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的瓷器外销
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的瓷器外销
她的胸中燃烧着怎样的狂喜？
为何她的眼中又充满惆怅的憔悴？
每当她令我欢喜的眼神从我身边扫过，
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可是新的疑惑和恐惧在我内心挣扎，
难道有什么样的情敌在我旁边？一个中国瓷罐。
瓷器就是她心中的热情，
一尊杯，一只盘，一片碟，一个碗，
就能使她心中充满希望，
就能点燃她的欢欣，或着打碎她的宁静
& &John Gay,
为了光荣，为了梦想，为了财富，为了探险，扬帆起航，向着茫茫大海尽头的神秘东方，向着地球那边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从陆地走向了海洋，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并带回了无数晶莹剔透的瓷器，中国精致的瓷器和其它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当它们展现在走出了中世纪的西方人面前，一种巨大的震扑面而来。从此，欧洲的中国世纪潮流就迅猛开始，势不可挡了。
中国的瓷器出口大概可以追溯到瓷器产生的同时代，目前已知的瓷器大宗出口是从唐代开始的。早期的中国瓷器东销日本，西销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于非洲。历代以来，瓷器一直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与丝、茶并誉于世界，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国瓷器真正划时代的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出口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明清时期，我国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瓷器制作技术日趋成熟，制作周期缩短，分工加细，开始具备根据用户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生产。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是对景德镇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瓷器品种极大的丰富，制瓷工艺日臻成熟，制瓷技法日益提高，制瓷工艺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瓷器不仅供国内各阶层人士使用，而且远渡重洋，销往亚洲、非洲、欧洲等不少国家和地区。
大规模的瓷器出口欧洲和美洲贯穿了明代嘉靖年间直到清代末期，从现存资料估计，中国从明代后期到清代末期出口西方的瓷器，保守的说也有1.5亿件以上。大规模的瓷器出口，是与当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
第一篇 明清外销瓷器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在西方，瓷器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等同于中国看待，它的名字就叫 “中国 ”(china)
。在中国，在公元一世纪的汉代，就已经生产出了质地坚硬耐用的成熟青瓷。几乎就从那时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木船把中国生产的瓷器带到了日本，东南雅，西亚和北非。到了十六世纪，欧洲列强的海上风帆更开始将数以亿计的明清瓷器运向西方。这条中西之间的海上瓷器之路，走的既远又长，带着光荣与梦想，带着泪与汗，血与火。
一 . 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的商业革命
从十五世纪末开始，由于造船水平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加上货币经济和商业的扩张，造成了所谓的新航路开辟。西方航海殖民势力纷纷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其中势力强、影响大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的流传，也使得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到东方去掠取财富就成了西方殖民势力的重要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派航船到东南亚一带建立据点，成立公司，开展对东方的贸易，这些据点也就成为他们对中国贸易的大本营。
明代后期的西方航船开往东南亚
明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又
租占了澳门，从此掌握了由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嘉庆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今菲律宾）。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简称 VOC）成立，并且随后在爪哇的巴达维亚 (今印尼的雅加达)
建立了总部。天启五年（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
崇祯十四年（1641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取了马六甲，并很快把葡萄牙的势力赶出了东南亚。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印度莫卧儿皇帝准许英国在苏拉特居留。英国冲破了葡萄牙的阻挠，在苏拉特建立了永久性的商站。随后，英国人在亚格拉、艾哈迈达巴德、布罗奇布罗达建立商馆。顺治元年（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
康熙七年（ 1668 年），英国又获得了孟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英國在广州设立商馆，
从此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全面掠夺。
顺治元年（1644 年）， 法国的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成立并于1674
年在印度南部建立了据点本地治里，此后又在孟加拉建立了昌德纳戈尔。雍正二年（1728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
雍正九年（1731年），瑞典成立东印度公司，开辟了亚洲航线，第二年便派遣商船航行到达中国广州。此后，瑞典东印度公司船队定期往返于瑞典哥德堡和远东之间。
到十八世纪，在广州设立商馆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西班牙、美国等。
二．西方的中国潮和对中国瓷器的需求
在中国瓷器大量进入西方的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以陶器，木器和金属器皿为主，尤其是陶器，成为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器皿。和瓷器相比，陶器粗糙，厚重，丑陋。
虽然中国瓷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到了欧洲，但是基本上都是通过西亚和北非商人间接传入的，数量非常稀少，而且往往被当成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国王和贵族，平常百姓是看不到的，也因此很多认都不知道瓷器是什么做的。就连当时进口中国瓷器最多的葡萄牙，也尚不清楚中国瓷器的成分。
葡萄牙代理商 巴尔伯沙 (Duarte Barbosa) 在十六世纪前期时认为中国瓷器是以贝壳制作的。潘奇洛李 (Guido
Panciroli, ) 也在其著作中认为瓷器的成分包括破碎的贝壳、蛋壳以及石膏[1]。
不仅是在欧洲，就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埃及和阿拉伯，瓷器的价格也非常昂贵。根据 葡萄牙人达米澳欧·德·哥伊 (Damiao
de Gois) 在 1541 年的記載 ，瓷器是以贝壳制成的，非常昂贵 ， 其单件的价格就相当于数位奴隶的价格 。
因为瓷器对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那么稀少且昂贵，因此它们往往被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有关中国瓷器可以验毒的观念在整个十六世纪都很流行。欧洲人普遍认为，如果在中国瓷器里盛放毒药的话，瓷器会开裂。这个“特性”被当成瓷器的固有魔力，被当作是瓷器制作时候的设计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宗教绘画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踪迹。著名意大利画家乔凡尼 ·贝理尼（ Giovanni
Bellini）在 1514 年创作的名作 “ 诸神的盛宴
”中就画有明代中国瓷盘，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崇高地位。
乔凡尼·贝理尼"诸神的盛宴（The Feast of the Gods）" 1514年作
正是因为中国瓷器的珍贵和魔力，即使是拥有少量中国瓷器的王公贵族，也没有人会真正拿瓷器来使用，而是作为贵重的物品加以珍藏，只在重要的宴会才会拿出来象征性的使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最贵重的沙拉、水果及果酱，
不用瓷器盛着就什么也不是了..... 教皇、国王、君主、公爵、侯爵......都遵循这个习惯” [3] 。
到了十六世纪中期，随着葡萄牙人大量从带回中国瓷器，收藏中国瓷器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一种风潮。在最早和中国贸易的葡萄牙，王后、公主的手镯都是中国瓷器，葡萄牙国王赠送给意大利国王的礼物也常常是中国瓷器，并且王后委托人在中国订烧自己肖像的餐具，赠送给有功的士兵。在另一个最早和中国贸易的西方国家西班牙，十六世纪早中期在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收藏品中，就有一套中国订制的装饰有其徽章的瓷器。十六世纪后期在位的菲利二世更是收藏了多达3000件的中国瓷器
。其他国家的国王也不例外。十六世纪后期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拥有一批中国瓷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也从阿拉伯和葡萄牙收集了不少瓷器，此外他的首相福洛理蒙·德罗贝特
(Florimond de Robertet)
也收藏有不少的中国瓷器，并且有不少是葡萄牙人抵达中国后首批转运到法国的瓷器。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二世也收藏了233 件中国瓷器 [5]
正因为中国瓷器的价值之高， 1522 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所装载的货物中的三分之一必须是瓷器 [6]
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从东方带回的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以及神秘的东方文化，极大的触发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对传统的怀疑和批判，反过来更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崇拜。当时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对于享乐的追求在经济发展和商业财富急剧增加的现实中有了可能。加上当时欧洲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同时期的中国，中国精美的物品自然成为上层社会追求的目标。特别是荷兰人开始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把东方的物品转运到欧洲各国，使得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神秘国家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到西方人的视线，欧洲上层社会很快就以穿中国绸，喝中国茶，用中国瓷，谈中国事为荣。
&西方商人在广东监督茶叶打包准备装船，摘自Christie's《Chinese Export
在此以前，只有王公贵族才可能拥有中国的瓷器，现在，富人们也可以拥有几件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瓷器和其他物品了。当然，它们仍然是高档的奢侈品。
十七世纪以后，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中国风格已经成为文化，地位，财富和荣耀的象征。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几乎全盘肯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651 年，荷兰联合省执政弗雷德莱克 · 亨利（Frederic
Henry）的女儿嫁给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嫁妆就是一大批中国瓷器。而 1662
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也带来了瓷器作嫁妆。
英国女王亦不能免俗，十七世纪后期英国光荣革命后从荷兰迎来的玛丽王后也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十七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 ·
笛福形容当时的中国热说： “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 [7]
。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说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收集了...奇形怪状的中国瓷瓶”
更为可笑的是，在当时的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式的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更是于 1670
年忽发奇想，在凡尔赛建了一座“中国宫” 。整个中国宫的装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风格”
。檐口楣柱、墙角四边屋顶都贴着艳丽的瓷砖。室内色彩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白底加蓝色的图案，摆上中国的瓷花瓶，绸帐与金流苏。
法国的贵族与中产阶级随后纷纷效法这位伟大的国王，将自己平淡丑陋的房屋院落改造成中国式的“游艺室”
，并不惜高价购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帷幔装饰他们的客厅内室。
整个十七世纪，中国的瓷器在欧洲仍被视为珍玩，到十八世纪初仍然如此。只有在象西班牙马德里和法国凡尔赛这样的少数大宫廷里才有较多的瓷器陈列与收藏。贵族家庭和有钱人也以摆设瓷器来附庸风雅，炫耀地位。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国外玛丽二世收藏的瓷器多到了“奇怪的地步，瓷器摞到了柜子顶上......直到顶到天花板，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宫殿”
[9] 。 路易－塞巴斯蒂安 ·
梅西埃则记叙十八世纪初中国瓷器的情况还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 [10]
到十七世纪晚期，中国外销瓷的欧洲市场开始完全形成。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允许欧洲国家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欧洲国家的船舶可以直航广州。这样，中国瓷器便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市场。只有上层社会的有钱人才能拥有瓷器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改观，由于中国瓷器大量输入欧洲，瓷器开始成为欧洲人日常的生活用品，如作为餐具和茶具。欧洲对于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大量生产瓷器为止。而这个时，一般的欧洲家庭也喜欢用精美的中国瓷器镶嵌于墙壁、家具或屏风上来装饰房间了。
对于中国奢侈品的追究，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出口，而美丽的中国瓷器，又反过来促进了欧洲世纪中国潮的发展。中国潮的意义除了一种追求中国货的热情外还包括一种渐渐形成的中国化的艺术与生活风格。这是欧洲在走出黑暗的中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活富裕后的必然结果，因为当时的世界，只有富裕而先进的中国能够满足他们这种爆炸般的欲望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三.饮茶习俗在欧洲的流行
中国瓷器在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的爆炸性出口，和中国出口的另一大宗商品茶叶也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是大航海时代最早同中国做生意的，但是把中国特产茶叶带到欧洲并使其风靡世界的却是荷兰人。
161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此后茶叶的进口数量一直稳定增加。
当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邦特库博士 (Dr. Cornelius Bontekoe)
著文宣传，饮茶不仅有益个人健康，而且有利社会风化。他说喝白水是有害的，喝酒又太容易滋生是非。只有茶才是最理想的饮料，它可以暖胃、提神，加强记忆力，提高智慧与修养，使人气朗神清，轻松愉快，尤其是使学生不至于一学习就打瞌睡。他甚至建议，初学喝茶者，一天可以喝
12 杯，喝习惯了，每天的定量应该是200杯左右。当时普遍认为这种昂贵的饮料是治病的良药。
中国十九世纪初的茶叶行，摘自Nigel Pickford & Michael
Hatcher《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饮茶很快就在荷兰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流行，甚至成了一种到今天都让人无法理解的偏执。
到 163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斯文汀侯爵 (Lord Seventeen)
已经写信给巴达维亚总督，让他不仅采购茶，而且要采购喝茶的瓷杯、瓷壶。饮茶的盛行要求必须要有一种牢固的，不会破坏茶的风味的器皿，如贝壳般晶莹剔透的中国瓷茶具就格外显得必要了。茶具开始出口欧洲，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公主的癖好很快就感染了周围的王公贵族。
1664 年，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指令他们在万丹的代理采办 “100镑上好的茶叶 ” ，并开始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提供茶饮与糖。 1687
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 “150担茶” 。
一镑茶的当时的售价可以高达十英镑。而当时一个普通英国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五英镑。因此最初茶叶和瓷器一样，只能是上层贵族的奢侈品。
从十八世纪早期起，茶叶就成为西方商船上最大宗的货物，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茶具也伴随着茶叶成为瓷器出口中的大宗货物。而饮茶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了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时髦，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只要有能力的，大都要买中国的瓷茶具来饮茶。在当时的荷兰，茶，咖啡，巧克力，“都要用不同种类的中国青花瓷杯来喝。女人们开始举办饮茶派对并且这已经成为她们离家访友，社交和显示她们瓷器的好接口。因为瓷器是这么美丽，这么轻薄，它吸引眼睛的注意”
从保存的当时订货单和已经被发现打捞的这一时期的沉船所载瓷器看，茶具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 1752年的荷兰沉船
“盖尔德麻尔森” 所载的瓷器，据东印度公司保存的订单，大概有22.5万件，其中茶具
62623件，巧克力饮具19535件，茶壶578件，大概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其它任何种类的瓷器
[12]。“在1752年之前的一些年，大多数到达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都至少会带来10万件的茶具” [13]。
一套雍正越南金殴沉船载的开光花鸟茶具，类似的茶具是当时出口的大宗瓷器。
此外，由于当时的西方商船桅杆很高，而当时的大宗货物是重量比较轻的茶叶，为了保证商船有一定的重量以抗衡海洋的惊涛骇浪，平衡船体，比重大的瓷器就成了最佳的压舱货。所以只要是运茶叶的商船，大概都会装载瓷器。
四. 明清时代中国对于海上贸易的政策
明初实行海禁，只允许进行由政府统制的以 “朝贡贸易”
为形式的对外商业交往，禁止民间私自往来交易。因此，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是限定在 “朝贡贸易”
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是这种贸易的规模很小，能够前来朝贡的国家也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日本和东南亚的少数几个国家，而且朝贡的次数和规模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二年（1523年）开始的全面海禁。但是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更加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由于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于是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
“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 [14]
。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陬，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讧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
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
“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 [15] 。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16]
。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 [17] 。
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二年（ 1568 年）部分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18]。 万历二十七年（
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隆庆初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当时，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嘉靖时著名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
“无虑数十万” [19] 。
明后期开放海禁和对外贸易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17
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嘎然而止了。清初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就开始了，到顺治十八年（
1661 年）开始 “迁海”
，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
“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20]
。此后二十余年间，清政府一直严令禁止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这一时期，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只在澳门仍有小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海禁之彻底远远超过明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商船，来往于广东和东南亚，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次年，康熙帝以开海既
“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 ，又可 “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
，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江南松江，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 4
海关与外国通商。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
清朝在开海以后，民间私人出洋贸易和口岸中外互市一度都有所发展。但从康熙末起，主要是从政治安全出发，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尤其到乾隆朝以后，重新进入半闭关状态。乾隆二十年代以后更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
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影响着明清瓷器的出口，比如在 1661 年到 1883
年之间，对外瓷器出口基本停止，而这一时期的欧洲基本都从日本进口瓷器。
第二篇，明清瓷器出口的阶段和瓷器数量
明清时期对欧美的瓷器出口大概从十六世纪初期的正德时期开始。早在十六世纪初期，葡萄牙的船队就到了东南亚，并于1557年获得了进驻澳门和中国贸易的许可。而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建立了与中国贸易的基地。
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年）来到中国沿海买去景德镇的五彩瓷器10万件，运回葡萄牙。
1522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所载货物的三分之一必須是瓷器。
后来西班牙侵入菲律宾，并以此为据点收购中国瓷器。1557年，西班牙传教士阿古斯梯诺，特罗迪希腊斯等来华，大批中国瓷器就和在美洲掠夺的金银器一起运往西班牙。1573年6月中旬，两艘西班牙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
。从此拉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序幕。
可以说，十六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一通统天下。而葡萄牙的里斯本也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忙热闹的货物集散中心，前来采购丝绸，瓷器和香料的欧洲各地商人络绎不绝。
但是的贸易主要是以丝绸，棉布，香料和瓷器为主，后来占出口产品绝大部分的茶叶此刻并不是贸易的对象。
当时的贸易以间接贸易为主，中国的物品主要是由中国的商人从沿海运往澳门和东南雅，在那里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交易，然后有的再运回东南亚的香料，还有的（特别是从菲律宾回来的）就直接空船而回。据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的记载，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所载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因为没有货物而无货税可抽。
由于目前材料的匮乏，我们很难知道整个十六世纪中国到底出口了多少瓷器到西方，不过从坐落于里斯本的汕头宫 (Palais de
Santos) 陈列的大量中国青花瓷器看，当时的贸易数量应该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以葡萄牙从1522年开始到1599年每年两艘船，西班牙从1573年起也两艘船，每年航行一次，每次每船装一万件瓷器来看，十六世纪中国一共出口了210万件瓷器。当然，一般来说来如果一艘船的主要货物是瓷器的话那么其装载量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但是当时的船货里瓷器并不是最主要的货物，加上当时的航行也不是固定的，因此每年往返一次的数量并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算下来，这个数字可能保守了点，但应该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生产作坊，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1995
如果说十六世界中西贸易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天下，那么十七世纪好运就转到了荷兰人身上，荷兰人成了海上霸主。
公元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同年和 160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两艘葡萄牙商船 “Sao
Tiago"和“Santa Catarina”
，后者装载的10万件青花瓷器同年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因搞不清这些美丽瓷器的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Kraak
，这个名称来源于当时葡萄牙在亚洲运送这种货物的商船 Carrack
）。这一事件标志着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中西贸易主要承载国地位的结束。
在荷兰占领台湾以前，他们运往欧洲的物品中瓷器所占的分量是不大的。但是从天启五年（1625
年）占领台湾开始，瓷器的数量就开始急剧增长，特别是由于饮茶在荷兰和欧洲的日益流行，对于中国瓷茶具的需求大量增加。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在明崇祯九年、十年、十二年
(1636 、1637 、1639 年) ，荷兰曾分别购买景德镇优质外销瓷数十万件之多。
从荷兰开往印度尼西亚的船只（往返平均约需6个多月），在年间平均每年10艘，
年间平均为22艘， 年间平均为29艘。
1659年，东印度公司拥有商船51艘，其中荷载1000吨以上的有17艘。据有学者根据东印度公司这一时期残存档案的粗略统计，仅17世纪上半叶，就大约有超过300万件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其中主要是荷兰人采购的
[21] 。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没有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们仅从荷兰一国，从1625年荷兰占领台湾开始算起（因为在此以前瓷器并不是大宗货物），到1650年的
25年，这期间一共有大约有550艘左右的船来往于荷兰和东南亚，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其中直接与中国贸易的大概每年有2－3艘船。当时一艘大船据研究如果装瓷器的话大概会以200个木箱的瓷器来压舱，总共大概是20万件左右的瓷器。如果我们以每年2.5艘的平均值计算，其装载瓷器的总数应该在1600万件左右。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这一时期对于瓷器数量的记载不完全，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如
Maura Rinald在他著名的《 Kraak Porcelain
》一书中也认为东印度公司商船的登陆记录中并不把瓷器当成货物，因此不记载瓷器应该是个惯例 [22] 。
何鸿先生认为，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
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从年，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荷兰和世界各地 [23] 。
嘉靖款执壶，其徽章被认为是嘉靖时期航行到广东经商的帕首投父子（ Peixoto ）
的 。摘自Craig Clunas, Verity Wilson, Rose Kerr and Nick
《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由于中国时代交替的内战，从1657年起到1683年的近二十五年里，荷兰基本上停止了官方对中国瓷器的大量进口，而转向日本进口瓷器
[24] 。 在此期间尽管也有少量中国瓷器以各种方式被运到荷兰，但是应该比前一阶段少得多。
另一项国外有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间（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二千万件。如果对比上一个个统计数字，那么从1683年到1695年的13年里，荷兰共进口了大概400万件，考虑到开海禁到大规模出口之间还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可信的。
因此总的说来，十七世纪仅荷兰一国进口的瓷器就达2000万件。加上其他国家的少量进口，估计中国瓷器出口的总数量高达2500万件左右。
十七世纪的中西贸易，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爆炸性的增长，荷兰也被称为“海上的马车夫”。其它欧洲国家所需的商品往往要通过荷兰的中转。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的商船、40艘战船、五万名员工和一万多名雇佣兵。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主要是荷兰人控制的话，从十七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主地位的消失和英法在东南亚殖民势力的强化，英国，法国也加入了中西瓷器贸易的行列。随后而来的还有瑞典，挪威，丹麦，美国等国家。与此同时，虽然荷兰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中西贸易，但是其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实力，因此纵观十八世纪，可以说中国和欧洲的瓷器交易是多国并举，但主要是英国和荷兰，尤其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开始超过荷兰成为第一大中国瓷器进口国。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商人开始在日本和爪哇岛附近，与中国的小舢板进行贸易往来，他们用羊毛和棉花交换回中国陶器。但是当时受条件所限制，期贸易量相当的小。1669年（康熙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运华茶入英，其量仅65
公斤。 1685年，英国派遣了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
1699年，东印度公司的“麦克利思费尔德”号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广东港口的英国商船。它从伦敦带来了价值2,500英镑的布料、线和羊毛制品，在广东全部售出。随后又满载着生丝、瓷器、麝香、平纹皱丝织品等东方特产顺利返航，其中瓷器有53箱。1717年，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Esses”号和“Townsend”
号共运送了30万5千件瓷器，1721年，四艘船则运送了超过80万件的瓷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30年一年就购进中国瓷器51万7千件。
”即使在18世纪下半期，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减弱的情况下，英国仅在1780年一年就向中国订购了80万件，所以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数量是无以计数，并且保存有中国历代各名异的瓷器，当然明清时代瓷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前朝
” [25] 。
康熙时期出口荷兰的军持（右）和花瓶，摘自Christie's
《 The Vung Tau Cargo 》1992 。
1698年，法国的商船成功远航中国，並於1700年帶回了181箱瓷器。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哥德堡成立，以哥德堡港为起点的远东航线随之开辟。从1732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组织过130次亚洲之航，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中国广州为目的地。1745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船"哥德堡号"在回程到哥登堡附近沉没，一起沉没的有50多万件瓷器和370吨茶叶以及大批丝绸。
1741年一年，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的商船就运送了120万件瓷器到欧洲 [26] 。
至于整个十八世纪西方一共从中国进口了多少瓷器，恐怕是很难搞清楚的。而且说法也互相矛盾。《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在《镜子中看中国》（日）一文中说“在瑞典哥德堡市的东印度公司，杨卫民看过一份清单，年间，瑞典进口中国瓷器2500万套，同一时期荷兰的数字是7500万套"
。而据西方学者焦革研究，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 [27]
。从逻辑上判断，后面这个数字恐怕更接近实际情况。
从，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共航行了790次 [28]
，这一时期正是进口瓷器的最高峰，而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共航行了2600多次。粗略的估计十八世纪欧洲所进口的瓷器恐怕至少超过一亿件。
广东珠江十三行外的风景，这里的风光，特别是左边的那个宝塔常出现在出口瓷器上。图片摘自Chiistie's《Chinese
Export Art》2005。
从十八世纪末期，欧洲国家开始大量减少了从中国进口瓷器。从1810年开始，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不会超过5000件，这一数量一种延续。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才又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不过这时进口的主要是家庭和庭院用的小摆设，而不再是大规模的餐具了
到十九世纪，中国瓷器的出口主要是对美国一个国家。美国商船第一次进入中国贸易是1784年，这一年，”中国皇后"号商船到达广州贸易，带回了大量茶叶，丝绸和瓷器，中国的瓷器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是那么的美，就连当时的总统华盛顿也禁不住诱惑，买了"中国皇后"号刚刚自广州带回的绘有美丽图案的特制中国茶壶，摆放在自己家里。
据统计，1784年时，只有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船停泊广州。随着美国商船的加入，到1789年，在当时停泊广州黄埔海面的外国商船中，美国商船的数量跃居第二位，共15艘，仅次于英国的61艘。
但是到道光末年，美国的大规模中国瓷器进口也已经停止了，主要是因为中国瓷器的质量日趋下降，质量更好，装饰和器形更适合西方人口味的欧洲瓷器的价格已经比中国瓷器更便宜并且占领了大部分市场。
到目前为止，因为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估计十九世纪中国出口西方的瓷器总数，但是数量比起十八世纪应该要少。不过从现存的十九世纪瓷器出口瓷器来看，其数量也相当不小，特别是美国。初步估计大概应在万件左右。
综上所述，明清时代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大概有1.5亿件或更多。
第三篇，明清瓷器的种类和样式
最初葡萄牙人从中国买回的瓷器应该是普通的中国风格瓷器，这类瓷器现在也还常能在西方看到。但是很快的葡萄牙人就开始订制他们喜欢的西方风味的瓷器，例如于基督教题材有关的瓷器，大家族的徽章瓷器以及少量写有船员名字的瓷器。
但是当时因为葡萄牙人没有稳定的据点来进行瓷器贸易，而且贸易业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订制的东西往往拿不到。所以这类瓷器往往都是为王室或上层贵族定制的。目前据知最早的一件订制徽章瓷器是年间，葡萄牙人为葡王曼奴埃尔一世订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较早的青花水壶上的家族徽章则被认为是嘉靖时期到中国贸易的帕首投父子（Peixoto）的
因为订做特殊瓷器在这一时期不太现实，而且数量少，价格高，不利于大量出口，因此中国瓷器商人特别设计生产了符合西方人审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给中国瓷器赋予了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产出口到欧洲。
从国外档案记载和中国窑业遗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万历初期出现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最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已经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639年荷兰商人在定购瓷器时就按造样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种类
[31] 。 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作了不同种类的模盘供西方商人选择。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镇生产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个开光或 锦地开光
图案组成边饰围绕中间主要图案的形式，图案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物等样式，到后来也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的神话，宗教，人物和社会生活图案。
克拉克瓷器质地细腻，画工精美，胎体轻薄，釉水明亮，发色雅致，颇受欧洲贵族厚爱，几乎畅销整个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高档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
( 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 )
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 [32]
万历时期的克拉克小碗，青花采用浙料，明亮淡雅，胎质细腻，釉水滋润，笔触极细。
当时内销的瓷器往往大都选用质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则基本选用优质高岭土生产，秉承了中国人把优质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一贯原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出口瓷器的价格和利润高于内销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除景德镇外，国内福建地区也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仿制生产类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属的一些窑口。此外在国外，日本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属窑口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仿制克拉克瓷器，生产的这类瓷器的主题尤多见凤凰，麒麟，寿字，松鹿，渔藻，飞马，鸭戏荷塘等图案。而其开光中则往往爱画牡丹，莲纹，竹子，八宝等。汕头器的画工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过因为其用笔粗圹豪迈，毫不拘束，不少图案也显得相当有力度。
得益于地理位置临近当时的官方对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也有一些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初期，外国海船等外国风味的图案叶开始在汕头器上出现
[33] ， 但是传统的主题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质地粗糙，发色灰暗，釉水浑浊，胎体厚重，采用颇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面不平整，与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国外把这类福建生产的仿克拉克瓷器称为”汕头器“（因为他们开始误以为这些瓷器是由汕头生产的）。
明晚期漳州窑克拉克，摘自Christie's 《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当时被称为“粗瓷”，这类瓷器大部分是出口东南亚用来换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爱质量高的多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维克他。斯宾科尔记载到：“这个季节来这里（爪哇）的中国人不会带来任何值得运到荷兰的瓷器”。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记载荷兰的商船也将中国粗瓷运往加尔各答销售获利。这类粗瓷除了销售东南亚外，在日本也格外畅销。在某些时期，这类粗瓷也有不少被销售到了欧洲
[34] ， 但总的说来比重不大。
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镇还有少量生产，而福建窑口到清中期也还偶尔有生产。
克拉克瓷器应该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种样式了，当然这种样式只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其细微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类试样是中国瓷器商人和工匠为西方商人设计的并大批量规模生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图案设计。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题的可拉可瓷器，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世纪中叶，因为荷兰占据台湾，有了稳定的贸易地点，因此订制瓷器更为可行，订购品也大为增加，订购者除了国王和贵族，还有平民百姓和商人。1639年，荷兰订购的瓷器达25000件。与此同时，中国人为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在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的制作上添加了西方的风格和情趣，如荷兰的郁金香图案、西欧有特色的建筑等。
崇祯时期的克拉克瓷盘，中国主题加荷兰郁金香文饰，摘自Maura Rinald 《 Kraak Porcelain
纵观整个十六，十七世纪，除了极少数的订制瓷器外，克拉克瓷成为这两个世纪出口瓷器几乎唯一的样式。而且大都是青花瓷器，也有少数是五彩的。除此以外，一些内销的瓷器，特别是一些单色釉瓷器，比如福建德化窑口的白瓷在瓷器出口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瓷器主要是各类生活用品和小雕塑。特别是当时瓷塑的观音，达摩，狮子等在西方也是广受欢迎，被成为”Blanc
de Chine”。另外在这一时期，出口瓷器的器形有的于内销瓷器也有区别，比如一些西方风格的军持，药罐，执壶、奶杯 等。
西方的荷兰商人向中国景德镇订购更符合西方人使用习惯的瓷器大概是从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开始的。当时订购的主要品种有啤酒杯，芥末瓶，盐尊，尿壶，茶具和咖啡具。这类东西于克拉克瓷器不同，它们往往都不用开光的形式，在器身直接画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风味的主题，用以和欧洲同样形式的陶器和玻璃器皿相区别，突出中国特色主题。
从十七世纪晚康熙开海禁，特别是十八世纪各国到中国广州开商馆直接通商以来，由于直接贸易，因此西方商人对于瓷器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加大，大量订货的瓷器往往是根据商人的要求来生产，因此种类繁多，变化迅速，往往是这批瓷器和下批的式样就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和内销瓷器的主要区别是内销瓷器采用中国传统构图方法，往往在瓷器中心部位画主题文饰，然后外面则是大面积留白。而外销瓷器除中心主题外，往往在器物边缘画上一圈或多圈文饰。
这一时期订制瓷器比以前要容易的多，相应的这一时期的订制瓷器较前两个世纪普遍增加。当然由于订制的瓷器数量小，绘制难度大，因此价格昂贵，而且头一年订的瓷器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很不方便，因此仍然是比较少见的。也正因如此，当时还出现了订烧瓷，这类瓷器是由景德镇工匠景将各种比较流行的西方式样的设计用彩料绘成“样盘”，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盘往往都是在广州当地加彩二次烧制，交货迅速，因此也深受西方商人欢迎。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总的来说，十八世纪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瓷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此时的外销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订货合同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而特地生产的。
《景德镇陶录》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有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不少东印度公司的订单里就附有瓷器的式样，还有的欧洲商人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并且提供国外的陶器样本供景德镇工匠仿制。
法国这一时期订制的徽章瓷数量比较多，可能跟法国这个民族崇尚的个性化有关系。1700年法国商船第一次从中国回来，就带回181箱瓷器，其中有一件绘制了法国王室的徽章（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而另外一件则是法国太子结婚的场景。此后也一直有不少瓷器是订制的徽章瓷。
绘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徽章的瓷器，大概是1760年左右在广州加彩的。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也曾经订烧过不少的瓷器。据西方学者研究，”哥登堡号”所载的瓷器中，就有七种样式的不少瓷器是订烧的 [35]
。这些瓷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釉上彩瓷。这些瓷器不可能是从景德镇订烧的，因为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它们也不是什么特定意义的瓷器。从瓷器都是釉上彩这点判断，这些瓷器应该是当时从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好的样板中选样在广州加彩烧制，而瓷胎是事先从景德镇运来的素胎。
这些瓷器的彩和通常的广彩并不一致，个人认为广彩是在大量瓷器在广州加彩基础上逐渐变化形成的一种有自己特色的彩种，并非凡广州加的彩都是广彩。到18世纪后期广彩已经流行时，这类的订烧瓷器很多仍是在广州加彩，而且彩色仍然是粉彩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彩。
这一时期，有不少的瓷器采用了欧洲的主题，以吸引欧洲商人。比如荷兰在爪哇的殖民据点，瑞典的首都哥登堡，英国的乡村风景，欧洲生活场景等都是当然瓷器的常见主题。此外，一些当时的大事也往往出现在瓷器上，比如鹿特丹暴动，英国选举，阿姆斯特丹股市崩盘等。另外圣经故事，欧洲名画也都出现在瓷器上来。
康熙时期的青花徽章纹瓷盘，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由于这一时期的很多主题和瓷器的器形都是按造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样来设计的。因此当时欧洲风格的餐具，雕像，茶具等都是出口瓷器中的常见品种。这类瓷器现在在欧洲也很常见，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于中国的古老瓷器。
这一时期也是西方文化对出口瓷器影响最大的时期，很多新的符合欧洲人生活习惯的器物被西方商人带到东方并由景德镇的瓷器工匠进行仿制。
1989 年在越南头顿（Vung
Tau）发现的中国康熙时期沉船上，就装载有相当不少的明显西方风格的瓷器，例如带盖的高脚杯，高脚蒸盘，高脚酒杯，长筒盖罐，带盖茶杯，带盖细高杯，军持，各种形式的葫芦瓶，各种奇怪形状的带盖和不带盖的花瓶，各种带把芥菜罐，带把和盖的大茶杯，带盖水壶，束腰小香料尊，小圆药盒，带盖观音瓶，各种奇形怪状的花觚等等
[36] 。 这一时期的瓷器品种还有汤锅，吐痰杯，塘罐，奶罐，烛台，果篮，漏盆，沙拉盆等。
另外象一些传统的中国器形也往往按造欧洲人的口味加以改造。比如康熙时期的花觚，就有各种适合西方人审美观念的形状，并且往往都是一组五只生产的，包括花觚和有盖的观音瓶，欧洲人往往把这一组的瓶子房子客厅的壁炉上做装饰。由于欧洲人喜欢大件的瓷器，应此当时也特别生产了不少大件的瓷器以供出口。比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中，就陈列着高达
1 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内销瓷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十八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彩料进入中国并成功导致了珐琅彩，粉彩，墨彩，广彩，青花加彩的瓷器的出现和流行。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彩瓷成为中国出口瓷器中最畅销的品种，并且价格是青花瓷器的几倍。不仅如此，彩瓷的出现，也使得西方的透视画法得以开始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
康熙时期的五彩描金暗刻盘，描绘细致
早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就出口了五彩瓷器，但是数量较少。到十七世纪早期，朝鲜工匠在日本生产出伊万里瓷器（Imari)
，这种瓷器的特征主要是在釉下青花上加画矾红描金，在二次低温烧制。在清初战乱海禁期间，西方商人转向日本购买瓷器，由于欧洲人更喜欢这类颜色鲜艳的瓷器，因此伊万里在欧洲大受欢迎，很快流行起来。
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中国伊万里描金盘
到康熙开海禁后，中国商人发现色彩鲜艳的伊万里瓷器的流行妨碍了中国传统青花瓷器对欧洲的大量出口，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欧洲市场上的彩瓷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因此景德镇的工匠很快就研制出了仿制的伊万里瓷。由于中国伊万里瓷的成品率高，价格便宜，于是很快就夺回了被占领的市场。不过由于伊万里瓷器是分两次烧成，工艺复杂，因此景德镇又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加以改造，在康熙末期开始形成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粉彩瓷器由于一次烧成，比伊万里瓷制作更为简单，很快就开始取代了伊万里瓷器。到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就停止生产伊万里瓷了。
这时候彩瓷的流行，还和当时的皇帝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就以接受新事务闻名，画家，传教士马提殴·芮帕（Matteo Rita)
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告诉他的上级康熙皇帝”非常喜欢欧洲珐琅彩饰和彩画的新方法“ [37]。
目前已知中国工匠最早画的白粉彩是1714年，而玫瑰色则是在年之间 [38]
。但是这时候的粉彩还不稳定，直到三十年代成熟。早期雍正时期的粉彩处于过渡期间，因此透明的五彩和不透明的粉彩往往混杂在一起。
雍正时期的粉彩荷塘初夏盘，粉彩鲜艳
十八世纪虽然粉彩瓷器发展极为迅速，但是由于欧洲商人纷纷抢购，景德镇有限的工匠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的彩瓷出口需要的加彩工序。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在乾隆时期，出口商们将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烧制后就近出口。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广彩”，其瓷器彩绘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彩料也不及景德镇的精细，但也有不少画工彩色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甚至超过景德镇的彩瓷。另外还有一些商人干脆把景德镇的优质素胎瓷器运到欧洲，由欧洲画家就地上彩，画各种欧洲风格的主题，这些瓷器往往比中国瓷器跟鲜艳，也更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销路也很好。
这一时期的彩瓷还有极少数的墨彩瓷器，大部分都是欧洲特色的文饰和主题，传统中国风味的墨彩瓷器相当少见。另外斗彩瓷器也少量运用到了出口瓷器上，但是因为斗彩极为耗费工时，制作也远比一般瓷器复杂，因此在外销瓷器中格外罕见。
乾隆时期的墨彩加金盘，传统中国主题
这个时期还有一种外壁为酱油釉，内画青花或粉彩的瓷器也相当流行，这类瓷器以青花为多见，粉彩极少，到乾隆后期基本消失。不过到晚清光绪时期又重新出现过青花的酱釉瓷器，以渔藻纹为多见。
整个十八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出口瓷器的黄金时代，各种形状，大小，文饰，主题，色彩的外销瓷器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中国的瓷器生产达到了顶峰。
十九世纪主要的瓷器进口国主要是美国。这个世纪中国的瓷器出口一直在走下坡路，瓷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的下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除青花瓷器外，粉彩，特别是广彩是主要的出口品种，其制作质量和文饰都不如清早期。
十八，十九世纪除了多种多样的按照订单制作的瓷器以外，也有几种制作量比较大，形成自己风格的瓷器文饰式样（Pattern）。这些式样在实际生产中虽然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小，其主要的风格和原则保持不变，因此是比较稳定的式样。
开光式样：这个样式是仿照克拉克瓷器而来，在清早期极为流行，而且这种式样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乾隆中期后青花瓷器中比较不多见而在广彩，粉彩种还常常见到。到清代后期的咸丰，光绪时期，因为大量仿制康熙瓷器，因此开光式样的瓷器又相当盛行了一阵。
&清早期的克拉克瓷器，与明代的有明显区别
这类瓷器的普遍特点是外圈的花边是以开光的形式来表现的，开光可以是各种主题的绘画，如人物，花鸟，鱼虫，八宝等等。中间的主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几乎包括了任何形式的外销瓷器主题。这类瓷器往往制作精细，发色，画工和胎质都很好。
南京式样（Nanking Pattern）
：这个式样的瓷器往往是以山水楼阁纹为主，也有的西方学者把有幼苗状边饰或蜂巢状边饰，中心图案为风景图案的都叫南京式样（我认为这是晚期南京式样的标准器物）。在此我只讨论山水楼阁纹的南京式样。
南京式样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南京运来的。一般来说西方人特指的南京式样往往是指比较晚的瓷器（乾隆中期以后），但是从近些年打捞的沉船瓷器来看，这类风格在康熙晚期和雍正早期就已经形成，并且在乾隆中期以前，晚期，嘉庆晚到道光时期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一式样的形式和主题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在西方学者传统的认识上。
山水楼阁纹瓷器是以山水，城墙，楼阁，宝塔等风景图案为主构成画面。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山水楼阁纹大都以地平线的平行线（横线）为分割点把山水分为近景和远景，中间以流水相隔。往往对近景和远景同样强调。并且远景多城墙，宝塔。其画意深远，以简单笔画勾画，往往不追求精细而达到神似，韵味无穷。这一时期的山水楼阁纹瓷器的边饰往往很简单，往往以几何文饰的窄边，以突出中心的主题。清早期山水楼阁纹的瓷器，在雍正时期的越南金殴船货有大量装载
[39] 。 早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有大面积留白，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越南金殴沉船（雍正时期沉）出水的早期南京样式。
到乾隆中期以前，山水楼阁纹的设计由以横线为分割的布局为主转向以竖线和之字形分割为主。远景往往放在瓷器左上边（当然也有右边的），而近景在右边。这一时期的瓷器主要强调近景，远景所占比重较前一时期为小，而且城墙纹基本不可见，有的有宝塔或小阁楼，有的则是单纯的山石树木。而近景则多见楼阁，且近景比重明显超过远景。
此外，除了前一阶段的简单窄边外，这一时期不少瓷器的边饰变款，出现了以花草，风景做为山水阁楼纹瓷器的围边，并且往往有两层围边，内侧包围主题画片的窄边往往以栅栏头文饰为常见。
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绝大部分的构图比较简洁，留白比较合理，显得疏密有致，并且画风比较粗圹奔放，重神而不重形，比较有味道。
关于这一时期的瓷器，可以参考1752年的荷兰沉船“盖尔德麻尔森”所载的瓷器（南京船货） [40]
。下面是一个南京船货中的中期南京样式瓷盘。它中间的窄边是栅栏头文饰，这也是乾隆中期到后期的常见文饰。
&南京船货中的中期南京样式瓷盘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到乾隆晚期，山水楼阁纹一转早中期的简洁而变得非常复杂，往往是以三点或环形构图，画面布满整个瓷器，留白很少。而且笔画也变得非常精细复杂，窄边多见幼牙头文饰。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再不少南京样式的瓷器上，小桥出现在画面里并且占据醒目位置。早期的山水楼阁纹有的也有小桥，而中期的则很少见到有小桥在画面上。
到乾隆末期和嘉庆早期，由南京式样的山水楼阁纹转化而来的另一式样－柳树式样大量开始出现并很快暂居了统治地位。这两种样式即使实在西方，很多学者也不是很清楚而常常搞错，因此很多学者干脆就浑二为一，把它们都当成南京样式或柳树样式。
不过因为这两种式样非常接近，很容易混淆。在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的出口瓷器中，常常可以看到南京式样和柳树式样的特载在同一件东西上存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两种类型的近亲关系。
& 乾隆后期南京式样向柳树式样的转化，这个盘兼有双方特征。
乾隆末到嘉庆时期的南京式样其楼阁已经由画面的则面向中间转移，往往在中心略偏的位置，而且文饰也由乾隆晚期的精细开始简化，但是布局仍然是非常复杂，画面留白更少。并且其边饰常见外宽锦地内幼芽串珠纹（或许称幼芽夹珠纹更为妥当，幼芽纹也有人称矛头纹）。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是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
下图是一个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瓷盘，乾隆末期到嘉庆流行，外圈幼芽串珠纹（两个幼芽之间夹一或多个珠子）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文饰。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不同的边饰往往是这一时期给南京，柳树式样断代的重要依据。应为篇幅，本文不在此详述。
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
南京式样到道光时期开始又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为南京式样的末期，常见的南京式样已经把楼阁放在了中心位置并且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整个布局显得凌乱而且没有章法，另外绘画风格也完全的改变，既不象早中期的那么豪迈洒脱，也不象后期的精描细画，显得线条简单，呆板僵硬，不过瓷质和制作还算精细。从道光后期的这个式样基本上没有再变过，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是越来越粗糙不堪。
下图是一个道光时期的南京样式小碟子，其楼阁已经占据了整个画面的正中央，整个布局杂乱拥挤。外圈的串珠纹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文饰之一。
&道光时期的南京样式小碟子 &
一般国外学者只把晚期南京样式作为南京样式，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形式是从早期的样式演变而来的。并且可以明显的看到演变的过程。南京样式的格式并非是固定的，因此在现存的外销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总体上非常类似而细节又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式样画面，大概是工匠自由发挥的结果吧。
柳树式样（Willow
Pattern）：这个样式在西方学者看来是英国最老的瓷业公司Spode在1770年左右设计的然后被中国工匠拷贝制作。由于无法考证当时最早的柳树式样是什么时候在中国生产的，所以这个样式是英国设计的还是中国工匠根据南京样式设计的恐怕是很难考证。不过从这两种样式的接近称度来看，我认为不管是谁设计了这个样式，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南京样式。这一点从不少出口瓷器兼顾有两者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到后来，柳树式样有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地主陶林住在河右边苹果树下的阁楼里，阁楼的前面种着柳树，院子用很细的篱笆围绕着。他有一个已经许配给一个年老富有商人的美丽的女人叫宽涩，但是她却爱上了他父亲的长工常。他们有一天逃到了一个小岛上的茅屋里居住，但是很快就被宽涩的父亲抓住了，就在他父亲要把他们都杀掉时，他们的爱感动了上苍，老天把他们变成了一对水鸟，从此他们可以自由飞翔。
乾隆末期嘉庆早期的柳树式样，也是采用幼芽串珠纹，是当时高质量的出口瓷器，制作相当工整。
就象这个故事所说的，这个式样的瓷器主题包括了阁楼，柳树，一对飞鸟和海。一般说来主题是在河的右边，左边是小岛。我个人认为这类瓷器是明显从南京式样变化而来的，而这种式样最早出现是乾隆晚期。流行于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已基本不可见。
乾隆晚期和嘉庆时期的柳树式样文饰变化不大，很难分辨，只是乾隆时期的要稍微精细一些而已（一艘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沉船黛安娜号（Diana)
上所转载的大量嘉庆时期南京和柳树式样的瓷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41] 。
到清中期，柳树式样开始取代南京式样成为当时的大宗出口瓷器。到道光时，另外一个式样广东式样完全取代柳树式样，柳树式样基本上就消失了。
广东式样（Canton
Pattern)）：这种式样很可能是从柳树式样加以变化而来的，可以说是柳树式样的简化版本。其主要特征是左边的景物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同时有小桥从左边景物平直伸向右方。右边有亭台楼阁和柳树，但是不同的是没有了苹果树，而且楼阁直接临水。
这种式样几乎是从柳树式样一出现就跟着出现，到嘉庆后期已经和柳树式样同样流行了，而到了道光时期，这种式样已经在出口青花瓷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一直到清末仍在生产。
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比较粗糙，文饰也是粗陋不堪，也许是为了要追求便宜的价格而牺牲了质量，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已经有欧洲的瓷器出售，质量也很好，并且文饰更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中国的瓷器从这一时期开始恐怕只能以廉价来打开销路了。道光以后这类式样的瓷器质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清末已经完全和普通粗瓷没有什么不同了。
嘉庆时期的广东式样，其边饰是由涂抹的宽边和曲线状的线条（西方称云纹）组成。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另外还有一个出口样式是专门为西方市场设计的，叫” Fitzhugh”样式（Fitzhugh
Pattern）。这个样式在国内基本看不到。这种瓷器的名称来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导 Thomas
Fitzhugh。他在1787年到1800年之间在广州的英国商馆呆了很长时期，这种式样的瓷器就被认为是他开始大量定购生产的。因此这种瓷器的最初出口应当是在1787年左右的乾隆末期。不过证据显示美国总统华盛顿在1786年就收到了中间画有美国鹰图案的这一式样瓷器
[42] 。由此可见这种样式在此以前就已经有少量生产，只是Thomas
Fitzhugh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定购才使这个式样从此流行的。
这个样式的瓷器在嘉庆时是最为流行的外销瓷器之一，到道光时期仍有小规模的生产，不过质量比嘉庆时期的差不少。
这个样式的主要特征是四簇牡丹画围绕着一个圆形的大奖章图案。四簇牡丹画的是夸张的双犄牡丹，并且每一簇牡丹都是和琴，棋，书，画的一种相连，代表了文人的四艺。中间的圆形图案内圈是一般是四只瓜果组成的图案（比如波萝），也有的是欧洲风格的动物，外圈一般是涂抹后留白四个欧洲族徽上常见的动物，如变形的狗等。偶尔这个中间的圆形图案就是一个徽章什么的。
一个少见的嘉庆时期青花加彩水瓶（用来盛水洗脸用的，平时常常放在洗脸盆内）。边饰也饰宽锦地和幼芽串珠纹。类似的水瓶和洗脸盆见Herbert
， Peter 和Nancy Schiffer 《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
65－66页。
这种瓷器以青花，绿色釉，橘红色釉，咖啡色釉的为多，此外还有黑色釉，黄色釉和加粉彩的，后面三种比较罕见。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被认为是当时出口瓷器中最好的一种。但是我个人认为柳树模式的瓷器从制作上来说最为精细，而南京样式从画工上来说最好。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南京式样瓷器，有的胎质，釉水，发色，画工，制作无一不精，质量完全可以和好的官窑媲美。
关于这几种出口瓷器的断代，尤其是后期和晚期南京式样，柳树式样，广东式样和Fitzhugh式样都是从乾隆晚期开始向下延伸，而且因为是比较标准的样式，变化也不是很大，因此确认年代显得比较困难，除了从画工，发色和质量上来区别外，别饰的不同往往是断代很重要的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做详细的讨论。
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样式还有贵族生活样式，大奖章式样等。
贵族生活式样（Madarin
Pattern）：这以式样最早出现在乾隆后期，也就是所谓的广彩形成以后开始形成的，到嘉庆和道光是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为大奖章所替代。这个样式的特点是主题为清代贵族的生活场景，表现的往往是庭院生活的场面。
& & 道光时期的贵族生活式样盘，色彩华丽。
大奖章式样（Rose
Medallion）：这种式样普通认为是从嘉庆时候开始的，一直到清末（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生产）。它的主要特点是瓷器由四个开光包围中间的大奖章。大奖章内的图案往往是花鸟而开光中的图案可以是花鸟或人物。
这两种样式中，贵族生活样式数量比较少，其质量也相当高。而大奖章式样的瓷器质量有好有坏，但是普遍质量不好。一般来这两种瓷器的断代比较困难，主要从彩的不同，边饰的不同和瓷器的质量来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凡绿色占主要地位的这类瓷器是比较早期的。
同治，光绪时期的大奖章式样广彩盘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白菜式样，绿龙式样，百蝶式样等。到清代后期，出口瓷器处几个大宗的产品外，其它都是直接从市场上购货，加上这一时期很多外销瓷器的样式也溶入了内销瓷器，因此内外销的分别较早期更为模糊。
总的说来，明清出口瓷器的种类和样式实在是数不胜数，很难用一两篇文章甚至是一两本书来说完。这里所说的样式只是比较固定的几类大宗出口产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乾隆晚期到清中期的。清早期的外销瓷器种类样式分散，不太好归类。
第四篇 明清出口瓷器的衰落
到十八世纪晚期，中国对欧洲出口瓷器开始明显减少，到十九世纪初几乎完全停止，尽管此后对美国的出口开始增加，但中国瓷器出口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开始衰落。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美国的大规模出口也基本停止。
中国瓷器衰退的主要原因，一是欧洲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二是景德镇瓷器质量开始下降，三是欧洲工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的影响。
一 . 欧洲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和欧洲人对中国热情的消退
从中国瓷器开始批量进口欧洲，从而引发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热情的狂潮开始，欧洲的工匠就被这个巨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所吸引而开始研制瓷器。１７０９年，德国的伯特格最先在欧洲烧成瓷器。此后优质的高龄土在梅森（Meissen）附近被发现，著名的梅森瓷厂开业，开始生产模仿的中国瓷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相继开始设立工厂开始生产瓷器。由于这些工厂的工业化程度高，又接近市场，可以生产出更符合西方人要求的瓷器，因此很快就占领了大量市场。
二 . 商业的衰败和东印度公司的倒闭
从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的商业资本一直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商业垄断资本的代表，各国东印度公司把大量的瓷器贩卖到欧洲赚钱高额利润。到十八世纪末，由于商业贸易利润转薄，加上工业资本在各国国迅速发展壮大，商业资本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地位。法国，荷兰，瑞典等东印度公司倒闭，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风光不在。加上十八世纪后期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欧洲对中国的贸易急剧减少。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各国自己生产瓷器，它们纷纷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关税，来保护本国的瓷器生产好销售，因此从中国进口瓷器的利润转薄。高关税使得商人对进口望而却步。
三 . 中国出口瓷器质量的下降
在乾隆朝末年 (1794年)
，由于认为有伤地脉，高岭山高岭土被控制严禁开采。由于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 [43]
从大量西方现存的出口瓷器也可以看到，从乾隆晚期，特别是嘉庆中期开始，外销瓷器的质量明显下降。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共计一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这是对当时景德镇制瓷业精细分工的生动记述。精密的分工，先进的制瓷技艺，优质的原料和丰富的工匠，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使得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业发展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出口瓷器，秉承了中国人把一流优质产品拿来出口的传统，将中国民窑所能达到的最高质量瓷器出口到欧洲。从欧洲现存瓷器和新近发现的沉船瓷器可知，当时绝大部分出口到欧洲的瓷器质量远远超过一般的内销瓷器。许多外销茶具的瓷壁厚度不到一毫米，呈现半脱胎状态。无怪乎欧洲人认为中国瓷器是透明的，和玻璃类似。而且有一些瓷器精工细做，质量甚至好于同时期的一般官窑瓷器。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的白焜通过对景德镇窑业遗址的考察也认为明晚期的内销瓷器和外销到东南亚的瓷器质量与外销欧洲的瓷器质量又“明显的优劣之分”
明清时期，总数超过1.5亿件的中国瓷器漂洋过海到西方,极大的改变了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且将中国古老的制瓷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使世界的许多地区从使用金属器皿，陶器和木制器皿转变成为使用更为先进耐用的瓷器，使西方人的生活用具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瓷器的长时间，大规模，多品种，商业化的出口，也带动了景德镇制瓷器的兴旺发达。西方人对中国优质瓷器的追求，使得景德镇的瓷器质量和档次不断提升,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瓷器工也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综观景德镇 16—18
世纪的外销瓷与制瓷业，其外销瓷生产兴旺，则景德镇制瓷业也随之兴旺；外销滑坡，则瓷业亦随之衰落。其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令人感慨。真所谓：
' 其兴也难，其衰也速 ' ！” [45]
明清瓷器的出口也见证了中国这个有着辉煌过去的古老帝国一步步走向衰落，被历史无情抛在后面的悲惨历程。回顾明清时期中国出口瓷器的历史，更可以提醒我们这些后人去重塑我们伟大祖先的光荣与骄傲。
2005年夏于烟云斋
[1] ：Lach , D. F. 《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One ) 》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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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ghtbown，R. W . “Ori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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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lene M. Palmer《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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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13 － 15 。
[5] Garne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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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11。
[7]：《停滞的帝国 ——
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三章”对中国着了迷的欧洲“【法】佩雷菲特 著，王国卿 毛凤支 谷炘 夏春丽
钮静籁薛建成译，三联书店1995年8月第2版。
[8]：关于欧洲的中国潮，请参看周宁编著《世纪中国潮》第一章
”’中国潮‘起“ 。学苑出版社，2004 版。[9]：同 &[3] p8.
[10]：同 [7]。
[11]：Hugh Edwards 《 Treasures Of The
Deep 》, p124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2000。
[12]：同上 p154 。
[13]：Antony Thorncroft 《 The Nanking
Cargo 》，p102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87 。
[14]：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 。
[15]：王忬《倭夷客留叛逆纠结入寇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83
[16]：《明史》卷323《外国传四 & 吕宋》。
[17]：张燮《东西洋考》卷3 。
[18]：同上卷7 。
[19]：张燮《东西洋考 & 周起元序》。
[20]：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2。
[21]：Volker,T ., 《 Porcelai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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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Maura Rinald 《 Kraak Porce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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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London，1989。
[23]：中国美术学院 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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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同 &[3]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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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D.F.Lunsingh Scheurleer《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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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 [3] p11。
[29]：Craig Clunas, Verity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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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s Exported in Bulk”, Vicotor and Albert Museum,
[30]：同上 ，“Early Export
Ceramics”，
[31]：同 [25]，p56.
[32]：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 白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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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Christie's Australia Auction
Catolog, Michael Flecker, 《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 2004。
[34]：同 [21]。
[35]：Berit Wastfelt，Bo
Gllensvard和Jorgen Weibull 《 Porcelia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otheborg 》，“Porelain made to order”，Wiken , 1999 。
[36]：根据 Christie's Auction Catalog《
The Vung Tau Cargo 》统计， Amsterdam ， 1992 。
[37]：Clare Le Corbeill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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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5, 1973-January 27, 1974，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1973。
[38]：David Sanctuary Howard 《Chinese
Armorial Porcelain》p43，Faber and Faber，London 1974。
[39]：见 Nguyen Dinh Chien 《 The Ca
Mau Shipwreck 》，Ha Noi 2002；以及 &[35]。
[40]：Christie's Amsterdam Auction
Catalog 《 The Nanking Cargo &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1986 。
[41]：瓷器可以参看 Christie's Amsterdam
Aution Catalog 《 The Diana Cargo 》，1995 。
[42]：Herbert ，Peter and Nancy
Schiffer ，《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 p37 ，Schiffer Publishing
Limited, Pennsylvania 1975 。
[43]：同 &[32]
[44]：同 &[32]
[45]：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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