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节：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一)曾国藩，我们一直眼红的时代人物
嘉庆十六年的秋天比夏天多了一个曾国藩。
这个人物，五岁上了学，二十三岁成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举。
从这一段人生历程看，他虽然能对住自己那小地主阶级的出身，却也不算有什么大出息。
又过四年，他拿到了道光帝同进士出身的文凭。赐同进士出身，在上流社会是并不光彩的。据说，有一次曾国藩去看左宗棠，见左宗棠正在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给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
但是，曾的科名虽然在进士中比较排后，但确确实实地是资格货，是考场之中拿笔杆子得来的，含金量与那些“恩封”“功封”“纳捐”之流不可同日而语。
这来自于他的勤奋刻苦。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他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好在父亲表示全力支持，只希望儿子能扎扎实实地把它研读完毕。曾国藩为了报答父亲的支持，特意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不仅把这部二十三史读完，把每日点十页史书的读书习惯保持了下来，而且也养成了对古文与历史的爱好。通读二十三史，是曾国藩金榜题名的基础，当然，也是他以后学术研究与治理国家的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阅读历史书籍具有很大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话说进士学位到手后，他做了个舒舒服服的小文官，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饮水思源，这机会可都是科举来的。曾国藩对老祖宗孔子的感情既朴素又刻骨铭心。
一直没什么沧海横流显身手的机会，他终日只是忙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搞搞写作，甚至给皇上写主张反腐败的信，再就是交交朋友，致力于人脉建设。这期间，还收了个学生，叫李鸿章。所有这些事，全是儒家该干的。可是光这么干，也难有什么出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清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倒省了几石米。
这种日子过了大概十三年，他倒没有迫不及待，比他小三岁的洪秀全迫不及待了。
众所周知，咸丰元年，洪秀全造了反。我们都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却不知道还有一截“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一截加上之后，说这话的人才不至于像个愤怒青年。
洪天王，农民子弟，村里念的书，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先后四次，考不上区区秀才。第三次没考上就已经身心交瘁，半真半假病了一场。第四次还考不上，后来搞到西方传教士的一本小册子，半懂不懂却装懂地看过后，掌握了理论武器和解释权，创立了拜上帝会。
这对我们有两个启示。一个是要夺取政权，必须先造舆论。老前辈陈胜好歹还用条鱼，宋江则玩得更节约了，说是做梦梦到了神仙给的理论武器。都精明到这份儿上了，满梁山按IQ排也是他当老大了。
另一个启示是对统治阶级说的，那就是一定要扩招，让知识分子都有出路，就算没出路，也不能闲着，要将他们的过剩精力以科举的无穷攀登消耗掉。
《曾国藩像》回到正题，这个洪天王，复读了那么多年，还是孙山以外。精神受不了不说，就是日子过得也苦，估计比发迹前的范进好不到哪去。大家说，有人会把原因归到自己笨吗?天王在反思教育体制的同时，对孔子那一套恨得刻骨铭心。
有能耐的人恨起来可不是发发牢骚就完事了。他要整整恨的对象。这就造成了太平军从起义伊始就仇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太平军每到一处，就尽毁孔庙，拼命地反儒家。
这就导致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的读书人便做鸟兽散。逃不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因为，在他们看来，为太平军做事，就是儒奸，不但丧失了人生价值，而且成了罪人，死后无颜见祖先于地下，留下骂名，还贻害子孙后代。
现在看起来这有些迂，但在当时可几乎是一边倒的观念。所以，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做统治工具，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痛骂或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做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更勇烈。
曾国藩，洪秀全，一个考上了，走白道，一个考不上，就走黑道。真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
白道也好，黑道也罢，他们都把道做成了极端，要么白得发亮，要么黑得发亮。笔者甚至假设，如果曾国藩发挥失常没考上，天下怎么办?如果洪秀全超常发挥考上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历史?
正文 第2节：与对手双赢的技巧
(二)与对手双赢的技巧
洪天王的生意，拉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如果不是洪天王造反，曾也许会在理学的道路上终老。以他的性格和学识，到最后也许会被升为大学士，但是能不能名留青史，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会像清代的诸多大学士一样默默无闻。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给了曾国藩名留青史的机会。也许，是曾国藩抓住了这个机会。
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始，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要想办小事，你得有朋友捧场。当你要干番大事，那你就需要有敌人帮忙了。曾英雄的做大，洪天王功不可没。最起码，洪为曾的做大，从必要性方面解了围。
咸丰三年，曾英雄四十三岁。这一年一月，他奉旨去湖南帮办团练。三月，太平军攻占了江宁，定都为天京，洪天王俨然建国了，比曾英雄先富了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九月，曾英雄经皇上批准，到衡州练兵;十一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也富起来了。
曾英雄经过紧张筹备后，终于要牛刀小试了。次年二月，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
两强相斗的时刻到来了。
曾氏集团发布了《讨粤匪檄》。这种东西虽然没有直接杀伤力，但不可小视。我们在学习打小日本那段历史时，知道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同样，古人的世风较高，比今天的人更信这个。曾氏集团搞出这个文件，就是要妖魔化对手，从舆论上抢占制高点。
文件出台之后，紧接着，曾氏集团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近两万人，挥师北上。要正式地教训粤匪了。
可惜，这事儿，没成。五月，兵败靖港。
《克复岳州战图》曾氏集团的第一单买卖亏大了。曾英雄本人也极度郁闷。
从第一节中，我们得知，曾英雄平时好看励志类图书，且勤练内功。按理说，怎么着也应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抗挫能力。可是他，竟然跳水了。读者别误会，他不是因逃生跳水，是要自杀。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曾国藩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要投水自杀!
这真是一个偶像崩坏的时刻。励志学的老祖宗竟然如此脆弱?是真的吗?不知大家怎么看，我倒是倾向于相信他还是作秀学的老祖宗。这样的解释比较彪悍。这也是证明曾国藩精于厚黑学的例子。他确实要投水自杀，可是他是真的自杀吗?他死得了吗?
据史书记载，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司令船上，在左右水军的眼皮底下，毅然投入水中。估计投水之前还要做一番秀，诸如急得跳脚(史书上说)，将众人引到自己身边，让众人知道自己的急切心情和投水目的之后，跳入水中。那么多会水的小弟就在身边，他作为主帅跳入水中死得了吗?他要真的想死，有一百种一千种办法，诸如半夜用匕首抹抹脖子，先弄根绳挂树上再把自己挂上去;最不济也可以在众人面前突然撞墙而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估计大家都拦不住。可是他偏偏总是选死不了的死法，呵呵，可见没诚意。难怪左宗棠总是骂曾国藩是伪君子。
就算是他一时想不开做了傻事也不要紧，人家毕竟很快振作起来了。七月，曾英雄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十月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四十四岁的曾省长春风得意。此时是曾盛洪衰。
可这省长只当了七天，皇上就改了主意，收回了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四十四岁的曾部长一定感到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曾部长迅速调整情绪，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十二月，攻陷了田家镇。战果赫赫的曾部长还没来得及写完年度工作总结，事儿又变了，变成了洪盛曾衰。
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洪天王的手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部长的座船也被抢走，书信、电报、手稿、文件，等等，全赔进去了。曾部长又怒了，只是这次没了船，不能表演跳水秀。但，到处都是舞台，关键在于演技。当时，部长找来一匹马，要冲过去跟敌人拼命。最后，当然是去不成了，部下会拉住冲动的部长。以往看战争片，都是部下冲动得要去拼命，理智的首长往往充当刹车，到曾氏集团却反过来了。
我读史读到这里，就知道曾国藩必成大事!因为他表演冲动秀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一则可以开脱自己的罪责，老子都要自杀了必然是尽力了，谁还好意思对老子的失败说三道四?二则可以激励士气，做老大的都这么勇猛，当小弟的好意思软吗?当然，其他好处各位还可以补充。
虽说洪天王主观上是不让曾部长发迹的，并刀枪相见地制止，但是客观上，还是带动了曾氏集团的增长。的确，只要洪天王的生意还在，曾部长总能搞来财政拨款。
也正是在与洪氏集团的此消彼长中，曾氏集团慢慢地做大了。
终于，翻身的机会来了。半年后，洪天王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总闹崩了，天王发小弟去砍了杨副总全家。灭门惨案后，又在军内揪了一小撮。结果，太平军元气大伤，令亲者痛，仇者快。
曾部长当然高兴了，比学赶超的机会终于来了。两个月后，他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又是成绩斐然。
没隔多久，部长的老父逝世。依照惯例和政策要求，部长得回家待几年。此后几年，都是李续宾、胡林翼和曾国华主持工作，再后来，李鸿章、左宗棠也登上历史舞台了。
三年后，守孝完毕的曾部长重出江湖，在洋人的配合下，最终结束了和洪天王的“共同富裕”局面，一军独大了。但与此同时，洪天王灭亡后，没有了强劲的对手，曾的生命也黯淡无光了。
正文 第3节：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三)玄机重重更显棋高一招
从南方战场上凯旋的曾偶像，的确是战功彪炳，声势赫赫，手下良将如云，谋士成群，帐中雄兵数十万，且占据七省地盘，整个南方也由“洪”改姓“曾”了。曾偶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这个顶峰的海拔，很多人认为几近皇位。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曾偶像只要扫除了道德障碍，完全可以问鼎紫禁城。
那么，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具备与满人叫板的底牌，改由自己来坐庄了?是不是此时的曾偶像已是万事俱备，只需一阵东风，便可翻云覆雨，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善良的人们解释道，儒家讲究“忠恕”。
从忠的角度，他是一个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对儒家经典、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深入研究，并且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实践者。他的日常言行及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军队的训练，无不体现出他作为实践者的坚强一面。
从恕的角度，太平天国大乱甫定，有点社会威望的人，谁也不好意思令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拿出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十四年的残酷战乱，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而且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这个大局，作为偶像级人物的曾国藩，不能不顾及。且他做人一贯讲究“以盈满为戒”，让朝廷忌讳的事他是不干的，所以洪杨一平，曾国藩就自请裁撤湘军。
这种解释，令长相并不耐看的曾偶像变得含情脉脉、可亲可敬了。
遗憾的是，这种解释仍只是推测，谁也没办法去了解一个官场老手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相信王侯将相“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比如陈胜、黄巢、李自成，等等，《水浒》里的李逵也是敢于拿着板斧去东京夺鸟位的。那么，果真是曾偶像心软不忍吗?非也。曾剃头的外号可不是白送的。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推测，那就是由于曾偶像对成功毫无把握。
曾偶像虽然一军独大，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关系已经恶化，湘军失去一张巨擘;然后郭嵩焘、左宗棠又相互交恶，决策层之间出现严重问题;更严重的是清廷排挤曾国荃，敲山震虎;军事力量上又受损。李鸿章等势力集团未必会起来响应。他们虽不如曾氏集团强大，可毕竟是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集团了，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为别人火中取栗。何况，李鸿章决非省油的灯。
李鸿章虽然是门生，却也是一个颇有野心和政治抱负的人。战争期间，他溜回老家安徽为自己做打算，仿效曾国藩创立湘军的治军模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淮军。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淮军在上海等地连战连捷，势力猛增，且军事配备强于湘军，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偶像若是起兵反水，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他可以道貌岸然，可以声色俱厉，不顾师生之情，领兵剿灭“湘寇”，既可以向清王朝邀功请赏，又消除了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何乐而不为呢?
带着这样比较现实的考虑，偶像如果把矛头指向紫禁城，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既有实力又有信仰的家伙不会沉默。按照传统的忠奸观，全国上下的老少爷们也会边骂边打，阻止偶像的反水行动。届时，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自相残杀了。不要忘记洪天王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因此，匆忙起兵，只恐人心不服，导致四分五裂，难以收场。
另一方面，紫禁城中的那批爱新觉罗们不会答应。虽说鸦片闹了二十年，洪杨又拆台，清政府衰落得是很快，但是，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支撑天朝大厦的石柱上的裂缝还未发展到坍塌的程度。在北方，清廷还有几支军队可以顶一阵儿，比如僧格林沁就不是吃素的。
以上的推测无论有多少花样，终归结局是已定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他是国之藩篱，而不是二五仔。况且，曾在晚清政局中是个决定性人物，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人物。于是，当左宗棠一纸书信试探曾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时，曾国藩显得是那么木讷，这其实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终，曾氏识时务，中央给面子。曾国藩还是选择被封了个侯爵完事，而不是学习平西王吴三桂反水。
正文 第4节：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时的政府军队，臃懒、涣散，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从体制上来了个创新，堪称大手笔。他把世兵制改为募兵制。从兵源上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又壮实又憨厚的山野农民，不收小混混，也不要系统内的子弟，更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一手，很是凝聚了队伍的向心力，增强了战斗力。
其次，搞物质刺激，给大家发钱，涨工资。湘军的每月薪水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大家的积极性马上就上来了。看来，老曾不仅是口头教育，也很懂用金钱说话。
《曾文正公书札》再次，注意抓军队的教育工作。曾国藩很清楚地看到清军在百姓中口碑很坏，大家都不支持。为了得到民心所向的优势，他搞起了队伍的作风建设。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自己独到的带兵艺术。在他看来，军队不仅要能拼命，更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自觉性，这也是他选兵要选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人的原因所在。
从政治策略上来看，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舆论的高地。
首先，他妖魔化对手，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很善于搞宣传教育工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实，他也算搞了一辈子“教育”和“宣传”工作。
正文 第5节：官场生存原理
(五)“黑”“伪”“滑”的官场生存原理
曾公出生入死戎马半生，终成沧海枭雄。一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可不说是个异数。
最牛的是，他得以善终。不似韩信、年羹尧、隆科多等“飞鸟尽，良弓藏”。
前面说了，曾公虽然念书刻苦，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材，那天底下都是人才了。曾公赢在情商。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有人要说了，情商难道也是可以学的?那么，天底下的励志类图书的作者个个都应该先富起来了。
其实不然。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虽然密切相连，但也各事各码。正如经济学家未必能当企业家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走进曾国藩的心理世界，当然，只是能合理推测的那一部分。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一种感觉是“黑”。“黑”，就是“理智冷酷”。
他表面上还是很温和的。但恰恰是这种温和更让人心生敬畏，更说明其城府之深。香港电影在塑造黑帮老大形象的摸索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成奎安为代表，那种凶悍全写在脸上，肌肉鼓鼓的，嗓门大大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搞笑。九十年代初则是出现了吴镇宇那种神经质的老大，杀起人随意得很，像吃饭喝水一样，很明显地比成奎安狠了一层。但是，比起好莱坞的“教父”那种温和优雅的老大形象，还是缺了一层。
《曾国藩像》国藩先生就是教父型的。虚伪毒辣是他，有情有意也是他。国藩还要求自己“多用理智，少用感情”，追求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可当攻克金陵的捷报传来时，他还是晕了过去。他为气度压抑了个性。这种对自己的压抑，说白了，就是能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对自己冷酷才是真的冷酷。
所以，后人常用“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来形容他。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二种感觉是“伪”。“伪”，就是“城府的高深莫测”。
民间传说：清朝有西山八戾，包括多尔衮、老佛爷、袁世凯等人，他们不是皇帝实际上却是曾经控制中国的实权人物。比如慈禧是狐，袁是青蛙，而曾是蛇。蛇是狠毒阴柔而善于伪装的。
他这个一生靠读书来不断改变自己的演员，已经完全融入了政坛角色，高超的演技、激情的演出使他自己都难辨真伪。伪装得久了，假面具变成了真面目，真真假假实在不易分清了。当一个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谁还能把握他、控制他呢?
关于他的性格白描，第三种感觉是“滑”。“滑”，就是“圆滑善变”。
这种善变的习性使他的适应能力超强。既能钻研学问又精于江湖气，既能玩玩笔杆子还能指挥军队平天下，莞尔一摇身，还能把封疆大吏做得功德圆满。这境界，不是善于变通的人，哪能做得来?
何况，晚清官场是何等地波澜起伏，深不可测。内忧外患、派系相争之外，还有个“满汉之争”，皇帝太后也很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为一个红顶子，门生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相害，手足相残。宦海风高浪急，非圆滑善变者根本就不能生存，何谈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求发展，你就必须看透官场上的潜规则，必须既有能耐又有技巧，无能耐不可立功业，无技巧不可稳根基。否则，就早点踅摸个山洞隐居，别玩了。
曾公不怕，曾公能适应，还能玩好。你满人不是不信任汉人吗，那我就提拔一个满族将领让你放心;你地方官不是不支持军队吗?那我就识时务了，坚决不压地头蛇，当妥协处就妥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杨元庆总裁评价柳传志：“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妥协。”笔者认为，妥协绝对是做人做事的大艺术，军事上称为“以退求进”。可惜，人们往往对这一艺术持不屑的态度。
关于曾公的性格，以如椽巨笔在天地间挥洒，也难画得周全。笔者只能略道一二个人观点。
我对曾公性格的白描肯定片面，但不是丑化。理智冷酷，城府高深莫测，圆滑善变，这些词汇，对于政治家是褒义的。你若说他善良单纯，他会认为你是在骂他。政治家是不能用俗人的道德观来衡量的，否则，要么是小看了他，要么是戏弄了这份独特的职业。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因病在书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正文 第6节：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康老师闹翻了，孙文革命党坐天下了也不统战你，又跟袁大头恩怨起来，最后到底也没搞成政治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你还悲什么李鸿章之遇?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造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府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梁启超先生了。在他的《李鸿章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好啊!我干脆把话说得更绝一些——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嘿嘿，谁也别骂谁了，天下英雄一般黑，都是拿人头当球踢的主儿。”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正文 第7节：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二)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曾老师要是在今日，一定能当个非常合格的首相，其能力可能平庸，但其所用所培养之人却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李鸿章、左宗棠，“中兴四大名臣”，他一个人就培养了俩。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这个境界，“蓝”的素质非常重要。您要是运气好碰上了，那就等于是中彩了，不想发达都不行。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按：注意“老翁”二字，李鸿章顽皮对世之心态可见一斑)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这应该是真心话。可以说，李二先生的军功章上，至少有咱们曾老师的一半。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有这么一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曾老师育人可谓非常合格，不像后来“国统区”的某些教授，学生搞点运动，无处容身躲在他家，他帮不上忙，想往外推又不敢，战战兢兢，吓得要死。其人格魅力与曾老师相比，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李二先生杀太平军不眨眼，心底就惧怕了三分，以前只听说过“曾剃头”，谁知这位是个“李剃头”，知道惹不起，于是个个都老实了。老大的位子坐稳后，李鸿章开始从“吏治”入手，来个“大换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那些当年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统统请回老家吃老米，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的，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李二先生是个非常实际的人，不会相信仅凭人心就能打赢战争，只要对他有利的，他都会接受，因此要“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鸟枪鸟炮”转变成了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到半年，淮军就迅速扩军至2万人，此后队伍不断壮大，至攻打天京前夕，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为确保粮饷充足，减少纠纷，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专款专用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当然这个对普通百姓不利，但是却是阔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说苦了百姓，成就个人。而且我们的李二先生此时正雄心勃勃地“为天下计”，小民“岂足惜哉”。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常胜军闹事，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可以说，正是在上海，李二先生初步将自己的“实用哲学”发扬光大，为此后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
淮军旧照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时候，俾斯麦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嘲笑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屠杀本国子民起家，不足道也。俾斯麦一世英雄，踌躇满志，说话虽然尖锐，却道出了李鸿章的痛处。不过这也怪不得李鸿章，因为专制之政府天生的性格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内战是统治权之争，是根本利益，外战并非统治权之争，是局部利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前半生镇压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后半生惨败于日本之手，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然而“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任人唯亲，以致成此恶果。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鸿章，大清帝国这个大流氓政府不也是给了曾国藩、李鸿章很高的地位官职吗?流氓头子要维持自己的流氓统治就得给效忠的小弟们好处，不然以后谁还跟你?如果像英国人那样，丘吉尔一打胜二战就叫其回家，那不仅是失德行为，而且很危险，会寒了众兄弟的心，因此李鸿章重用其淮军旧部，是很正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清帝国又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不让这些人去当官捞一笔，岂不生怨恨之心?这帮刀口上吃肉的厮杀汉子可不是良善百姓，惹火了他们扯旗放炮再出个洪天王，大清帝国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只不过这些个淮军将领功成名就之后暮气沉沉，视自己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也可以理解，当初刚出来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然舍生忘死;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把小命丢了，那拿什么来享受?因此，甲午之战必败无疑。
正文 第8节：不一样的思维(1)
(三)不一样的思维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早面对记者的官员了，这也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至于李鸿章的见识，笔者在此摘录一下李鸿章访美时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对话。也许只有面对“一根筋”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才能稍稍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可不是这么好哄的，讲究真凭实据，在“国朝”吃得开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空包弹”在这可打不响。不过好在当时媒体不发达，再加上政府有“新闻检查纪律”，因此只要不拆太后的台这个大方向把握住，其他的说漏了点什么也不打紧，反正广大的清国百姓也不会知道。要是像现在的外事活动一样都来个现场直播，很难想象李鸿章能“谈笑风生”地说出下面这些精彩的话来。
李鸿章访美，美国政府也配合着作秀，再加上普通大众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因此场面那是相当地大。1896年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中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到达纽约港码头。码头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
当局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号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凑热闹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已然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软底鞋。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并且鞠躬对卢杰的欢迎表示感谢，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气质。平时老外们看到的清国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谁知落后野蛮的中国还有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因此都非常吃惊。难怪一位英国人要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相对于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我们的李大人平时在国内虽然是高官厚位，但是名声不佳，“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使得他骂名远播，任何人都可以意Y地骂他几句，踩他几脚。虽说我们李大人有“养成心中一段春”的修养，但是始终是感觉怪怪的，少了几分惬意。没想到如今一出国，竟然有这么多“粉丝”，心情自然格外舒畅，因此我们的李总督还专门秀了一下他的长烟斗吸美国雪茄的“绝技”，自然，这又成了记者们眼中绝好的花絮。
9月3日，大清帝国总理大臣李鸿章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
美国人对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没有一上来就问对康梁孙等反对派的看法，而是相当客气和谦虚地问李鸿章先生阁下“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面对老实厚道的美国人，我们的李先生却玩起了他的“痞子哲学”，打起太极拳来，他先简单地说自己不想批评美国，对美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表示满意云云，然后马上巧妙地将皮球踢了回去，问既然贵国有这么多政党，那么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联合各政党?这等于是将报纸的地位提升，天衣无缝地恭维了记者和报社一下。因为实际上不管是真是假，各政党当然都自称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合作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给美国人打打预防针，说自己对美国有形形色色的政党感到吃惊或失望，意思就是说我大清国坚决不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这个不符合我们的国情，防止记者们提出清廷独裁的问题，可见其老谋深算。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特别好，不忍问令其难堪的话题，可能觉得问李中堂有没有喝可口可乐这种问题太弱智，怕扫了双方老大的面子，于是就问了另外一个比较上台面的也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厚黑学的高高手李鸿章岂能不明白记者们的意思，于是他顺水推舟，将美国大大恭维了一番。他说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他高兴。然后特别提到最让他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种楼他在中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楼房的高度象征着技术和实力，攀高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说自己在中国和欧洲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一方面是说自己见多识广，欧洲也是常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各国力量不如美国。马屁拍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留痕迹。高!实在是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洋务没白干，他还特意提了一下台风对楼房的威胁和高层建筑需要很好的电梯配套来表明自己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正文 第9节：不一样的思维(2)
19～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时候美国没有这么多问题，问题都集中到亚洲和欧洲了，为了表示美国人民的人文关怀精神，记者们又问了一个POPULAR的问题，那就是“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大众化的话题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回答，虽然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就不必和美国朋友提了，反正我们大清国也有很好的学校，当然一定程度的实话也是必要的，所以回答说“穷人的孩子没机会上学”，“而且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学校和学堂”。将学校学堂并列是为了进一步混淆中美两国学校的本质差别，防止记者深究。虽然情况不太好，但是亲爱的美国朋友请别失望，我们有计划，我们计划在国内建更多的学校。
记者接着追问：“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中堂也许对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满，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废话，谁也没有反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支持或反对，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但是这不能表达出来以免影响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于是就点到为止地告诉他我们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只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从你们这引进最合适我们的教育制度了。
终于扯到政治话题了，有记者问：“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觉得记者真是太幼稚，于是告诉他你们美国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此时自己不便谈论这个话题以免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然后再一次打太极拳，说什么希望报界能够帮助清国移民云云。
观察细致的美国人发现李鸿章选择了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的回国路线，于是问李鸿章这样做是否是因为他的清国同胞在美国西部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在细节上体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是李中堂的一贯作风，回国路过日本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永不再踏上日本国土的誓言，坚决不肯上岸换回国的船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跳板，颤颤悠悠地通过跳板换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
李鸿章晚年旧照问到这份儿上，该说的就得说了，于是回答说，第一条原因是我接到许多侨民的来信，说他们在自由民主的美国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美国西部各州不能善待我们的同胞，此事很伤感情，我是大清帝国的子民，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不愿意从那些地方通过。另外我此次访问并非正式访问，为避免两国之间的误会，我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的请愿信。第二条原因是技术上的因素，我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何况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因此我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且我们清国的“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部分性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将非常骄傲和自豪地乘坐。请各位美国朋友好好想想，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华工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福利，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而排华法案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也违背自由民主的原则，希望美国有关方面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废除不合理的排华法案，也希望美国报界的朋友们能鼎力相助。云云。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投资的话题：“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回答是热烈欢迎这个欧美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资，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因为“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是非常富余的。这也是你们美国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总之，我们清国是非常欢迎外来投资的，当然，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产业我们是要自己控制的。
有人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心想，我们又不是没有报纸，还要引进你们的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批评我们的报纸成了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报纸的意义，但是先生们，这都怪中国的编辑们，“他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讲真话时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因此他们办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对此，我作为政府管理者也是非常遗憾的。好一个障眼法，一下子就将自己进行新闻管制的责任给掩盖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可能不尽准确。梁说：“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看看李鸿章面对记者谈笑风生，还有什么他不明白的，虽说人家李鸿章可能不如你梁启超会几句外语，但是千万别以为你搞的那套他不懂，要不他怎么会对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呢。我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你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正文 第10节：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四)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李鸿章一生外交败笔无数，可能跟他这个指导思想有关，殊不知弱国无外交，什么“原则上”“基本上”骗骗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洋人可不吃这一套，所以痞子手段纵能起一时之效，却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事件，都跟清政府耍痞子手段有关。所以，对清政府来说，痞子手段是不灵的，最好还是使“孙子手段”，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不过，中国人好面子，恐怕永远都当不得“孙子”，可是现实世界强者如林，个个都是大爷，于是只好变通，产生无数的阿Q。传说当年洋人大摇大摆进入总理衙门，要这要那，清政府官员无不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等送洋人走的时候却不让其走正门而让其走偏门，认为这样洋人就没了面子(当然不敢让洋人知道实情)，洋人既然没了面子那么我们就有了面子。于是心理平衡，该做官的继续做官。
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痞子手段”的感悟呢?他这种“领导艺术”的体会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可能和其在上海与“洋枪队”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清政府对外国老大们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不自量力，想灭了这些个来抢地盘的“蕞尔小邦”，打仗前还鼓励手下放开手干，“不怕卿等孟浪，就怕卿等畏葸”，一副要把外国人往死里整的架势。这时候谁要是不识时务，提出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半会被砍了祭旗。可惜是眼高手低不切实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连京城也被人给占了去，咸丰老头儿逃到热河;而太平天国洪天王此时仍然人气很旺，占了清政府的半个场子，双方实力基本均衡，互有胜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局面，清政府只好低下身子与外国人谈判。没想到绝处逢生，原来外国老大们与当年自己“入关”时完全不同，并非要取而代之，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挣几个钱花花，所以自我安慰“夷人不足虑”。阿Q思想之严重可见一斑，明明是人家不想弄死你，捡了条小命，却偏偏要说什么不足虑，你有本事倒虑给我们看看。后来清政府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兵消灭太平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过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太平天国一灭，清政府马上就解散洋枪队，虽然外国人并无夺取政权的意思，但是清政府这个习惯于带领队伍打家劫舍的流氓实在不放心还有另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存在。
方针路线一出，下面积极拥护，其中最为积极踊跃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为图自保，组建了什么“中外会防局”，开始借用洋兵“协防”。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著名的“洋枪队”，以西洋人为各级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兵组建了这支奇特的部队。为了能让华尔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采用“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这对中外结合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不过这个女人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不久她的外国老公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取得了一名职业军人的最好归宿。为了给颓废的局势增加一点亮彩，也为了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江苏巡抚薛焕给这支洋枪队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果然厉害，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打了不少胜仗，守住了上海。1862年9月，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又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此人和很有职业道德的华尔相比纯粹就是一美国流氓，后来还投靠了洪天王，是个典型的二五仔。李二先生率领他的“瘪三团”到上海后，从来没有与洋人打过交道的他必须直接面对洋人，尤其是“常胜军”，因为他现在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共同对抗太平军。
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李二先生实在难以理解外国军人在个人生活上的放荡。在给曾老师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认为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流氓归流氓，“常胜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吃素的，人少枪多，火力密集，多次打退洪天王的“人海战术”，让我们的李二先生大为吃惊。他的脑袋瓜子快速转动，知道现在这种人绝对得罪不起，不仅如此，还要“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是世上稍微有点斤两的人都很高傲，“常胜军”也一样。《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自从多次打退太平军进攻，守住上海后，这帮人就比麦克阿瑟还牛，自以为老子天下无敌，没有老子，你们早就完了。专恣跋扈、狂傲不驯，对清廷官员，一百个看不起，清廷官员们只能大把撒银子，对于“常胜军”的内部事务，根本不能过问，更不用说领导了。因此，李二先生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一石二鸟，借此也让吴煦、杨坊回家吃老米。我们的李二先生比吴煦、杨坊高明也就在高明在这。此两人为利用“常胜军”保卫上海可谓尽心尽力，费尽心思，其中杨坊后来还因为粮饷问题被白齐文暴打一顿，可以说是受尽委屈。没有他们，上海早完了。但是他们没能看穿朝廷的心思，洋兵的力量是要借用的，但是也不可不防，太祖以前可就是以借兵的名义入关夺得天下的。而我们的李二先生却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对“常胜军”“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另一方面却处处设防，加以抑制。痞子手段正好派上用场。
1863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弹药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李二先生也一样，他既想快点攻下苏州又生怕“常胜军”实力太强，抢了他攻下苏州这份大功。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以便迅速攻下苏州。而李二先生则唯恐“常胜军”因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大法，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李二先生得到这份“头功”。不过李二先生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这么鲜明地“抢功”。后来进攻南京的时候怕与其恩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功惹来祸端，他就故意停滞不前。功劳嘛，他是会抢的，但是抢到什么程度，他是有考虑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李二先生非常着急。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洪大天王乱封王，瞎发文凭，最终导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便主张诱降纳王。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来也是太平军降将。其实当时两边都是这样，来了就是客，只要是肯起义，那一切都好说嘛，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写成是八旗子弟的秘密卧底，保证名垂青史。经过一番秘密联络，11月29日，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可见古时候做官确实是难，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然而，由于程学启对城内清军与原太平军兵力悬殊太大颇为担忧，建议来个斩草除根。而八大降将幻想投降后还能保存实力作为要官要位子的资本，因此没有主动提出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这更加导致了清军的猜疑。于是李鸿章接受程学启的建议摆下鸿门宴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名无辜太平军士兵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大法，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戈登先生也真是可笑，你“常胜军”是拿中国朝廷的粮饷的，再大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你现在带走队伍，到底是何居心?所以，戈登不走还好，这一走，官司就输定了，他还不如假装心平气和留下来，然后找个机会给李鸿章一粒花生米，送其归西，自己顶多受个撤职回国的处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列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正文 第11节：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五)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12月17日成军，共有船舰25艘，官兵4000多人。除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来远、洛远、超勇、扬威七艘巡洋舰，其余为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教练船、运输船等，舰船总吨位五万多吨，排名当时世界第四。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费正清先生称他们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真是形象而绝妙的讽刺。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府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他们的权利无异断了他们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长远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员们的现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员们进行统治，因此，注定不能实行彻底改革，只能是改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根本不敢涉及官制和政体就是这个原因，李鸿章的悲哀在于明知这些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现在还只能如此，这也是中国的悲哀，这是道路选择错误的代价，中国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开车的人尽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是最终不免让坐车的饱受颠簸之苦，最终还是要翻车。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之后，人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重蹈覆辙。当然，这就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了。
正文 第12节：“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六)“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李鸿章爱不爱大清国?当然爱，那是他拼了老命从洪老大的手中夺回来的。不过他也很爱银子，为国立功的时候也顺了点银子回家，所以他更爱自己的大清国，希望能够永世万年。为此，这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厮杀汉子突然性情大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和平主义者，谁要打仗他就跟谁急。不过他要和平的对象都是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国人的猜疑，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李鸿章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为能够玩好这利益平衡，谁知到最后惹火上身，赔了夫人又折兵。托他这种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这个小流氓被鼓励成了大强盗，最终，狠狠咬了中国一口。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准备伺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
点击联系发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