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争议折射中国模式之困 或将加速结构转型
　　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调幅度最大的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31.7%,位居全国之首。而从今年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初,江苏率先宣布从2月1号起,将该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从850元调整到960元,涨幅达13%。之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据了解,今年,共有27个省区市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而各方聚焦“涨薪潮”似乎是从5月份开始。今年5月底,在员工坠楼事件阴影的重压下,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从950元上升至1200元。时隔数日,富士康又传出消息,从10月起,深圳厂区部分工种将有条件上调至每月2000元。两次涨幅叠加超过100%。　　富士康的大幅调薪举措,如同推到了多米诺骨牌,在中国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要求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与此同时,有关涨薪潮将导致至少3成企业搬迁海外等等各种声音也在迅速蔓延。一时间,涨薪潮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　　那么,涨薪潮究竟会不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危机？涨薪潮难道真的意味着中国制造依靠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从地方到企业,集体出现涨薪潮,受惠的当然是普通工薪阶层。像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天起就从每月800元上调至每月960元,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估算,这次将会让全市约10万名低收入劳动者直接加工资。但对企业来说,尤其一些靠低价竞争的出口加工企业,加薪也就意味着成本增加,它们能不能够承受这样加薪幅度？　　我们的记者前往珠三角地区,对那里的部分企业进行了调查。　　6月下旬,记者来到了位于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的真明丽集团,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台资灯饰生产企业,目前有员工8500多人。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他们公司已经大幅上调一线普工的基本工资。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那江门这三类地区它的调整的上限,调整的就是从670调到了810块。就是这边上浮了大概在20%点几,将近21%,这样的一个状况。　　田丹告诉记者,这次调薪是按照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指导标准来调整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些技术型的工种,他们的调整幅度可能会更大。　　田丹:有一些技术的可能会,甚至会高一些,到850,甚至到900多有可能。　　田丹表示,他们公司的一线工人占到了80%以上,基本工资上调20%对他们这样一个近万人的企业来说,压力不小。　　田丹:比方说每个人一百块,你一万个人每个月就是一百万的一个支出,这样就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与薪酬经理田丹的忧心相比,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对于加薪的压力,似乎显得很坦然。　　樊邦弘（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我们一直面临这些,因为经济在成长,社会在变化嘛,那么工人的一些要求它会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步的增加。　　樊邦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控股公司,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相对那些纯代工企业,抗压能力要强得多。　　樊邦弘:大部分我们同类的企业呢,都是装配,都是装配,再加上因为没有自己的设计,或者自己非常简单地设计,没有很深化的设计,所以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就是没有利润。再加上工资再这样上涨,要面临很大的亏损,这个是可以预见的。　　这里是东莞寮步镇一家普通的民营玩具制造企业,现有约500名工人。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按照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他们工人的基本工资也有了大幅调整。23456下一页NextPage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东莞以前是770,现在调到了920,那上调的比例就是19.5%,就是20%,所以东莞这次上调的比例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肖森林认为,20%的调薪幅度,对于一般制造企业来说,确实有不小的压力,但是不同的企业,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肖森林:其实在调薪之前的话,我们像我们制造业的其他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其实我们整体的成本上涨还不止20%,可能更多,现在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企业的类别,不同企业的性质,决定它的成本是不是真的都像工人工资提高20%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增加20%,这个也不能一刀切。　　相对其它完全靠代工的企业,肖森林认为,调薪对于他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　　肖森林:对我来说的话这种压力还是可以承受的,还是可以承受,你像其实你这种上调的话,比如我们东莞调到了920块,其实这种比例我们企业早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了。　　肖森林说,他们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现在是1500元,其实早就突破了920元的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不得不靠提高工资待遇来招揽工人。　　肖森林:比如说同种行业,你现在是一千,你招工可能比较难,他为了更好招工,他可能是,这种行业的竞争,他看到他的工资调到1500以后,它的工资又要调。　　这是位于东莞厚街镇的一家港资皮具企业,这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告诉记者,9年前他们将工厂从法国搬到了东莞,正是看中这里的人力成本优势,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企业面临涨薪的压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压力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刘道松（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当然目前短期有些利润会减少,我们认为可能作为个过程吧,我们几个月又重新恢复。　　梁生是东莞一家劳务公司的老板,在这里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梁生告诉记者,在当前用工仍然紧缺的情况下,涨薪对于很多工厂来说,似乎压力并不是那么大。　　梁生（劳务公司老板）:相对来说,工资的涨高对他们来说,说没有压力也是瞎话,也多少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说他们整体的想法,就是说物有所值,还是刚才所说的物有所值,这样你工人能够做到,其实工厂无所谓的,可以给你的,可以给你。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涨薪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会产生成本的压力,只不过不同的企业承受的压力程度却又各自不同。有的企业感觉明显,有的企业认为影响并不大,为什么企业压力感受各不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目前真明丽公司工人的薪酬约占到他们销售总额的15%,在涨薪的压力之下,目前主要通过调整工时等办法来对冲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123456下一页NextPage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比方说我们会把他上班时间会把他缩短。就是相当于把加班这块的一个工资,可能基数会上涨,但是在加班工资这一块会有一点下浮。　　田丹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提升自动化程度,尽量减少用工量。他们工人总数从最高峰时的1万5千人降到了现在的10000人左右。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大大下降。　　田丹:以前一个人可能开一台机或者开两台机,后来通过一些技术改良之后,我们可以开到四台机甚至五台机,这样就说减轻对这个直接人工这样的一个依赖。　　不过,田丹判断,涨薪压力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依然会存在,而且,在工人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薪酬竞争也会越来越厉害。　　田丹:像江门或者共和（镇）这边企业,他们对一些比较难招的工种,他会上调他的薪水,那我们事实上也会采用这个跟随策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事实上厂内的人,不仅外面的人招不进来,厂内的人可能也会走掉,是这样子。　　东莞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向记者透露,他的工厂人力成本大概占到了总成本的25%,他认为这在同类企业里,并不算太高。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有些行业,有些不同的企业,它的人力成本可能会占到它的产品成本里面的60%,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记者:据你了解什么样的企业占到60%？　　肖森林:就很多像OEM企业的话,它只是做一些来料加工,这个（影响）很大,。工资上调对它的成本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肖森林告诉记者,尽管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他们企业来说,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各种因素,客观上确实增加了他的生产成本,他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产品出厂价格。　　肖森林:出厂的价格提高了,对于企业的压力是不存在了。　　记者:但是市场不一定答应,你提高你的出厂价格？　　肖森林:这个回归来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自主品牌,这个至关重要了。你有自己品牌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价就可以溢价权,如果你还仅仅做一些OEM（代工）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和肖森林一样,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坦言,他们也是通过调高产品出厂价格减少人力成本压力。　　刘道松（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会预先告诉他,我们可能今年工资调了,人力成本高了,这个整体货品的报价方面我们可能提升几个点,或者我告诉他提升三个点,五个点这样的样子。　　在刘道松看来,因为都是长期的老客户,出厂产品价格的微调,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产品竞争力。　　刘道松:我们客户呢是有点意见,但是他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那么强,虽然价格高一点,他毕竟是要高进高出,整个进了,高了也没有办法。还是在承受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对客户首先比如说少调整一部分,慢慢的适应过渡,　　刘道松认为,长期依靠低人力成本来维持一个企业的竞争力,肯定不能长久,但这几乎又是所有珠三角代工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123456下一页NextPage　　刘道松:企业的竞争力、人力成本是一方面,你如果竞争力强,比如说你的技术强,你的创新科技强,你的品牌溢价能力强,品质管理强,那个供应商虽然你会贵几块钱,这个他们也会接受,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不单单看人力调整,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在采访中,每个企业都告诉我们,今年的涨薪潮并不出乎它们的预料。实际上,涨薪给它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成本压力,还不如说是转型压力。只有在技术和市场上尽快转型,才能适应新的产业环境。而除了已经关门的和正在转型的,珠三角这些企业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越南等地寻找新的机会。这条路好走吗？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初珠三角就是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吸引各路资本,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群体。如今,在涨薪潮成本压力之下,珠三角地区不少加工制造业企业又开始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像越南等周边地方成为它们的首选。但很多企业却告诉我们,落户海外其实并不容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位于广东省鹤山市的灯饰生产企业真丽明集团早在3年前,就将一部分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到了越南。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这边招工的一个压力,我们做到一个迁移的动作,是这样一个情况。　　田丹告诉记者,他们工厂设在越南的太平省,在当地属于二、三类的城市,现在工厂已经初具规模,目前有近2000名本地工人。　　田丹:他们也是基本上是六天工作制,每天大概工作10到11个小时,他们基本上可以拿到手的钱大概就是600到650。　　记者:人民币？　　田丹:对,人民币。基本上当时我们做调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那你想想看就是以国内来讲的话,基本上一千块以前的话,其实你在内地现在都不可能找到工人。　　田丹给记者算了笔帐:在珠三角地区,一名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至少现在要元,而在越南当地,目前来讲,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600至650元人民币,这样算的话,人力成本比内地要节省近一半,而且在越南水电、土地以及税收都要比内地优惠。　　田丹:以电力来讲,像国内现在的,我所知道共和的电价基本上,现在是分成那种三个阶段,阶梯电价嘛,但是平均值差不多要到7毛2这样子一个水平。但以越南来讲呢,它的电费可能大概只有4毛多一度,4毛多一度。但它那边有个问题,就说它的一个电网目前还不是说很稳定,可能会存在一个,有时候会存在断电这样一个部分。　　田丹告诉记者,电价虽然便宜,但是因为工厂常常为电力紧缺停工,还是有些得不偿失,而且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经过这几年的运转,越来越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田丹: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一些原物料,事实上还是在珠三角这边采购,那通过走海运,或者走陆路的方式,海运我们就是到那个海防,然后陆路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租那种货柜车,然后走陆路到那个广西的东兴那边入关,然后再拿到工程这样。所以物流这一块是,成本是有所增加。　　不仅物流成本大幅增加,在配套环境和物流渠道上,越南和内地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就连越南最具吸引力的人力资源优势,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在越南招工甚至要比内地还要困难得多。123456下一页NextPage　　田丹:说越南事实上招工很好招,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当地的一个基础设施不是很齐全,所以他很难有像比方珠三角这样比较成熟的一些劳务中介机构,你实际上很多招工的部分你是需要下到他们村里面去,可能离工厂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去村里面去找人。他们那边当地有喇叭,村长用喇叭,然后召集人过去。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也承认,他们迁到越南的这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尽管已经运转了3年时间,但现在的确还是面临诸多的问题。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樊邦弘（实际上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它那边的话,跟20几年国内也差不多,停电、基础的道路很差,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近非常港口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跟任何内部发生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你周边的一些成本还是很大,如果你没有相当规模的话,你的成本可能比在国内生产的还要贵。　　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记者,他的好几个同行,也曾经将工厂搬到越南等地,但最后都还是失望而归。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第一个越南做玩具的行业熟练工人不具备,它必须重新培训这是一个过程。第二,其实越南有些劳动法和我们国内还不一样,他们的工人可能对于工作时间,工作的积极性或者说对于这种工作的激情,可能远不如我们大陆这边的,所以它综合了只做了一年就没有做。　　肖森林认为,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涨薪肯定是大势所趋,但是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经过近30年发展成熟的制造业集群,无论是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还是物流的便利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仅仅是想靠将企业外迁到人力成本更低越南、印度等地来降低涨薪压力,其实并不现实。　　肖森林:选择投资的一个地区它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不是仅仅靠某一项来决定的,可能在人工方面是很低的,但是你其他方面的支出加起来可能会更高。　　东莞樟木头镇的贰发毛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熹告诉记者,在涨薪压力之下,多多少少有些企业会有搬迁这种想法,但他同样认为,真正实施起来恐怕不是想象那么容易。　　陈熹（东莞樟木头镇的贰发毛绒有限公司 董事长）:这个也不是说这么简单,你要办一个厂就等于开一个新厂,你比如我从这里要移到别的地方,就等于去开一个新的工厂,那你现在这个环节,是不是说这么简单,特别你说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要去银行融资也不容易。　　最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香港工业总会曾对珠三角的8万家港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有37.3%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那么,真的有这么多的企业准备搬离珠三角地区？这一数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记者电话采访了香港工业总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记者:37.3%的企业迁离珠三角这个数据是不是属实,你们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梁先生（香港工业总会）:我们之前就没有这个数据出来,也不知道那个记者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们准备发一个声明,在网上很多其他的媒体转发了那篇文章,所以我们觉得有需要做一些澄清。123456下一页NextPage　　肖森林:我想他要迁的话,早就迁了,没有必要等到今天来迁。　　记者:为什么？　　肖森林: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民工荒又不是今年第一次闹,人力成本每年都在提高,也不是今年第一次提高,它应该是可见未来人工会继续提高,如果是他们有预见的话,早就应该去做一些产业的转移了,不需要等到今天了。　　针对一些台资企业准备回迁台湾的消息,东莞真丽明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樊邦弘（东莞真丽明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你说台湾再怎么样？你现在国内的工资再高,台湾还是比它高,土地还是比国内成本要高很多,但我不好批评了,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吧。　　我们看到,在涨薪潮的压力之下,确实有一些制造企业产生了搬迁的想法。但究竟有多少企业真的准备迁离珠三角？我们目前还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涨薪潮对于珠三角制造业产业格局的影响还将逐步深化。　　刘品安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最近一直非常关注涨薪潮问题,前不久,还去了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企业做专门的调查。他认为,珠三角地区受涨薪压力的企业占到了大部分。　　刘品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就是一半以上的企业会受到冲击,只有10%或者20%的企业,它可能在这次涨薪潮过程中,它可能受的冲击并不大。那么整个珠三角有60%或者甚至更多一些企业,会受到员工工资涨幅之后的这种利益空间压力。　　在刘品安看来,这种大范围的涨薪压力,将会大大挤压制造业本来就不高的利润空间,而且,在未来两三年,这种压力肯定还会延续。　　刘品安:我感觉富士康包括一些大型企业报过本田,广本,我们讲这个叫骨牌效应,你涨了之后,想对的企业它也会跟着涨。就是这种连锁的反应,企业之间互相之间有种,企业的员工之间有种攀比,那么还会带来什么问题,员工之间的重新洗牌,这个跟企业的管理又带来问题。　　刘品安认为,涨薪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必定会促进制造业的调整和升级,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是有好处的。　　刘品安:通过这种涨薪,那种依靠低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这就迫使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己通过其他的途径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更新换代,使涉及企业的产品质量,在研发的这些核心技术上是能够自己更具有竞争力。　　但刘品安同时认为,涨薪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工人来说,如果找到平衡,就会相安无事;如果把握不好度,就会两败俱伤。　　刘品安:并不是说工资涨得越高就越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我如果企业我没有利润了,我就不干了,你工人在这里择业,所以劳资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双刃剑,双方都不能把对方逼直了,逼急了都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一个利益的平衡点的问题。　　那么,又如何做到这种利益平衡呢？刘品安认为,无论是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一个公正、有威信的工会组织,才是平衡劳资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刘品安告诉记者,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劳资矛盾永远存在。目前珠三角的涨薪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劳资双方这对矛盾体,在一个合适的协商平台下,也并非找不到平衡点。　　刘品安:我们说存大同取小异,这样才员工、企业、政府,你才能起到在这个,我们讲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你完全确定说说不可能没有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半小时观察:　　节目中我们只是在企业层面探讨涨薪潮的影响,而放到中国经济这个大背景下,涨薪潮更提出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命题。低成本低价格不是企业竞争力所在,低工资低福利同样不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所在。居民收入长期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长此以往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无论出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经济自身动力的现实目标,还是出于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减小贫富差距的内在要求,涨薪都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如果说,涨薪潮给企业和经济带来了一些阵痛,那最痛的部分也恰恰是经济结构中最不合理,最需要做出改变的部分。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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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争议折射中国模式之困：最痛的恰是最需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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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经济半小时》7月8日播出：加薪“侵蚀”中国制造？——加薪争议折射中国模式之困，以下为节目实录：
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调幅度最大的海南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了31.7%，位居全国之首。而从今年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今年初，江苏率先宣布从2月1号起，将该省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从850元调整到960元，涨幅达13%。之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据了解，今年，共有27个省区市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而各方聚焦“涨薪潮”似乎是从5月份开始。今年5月底，在员工坠楼事件阴影的重压下，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从950元上升至1200元。时隔数日，富士康又传出消息，从10月起，深圳厂区部分工种将有条件上调至每月2000元。两次涨幅叠加超过100%。
富士康的大幅调薪举措，如同推到了多米诺骨牌，在中国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要求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与此同时，有关涨薪潮将导致至少3成企业搬迁海外等等各种声音也在迅速蔓延。一时间，涨薪潮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
那么，涨薪潮究竟会不会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危机？涨薪潮难道真的意味着中国制造依靠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从地方到企业，集体出现涨薪潮，受惠的当然是普通工薪阶层。像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天起就从每月800元上调至每月960元，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估算，这次将会让全市约10万名低收入劳动者直接加工资。但对企业来说，尤其一些靠低价竞争的出口加工企业，加薪也就意味着成本增加，它们能不能够承受这样加薪幅度？
我们的记者前往珠三角地区，对那里的部分企业进行了调查。
6月下旬，记者来到了位于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的真明丽集团，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台资灯饰生产企业，目前有员工8500多人。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他们公司已经大幅上调一线普工的基本工资。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那江门这三类地区它的调整的上限，调整的就是从670调到了810块。就是这边上浮了大概在20%点几，将近21%，这样的一个状况。
田丹告诉记者，这次调薪是按照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指导标准来调整的，而实际上，对于一些技术型的工种，他们的调整幅度可能会更大。
田丹：有一些技术的可能会，甚至会高一些，到850，甚至到900多有可能。
田丹表示，他们公司的一线工人占到了80%以上，基本工资上调20%对他们这样一个近万人的企业来说，压力不小。
田丹：比方说每个人一百块，你一万个人每个月就是一百万的一个支出，这样就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与薪酬经理田丹的忧心相比，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对于加薪的压力，似乎显得很坦然。
樊邦弘(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我们一直面临这些，因为经济在成长，社会在变化嘛，那么工人的一些要求它会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步的增加。
樊邦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控股公司，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相对那些纯代工企业，抗压能力要强得多。
樊邦弘：大部分我们同类的企业呢，都是装配，都是装配，再加上因为没有自己的设计，或者自己非常简单地设计，没有很深化的设计，所以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就是没有利润。再加上工资再这样上涨，要面临很大的亏损，这个是可以预见的。
这里是东莞寮步镇一家普通的民营玩具制造企业，现有约500名工人。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记者，从5月1号开始，按照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他们工人的基本工资也有了大幅调整。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东莞以前是770，现在调到了920，那上调的比例就是19.5%，就是20%，所以东莞这次上调的比例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肖森林认为，20%的调薪幅度，对于一般制造企业来说，确实有不小的压力，但是不同的企业，情况还是有所不同。
肖森林：其实在调薪之前的话，我们像我们制造业的其他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其实我们整体的成本上涨还不止20%，可能更多，现在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企业的类别，不同企业的性质，决定它的成本是不是真的都像工人工资提高20%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增加20%，这个也不能一刀切。
相对其它完全靠代工的企业，肖森林认为，调薪对于他来说压力并不是很大。
肖森林：对我来说的话这种压力还是可以承受的，还是可以承受，你像其实你这种上调的话，比如我们东莞调到了920块，其实这种比例我们企业早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了。
肖森林说，他们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现在是1500元，其实早就突破了920元的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在用工紧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不得不靠提高工资待遇来招揽工人。
肖森林：比如说同种行业，你现在是一千，你招工可能比较难，他为了更好招工，他可能是，这种行业的竞争，他看到他的工资调到1500以后，它的工资又要调。
这是位于东莞厚街镇的一家港资皮具企业，这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告诉记者，9年前他们将工厂从法国搬到了东莞，正是看中这里的人力成本优势，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企业面临涨薪的压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压力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刘道松(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当然目前短期有些利润会减少，我们认为可能作为个过程吧，我们几个月又重新恢复。
梁生是东莞一家劳务公司的老板，在这里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梁生告诉记者，在当前用工仍然紧缺的情况下，涨薪对于很多工厂来说，似乎压力并不是那么大。
梁生(劳务公司老板)：相对来说，工资的涨高对他们来说，说没有压力也是瞎话，也多少有一点点压力，但是说他们整体的想法，就是说物有所值，还是刚才所说的物有所值，这样你工人能够做到，其实工厂无所谓的，可以给你的，可以给你。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涨薪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会产生成本的压力，只不过不同的企业承受的压力程度却又各自不同。有的企业感觉明显，有的企业认为影响并不大，为什么企业压力感受各不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薪酬经理田丹告诉记者，目前真明丽公司工人的薪酬约占到他们销售总额的15%，在涨薪的压力之下，目前主要通过调整工时等办法来对冲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比方说我们会把他上班时间会把他缩短。就是相当于把加班这块的一个工资，可能基数会上涨，但是在加班工资这一块会有一点下浮。
田丹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在提升自动化程度，尽量减少用工量。他们工人总数从最高峰时的1万5千人降到了现在的10000人左右。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大大下降。
田丹：以前一个人可能开一台机或者开两台机，后来通过一些技术改良之后，我们可以开到四台机甚至五台机，这样就说减轻对这个直接人工这样的一个依赖。
不过，田丹判断，涨薪压力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依然会存在，而且，在工人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薪酬竞争也会越来越厉害。
田丹：像江门或者共和(镇)这边企业，他们对一些比较难招的工种，他会上调他的薪水，那我们事实上也会采用这个跟随策略。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事实上厂内的人，不仅外面的人招不进来，厂内的人可能也会走掉，是这样子。
东莞哈一代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向记者透露，他的工厂人力成本大概占到了总成本的25%，他认为这在同类企业里，并不算太高。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有些行业，有些不同的企业，它的人力成本可能会占到它的产品成本里面的60%，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记者：据你了解什么样的企业占到60%？
肖森林：就很多像OEM企业的话，它只是做一些来料加工，这个(影响)很大，。工资上调对它的成本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肖森林告诉记者，尽管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他们企业来说，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各种因素，客观上确实增加了他的生产成本，他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产品出厂价格。
肖森林：出厂的价格提高了，对于企业的压力是不存在了。
记者：但是市场不一定答应，你提高你的出厂价格？
肖森林：这个回归来看，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自主品牌，这个至关重要了。你有自己品牌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价就可以溢价权，如果你还仅仅做一些OEM(代工)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和肖森林一样，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道松坦言，他们也是通过调高产品出厂价格减少人力成本压力。
刘道松(东莞乐凯安吉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会预先告诉他，我们可能今年工资调了，人力成本高了，这个整体货品的报价方面我们可能提升几个点，或者我告诉他提升三个点，五个点这样的样子。
在刘道松看来，因为都是长期的老客户，出厂产品价格的微调，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产品竞争力。
刘道松：我们客户呢是有点意见，但是他不可能放弃我们的合作，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竞争力还是那么强，虽然价格高一点，他毕竟是要高进高出，整个进了，高了也没有办法。还是在承受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对客户首先比如说少调整一部分，慢慢的适应过渡，
刘道松认为，长期依靠低人力成本来维持一个企业的竞争力，肯定不能长久，但这几乎又是所有珠三角代工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刘道松：企业的竞争力、人力成本是一方面，你如果竞争力强，比如说你的技术强，你的创新科技强，你的品牌溢价能力强，品质管理强，那个供应商虽然你会贵几块钱，这个他们也会接受，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不单单看人力调整，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在采访中，每个企业都告诉我们，今年的涨薪潮并不出乎它们的预料。实际上，涨薪给它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成本压力，还不如说是转型压力。只有在技术和市场上尽快转型，才能适应新的产业环境。而除了已经关门的和正在转型的，珠三角这些企业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越南等地寻找新的机会。这条路好走吗？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初珠三角就是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吸引各路资本，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群体。如今，在涨薪潮成本压力之下，珠三角地区不少加工制造业企业又开始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像越南等周边地方成为它们的首选。但很多企业却告诉我们，落户海外其实并不容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位于广东省鹤山市的灯饰生产企业真丽明集团早在3年前，就将一部分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到了越南。
田丹(真明丽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这边招工的一个压力，我们做到一个迁移的动作，是这样一个情况。
田丹告诉记者，他们工厂设在越南的太平省，在当地属于二、三类的城市，现在工厂已经初具规模，目前有近2000名本地工人。
田丹：他们也是基本上是六天工作制，每天大概工作10到11个小时，他们基本上可以拿到手的钱大概就是600到650。
记者：人民币？
田丹：对，人民币。基本上当时我们做调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那你想想看就是以国内来讲的话，基本上一千块以前的话，其实你在内地现在都不可能找到工人。
田丹给记者算了笔帐：在珠三角地区，一名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至少现在要元，而在越南当地，目前来讲，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600至650元人民币，这样算的话，人力成本比内地要节省近一半，而且在越南水电、土地以及税收都要比内地优惠。
田丹：以电力来讲，像国内现在的，我所知道共和的电价基本上，现在是分成那种三个阶段，阶梯电价嘛，但是平均值差不多要到7毛2这样子一个水平。但以越南来讲呢，它的电费可能大概只有4毛多一度，4毛多一度。但它那边有个问题，就说它的一个电网目前还不是说很稳定，可能会存在一个，有时候会存在断电这样一个部分。
田丹告诉记者，电价虽然便宜，但是因为工厂常常为电力紧缺停工，还是有些得不偿失，而且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经过这几年的运转，越来越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田丹：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一些原物料，事实上还是在珠三角这边采购，那通过走海运，或者走陆路的方式，海运我们就是到那个海防，然后陆路的话我们一般是，就是租那种货柜车，然后走陆路到那个广西的东兴那边入关，然后再拿到工程这样。所以物流这一块是，成本是有所增加。
不仅物流成本大幅增加，在配套环境和物流渠道上，越南和内地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就连越南最具吸引力的人力资源优势，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在越南招工甚至要比内地还要困难得多。
田丹：说越南事实上招工很好招，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当地的一个基础设施不是很齐全，所以他很难有像比方珠三角这样比较成熟的一些劳务中介机构，你实际上很多招工的部分你是需要下到他们村里面去，可能离工厂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去村里面去找人。他们那边当地有喇叭，村长用喇叭，然后召集人过去。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也承认，他们迁到越南的这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尽管已经运转了3年时间，但现在的确还是面临诸多的问题。
真明丽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实际上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它那边的话，跟20几年国内也差不多，停电、基础的道路很差，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近非常港口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跟任何内部发生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你周边的一些成本还是很大，如果你没有相当规模的话，你的成本可能比在国内生产的还要贵。
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森林告诉记者，他的好几个同行，也曾经将工厂搬到越南等地，但最后都还是失望而归。
肖森林(东莞哈一代玩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第一个越南做玩具的行业熟练工人不具备，它必须重新培训这是一个过程。第二，其实越南有些劳动法和我们国内还不一样，他们的工人可能对于工作时间，工作的积极性或者说对于这种工作的激情，可能远不如我们大陆这边的，所以它综合了只做了一年就没有做。
肖森林认为，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涨薪肯定是大势所趋，但是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经过近30年发展成熟的制造业集群，无论是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还是物流的便利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找不到第二个。仅仅是想靠将企业外迁到人力成本更低越南、印度等地来降低涨薪压力，其实并不现实。
肖森林：选择投资的一个地区它是一个综合的评估，不是仅仅靠某一项来决定的，可能在人工方面是很低的，但是你其他方面的支出加起来可能会更高。
东莞樟木头镇的贰发毛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熹告诉记者，在涨薪压力之下，多多少少有些企业会有搬迁这种想法，但他同样认为，真正实施起来恐怕不是想象那么容易。
陈熹(东莞樟木头镇的贰发毛绒有限公司 董事长)：这个也不是说这么简单，你要办一个厂就等于开一个新厂，你比如我从这里要移到别的地方，就等于去开一个新的工厂，那你现在这个环节，是不是说这么简单，特别你说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要去银行融资也不容易。
最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香港工业总会曾对珠三角的8万家港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有37.3%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那么，真的有这么多的企业准备搬离珠三角地区？这一数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记者电话采访了香港工业总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记者：37.3%的企业迁离珠三角这个数据是不是属实，你们是怎么调查出来的。
梁先生(香港工业总会)：我们之前就没有这个数据出来，也不知道那个记者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们准备发一个声明，在网上很多其他的媒体转发了那篇文章，所以我们觉得有需要做一些澄清。
肖森林：我想他要迁的话，早就迁了，没有必要等到今天来迁。
记者：为什么？
肖森林：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民工荒又不是今年第一次闹，人力成本每年都在提高，也不是今年第一次提高，它应该是可见未来人工会继续提高，如果是他们有预见的话，早就应该去做一些产业的转移了，不需要等到今天了。
针对一些台资企业准备回迁台湾的消息，东莞真丽明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樊邦弘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樊邦弘(东莞真丽明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你说台湾再怎么样？你现在国内的工资再高，台湾还是比它高，土地还是比国内成本要高很多，但我不好批评了，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吧。
我们看到，在涨薪潮的压力之下，确实有一些制造企业产生了搬迁的想法。但究竟有多少企业真的准备迁离珠三角？我们目前还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过，可以肯定，涨薪潮对于珠三角制造业产业格局的影响还将逐步深化。
刘品安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最近一直非常关注涨薪潮问题，前不久，还去了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企业做专门的调查。他认为，珠三角地区受涨薪压力的企业占到了大部分。
刘品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就是一半以上的企业会受到冲击，只有10%或者20%的企业，它可能在这次涨薪潮过程中，它可能受的冲击并不大。那么整个珠三角有60%或者甚至更多一些企业，会受到员工工资涨幅之后的这种利益空间压力。
在刘品安看来，这种大范围的涨薪压力，将会大大挤压制造业本来就不高的利润空间，而且，在未来两三年，这种压力肯定还会延续。
刘品安：我感觉富士康包括一些大型企业报过本田，广本，我们讲这个叫骨牌效应，你涨了之后，想对的企业它也会跟着涨。就是这种连锁的反应，企业之间互相之间有种，企业的员工之间有种攀比，那么还会带来什么问题，员工之间的重新洗牌，这个跟企业的管理又带来问题。
刘品安认为，涨薪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必定会促进制造业的调整和升级，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是有好处的。
刘品安：通过这种涨薪，那种依靠低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这就迫使自己提高自己的这种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自己通过其他的途径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更新换代，使涉及企业的产品质量，在研发的这些核心技术上是能够自己更具有竞争力。
但刘品安同时认为，涨薪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工人来说，如果找到平衡，就会相安无事；如果把握不好度，就会两败俱伤。
刘品安：并不是说工资涨得越高就越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我如果企业我没有利润了，我就不干了，你工人在这里择业，所以劳资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双刃剑，双方都不能把对方逼直了，逼急了都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一个利益的平衡点的问题。
那么，又如何做到这种利益平衡呢？刘品安认为，无论是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一个公正、有威信的工会组织，才是平衡劳资矛盾和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刘品安告诉记者，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劳资矛盾永远存在。目前珠三角的涨薪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劳资双方这对矛盾体，在一个合适的协商平台下，也并非找不到平衡点。
刘品安：我们说存大同取小异，这样才员工、企业、政府，你才能起到在这个，我们讲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你完全确定说说不可能没有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半小时观察：
节目中我们只是在企业层面探讨涨薪潮的影响，而放到中国经济这个大背景下，涨薪潮更提出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命题。低成本低价格不是企业竞争力所在，低工资低福利同样不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所在。居民收入长期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长此以往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无论出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经济自身动力的现实目标，还是出于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减小贫富差距的内在要求，涨薪都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如果说，涨薪潮给企业和经济带来了一些阵痛，那最痛的部分也恰恰是经济结构中最不合理，最需要做出改变的部分。
看了《加薪争议折射中国模式之困：最痛的恰是最需要改变的》的人还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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