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州市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综述---中国文明网
梧州市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综述
创新载体&促进文化传承发展
——梧州市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综述
绣球招亲。
　　从“绣球招亲”到古榕树下对情歌，从竹筏迎亲到水上巡礼，从瑶族婚嫁到过桥祈福……4月19日，在水韵瑶寨“三月三”节庆暨蒙山文化旅游节期间，一系列有浓郁瑶族特色的民俗活动，让游客们赞不绝口。尤其是“下火海”和“上刀山”——瑶族傩师赤脚走过烧得红透的木炭和镇定自若地光脚踩过十几把锋利的利刃，这一绝活让游客大呼过瘾。
　　这是我市依托节庆活动，传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发挥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文化优势，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聚居地公共服务设施，推动民族文化融入到旅游、教育、节庆等关键环节，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我市在实施“文艺惠民工程”工程中，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5000多万元，打造长坪“水韵瑶寨”四星级乡村旅游景区，组建瑶族文化艺术团，上演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大戏，把民族风情植入休闲旅游和长寿旅游业，让铜鼓、山歌、刺绣、节庆等一系列瑶族民间传统文化在戏里润物无声，为长坪的旅游业带来新的气息。
　　近年来，蒙山县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积极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经费，用于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瑶族民间传统节日——“祝著节”活动的开展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征集、整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发展。几年来，在当地留存的瑶族歌舞、传统手工艺、饮食、风俗等颇具特色瑶族文化在发展休闲旅游过程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山歌被列为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夏宜瑶族乡每年八月初四举办盘王节，全乡群众山歌对唱、盘王舞、上刀山下火海和民族特色商品交易等，称为当地瑶胞艺术和经济交流盛会。长坪瑶族乡打造集生态、休闲和民族特色旅游为一体的旅游新村。
　　为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备人才基础，蒙山县从2011年开始，在少数民族乡镇学校中开设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课堂，把当地瑶话引入课堂，开设射弩、打皮鼓、打陀螺、托盘舞、山歌、投绣球、高脚行走、板鞋、刺绣等民族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在日常学习中得以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尽情徜徉。据统计，在参加广西第十三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打陀螺、投绣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等四个项目和一个表演节目在比赛中获得良好成绩。
　　此外，我市还依托社区民族之家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组织少数民族居民开展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竞技活动、少数民族家乡小吃厨艺赛、少数民族艺术作品展等节目，增进社区居民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来源：梧州日报&&&&责任编辑：王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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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与发展齐步走 ——我市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综述
经过30多年的帮扶，赤溪畲民过上幸福小康的日子。
做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篇文章，是我市民族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重要窗口。
在1526.3平方公里的桐川大地上，居住着59万勤劳勇敢的人民，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4%，因此民族工作十分重要，我市即是我省民族工作重点县（市）之一。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以发展为根本，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主题，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乡村各项事业和谐发展，为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值此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来临之际，本报特推出关于我市少数民族事业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发展民族经济是第一要务
日前，记者走进磻溪镇赤溪村时，看到的是一幅清新、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村落。贯穿赤溪长安新村的水泥大道，两侧清一色的砖混结构楼房，经营日杂用品、服装、农资的小商店和几家&农家乐&小酒家，还有村民们在九鲤溪上、竹排上忙碌的身影，构成新时期生态旅游村赤溪村的一幅剪影。
每天下午，赤溪村村民杜家谊便会在家中的烤鱼坊忙碌着，走进老杜的家里时，远远的便会有香味迎面扑来。&现在烤鱼供不应求！&说起烤鱼的事，老杜满脸笑容。今年47岁的杜家谊，是位土生土长的赤溪村人，自幼跟父亲学了一手烤鱼的好技术，不过此前由于交通便，来村里游玩的游客不多，烤鱼收入只能图个温饱。今年7月，杨赤公路顺利开通，来赤溪旅游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他的烤鱼生意也更加忙碌。
渐渐也有了一些积蓄，与此同时，他又把房子装修一新，改成家庭旅馆。老杜告诉记者，这样一来，一年也有近10万元的收入。不仅是杜家谊，村中的其他畲民也大都过上小康的日子。
赤溪村原有人口400多户，近2000人，散居在14个自然村中。其中800多名畲族群众大多生活在山高溪深的偏远地方，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贫穷曾是这里村民梦魇般的记忆，摆脱贫困更是村民们的迫切愿望。
赤溪村贫穷的境况被媒体报道以后，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关心与支持，30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实践，终于走出一条&生态立村、旅游富村&的旅游产业扶贫致富小康路，逐步摆脱了贫困。据统计，2014年赤溪村村财收入由1984年的负债10多万元逆袭到24.9万元，畲族群众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实现人均纯收入10700元。
据了解，除了赤溪村，全市28个少数民族村等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各项事业也取得长足发展。一份资料显示，2014年，硖门、佳阳两个畲族乡实现社会总产值26.34亿元，比上年增长18%；畲族乡财政收入共5479万元，增长16.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2692元，比增17.8%；28个民族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830元，比增11.3%，经济发展和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居我市各乡镇前列。
近年来，我市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区域发展，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民族工作主题，立足民族乡村实际，积极做好民族乡村发展思路调查研究工作，因地制宜制定好政策措施，积极协调多方力量，继续加大民族乡村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我市民族乡村加快发展。
一方面，加大对民族乡村的挂钩帮扶力度。由28位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和市直单位挂钩帮扶28个民族村，每年相应给予挂钩帮扶经费，各民族工作协调委成员单位按照挂钩帮扶民族村的工作要求，发挥各单位各自职能优势，优先安排发展项目，从人员、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加大民族乡村的支持力度，促进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并努力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交友，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带动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全市民族团结进步的氛围日益浓厚。
另一方面，做好&民族乡村特色经济发展扶持增收工程&项目规划，支持和引导民族乡村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发挥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选好发展项目，发展民族经济。
努力搭建文化平台让经济唱戏
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积极启动少数民族区域发展的&文化引擎&，做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篇文章，带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是我市民族工作的又一个亮点。
我市少数民族民间民俗活动十分丰富，佳阳双华&二月二&、硖门瑞云&四月八&等一系列民俗活动，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长期以来丰富着同胞们的生活。每年，各少数民族乡村都要自发组织举办各类民俗节庆活动，这些充满民族风情特色和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活动，是各民族互相理解的一个重要窗口。市乡两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这个窗口，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活动的组织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致力把这些民俗节庆活动办成各民族互相理解、欣赏，促进民族融合的舞台，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如今一年一度的硖门瑞云&四月八&、佳阳双华&二月二&、秦屿方家山&三月三&畲族民俗文化活动已成为我市乃至闽浙两省边界地区的文化盛会，也是太姥山文化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节庆期间，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游客从各地赶来，共享风情独特、文化内涵深厚的民俗&文化大宴&。其中双华&二月二&、瑞云&四月八&分别被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磻溪镇赤溪、佳阳畲族乡双华、硖门畲族乡瑞云、太姥山镇财堡4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列入十二五时期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示点村。
这也是我市坚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成效体现。同时，将每年9月确立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坚持年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召开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会议，在本市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宣传民族工作，宣传民族团结典型。并设立江滨民族广场，为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和广大市民了解欣赏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常态化的平台。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受到了民族团结教育，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涌现了一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此外，我市还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开展畲族文化资源普查工作，在摸清畲族文化家底的同时，编纂完成畲族民间传统文化目录和分类目录，建立民族文化数据库，搜集整理出畲族文化遗产等文字资料100多万字，《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畲族卷》、《福鼎畲歌集》等传承畲族优秀文化的书籍相继出版，使一批濒临失传的山歌、祭祀仪式、祖图、刺绣、医学特色方剂等畲族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全市建有硖门文化站、佳阳文化站、福鼎市（双华）畲族文化馆3个畲族文化站（馆）和24个畲族行政村农家书屋，市中心（江滨大桥下）设立了民族文化广场，经常性开展小型畲族歌舞活动和不定期举办大型民族文化活动，畲族群众的文化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开展民族教育让畲乡有个良好的未来
除了帮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搭建平台，弘扬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使之成为&经济唱戏&的平台以及促进各民族互相理解的一个重要窗口。我市还注重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提高少数民族人民整体素质，使之更好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献谋献策。
今年8月底，许多畲族学生领到元不等的助学金。自2009年以来，共有400多位畲族优秀学生获得共100多万元奖励和资助金。&孩子是未来，只有这些孩子有出息了，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才有希望。&市民宗局局长蓝承峰认为。
为了使少数民族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教育环境，近年来我市加大对市民族中学的建设力度。经过多年发展，市民族中学从1987年创建至今，从租房到拥有校园面积68亩，校舍面积6000多平方米，共有27个初中教学班，在校生1600人，教职工108人，其中专职教师70人，中高级职称有81人，学历达标率为94.5%。学校先后荣获省、地、市级多项先进单位的称号，被评为福鼎市&文明学校&，有40多人次获省、地、市先进工作者荣誉。学生参加全省、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荣获多项冠军，校蹴球训练基地被命名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是福建省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示范基地，今年8月，学校蹴球队参加第十届全国民运会还获得4银2铜的好成绩。
此外，我市还出台了《福鼎市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逐步健全了少数民族人才资源库，配足配齐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各民族村也培养选拔了一批有改革创新观念、有魄力的民族青年担任村主干，使少数民族干部融入党政机关，共同参与我市经济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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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前，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关注。文章中，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o福山写到：自由民主制已经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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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sty/1.9.7.4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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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作者：李亚娟，陈田，王开泳，王婧来源：地理科学进展摘 要：以少数民族为居民主体的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作为民族社会的重要构成单元，社区内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外民族社区研究的历史起源，总结了城市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并对乡村民族社区的影响、类型、变迁、旅游和感知研究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国内民族社区研究则从内涵、演变、发展以及旅游影响研究4个重点领域进行进展分析。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5个方面将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进行对比，并提出，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亟需加强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动态演化机制、居民生计方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济结构协调、村落空间形态演变和整合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等7个方面的研究。关键词：民族社区；城市民族社区；乡村民族社区；演变；影响；感知1引言“社区”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术语，由德国社会学家T?nnies(1999)于1887年提出。20世纪20、30年代，以帕克(Park R E)、伯吉斯(Burgess E W)、麦肯齐(Mckenzie R D)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以都市社区为研究对象，对“社区”一词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并发展出一系列社区研究理论(费孝通,1999)。在该阶段，大都市内不同种族和民族居民居住地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以民族成员为社区人口构成主体，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特殊社区类型，即民族社区，成为研究的重心(高永久等, 2009)。同一时期，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费孝通,1999)。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社区概念被赋予了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内涵，已经从一种具有精神和情感内涵的“社会类型”，逐渐演变成了以文化为核心、具有地域内涵的“地域性社会”(孙立平, 2001)，并且在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下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在中国，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即一个村寨)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与国外民族社区研究不同，受国内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影响，乡村地区的民族社区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以“ethnic community”、“ethnic minoritycommunity”为关键词进行国外文献检索，以“民族社区”、 “少数民族社区”、 “民族旅游社区”、 “民族旅游村寨”等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核心期刊检索，并涉及关于“土著居民”、 “乡村社区”、 “旅游感知”、 “城市空间结构”和“乡村空间系统”等领域，共计获取18本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基于文献分析，对民族社区相关研究领域、方法、内容和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对比国内外研究的不同，并对国内民族社区未来研究重点进行展望。2国外民族社区研究进展国外民族社区的研究起源于民族人类学、社会学家对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研究(Boas,1974)，通过典型社会学方法探索初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之后出现的以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乡村地区少数民族社区研究，主要通过定性描述来分析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历史和社会现象(陆翔兴, 1989)。二战前后，乡村民族社区研究曾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重心也转移到城市民族社区研究(Willbern, 1966)。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民族社区研究一直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主要分析城市中本土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移民聚集地的生存状况、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Rosenblum et al, 2011)；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乡村社区研究复兴，其中乡村民族社区的变迁研究成为热点(Rice,1977)。该阶段地理学与民族学、社会学的结合，提升了城市和乡村民族社区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表1)。国外民族社区研究内容集中在初民社会、乡村民族社区、城市民族社区、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民族社区感知等5个方面。2.1 初民社会研究国外对民族社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中期对初民社会的研究。美国民族学Morgan(1877)早在1846年便深入调查了易洛魁人，以联盟的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包括历史、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习俗和宗教(White, 1979)。Haddon(1895)组织了人类学史上第一支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综合调查队，于1898年在墨累岛进行了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还有Boas(年开始，历时两年，以加拿大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生活方式及民族文化，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为民族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英国的Brown和Malinowski。Brown(1958)以安达曼(Ada-man)群岛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区内部结构和传统文化，完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开山之作——《安达曼岛民》。Malinowski(1979)在西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安德岛(Trobriand)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首创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人类学家在所研究地区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完全融入当地社会。Malinowski的这一创举引发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获得乡村民族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2.2 乡村民族社区研究基于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的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出现于二战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其起源、结构和类型；也有部分对乡村社区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由农业活动造就并影响的乡村文化景观(引自陆翔兴, 1989)，但不仅限于民族社区。二战后，各国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使城市民族社区成为研究重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张小林,1999)。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加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乡村社区(含乡村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对乡村民族社区的演变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研究。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是测度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方法日渐多样化(Carter et al, 1989)，如英国环境部使用的以乡村人口密度、农业雇用比例和通勤比例为指标的“三变量测度”法(陈晓华等, 2007)；德国社会学家T?nnies(1999)基于社会学角度，以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进行区分的“二分法”；乡村地理学派的“空间结构法”；以可进入性来定量研究交通和机动性问题的“可进入性法”等(引自龙花楼等, 2012)。用于指导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研究的理论也有大量创新，出现了城乡连续统(Pacione, 1984)、三维动力模型(MacKinnon, 2002)、乡村城市化的区位理论、二元经济理论、极化理论、反磁力理论(郑弘毅, 1998)，以及乡村民族社区演化模式理论(张小林, 1999)等。同时，乡村民族社区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各国学者视角不同，但主要集中在乡村民族社区类型、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以及变迁理论等方面。如美国学者Rogers等(1972)从乡村地域结构角度，将乡村社区分为散居型社区、集居型社区和条状型社区；英国学者Cate等(1989)基于乡村性、社会组织结构等要素，将乡村分为保护的社区、竞争的社区、家长范式的社区和委托的社区4类；还有研究者基于改变趋向和综合指数，将村落社区分成开放而整合、封闭而整合、开放而分散、封闭而分散等4种类型(Pacione, 1984)。对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工业化(Pacione, 1984)、逆城市化(Nelson, 2001)、乡村旅游活动(Bachleitner et&al, 1999)、全球化(MacKinnon, 2002)，以及新闻媒体和互联网(Murdoch, 2000)，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重要影响因素。2.3 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深受以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高永久等, 2009)。随着人类生态学派的诞生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渐向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过渡，如帕克“共生”与“竞争”理论将社区内部资源竞争关系作为社区动态均衡的根源(Robert,1961)。伯吉斯分析城市发展与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之间关系的“同心圆模式”(Northam, 1979)，以及之后霍伊特的“扇形模型”(Hoyt, 1939)、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中心模型”(Harris et al, 1945)等研究城市内部结构模型的出现，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城市民族社区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同时，出现了一批以城市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例如Wirth(1938)认为，城市中的民族社区是最具有异质性的群体，通过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和居民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3个指标来表述城市性的特征；并提出了“社区消失论”或“社区失落论”的观点，即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引自程玉申等, 1998)。随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出现，Gans(1962)在对城市民族社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城市区域划分为城市内部、城市外部和郊区，并对不同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进行比较(引自高永久, 2009)。随后在对生活在波士顿的乡村意大利人的研究中，Gans(1962)将内城居民分为包含少数民族群体的5种类型，认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中形成自己的社区，并设立起社会栅栏以避免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联系和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Fischer(1975)构建了城市性—群体聚集—亚文化—社会问题的关系链条，定义不同亚文化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即是民族社区，认为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美国城市民族社区问题的关键。随着美国大城市内多民族社区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针对民族社区权力的问题得到了较多关注。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可分为以 Lynd 夫妇(1999)对“中镇”(Middletown)的研究为代表的精英论以及以Dahl(1961)对康涅狄格州的纽黑兰社区研究为代表的多元论；其中单一权力主体和分散权力中心是精英论和多元论的划分标准，而不同权力主体在民族社区内的体现，将影响该民族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与其他社区间关系的协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地理学的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步发展，主要研究社区犯罪(Lewis et al,1979)和社区矫正(Covey et al, 1984)；19世纪80年代后期扩展到社区人口(McDonald, 1989)、社区服务(Friedman et al, 1987)、社区参与(Moser, 1989)和社区结构系统(Menge et al, 1989)等；19世纪90年代民族社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oseland, 2000)成为研究主题，其中社区种族和民族结构系统研究被提上日程(Eitle, 2006; Farrell et al, 2011)。特别是在一些民族社区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问题(Seaton et al, 2011; Smallset al, 2012)，由此所造成的少数民族人群就业、福利问题(Battu et al, 2011; Kim et al, 2011)、少数民族儿童教育(Lott et al, 2010)、健康问题(Margaret et al,2006)等，都将成为社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2.4 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研究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旅游业成为民族社区开发的优先选择。国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包括城市移民社区旅游和不发达乡村地区的土著民族社区旅游(吴其付, 2007)，本文将乡村民族社区旅游作为重点进行分析。2.4.1 民族社区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Nunez(1963)对于一座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的人类学研究，成为研究民族社区旅游的首次尝试。最早提出“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概念的Smith(1989)在《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列举了多个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如爱斯基摩人、巴拿马圣·布拉斯印第安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托六甲人，描述这些地方开展旅游的主客关系以及对当地文化、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随后便有旅游人类学家关注民族旅游的研究，如 Cohen(2001)的《东南亚：民族旅游》、布鲁诺的《民族旅游：同一族群，三种场景》，以及范登堡和凯斯基于民族关系的旅游研究(引自杨慧等, 2000)等。当前国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集中在影响研究、相关利益群研究、社区参与研究、保护研究、社区居民感知研究和基于原真性的游客感知研究等方面。民族社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社区居民经济收入增加(Matthew et al, 2000)、就业机会增多(Stan-isa?w, 1991)、民族意识增强(Susan, 1995)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Garcia et al, 1995)等积极影响，而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兴起以及民族旅游项目的开发，也造成了民族社区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特别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Wood, 1984)。Jose(2003)以巴西3个旅游区为例，分析不同的政策背景下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强调了政府在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对策制定者应听取社区居民的声音。Li(2006)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为例，归纳总结了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4个博弈关系，即：国家宏观调控与民族社区自治的博弈、民族文化异域性与现代性的博弈、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博弈，以及文化原真性与商品化的博弈；在此基础上对比和评估了4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旅游企业、民族社区居民和游客)对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态度，进而探索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概念框架(Li, 2009)。随着旅游业的深入，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增强。Joppe(1996)强调了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以及社区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Ghaderi等(2012)揭示了伊朗Hawraman村旅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是社区参与程度过低。为均衡社区与其他相关利益群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显得十分重要(Inskeep,1991)，其中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Hamilton&et al, 2013)、参与旅游带来的利益分配(Ying et al,2007)，以及参与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Wang et al,2010)等方式为多数民族社区所接受。2.4.2 民族社区的保护与传统旅游景区(点)不同，民族社区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保存着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它们至今仍在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服务(高永久等, 2009)。因此对民族社区的保护涵盖了传统习俗、生计、建筑、节庆等各个方面。国外对传统民族社区遗产资源的保护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并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应用。如20世纪 90 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发起IPA(IndigenousProtected Areas-IPAs)土著保护区计划(Szabo et al,2003)，通过构建土著人社区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意识到森林资源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建立社区森林(Community Forests，CF)保护模式，将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资源管理作为保护社区居民生计和生存环境的主要途径(Brown et al,2005)；南美和南亚的民族乡村地区也通过建立社区保护区(Com-munity ProtectedAreas)等方式来保护村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知识传承，并颁布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证社区保护区的有序发展(Bernbaum, 1997)。2.5 民族社区感知研究民族社区是兼具乡村性和民族性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同时也是生态文化相对脆弱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各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关注，民族旅游成为乡村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陈鸣, 1997)，在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其消极效应也影响着社区内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Smith et al, 1998)，由此基于旅游社会学的少数民族社区旅游感知研究成为热点。国外学者在进行民族社区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中，十分注重相关学科理论的运用和解释。从早期的旅游发展周期理论(Butler, 1980)到后来引入社会交换理论(Ap, 1992)和社会表征理论(Pearce etal, 1996)，不断丰富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的理论基础。大部分研究者都构建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框架模型，特别是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高军等,2012)，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提升。当前应用于民族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研究的主要理论有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征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Long et al, 1999)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Tomljenovic et al, 2000)。民族社区感知研究主要可分为对民族社区内居民感知研究和民族社区外游客感知研究两类。(1) 民族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集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Gursoy等(2004)将影响感知的内容划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成本；经济利益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呈正相关，文化成本和社会成本则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分析乡村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产生不同的感知和态度的原因，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居民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的接触程度(McCool et al, 1994)、旅游中心至居民家庭距离(Belisle et al, 1980)、个人或社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程度(King et al, 1993)、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Simth, 1998)、居民游憩参与度和旅游控制(Horn et al, 2002)、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Teye et al, 2002)、社区归属和依附感以及社区关注(Uriely et al, 2002)，是造成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差别的主要因素。为划分不同感知类型的民族社区居民类型，多采用聚类分析法进行划分，基本可划分为热爱型、中立型和反对型3个主类，以及介于3种类型之间的交叉类型(Williams et al, 2001)。(2) 基于原真性的民族社区游客感知研究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商业化(Pierre, 1995)、民族文化庸俗化(Kneafsey, 2001)以及民族旅游产品失真(George, 1995)等问题也逐渐涌现，基于原真性的民族社区游客感知研究成为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Taylor(2001)通过研究新西兰毛利族旅游业的发展，强调了原真性在游客感知中的作用；Harkinm(1995)认为，追求原真性是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之一；Mcintosh等(1999)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原真性的体验划分为增强认同、认知理解和追溯过去3个思维过程。在对游客感知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如Moscardo等(1999)选取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公园1500个游客样本，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游客划分为强民族性旅游组、文化被动体验组、民族产品活动组以及低民族性旅游组；另外一些研究则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获得游客在民族社区旅游中对旅游环境(Hillery et al，2001)、旅游文化与旅游产品(Petrosillo，2007)、旅游价格(Mmopelwa，2007)、社区居民态度(Byrd et al, 2009)和旅游服务(Barut?u etal, 2011)等多方面的旅游体验，并根据游客需求对民族社区旅游开发进行审视和休整。3国内民族社区研究进展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以民族学派为代表的内涵研究，以旅游心理学派为代表的旅游影响研究，以地理学派、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社区演变研究，以及以社会学派、民族学派和旅游学派为代表的民族社区发展研究(表2)。3.1 民族社区内涵研究民族社区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社会共同体(孙立平, 2001)，总结已有研究，可将民族社区内涵划分为以下5个方面，即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①民族社区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对封闭、完整的区域环境和完善的生态系统(李林凤,2012)。②民族社区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要活动群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群体的生计方式、文化、传统、信仰和意识(李晓霞, 2009)。③民族社区居民在与所处地域空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居民聚集地，表现为独特的聚落景观和聚落形态(刘沛林等,2010)。④一定规模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特定地域空间中开展生产和生活活动时，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岳天明等, 2008)；在开展社会交往和维系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致的利益追求，形成了保障社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规范和制度，一定的规范和制度也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和目标预期(张慧, 2011)。⑤ 社区意识和文化是民族社区形成的一整套为本社区成员所公认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内容，并不断传承下来，成为维系社区存在的持久动力(高永久等,2006)。高永久从民族社区产生时间、社区要素、社区规模、社区形态4个方面，分别分析了基于社会现象、社会类型、研究方法和行动对象的民族社区的不同内涵特征(高永久等, 2009)(表3)。3.2 民族社区演变研究国内学者于20世纪末开始展开对民族社区演变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演变阶段及特征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交通发展带来的社区空间变化以及民族语言变迁等方面。早期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杨正文(1997)通过历史对比法，对黔东南苗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的综合研究，将社区划分为“狂热复位”、转型重构和复兴发展3个阶段，并总结了宗族、节日、价值观、婚恋观、语言等6项社区变迁趋势特征；马寿荣(2003)从昆明市顺城街回族社区入手，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社区传统生计方式的演变及原因，认为民族社区传统生计方式经历了元代、明代、解放前、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5次转变，影响当前社区生存方式的因素主要有：城市规划、区位优势、宗教中心中转站的社区定位。这都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区演变的典型案例。进入21世纪，基于地理学视角分析民族社区演变的研究开始出现。如王金亮等(2000)以三江并流区的怒江州6个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结构、农作物种类与土地利用技术、土地权属、土地开发利用、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等5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社区的土地利用演变，并认为驱动因子主要包括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政策变动、市场经济发展、认知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周尚意等(2002)则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来解释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城区的马甸回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发现社区周边交通干线的建设改变了当地居民传统生计方式(经营牛羊肉)，影响了该社区的居住区位，使社区从之前的兼具商业型和居住型的低收入区演变为以居住型为主的中高收入社区；伴随着社区居住功能的提升和经济功能的丧失，当地居民职业构成趋于多样化，居民外迁现象增多。戴庆厦等(2001)从民族语言变迁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化带来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研究发现，少数民族都兼用国家交际共同语，在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上表现出对共同语的广泛认同；少数民族母语的使用则出现代际差异；城市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能力的弱化，主要原因是由于杂居的分布格局及语言使用者自身观念的改变等。3.3 民族社区发展研究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马茂宗等, 1992)。早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很注意引进国外民族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如翻译了加拿大学者Pariha(1985)对本国民族社区经济的探讨；王铁志(1996)对澳大利亚民族社区和社区服务的介绍等。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多民族聚集的西部地区民族社区的开发和建设成为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究重点(胡鞍钢等, 2004)。国内学者组织召开的“民族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民族社区发展的5大问题：西部大开发与民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少数民族的脱贫解困与现代化、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及社会网变迁、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及精神文明建设(王洁钢, 2001)。旅游界学者从民族旅游业发展入手，开始探讨了民族社区旅游这一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马晓京, 2000)。研究热点集中在：民族社区旅游影响研究、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研究(贺能坤, 2010)、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唐晓云等, 2010)、民族社区文化保护(李强, 2010)和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研究(罗永常, 2006a)等方面。以个案研究为主，研究地点集中在广西省、贵州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等少数民族集中区。于此同时，建筑、美术和规划领域学者针对民族社区的传统建筑、原始规划布局和景观美感进行研究，为民族社区旅游的保护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高珊, 2008; 张春然, 2009)。旅游地理学者基于旅游需求，对民族社区的入境旅游进行时空演变分析，从而细分其旅游市场(韦福巍等, 2009)；基于竞争力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入境旅游目的地的竞争演化态势，继而为多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提供依据(窦开龙, 2010)；从空间布局角度对民族社区的空间布局演变进行研究，通过对比旅游业发展前后带来的空间变化，设计合理的空间布局结构模式适应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李志英,2002; 王海涛, 2011)。旅游管理学者多从相关利益群体的地位与关系出发，研究民族社区旅游的管理机制(罗永常, 2006b; 肖琼等, 2012)。旅游心理学者基于民族社区内外部感知，研究旅游业发展对社区居民的影响(黄震方等, 2008)及外来游客对民族社区旅游体验感知(冯强等, 2009)，多通过问卷调查(姚娟等, 2008)和构建感知模型(黄燕玲等, 2008)来测度影响居民/游客感知的因素。3.4 民族社区旅游影响研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游客，作为当前民族地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旅游业在民族社区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陈东芝(2011)运用VAR模型，分析年少数民族地区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发现民族地区旅游外汇收入每提高1%，民族地区地方经济增长0.74%。但不同于传统旅游目的地的是，民族社区旅游地文化的独特性、独立性和封闭性一直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吸引力(陈旖, 2007)，伴随着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旅游业在带来经济效益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对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也构成了冲击(林龙飞等, 2007)。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这一问题关注，早期研究多沿袭国外社会交换理论、文化涵化和示范效应、旅游地发展周期理论、系统理论等(杨俭波, 2001; 周慧颖等, 2004)，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以单个社区为研究地，实证研究多而理论创新少。基于此，国内学者立足于本土，尝试通过本底民族社区特征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就费孝通(2007)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刘旺等(2011)提出，应在乡土特征视野下，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分析旅游对民族社区文化的影响；由此构建了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乡土视野研究框架，并将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的影响分为对社会关系、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社区居民公私、群己观念、居民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礼治秩序等5个方面的影响。为衡量旅游业发展对民族社区物质和文化传承的影响程度，陈丽坤(2011)以西双版纳3座旅游发展阶段不同的典型傣寨构成“自然实验”，对傣寨文化逐层逐项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认为3座傣寨物质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绎，但精神文化内核都得以传承，强调了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民俗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社区居民带来了多样的工作机会，特别是传统妇女的生活因参与旅游业而发生了大的改变，从一定程度影响着其社区内部结构的演变；刘韫(2007)对四川甲居藏寨景区藏族女性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旅游业的藏族女性经济独立性逐渐增强，消费结构、生活方式和观念开始变化，对子女的教育观产生了消极影响。处于旅游业发展不同生命周期的民族社区演变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薛熙明等(2011)以滇西北3个典型的民族社区为例，分析其文化变迁机制，对当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进行了比较性解读，发现处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客源市场，以及不同的文化借用方式，是导致各社区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迥异的主要原因。4总结与展望国情不同，国内外民族社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也不同。国外民族社区多为跨种族、跨国界的居民聚集地，主要面临在主流文化区域内外来种族之间以及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问题；国内民族社区则多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主要面临少数民族区域内主流文化的冲击和自身发展问题。由此在研究中，国外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是外来民族/种族在主流文化区域中如何生存、发展，以及外来民族/种族之间的和谐共生问题；国内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则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如何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生存发展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研究对象上，国内根据当前少数民族居民在乡村地区集聚的现实情况，对乡村地区民族社区的关注多于城市地区民族社区，对城市地区民族社区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冲击下的社区演变研究以及基于管理学理论的社区组织结构研究上；而根据欧美国家的国情，国外学者对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乡村民族社区，且更多分析城市内部不同种族、民族社区之间的和谐共生问题。(2) 研究视角上，国内学者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和地理学视角对民族社区进行关注，侧重于中观尺度的社区类型、影响因素、空间结构和发展问题研究；国外民族社区的研究更加注重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侧重于微观尺度的特定民族社区的组织、社会形态和社会问题的研究。(3) 理论基础上，国外研究由之前的古典类型学理论扩展到功能主义理论、人类生态学理论、城市性理论和社区权利理论；国内的研究则在借鉴国外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乡土特征的差序格局理论。(4) 研究内容上，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内涵、社区演变特征(传统文化、土地利用、生计方式和民族语言等)及其影响因素、旅游发展以及旅游影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则聚焦不同种族社区内居民的教育、医疗、就业和健康问题，以及社区间文化冲突、犯罪问题等，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有利于民族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政策。(5) 研究方法上，国内定量评价和分析较多，数据源多为问卷调查、统计数据以及卫星影像等，进而根据相关数理模型进行评价；国外对于民族社区发展、权力中心分析和社区间关系等问题，更多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定性阐释，定量性的评价和分析较少。与国外民族社区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内容侧重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因素，对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关注程度不够；特别是在研究视角上没有完成从自然要素到经济社会要素的转变；在研究范式上还停留在空间分析方面，未向人文方向转变；研究的视角更多停留在“社区”的地域概念上，且以单个社区为主，社区间的发展问题未得到关注，在政策制定方面，对于民族社区中“人”的发展的研究深度不够。未来国内民族社区研究还需要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分析深度上进一步拓展，重点加强以下7个方面的研究：①新时期条件下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②民族社区的动态演化机制；③民族社区居民生计方式；④民族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⑤民族社区间经济结构协调；⑥民族社区内村落空间形态演变及整合开发；⑦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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