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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Special column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终战诏书是怎么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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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终战诏书是怎么诞生的
日正午12时，日本放送协会播送了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各项条件。与此同时，仍在亚太地区各战场作战的日军陆续放下武器。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然而，让饱受皇国思想浸染的日本各阶层放弃“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想法并非易事，《终战诏书》的发布过程自然也历经波折。战争进行到1945年下半年，此时的日本相当艰难：盟军已占领冲绳，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毁灭性轰炸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本土与大陆和南洋方面的交通线被切断，就连本土各岛之间的交通也变得日益困难；盟军的封锁，让日本的战时经济濒临崩溃，甚至普通民众的有限配给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全国面临着饥荒的危险。种种悲惨境况迫使日本政府和军方开始考虑该如何结束战争。自1945年4月铃木贯太郎组阁以来，便谋求以苏联为中介同盟国进行和谈。前首相广田弘毅在箱根温泉多次同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举行会谈，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的接触也未中断。日本打算派以前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特别使团随时赴莫斯科直接同斯大林进行求和谈判。这时的日本已把求和的赌注都压在了苏联身上，参与谈判的外交官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乃至8月8日佐藤尚武接到莫洛托夫递交的最后通牒后，这位历任驻欧洲各国大使和外相的资深外交官反而感到非常轻松。对苏求和外交的失败使得终结战争的方式只剩下了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条途径。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中，铃木内阁宣布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的态度，“默杀”一词被英美报纸翻译成“拒绝”，为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提供了正当理由。虽然两次“原爆”对广岛和长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这种后果也为终战带来了一丝契机。当东乡茂德将“原爆”的详细情况告知昭和天皇时，天皇表示“战争继续已不可能……希望尽早终结”，并反复叮嘱东乡茂德一定要将这个意思转告给铃木贯太郎首相和木户幸一内大臣。这时的日本政府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了，而是如何接受。原子弹爆炸后，广岛沦为废墟。在8月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东乡茂德和海相米内光正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在法律上的地位；而陆相阿南惟几、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主张除保留天皇制外，还有三个附加条件，即尽可能缩小占领规模，日本自行解除武装，以及自行处置战犯。双方因“一个条件”还是“四个条件”而争执不下，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讨论，最终铃木首相打出了杀手锏——召集“御前会议”，以“谨仰圣断”。天皇的两次“圣断”8月9日晚11时，御前会议在御文库地下室召开。与会者除了天皇本人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诸位成员，还有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和陆海军军务局长等人。在御前会议上，以东乡茂德为首的“一个条件”派和以阿南惟几为首的“四个条件”派发生了激烈辩论。两个小时后，铃木贯太郎突然说：“因为无法得出结论，谨仰天皇陛下圣断。”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下，对于政府决定的相关事项，天皇只有“裁可”的权力，而责任在于“辅弼”天皇的内阁。按照惯例，御前会议作出的决定，天皇只有认可的权利，并不参加具体讨论。同时天皇拥有军队统帅权，而统帅权独立于政府权限之外，这意味着军部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但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下，天皇作为主权者存在，又拥有最终决断的权力。这意味着所有人必须服从于主权者。故而天皇的裁决对政府和军部都具有最高的约束力。这时天皇表示”同意外务大臣的意见”，即以东乡茂德的“一个条件”方案作为决定，这时已是10日凌晨了。随后铃木在首相官邸举行内阁会议，起草了以“一个条件”为基础的照会。不久，日本政府便收到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署名的回复照会。昭和天皇照会中有这样一句：“自日本投降后，天皇以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限，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治下……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应该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决定。”对于这句话，陆军省和外务省产生了分歧，即在“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治下”一句中所用的“subject to”一词，陆军省翻译为“隶属于”。若按照陆军省的翻译，便违背了“一个条件”，军方无法接受这样被认为是无法“护持国体”的条款。外务省将其翻译为“受制于”，认为这一句与“护持国体”并无冲突。在当时的日本，关于“护持国体”主要有三种解释：1.确保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天皇统治权；2.守护以天皇为“现人神”的日本民族“神髓”的国家存在形态；3.保护皇室的续存。外务省认为的“护持国体”属于第三种，而军部方面则为第二种。对天皇自己而言，他认为的“护持国体”也是第三种。东乡外相向天皇汇报贝尔纳斯照会时说：如果由日本国民决定，那么大多数人选择天皇制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天皇对贝尔纳斯照会表示接受。政府和军部对是否接受贝尔纳斯照会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在后来的最高指导会议上仍是3:3，即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长对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而大多数的阁僚也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纳斯照会。此时，铃木又一次宣布要“谨仰圣断”。为了避免军部干预终战决策，这次御前会议由天皇临时召集。而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天皇明确表示接受贝尔纳斯照会和《波茨坦公告》，希望内阁赶紧准备好《终战诏书》，天皇本人将通过广播宣读诏书。这也决定了日本政府对待“终战”的态度，即“承诏必谨”。铃木贯太郎历尽波折的“草诏”起草《终战诏书》的重任交给了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长。8月12日凌晨的御前会议结束后，迫水久长与内阁嘱托木原通雄就暗地开始草拟诏书。因为开展诏书存在语法错误，所以在草拟《终战诏书》时，除了参考《历代诏书集》《内阁谕告集》《汉和大辞典》《广辞苑》外，汉学家川田瑞穗和安冈正笃也参与其中，帮助斟酌词句。在《终战诏书》草案送交内阁讨论时，军部与内阁又发生了分歧。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战事日非”这句话上。阿南陆相认为陆军并未战败，他担心部下暴动，希望将“战事日非”改成“战局尚无好转”。米内海相则坚持“战事日非”这句话，甚至在有事离席时叮嘱迫水久长，“战事日非”这句话千万不能修改。但当米内发现海军内部也有暴动倾向后，便同意了陆相的建议，并得到了首相的认可。诏书草案还删除了有关神器的词句，增添了“护持国体”的内容，即“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修订好的诏书共一式两份，分别交由宫内省总务课员佐野惠作和内阁理事官佐野小门太誊抄。抄写诏书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在成文的诏书草稿中，文字添加和涂改的地方太多，辨识正文有一定的困难。在抄写的时候，还要准确计算字数，在规定的地方结尾，最后还要留出足够的空白，以便天皇加盖玉玺和全体内阁成员进行副署。在抄写过程中，又不断从内阁会议上传来修改意见，而此时的诏书快要抄好，没有时间重新抄写。这时只好对诏书进行修改——将修改后的句子贴在原文本的白纸上，并用小字将漏写的文字加在正文旁边。抄写完毕的诏书由天皇加盖玉玺，并由全体内阁成员副署完毕后，日本放送协会的相关技术人员将天皇朗读的《终战诏书》进行了录音，并灌制了两套录音盘，准备在8月15日正午前送往中央放送局大楼播送。在此之前，录音盘由天皇侍从德川义宽保存在皇后宫事务所的金库里。玉音盘下级官佐们的军事政变就在这时，反对终战的枪声打响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结束后，以阿南陆相为首的陆军各高级将领就在陆军省签署了表明陆军上下将严格执行“承诏必谨”命令的文件。在此之前，少壮派军官要求阿南惟几辞职，进而逼迫铃木内阁总辞，以阻止终战。对此，阿南深为不满，当场怒吼：“若有不服，先把阿南斩了。”少壮派军官们仍旧进行政变准备，其中以军事课长荒尾兴功大佐为首的六位青年军官甚至向阿南惟几提交了“兵力动员计划”，希望在阿南惟几陆相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的带领下，联合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和近卫师团师团长森纠，以近卫师团为主要兵力，发动政变软禁铃木贯太郎等主和派，继续同盟国的战争。但先后被这四位高级将领严词拒绝。此时，陆军“承诏必谨”的命令已下，大部分先前想要发动政变的少壮派军官均放弃了这一想法。想要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只剩下陆军省的竹下正彦、畑中健二、井田正孝、椎崎二郎，以及近卫师团的少佐参谋，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等人。午夜时分，畑中健二、井田正孝和椎崎二郎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希望说服森纠加入政变的行列，但遭到了森纠的强烈反对。就在井田正孝离开森纠办公室后不久，畑中健二与随后前来的上原重太郎等人一起杀死了森纠，并伪造了森纠的命令，开始调集当日担任皇宫警备的近卫师团步兵第二联队，封锁皇宫并在宫中搜查录音盘。同时，畑中健二还带领军队占领中央放送局大楼。占领皇宫的叛军并不清楚宫内省的建筑布局，以及宫内省各办公室的汉文名牌，让搜查的士兵有云里雾里之感。这些士兵在宫内省的入口处偶遇了负责保存录音盘的德川义宽侍从。叛军们并不知道这位侍从的身份，有个下级军官还打了这位德川家康的后人一记耳光，眼镜都被打歪了。然而叛军并没有搜到录音盘。与此同时，一批从横滨来到东京的叛军对首相的官邸和私邸发起了进攻，结果铃木贯太郎提前得到消息逃过一劫——这比起他在“二·二六”政变时身中三枪，运气好了太多。他的私邸被叛军烧成了灰烬。其他主和派官员，包括枢密院长平沼骐一郎、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及后来接替铃木贯太郎担任首相的东久迩宫亲王的私邸，也被付之一炬。这时田中静一已经知道了森纠被杀、畑中健二等人伪造命令发动政变的事情。他立刻承担起指挥近卫师团的责任，命令叛军解除对皇宫的包围。当第二联队的联队长芳贺丰次郎得知真相后，怒斥仍在自己身边的椎崎二郎、古贺秀正等人，并将军队撤离皇宫，返回驻地。占领中央放送局大楼的叛军比占领皇宫的叛军更晚撤回，一直守在大楼里的畑中健二还曾试图强行广播宣传继续作战，但被播音员馆野守男等人拒绝。就这样，反抗终战的有组织抵抗终于结束了。在政变发生时分，试图劝告阿南惟几领导叛军的竹下正彦来到陆相官邸时，阿南惟几已经准备切腹了。竹下正彦看到陆相准备切腹，知道再谈叛乱是毫无意义的，他也认为政变的失败已成定局，而这时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当姐夫的介错人，为他减少一点痛苦。政变失败后，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在皇宫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切腹自裁。竹下正彦也试图自杀，但被救了过来。后来，这位曾经的陆大51期军刀组成员还担任了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首任校长。日正午12时，天皇颤抖的“玉音”在电波中传遍了日本，乃至整个亚太战场。战争的结束让多少生灵免除了被涂炭的命运，也给这些参与终战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不论是每日默写诏书的米内光正，还是对此避而不谈的木户幸一，切腹的田中静一，以及自杀未成的竹下正彦和井田正孝，他们在终战时刻的所作所为，都怀有对战后日本的不同想法，只是他们设想的道路不同而已。但和平终战，无疑是诸多道路中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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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正午12时，天皇颤抖的“玉音”在电波中传遍了日本，乃至整个亚太战场。与过程有关的日本人，都怀有对战后日本的不同想法，但和平终战，无疑是诸多道路中最好的选择。日正午12时，日本放送协会播送了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各项条件。与此同时，仍在亚太地区各战场作战的日军陆续放下武器。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然而，让饱受皇国思想浸染的日本各阶层放弃“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想法并非易事，《终战诏书》的发布过程自然也历经波折。战争进行到1945年下半年，此时的日本相当艰难：盟军已占领冲绳，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毁灭性轰炸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本土与大陆和南洋方面的交通线被切断，就连本土各岛之间的交通也变得日益困难；盟军的封锁，让日本的战时经济濒临崩溃，甚至普通民众的有限配给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全国面临着饥荒的危险。种种悲惨境况迫使日本政府和军方开始考虑该如何结束战争。自1945年4月铃木贯太郎组阁以来，便谋求以苏联为中介同盟国进行和谈。前首相广田弘毅在箱根温泉多次同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举行会谈，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的接触也未中断。日本打算派以前首相近卫文麿为首的特别使团随时赴莫斯科直接同斯大林进行求和谈判。这时的日本已把求和的赌注都压在了苏联身上，参与谈判的外交官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乃至8月8日佐藤尚武接到莫洛托夫递交的最后通牒后，这位历任驻欧洲各国大使和外相的资深外交官反而感到非常轻松。对苏求和外交的失败使得终结战争的方式只剩下了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条途径。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中，铃木内阁宣布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的态度，“默杀”一词被英美报纸翻译成“拒绝”，为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提供了正当理由。虽然两次“原爆”对广岛和长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这种后果也为终战带来了一丝契机。当东乡茂德将“原爆”的详细情况告知昭和天皇时，天皇表示“战争继续已不可能……希望尽早终结”，并反复叮嘱东乡茂德一定要将这个意思转告给铃木贯太郎首相和木户幸一内大臣。这时的日本政府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了，而是如何接受。原子弹爆炸后，广岛沦为废墟。（图源网络）在8月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东乡茂德和海相米内光正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在法律上的地位；而陆相阿南惟几、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副武主张除保留天皇制外，还有三个附加条件，即尽可能缩小占领规模，日本自行解除武装，以及自行处置战犯。双方因“一个条件”还是“四个条件”而争执不下，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讨论，最终铃木首相打出了杀手锏——召集“御前会议”，以“谨仰圣断”。天皇的两次“圣断”8月9日晚11时，御前会议在御文库地下室召开。与会者除了天皇本人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诸位成员，还有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和陆海军军务局长等人。在御前会议上，以东乡茂德为首的“一个条件”派和以阿南惟几为首的“四个条件”派发生了激烈辩论。两个小时后，铃木贯太郎突然说：“因为无法得出结论，谨仰天皇陛下圣断。”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下，对于政府决定的相关事项，天皇只有“裁可”的权力，而责任在于“辅弼”天皇的内阁。按照惯例，御前会议作出的决定，天皇只有认可的权利，并不参加具体讨论。同时天皇拥有军队统帅权，而统帅权独立于政府权限之外，这意味着军部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但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下，天皇作为主权者存在，又拥有最终决断的权力。这意味着所有人必须服从于主权者。故而天皇的裁决对政府和军部都具有最高的约束力。这时天皇表示”同意外务大臣的意见”，即以东乡茂德的“一个条件”方案作为决定，这时已是10日凌晨了。随后铃木在首相官邸举行内阁会议，起草了以“一个条件”为基础的照会。不久，日本政府便收到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署名的回复照会。昭和天皇（图源网络）照会中有这样一句：“自日本投降后，天皇以及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限，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治下……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应该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决定。”对于这句话，陆军省和外务省产生了分歧，即在“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治下”一句中所用的“subject to”一词，陆军省翻译为“隶属于”。若按照陆军省的翻译，便违背了“一个条件”，军方无法接受这样被认为是无法“护持国体”的条款。外务省将其翻译为“受制于”，认为这一句与“护持国体”并无冲突。在当时的日本，关于“护持国体”主要有三种解释：1.确保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天皇统治权；2.守护以天皇为“现人神”的日本民族“神髓”的国家存在形态；3.保护皇室的续存。外务省认为的“护持国体”属于第三种，而军部方面则为第二种。对天皇自己而言，他认为的“护持国体”也是第三种。东乡外相向天皇汇报贝尔纳斯照会时说：如果由日本国民决定，那么大多数人选择天皇制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天皇对贝尔纳斯照会表示接受。政府和军部对是否接受贝尔纳斯照会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在后来的最高指导会议上仍是3:3，即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长对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而大多数的阁僚也表示愿意接受贝尔纳斯照会。此时，铃木又一次宣布要“谨仰圣断”。为了避免军部干预终战决策，这次御前会议由天皇临时召集。而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天皇明确表示接受贝尔纳斯照会和《波茨坦公告》，希望内阁赶紧准备好《终战诏书》，天皇本人将通过广播宣读诏书。这也决定了日本政府对待“终战”的态度，即“承诏必谨”。铃木贯太郎（图源网络）历尽波折的“草诏”起草《终战诏书》的重任交给了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长。8月12日凌晨的御前会议结束后，迫水久长与内阁嘱托木原通雄就暗地开始草拟诏书。因为开展诏书存在语法错误，所以在草拟《终战诏书》时，除了参考《历代诏书集》《内阁谕告集》《汉和大辞典》《广辞苑》外，汉学家川田瑞穗和安冈正笃也参与其中，帮助斟酌词句。在《终战诏书》草案送交内阁讨论时，军部与内阁又发生了分歧。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战事日非”这句话上。阿南陆相认为陆军并未战败，他担心部下暴动，希望将“战事日非”改成“战局尚无好转”。米内海相则坚持“战事日非”这句话，甚至在有事离席时叮嘱迫水久长，“战事日非”这句话千万不能修改。但当米内发现海军内部也有暴动倾向后，便同意了陆相的建议，并得到了首相的认可。诏书草案还删除了有关神器的词句，增添了“护持国体”的内容，即“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修订好的诏书共一式两份，分别交由宫内省总务课员佐野惠作和内阁理事官佐野小门太誊抄。抄写诏书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在成文的诏书草稿中，文字添加和涂改的地方太多，辨识正文有一定的困难。在抄写的时候，还要准确计算字数，在规定的地方结尾，最后还要留出足够的空白，以便天皇加盖玉玺和全体内阁成员进行副署。在抄写过程中，又不断从内阁会议上传来修改意见，而此时的诏书快要抄好，没有时间重新抄写。这时只好对诏书进行修改——将修改后的句子贴在原文本的白纸上，并用小字将漏写的文字加在正文旁边。抄写完毕的诏书由天皇加盖玉玺，并由全体内阁成员副署完毕后，日本放送协会的相关技术人员将天皇朗读的《终战诏书》进行了录音，并灌制了两套录音盘，准备在8月15日正午前送往中央放送局大楼播送。在此之前，录音盘由天皇侍从德川义宽保存在皇后宫事务所的金库里。玉音盘（图源网络）下级官佐们的军事政变就在这时，反对终战的枪声打响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结束后，以阿南陆相为首的陆军各高级将领就在陆军省签署了表明陆军上下将严格执行“承诏必谨”命令的文件。在此之前，少壮派军官要求阿南惟几辞职，进而逼迫铃木内阁总辞，以阻止终战。对此，阿南深为不满，当场怒吼：“若有不服，先把阿南斩了。”少壮派军官们仍旧进行政变准备，其中以军事课长荒尾兴功大佐为首的六位青年军官甚至向阿南惟几提交了“兵力动员计划”，希望在阿南惟几陆相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的带领下，联合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和近卫师团师团长森纠，以近卫师团为主要兵力，发动政变软禁铃木贯太郎等主和派，继续同盟国的战争。但先后被这四位高级将领严词拒绝。此时，陆军“承诏必谨”的命令已下，大部分先前想要发动政变的少壮派军官均放弃了这一想法。想要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只剩下陆军省的竹下正彦、畑中健二、井田正孝、椎崎二郎，以及近卫师团的少佐参谋，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等人。午夜时分，畑中健二、井田正孝和椎崎二郎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希望说服森纠加入政变的行列，但遭到了森纠的强烈反对。就在井田正孝离开森纠办公室后不久，畑中健二与随后前来的上原重太郎等人一起杀死了森纠，并伪造了森纠的命令，开始调集当日担任皇宫警备的近卫师团步兵第二联队，封锁皇宫并在宫中搜查录音盘。同时，畑中健二还带领军队占领中央放送局大楼。占领皇宫的叛军并不清楚宫内省的建筑布局，以及宫内省各办公室的汉文名牌，让搜查的士兵有云里雾里之感。这些士兵在宫内省的入口处偶遇了负责保存录音盘的德川义宽侍从。叛军们并不知道这位侍从的身份，有个下级军官还打了这位德川家康的后人一记耳光，眼镜都被打歪了。然而叛军并没有搜到录音盘。与此同时，一批从横滨来到东京的叛军对首相的官邸和私邸发起了进攻，结果铃木贯太郎提前得到消息逃过一劫——这比起他在“二·二六”政变时身中三枪，运气好了太多。他的私邸被叛军烧成了灰烬。其他主和派官员，包括枢密院长平沼骐一郎、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及后来接替铃木贯太郎担任首相的东久迩宫亲王的私邸，也被付之一炬。这时田中静一已经知道了森纠被杀、畑中健二等人伪造命令发动政变的事情。他立刻承担起指挥近卫师团的责任，命令叛军解除对皇宫的包围。当第二联队的联队长芳贺丰次郎得知真相后，怒斥仍在自己身边的椎崎二郎、古贺秀正等人，并将军队撤离皇宫，返回驻地。占领中央放送局大楼的叛军比占领皇宫的叛军更晚撤回，一直守在大楼里的畑中健二还曾试图强行广播宣传继续作战，但被播音员馆野守男等人拒绝。就这样，反抗终战的有组织抵抗终于结束了。在政变发生时分，试图劝告阿南惟几领导叛军的竹下正彦来到陆相官邸时，阿南惟几已经准备切腹了。竹下正彦看到陆相准备切腹，知道再谈叛乱是毫无意义的，他也认为政变的失败已成定局，而这时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当姐夫的介错人，为他减少一点痛苦。政变失败后，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在皇宫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切腹自裁。竹下正彦也试图自杀，但被救了过来。后来，这位曾经的陆大51期军刀组成员还担任了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首任校长。日正午12时，天皇颤抖的“玉音”在电波中传遍了日本，乃至整个亚太战场。战争的结束让多少生灵免除了被涂炭的命运，也给这些参与终战的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不论是每日默写诏书的米内光正，还是对此避而不谈的木户幸一，切腹的田中静一，以及自杀未成的竹下正彦和井田正孝，他们在终战时刻的所作所为，都怀有对战后日本的不同想法，只是他们设想的道路不同而已。但和平终战，无疑是诸多道路中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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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g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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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记者 谢晨星 实习生 余依帆展览作品版权所有：@罗伯特·卡帕 @国际摄影中心 / 玛格南图片社1945年的今天，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一位外国摄影师来到中国，留下了当时抗战的中国士兵、民众的珍贵影像。他，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殿堂级摄影机构玛格南的创立者罗伯特·卡帕。昨日下午，“聚焦与失焦——罗伯特·卡帕影像回顾展”作为第四届国际城区影像节摄影单元的首场专题大展在深圳开幕。展览由大乾艺术机构和玛格南联合举办，美国独立文化历史学家理查德·维兰及中国摄影记者联盟发起人单增辉联合策展，于深圳大学美术馆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这是卡帕的近百幅经典作品第一次以回顾展的形式集中来到中国，也是自2016年大乾艺术通过展览《玛格南手稿——摄影经典的诞生》，将玛格南首次以整体名义引入中国后，玛格南第二次以官方名义在中国举办的展览。罗伯特·卡帕肖像（FRANCE. Paris. 1952. Robert Capa photographed by Ruth Orkin）40年深入报道5场大战1913年卡帕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1936年，他在“人民阵线”参与法国大选期间，拍摄巴黎人的游行和集会。策展人单增辉介绍，其实卡帕是个假名字，他原名叫做安德烈·弗里德曼，因为那时人们对美国摄影师的认可度很高，于是他就起了罗伯特·卡帕这么一个美国化的名字，从此开启了他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卡帕在短暂的40年生命里，深入报道了5场大战：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阿以战争以及越南抗法战争。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决定性视觉记录。其中不少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更已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具备永恒和普遍特质的影像经典。卡帕的成名作是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中拍摄的“倒下的士兵”。画面中，一名战士被子弹击中，身体后仰，再没有力气抓紧手中的步枪，似乎马上就要倒向地面，战争的残酷与恐怖就这样被永远定格。卡帕职业生涯高峰的代表作则是传奇的“诺曼底登陆”。日，彻底逆转“二战”形势的诺曼底登陆作战打响。卡帕再次以生命作赌注，跟随第一批美军登陆法国诺曼底海岸战况最激烈的奥马哈海滩，拍摄到了泡在海水里的美国步兵在令人窒息的炮火中艰难突围的画面。不幸的是，由于暗房师失误几乎毁掉了所有底片，只有11张底片幸存。其中10张被刊登在《生活》杂志，单增辉表示，这些失焦、模糊的照片究竟是卡帕有意为之还是拍摄时的抖动导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不过，这些画面虽然与当时对新闻照片的要求并不相符，却聚焦了最狂热激烈的真实。日，法国，诺曼底海岸。第一波登陆奥马哈海滩的美军。(C) Robert Capa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Photograhy / Magnum Photos1943年，突尼斯，盖塔尔镇。一名美国士兵走在山区。(C)Robert Capa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hy / Magnum Photos拍摄中国抗日 聚焦平民的苦难卡帕并不讲究画面上的完美，甚至与同时期的摄影师相比较，卡帕的影像是粗粝的。单增辉说：“卡帕之所以成为卡帕，不完全只是因为影像，而是他对于人和事物的关注。”卡帕战地摄影的另一面是记录无辜平民的苦难，他极少拍摄死亡或重伤的悲惨画面，更多地把镜头聚焦于战争幸存者的生活，特别是战争中的儿童。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战地摄影师最大的愿望是失业。”单增辉介绍，同样是拍摄战争，还有许多现代摄影师选择的是废墟、废墟上的生活、受灾人民的痛苦。这些题材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卡帕抛弃，他关注的是最根本、最永恒的东西，而这些超越了时空，始终熠熠生辉。卡帕希望传递给大众的是战争中的细节，向大众描绘一个真实客观的战争时期。1938年2月至9月，卡帕来到中国拍摄抗日战争，记录下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花园口决堤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来深展览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着中国抗战的少年士兵、日军轰炸下的汉口市民、在雪地里打雪仗忘记了战火的孩子等，让人看到战时中国民众的平常生活。尤其是他拍摄雪地里打雪仗的孩子，在那样一个残酷战争的背景下，关注到孩子们微小的快乐，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些作品通过美国《生活》杂志的发表，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极大关注。1938年3月，中国，汉口。一群孩子在雪地上打雪战。(C) Robert Capa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hy /Magnum Photos1938年，中国。中国军人在训练。(C) Robert Capa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hy /Magnum Photos1938年3月尾，中国，汉口。一名中国少年士兵。(C) Robert Capa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hy /Magnum Photos成立玛格南图片社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拍摄时踩到地雷不幸遇难。单增辉告诉记者，卡帕去拍越战时已经非常有名了，很多记者向他抱怨拍越战很难，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甚至没有人支持你。但卡帕却认为，拍摄越战可以非常自由地发挥，做到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事实上，卡帕的预言得到了实现。越战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报道最彻底、最全面的一场战争。不论是反战的还是支持战争的人和场景，都留下了非常多极具价值的影像。甚至，摄影师的照片对这场战争的发展方向乃至人的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用照片影响社会，卡帕的另一个贡献是成立了玛格南图片社，“玛格南之于世界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们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单增辉特别强调了卡帕在个人创作之外的前瞻目光，他表示，卡帕从来不排斥任何的摄影风格和作者的气质，从而吸引了西蒙、布列松等知名摄影师，尽管他们风格和气质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能在卡帕的旗帜下拍出伟大的作品，这是玛格南成功的原因，也是卡帕的价值所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行。报道了中国的武汉战役，包括卡帕首次使用彩色胶卷拍摄的4幅作品亲耳聆听卡帕唯一现存录音一批珍贵的纪录片、采访音频和当年刊登卡帕作品的原版《生活》杂志等，也随他的摄影作品首度在国内展出。其中包括一部由8毫米胶片转录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珍贵纪录片，一部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以及一部穿插了众多卡帕的玛格南摄影师好友、亲人、拍摄对象访谈的《罗伯特·卡帕：战地摄影记者的传奇一生》。此外，本次展览也首度在国内公布了由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收藏的现存唯一一段卡帕的采访录音。录音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一档名为“你好！金克斯”（"Hi! Jinx"）的广播脱口秀，录制于1947年，属于卡帕的二战回忆录《失焦》的新闻宣传。在录音中，卡帕谈到在海外拍摄的故事，一开始先提到了他和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苏联之行，之后话题转向他打扑克牌的喜好，再到“罗伯特·卡帕”名字的来由，以及被卡帕自己称为最后一张二战相片的作品，相片上是他在1945年4月拍摄到的一位死于莱比锡的美国士兵。其中，卡帕还主动提到了他的名作“倒下的士兵”的拍摄过程，是了解、研究卡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晶报”】
跟格局小的人打交道，就像被缩骨伞夹住脑袋一样不痛快。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西游记》背后必然影射着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
没有石油的生活，可能比如今这种依赖石油的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