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土地》又溅文革斑斑血泪
作家于艾平销声五年再推力作
“文革”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文革”中发生的一切，正渐行渐远，对于后来人，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笑话”。这是“文革”亲历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于是，以十余部长篇巨作蜚声文坛的于艾平强忍撕疤切齿之痛，和血蘸泪，呕心五年，奉献上《白土地》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力作。这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真实记录了十年文革期间，作者及其家人所经历的非人磨难，今天回忆起来，依然“满目都是赤祼的血腥，满耳都是恶毒的斥骂，满心都是屈辱和悲愤”，致使几次提笔几次放下。然社会之责任历史之使命，重锤响鼓，鞭辟入里，欲罢不能，终为“文革”竖立起一根历史的耻辱柱。
　　　　《白土地》同其它涉及“文革”的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甚至真实到残酷，真实到令人发指。作品中的人物全部真姓真名，此举就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于艾平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也没有权力隐瞒历史，伪造历史，扭曲历史。所以，他力图把歪曲的历史抻直，再抻直。这是为中国的明天负责，为历史和后代负责，更是为人类的文明负责。对“文革”的记录与反思，于艾平的创作计划三部曲，总题目《原谅，但不能忘记》，共120万字。《白土地》为其第一部，后两部作品《车前草》《大荒原》也将面世。有兴趣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可与作者直接联系洽谈。于艾平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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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　　　　 　　　　 　　　　 　　　　
作者简介：　　　　　　于艾平，１９５３年生于山东济南，大专学历。当过流浪儿、钳工、汽车修理工、药农、记者、专业作家、编辑。　　　　　　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大荒原》，长篇纪实小说《死亡冲刺》，系列小说《野地荒天》，诗歌小说综合集《艺术人生》。诗集《寂寞花儿开》，散文随笔集《电影诗——剧本创作技巧与案例》，电影文学剧本《太阳谷》，电视连续剧本《一方热土》。其中，与人合作的电影剧本《阙里人家》曾获国家政府奖。系列小说《野地荒天》，曾译成俄、英、日等国语言介绍到海外。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用血和泪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小说从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展开，真实地记述了中国60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中，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鲜血淋漓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自己也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街道上的早请示，晚汇报，市场里的背语录，跳忠字舞，以及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作者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帮助我活过来的善良的人们。　　　　 　　　　　　　　　　　　　　　　
——　题记　　　　 　　　　 　　　　 　　　　
目　录　　　　
　　　　　　　　
　　　　序………………………………………………………野莽　　　　 　　　　第一章　晴天霹雳…………………………………………1　　　　第二章　老子反动儿混蛋 ………………………………67　　　　第三章　走资派的狗崽子………………………………131　　　　第四章 腥风血雨 ………………………………………199　　　　第五章 画地为牢 ………………………………………277　　　　　 　　　　第六章 在特殊监狱里 …………………………………329　　　　 　　　　后　记
…………………………………………………381　　　　 　　　　 　　　　 　　　　
序 　　　　 　　　　 　　　　
野 莽　　　　 　　　　
因为一个彼此意会的秘密，于艾平这部长篇的副书名不得不被我“野蛮”地删去，于艾平很伤心，却也只好依从。所幸正式书名还在，而且是《牛棚杂记》的作者季羡林老先生病中挥笔题写的，据说挥笔之时甚至泪流满面。作为职业读者，本书我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从头读到尾的，包括那篇作者忍不住挺身而出的后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态度，当读到于艾平母子在天坛公园连椅上的一段对话时，泪水终于涌上眼眶。我明知道它是一部小说，是我们这样的人坐在电脑桌前敲出来的字，但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得流血。它使我想到自己，想到那个时代无数和我们一样无辜而不幸的中国少年。那段情节诚实极了，平白而又安祥，是这么写的：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痛楚地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没有对不起儿子，走资派丈夫早已死于无休止的批斗，她独自用流血的心灵和肉体护佑着两眼迷惘的儿子。对不起他们母子的是那个年代，那个永远不能忘记、何时想起就会颤栗的年代。　　　　
经过了４０年的思考，昔日的少年从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于艾平已逾不惑之期，儿子也正好是他当初的年龄。正如他的后记所写，面对一代从浩劫中侥幸活下来的白发苍苍、生命将逝的叔叔阿姨们的催促，他不能再等，应当写了。泪水洗涤了陈年的怨恨，他撕裂伤口，用滴落的鲜血写下了这部小说。　　　　 　　　　
《圣经》上说：“原谅吧,因为他们不明白。”善良的、宽容的、伤痕累累的作者平静地引用了这一句话。这是圣哲慈悲的劝诲，人生至高的境界，作者对于历史的理解自然应当得到我们的理解。人类挂历上最沉重的一页，是从东方的墙壁上揭过去了的。逝者如斯，荒诞不再，宽容和善良是伟大的。然而我却知道，假使鲁迅来写这段非常的史话，分明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小说从一个城市的普通家庭展开，记述了中国60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光中，随着一句口号，一声锣响，和平而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老师变成了造反派，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小将，自己则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少年天真无邪的目光由此变得惊恐不安、迷惑不解。忍辱负重的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忠心耿耿的小狗虎子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北大荒的流放者一起钓鱼、摸蛤蜊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憎恨这人间屠场，希望永远地逃离它，但是因为课堂的诱惑，苦心的母亲却害他重又落入陷阱。　　　　
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落井下石的同学，见风使舵的老师，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红卫兵，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当然除了血腥的恐怖，也有人间的温情——北大荒流放地的“老头鱼”、黑子，是他们为于艾平开放了一座饶有情趣的世外桃源。　　　　
《白土地》于凄凉悲怨的整体风格之中，仍没有放弃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街道上的早请示，晚汇报，市场里的背语录，跳忠字舞，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崇高与媚俗，天使与恶魔，这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步之遥。毕竟是13岁的少年，在熊熊的火焰、烈烈的血光中，却也能寻到水上的快乐。冬天的冰封的嫩江上，孩子们暂时摆脱了苦难的阴影，滑冰、滑爬犁、抽冰猴，寒风中“咯咯”的稚笑，与身后的愤怒的呼喊、残暴的殴打，凄惨的号叫融会在同一片苍天之下。　　　　
显然，《白土地》已经涉及到“文革”的本质，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于艾平开始质问这场劫难，并把那个年代特有的荒谬在烈日下曝晒，无情地鞭笞罪恶，热切地赞扬美好，让读者看到极端的美与丑、善与恶是怎样生长和斗争的，用强烈的对比震撼我们的大脑……但于艾平最终还是原谅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他无法向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讨公道。而这种追讨，可能比“文革”本身更为残酷和悲哀。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除个别像于艾平这样的作家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面目已一点点隐去。我想于艾平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且“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季羡林老先生呼吁得何等好啊：清算“文革”，深究灾难的根源，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意义太重大了，重大到无法回避的程度！　　　　
一口气读罢《白土地》的时候，我禁不住急于告诉大家，如果40岁以上的人读过本书不动情落泪，那么就请把它退还给作者吧。而我再一次翻到书中的某些篇章时，却想到了，应该建议年轻的朋友们都读一读《白土地》。无论是好奇，惊讶，还是满怀狐疑、无法相信，他们都比父辈们幸运，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了解书中那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迷一般的历史。　　　　
所以我说，直接的、自始至终地记述那个年代的长篇，记得这还是第一部。作者的勇敢、责任心和使命感，于历史和直面人生的文学观，迫不及待的先行姿态，仅就这些品质而言，应当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榜样。生活在同一国度的有良心，明是非，记忆未曾失常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敬佩于艾平，不感谢于艾平，没有理由不打开这本沉重的小说。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第一章　晴天霹雳　　　　 　　　　　　　　　　　　　　　　　
一　　　　 　　　　　　1966年6月，我还不满13岁，刚刚参加过小学毕业考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家的劫难也降临了。　　　　　　我所在的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还很平静，一般说来，北京发起什么运动，波及到遥远的黑龙江边陲小城尚须一段时间，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我的母亲孙志刚时任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她对我的期望值非常高，希望我考上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考试那一天早晨是艳阳天，朝阳把稀疏的云朵映得通红，仿佛燃起了大火。我进考场没多久刮起湿漉漉的风，晴转多云，室内变得幽暗闷热，我很快就汗水涔涔了。监考老师打亮所有的电灯，我烦躁不安地答着试题，心里犯起嘀咕，今天的天气可能预示什么……好在试题都在复习范围之内，我胸有成竹地答完考卷，第一个离开严肃的考场。天空下起牛毛细雨，母亲正打着雨伞守在教室门外。她一边为我遮雨一边掏出手帕擦我脖颈上的汗水，温和地责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还有一半时间……再仔细检查一遍试题也不迟嘛。”　　　　　　我嫌母亲磨叨，市里出的统一考题我都会，核对过一遍没发现错误还在里面耗什么时间。站在母亲身旁的算术老师董振清不放心，询问起考题内容，我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董老师长长舒了口气转向母亲说：　　　　　　“孙书记，于艾平确实考得不错，他准能考上实验中学。”　　　　　　母亲心里高兴，脸上依然绷着：　　　　　　“那也不能翘尾巴！”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强中自有强中手，母亲总叮咛我不要飘飘然，翘尾巴。我就是要翘尾巴，凭我的小聪明自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上实验中学手拿把掐。不是吗？学校从小就给了我骄傲和自信。我跟父亲从哈尔滨流放到喇嘛甸上小学一年级，没几天老师就教不了啦，我净在下面扮鬼脸、出洋相影响其他小朋友们上课。我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学过大部分一年级课程，老师怎么能让我多费脑细胞呢。校长找来母亲说：“于艾平不用上一年级了，我们建议他直接跳到二年级……”我可不是吹大牛，无论在喇嘛甸小学还是糖厂子弟小学我都是年级的尖子，并有充足的精力担任少先队大队长。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总是拿新的计划替换老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都很认真。一阵子想学苏联的加加林叔叔当科学家，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一阵子想学米丘林爷爷当园艺家，实验出的苹果比西瓜大；没过几天想法又变了，还是学高玉宝叔叔当作家吧，写出篇“半夜鸡叫”的故事折腾折腾老地主玩……　　　　　　我一直对语文课有特殊的兴趣。　　　　　　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学校搞征文，题目是“同学之间要团结”。我应征的一篇寓言叫“笤帚和拖把的故事”。大意是每当教室打扫卫生，拖把见笤帚总在它前面出头露面很不服气，非要抢在笤帚前面风光一回。结果灰尘和纸屑都湿淋淋地粘到地板上，笤帚怎么扫都扫不干净。从此拖把再不闹情绪了，与笤帚一起配合得恰到好处……由此我得出结论，同学之间要像笤帚和拖把那样团结才能共同进步……文章写得有点牵强，也不算优秀，大概评奖的老师觉得寓意不错，矬子里面拔大个儿，让我侥幸荣获全校征文第一名。学校初中语文教师侯字典不相信这篇文章出自１０岁孩子之手，来我家家访了。他一进门，就文质彬彬地用手指撮撮鼻梁上的眼镜，将腋下夹的《新华字典》放在写字台上，里面还带着一些小纸条条。莫名其妙的父亲以为他来切磋学问，有些惶惶然了。侯字典清清嗓子，婉转地恭维父亲养个有“才气”的孩子之后，流露出对这篇作文的不安，若是家长出的构思，将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我的父亲于渭生是齐齐哈尔糖长副厂长，侯字典给他面子不好明说。父亲弄明白这个戴深度近视镜小伙子的来意，笑了一笑。他指着书架上的文学书籍对侯字典说：　　　　　　“你就是那个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侯字典……哦，小侯老师。多虑了，多虑了，厂里工作忙，我整天不着家，哪有时间帮他构思作文……”　　　　　　“于厂长，您过去不也写作么？”侯字典问。他说话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推敲，从容不迫。　　　　　　“那是业余爱好，只是喜欢……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小侯老师，艾平早就读过大部分中国古典名著。我怕他看坏眼睛，才撵他多出去玩玩，你有时间可以考考他《水浒》的内容……”　　　　　　是的，父亲说得不错，我从小就酷喜读书。他书架上那几本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翻得滚瓜烂熟，时常给小朋友讲读过的故事。我不喜欢父亲，他身材魁梧，长着一张驴脸，大眼梢子上的眉毛一挑很凶，仿佛我生来就欠他八百吊钱，一脸严峻，不苟言笑。他管教儿子的方式非常严厉，我动辄得咎挨他痛打。我看父亲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净拣好听的话对侯字典说，才不会撵我出去玩呢。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字写的好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人“门面”的大事，规定我每天必须写５页毛笔楷书。为让我练好“门面”几乎不近人情，完不成“作业”可要倒大霉了……父亲写一手遒劲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四处帮邻居写春联、对子，赚回一片廉价的赞美。凭什么非逼我和你一样呢？我可不想哗众取宠。好在父亲很少待在家里，经常出差不能每天检查作业，不出差也是很晚下班，我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有一次放寒假他去广东出差，我脱缰野马般玩疯了，１０多天没练一个大字，母亲谈起父亲明天回来，问我完成任务没有？我一听差点晕过去，天哪，就是浑身是手也补不上那６０多页的正楷字！不过我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对付父亲的“高招儿”，拿出毛笔和大楷字帖一页写上一个大字，好歹填满那个６０多页的练习本，内容如下：　　　　 　　　　　　“爸爸你不公平，怎么能叫儿子心服口服呢。为什么你不要求我姐姐和妹妹也练５页字？你教育我不能打别人，你为什么动不动打我？你的儿子于艾平。”　　　　 　　　　　　我准备挨揍了，一听见父亲走进家门的脚步声就躲得老远，绝对老鼠见了猫，唯恐避之不及。吃饭时我借口不舒服，拿个馒头躲进里屋躺在被窝里，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父亲喝着母亲温好的茅台酒，兴致勃勃地讲起广东见闻，一点都没留意我在不在他身边。使我感兴趣的是他带回来个小小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产的，不用接电线就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神奇极了！一家人轮番欣赏半导体收音机，谁也顾不上屋里的我。母亲一个劲儿不许妹妹乱动父亲带回的宝贝，我心痒难挠，真怕自己也忍不住出去摆弄摆弄那玩意儿……　　　　
父亲不抽烟，酷喜喝酒，兴致盎然时也逗我喝一盅，见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咧开大嘴哈哈傻笑。我最烦父亲喝多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我什么都别扭，有一百个该打的理由。我敢还嘴他就一巴掌打来，说我活脱脱一个我爷爷，天生的犟种！你说冤枉不冤枉，我没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长这么大见都没见过，怎么会像他老人家？倒是祖母经常做我的保护神，她是个慈祥的农村老太太，有她在，我惹祸也不用害怕。父亲一想教训儿子，祖母就搂着我不让打，惹急她还会脱下鞋底打他两下子。这个时候父亲便老实了，怒气全消，像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一样陪着笑脸……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喝酒的历史始自抗日战争，那年月打胜仗免不了要喝酒，到东北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心情好的时候喝，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母亲哪里管得住，反正不管怎样他都有喝酒的理由。我多次见父亲酒醉说胡话、呕吐，一吐一地臭气熏天，酩酊大醉必定犯下巴颏脱节的毛病，说话呜呜噜噜谁也听不清楚讲的是什么。害得母亲每次哄父亲睡下，还得帮他把下巴颏重新推上去……我唯一喜欢父亲喝酒时就是他的老战友们来我家欢聚一堂，趁机听听他们回忆战争。听到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血流得飞快，仿佛那场战争就是我自己打的，尽管我还不太明白他们讲的内容，那些故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情况下……父亲亢奋时滔滔不绝，情不自禁地大手一挥，指挥大伙一起唱起战歌，母亲也打着拍子跟着小声合唱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又变成战士，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抗战的日子来到了。　　　　　　前边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边有全国的老百姓……　　　　 　　　　　　我瞧不起父亲当兵的经历，他当年干的是土八路、游击队，手中举着长矛大刀红缨枪，半夜三更放两响土炮骚扰一下日本人的据点，敌人追出来跑得比兔子还快，解放战争中才加入正规军。看人家理琨叔叔多威风，一参军就加入正规部队敢跟敌人刺刀见红，一仗能歼灭鬼子一个大队！父亲一喝多就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有一次，游击队截击鬼子征粮小队，缴获一挺歪把子机枪，跑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把酒相庆。那时候土八路缴获一挺机枪无疑是场伟大的胜利，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小小的部队打个“大大的胜仗”，且游击队长又是父亲的叔伯哥哥，队员都是同族兄弟，自然不会亏待手下，非要一醉方休庆贺鸟枪换炮不可。浓烈的地瓜干烧酒刚过三巡，大部分绿林好汉都醉眼迷离了，村头响起密集的枪声。队长让我的父亲看看出了什么鸟事情，父亲回来报告说：　　　　　　“大哥，不好了，鬼子大部队打过来啦！”　　　　　　“怕什么，不是有机枪嘛，”队长只管往嘴里灌酒，醉醺醺大喝。“揍他个狗日的！”　　　　　　“不行啊，顶不住，鬼子有掷弹筒。”　　　　　　父亲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把队长手里的酒碗都震掉了。炮声使队长清醒过来，他撕开衣襟大吼：“给我机枪，撤。”可是已经晚了，鬼子冲进村里团团包围住他们。队长抱着机枪带头冲开鬼子的包围圈，自己却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直至牺牲前还叮嘱父亲，说什么也要保住机枪，它可是咱们的命根子……父亲一讲起来就遗憾：“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要是我们队长活着该多好，喝茅台也请得起！”　　　　 　　　　　　父亲过来看我了，吓得我把脸转向里面，装作沉沉熟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心怦怦乱跳。　　　　　　他摸摸我的额头，掖掖被角走了出去。一连几天我都忐忑不安，父亲照例早出晚归，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凭我一厢情愿的幻想，好像事情过去了。现在想来，以一个孩子的心理揣度大人的动向何等幼稚可笑，父亲出差回来家里家外需要处理多少事情，哪有时间顾得上一个孩子。星期六晚上，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翻阅《参考消息》，决定收拾我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着炒菜做饭，我在里屋装着写作业，看上去非常认真。父亲紧绷着脸，不露一丝表情喊我：　　　　　　“艾平，你过来。”　　　　　　“爸爸，我写作业呢。”我语气含糊地搪塞。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我叫你哪，听见没有？”　　　　　　我慢慢腾腾走出里屋，向他走去，两肩垂下，笨拙地掩饰内心的慌乱，离他老远就收住脚步。　　　　　　“你小子学会应付差事啦！”父亲从写字台抽屉拿出那本大字，把两只胳膊肘放在桌面上，翻阅着，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拉长吓人的驴脸神情骤变。“我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没出息，和你姐姐妹妹比什么劲儿，我要你和那些写字好的孩子比。”　　　　　　“能认出来就行呗。”我壮着胆子向前迈了一步，站在屋子当中，低低顶了一句。　　　　　　“你顶嘴。”　　　　　　“我没。”　　　　　　“你站过来。”　　　　　　我一点点往前挪动，眼睛转向窗户，恨不能躲他越远越好。　　　　　　“给我重写，”他把本子扔给我，“一个字都不能偷懒。”　　　　　　“我要开学了……”　　　　　　“我不管。”他加重语气。　　　　　　我又一点点向后挪动脚步，随时准备举起肘子，以防他的巴掌落下来：　　　　　　“我写不完。”　　　　　　“你敢？”　　　　　　直到那一刹那，我的犟劲儿也冲上来：　　　　　　“就是写不完。”　　　　　　他一巴掌打过来，我“哇”地一声大哭，为的是惊动厨房里的母亲，让她劝阻父亲。我转身就往外跑，父亲早已察觉起身挡住门口，顺手插上屋门让母亲进不来了。他抓住脖领将我摔倒，踢起我的屁股，母亲在门外使劲儿敲门道：　　　　　　“渭生，开门……孩子他爸，不能这样……开门。”　　　　　　“让你顶嘴，大人说话不老老实实听着……”父亲一脚不罢一脚地踢着我，“我打死这个犟眼子！”　　　　　　“妈呀，疼死我了！”我满地翻滚哭叫，“妈呀，你快来呀！”　　　　　　“于渭生，别打啦，求求你……”母亲喊道，“于渭声，你听见没有……再不开门我就撞啦。”　　　　　　父亲对我拳脚并用了。母亲真地撞起门板，“咚咚”直响：　　　　　　“小艾平，往床底下钻。”　　　　　　母亲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爬起来一头撞向父亲，他显然没有料到我敢反抗，趁他惊愕之际一个鱼跃钻进双人床下。父亲反应过来，伸手抓我的双脚想拖出我，我奋力一蹬踢开他爬进最里面的墙角。真得感谢这张加宽的铁双人床，四面带铁棱的床底特别低，父亲高大的身躯钻不进来，每每成为我的保护伞。父亲气急败坏地找把笤帚往床底乱捅，他捅东边，我躲向西边，他捅西边，我躲向东边。小小的身躯像老鼠钻进地洞里一样游刃有余，笤帚头怎么都差一点点捅不到我。父亲狂怒地拉开屋门插销跑到走廊里拿拖把，企图用它捅我。　　　　　　母亲抓住拖把与父亲争夺起来，火了：　　　　　　“于渭生，你干什么……冷静点！”　　　　　　“你放手……我治治他的毛病。”父亲气呼呼道。　　　　　　“教育教育就行了，你真跟孩子治气吗？”　　　　　　母亲夺下拖把，将父亲推进屋里坐在床上，我看到两双脚各踩在床头的一边。　　　　　　“我一打他，你就护着。”父亲说，“还怎么教育孩子？下次我不管了……你来管。”　　　　　　“我不是不让你管，你手太重。”母亲气得直掉眼泪。　　　　　　“不打掉他的犟脾气，这孩子将来准吃大亏。”　　　　　　“那也得一点点来，他还太小……打也不是教育的好办法。”　　　　　　出去玩的姐姐妹妹回来了，姐姐一进门就说：　　　　　　“妈，吃饭吧，我饿了。”　　　　　　响起放桌子、摆碗筷的声音。　　　　　　妹妹问父亲：“爸，我哥呢？”　　　　　　母亲说：“让他出来吧。”　　　　　　父亲一直保持着严肃的态度，默许了，母亲俯下身子叫我：　　　　　　“艾平，出来吧，向你爸爸认个错，吃饭。”　　　　　　“不。”我嗓子哭哑了，舔着从嘴角上流下的泪水抽泣。“妈，我渴……”　　　　　　我不出来，怕余怒未消的父亲看我哪儿不顺眼，又得生气。我躺在床下哭着，用肮脏的手擦着眼睛，弄得脸上乱七八糟。母亲叹了口气，倒满一杯温开水放在床下，拿出一块凉席塞进来，她的声音仍然带着那种亲切的温柔：“铺在身下，儿子，水泥地凉。”我喝过水，听着饭桌旁的说话声迷迷糊糊睡过去，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母亲又要和父亲忙活着搬被褥，掀床板，把睡成死狗的我抱进里屋……　　　　　　考完实验中学，我彻底放松了。　　　　　　为准备考试，母亲足足关了我一个月“禁闭”，一放学就不准离开家门一步，突击复习算术。我记得很清楚，算术一直是我的弱项，天知道董老师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算术题，即使我对那些阿拉伯数字毫无兴趣，也得耐着性子吃他加的“小灶”。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那一个月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我自己的话讲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核对过考题，我有底了，一股脑儿将讨厌的阿拉伯数字还给创造它的上帝，跑出家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期间母亲要去黑龙江省党校学习，她也想让我考完试后放松放松，临走前叮嘱我不要离开糖厂大院玩耍，听爸爸的话别找挨揍，再没说别的。　　　　 　　　　　　我的小小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２０里，嫩江３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绕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满语“刮大风的地方”。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朝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场”。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内的龙沙、铁锋、建华３个区以及市外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他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怨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地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４０万吨，砂糖总产量５万吨左右。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２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锻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锻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潇洒地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细细的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１０张普通的牌子。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而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那些日子，父亲总是坐立不安，闷闷不乐，下班后给我们做好饭菜就独自喝酒，一个人守在家中听那台德国造的收音机，整整一晚上都不说话。　　　　　　东北人管收音机叫电匣子，父亲的那台德国造电匣子今天看来绝对是古董，那时候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令我的同学都羡慕至极。他们一放学就找个借口到我家来转转，无非想央求我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糖厂职工绝大部分都买不起收音机，外界的消息一般都通过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传进大院。孩子们若想收听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小说，得赶快吃上几口午饭聚集在喇叭底下抢占有利位置，一站就是仰脸朝上待半个钟点，等听完小说连播节目再回家填饱肚子……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糖厂俱乐部——那座像大仓库一样的一层建筑物，它是白土地人的娱乐中心，是“大道小道”消息的传播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日后我一家人与众多走资派的悲剧以及造反派的丑剧、闹剧、荒诞剧，无不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轮番上演，既令人惨不忍睹又啼笑皆非。父亲的额头上满是刀刻般的皱纹，眉宇聚成深深的“川”字，困惑不解地听着晚间新闻。广播里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什么“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园……彻底批判‘三家村’……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是何等好哇！”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一场大政治运动即将爆发的信号，宣传的目的意在制造革命舆论，让每个人的头顶都悬着一种看不见的威胁。我希望听点别的新闻节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没劲儿极了。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忧心忡忡，北京发生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反常使人奇怪，连督促我练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我哪里知道，全国范围内已涌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小小糖厂绝非世外桃源，无一例外难以幸免。　　　　　　父亲心事重重，脸上的神情惴惴不安，好像预感到某种威胁正逼近身边，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对我“撒手放鹰掌”了，这对他的儿子反倒最好不过，我受宠若惊，心花怒放，母亲在家是决不会允许我整天在外面疯玩的。　　　　　　糖厂是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夏天甜菜无法储存，入冬才能开机，化冻时节就停机检修设备了，一到夏天大部分厂区人影稀疏。那年６月间厂里发生一件怪事——锅炉车间经过检修试炉串水串气时，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竟是白色烟雾！那烟雾化作白茫茫的粉尘飘落下来，初雪一样覆盖大地，之后便再不融化了。一夜之间，无论生产区还是家属区都变成白土地，一片耀眼的洁白纯净，人们走出家门跟踩在大雪地上似的，一步一个黑白相间的脚印。说也邪了，那烟雾落下的地方全是厂区，一墙之隔却泾渭分明——院里的厂区是白土地，院外的菜社依旧是黑土地。于是，迷信的老辈子暗地里议论纷纷：“三伏天见雪是极为不详的预兆，恐怕要有祸事了……”好在接连下了几场大暴雨，将地面上的白霜冲洗得干干净净，白土地又变回为黑土地，这件怪事才告一段落……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二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孩子们在心里发挥着这个新念头，越来越兴高采烈。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２根或３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仆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３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头……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３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２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４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背着走向２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他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伤口，没走多远脊背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迷迷糊糊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３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只有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可笑。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５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１０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滚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四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点小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工作组头头冷冰冰地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母亲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的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向日葵的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心情沉重地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怨不得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理叔叔家有3女1男４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便泾渭分明，一般男孩找男孩玩，女孩找女孩玩，若男孩往女孩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和女孩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亭、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５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亭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吸吮着逛开动物园。臭味扑鼻的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它们无精打采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冷森森的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威风凛凛地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竟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悻悻地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地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两点，我和姐姐乘２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快步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沉重起来，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好像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绝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这事着实有点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步履蹒跚地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地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地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阴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地说：　　　　　　“弟，咱爸……”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说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春季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潇洒地讲几句话，将军一样大手一挥威风凛凛地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我接受不了，根本无法承受，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制服，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地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窒息的胸口，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头发堵。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但在此刻，但在此刻，他不管离我多远，我也无疑能够看得清楚，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长长的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沉痛地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头上带着白帽子、腰间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眼睛直勾勾地盯起我，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给儿子丢脸，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的身子没动，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尽管那笑容硬邦邦的勉强，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仿佛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点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我站在阴影里仰脸望着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愤怒的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地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觉得我的舌头给钳住了，我的眼睛模糊了，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慢慢地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狂暴地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跑前跑后一个劲儿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狠狠地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冷冷地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的痛苦吐着泡沫。他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之后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地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这种遭遇对我无疑是强烈的打击与震撼。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发疯般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艰难地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一副痛苦不堪的神色。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突然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低沉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做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用痛苦的目光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乖乖坐起来，接过碗一点点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回来后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我迷迷糊糊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匆匆走了。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１０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地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屋里闷热难耐，闹钟滴滴答答地响着，灯光射出无数支尖刺刺痛我的眼睛。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的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小时候比男孩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我火了。　　　　　　姐姐死死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我的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下意识地把两手放在胸前，捂着脸颊哭了，我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一直等她们白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地跑向俱乐部……　　　　
　　　　　　 　　　　　　
　　长篇文革纪实《白土地》(连载)　　
　　　　　　
六　　　　 　　　　　　邻居家的小公鸡打鸣叫醒我，天快亮了。　　　　　　我起来到院子里撒尿，西下洼欢叫一夜的蛙鼓歇息了，四周阒无声息，一片死一般寂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早晨的这种寂静跟过去的寂静比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显得很是恐怖。菜地里一溜溜排列的大葱生机勃勃，翠绿欲滴。小白菜快一巴掌高了，蓬松的青叶子上挂满晶莹的露水。那十几棵高大的向日葵也迎着东方舒展开金黄色的花瓣，圆圆的花盘上结满颗粒饱满的葵花子，风沙沙地响着，掀动着花盘下肥大的叶子。我睡眼惺忪地把着小鸡鸡，对着小白菜撒出一泡长长的尿水，尽管母亲说过，往菜根上撒尿会烧死菜苗的。　　　　　　小公鸡因我出来撒尿暂时停止打鸣儿，这会儿以为没事了，又伸开脖子“叽够够”地叫个不停。它的叫声极为难听，像有东西掐住喉咙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走过去踢了隔壁鸡窝两脚，小公鸡吓得又不出声了。我想起头天晚上的斗争大会，返回里屋看父母是否回家了。父亲的炕位空着，他还没有回来，只有母亲睡在妹妹身边，脸上还残留几点墨迹，可能昨晚太累了，仓促之间没洗干净。她沉重地呼吸着，时而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我悄悄退出来，回到小屋躺下，忽然听到窗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前趟房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狂叫起来，有几道手电筒光柱闪来闪去。我惊恐地抱住被子，以为他们又来揪母亲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奔跑的脚步声不停，人们在喊叫，外面的手电光透过玻璃射进屋里，在我和姐姐身上照来照去，刺得我眯缝起眼睛。窗外一个粗嗓门问：　　　　　　“有没有？”　　　　　　“这屋也没有……”另一个人答，“是两个孩子。”　　　　　　“奶奶的，家里没有，他能跑到哪去？”　　　　　　“再到前面看看。”　　　　　　脚步声绕过房头，有人推开院门，手电筒光柱又在厨房扫来扫去。　　　　　　“都看遍了，他没回家。”　　　　　　“你们在这儿看着，”粗嗓门恨恨道，“折腾大伙都睡不好觉，逮住这家伙饶不了他！”　　　　　　他们不再说下去，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走到门口朝外窥视，见两个人在院门旁抽起烟卷，烟头在夜色中一闪一亮，显然有人监视我家的情况。家里人都在熟睡不醒，我没有惊动她们，忐忑不安地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功夫，我又听到更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爬起来扒着窗户向外望去，发现一大群人匆匆走来。守在门口的人问：　　　　　　“喂，你们找到于渭生没有？”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找着……”粗嗓门气呼呼地说，“他回来没？”　　　　　　“没有。”　　　　　　“妈的，客气个屁，搜。”　　　　　　有好多人来到守在门口的人那里，响起剧烈的拳头砸门声：　　　　　　“孙志刚，滚起来，开门，你们都死了吗！”　　　　　　母亲被敲醒了，她打亮电灯起来开门，用身子挡住来人惊恐地问：　　　　　　“你们有事么？”　　　　　　“于渭生在不在家？”　　　　　　“他被你们带走了，怎么能回家……哎，别惊醒孩子！”　　　　　　一群人涌进屋里，气氛相当紧张，灯光下一目了然，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　　　　　　“告诉我，于渭生他怎么了？”母亲沉不住气了。　　　　　　“他跑了，”粗嗓门说，“孙志刚，我们要你提供他逃跑的线索，带罪立功。”　　　　　　“他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想问你们，管你们要人呢……我回来前跟你说过，你们不许于渭生回家，也不许我送衣裳和铺盖，就得为他的安全负责。他人没了，我不找你们找谁。”　　　　　　“斗得你轻，胡搅蛮缠。”粗嗓门色厉内荏地说，“这能怨我们吗，看他的造反派睡着了……他长着两条腿呢！”　　　　　　“还我丈夫……我把人交给你们了，你们答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