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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2.2.22 (Ubuntu) Server at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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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1)(图)
　　一、中国古代美女的界定　　“美女”的界定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美女主要应包含三大要素。第一是形体美，即外貌须楚楚动人，这是美女必备的首要条件。第二是有才华，中国古代的美女，绝大多数同时也是才女；外表虽靓、智商很低的蠢女，行为举止很难得体，因而不是美女。第三是要有名气，美女是历史长河中一道绚丽独特的风景，生命短暂，红颜易逝，缺乏一定的知名度，再靓的美女也将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只有借助于名气，或换句话说，只有借助于各类文字记载，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才能够远望到前朝美女楚楚动人的身姿。（概括讲，就是“有貌、有才、有名”。）　　狭义的美女界定，除要包括上述三个条件之外，重要的是加入、加重了内涵。在狭义的美女定义里，美女的形体美固然重要，却已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德行，也即女人的心灵美同等重要。美女不仅外貌要美，品行修养也要好。首先要有气质、风度、韵味，而后才是广义美女的三要素。　　由于狭义美女的定义承载了太多的道德因素，已经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并且很难实际操作，因此，本书将自始至终按照约定俗成的国际惯例，在广义美女界定的基础上，展开中国古代美女的浩瀚画卷。　　二、文人骚客眼中的理想美女标准　　在男权社会，对美女的评价，男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首先，评判美女的标准，主要是由男人制定的。第二，选美是皇宫和上层社会的特权，民间极少染指。第三，美女文化受宫廷皇权的影响极大，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越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瘢”，就是典型的例证。（汉成帝、唐玄宗与“燕瘦环肥”，李煜与“三寸金莲”，也是典型的例子。）第四，文人名士对美女文化的形成及时尚走向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早期的美女文化经典作品，如《诗经》与屈原《楚辞》中的部分作品、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美女篇》等，对古代乃至现代审美文化均有划时代的影响。一些文人名士，如宋玉、曹植、司马相如、白居易、元稹、苏东坡、柳永、周邦彦、梅禹金、冒襄、余怀、吴伟业、卫泳、李渔、王文濡等，对中国古代美女文化的形成，均有重要贡献。第五，在古代男权社会，女人展示美，主要是为了赢得男性世界的认同。在男权社会，美女始终处于被动的观赏地位，更多时候还是男性世界的玩偶。女性总是根据男人的审美标准来要求和改造自己，即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与今天女性参加选美是为了展示自我，表现青春活力，获得满足感、成就感，追求事业成功的机遇完全不同。　　中国古代爱美时尚潮流的总体趋势是：宫廷影响民间，都城影响城市，城市影响农村。这有前述所引《后汉书》长安时谚为证。时尚随时代变换而变迁，而文人骚客们赞咏美女的不朽名篇，却积淀凝结成中国传统美女文化的内核，对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女评价标准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最早的理想美女“标本”，一说来自《诗经-卫风-硕人》。诗中最著名的28字，成为后世美女评价的标准用语，对中国民族特色美女文化的形成，影响极为深远。这28个字是：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前20字，“以形写形”，即以客观对象的形，作为观察、认识的客体，通过联想、比喻反映出来，具有一定的形象性，但还仅是形似，它有“朴”无“灵”，有“实”无“虚”，有“形”无“神”，有“美”无“媚”，后两句则重在传神，“直把个绝世美人，活活地请出来在书本上漾”。①　　屈原在《楚辞-大招》中关于舞女的一段描写，也被认为是描写美女的范文。其辞云：　　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四上竞气，极声变只。魂乎归徕！听歌只。朱唇皓齿，以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修滂浩，丽以佳只。曾颊倚耳，曲眉规只。滂心绰态，姣丽施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魂乎归徕！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动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归徕！以娱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只。靥辅奇牙，宜笑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魂乎归徕！恣所便只
　　屈原《九歌》中有一篇名为《山鬼》。后世研究家们考证，“山鬼”可能有巫山神女的影子，也可能是另一位山川女神。且看屈原描述的“山鬼”形象：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　　“山鬼”美丽窈窕、含情顾盼，乘赤豹香车行走在山间幽径。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推断山鬼乃楚地巫山之神女。①　　屈原的歌赋用字生涩冷僻，流传起来就成问题。从《大招》中不难发现，屈原在描写舞女的美姿美态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形与神两个方面。形体上，屈原关注的是美女洁白的牙齿、柔曼的娥眉、红艳的嘴唇、红润的脸庞、细腻嫩白的皮肤、丰满婀娜的体态、亭亭玉立的身材等。神态上，屈原突出强调的是美女温顺善良的性格，优雅大方的仪容举止和谈吐，如“娥眉曼只”、“容则秀雅”、“小腰秀颈”、“丰肉微骨”等。《大招》的影响在于：它基本列出了美女评价的主要指标项，这些指标项或说关注重点，当时或许只是屈原的个人兴趣，但却无形中左右了后世美女评价的价值取向。　　先秦关于美女评价最有影响的人物及作品，公认是宋玉及他描写的巫山或高唐神女的姊妹篇《高唐赋》、《神女赋》，以及另一篇名赋《登徒子好色赋》。　　《高唐赋》与《神女赋》是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赋皆以楚王与巫山神女的云雨情故事为题材。据《高唐赋》序云，昔日楚怀王游高唐，因疲倦而入梦，见一美女对其言：“妾本巫山之女，作客于此，闻知君王在此游览，我愿与君王同床共枕。”怀王于是与该美女成就了一番好事。分别时，该美女依依不舍地对怀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怀王于天亮时观看巫山，果见该美女所说的云雨之形。为纪念此次奇遇，怀王特地在高唐修筑了一座庙宇，取名为“朝云”。后来，怀王之子襄王同宋玉也到此处游玩，襄王内心也期望做一回乃父那样的风流梦。襄王要宋玉向其解释云雨之状，宋玉遂作《高唐赋》。是夜，襄王夜宿高台，“果梦与神女遇”，于是又让宋玉续作《神女赋》。　　《高唐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首先在于对长江三峡两岸绚丽风光的描绘。宋玉文华璀璨、词繁墨浓，妙语迭出，使《高唐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山川胜景的范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篇以大自然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①　　但《高唐赋》最重要的文学价值显然还是对高唐神女形象的刻画。宋玉在《高唐赋》序言中对怀王与巫山神女交会的一小段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描写男女风流韵事的源头，成为后世历代文人百写不厌的话题。而“巫山云雨”、“阳台梦”、“自荐枕席”等词，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著名的性语。特别是“云雨”一词，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文学作品中表达性爱主题最流行的隐喻；秦汉之后，逐步从文人用语走向民间，成为性爱行为的代名词。“中国文学中的‘云雨家族’极其兴旺发达，这都应归之于宋玉的创始之功。”②“云雨、巫山、高唐、阳台”等性词，据说常见的表达方式有四十多种，两千多年来，弥漫于文人们所作的诗、词、歌、赋、曲及话本、小说之中，正所谓“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③　　在《神女赋》中，宋玉借襄王之口盛赞高唐神女的美貌道：　　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环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　　在宋玉的生花妙笔下，神女丰满靓丽，完美无瑕。她瑰丽奇伟，姿态万千。刚见她时，但觉光彩耀目，如旭日初升，光照屋梁；当她稍走近些，则皎洁映人，如明月泻地，晶莹闪光。她绚烂似鲜花，温润如美玉，光彩四溢，动人心魄。
　　宋玉借襄王的一双慧眼形容神女的盛饰之美：“振绣衣，披褂裳，　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在诗人眼里，高唐神女“集天地阴阳的浓艳之美于一身，仿佛翠鸟振翅高飞，举世秀色无法比拟。”①何以见“其象无双，其美无极”呢，宋玉进一步描写说：　　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　　巫山神女的美丽令毛嫱自惭，以袖遮蔽；西施失意，凄然掩面。她容貌丰腴，端庄娴淑；肤色洁白，温润如玉；双眸炯炯，脉脉含情；娥眉弯弯，樱唇红润……总之，神女坐立动静，无一不美艳四射，光彩照人。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中国爱与美之神的“仅有的珍贵资料”，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细腻地描绘女性外貌、形体和情态之美的先河。女性之美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主题，可以认定为是由高唐神女的形象诞生为标志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巫山神女足以与西方艺术史上的维纳斯相提并论。并且，“高唐神女作为中国的美神，在汉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确实积淀为一个具有永久生命力的原型，从曹植的《洛神赋》一直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每当文人欲表达女性的性爱和美艳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溯到这个原型。”①这也说明宋玉成功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不仅是女性美的极致，而且是美的极致，她形神兼备，既端庄典雅，超尘绝世，又美丽多情，风情万种。有人将巫山神女视为“中国第一情人”，认为巫山神女“是中华民族爱与美的象征，后人借用这一原型就好像引用普遍公理一样，无须再加证明。这正与维纳斯在西方文明和艺术传统中的意义和地位相同，因而两相对照，彼此辉映。”②　　除《高唐赋》和《神女赋》之外，宋玉的另一名篇《登徒子好色赋》在中国美女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其赋原文如下：　　登徒子好色赋并序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娴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齿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美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恍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寤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登徒子好色赋》对中国传统美文化和美女文化的重要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该文比屈原《大招》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更为简洁地界定了中国古代美女的规范形象，（也给出了丑女的模样。）“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成为后世历代美女评价经常引用的标准用语。第二，由于该文的影响，登徒子成为古往今来好色者（色鬼。）的代名词。第三，该文巧妙运用烘托间接描写美女的艺术手法，对后世美女评价及美女文化影响极大。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乐府《采桑行》中对罗敷美貌的描写，即是采取间接的描写手法。（现代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宾那首著名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采用的也是这类艺术手法。有一出黄梅戏，名为《夫妻看灯》，形容年轻妻子的美貌，也是借看灯众人的不同举止烘托表现的。）　　三国时期，因为感伤含冤去世的皇嫂兼梦中情人甄洛，悲情王子曹植创作了在中国美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名篇《洛神赋》。“才高八斗”的曹植直言不讳地称其写作《洛神赋》受到了前辈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的启发。曹植笔下的洛神形象是这样的：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近距离观察，洛神的形体、容貌之美已达极致。她“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由于曹植的《洛神赋》，后人常把“巫山洛水”相提并论。人们常用“宛如洛水中升起的洛神”来形容那些世所罕见、艳惊四座的绝代佳人。（古龙语。）　　曹植以后，令人不能不提及的描写美女大师是中唐时代的白居易。他形容美女细腰所用的词汇“小蛮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但知道其出处来历的人并不太多。在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里，名列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是如此的媚态万千：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上述所引文人骚客皆为男性，姑且视为古代男性的美女观。明代有一位薄命高才的美少女，被红学界某些人士认定为林黛玉的原型之一，名叫叶小鸾（字琼章），这位早夭的美少女给后人留下一篇《艳体连珠》，也是美女文化史上常被人提及的名篇。叶小鸾从女性的角度分别吟咏女性的发、眉、目、唇、手、腰、足和全身之美。受她的影响，其母沈宜修也兴致盎然地加入进来。我们来看一个美少女心目中的美女观：　　发　　盖闻光可鉴人，谅非兰膏所泽。髻余绕匝，岂由脂沐而然。故艳陆离些，曼称矣。不屑也，如云美焉。是以琼树之轻蝉，终擅魏主之宠，蜀女之委地，能回桓妇之怜。　　眉　　闻吴国佳人，放黛由来自美。梁家妖艳，愁妆未是天然。故独写春山，入锦江而望远。双描斜月，对宝镜而增妍。是以楚女称其翠羽，陈王赋其联娟。　　目　　盖闻含娇起艳，乍微略而遗光。流视扬清，若将澜而讵滴。故李称绝世，一顾倾城。杨著回波，六宫无色。是以咏曼于楚臣，赋美眄于卫国。　　唇　　盖闻菡萏生华，无烦的绛。樱桃比艳，岂待加殷。故袅袅余歌，动清声而红绽。盈盈欲语，露皓齿而丹分。是以兰气难同，妙传神女之赋。凝朱不异，独着捣素之文。　　手　　盖闻似春笋之初萌，映齐纨而无别。如秋兰之始茁，傍荆璧而生疑。故陌上采桑，金时露。机中织素，罗袖恒持。是以秀若裁冰，抚瑶琴而上下。纤如削月，按玉管而参差。　　腰　　盖闻玉佩翩珊，恍若随风欲折。舞裙旖旎，乍疑飘雪余香。故江女来游，逞罗衣之宜窄。明妃去国，嗟绣带之偏长。是以楚殿争纤，最怜巫峡。汉宫竞细，独让昭阳。　　足　　盖闻步步生莲，曳长裙而难见。纤纤玉趾，印芳尘而乍留。故素蹁跹，恒如新月。轻罗宛约，半蹙琼钩。是以遗袜马嵬，明皇增悼。凌波洛浦，子建生愁。　　全身　　盖闻影落池中，波警容之如画。步来帘下，春讶花之不芳。故秀色堪餐，非铅华之可饰。愁容益倩，岂粉泽之能妆？是以容晕双颐，笑生媚靥。梅飘五出，艳发含章。
　　身为美才女的叶小鸾所崇尚的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秀色可餐，却不是涂脂抹粉所能造就的；美女们的喜怒哀乐，也难以借助于化妆品来表达。“连珠体”传为汉代杨雄所创，但将艳体引入连珠体者却非叶小鸾，较早可追溯至南朝人刘潜。刘潜著有《探物作艳体连珠》二首，其一曰：　　妾闻洛妃高髻，不姿于芳泽；玄妻长发，无藉于金钿。故云名由于自美，蝉称得于天然。是以梁妻独其妖艳，卫姬专其可怜。　　其二曰：　　妾闻芳性深情，虽欲忘而不歇，熏芬动虑，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抵结秦妇之恨；爵台余，追生魏妾之悲。　　与刘潜同时代的吴均也有以艳体入诗的《连珠》一首：　　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贞华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阳子寂寞，岂乏炫曜之才。　　叶小鸾的母亲沈宜修读到女儿的作品，大加赞赏说：“刘孝绰有艳体连珠，季女琼章仿之作以呈予。予为喜甚，亦一拈管。然女实有仙才，予拙不及也。”①诗兴大发的叶母也以连珠体对“发”、“眉”、“目”、“唇”、“手”、“腰”、“足”等女性部位一一吟咏：　　发　　盖闻魏妃双翼，艳陆离而可鉴。汉后四起，曜玄鲦以齐光。故盛不同，岂资膏泽。如云飞，自有芬芳。是以鬟晓秦宫，竞萦妆之缭绕。怜生晋主，垂委地之修长。　　眉　　盖闻修蛾曼，写含愁之黛叶。新月连娟，效寄情之翠羽。故远山堪入望于邛垆，晓妆无倩画于张妩。是以承恩借问，枉自争长。淡扫朝天，方难比。　　目　　盖闻朱颜既醉，最怜炯炯横秋。翠黛堪描，讵写盈盈善睐。故华清宴罢，偏教酒半微阑。长信愁多，不损泣残清采。是以娱光眇视，楚赋曾波。美盼流精，卫称欣态。　　唇　　盖闻匀檀传麝，其如洛水之辞。写绛调朱，岂若巫山之韵。故歌怜白，贝微露而香闻。笛羡绿珠，含半启而红运。是以芬泽非御于桃颗，茜膏无加于樱晕。　　手　　盖闻流水题红，无非柔荑写恨。盈采绿，亦因纤素书情。故春日回文，逞掺掺于机锦。秋风捣练，响皎皎于砧声。是以魏殿神针，更夸巧制。玉奴弦索，不负时名。　　腰　　盖闻袅袅纤衣，非关结束而细。翩翩约素，天生柔弱无丰。故飘若春云，常愁化彩。轻如秋雁，还恐随风。是以色冠昭阳，裙有留仙之襞。巧推绛树，舞传回雪之容。　　足　　盖闻浅印苍苔，祗为沉吟独立。遥闻环佩，却因微动双缠。故窄窄生莲，东昏于斯娱矣。纤纤移袜，陈思赋其可怜。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红宜衬。步广储之月，芳绿生妍。　　无论是美少女叶小鸾还是她美丽多才的妈妈沈宜修，关注的都是当时男性社会最为关注的女性部位。如南宋以后缠足之风盛行，所以沈、叶母女俩对美足皆赞美有加；又如唐代的雍容华贵之美在明代已遭摒弃，母女俩则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占居主流地位的“杨柳腰”推崇备至。　　清初江浙人卫泳（懒仙）辑有丛书《绿窗女史》。该丛书广泛辑录历代有关女性生活、劳作、婚姻、爱情、才品、著撰等内容，凡14卷10部45目，绘图16幅，皆刻绘精美。其10部依次为闺阁、宫闱、缘偶、冥感、妖艳、节侠、神仙、妾婢、青楼、著撰。小目分懿范、女红、才品、容仪、宠遇、遣放、蛊惑、怨恨、才艳、慕恋、幽期、尤悔、神魂、梦寐、重生、幽合、狐粉、猿装、鬼灵、幻妄、义烈、节烈、义侠、星娥、仙姬、神媪、逸格、俊事、名呼、才名、志节、平康、品藻、诏令、表疏、笺奏、上书、启牍、序传、赞颂、杂录、辞咏等。较为文学界看重的《王昭君传》、《赵飞燕外传》、《莺莺传》、《春梦录》、《还烟记》、《婚杂仪著》等均有收录，文体形式有传记、小说、诗歌、杂记、辞咏、序传、启牍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文史价值极重。在几千年男尊女卑的文化氛围中，著者从事这项工程，其气魄和胆量令人赞赏。①
　　卫泳著有《悦容编》（又名《鸳鸯谱》）一文，也是很体现作者个性的文章。《悦容编》分“随缘、葺居、缘饰、选侍、雅供、博古、寻真、及时、晤对、钟情、借资、招隐、达观”共十三节。　　“随缘”篇表达的是作者的美女观。作者认为，美女是稀有资源，并不是可以随意得到的，欲求尽善尽美，白璧无瑕，总是徒劳。可意不可意，就全凭自己的感觉了。“然非奇缘不遇，必欲得此丽容，而后加意，是犹谓秦汉以后无文，唐以外无诗也。”因此，要把眼光放在近前，“随其所遇，近而取之，则有其乐而无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远山，何必合德。口皆樱桃，何必樊素。腰皆杨柳，何必小蛮。足皆金莲，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颦即西子，点额即寿阳。肥者不失其为阿环，瘦者不失为飞燕，奇丑不失为无盐。当其怨，出塞之明妃也。当其恨，长门之阿娇也。当其云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识数字，堪充柳絮高才，略减妒心，已有小星遗意。”卫泳不厌其烦地列举历代诸多著名美女，（也有一位丑女无盐，）目的是要告诉男人们，挑对象、找女朋友，没有绝对、僵死的标准，更主要还是自己的一种主观感受——就像他在《悦容编》序言中所说：“大抵女子好丑无定容，唯人取悦，悦之至而容亦至，众人亦收国士之享。”女子的美丑，主要还在于男人的主观感受。有喜欢她的人，她的容貌在喜欢者的眼中就变得美丽了，众人也就跟着说这位女子美貌出众。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葺居”篇讲美女的居住环境。卫泳认为，美女的居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修洁便是胜场，繁华当属后乘。”即便是儒生寒士，“纵无金屋以贮，亦须为美人营一靓妆地”，“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与闺房相宜书画。室外须有曲栏纡径，名花掩映。如无隙地，盆盎景玩，断不可少。”因为，“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　　“缘饰”篇讲美女的服饰。卫泳认为，美女的修饰打扮最重要的是要得体，“饰不可过，亦不可缺。淡妆与浓抹，惟取相宜耳”。“花钿委地无人收，方是真缘饰。”“如一色金银簪钗行列，倒插满头，何异卖花草标。服色亦有时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艳；见客宜庄服，远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对雪宜丽服。吴绫蜀锦，生绡白苎，皆须褒衣阔带；大袖广襟，使有儒者气象。然此谓词人韵士妇式耳。若贫家女典尽时衣，岂堪求备哉？钗荆裙布，自须雅致。”　　“选侍”就是挑选侍女。卫泳认为“美人不可无婢，犹花不可无叶”。“待月抱衾，选侍最工。”不过卫泳可能忘了，有能力选侍的美女，肯定生在大户人家；贫苦人家的女孩子，不要说选侍，恐怕不少都会沦为大户人家的奴婢。　　“雅供”篇讲的美女家庭居所的内部陈设。卫泳在这一篇倒是又想起了贫富差别问题。大户人家的美女，“锦衾、褥、画帐、绣帏，俱令精雅。陈设有序，映带房栊”；而家境稍差的美女，“或力不能办，则芦花被絮茵布帘纸帐，亦自成景”。　　“博古”主要是谈女子学识的重要。卫泳在这里一不小心就露出了他的大男子主义尾巴。他主张女子读书识字，主要是为了女子具有一种儒雅之风，以备与男子谈述歌咏。但他又认为，女子读书多了，长了见识，未必就是好事。“博古者未必占便宜”，所谓“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识一丁”，“然女校书最堪供役”，意思是说，那些白头偕老的夫妻，多是一些目不识丁，没文化没见识的人；而那些满腹经纶的艺妓，却是最能供男人赏玩的。　　上述六篇，除第一篇“随缘”外，不足以使卫泳的观点称奇。从第七至第十三篇，卫泳的美女观确有许多悖于传统的闪光点。如在“寻真”篇，卫泳认为，美女有态、有神、有趣、有情、有心，“然得神为上，得趣次之，得情得态又次之。”至于得心，则异常困难。“故曰：九死易，寸心难。”卫泳还认为，男女之间一旦动了真感情，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所以“不若暂时笼鸟瓶花点缀光景，到头来各奔前程，大家不致耽误”最好。　　所谓“及时”，讲的也是红颜易老，应该及时行乐的意思。“美人自少至老，穷年竟日，无非行乐之场。”“红颜易衰，处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几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烂漫，一转过此便摧残剥落，不可睨视矣。故当及时。”但卫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美人迟暮”、“人老珠黄”论者。卫泳认为，如果把美女的人生分为少、壮、半老（中年）三个阶段，则每个阶段的美女都有各自的韵味特色：　　少时盈盈十五，娟娟二八，为含金柳，为芳兰芷，为雨前茶。体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壮也，如日中天，如月满轮，如春半桃花，如午时盛开牡丹，无不逞之容，无不工之致，亦无不胜之任。至于半老，则时及暮而姿或丰，色渐淡而意更远。约略梳妆，遍多雅韵。调适珍重，自觉稳心。如久窨酒，如霜后橘。如老将提兵，调度自别，此终身快意时也。
　　卫泳的这个观点，对当时乃至今天普天下看重容颜、多愁善感的女性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安慰。　　“晤对”讲的是与美人相处的一种意境。“焚香啜茗清谈心赏者为上，谐谑角技携手闲玩为次，酌酒铺肴沉酣潦倒为下。晤对何如遥对，同堂未若各院。毕竟隔水闲花、碍云阻竹，方为真正对面。一至牵衣连坐，便俗杀不可当矣。”　　在“钟情”篇，卫泳表达了对真正爱情的爱慕。“王子猷呼竹为君，米元章拜石为丈，古人爱物，尚有深情。倘得美人而情不挚，此淑真所以赋断肠也。”　　卫泳主张男人对女性要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用情要深。“故喜悦则畅导之，忿怒则舒解之，愁怨则宽慰之，疾病则怜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殷勤调护，别离会晤，侦讯款谈，种种尤当加意。”　　在“借资”篇里，卫泳又成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美人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并不仅仅是“捧砚拂笺”、助男人兴致的艺妓或性奴。美人的一颦一笑，皆可以开怀畅想。特别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正今时举业之宗门”，能参透者，则“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　　卫泳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招隐”篇中，卫泳也想学魏晋时代的隐者，但他认为隐的上界是所谓“色隐”。即寻求一才貌俱佳的美女“把臂入林，把白日消磨。”这种色隐与那种“深溺如世之痴汉，颠倒枕席，牵缠油粉者”有霄壤之别。如果终日沉溺于女色，“则不为桃源而为柳巷矣。不曰买山而隐，却要买山而埋矣。”　　在《悦容编》最后一节“达观”篇中，卫泳公开为“好色”辩护，认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都是虚伪的妄言。卫泳大胆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对男性社会传统的“色乃祸水”论予以严厉驳斥。卫泳说：　　好色不诚，是为自欺者开一便门矣。且好色何伤乎？尧舜之子，未有喜、妲己，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纣。吴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个西子。文园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减。郭汾阳穷奢极欲，姬妾满前，而朝廷倚重，安问好色哉？　　二是对所谓“色能伤生”的观点提出异议。唐末五代号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著有《警世》一诗特别著名：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里仗剑斩丈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稍早于吕洞宾的唐代诗人孟郊也曾把美女比作伤人的“利剑”。孟郊有《偶作》一诗曰：“利剑不可亲，美人不可近。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道险不在广，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①在魏晋以降看重养生的修道者看来，好色纵欲则必伤生短命，远离女色、清心寡欲则为养生之道。卫泳却提出相反的观点：　　若谓色能伤生者尤不然。彭未闻鳏居，而鹤龄不老。殇子何尝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战者、焚溺者、札厉者相牵而死，岂尽色故哉？人只为虚怯死生，所以祸福得丧，种种惑乱。毋怪乎名节道义之当前，知而不为，为而不力也。倘思修短有数，趋避空劳，勘破关头，古今同尽，缘色以为好，可以保身，可以乐天，可以忘忧，可以尽年。　　卫泳的大胆言论，说出了天下登徒子们的心里话，古今好色者都不禁要拍手叫好。虽然说卫泳的观点不一定“句句是真理”，但他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与传统相悖的观点，总比那些“好色不诚”的伪君子不知要高出多少！　　同是清初、同是江南，号称“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才子”的李渔（笠翁），也是一位特立独行、敢于发表不同于传统美女观的奇人。李渔祖籍浙江兰溪，出生于江苏如皋。父亲李如松经商致富，希望儿子走科举从政的道路，但李渔却在乡试中几度名落孙山。李渔40岁的时候举家迁入杭州，改走“人间大隐”的道路。康熙五、六两年，李渔先后得到乔、王二姬，对其细心调教，而后携带二姬为首的一帮美女，巡游于各地达官贵人之间作娱情之乐。　　李渔著述较多，他的美女观集中体现在传世之作《闲情偶寄》一书中。该书分“声容”、“颐养”、“饮馔”、“居室”、“种植”、“器玩”、“词曲”、“演习”八部，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部“声容部”。　　“声容部”共分“选姿”、“修容”、“治服”、“习技”四篇，全部都与美女文化有关。在“选姿”篇，李渔依次讨论了美女评价的四个方面：　　第一是肌肤。李渔认为，在评价美女的诸标准中，肌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肌肤要白皙，“妇女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妇人本质，惟白最难。”①&
　　第二是眉眼。就女人的身体而言，面部是最主要的部位，而眼睛又是脸面的主要部位。要识别一个人心地的善良邪恶，最重要的就是看她的眼睛。　　第三是手足。女子的手足也很重要。“纤纤玉指”是手中的上品，美女的脚也不是“但求窄小”、越小越好。“脚小而难行，动必扶墙靠壁”，“脚小而致秽，令人掩鼻攒眉”，都是煞风景的事：　　昔有人谓予曰：“宜兴周相国，以千金购一丽人，名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难移，每行必须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则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数钱可买，奚事千金？”　　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能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莲”，即曰“行行如玉立”。皆谓其脚小能行，又复行而入画，是以可珍可宝，如其小而不行，则与刖足者何异？　　第四是“态度”，即妩媚的姿态。女人之有媚态，“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态之为物，不特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无情之事变为有情，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不过，神态是自然流露的，千万不可矫揉造作，“强造之态，不能饰美，止能愈增其陋。”　　所谓“修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梳妆打扮。“三分人才，七分妆饰。”李渔认为女性人人都需要妆饰，“即有十分人才者，岂一分妆饰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修饰最主要的是要得体。“然一时风气所趋，往往失之过当”，“趋而过之，致失其真之弊也。”　　“治服”篇是讲女子的穿戴。“习技”则是讲女子的才识。李渔不赞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主张女性美应是德、色、才的统一，这与叶小鸾的父亲叶绍袁提出的“德才色为妇人三不朽”的说法一致。李渔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前人愤激之辞”，是“见噎废食之说”：　　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　　因此，才与德是可以兼备、统一的。其实早在《周礼-天官》中已明确强调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重要。三国时黄门侍郎程晓认为“妇人四教，缺一不可”。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大抵是南宋之后的事。李渔生活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因此他主张妻为正室，当以德为主，妾婢“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因而应侧重于色、才。　　李渔主张妇女所学技艺“以翰墨为上，丝竹次之，歌舞又次之”，而女工则是必修课。女子除了学会过硬的女工外，最好能读书识字，又能懂得琴棋书画，兼通歌舞，才艺双全，便是全才；稍懂些技艺也比一点不懂要好。主张女性要较全面的发展，这些识见，代表了普天下渴望知识的女性的心声。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李渔是一个极端享乐主义者，是一位“身兼作家、诗人、色鬼、酒徒、剧团老板与园艺家”的风流浪子，是一位“一生占尽艳福，却又身骨硬朗、愈老愈健，一直活到70岁的人。”②李渔其人颇多争议，他创作过许多优秀剧本，但也写出了被列为禁书的色情小说《肉蒲团》。他的美女观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很多主观臆断。如他认为从眉眼的模样就可以判断出女性的性格和智商，肌肤的白或黑与受父母精血的多少有关，手指细长者一定聪明，手臂手腕丰满者必定享受荣华富贵，这些说法，皆是未经科学诠释的“妙论”。　　清末还有一位可与卫泳比肩的重量级人物不能不提，他的笔名叫“虫天子”，真名叫王文濡，字均卿，浙江吴兴人。王文濡最重要的贡献是主编出版了共20集80卷的《中国香艳全书》。该书所选“以香艳为主，无论诗、词、乐府，足以醉心荡魄者一例采入”，也是研究中国美女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著者担心有人指责他出格和无聊，所以在序言中特别强调说：　　漫说风华流荡，颜子或竟坐忘；须知比兴温柔，宣尼未经删削。妄言妄听，编者只借古以鉴今；见仁见智，读者毋玩华而丧实。　　《香艳全书》第一卷辑有秀水徐震所著《美人谱》一文，作者关于美女生命周期的评述，与清初的卫泳不同，属典型的“生命短暂，红颜易逝”论者：　　美人艳处，自十三四岁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颜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际。过此则如花之盛开，非不烂漫，而零谢随之矣。然世亦有羡慕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领情趣，固有可爱，而香销红褪，终如花色衰谢之后，只有一种可怜之态耳。
　　《美人谱》在总结传统美女文化的基础上，高度概括提炼出中国古代理想美女的评判标准。共有以下10个方面：　　一之容：　　螓首、杏唇、犀齿、酥乳、远山眉、秋波、芙蓉脸、云鬓、玉笋、荑指、杨柳腰、步步莲、不肥不瘦长短相宜（另有：秀发、柳眉、明眸、樱唇、粉鼻、贝齿、香舌、桃腮、美耳、晰颈、素手、兰指、润肩、雪肤、酥胸、玉乳、纤腰等）　　二之韵：　　帘内影、苍苔履迹、倚栏待月、斜抱云和、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　　三之技：　　弹琴、吟诗、围棋、写画、蹴鞠、临池摹帖、刺绣、织绵、吹箫、抹牌、秋千、深谙音律、双陆　　四之事：　　护兰、煎茶、金盆弄月、焚香、咏絮、春晓看花、扑蝶、裁剪、调和五味、染红指甲、斗草、教鹦鹉念诗　　五之居　　金屋、玉楼、珠帘、云母屏、象牙床、芙蓉帐、翠帏　　六之候　　金谷花开、画船明月、雪映珠帘、玳筵银烛、夕阳芳草、雨打芭蕉　　七之饰　　珠衫、绡帐、八幅绣裙、凤头鞋、犀簪、辟寒钗、玉佩、鸳鸯带、明铛、翠翘、金凤凰、锦裆　　八之助　　象梳、菱花、玉镜台、兔颖、锦笺、端砚、绿绮琴、玉萧、纨扇、毛诗、《玉台》《香奁》诸集、韵书、俊婢、金炉、古瓶、玉合、异香、名花　　九之馔　　各色时果、鲜荔枝、鱼、羊羔、美酝、山珍海味、松萝径山阳羡佳茗、各色巧制小菜　　十之趣　　醉倚郎肩、兰汤昼沐、枕边娇笑、眼色偷传、拈弹打莺、微含醋意　　后人将中国历代文人名士关于美女评价的各种版本综合整理，概括列出评价中国古代美女的十大标准，依次是：　　一、乌发蝉鬓。乌发就是头发乌黑发亮，站立时长发仿佛黑瀑一般直泻而下，行走则见其秀发飘逸，极显妩媚。乌发一词早在《左传》中已出现，古代以乌发为美的典型代表人物有二，一是远古时代的玄妻，二是南陈时代的张丽华，《幼学琼林》有“玄妻发光可鉴”的说法，史书记载张丽华也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　　蝉鬓，指的是面颊两侧贴近耳边的头发薄如蝉翼。蝉鬓一词出现在三国时的魏国，魏文帝后宫中有一位名叫莫琼树的宫女所梳的发型，即称为“蝉鬓”。　　二、云髻雾鬟。鬟即环形发髻的意思，髻则指束在头顶的发结，所谓“云髻雾鬟”，是指美女所梳的发髻状如云雾，高高束起。传说最早的发髻，创自女娲身旁的一名仙女。中国汉代美女赵飞燕，常梳的就是这种发型。东汉时期的马皇后，头发又长又浓又密，头发挽成高高的发髻后，剩下的头发还可以绕发髻三圈。汉顺帝时，大将军梁翼的妻子孙寿发明了略为倾斜的“堕马髻”，因优雅美丽，一时大为流行。魏文帝曹丕初以甄氏为后。时“宫廷有绿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伤人；人欲害之，则不见。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形，后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其一二。”①　　三、青黛娥眉②。所谓青黛娥眉，就是把眉毛剃掉，再用青黑色的颜料绘画眉毛。这种眉毛化妆法早在西周时已十分流行，《诗经》和《楚辞》中均已出现“蛾眉”一词。所谓“蛾眉”，就是眉型像蛾的翅膀一般淡而自然。中国历代美女中较著名的“美眉”有三人特别值得提及。一是以“远山眉”著称的卓文君；二是隋炀帝时“秀色可餐”的美女吴绎仙，她画的是一种如弯月一般的长眉；第三是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她的眉毛画法有好多种，每一种都领导时尚潮流。　　四、明眸流眄。明眸即大而明亮的眼睛，流眄，就是俗称的“抛眉眼”，即《美人谱》中所形容的“临去秋波一转”。一对美丽含情的大而明亮的眼睛，是足以勾魂，令男人窒息的。①
　　五、朱唇皓齿。朱唇即红润的双唇，皓齿即雪白整齐的牙齿。　　六、玉指素臂。古龙的武侠小说里，十分在意男女主角手指的描写。他理想中的手指，多是修长、白皙、洁净的，且指甲一定修剪得整整齐齐。（盗帅楚留香之类。）古人对女性的纤纤玉指非常看重。美女的手指必须纤细柔软。在李渔看来，手指的粗细和胖瘦甚至与智商和命运富贵贫贱相关。　　所谓素臂，指的是白皙的手臂。手臂不但要白，还要圆润及富有弹性，就像我们常常见到的观音菩萨的手臂那样。　　七、细腰雪肤。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形容细腰较多的词是蜂腰或杨柳腰。虽然说唐代一度流行雍容华贵的丰腴美，但总体而言，从远古至近代，细腰文化始终居于支配地位。　　雪肤则是指肌肤雪白。从古至今，黄色人种的中国人对女性雪白娇嫩的皮肤情有独钟。像玄妻那样的“黑珍珠”在古代属于个案。　　八、莲步小袜。莲步指美女的脚步，它的另一个代名词是“三寸金莲”。全足只有三寸长，当然不可能穿大号的袜子了。中国以足为美的传统，可远溯至《诗经》。所谓“美目扬兮，巧趋跄兮”，是把女人的美眸与纤足相提并论。“金莲”一说从南朝的潘玉奴开始，到五代李后主时期的娘是一个质变。李渔《闲情偶寄》里所称的“抱姑娘”，是中国小脚文化对妇女毒害的见证。小脚文化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许多西方学者包括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九、红妆粉饰。红妆指女子盛妆。与之对应的是淡妆。据《杨妃传》载，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施妆粉，自有容貌，常淡妆以朝天子。白乐天诗：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李渔认为，即便是十分姿色的美女，也需要梳妆打扮。在西方社会，女性靓妆出席社交场合是对嘉宾们的尊重。美女们化妆大多费时较长。像杜十娘，在瓜州与李甲诀别的那个清晨，一个妆就花了两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四个小时。古代美女喜欢在脸颊上涂胭脂。胭脂据说是纣王的发明。他是以红蓝花汁凝作脂后涂在脸上，称为桃花妆。这种原料出在燕国，故称“燕脂”。另据《胭脂纪事》载，胭脂乃秦子都（碧玉）的发明。“子都初名碧玉，汾阴人。晋禽吏秦植之女也。年十三，以姿色著，人呼为子都。”“唐宋朝有口脂面药之赐。其法实出秦弄玉粉丹偕萧史飞升。秦子都想是弄玉后身，故名碧玉。”①子都因为发明胭脂，被誉为“紫府胭脂之神”。另有说法称祁连山支脉曰焉支山，出产一种称之为“红蓝”的菊科植物，是西汉武帝之前匈奴人制作胭脂的基本原料。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走廊，控制祈连山地区之后，匈奴人曾悲哀地唱道：“亡我祈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②　　中国古代女性很早就借助于往脸上扑粉来增加自己的姿色（或掩盖某些缺陷）。古代的妆粉，主要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粒研碎后加入辅料而成，另一种是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也称“铅粉”。除米粉、铅粉外，妆粉也有用其他物质制作的。如宋代有以益母草、石膏粉制成的“玉粉”，明代有以紫茉莉籽制成的“珍珠粉”，清代有用滑石及其他细软的矿石研磨而成的“石粉”，等等。“美人妆面，即薄粉，复以燕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③　　十、肢体透香。女性肌肤中带有芬芳的香气，当然是与生俱来的天然的芳香，最令男人陶醉。体香有催情作用，在崔仁浩的小说《商道》中，老妓女山红将神奇的麝香香囊缝到处女松伊的内裤里，当晚就将林尚沃大人给麻翻了。中国古代美女中，香香型美女虽不少，但最为著名的乃是名列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和清朝乾隆时的香妃。越女西施和来自维吾尔族的美女香妃，与生俱来地带有一种神奇的体香，“此香只应天上有”，不仅令夫差和乾隆帝着迷，也令天下男人为之倾倒。　　在“三围”①说和“黄金分割定律”传入中国之前，上述所列“十大标准”，包括清代徐震《美人谱》所列10条，可以视为中国历代文人骚客，包括绝大多数男性憧憬的美女图腾。从中不难看出，美女的容颜当然是第一位的，但神韵也非常重要；美女还必须兼有才艺和德行，有庄重得体的打扮，最好与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在的氛围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
　　三、中国古代美女评价的时代变迁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从美女文化的角度而言，也包括一部美女评价标准的变迁史。　　远古时期：以高大健壮为美。　　远古时代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在当时，生殖和生产能力是美女的评价标准。高大、结实、强壮的人体自然受到推崇。在“美始于食”的古代中国，“美的原来含义是冠戴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最初是羊人为美，后来演变为‘羊大则美’。”①进一步再推广到“人大为美”。张揖《广雅-释古》：“佳，大也。”《楚辞-招魂》以“容修态”形容美，、修皆根源于高大。《诗经-小雅-六月》中有“四牡修广，其大有”，《诗经-陈风-泽陂》中有“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一美人，硕大且俨”，《诗经-齐风》中则有“猗嗟昌兮，颀而长兮”，都是赞美“高大强”类型的女性美。“艳”被认为是汉字中与西方性美学最为接近的概念。《说文》释“艳”为“好而长也，从丰，丰，大也。”符合长大而丰满标准的女子，便具性感（美艳）。②　　传说女娲是雷神和极乐国女首领的女儿。能够成为极乐国的女首领，最主要不是凭其美貌而是凭其年轻力壮。女首领食量惊人，一餐至少要吃掉九只烤鹌鹑和五条野兔大腿。她翻山越岭行走如飞，飞石打猎是她的强项，能举起巨石将大貔砸得头破血流③（女娲炼石补天，自然是她的遗传）。根据流传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女神的一些画像，可以看出其造型展现的基本就是健壮结实的体魄。　　远古时代的美女身世多不可考，对她们的描绘也主要来自于神话记载。如女娲的形象多是以蛇身人首出现的，王母娘娘很多时候也是人面兽身的怪物。只有嫦娥的形象异常美丽，而她稍稍吃了点仙药，就可以直飞到月球上去，比美国人尼尔-阿姆斯特朗日飞临月球，早了不知多少个世纪。　　秦汉时期：以细腰娇巧为美。　　上古时代在中国历史分期上常被笼统称为“先秦”、“三代”等。④按传统的“一根红线”理论，这一时期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制的转轨时期，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社会矛盾相当激化。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美女，大多数被卷入各种类型的政治漩涡。很多时候，她们被当作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美人计”频繁使用。从（，音末）喜、妲（，音达）己、褒姒直到越国的西施，莫不如此。所谓“美色误国”、“红颜祸水”的观念，大致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阶级、阶层的划分及等级观念的形成，使人体美主要通过自然形体美来表现的形式逐渐发生异化。“由于上层社会以不劳动为荣，这样女性的自然人体美就逐渐和健壮的功利对立起来。束胸、裹脚、樱桃小口，杨柳腰，一步三摇，身轻如燕，掌上轻，再也不是‘容修态、硕大且卷’了。”“人体自然美主要则以财富的表现、珠光宝气、巨大的头饰、绣花服装等来代替了。”这种改变是世界性的。欧洲中世纪要求女性束腰、阿拉伯国家要求女性以纱巾遮掩面部，中国则要求女人们“削足适履”（裹小脚）。这种改变是一个过程，反映的正是审美文化的时代变迁。　　这一时期的美女在形体上已完全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意向。（已经是标准的美女了。）与远古时代的美女完全不同，这一时期的美女形体已转向柔弱纤细美；当然也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远古时代的仙气或妖气：妲己是狐狸精转世，褒姒则是龙（,音池，涎沫）的产物……　　从西汉到隋朝，源于楚国的细腰文化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主流。身材纤瘦轻巧的细腰美女备受人们的青睐，如汉代的赵飞燕、南唐的（,音窈）娘，都因能“掌上舞”和“莲花舞”而名噪一时；但也不排除丰满型的美女，如赵飞燕的孪生妹妹赵合德，就是一个体态丰腴的浴美人。　　两晋南北朝：注重梳妆打扮。　　美女并非生活在真空里，她们的行为举止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所处的时代特征。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是大中国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长达320多年，这既是一个西北部众多非汉民族的汉化过程，也是中原及东南汉族文化吸纳西北各部民族文化的胡化过程。从当时女性的生活方式上，可以明显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和融合过程。颜之推是北齐人，但他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家训之一《颜氏家训》中却不自觉地要求自己的子女向江东女子看齐。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　　当时南朝的妇女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即便是结为亲家的两家人，也有数十年不曾相识的，真可谓“大门不?，二门不迈”；而北齐的首都邺中的风俗就完全不同了，妇女们可以乘着车子满街走动，官府寺庙里到处可见穿裙子的妇女身影。　　五胡十療国时期硝烟弥漫，烽火连城，走马灯式的王朝更替令人目不暇接，多民族的文化板块碰撞，无可避免会产生挤压变异。所以，西晋至北魏时期出现一些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社会现象也属正常。北朝出了一大批性变态的皇帝以及认为做皇后不如做妓女快活的胡太后，但西晋、南朝一样有嗑药扪虱之风，有晋武帝坐羊车巡幸嫔妃，有乱伦的刘子业和拥有30名男妾的刘楚玉，以及“丑人多作怪”的贾南风。　　魏晋人特别讲究“风度”。因为门阀制度盛行，出身宫廷豪门的女性就有条件追求高贵奢华的生活。这些身处宫廷和豪门的女子，对自己的仪容要求之高之严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她们除拥有自己的佣人、婢女、专事修饰的美容师之外，还拥有金钱、才艺和惊人的容貌。”①从美女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女性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提及。
　　一是崇尚个性自由，一改东汉妇女强调节俭的风俗，公开大胆地追求美。荀粲的一句“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②被视为将妇女从传统的《女诫》等重重束缚中解救出来的独立宣言。在这一充满煽动性的口号鼓舞下，追求打扮和时尚，被公认为女性爱美的天性。晋武帝把从西域进贡的异香送给贾允，贾允的女儿贾午从父亲那儿得到香水，在她与美男子韩寿偷情的时候，就把异香转赠给情人，韩寿抹上香水到处招摇，终使事情暴露。不过贾允并没有棒打鸳鸯，而是顺水推舟成全了女儿的好事，将贾午嫁给了韩寿。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当时做父母的对儿女之间的越轨行为比较宽容，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男性社会也被卷入了由女性主宰的时尚潮流。据《宋书-五行志》记载，“魏尚书何晏服妇人之衣。”《北齐书-元韶传》称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至南朝梁、陈时，一些男子常沉湎于女色，居然“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美男子着妇人妆为时尚。　　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修饰，尤其是美容和服饰。这一时期的美女，大多以广袖短襦、曳地长裙为时尚。腰部往往束以“抱腰”，且以衣带装饰，一度还流行在头上插戴花钗和“步摇”，如此走起路来衣袂飘忽，环佩丁当，展示出一种温婉妩媚、婀娜多姿、姗姗来行的风姿。在化妆方面，流行在额前点染红色或黄色的“花子”（花钿）作为装饰（与今天所见印度美女在眉心点染“美人痣”颇相类似），“花子”形状各异，通常以树叶、花卉为主。花木兰荣归故里，“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追求时尚的体现。“花黄”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黄金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发明这种装饰最初的灵感一说来自于南朝的寿阳公主，一说来自涂金的佛像。额黄到唐朝时仍然流行，据说上官婉儿被武则天戳伤额头之后，就是在额头上贴花黄来掩饰的。　　隋唐时期：雍容丰腴，多姿多彩。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的鼎盛时期，也是美女辈出、美女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杨玉环号称唐代美女的领军人物，但要因此说唐朝人就喜欢肥妹或肥婆，实在是大大的误区。①由于赵飞燕、潘玉奴等骨感型美女的影响，唐代以前相当一部分美女走的是病态美的路线。唐朝人摈弃了这种扭曲的审美观，崇尚雍容富态、健康自然之美，可以视为中国美女评价标准或说审美观念的重大升华和突破，颇有领导国际新潮流之势。　　与唐朝美女文化丰富多彩交相辉映的是，唐代的美女也是千姿百态。杨玉环在形体上绝不会比赵合德胖，否则她的身材不可能如此婀娜多姿，跳起《霓裳羽衣舞》来也不会那么轻盈飘逸，跳起胡旋舞也不会那么旋转如风。（野史上说杨贵妃身高1.64米，体重138斤，也有说身高1.55米，体重120公斤的。想想看，如果是后者，那是绝对入选不了中国四大美女阵容的。）中国古代盛行早婚，很多美女——譬如卓文君、蔡文姬、李清照等，都是十四五岁便早早嫁人。这个年龄段的美姿美态，更多只是一种少女的单纯青涩之美，在风韵、气质和迎合男人的志趣等方面，是远远没法与有过N年婚史、已为寿王李瑁生下两个男孩的杨贵妃相比的。（包括明朝的大龄女青年万贵妃万贞儿、客氏等。）①　　所以，杨玉环的美只能是一种成熟女人的丰满或丰腴之美。唐代美女云集，如繁花似锦争奇斗妍。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的美艳，几乎已被其过人的才气与勃勃野心所掩盖;公孙大娘和红拂具侠气之美;薛涛、李冶、鱼玄机具狂放之美；文成公主属胸怀民族大义的高尚之美；崔莺莺体现的是少男少女怀春情结的相思之美；柳氏（柳摇金）体现的是忠于爱情的诚信之美；李娃则有幡然悔悟的善良之美；霍小玉、步飞烟表现的是殉情的凄然和壮烈之美；小蛮和樊素展现的则是令人神往的性感之美。②　　两宋时期：端庄内敛，看重才情风韵。　　五代至北宋前期的美女评价大体延续了唐代美女的评判风格。不过，自南宋理宗时起，对美女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分歧。当时社会存在两种差异较大的评价体系：一是加入了较多政治因素的正统社会的评价；二是来自民间的评价。因为情况复杂，不妨赘述几句。　　学术界的主流观念认为，唐代的社会相对比较开放，女性的自由度也相当大。北宋包括南宋理宗前中国妇女地位与唐代相比差别不大。比如在妇女再婚、改嫁等方面，北宋和南宋理宗前与唐代的风俗较少差别。理宗之后，随着程朱等理学家的大力提倡，特别是一些士大夫（或伪道学家）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观念，包括程朱理学的一些观念，诸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妻?”、“男女授受不亲”、“笑不露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女不事二夫”、“妇无二夫”、“烈女节?”、“贞洁牌坊”等教条化、陈腐化，致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日趋下降。
　　由于上述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传统观念受到男权思想严重的士大夫们的热捧，注入了严重性别歧视的“理学”观念对妇女人性的束缚日益明显。这种束缚，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禁锢上，也体现在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里还有什么人身自由。）譬如：由于贞节观念的强化，有宋一代所谓“节女”人数高达274人。而宋代之前，全部“节女”加起来也不过55人。①按照打着理学家旗号的伪道学家们的理想，最好全世界的妇女通通成为只懂得听命于男人、任由男人摆布、为男人社会提供性服务的性奴。　　不过也有人对宋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有二。首先，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已较唐代发达，社会进程比唐朝先进，在此背景下的南宋妇女地位不可能比唐朝低下。（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必然与妇女地位升降同轨。）第二，宋代废除了唐代一些歧视妇女的法律，同时颁行了一些新的有利于女性的法规，这些法律的颁布，表明了宋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如唐律规定：“妾乃贱流”，“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意即妾永远都是贱流，永远也不能扶正为妻;将妾升格为妻就是触犯刑律，两口子都要被判刑一年半，服完了刑还要被迫离异。唐朝法律还规定：奴婢“当色令相配偶”，意即奴婢不能与奴婢之外的人通婚，生下来是奴就一辈子是奴，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是奴，永远翻不了身。宋朝的《天圣令》将唐朝这些歧视下等妇女的法律规定统统废弃，无疑是妇女地位历史性的一大进步，也是广大下层妇女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这个理由倒是挺有说服力。）　　又如唐代官吏公然狎妓，官员们玩弄、强奸营妓甚至虐杀营妓，法律很少追究；而宋律规定，营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即与营妓发生关系是不允许的。（严蕊被朱熹打入监牢，就是一个佐证。）南宋小朝廷还提倡吉日用妓女开迎吉祥，民间结婚办喜事有时也请妓女们到场庆贺。①这种风俗间接说明了宋代妓女地位不低。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南宋起，有名头的美女大多出身青楼。（北宋也不例外，李师师的名头最响，也是妓女。不过我总怀疑此处所说的妓女，主要应是以卖艺为主的能歌善舞的歌伎之类——至少身份上是这样。）　　此外，宋代有关离婚的法律还规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及婚后得自娘家及自己陪嫁财产的增值部分，改嫁时可以带走。这个规定是非同寻常的。宋代之前，没有财产权的妇女，丈夫在世时尚可衣食无忧，一旦老公病死，特别是年纪轻轻时突然死亡，孤儿寡母顿时陷入困境，即便从前家道殷实。（宋代的这项法规似乎并没得到贯彻执行，或说并没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否则明清两代就不会仍有大量官宦之家的子女沦落风尘了。）　　另有一种观点，非但不承认宋代妇女社会地位下降，更强烈反对把妇女地位的升降与程朱理学挂钩。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是因为一些人根本没读过宋明理学的任何一本书，便对宋明理学大加抨击，以骂朱熹来显示自己的高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宋朝的历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书都没有看过。”①　　这显然是情绪相当偏激的说法。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哲学发展史上自有其无可撼动的地位，无论中国本土或西方，都有大批忠实的拥趸者；但这一学说本身当然也有其局限性或说糟粕部分。即便程朱学说“句句是真理”，也有可能被继承者有意无意地扭曲和变造。如果本身就有局限和属于糟粕的部分，一旦被陈腐化和教条化，（尽管可能并非程朱理学创始者的本意。）也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一种比较“中庸”的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宋代初期和中期的妇女地位，尚未受到当时理学的影响而大幅滑落，与唐代比较差别不大；纵然贞节观念有所加强，也只是一种舆论导向和观念强化，于妇女们的实际行为并不重合。有宋一代，民间长期形成的妇女离婚、改嫁、再嫁等习俗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程朱理学加在妇女身上的束缚总体而言还是有限的。（李师师与皇上拜拜之后，据说嫁给了某位商人；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又嫁给了张汝舟；朱淑真自己做主与丈夫离婚后，回到娘家独居，因为父母盯得很紧，一年也只有元宵节这天才能和那个不争气的男人幽会一次。）当然，到了元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宋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这种争论和分歧，反映在美女评价标准方面，正好对应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来自士大夫阶层和正统社会的评价；来自民间的评价。　　前一种评价标准当然是与南宋后期正统的理学观念相匹配的。与《童蒙须知》、《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女诫》、《女儿经》等大批普及读物的推出相对应，美女的评价标准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品德方面，“女人第一是安贞”，“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在穿着打扮方面，“修女容，要正经”，“光梳头发净洗脸，整洁自是好仪容。衣服不必绫罗缎，梭棉衣服要干净。”在形体方面，衣着不可暴露，要削肩束胸紧身，语不高声，笑不露齿，“三寸金莲”受到一元化的追捧，“淫色”则被视为万恶之首（刘达临先生称宦官、科举、女子缠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遗产，其中女子缠足尤有特色，因为它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未发生过）。
赵飞燕赵合德
　　不过，流行于民间、特别文人圈内的美女评价标准就要宽松自由得多。宋朝虽然自徽宗之后成为“一个被人追着打的弱国”，任由异族的铁蹄践踏，国土破碎，但却是一个“剑与琴交织着的山河”。一面是“落日塞尘起”，“烽火照高台”；另一面则是舞文弄墨、浅吟低唱、轻歌曼舞的才子佳人方阵。　　所以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所以文人李方在“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朝代”中，把宋朝列为首选。①　　宋朝是武将受抑制而文人受到重视的时代。生活在宋朝的美女，在五官容颜等硬件方面的条件可以稍稍放宽，但于风韵和情调的门槛则相对较高。生性浪漫的文人们追求的是一种灯下月下的朦胧美和船头亭榭间的意境美。每一个文人笔下的美女都是一幅如诗如词的画卷：清风吹过菰叶，一袭素色淡淡的罗衫，细腰袅袅如杨柳，身材轻灵似浮云，神女般飘逸地走来，翩若轻云出岫，纤纤素手，翦翦双瞳，一双明眸似充满了离别的眼泪，蕴藏着千古痴情……这样的美女，足以令天下男人陶醉。　　所以生活在宋代的美女大抵只有两种：一种是正统士大夫推崇的端庄内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妇②；一种是“泪湿罗衣脂粉满”、“舞裙歌板尽情欢”的多情才女，这也是自宋代以后诸多美女同时兼为才女的由来。　　元朝：注重贞节，推崇才艺。　　元朝如果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立国时算起，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有162年的历史。而实际宋朝的真正寿命一直延续到宋端宗之后的1279年，也就是说，元朝的统一史实际只有短短的88年。元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体肯定比宋代低下（蒙古女和色目女除外？）。元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统治的需要，强化了程朱理学中有利于统治阶层的传统观念。③据古今图书集成的统计，元代的节妇烈女计有742人。另据考古发现，目前中国历史上保存最早的贞节牌坊，就是元代在徽州建造的。　　在元代之前，中国妇女的贞操观远不如西方受重视，①妇女再嫁、改嫁之风盛行，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包括通奸的处罚均不如西方严厉②（不过也有武公业打死步飞烟之类的情景）。真龙天子们在这方面也比较随意，开国皇帝接管前朝废帝的嫔妃几成惯例（如宋太祖接管孟昶宠妃花蕊夫人；隋炀帝、唐高宗、唐玄宗则直接将夺爱之手伸向自己的父辈或晚辈）。　　然而，自元代开始，妇女的贞操日益受到重视，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强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现代社会。理学家和统治阶级极力倡导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也不容忽视。　　一是作为异族占领者，元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规定蒙古人或色目人的官员拥有对汉族女性的首夜权。这不仅是对汉族女性的歧视，同时也是对汉族男人的侮辱，因而反抗从政策出台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其结果便是汉族女性贞操观念的提升。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明朝。当时西方正处于性病大流行阶段，风流成性的葡萄牙商人在双边贸易中顺便将性病传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性病的流行。性病的蔓延迫使人们对自己的性行为加以约束；对性病的恐惧，也使妇女的贞操观念进一步强化。　　从中不难看出，所谓束缚中国妇女几千年的贞操观，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迅速强化的观念，是最近几百年的产物。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男女两性之间，就整体而言，观念还是颇为开放的。　　有人概括汉至元代的审美标准为九个字：“汉美女瘦小娇，唐白胖妖，元高大骚。”所谓“高大骚”，与蒙古人普遍身材高大壮硕的生理构造有关，这种审美观可能仅属居于统治地位的上层蒙古男性，不代表更广大的汉族男性。　　元代初，程朱理学受到官方的大力倡导，但直到元代中期，并未对民间的自由改嫁之风产生实际影响。一者，一直实行收继婚制的蒙古、色目婚俗对朝廷提倡的贞操观有冲淡作用；二者，元初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统治者大力鼓励人口增殖，在大力倡导贞节观的同时，又不得不对妇女再嫁采取宽松、自由的态度。当时的实际状况是：贞节观念日益深植人心，既有的风俗转变却相对较慢。①　　元朝见载的美女不能说少，但呼之欲出、有号召力的顶级美女或说领军人物却较为难找，（珠帘秀算不算一个？）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元朝统治时间相对较短；二是元朝初期对繁荣的汉文化打击不小，复苏有一个过程；三是，游牧出身的元统治者未能承接汉人重史的传统，为后世留下的美女文化资源较少。
赵飞燕赵合德
　　明清时期：娇小玲珑，青楼引领时尚。　　明朝从朱元璋立国到崇祯帝吊死于煤山，总计约280年历史。明朝在中国美女研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有许多特点值得关注。　　先说明朝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封建专制和强权政治的强化，与之对应的是美女文化的沉寂。朱元璋以流民身份得天下，从自我反省中体会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重要。他的雄才大略不可否认，但他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是性格乖戾、猜忌心和报复心极重的人。尽管他并没有受多少传统文化的正规训练，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善于反思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现实的帝君之一。他敏锐地看到元代因政治制度松懈和思想统治松懈所招致的“恶果”，因而一坐上帝位便以强硬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东南沿海因为张士诚率部拼死抵抗，耗费了他许多精力，令他大为光火，因而成为重点打击的地区。收复江南之后，朱元璋迅速以军队封锁了海上交通，禁止民间对外贸易，明令“片板不许下海”，这对当地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当然是致命的打击。　　在思想文化方面，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追捧的儒学经典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在科考中，由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八股文”。八股文固定程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绝不允许自由发挥。这种文式对知识分子思想的禁锢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当然知道文人的作用不容低估，所以自立国之初，就着力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人们习惯于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前期。这是一段文坛相当衰微冷落、明显缺乏活力的时期。文坛寂寞同时也意味着美人的落魄。因为，无论古今中外，美女大多是在文人们的追捧过程中诞生的。（如今则是媒体。）有多少美女，就有多少篇赞美美女的名篇。　　然而，明朝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在欧洲，中世纪的伪科学和腐朽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的洪水冲得七零八落。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开始频繁叩击古中国的大门。在中国本土，明初的高压和禁锢，也阻碍不了商业经济的艰难生长和启蒙意识的觉醒。　　郑和七下西洋、东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复兴、李贽的具有平民意识的批判哲学，是明代中后期最值得提及的三大事件。从美女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后两桩事件更值得关注。　　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以后，因元末战乱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手工业和商业经济也得到恢复发展。到明代中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重现勃勃生机。苏州因“吴王”张士诚的关系，在明初受打击最重，此时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并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据王《寓圃杂记》叙述，明初整个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至正统、天顺年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成化年间，苏州已“迥若异境”；到弘治年间时，“观美日增”，其景观是：“闾阎辐辏，绰禊（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　　自南宋起，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就成为滋生美女的渊薮。明清之际乃至民国时期，江南始终是文人士子梦萦向往的人间天堂，也是中国美女云集的地方。从陈圆圆到赛金花，无一不是重量级的。　　李贽批判哲学的一个现实的基础，是明中叶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市民阶层精神生活的需求，通俗文学大量涌现，出版业空前繁荣。《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刊刻面世，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一些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从中受到启发，也开始转向通俗文学和戏曲创作。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学的意向；①唐寅在科考失败之后的诗歌创作，已具有明显的“俗趣”特点。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的李贽，吸收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有力武器。对于禁欲主义和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为历来所罕见。②李贽主张男女平等，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并不在于她们的智商比男人低，而主要是她们的生活受到多种限制的结果。
　　俗文学（包括色情文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市民阶层崛起的强烈信号，同时也是明朝廷长期对意识形态领域施行高压禁锢政策的必然反叛和绝妙讽刺。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早期启蒙思潮，孜孜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尊至圣”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实性的欺世盗名的假道学。他们高举尊“情”反“理”的旗帜，要求将真实情感与人物个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基础，认为只有将人们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写进作品，作品才具有灵性和生命。如袁黄在《情理论》中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③　　袁黄、冯梦龙、汤显祖等都是身体力行的通俗文学大家。他们将矛头直指非情之“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极大。通俗文学创作到明末达到新的高潮。著名为“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推出，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的巨大成功，以及由冯梦龙整理、编著的大量通俗文学的出版等，便是其重要的标志。　　与思想文化领域“以情反理”、通俗文学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明末江南一带荟萃了大批风流才子。鳞次栉比的秦楼楚馆滋润着明末绮丽而独特的青楼文化。文人与青楼的结合是产生美女的重要土壤。在中国美女史上名头很响的“秦淮八艳”，便是在与江南众多文人名士的耳鬓厮磨中诞生的。　　明武宗时的唐寅（唐伯虎）被认为是明正德年间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他的形象只要看过评书《唐祝文周四杰传》以及周星驰主演的搞笑影片《唐伯虎点秋香》，一定印象深刻。他在《桃花庵歌》里公然宣言：“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边贡被劾罢归，“日与豪士浮白倡和，醉则两妓肩扶，歌于途，观者如堵，不为怪”。①杨慎甚至“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街市”。②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③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欲求书画者，“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④他们狂狷悖俗，纵酒狎妓，“浪游维扬，极声伎之乐”，借此表示对礼法的蔑弃。　　重情轻理的人文主义思想，反映在文人学士们的言行中，就是对异性的爱慕与同情，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这种在当时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在众多青楼文学作品中时有流露。如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就为历朝200多名妓女立传，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⑤在该书卷八末尾更借妓女史氏之口道：“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习惯自然；或失足不伦，沦胥及溺。人之无良，一至此耳。间有临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渊而日车始税，即顿渐不同，要其从道固一也。”充满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尊重、认同。余怀的《板桥杂记》录明末秦淮名妓35人，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对那些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表达了由衷的钦敬。①公开以“异端”自命，抵牾儒家传统观念的傅山，对妓女的看法更为大胆：“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②　　俗话说：惺惺相惜。文人学士对名妓大胆咏赞，为其树碑立传，这种行为放在600年前的唐代，也许是一件寻常事；在600年后的今天，也很有可能被视为邪说异端。但在当时环境下，体现的却是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女品评标准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文人学士的呼吁和造势，明末众多青楼名妓的人性便难得舒张，明末青楼名妓整体的文化素养、才情色艺，也不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明末青楼名妓大多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她们风姿绰约，不同流俗，真正能够欣赏她们才情的，当然不会是泥古不化的伪道学家，也不会是俗不可耐的庸官俗贾，而只能是满腹才华的文人学士。　　文人与名妓互为知音，相互传名。在“濡沐词章翰墨，吟赏山水烟霞”之中，久而久之，难免擦出爱情的火花。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名士的联姻，始终是文坛和青楼史上的一段佳话。其婚姻的成功率、影响力、婚后双方的感情关系、婚后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量等，被认为是此?（包括唐代）望尘莫及的。③&
　　理清了明代美女文化发展的背景脉络，对有明一代美女评价标准的历史变迁也就相当清楚了。明初至中叶，占统治地位的美女评价标准，自然是由正统的理学家们说了算。据《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历代节妇烈女的人数统计，明代有节妇烈女35829人，为中国历代之最。枯燥的数字背后，可以想象有多少双充满落寞和绝望的泪眼。明中叶以后，美女的评价标准已经是由文人学士们来拍板了。明代中后期的美女评价标准有四大特点：一是在唐代乃至之前一直颇为看重的华丽张扬之美经南北两宋的淡化，到此时已基本为清雅、内敛所取代；二是明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重视美女的才艺，直到明末，由于江南大批美女的涌现，文人们对容颜的要求才趋于苛刻（马湘兰能够进入秦淮八艳阵容，典型地说明了这种评判标准的变迁过程）；三是小巧玲珑型美女备受青睐（这当然是因为江南水乡大多数美女都以小巧玲珑型为主，李香君应该是典型的代表）；四是青楼女子取代宫廷美女成为时尚的领导者，青楼文化的繁荣超越南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朝前期与元代颇相类似，属于异族入主，民族矛盾相当尖锐。不满异族占领的汉族文人大多将注意力转向文字训诂等历史考据，以期逃避现实。但清初的社会开放已远非元代可比，因而美女文化的发展仅有几乎可以忽略的短暂沉寂。　　清代屡兴文字狱，禁毁小说颇多，但色情小说却始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清初虽然也表彰了多达12323人的节妇贞女，但妇女的社会地位整体而言已较前朝为高。满人不像汉人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满族女子的活跃开放对社会风尚的开化有积极影响。清代的娼妓业始终比较发达，通俗文学特别是色情文学在民间很有市场。到清末，中国已经是一个逐步向世界开放的社会，美女评价标准已经较为自觉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了。　　娇小妩媚的江南美女仍然是清朝男人们的最爱，但“林黛玉”式的“病美人”也很讨清末知识分子的喜欢。按照刘达临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宋代中期以后，女子由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受尊重转变为性禁锢、被歧视和严重地受压迫，与中国封建制的衰落有关：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越是繁荣富强，民众就越满意，社会就越安定，统治者就越有信心，民众各方面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就越大；反之，社会越是衰退，社会就越不稳定，天灾人祸，民变蜂起，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就越是钳制民众，于是民众的自由度（包括性自由度）就越小。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社会发展规律。唐代之所以开放，因为它富强；宋代中期以后之所以实行性禁锢，是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由盛而衰，走下坡路了。①　　支持刘先生观点的史学家们也习惯举唐朝为例。唐朝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对于各种外来文化都敞开胸怀接纳，自信的唐朝人从来不会有被取代、被同化、被奴化的担心。唐朝人的审美观也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一花独放百花杀，所以唐朝的美女才会风采各异、千姿百态。南宋以后，汉族知识分子抛弃了唐朝的女性审美观，要求女性压抑本性，灭绝情欲。他们痴迷女人的小足，强调女性是男性的附庸，醉心于女性的小鸟依人、小巧玲珑和弱不禁风，这其中固然有统治者着意强化等多种原因，但也照出了普遍存在于汉族男性心理深层的一种自卑感，一种从女性身上寻求自信、自强的虚荣心和作为征服者的满足感。至于清末汉族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女性病态美，不正是他们在面对满人统治和“茹毛饮血”的强势的西方人时，担心被欺凌、被奴役的病态心理反应吗？　　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美女文化和审美观念，都有它所根植的民族土壤，都能发现其随时代而变迁的特点。　　到民国时，美女的评价标准已有明显的西化倾向，依据性感、三围、黄金分割等西化评价理论，赛金花、胡蝶等成为领导时代新潮流的美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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