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文学上的“恶魔”
[摘要]他的一生是对艺术求索的一生，连婚姻和爱情也献给了极致的艺术追求。大师的姿态在于，能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发现暗藏的玄机。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他动用的是原始的感官，而非理性的思维。 “污秽出风雅，寒冷即风流。”谷崎润一郎，这位曾七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文豪在《阴翳礼赞》里这样写道。这句话可以窥见他一生的美学思想。在他之前，也许没有一个作家能将恶魔主义“以丑为美”的美学逻辑和唯美的浪漫主义结合到一起。其作品也影响了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人。谷崎润一郎（），日本近代小说家，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源氏物语》现代文译者，曾七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细雪》《刺青》《恶魔》《异端者的悲哀》《痴人之爱》等。他的一生是对艺术求索的一生，连婚姻和爱情也献给了极致的艺术追求。大师的姿态在于，能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发现暗藏的玄机。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他动用的是原始的感官，而非理性的思维。谷崎润一郎说丑是美的，阴翳是美的，感官和肉体是美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这些理念现在听来仍然具有反叛和先锋性，这位天才异端者颠覆既定的审美和道德规范，创造了一个独属于艺术的世界，他丝毫不掩饰那些无意识领域内的性和力，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日播出的一部被称为“亮瞎眼”、“毁三观”的日剧《贤者之爱》大火，这部剧的灵感正来自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女主人公真由子为了向夺走她的初恋情人的闺蜜复仇，将闺蜜和初恋的儿子从小调教成“自己喜欢的男性伴侣”。由中山美穗扮演的女主人公，少女时代就偷偷地陶醉于小说《痴人之爱》中，并且效仿。这部荒诞不经、邪恶又唯美的小说，正是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有人将川端康成称为“冷艳文士”，将三岛由纪夫称为“怪异鬼才”，而谷崎润一郎则被冠以“异端者”的称号，他自己写过一篇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一代文豪谷崎润一郎形成了独异的审美风格，崇拜女性、重视官能刺激，被誉为是日本的“波德莱尔”。早期尊崇怪异的美学，中期推崇新浪漫主义，后期回归古典。翻译家叶渭渠先生对他有这样的概括：谷崎一生有多“魔”，文学上的“恶魔”，生活上的“色魔”，还有“食魔”、“搬家魔”。他自己则表示，“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因臆病而刁横的我，不能一来就继续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迄今往往走在歧路上。”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说：“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永井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刺青》《恶魔》等都是名篇，可以看出他的特色”。女性崇拜“没有我崇拜的高贵女性，我就难以创作”这位异端者的幼年并不如意。1886年的夏天，谷崎出生在东京日本桥区蛎壳町一个酷热的土仓库里。祖父是商业街的“江户儿”，从他那里家族开始发际繁荣，所以谷崎小时候过了一段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很早就显示出早熟和对文学的天分，8岁时，能写出一首韵律规整的五言绝句，很受老师赏识。因为父亲经营印刷厂无方，家道中落，生活贫穷，谷崎在上高小时就面临着失学的困境，在他人生中的一位重要老师稻叶清吉的帮助下，才勉强读完小学课程。但是，父亲却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求学之路，想让他去从商或者是当军人，但是这两者又是谷崎所不愿意的，父子矛盾频发。所以，对于父亲，谷崎的一生都有难言的情感。以后的文章中也很少提及父亲。没有继续读中学，他开始半工半读，走读两所私塾，其中，秋香塾的老汉学家贯轮吉五郎给了他很多的汉学熏陶。谷崎在《我的家谱》中这样平实地记录道，“父亲是一介平民，为人认真、朴实、循规蹈矩。母亲也很平实、朴素，少女时代生活富足，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他的父亲耿直不免粗暴，母亲却某些程度上教他识字读书。《贤者之爱》剧照。他最初的女性崇拜情结就源于母亲。在晚年作品中，回忆起母亲洁白肉感的大腿，圆润的脚趾，芳香飘荡的双乳。后来母亲患病全身浮肿，以丑陋的面目死去。这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丑和美在谷崎这里有了模糊的定义和自己的独有认知，甚至发展到后来彻底地追求恶。母亲去世的这种极致的悲伤，让他写出了《恋母记》《刈芦》。母亲是崇高的，但是在另一层面，她也影响了谷崎的写作中很早就开始重视官能感受。对肉体肌肤的迷恋和对情感精神上的依赖与追求，在谷崎看来是一体的。谷崎的处女作《刺青》，如他所说，是将头脑里发酵的怪异噩梦作为素材的、甘美而芬芳的艺术。这也是他创造的独特的唯美主义。小说写了刺青师用尽心力在一个美女的光滑细嫩的背部肌肤上，用针刺出女郎蜘蛛图案。姑娘因为肉体的疼痛涌现出快感，刺青师因为这种快感而达到快感。除此之外，《富美子的脚》《饶太郎》和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也是这一类的代表。不仅在小说中，种种背德的爱也延续到他的真实生活里。谈论谷崎的艺术，从来避免不了他的情感和婚姻经历。谷崎对女性有着执着的偏好，他的心中总是存在着一个超越的“永恒的女性”，“女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玩具。”谷崎甚至在信中写道，“没有我崇拜的高贵女性，我就难以创作。”《麒麟》中，卫灵公对南子的迷恋，《春琴抄》里，男徒弟佐助对女琴师春琴的极端痴迷到刺瞎自己的双眼。男性始终匍匐在女性的脚下。同时，这里又暗含着他早期“美都是强者，丑都是弱者”的逻辑。为了艺术，谷崎不断地寻找新的能带来灵感的女性。在《倚松庵随笔》中，谷崎毫不讳言：“艺术家虽然会不断梦见自己憧憬的、远比自己高超的女性，然而当她成为自己的妻子以后，一般的女子就会好像剥掉了那层镀金。完全成为比丈夫平凡得多的女子。因此，不觉间他又要寻求另外的新的女子了。”《刺青》1966年版海报艺术至上“结婚，终究也是为了深化艺术”“我的大部分生活，是完全为我的艺术而努力的。我的结婚，终究也是为了更好地深化我的艺术。”这是谷崎真实而严酷的人生信条。他的创作和情感的起伏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说，他的生活践行着艺术的准则。他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并格外地坦诚，“自己生来便有着病态的性欲”，“为了充实自己的快乐而和女人谈恋爱”。他也忏悔，认为普通地玩女人，是不能深刻认识女人的。当他走进婚姻，却又时刻感受到桎梏。他承认灵与肉的分离，并且努力尝试调和。他的初恋是一位叫福子的姑娘，是青少年时期当学仆认识的一位侍女，后来福子生病去世，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小说《死火山》就是写这场夭折的初恋。第一任妻子石川千代，温柔贤淑，然而婚后不久，谷崎就有了悲伤的抑郁的情绪。“处女中光彩照人的美人，多数在结婚不久，她的美就会犹如梦幻一样消失了。”他转而又恋上了千代17岁的妹妹静子，在静子对其冷落离他而去的时候，他遭受情感的失落和创伤。谷崎润一郎与第一任夫人石川千代文坛从来不缺乏情感风流逸事，而像谷崎这样引起这么大轰动、媒体争相报道的是极少数，这便是著名的“小田原事件”。1919年12月，谷崎迁居神奈川县小田原町。作家佐藤春夫与千代产生了感情，没想到谷崎竟然先提出“让妻”，“最初的动机，是她的存在妨碍我的恋爱生活”，“她是可怜的，愿你能给她幸福。”媒体的大肆宣扬，将这三人置于风口浪尖上，指责他们有伤风化，当事人苦不堪言，身心俱损。第二段婚姻，时年52岁的谷崎与25岁的当谷崎私人秘书的古川丁未子相恋并结婚，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恋上了在学生年代就已见过一面的，如今已是根津清太郎夫人的根津松子，当时松子夫妇的感情也已濒临破裂。新妻丁未子也颇为洒脱，愿意成全谷崎的艺术而退出。和谷崎结了婚又怀孕的松子，为了维护这个艺术之家，在他的千般劝说下，做了人工流产，拿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也一直无子，这段婚姻较为平稳，直到谷崎度过晚年。谷崎润一郎与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松子。回归古典“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在追求女性的道路上，谷崎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明治以来,日本文学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起初，同所有接受新思潮的年轻人、有志的文学青年一样，西方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彼岸似的存在，谷崎将他艺术追求的出路定位于西方。“恋爱的解放”、“性欲的解放”对谷崎的吸引力是颇为强大的。他甚至想将西方的女子的仪态、表情、步法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小说《饶太郎》中的艺术青年饶太郎感叹，“啊，我想去西方呀！”并且感叹自己出生的不幸，“在只有这样矮小身体、这样朦胧色彩和肤浅色彩的日本，怎能产生优秀的艺术！”这一时期谷崎家的住房、家具，日常生活方式都是学习西方。《金色之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地震，谷崎迁居关西，这是他生活和创作风格转换的分水岭。关西的悠久历史、淳朴的民风民俗、秀丽山川无时无刻不触动着谷崎。他心目中幼时古典的梦又一次生发出灼灼的色彩。在开始创作《痴人之爱》时，他已经有了反思意识，认识到“排斥本国传统文化是危险的”。1928年，他创作的《卍》《各有所好》皆以关西为背景，并且采用关西语，向日本古典情趣回归。关西歌舞伎、木偶净琉璃、谣曲、谣歌，乡村的农舍、商店民房，在谷崎眼中充满着宁静、古老又多情的意味。《细雪》作者：谷崎润一郎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4月其间，他还有部重要的文艺随笔《阴翳礼赞》，呼唤东方古典和传统。《吉野葛》《春琴抄》达到成熟，《细雪》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也是谷崎文学创作的巅峰。他的东方之梦和对古老中国的向往，曾让他往返于中国，但是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农民困苦的生活，帝国侵略的压迫让这个梦破碎了。谷崎更加坚定了回归日本古典传统的道路，躲在自己的艺术世界。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军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下，不少作家都加入了“笔杆子部队”，谷崎对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始终避免卷入，但是他小心翼翼写作的《细雪》也受到了“谈话”，他只有将它置于箱底。晚年他还完成了《少将滋干之母》《钥匙》，以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疯癫老人日记》，叶渭渠谓“一篇地地道道的色情受虐狂自白书”，并且认为，这“是作家多年以来苦于病痛的心理上的阴翳的折射，也是他追求瞬间的感觉、受压抑的官能享受，以及虚无颓废情绪的一种必然发展”。其间，谷崎的孤独历历可见。1965年，谷崎因病和嗜食去世，根据遗言，墓碑上刻了一个他生前亲手写的“寂”字。谷崎润一郎墓地。圆桌会新京报：谷崎润一郎被认为是日本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唯美派的主要艺术特点是什么？是否是对西方唯美主义的一种接续？施小炜（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主任、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谷崎润一郎被认为是唯美派，因为他年轻时所写小说的风格，跟当时占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截然相反。自然主义求真，力图还原人性中的一切，不回避丑恶的部分，如实地写出来。而唯美主义求美，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美。谷崎润一郎受到东西方唯美主义的共同影响，包括法国的波德莱尔、英国的王尔德和日本的永井荷风等人，他力图从丑和恶中同样寻出美来，上升为一种新的美学。当时的日本妇女地位不高，但是谷崎润一郎大力赞美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美好的，甚至包括她们的唾液、脚趾。他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一下就对日本文坛造成冲击，因为他写出了不曾有人写过的东西。永井荷风评价他的处女作《刺青》：“谷崎润一郎成功地开拓出一片谁也没能插手，或者说谁也不曾想插手的艺术领域。”随后，《中央公论》这本日本文坛最权威的杂志，又接连刊登了谷崎润一郎的《秘密》和《恶魔》，“恶魔派”的称号也就此诞生。新京报：唯美是对美的极致追求，但谷崎润一郎所耽之美主要限于女性的感官美，只要女性有美的容颜，便会受到男性追慕，至于女性是否有良好的思想品行则一概不论。有人因此说，谷崎润一郎的作品缺少思想性，很肤浅，你如何看待？施小炜：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主人公都不是知性的，没有很深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描写对象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不能因此说他的作品没有思想性，文学作品并非要刻画一位思想家才算有思想，写一个白痴同样可以表现出思想来。相反，在我看来，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有非同寻常思想的作家，他对女性大胆而反传统的描写，他对延续几千年的道统的反叛，都体现出他思想的深度。对女性美的描写，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也有，但大多存在于世俗小说中，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谷崎把它上升到新的艺术高度，进入主流文坛。他对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伦理道德进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都体现出他的思想性和批判性。《阴翳礼赞》作者：谷崎润一郎译者：陈德文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月新京报：谷崎润一郎重视日本古典文学，也写过很多历史小说，他的美学思想是否可以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日本的唯美主义确实有自己特殊的源头，即江户时代的“意气美学”，其核心就是以人的身体为描写和审美对象。江户时代，市井通俗小说发展到滑稽本、人情本，人们在对男女交往的评价用语中提炼出“意气”一词，用来对两性交往中肉体和精神价值进行美学评判，它的基本结构由媚态、傲气和谛观组成。媚态即男女交往之初互相释放吸引力，从而相互接近；在接近过程中产生傲气，受到阻碍，虽然美感依然存在，但有意无意地会放缓步伐；当真正结婚以后，美感可能丧失殆尽，这就需要谛观，就是男女双方充分认识到人性的泛爱，不再以婚嫁为目的，不对对方做道德上的要求评价，不把对方据为己有、限制对方的行为，重新回归纯粹感性的层面，建立起一种亲密有间的、无功利的、纯审美的关系，从而达到美学上的审美距离和审美无功利性。谷崎润一郎继承了这种传统，他的很多小说也都是以江户时代为背景。日本文学家对男女情爱心理做了大量探索，比如，圆地文子写的一部小说，讲的就是一位“意气”的女性，帮助丈夫与他失散20年的恋人见面，为了让昔日恋人对丈夫有好感，为其精心打扮，把他送到旅馆跟恋人约会。这种事情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但日本人却认为这是意气之美，比较欣赏这种潇洒的人生态度。新京报：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提出，美存在于薄暗微茫的光线里，没有暗淡作为条件，许多事物便无法呈现其美，究竟何为阴翳之美？阴翳美学是否为东方人所独有？陈德文（日本文学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所谓阴翳之美，就是事物的阴影或林木的幽暗，给予人的一种美的感觉。“阴翳”的“翳”字，本义是物体遮挡太阳形成的暗影。阴翳使人变得心地沉静，具有隐蔽的安全感；幽寂令人陷入冥想，从而产生一种无常、寂寥与哀怨的美感。“阴翳之美”并非东方人所独有，西洋文化中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莎士比亚戏剧悲喜剧，都具有这方面的美学要素。只不过东方文化更凸显了这一点而已。“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方面的诗文数不胜数。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朦胧与阴翳之美。现代日本社会，不乏反科学、反文明的人士，如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在他们眼中，科学技术摧残了自然与四季中的审美情趣，使得人们生活在单调、粗暴而急迫的环境之中。辉煌的灯火，赶走了黑夜，泯灭了黑夜的美学价值。四季恒温的房间，驱除了冬寒夏暑，同时也淡化了火钵、炬燵（被炉）以及蚊帐、团扇等季节性的美的载体。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1-03版。作者：徐学勤、时令；编辑：徐学勤、李佳钰、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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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翻译与接受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最有名的代表作家。与永井荷风、木下t太郎和佐藤春夫相比较而言，谷崎润一郎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凭借其“绚烂而豪华的作品、多彩而华丽的文笔”以及其“不畏流于俗套去表现日本大正的传统美”的勇气，构建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实现了作者对官能性欲最高境界的追求，推动了日本唯美主义的发展，被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评价为“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没有比谷崎润一郎更配被称为文豪的作家了。”[1]正因为如此，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历来就受到日本国内文坛的关注，并且涌现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如野村尚吾、吉田精一、中村光夫等。他们或就其创作中的审丑艺术加以肯定，或就其女性意识加以评点，或就其颓废加以赞誉。总之，谷崎润一郎因被日本评论家称其为“恶魔主义”作家而在日本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除了日本之外，西方和中国也对这位唯美主义大师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例如，西方研究谷崎润一郎的专家有爱德华?赛登斯特卡、达苏克?尼西哈瑞、苏珊?内贝尔和肯?K?埃杜等等。他们或借助东方主义理论解读其文学作品，或利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其文学的整体特性，或借用女性主义理论阐述其文学的男权意识等等。那么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怎么样呢？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还不够，仅有两篇有关论文加以分析。他们或立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察谷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或以《细雪》为例分析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虽不乏新意，但视野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坛，对现代文坛着笔太少。这不利于我们追根溯源，梳理其传播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结合中日文学交流史的相关知识，试从中国现代文坛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一般而言，1928年至1937年是我国对日本唯美主义作家、作品译介的第一个高峰阶段。单就谷崎润一郎来说，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他的作品或作品集就多达十几种版本。现就手头已有资料，将之罗列如下：杨骚译长篇小说《痴人之爱》（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2月）；章克标译《谷崎润一郎集》（开明书局，1929年1月，内收译者《序》、《刺青》、《麒麟》、《恶魔》、《二沙弥》、《富美子的脚》和《续恶魔》）；章克标译中篇小说《杀艳》（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查士元译长篇小说《恶魔》（华通书局，1930年，内收译者《序》，另收《少年》、《谷崎润一郎访问记》、《两个幼儿》和作者年表）；白欧译《富美子的脚》（上海晓星书店，1931年）；李漱泉译《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陆少懿译《春琴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当然与同时期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相比，谷崎的作品被翻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谷崎润一郎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译介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一时期除了翻译其作品之外，还有人开始对其进行专评、专论。如李漱泉在自己的译著中为谷崎润一郎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评论文章。杨骚、章克标和查士元也为谷崎润一郎写过专门的评论性文章。如章克标在其《谷崎润一郎集?序》中写道：“他（谷崎润一郎）是极端的美的追求者，决不能满足于平凡的美的憧憬，即使是同样的美，他也要求那异常的非凡的，不是生活表面所能常见的美……一种怪诞的美。”[2]日，作为当时文坛极有声誉的刊物――《小说月报》在第20卷第7号上刊载的三人画像中就有谷崎润一郎的画像。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许多作家已弃笔从戎，走出象牙塔，走向抗战前线。因此，他们抛弃了昔日高扬个性精神的唯美主义，转向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个时期仍有日本唯美作品在华的译介。如三通书局推出的三通小丛书中就收集了章克标翻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1941)、《人面疮》(1941)和《富美子的脚》(1943)，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革命现实主义相比，它犹如轻风拂水，形成不了气候。人民战争爆发后，其译介在中国文坛彻底消亡了。&&&&通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这便是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兴盛于1928年。而1928年恰好又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入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年。众所周知，中国左翼文学是强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它极力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而，它与倡导个性主义、颓废享乐主义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关注呢？我们认为导致两者共时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四点。首先，中国左翼文学具有明显的偏执色彩。作为左翼文学的先驱者和提倡者，无论是蒋光慈、李初梨还是钱杏，他们在树立革命文学大旗的时候都表现出浓郁的浮躁情绪和唯我独尊的气势。在他们看来，要创立中国的革命文学就必须快速超越当时文坛所出现的种种文学流派，以不可一世的霸气来获取中心话语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全面彻底地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资深作家；一方面，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发表十分激进的文学主张。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宣传煽动的效果。宣传煽动的效果愈大，那么，这无产阶级艺术价值亦愈高。”[3]他们一致认为文学就是宣传，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将文学的阶级性完全绝对化。然而正是这种绝对化使左翼文学具有了明显的偏执色彩。王向远先生对此认为：“其（左翼文学）思想上的狂热偏激，风格上的浮躁凌厉，行为上的浪漫不羁，对既成文坛的恣意挑战，向往革命而又忘情于性爱，都与唯美主义的标新立异、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爱情至上有很大程度的相通和相似。”[4]76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相似之点为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仍处于西方唯美主义译介和传播的兴盛时期。20年代前期出现的“王尔德热”并未降温。仅1928年有关王尔德的译介就不少。小说方面，就有杜衡译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金屋书店，1928年9月）；曾虚白编译的短篇小说集《鬼》（真美善书店，1928年4月）。散文诗方面，有徐葆冰译的《行善者》和《门徒》（日《大江月刊》第3期）；曾虚白译王尔德散文诗一组（日《真美善》第1卷第7号）。文论方面，有林语堂分五次节译的《批评艺术》（其中《论静思与空谈》和《论创造与批评》分别载于日《语丝》第4卷第13期和日《语丝》第4卷第18期）；震瀛译的《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受通书店，1928年）。关于王尔德的评论性文章也有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收入《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梁实秋与田汉之间关于王尔德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论争也随之引起了国内文坛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关注。作为日本唯美主义大师，谷崎润一郎理所当然也被列为关注的对象。再次，时代环境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处于最动乱的年代。从“五卅”惨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再到“七?一五”大屠杀，整个中国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随着“五?四”新文化高潮的过去，许多社会青年还未来得及呐喊几声，就被黑暗的社会现实残酷的扼杀。因而，他们中许多人在这个“王纲解纽的时代”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之中。“苦闷”与“彷徨”也随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病”。“残酷的中国现代史的血腥斗争和内忧外患，很快就打碎了年轻人那种温情脉脉的人生探索和多愁善感。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很快就舍弃天真的纯朴和自我的悲观，无论是博爱的幻想、哲理的追求、朦胧的憧憬、狂暴的呼喊……，都显得幼稚和空洞。”[5]这一时期，他们能做的就是在黑暗和凶残的社会中品尝浓黑的悲凉。正如茅盾在评论庐隐的创作时说的那样，“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已成为了主调，她和冰心差不多……所有人物几乎全是一些苦闷的徘徊者，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人物中的一个说‘我心彷徨很啊！往哪条路上去呢？’”[6]。好一个我心彷徨很啊！这种无奈却又急切的呼喊声，不正是当时时代风貌的真实缩影吗？不正是当时社会青年心态的真实写照吗？他们在苦闷、彷徨和惶恐中呈现出一种唯美的心态。创造社核心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目的和功利问题方面，就表现出这种唯美的心态。他认为：“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7]创造社的其他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和田汉等人也都流露出相似的心态。宣扬艺术至上的谷崎润一郎自然就会被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青年所青睐。李漱泉就曾表白：自己在1931年春秋之交颠沛流离，“不曾有过十天以上的宁日”，许多朋友都担心他要走向“破灭之渊，莫可挽救”了。而在这种困苦的境况下，“留在我行箧里的而且与我朝夕相对的，既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也不是《列宁全集》，却偏是几个唯美作家的小说诗歌。”[8]杨骚在《痴人之爱?序》中也谈到自己是“老在米瓮中翻筋斗”[9]的窘况下译完《痴人之爱》的。总而言之，20年代中国这种特殊的时代环境为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的译介奠定了土壤和温床。最后，文化环境的影响。“五?四”时期，外来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唯美主义作为“新浪漫主义”的一支，也逐渐被国人认识和接受。虽然中国现代文坛并没有因此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唯美主义创作流派，也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大师。但是在“五?四”前后中国现代文坛的确出现过一阵唯美主义热潮。当时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许多文学流派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唯美主义情调。如浅草――沉钟社、绿社、弥洒社、新月社、狮吼社、前期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唯美倾向。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唯美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它始终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是它的存在和影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人沈雁冰就对此发表过意见。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产生最多而且最易产生的，怕是王尔德一流的人吧！”[10]当代学者陈泓先生在《日本唯美主义在中国：从引进到流失――以谷崎润一郎为中心》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方面始终没有‘平行地’存在过即使是最低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流派或作家”[11]。这个结论在现在看来是不科学的。日本唯美主义作家是极力推崇美的。正如日本文学史家中村新太郎所言，“他们企图通过自己锐敏的神经和感觉，创造一个美的世界。自己陶醉于其中；他们的文章华丽，他们是一群拜倒在艺术之神脚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12]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文坛所出现的那些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也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似性为稍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华的译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一大批留日学者和作家纷纷回国，他们不仅带回了新的思想，而且也将日本文学带回了中国。尤其是大正年间走红的谷崎润一郎受到章克标、藤固、李漱泉等人的欢迎，他们借助自身良好的日语功底将其作品翻译过来，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翻译谷崎润一郎的小高潮。总之，正是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中国获得了一席之地。这种译介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学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二&&&&前文我们借助史料分析了谷崎润一郎及其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翻译情况，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原因。那么，谷崎润一郎及其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坛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接受史。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对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接受史介绍的内容太贫乏，甚至有的一笔带过，或忽略不计。因此，为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补充前期创造社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论述。&&&&前期创造社是在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下成立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均受到其影响。创造社作家陶晶孙就说过：“创造社的新浪漫主义是产生在日本，移植到中国的。”[13]周作人在其散文《冬天的蝇》中也写道：“我认为谷崎润一郎有如郭沫若。”[14]创造社作家田汉自己也承认：“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15]那么，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究竟如何影响他们？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王向远先生说过：“日本唯美主义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常常处于和其它思想流派的影响混合交融、难分难辨的复杂状态中。”[4]79前期创造社诸作家也是这样。郭沫若在接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的同时，更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他深受康德和席勒的“游戏说”影响是众所周知的。郁达夫受王尔德的影响也是如此。除他们之外，田汉可谓是创造社中受唯美主义影响最深的作家。他本人曾直言不讳地公开承认自己早期深受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甚至自己还因此“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歧途。”[16]然而，田汉接受的唯美主义不仅来自日本，而且还来自欧美。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他曾经与创造社同仁一起阅读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的作品。由此可见，无论是郭沫若、郁达夫，还是田汉，他们的文艺思想都是极其复杂的。面对这种难分难辨的复杂状态，我们将以小说为中心来探讨谷崎润一郎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首先是郁达夫。年近10年的留日生活，使郁达夫熟知了日本文化和文学。当然，郁达夫除了受佐藤春夫的影响之外，还受日本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就曾以知情人身份指出：“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他（郁达夫）阅读的也不少，其中，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人的小说是他比较喜欢的。”[17]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家永井荷风认为：“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文坛，到今日为止，是谷崎润一郎成功地开拓了没有任何人敢动的艺术的一个方面，其作品最大特点之一是：由于肉体的恐怖，产生出神秘幽谷。”[18]谷崎润一郎正是以这种“肉体的恐怖”的文学风格在当时日本获得了“恶魔主义”作家的称号。他对郁达夫的影响也着实体现在“恶魔主义”倾向上。&&&&那么何谓“恶魔主义”？要给这个名词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确有很大难度。不过，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第一，注重官能刺激；第二，追寻病态的肉欲；第三，寻求自我虐待的快感。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几乎都体现了以上三个特征。谷崎润一郎是一个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世界上最美的是女人，而女人的美丽完全在于她的肉体，而不在于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所谓思想，无论多么高兴也是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所以其中最美丽的东西就是人的肉体。”“渴望某种美丽的女人的肉体，只不过像吃美食穿衣一样，是官能的快乐而已，而决不是以对象的人格，对象的精神作为爱的目标。”[19]因此，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往往侧重于女性躯体美的崇拜。如《春琴抄》中的佐助，为了获得美丽而又冷酷的女琴师，为了能使自己在记忆中永保春琴美丽的形象，不惜用针刺瞎自己的双眼。《痴人的爱》中的河合让治也是如此。面对美丽的直美，即使自己曾为她的淫乱生活万分苦恼，甚至多次打算将之赶出家门，但最终因自己无法摆脱其肉体之美的诱惑，而拜倒其脚下。这种对女性肉体之美的迷恋，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银灰色的死》中的丫君，整日梦想着女人迷人的身段。《迷羊》中的王介成，因迷恋风情万种的女子谢月英，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整日守在妓院。为取悦谢月英，王介成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名誉。最后，当谢月英离他而去之后，他仍四处打听其下落，尽管依旧无望。小说结尾处写道：“我觉得危险，想叫一声又叫不出来，舌头也硬结住了。我想动一动，然而肢体也不听我的命令。”这种对女性肉体之美的崇拜，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似有异曲同工之处。&&&&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在表现对女性肉体美的崇拜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变态的性心理。这种性心理主要以“施虐狂”、“恋物癖”等形式呈现出来。在他的小说里面时常有主人公因受女人虐待而获得变态快感的描写。如《饶太郎》中的主人公饶太郎就是一个“受虐狂”。他自己坦率地承认“我这个人，与其被女人爱，不如被女人折磨，更感到快活。被你这样的女子拳打脚踹，任意摆布，比什么都让我高兴。”郁达夫的小说也有这样的描写。如小说《过去》的主人公李白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受虐狂”：“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了她那只肥嫩的手，啪啪地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只尖长的皮鞋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地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此外，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主义”还体现在“恋物癖”这个方面。在长篇小说《恶魔》中，谷崎润一郎描写了主人公因恋上表妹照子，将照子感冒时揩鼻涕用的手帕，悄悄带入学校，并躲在厕所或草丛中，“像野兽吃人似的”舔着沾在手帕上的鼻涕。这种“恋物癖”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有体现。如《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小说描写他因性苦闷而产生“恋物癖”的心理。在得到一位女人使用过的手帕和针之后，于质夫便“幽幽的回到房里，闩上了房门，他马上把骗来的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然后对着镜子用那根针朝脸上猛刺。“他用了那手帕之后，看见镜子里的脸上出现了一颗圆润的血珠。对着镜子的脸上的血珠，看着手帕上的猩红的血迹，闻闻那用旧的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全身都浸遍了。”通过上述分析，谷崎润一郎对女性肉体之美的崇拜，对“恋物癖”和“虐待狂”的描写都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有重大影响。&&&&其次是郭沫若。郭沫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远没有郁达夫那般深厚。前文说过郭沫若在艺术的功利性和目的性问题上所持唯美主义观点其实是西方唯美主义观点的转化。当然这并不意味郭沫若就不曾受到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郭沫若年留学日本。当他回国创办了《创造》季刊的时候，陶晶孙问他采用什么方针来创办时，郭沫若曾经直言不讳地答道用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在日本其实就是唯美主义。因为日本唯美作家们如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就曾标榜自己是新浪漫主义。郭沫若不仅喜欢读他们的作品，而且同他们还有交往。1926年，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事后，在他写的《上海交游记》中，谷崎润一郎就提到自己与郭沫若相见的情况，并承认两者建立了密切关系[20]。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其早期文学创作也深受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经说过，在他的青春时期，他时常将自己的情思寄托于“幻美的追求，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21]应该说，郭沫若这种文学观念与谷崎润一郎所提出的尊重异国情调和追求江户情调的观念是极为相似的。&&&&最能体现郭沫若唯美思想的作品有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和未能发表的小说《骷髅》。我们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分析，主要在于它们都集中体现了郭沫若以丑为美的恶魔色彩和强烈的官能刺激。《骷髅》是他最早的一部小说。由于充满颓废、恶魔倾向，被退稿。不久，他将其付之一炬。因此，关于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我们现在只能根据郭沫若《创作十年》中的相关记录知道其梗概。小说描写了一个渔夫为衷情于情人，不惜将她的尸体搬运到船上，并且寸步不离，直到尸体腐烂。作者在描写渔夫等待的过程中夹杂了不少渔夫企图奸尸的种种幻想。虽然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谷崎氏恶魔气味是十分浓郁的。《喀尔美萝姑娘》是一部充盈官能刺激的小说。小说有这么一段赤裸裸的官能描写。“假如我是医生，我可以替她看病，……我将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双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牙，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整个小说就是从官能的角度来表现主人公对喀尔美萝姑娘的赤裸裸的欲望。这种注重官能刺激和以丑为美的恶魔主义在谷崎氏的小说里面时常可见。例如他早期的代表作品《纹身》就表现了这种特点。小说以纹身师吉清在一位少女身上刺青的经过为线索，通过描写吉清的变态心理，流露出浓郁的官能刺激和恶魔倾向。小说企图在丑陋、颓废和怪诞中寻求唯美。“每当他把针刺入人的肌肤，一般的人都不堪忍受那凝结着鲜血而鼓胀起来的皮肤之痛而发出呻吟，然而这种呻吟越大，他越是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这种赤裸裸的官能快感与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中那段精彩的描写如出一辙！&&&&最后是田汉。年田汉留学日本。在日本求学的这段时间里，田汉先后加入了“少年国学会”和“创造社”，并分别在《少年中国》和《创造》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留日期间，田汉深受日本新浪漫主义（即日本唯美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他广泛阅读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一方面与谷崎润一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田汉用日文撰写的《上海通信》一文中，田汉的好友村松梢风证实了田汉与佐藤春夫的关系。与此同时，这封信也证实了他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现也引用一段加以证明：“谷崎润一郎先生来上海旅游时，始终同我们在一起游玩。初次见面的晚上，我同郭沫若兄与谷崎先生一起到谷崎先生居住的一品香旅馆长谈。谷崎氏的中国观非常庸俗，与日本实业家和众议员们没有多大区别，我和郭沫若先生都感到失望。可是消寒会以后，与谷崎氏接近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也逐渐地发现了谷崎先生特有的风格和趣味。一月之后已经完全喜欢谷崎先生了。”[22]日载于《良友》画报第19期上的《日本印象记》提到了田汉出访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访谷崎润一郎。随后载于1928年《南国》第5期上的《给谷崎润一郎的信》一文中田汉又详细记录了他拜访谷崎氏的情况。对于1926年谷崎氏访华一事，谷崎氏在《上海交游记》（载于1926年8月《女性》第10卷第2期）中已有论述。之前，谷崎润一郎在《上海见闻录》（载于1926年5月《文艺春秋》第4卷第5期）中记录一件轶事。事情情节大致如下：一天晚上一起去“新六三”喝酒时，我说了一句“やに下る”（洋洋自得）这样的话，坐在旁边生长在长崎的艺人和室外的日本人诸氏大概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有人甚至认为这句话是“下野”之意。可是田汉君不仅完全知道，而且还记得这句话是我的旧作《THE AFFAIR OF TWO WATCHESE》中的一句，连我自己都已忘记了，真是令人吃惊。&&&&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田汉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笃厚。1934年，田汉曾以李漱泉的笔名翻译了谷崎氏的作品集《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被誉为是当时中国文坛译介谷崎氏的重要成果之一。田汉自己曾坦言：“我个人长期受日本谷崎润一郎的影响。”[23]这一点在他的独幕剧《古潭的声音》表现尤其突出。该剧剧情大致如下：在幽僻的古潭的高楼上，居住着一位诗人及母亲和一个舞女。主人公诗人一心想通过艺术化的生活将自己和他人从苦难的现实世界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从红尘之中挽救了一位舞女美瑛，并将之置于高楼。可谁知这位舞女深受象征着寂寞精神的古潭的诱惑，置诗人不顾而毅然跃入古潭。为了复仇，恼羞成怒的诗人也随之跃入古潭。他的母亲虽然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最后诗人的母亲在听到“扑通”一声后，不禁道一声“也好”，全剧就此结束。剧中，田汉通过描写入潭一瞬的感触抒发了自己对艺术之美的向往和追求。那么，谷崎润一郎的影响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认为剧作在男女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谷崎氏的影响。在谷崎润一郎的笔下，男主人公一般都痴迷于女主人公。如《痴人之爱》中河合让治对直美的疯狂，《麒麟》中卫灵公对南子的迷恋以及《春琴抄》里面佐助对春琴的痴情都表现了这种特点。田汉在《古潭的声音》创作过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处理方法。诗人虽扬言要挽救舞女美瑛，让她从红尘中解脱出来，但在挽救的过程中，自己已经被美瑛的姿色深深吸引。当母亲以母亲之情劝慰他时，他竟毫不犹豫地说：“娘啊，你叫我怎不想她呢？娘给了我生命，可是我把我的生命给了她了。”多么痴迷的表白！正是这种痴迷使诗人在得知舞女跃潭之后，也狠心抛下母亲，追随而去。诗人的所作所为与河合让治、佐助、卫灵是如此相似！除了戏剧创作受谷崎润一郎影响之外，田汉的小说创作也有他的影子。1927年田汉发表了小说《银色的梦》，当主人公谈及电影艺术时，就多次引用了谷崎润一郎在《艺术家一言》和《电影之现在及将来》中与之相关的观点，并且还不时流露出对他的倾慕之情。&&&&郭沫若曾在说明创造社性质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个小社（创造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24]正是基于内心的要求，基于相同的留日背景，基于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明或隐地体现了唯美主义的倾向。当然，在这种倾向，除了郁达夫、郭沫若和田汉表现集中外，还在其他创造社成员，如陶晶孙、郑伯奇、成仿吾等人。&&&&综上所述，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不仅在中国文坛留下了足迹，而且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有关他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关注的话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弥补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的某些不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往往侧重于他的小说，对他的散文、文论的译介和接受还不够。令人欣慰的是有关此课题的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的重大突破，为我们研究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我们深信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世界文坛一颗璀璨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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