来的食品不卫生，就是不准我们吃。孩子们见同学们都能大嚼香喷喷的大饼油条，唯独我们不行，就形成了童年时期的大饼油条情结。孙娘知道了，也颇不以为然。她跟妈妈说：“才出油锅的东西怎么会脏呢?明天我给你们送一篮新出锅的来。”第二天果然送来满满一篮，怕妈妈说不干净，上面还特意盖了一块白布，真使我们小孩大喜过望。从此我家大饼油条开了食禁。知吾辈者孙娘也!孩子们怎能不爱这位善解人意的孙娘呢?　　
　　上法国学校　　孙娘有四个儿女，年岁也和我们差不多，个个健康活泼，俊秀聪明。这四位新朋友和我们兄妹很快就情投意合，玩得形影不离。总之，全家人都结下了自然真挚的友情。　　妈妈是我们的老师。看着我和姐姐一天天长大，是应该学外国语的时候了。当时她已没有经济来源，却仍咬着牙，以昂贵的学费送我们去一位英国老太太处学发音和简单的会话。她懂得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是发音，native speaker是最好的启蒙老师。现在我对母亲的远见卓识着实感激不尽。孙娘的四个孩子都在一所法国天主教的学校里念书，小小年纪英文都很好，妈又咬着牙付了昂贵的学费把姐姐和我也送去念了一年半载。那是一所以英文授课的贵族学校，每天还有一堂法文。老师都是天主教的嬷嬷。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我能进行最简单的英语阅读和会话了，在学外国语的黄金年龄，受到了外国语的熏陶。这对我一生的事业和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校的制服比较讲究：冬天是深蓝的短呢裙，白领；夏天是浅米色的短裙。我们做不起新的，妈妈就伏在缝纫机上用旧衣给我们改制。染出来的衣服在同学中总显得有点寒碜，妈妈却鼓励我们不计较这些，说健康活泼的孩子不论穿新还是穿旧，总是可爱的。这就给了我和姐姐很大的信心，并不觉得低人一等。　　妈妈总是鼓励我们勇敢面对人生!　　　　
　　天津大水灾　　1939年，天津发了特大洪水。　　记得一天傍晚，我正在大门口玩，忽见阴沟里像喷泉一样不断地冒出一尺多高的脏水。不久，整个租界都泡在水里了。后来知道是日本鬼子故意决堤放水。我们家，水先从厨房侵入，一夜之间，升到了一楼电灯开关处，满房子都飘着杯、盆、锅、勺等物。小孩们不懂事，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妈妈却通宿没合眼，守着三个小儿女，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猛兽沿着楼梯一层一层地爬上楼来。亲爱的妈妈，当时你孤单一人，有多么忧虑，多么害怕。但一到白天你又是一付沉着冷静的样子了。　　吃什么呢?今后怎么生活呢?我们被围在大水里好几天。正在走投无路，想不出办法来的时候孙娘自天而降，和一位朋友划着一支橡皮艇冒着特大洪水来看我们了!她一直划到我们的小楼前，问寒问暖问平安。她知道妈妈已经十分困苦了，特送来二百元，又匆匆离去。　　这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妈妈的燃眉之急。　　正因为有了这二百元，妈妈下定决心，带我们兄妹逃离泡在大水里的天津。　　但怎么走呢?　　德娘的小楼前有个中学操场，此时操场上的篮球架已飘浮起来。不知是谁出了个聪明主意：把那两块篮球板用粗绳捆在一起不就能拼成一个木筏了吗?当时妈已别无出路，只能背水一战，铤而走险了。她决心乘“篮球筏”离去 。　　一个清早，妈带着王妈和三个孩子勇敢地登上了这个“诺亚方舟”，找了个撑杆，开始飘流。孩子们不准乱说乱动，只能规规矩矩坐着。飘呀，撑呀，终于飘到了天津火车站附近。一路上只见一片汪洋。平日熟悉的街道都被大水淹没，只露出房顶和电线杆的尖，早已无法辨认。记得一路上我们只得高声向两旁围困在楼上的居民们问路。人家看见这乘坐自制木筏的一家，便也热情指点。就这样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假如，假如当时某个孩子不慎掉下水去了，怎么办?　　假如，假如木筏撞在什么障碍物上散架了，怎么办? 　　假如，假如整个筏子倾翻了，又怎么办?　　当时确实存在着无数的“假如”与“怎么办”，我想起来都后怕。难道妈妈就不怕吗?　　但她坐在木筏的一头，镇定自若，甚至还有几分冒险前进的欣悦与兴奋。我的母亲在危难时刻，总是充满信心，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对她当时的决心与勇气总是十分崇敬。长大成人后每逢大事，也总是从母亲的行动中汲取勇气与决心。　　母亲的无畏精神是她留给子女们的一笔极宝贵的精神财富。　　　　
　　提起来！
　　重新“漂回”北平　　一场水灾后，我们又漂回北平了。惊魂未定，可今后何处安身，何以维生等问题，又迫在眉睫。　　记得刚进北平，就觉得这座往日熟悉的城市已变了样，空气压抑沉闷，失去了原来的活跃与亲切。　　街道上的车辆行人冷清，行人多半低着头，步履匆匆，往日那种谈笑自若，怡然自得的神情也消失殆尽。不时还看见腰上挂着“匣子”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及迈着小碎步 弯腰驼背的日本妇女。路边新添了大烟馆，鸦片味儿一直飘到大街上。妈妈说：“北平已象一座死城”。对这一切我们只有装作视而不见，心情紧张地直奔邱伯母家。　　邱伯母张开双臂迎接了这一家落难的朋友。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分离倍感亲热。邱伯母腾出最大一间房给我们母子四人。于是小孩子们又开始了无忧无虑、热闹活泼的生活。我们根本不迈出大门一步，大门外就是小日本的统治，太阳旗的天下。孩子们都愿意离它远些再远些，根本不愿去上学学日语。妈妈也深居简出，多半时都伏在缝纫机上给我们改制旧衣服。　　邱伯母家也是一个单门独户的大四合院。像我们的故居一样，院里也有座假山，院中央也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中秋节来临，天朗气清，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爬到树上摘梨，比赛谁爬得高，谁的梨大，一片欢声笑语。晚上一盘明月升起，孩子们又依次拜免儿爷免儿奶奶，这俩尊小泥塑慈眉善目笑嘻嘻地看着这群小淘气，给以亲切的祝福。记得拱桌上还烧了几柱香，香烟缭绕，邱伯母和妈静坐赏月，相对默默无语。她们心里肯定在思念远方的丈夫。更 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家庭的前景。一切都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母亲们的心上不知积压了多少抑郁与焦虑。关起大门来，这里暂时还能赏月；但大门外却充满了压迫与反压迫默默的抗争、屈辱与挣扎。　　这是动乱时代沦陷后的北平，又是一个典型的北平风味的中秋节。不知为什么它至今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邱家小燕子这时有了新本事，她会画卷发的洋娃娃了，栩栩如生。我和姐姐也马上跟着学起来，也很成功。后来我们更创造出一种新办法：把娃娃画成只穿内衣的样子，然后用彩色铅笔按她的身材尺寸画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衣服。凡是我们想要而又买不起的漂亮服装，我们都能精细地画出来，然后剪下挂在纸娃娃的身上，这时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　　妈妈对我们这项活动给以很大的鼓励，她总是笑嘻嘻地欣赏我们的“新作”，有时还要在配色等方面提出意见。她说：“妹妹和小弟可有一手了。小姑娘会想衣服样子，懂得配色，懂得比例，这是一种本事，可有用了。”可惜姐姐和我都没成为服装设计师。当时也没有这个专业。但是多少年后我却成为语言教师。我常能在黑板上随手画出人物呀，某种行为或表情呀，来辅助我的教学，活跃教室气氛。我的同行与学生们都很欣赏我这一手。有时竟然会在教室里为我鼓起掌来。这时我总是从心底升起对妈妈的感激之情。　　在朋友家住得时间太长妈妈感到十分不安。在日寇统治下，中国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非常困难。大米是发了霉的，而且还要配给。每日晚餐后一家人总是围坐桌旁选霉米和砂。不久我们就搬到母亲的嫡亲姐姐李姨妈家去住了。　　
　　名字太过朴素，写得细腻，发动发动人气。　　支持！1
　　北平旧居与散文《灯光》　　此时，我们的旧居罗圈胡同16号正由张大千先生之兄住着。父母亲仓促离开北平时曾将一些宝贵的书籍与字画都珍藏在旧居，请张先生代为照应。为了不打扰朋友的安宁，我们此时当然不能再回旧居，只能暂居李姨妈家。恰巧李姨妈的住宅就紧靠在我们旧宅的后面，旧宅《双堂照》高高的北窗正俯瞰着李家的庭院。　　记得母亲在暮色中，常站在李家廊沿下凝视着前面那所灰色砖房后窗里透出的缕缕灯光，黯然神伤。我们那时都年幼，到了一个新环境，好奇而兴奋，那里懂得妈妈的所思所想。而时至今日，当我也进入古稀之年，回忆妈当时所处的尴尬境遇，就能想见她的抑郁之情了。　　在李家的庭院中，面对的正是她三年来魂牵梦萦的故居背影。那里她渡过了十年美满的家庭生活；她和丈夫精心布置了每个角落，亲手种植了不知多少花木，那终日回荡着的儿童戏笑声，还有朋友们欢畅聚会时所留下的精彩篇章，这一切都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然今日，故居就在眼前 ，近在咫尺，却可望不可及了。故人虽已归来，却不便推门入内，只能遥望兴叹。母亲此时怎能不思绪翻滚，百感交集。　　写到这里，容我的笔随我的思绪再次登上岔道，直奔母亲的散文《灯光》而去。　　若干年后，当我们抵达了四川成都，母亲才有机会用她那饱蘸沧桑的笔倾述出1939年寄居李姨妈家时的感触。那篇优美又深邃的散文《灯光》，发表于1941年《成都日报》的副刊上。开篇第一句便是那熟悉的场景：　　“黄昏，前面格子窗又透出灯光。”　　接着她写道：“……这座灰砖的古老旧宅，依然屹立，对着这沉沉苍穹，似乎也感觉无聊。它每天遥望的横碧西山，已被暗云遮没了，这使它孤索，更使它萦念那山深处蕴藏的一切暗中波动，和留下的血迹、愤慨、眼泪、伤痕。不过这房子历世已深。它已久经风雪，见过几次兴亡以及许多人世的升沉演变。在今日压迫的环境下，它忍痛低回。”……短短的一段文字，母亲借物抒情，道出了当年在日寇统治下的痛苦愤懑与无奈；也暗自描述了她对西山抗日力量的深切同情。　　记得在李姨妈处，妈曾藉故去旧居一次，整理旧物，探视故居。所以在文中她又继续发展：“……可喜的是灰砖、旧瓦、廊柱、台阶和周围的一切还没有改变多少旧时模样。这其间似有一种大力，深沉蕴藉，暗里撑持。……”　　寥寥数语，不同样是妈当年深沉刚毅的精神写照吗？她在日寇统治下，带着三个稚童，不但生活无着落，流离转徙了三年，尝味些人间的苦辣水火……。丈夫也极少音信。但她始终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地应付着环境的恶劣变化，从不见她悲观，失去信心。母亲始终期盼而且相信抗日战争的胜利，她绝不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会灭亡。在最困难的处境下，她也总是乐观地“想想办法”，咬紧牙关。也正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她描写北平的天色如斯：“天色昏沉，好像酝酿着一场紧迫的风雪。偶尔从云隙里渗出一线淡薄阳光，却又逗引人盼望开朗的明朝天色。整个笼罩的空气里藏着的忧郁、痛苦、反抗、挣持，而又掺和些耐人摸索的快乐和希望。”在这一段的结尾，她又无比深情地回到故居后窗所射出的灯光上来：“在这充满飞尘黯淡凄凉的瞑色里，几扇格子窗上的灯光更显得光棱。晕黄溶漾的光圈里，似乎幻出三年前这格子窗内灯光下的融融笑乐，稚语欢情。”这里妈妈那颗慈母心又再次陶醉在亲情的回忆之中了。　　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动乱，母亲那本散文集《灯光》早已不知去向，朋友和熟人谁也不再提起它。但近十年性美和我却总在希冀着，盼望有朝一日能找到它。毕竟那是妈妈在困难时期的心声啊！瞑瞑中也确似有谁在相助：这本书在2000年冬竟然由我们的老学长、父亲的门生肖凌先生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当我再次手捧着这本书时，真是欣喜若狂。失宝复得，这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啊。　　重读母亲的遗作，我终于走进了她当时的心田，分享了她的情怀与殷殷期望。正是对于故园的眷恋，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民族胜利的期盼，才使她无法忍受在沦陷区做顺民的屈辱。她决心携带孩子们跨越万重关山，投奔抗日的大后方。　　这就是母亲，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不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才筑成了我们抗日的钢铁长城吗？　　　　
　　大毛姐、小毛哥　　言归正传，再来叙谈我们“漂回”北京，寄居李姨妈家的生活吧。　　李姨妈是妈的二姐，体弱多病，此时姨丈在贵州，姨妈带着两个大孩子定居北平，也是靠积蓄维生。但姐妹情深，姨妈见妈妈当时狼狈处境，就执意要收留我们。　　这时的家务由18岁的表姐──聪颖秀丽的大毛姐主持。小毛哥约16岁，长着满脸雀斑，活泼好动，快人快语。姊弟两人都辍学在家，不愿去上日本统治的学校，更不愿学日语。这时他们在家干什么呢?　　他们终日在家练习钢琴，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大毛姐训练有素，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小毛哥虽说没受过多少训练，但有才气，只要大毛姐弹什么，他就跟着学什么，自己苦练，请不起老师。他不但弹得流畅自如，琴声中似乎还多一份激情。妈妈对有才华的青年人总是非常欣赏，她不论手头做什么事，耳朵总是兴趣盎然地听他们的弹奏。　　我们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生活了近半年。每天清早在大毛姐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小毛哥的琴声中入睡。记得妈妈曾对我们说过，他们在弹巴哈的练习曲。啊，这些美妙的练习曲呀，因为听得太多了，其中许多段落我现在还能哼出来。遗憾的是以后我很难有机会再听到了，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有一次我跟妈妈说：巴哈的练习曲左手和右手好像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在爬楼梯，他们永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后面的总追不上前面的。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前行，步伐不完全一样，风格却一致。因为整天听，小小年纪的我也体会到巴哈作品的一种对称的美，一种整齐规律的美。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我这两位年青的表哥表姐。虽然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再看见他们了。我也要感谢妈妈，是她使我静下心来聆听，是她带领我开始接近音乐，热爱音乐，并使我能终身享受音乐。　　
　　准备远行　　不知从何时起传来风言风语，说爸爸在四川另有新欢。起初妈妈对这样的谣言一概不理。她自认为很了解自己的丈夫，她无限地信任他，总说：“一个搞戏剧的，总免不了和女演员有些来往。我怎么可以为这些闲言碎语就对他产生怀疑呢?”但是书信毕竟越来越少，有时半年也不见只字片语。难道重重关山真的隔断了浓浓夫妻情吗?妈妈陷入了深深的苦闷。手边的积蓄已告罄，今后怎样生活下去呢?哥哥一日日长高、长大；小毛哥已接近日本鬼子的征兵年龄了。怎么办?　　正在这时，原北大教授周作人，已在日本伪政府做官，找机会见到了妈妈，想笼络妈妈去伪北大兼课。他说：“你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我现在也在北大做事，你何妨也来北大兼点课，可以缓解一下生活。”妈妈微微一笑，软中带硬地说：“谢谢周先生的好意。我的日子还过得去。我丈夫熊佛西正在四川抗日救国，我怎么能在这里给日本人教书呢。”妈妈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的凛然正气使周作人悻悻然离去。　　这一切终于使妈妈萌发了新的想法——带着孩子们去四川找丈夫，投奔抗日大后方!再拖下去夜长梦多，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的。但从有这个想法到付诸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妈妈不断地思考着，向熟人打听四川的生活情况。该怎么走?什么路线最合理?要做什么准备?从哪里筹措路费等等。　　她知道未来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变化，为此她特意围起围裙，下厨房认真学习烧饭了。　　1939年冬天，妈妈给我们都注射了各种防疫针，买了些必备的用品，准备带着孩子们远行去四川。　　　　母亲的名字　　离北平前妈妈还念念不忘爸爸的四十大寿即将到来，她深情地筹划着要千里迢迢送上一份不寻常的礼物；特意去齐白石老先生家讨了两枚图章、一幅画。记得那是一对铜章，章顶各端坐着一头狮子，古朴又生动。印面是齐老先生亲自篆刻的，极其精美，那幅祝寿图是一对喜鹊站在两鼎岩石上，头微侧，两相望，似夫唱妻随。岩石下有一朵大黄菊花，孩子们说那是性美，还有两朵鲜艳的大红菊，那当然是我们小姑娘啦。遗憾的是这两样精美的礼物，由于婚变，妈妈始终没有机会送给她的丈夫，只好一直压在箱底。抗日胜利后，我们搬到珞珈山，这幅画就一直挂在客厅里，受到全家人的喜爱与众多客人的赞美。后来它又随母亲去了天津，文革中遭到厄运，被人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说到妈妈对爸爸的深情，还有一件事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　　爸爸1937年由天津仓促南下参加抗日活动，临行前在天津手稿都嘱托给妈妈了。妈为了给孩子们取冬衣及杂物，数次往返于京津两地，别的东西她都无所谓，只是爸爸的文稿总是随身携带，巧妙地通过日军检查，而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1940年我们全家由天津启程南下赴四川。　　在天津大沽口上船时，行李等须经日军岗哨的严密检查，如果爸爸的文稿被发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当时孙娘力劝妈把文稿留在天津英租界，由她妥为保管。但经过再三斟酌，妈还是决定亲自携带，特别是那份《我的戏剧生活》。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找关系通过爱国船员的掩护才能顺利避开日军检查的，妈还多次向儿子吐露心声：“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爸爸的嘱托。”　　遗憾的是爸爸此时在四川早已另有新欢。我们子女不是父母婚姻的审判官，无法断定孰是孰非。我现在只觉得战乱是父母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其次，他们两人对婚姻的态度与理解也有很大不同，我不是指在理论上，而指在实际生活中。　　母亲对婚姻爱情，可谓忠贞不渝。她的名字“朱君允”，就我推度，就蕴含着“君子千金一诺”的意义。　　母亲出身于湖南常德一名门望族，各房兄弟姐妹众多，按辈排序她起名为“朱驈”。但这“驈”字很生僻，在学校里曾引起不少麻烦。毕业后她就自作主张，改名为“朱君允”。就我现在的理解，“君允”含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千金一诺”的意思。这说明母亲步入社会后为自己待人处事订下了标准，她要自我塑造人格，要求自己言而有信，坚守诚信。　　父母1924年相爱于纽约，一年后父亲正式提出求婚。母亲自青年时代就专心学业，无遐谈婚论嫁。等遇到意中人熊佛西时，年龄已长于男方，固而犹豫不决。写信回国征求家人意见，遭到众亲友反对。就朱家人看，母亲是名门闺秀中的佼佼者，而父亲出身农村，是茶商之子，名不见经传；门不当户不对，婚事有违常规。父亲却十分执着，激情澎湃，虔诚地拜倒在母亲丰富的学识及风流文采之下。客观地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受高等教育又留洋求学者确是凤毛麟角。父亲曾痛哭流涕向当时也在纽约求学的母亲胞弟朱骞表示：“此生非君允不娶”，“若天公不作美，允姐不能嫁我，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母亲此时也深爱父亲的出众才华及热情勇敢。受着五四精神的熏陶，她心中追求向往的正是自由恋爱，希望婚后能过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生活；对做大户人家的阔太太毫无兴趣。于是她力排众议，毅然答应了父亲的求婚。就这样，日他俩在纽约一教堂结为连理。婚后回到祖国曾有过一段今他们双方都十分留恋的美满婚姻生活。　　纵观母亲一生，真像她给自己所起的名字一样，无论对家庭子女，还是对事业工作，她都恪守诺言，忠贞不渝。　　言而有信，古典的朱君允，真乃君子也。　　
　　万水千山总是情　　
容我的笔再回到1940年，我们由北平、天津，经万水千山去四川成都寻找父亲的旅程。　　经过深思熟虑，妈终于带着孩子们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途。前面可能碰见什么艰难险阻呢?不知道。但妈妈的情绪却很高，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要行万里路，过万重山，克服一切困难去投奔抗日队伍，去寻找爸爸。我们要去追求光明，开始新生活。她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大家。箭在弩，孩子们都整装待发。　　同行的还有小毛哥，他要万里跋涉去重庆投考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一位小毛哥的好友邓稼先与邓三姐。当时邓只有十五六岁，敦敦实实，言语不多。孩子们也挺喜欢这位敦厚的大哥哥，妈妈热心快肠，很乐意地与邓家姐弟结伴而行。这一行浩浩荡荡共7人，都是些少年人，唯一的成年人就是妈妈，她是我们大家的领队。　　最初一笔旅费是北平母亲金陵女大时的挚友赖伯母资助的。她虽寡居，仅靠积蓄维生，却为妈妈慷慨解囊，动用了一笔储蓄。孙娘知道妈妈缺旅费，也很乐意地资助了一笔钱。妈妈这一生，每逢关键时刻，总能得到挚友的热情帮助。也许这也与她自己热情豪迈的交友之道有关吧?　　后来，待我们长大成人后，她曾尽可能地将这些债务作了一定程度的偿还。我说“一定程度”是因为其中的深厚情义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偿还的。　　在塘沽我们第一次登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英轮，第一次看到大海，体验到海上生活。由于战乱，我们只能绕道上海、香港、途经越南的海防，再转道昆明、重庆，才能抵达目的地——成都。　　海上波涛万顷，有时风浪大作，轮船上下颠簸。开始我们都有点晕船，但后来因我们小孩很活泼，四处观看，又跑又笑，不知不觉晕船就克服了。　　记得一天清晨，天还漆黑，妈妈就兴高采烈地把我们都叫醒了。她带着6个孩子迎着海风爬上了甲板去看海上日出。只见黑茫茫的大海水天不分，只有东方出现一线鱼肚白。霎那间天空变成了粉色，东方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再一会儿，一个大火球就跳跃着，冉冉升起。这时天色已大亮，海上铺展了一条金光大道。我们的轮船又沿着这条金光大道乘风破浪前进。 　　孩子们跳呀，叫呀，热烈地欢迎这新的一天的到来。妈妈在初升的阳光下也欢畅地笑着并热烈地鼓掌。她为这初升的太阳，为她心中新的希望热烈鼓掌。她显得多么年轻呀!　　有一次为好奇心所驱动，小毛哥还有我们兄妹三人都溜进了大菜间(当时的一等舱)去见见世面。谁知叫茶房(当时的服务员)逮住非要撵我们走。我们几个人不服就大声地和他理论起来。这一来惊动了船长，一个白头发的英国老头，他从船长室中走出看看究竟。嗨，原来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姐姐和我还会诌两句英语，此时不慌不忙地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船长一听可乐了，请我们到船长室，又是茶水又是甜点好好地款待了一番，最后还赠我们一盒巧克力，客客气气送我们出来。有了这番奇异的经历，我们忙跑回舱中向妈妈述说，她也开怀大笑了一场。　　总之，第一阶段的海上生活在妈妈的带领下，嘻嘻哈哈地过去了。　　　　懂事的哥哥　　到了上海，我们在熊希龄夫人毛彦文女士家里逗留了数日。毛娘此时正独居上海，给我们一家以热情招待。　　就在这里，发生了不测之风云。　　一天，哥哥突然接到爸爸来自四川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他吓楞了，几乎不敢信以为真。爸爸要求和妈妈离婚，说感情不合，还要求妈妈不要带着孩子们到四川去找他了。哥那时不满十四岁，却相当成熟懂事了。他不知怎么办好，经过一番考虑就把信先给毛娘看了。毛彦文女士早有所闻，阅信后就跟哥哥说：“不要把这封信给妈妈看了。我们大家都鼓励她吧。你们继续前进到四川去找你爸爸吧。”　　这样，年仅14岁的哥哥就把这件事瞒下来了。小小男儿，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一路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手上肩上总争取多拿点行李。妈则浑然不觉，继续前行。　　　　　　助一臂之力　　船到香港，许地山和夫人周俟松(我们小孩称六娘)早已等候在码头。六娘麻利干练，亲自驾车接我们去他家住几天。　　许伯伯是爸爸在五四时代燕京的同窗好友，后来在美国同学，回国后又在燕京同事；他和六娘的婚事是妈做的红娘，因此他们之间的情谊绝非一般。但最令我们小孩难忘的却是许伯伯这位孩子王，见了小孩就异常欣喜。他有讲不完的故事，妙趣横生，还会唱悦耳动听的民歌，《蜜蜂歌》就是他一句一句教给我们的。至于抛皮球、踢毽子他样样在行。只要许伯伯在，我们三个孩子总是欢天喜地。此时异地相逢，双方都十分兴奋。许伯伯与六娘有一子一女，年龄也与我们相仿。　　也正是在香港，妈亲手接到了一封父亲的来信，信的内容与上海来信完全一致：要求离婚并阻拦妈带我们去四川找他。这不啻是晴天霹雳，妈读后无法自己，一时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她立即将信给许地山夫妇看了。他们也大为震惊。但两位态度都很坚决，对妈妈说：“君允啊，你带着孩子们继续到四川去吧。佛西是一时湖涂。等你们真正团聚了，情况就会好转。不要紧的。”他们与妈彻夜长谈，帮助她策划如何经越南去昆明抵四川的旅行路线。又估计到妈手中旅费不够，主动支援了一笔钱，以防万一。有了知心好友的宽慰，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妈心里稍稍宽松踏实了一些。　　母亲当时所遭受的打击，迥非一般。国难当头，她只身鼓足勇气拖儿带女，欲投奔抗日。殊不知丈夫已移情他人，提出离婚。回北平吗?既无经济来源，又无立锥之地。继续前进吗?人地生疏的四川，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进退维谷。人生真是诡秘莫测。但此时勇敢的熊太太，在孩子面前守口如瓶，毫不动声色。当日还在六娘的陪同下带领我们游览了香港市容。　　还有件事我终身不能忘怀。　　许伯伯很心疼这三个几乎要被父亲遗弃的孩子。他在百忙中抽出一天带着我们兄妹还有他自己的孩子，一起游览了香港的山光海色。我们坐着缆车俯瞰了蓝色的海湾及连绵起伏的绿色山峦，大家都陶醉了。香港整齐干净的环山公路也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在山路上跑呀，笑呀。许伯伯自己就像一个大孩子，他也脱去长衫，无拘无束，不断地跟我们开玩笑、赛跑。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伯伯!　　这是多年来我们与许伯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相聚。许伯伯于40年代初期因心脏病猝然去世。但他留给孩子们的印象是一团熊熊烈火，发热发光，温暖人间。　　
　　啜泣着的妈妈　　父母婚姻的变故，当时我和姐姐确实一无所知。小毛哥与哥哥也佯装不知，还是嘻嘻哈哈，但他们两个大孩子对妈妈都更加爱护体贴了。关于香港来信妈妈在孩子们面前只字不露。她总是镇定自若，精神奕奕，是我们大家的好领队。而且由于她和蔼可亲，举止优雅，旅客中谁若有了困难，只要有可能她一定伸出援助之手。因此，在旅途上总是得到其他旅客的喜爱与尊重。也得到了别人不少的帮助。　　我们一行继续乘海轮，向越南海防驶去。　　一日我午觉醒来，突然发现妈妈正坐在对面的舱位上掩面而泣。她穿着一身黑衣，两手紧紧地捂住脸，却一点声音也没发出。从她剧烈抖动的双肩，我立即看出，妈妈在哭，我从来没见过妈妈这样，出什么事了?　　我很想爬过去，搂住亲爱的妈妈。但我的直觉又告诉我她有什么事情不愿意我知道。我不敢动，更不敢问，只是手脚冰冷，心里模模糊糊地觉得与爸爸有关。　　怎么回事呢?连哥哥姐姐也不敢问。但我的心为妈妈紧缩而疼痛。　　这时轮船正向海防驶去。波涛万顷的大海上正有一位暗自啜泣着的妇女，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向不可知的远方驶去。　　　　滇越路上　　海防是一个又脏又乱的热带城市，沿街长着高高的棕榈树，散布着一些咖啡摊。海关人员随意对旅客敲诈勒索，妈妈走在街上手提袋也被人抢跑了。　　两天后我们乘上了滇越铁路的硬座车厢，又开始了长途跋涉，向昆明驶去。　　车上不供应饭食，好像开水也没有。妈妈就在海防买了一箱饼干，以便充饥。谁知天气闷热，没两天饼干就变味变皮了，谁也咽不下。我又犯了胃病，嘴里直冒酸水。这样就只好多喝点开水，或买些水果果腹。尽管条件艰苦，路途又长，我们还是热热闹闹，又结交了新朋友，饶有兴趣地观看并议论着沿途的风光，在硬座车厢里不断地晃荡着。　　印象深刻的是有天晚上，车驶到中越边境的地方，铁路突然断了。旅客需下车步行千把米，才能转到另一辆火车上去。记得那夜天黑云暗，什么也看不清，只稀依看见铁轨两边都是高山峻岭，阴森森的，脚下却是凹凸不平夹杂着小石子的泥巴路。藉着别人的手电光，妈妈不断地鼓励我们：“走呀，孩子们，往前走呀，跟上大家。”于是我们都振奋起来。旅客们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着，黑压压的一片，终于搭上了另一辆火车。　　关于这段夜行，妈妈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过一篇短文《滇越路上》，也收集在她的散文集《灯光》中。　　　　昆明及金岳霖伯伯　　一天黎明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那可怪有趣的。妈妈说金岳霖伯伯会来车站接我们，嘱咐我们不可乱跑，就坐在位子上不准动。因为海防的扒手、强盗我们都领教了，生怕再出问题。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完了，我们这一家还一动不动地傻呆在车厢里。天色大亮后，只见一位又高又瘦的伯伯，戴着顶运动员似的帽子上了这节车厢。　　他老远就嚷起来了：“哎呀，君允，你可真叫我好找!我先在月台上嚷：熊太太!熊太太!没人理。后来我又喊朱君允!朱君允!还是没人答应。着急了，我只能大呼你的小名‘大佗!’‘大佗!’，(金伯伯还用的湖南腔，喊成“带多”)，还是没动静。怎么办呢?我急了，只好跑上车来一节节找。原来你这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躲在这里不动呀!”　　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昆明我们全家得到了金岳霖与叶企孙二位伯伯无微不至的照料。临别时，我记得金伯伯对妈说了句话：“到了成都有困难给我来个电报，必要时我去找佛西和你。”他一定也知道了妈当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多么热心体贴的伯伯。那一代知识分子深明民族大义，也深刻地互相理解，无私地互相支援。正是靠了这些热心肠的朋友，妈才能在艰难险阻中挺过来。　　在昆明，我们和一路同行，生机勃勃的小毛哥分手告别了，相互不胜依依。他要先去贵阳找父亲，再去重庆考学校。稼先是与我们在上海分手的。　　从昆明，妈妈带上我，哥哥带上姐姐，分两批飞往重庆。临别前夜，哥哥才将爸爸上海来信一事告诉了妈妈，要她有个思想准备；妈妈也将香港来信告诉了哥哥。一张窗户纸捅破了，一家人的心更加贴近。　　后来妈妈多次向人提及此事，说儿子很懂事了，甚感欣慰。　　　　　　成都　　　　婚姻破裂　　1940年在成都父母初次见面是在华西坝晏阳初伯伯家。那是很痛苦的一幕。　　就在妈妈和我抵达成都的第二天早上，爸爸从晏家院外迈入客厅。他留着稀疏的胡子，面带愁容，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看见了我，眼眶便湿润了。我却呆若木鸡，手足无措，也不知道应该走过去和爸爸亲热一番。半天，妈妈才从里屋走出，也是默默无语，泪流满面。我们三口人都沉默着，空气好像凝固了。　　爸爸接到晏伯伯从重庆带来的口信，已先期在成都盐道街成都师范学校为我们借得四间房，当晚我们就住了进去。我一人睡在后房，透过薄薄的木板，听见父母低声说了一宿话：他们又说、又争、又呜咽、又劝慰。我也一夜不眠，在小床上蜷缩成团，泪流不停，手脚冰凉；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不安，更心疼我的妈妈。当时我刚9岁。　　父母不合，父母吵架，甚至父母离婚，这都是常有的事。但父母都是成年人，他们还能承受得住这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局面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这么巨大的痛苦，他们更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且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第二天，爸爸在川菜馆“姑姑晏”请了几桌酒，为妈妈和孩子们接风，看得出他很为妻子与儿女的到来感到骄傲。　　爸爸那时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创办了四川省立音乐戏剧学校。他有时来成都看看我们，态度还挺亲热，也做出许多承诺。但他一回到郫县，见到他那位相好的，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再次提出离婚要求。父母关系这样好好坏坏，持续了半年。记得有一次，爸爸带信来要接三个孩子去郫县看《女店主》的演出。妈妈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了。那时还兴坐鸡公车(一种独轮木推车)哪。学生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走出很远迎接我们。看得出他们都很尊重妈妈也很欢迎妈妈，对孩子们更是非常亲热。这样我们又交了许多大朋友。但是爸爸一见妈妈就沉下脸来问：“你怎么也来了?”妈妈说：“孩子们都来了，我怎么能不来 ?”　　白天爸爸和我们共进三餐，但一到晚上他就不知去向，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谁也不愿意问什么。一日哥哥在饭桌上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爸爸竟大发雷霆，摔碎了一把磁匙，忿然离去。于是一家人不欢而散，我们又回到了成都。父母的关系愈加恶化。　　不久哥哥去金堂铭贤中学寄宿了。因为儿子初次离家，妈妈每月都要去探视一次。记得有次妈妈去金堂了，爸爸突然回来看看两个女儿，还带了包点心。他在房里四处翻翻看看，还嘱咐我们不要告诉妈妈他来过。为什么?弄得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对父亲的感情变得很复杂。每次他见到我们，总是很激动，很亲热，总是称我们“乖乖”、“宝贝”，但这种热情却瞬间即逝。孩子们觉得他遥远而生疏，不可理解。　　以后由于国民党对学校民主空气的进一步控制，爸爸在郫县办学办不下去了，遂离开郫县去重庆，后又赴桂林。　　自此爸爸再也无信来，他永远地从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消失了。　　父母没正式办过离婚手续，也从未再见过面。人们仍称妈妈为“熊太太”，但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从这时起妈妈毅然独自一人担负起哺养三个子女的责任。生活很艰苦，日机常来狂轰滥炸，物价飞涨。由于四川气候潮湿，我们从北方初到，水土不服，经常生病，打摆子、拉痢疾。姐姐和我头上还生了虱子，半夜妈妈还要爬起来为我们捉臭虫。哥哥也从铭贤中学两腿长满了脓疮回家，也是一身虱子。妈妈只有咬紧牙关，奋力照顾我们。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谋生养家，洗衣做饭带孩子，她三头六臂拚力全顶下来了。　　听说爸爸在桂林曾扬言：朱君允不是一般的女子，她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成人。言下之意他自己可以拂袖抽身而去。妈妈听后没在孩子面前多说什么，只是咬牙切齿地骂了句：“小人!言而无信，不负责任的小人!”也许这是妈妈对爸爸人格所做出的评价，确实很严厉，但也不无道理。　　从此在家里，我们很少再提及爸爸。　　　　新的生活　　从年，妈妈回到她的母校——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始教书谋生。我记得她教的是西洋通史及英国文学等课程，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吴贻芳校长原是妈妈20年代的老同学，更是一位自强、自立的女科学家。她很重视妈妈的学识，也非常同情妈妈的境遇，因此对妈妈关怀备至，经常进城来我家串门谈心，鼓励妈妈。　　当时，在学校里有两位中国女教授学生们都尊敬地称为“夫人”。一位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夫人；另一位就是这位“熊夫人”。由于学生的崇敬和校长的鼓励，妈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自强自立，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奋斗精神。她燃烧着，似乎忘记了疲倦与婚姻的不幸。　　除教书外，“熊夫人”还热情地参加了同学们大量的话剧演出活动，被聘为艺术指导。除了指导学生的排练，她还四处奔走借道具，搞布景，身先士卒，一丝不苟。短短两年内，金女大的同学们演出了《日出》、《茶花女》、《女店主》及好几幕抗日题材的大型话剧。每逢演出，华西坝内四所大学的学生都前来观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台上的演员演得出神入化，台下的观众则如醉如痴，我当然也是一名从不缺席的观众。在我的印象里，这些文艺演出简直比当时的美国电影还受欢迎。而这一切也逐渐帮助妈妈淡化了心头的创伤。　　妈妈的活动还远远不止这些。晚上等我们都睡下了，妈妈在灯下又精神抖擞地提起笔来，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优美散文。她尽情地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倾述对生活的观察与体会。记得其中有几篇她记叙了我们从北平到四川长途跋涉时的所见所闻；也有几篇描写她所熟悉喜爱的亲朋好友；有她满怀深情对亡友的悼念；也有她对逝去年华的回忆。她的文笔清新优美，有着女性独特的亲切细腻，宛如娓娓清谈，文章中还充满了一种沉稳的大气和乐观情绪，很难想象作者当时心灵所受到的伤害及所处的困境。作品当时陆续地发表在《成都日报》的副刊上，后收集成册，题为《灯光》。　　为这本小册子作序的是陈西滢4，陈伯伯博学多才，学贯中西，原是爸妈在北平时的旧交，此时有机会从四川乐山来探望我们全家。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陈伯伯着长袍，戴无边眼镜，一派儒雅风范，他向妈妈问寒问暖，聊家常；和孩子们轻松地说笑，还特意问及我们都看些什么书等，自然而和蔼。从这位长者身上姐姐和我都隐约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妈妈则拿出近作，请他为散文集写一篇序，他欣然允诺。　　这篇序，陈伯伯写得极有特色。书中的内容，他并未多提。他只用很亲切的笔触记叙了在成都的会见。他说他访问了一个家庭，女主人单独带着三个孩子艰苦度日，却依旧乐观坚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结尾时他写道从那个温暖家庭中离去，走入黑夜，回头还能看见房中所射出的桔黄色的灯光。序言并不长，却精练地，又艺术地勾勒出作者当时的精神风貌。　　桔黄色的灯光，温暖的灯光，多少年来它始终照射在我心上。　　　　　　绚丽多彩的小学生活　　1940年的秋季，在成都孩子们都重返学校。三年多颠沛流离、辍学在家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华西分校位于成都南郊，华西坝的后面。从外表看这是一所很简陋的农村小学，茅草房顶泥巴墙。但是学校却拥有一批有热情，懂教育的教师。初去时姐姐上六年极，我上五年级。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丰富多彩的生活。　　学校距离家很远。大约有十几华里吧，这对今天城市里的儿童简直不可想象。清晨我们总是在薄薄的雾霭中从盐道街出发，翻过一座高高的城墙，再踏上一座百米长的大木桥。府南河的河水哗哗地在桥下流淌着，延伸不断的河滩上铺满了黄灰色细沙及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间或还可见年代久远已为河水冲刷成白色的骷髅头。过河后，就来到华西坝——四所大学的所在地。这里自有另一番景色，校园内四处都是整洁碧绿的大草坪，还有宫殿式的教学大楼。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一座高耸精美的钟楼，以及楼前流过的清亮小溪。茂密的河草在溪水中不断地摇曳，变化着姿态，令我和姐姐总是赞叹不止，遐想联翩，几乎忘却时间。穿过华西后坝，再傍着哗哗的小溪，走过细细的田埂和小小的木桥，就到了我们的学校。为了上学，我们每天要“长途”跋涉，往返十几里地。但沿途的见闻，及南方秀丽的景色却使我们这两个北方孩子感到新鲜有趣；每天回家肚子里都装了很多话，很多观感迫不急待地要告诉妈妈。　　那时华西坝的大学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音乐会、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会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良机，妈妈也总是鼓励我们去观赏。这样晚上十时以后，演出结束了，我们母女三人就重新踏上大木桥，翻过城墙回到盐道街的家中。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只听见府南河水日夜不停的哗哗声。通红的火把，把我们母女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出去，可我们三人却不停地热烈讨论着才看过的演出，还不断比较、分析、争论，早忘掉疲劳，好像很快就到家了。姐姐小学毕业后，晚上有时看完演出就剩我一人回家了。我照样买支火把，大踏步地踏上夜行之途。只要听见了熟悉的府南河的流水声，我就感到宽慰；心里要是害怕了，免不了回头四处张望，再放开嗓子高歌一曲来壮胆，倒也很快就翻过城墙到家了。倒是很幸运，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我的信心胆量也越来越大了。　　在我的记忆中，成都小学生活的华彩乐章正是这条“长途”，它锻炼了我的身体，我长得高高大大，双腿结实有力。它也磨练了我的意志，我的性格也随之开朗勇敢起来，很少再胆怯流泪。　　第二件令我回味无穷的就是我当时的午餐。早餐我总是买个“锅盔”(烧饼)边吃边往学校走去。因路途太远，回家吃午饭是不可能的；在外面吃，钱又总不够。记得妈妈第一次塞给我两毛钱时她说：“小弟，我每天只能给你两毛钱。用这两毛钱，你可以吃两个肉，或者一碗素面。实在不饱你就去买一斤红薯吧。反正我只能给你两毛钱。”我很快就学会了管理自己的午饭。一般说我总是买一斤红薯果腹，因为两个肉实在无法打发我那总是饥肠辘辘的肚子。说到这儿，又有一段插曲：　　一次，一连三天家住学校附近的同学邀我到她家中去午餐。结果我手中突然有了六毛钱。惊喜之余，一个小小的计划“应运而生”。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尺粉红色的府绸，作了一条漂亮的手绢。我精心地用黑丝线沿上狗牙边，还绣上Mother's
Birthday 的字样。妈妈生日那天我喜盈盈地献上自己的礼物。妈妈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心里更是乐滋滋的。因为这是我从午餐里节约下来的呀!　　尽管妈妈为谋生四处奔波(后来又去川康农业学院兼英语课)，但她对我们的教育却从不放松。金陵女大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高等学校，不但文理科蜚声国内外，音乐系与体育系也办得十分出色，师资队伍强大。　　妈妈抓住了这个机遇。她为我在儿童音乐教育班报了名。每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到5时，我和另外四位小朋友就赶到金女大的琴房去上课。记得一位灰白头发的美籍教授Miss Sutherland 带着三位学生组成了教学小组。音乐课上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老师为小朋友们在钢琴上演奏各种西洋古典名曲，再介绍作者的生平与有趣的背景知识等。老师们和蔼的态度，美妙的音乐，加上轻言细语的讲解，使孩子们得到很大的美的享受。因此，再累、再饿，我也不愿错过一节课。我终身难忘这些老师，她们是在抗日战争时很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儿童教育尽心尽力的，而且分文不取。　　每星期的二、四下午4时到5时，妈妈又请体育系的蒋姐姐教我们舞蹈——各种基本功。老师循序渐进，耐心又严格。我们也能不顾疲劳与饥饿，勤学苦练。一年后姐姐和我已能跳出一番活泼潇洒，欢畅热烈的踢踏舞。记得1942年春季，成都市在少城公园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我和姐姐应邀表演了一场欢快的“西班牙舞”，博得满场热烈的掌声。于是两个小姐妹得意地再加演一次。会后主办单位的郭有守夫人还专程来拜望妈妈以示感谢，她十分称赞妈妈教育有方。我和姐姐听了暗自得意。终究，我们为妈妈争得了一份荣誉。要知道，当时两个孩子可是在半饥饿，又累又乏的情况下咬牙坚持下来的。我现在深切感到小学时代所受到的美育，对开阔胸襟，陶冶情操 ，甚至待人接物，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回想我在成都的小学生活，尽管有着日机的轰炸威胁，疾病的侵袭干拢——姐姐得过一次腥红热，我得过一次回归热——还有饥饿和疲劳，但它所包涵的丰富内容，绚丽多彩；它所给与的锻炼，扎实全面。我终身受益匪浅。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在成都的一段生活却永远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回忆起来津津有味。　　每一滴露珠都反射了太阳的光辉，我美好的童年是妈妈心血的结晶。妈妈是一棵参天大树，任风吹雨打，它屹然挺立。她那郁葱浓密的枝叶永远庇护着我们免受伤害；它脚下的沃土，永远滋润营养着我们，使我们茁壮成长。　　
　　九死一生——日机大轰炸　　在四十年代初期，日机轰炸是常有的事。每逢警报，我们母女三人就从华西坝“扶老携幼”随着人流往郊区走去。记得我们小学的远郊，有个地方长满了小树林，还有淙淙小溪与沼泽，离城很远。我们总是往那里躲。每当日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时，人们就匍伏在地，大气不敢出，暗自祈祷神灵保佑。远处的爆炸声令人撕心裂肝。　　最惨痛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1年春。那时一百多架日机来狂轰滥炸，不可计数的中国老百姓血肉横飞，丧生在日机的轰炸下。记得是个晴朗的星期天，警报突然拉响了。我们四人都在家，并没在意。但很急促地，紧急警报惨烈地响起。我们已来不及出城，就只好迅速地往学校后院深处走去。那里有个很简陋的防空洞，上面撑着一个大的藤箩架。妈妈平日总说，要是上面有什么砸下来，说不定还能抵挡一番。谁知我们刚走近藤箩架，日机的轰鸣声就已传来，还伴随着爆炸声，声声紧逼。我们已来不及进入防空洞，说时迟，那时快，妈妈一声“趴下，快!”我们四人就都趴下了。妈妈还居然在我们身上甩开了一条毛毯。只听见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在身边炸裂，还伴有阵阵瓦砾的倒塌声。然后逐渐地，飞机声、爆炸声由近而远，慢慢消失。几秒钟后，我听见左侧的哥哥在试探着喊：“妈!妈!”。妈妈在我的右侧，就宽慰地说：“我在这儿。没事!”我稍抬头张望一下，哇，眼前全是浓浓的黄尘与硝烟，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又伏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一阵凉风吹过，我们才翻身坐起。一见四周景色，全都惊呆了。藤萝架已倾倒一半，鸟儿也被打死就落在我们的毛毯上，对面房屋的边角也已震塌。哥哥和姐姐跑出去一看，说离我们十几米远，就是一个深深的大弹坑，旁边血迹斑斑，是看门老头的手臂被炸断了，血迹点点滴滴往前院延伸而去。　　我只记得妈妈说了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待一家人惊魂稍定就往前院居室走去。还好，四间房子完整无损，只是盖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这时，四处都是哭喊声，咒骂声，还有火光与浓烟。盐道街日机还留下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国民党的工兵正在设法运走。我们这时很担心城里亲友们的安全，但是毫无消息，也不敢出去打听。　　夜色降临。电断了，城市笼罩在一片凄惨恐怖和愤懑之中。暮色苍茫中突然听见大门口有妇女高呼：“君允!君允!”妈出去一看，只见Aunt Li风尘仆仆正伫立在校门口。此时相逢，两位老友相拥而泣，自是又惊又悲又喜。此情此景我犹历历在目。Aunt Li正由贵阳来成都办事，恰逢日机大轰炸。她赶至盐道街，却未卜凶吉，只得在校门口高呼妈的姓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大夫进得房来，和妈做了匆忙而又热烈的交谈。倾间，又从手提袋中取出一只信封交给妈妈“君允，这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请你收下。”多余的话她也没有，随即匆匆离去，身影正映着远处的火光。又是一位挚友在危险时刻为妈雪中送炭。　　这天我们全家九死一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逃出性命来，似乎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真如妈妈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胸中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越烧越旺。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这群狗强盗赶出去!　　　　出任家庭大使　　在成都的生活似乎越来越艰难了。　　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妈妈在金女大的微薄工资已很难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了。三个孩子都在成长发育，要吃，要穿，还要上学。钱从哪里来呢?妈妈奋力拚搏，又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代课，但所得无几，总是举步维艰，有时不得不去预支工资，或去借贷。一场严重的腥红热使姐姐的身体受到损害，好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后来我也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传染病院。每次都是妈妈课余往返奔波探望、照顾。妈妈真是太辛苦了!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岁，但由于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和巨大的体力消耗，平日有点好吃的她还总是照顾孩子们，妈妈已日渐憔悴消瘦。每当我躺在病床上搂住妈妈疲劳的身躯，总是百感交集。我多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呀!但我却无法表达。妈妈更是从未表现过悲观。她有过焦虑和烦躁——几乎没有一天她睁开眼睛不马上想到几件操心的事：柴米油盐、住房、交通等等，但我却从不见她悲观与消沉。她仍精神抖擞。事情来了，她总是沉着应战。　　我们在盐道街的住处是在师范学校内，以后国民党的通讯部队占用了校舍。大门口的岗哨对我们进出百般刁难。妈妈的医生朋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我看病，但岗哨阻拦不让进门达一个多小时。医生义愤填膺，主动为我们在成都东城租了几间房子。妈妈很感谢这位朋友，但房租却增加了，而且离工作地点与小学都更远了。生活益发不便。　　正在这山穷水尽之时，妈妈收到朱光潜5先生从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寄来的一封信。朱光潜先生与妈原来并不相识，我清楚记得信中他称妈为“君允夫人”并说武汉大学急需一位女教授负责全体女生的管理工作，又说：“深知夫人人品学识俱佳”，问询愿否出任此职并在英语系授课。子女读书也无问题。妈颇感意外，但稍加考虑后就果断地说：“去吧，呆在成都已很困难。换个地方，换个环境，也许能得些许改进呢?!”　　妈妈决心已下。但怎么走呢?盘缠钱从哪里来呢?她当时还比较腼腆，似乎无法向素昧平生的朱光潜先生开口。只是低头不语，心事重重。　　大病后，我在家休息了一段。在新的住地，我结识了一位新邻居。这是一位二十多岁还带些学生气的青年布匹商人。他姓陈，还未成家。陈先生人憨厚正派，也挺喜欢小孩；我们常交换书籍杂志看，有时也相互走动聊天。他不但对我友好，对妈妈也很尊重。最有趣的是：一次他带着我这位小朋友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应主人之邀，我即兴跳了一场欢快的踢踏舞，博得满场掌声。陈先生不曾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手，非常高兴。那天我们玩得很尽兴， 我和陈先生也更熟悉了。　　就在此时，我无意间说起我们可能要离开成都去乐山，妈妈要到武汉大学去教书了。成都物价高，房租贵，太困难了。他听后觉得很遗憾。好邻居要分别了。　　“什么时候走呢?”他问。　　“不知道。妈妈说没有盘缠钱呢。”　　“熊太太需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得回家问问妈妈。”　　回去后我把谈话内容告诉妈妈了。妈思忖了一下，就把所需的钱数告诉我了。但她很犹豫，接着说：　　“你不一定去跟陈先生说呀!我们和人家没什么交情，不便随意借钱。你叫我再想一想吧!”　　但是我不甘心。凭直觉，我觉得陈先生真心实意地想帮忙，也有实力帮忙。在我眼中，他在做生意，可比我们有钱多了。　　于是我就直截了当把妈说的数目告诉陈先生了。他听后很痛快地说：“你告诉熊太太，不用发愁，这点钱我可以借给你们。你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三个人实在太辛苦了。去乐山也许会好一些。”　　我跑回去又如实地向妈妈做了传达。妈妈马上说：　　“我自己去和他谈谈吧。我们可以先把爸爸的珍珠皮袄、狐皮大氅抵押给他”。　　就这样，妈妈和陈先生真的达成了协议。陈先生借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路费给妈妈。他热情客气地说：“熊太太，您先把钱拿去用吧。东西先放在我这里。将来您需要了，我再托人给您送去。”　　热心快肠，善良慷慨的陈先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却始终记得他。我更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特别是在那灾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期间，同情心与理解力，相互帮助，同舟共济，这种人类崇高的品质随时都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在我们四周，好人毕竟是多数。陈先生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