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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失孤》 刘德华剧组帮重庆妈妈找回失散26年儿子
　　邓锴回家 本组图片由通讯员 霍瑞新 摄
　　母亲看儿子头上的旋
　　母亲在给儿子看小时候的小毯子
　　小毯子和照片是石柱54岁母亲陈栋琴给失散儿子保留了整整30年的昔日物品。没想到，12月23日，在煎熬中等待26年后，她终于迎回了日思夜念的儿子邓锴，母子俩抱头痛哭。早在4年前，她遇到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剧组，遂向他们和随行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求助，希望找到4岁时就失散的儿子，随后在剧组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她做了登记并采血，最终找回儿子。
　　万人空巷 迎失散孩子回家
　　陈栋琴家住石柱县南滨镇，30岁的儿子邓锴与他们一家已失散26年。
　　几天前，陈栋琴接到宝贝回家重庆志愿者通知称，经过DNA鉴定比对，她儿子邓锴在福建泉州找到了，拟于12月23日回老家。当天一大早，陈栋琴便和家人来到石柱县良玉广场，期待着与儿子见面。
　　当天上午11时左右，石柱县城万人空巷，良玉广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随即，在志愿者陪伴下，捧着鲜花、戴着眼镜的邓锴出现在众人面前，陈栋琴和前夫邓伟华迎上前去，抱着儿子失声痛哭。时隔26年，邓锴与家人终于团圆了。
　　“没错，你就是我儿子。”这时，陈栋琴拨开儿子头上浓密的头发，指着两个“旋”告诉他说，“虽然警方的DNA已经证实，但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我要亲自看看才放心。
　　回到家后，陈栋琴拿出一件衣服给儿子穿上，那是她几天前就买好的。然后，她找出一床小毯子告诉儿子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保留着，我相信你能回家。”父亲邓伟华拿出儿子4岁生日时拍的一张照片，噙泪对他说，“这照片，我也保留了26年，晚上想念你时便拿出来偷偷看几眼。”
　　四岁被拐
　　乘车坐船到福建
　　昨天，母亲陈栋琴回忆称，30年前他们家住石柱县老街，儿子也出生在那里，1990年9月的一天，4岁的儿子跟着她到县城上班，路上她还给儿子买了他喜欢吃的糖果。
　　“我工作的地方就在街边，当天我上班时，儿子和几名小伙伴在街头玩耍。”陈栋琴说，她下班去找儿子时，突然发现他不见了，几个小伙伴说，邓锴玩累后对他们说要到附近不远的二姑家喝水，结果他一直没有回来。
　　事发后，陈栋琴发动所有亲朋四处寻找，他们从石柱到彭水，从丰都到忠县，重庆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他们寻子的脚印，“我们每到一处，逢人便问，但根本没有找到他。”
　　如今，在邓锴儿时的记忆中，当天他被人带走时没有哭也没有闹，他们坐了车之后换了船，后来到了福建泉州一对夫妇家，“那是一个小镇，男的帮人杀猪，女的是家庭妇女。”
　　儿子失踪后
　　夫妻自责离婚
　　儿子失踪后，陈栋琴和丈夫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但孩子始终没有音信，日子一久，夫妻俩开始相互抱怨指责，最终感情破裂，次年他们离婚了。
　　“那时我们更多的是对儿子的愧疚，通过抱怨对方来宣泄心中的痛苦。”陈栋琴说，离婚后他们各自都组建了新的家庭，又有了各自的孩子，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住他们寻子的脚步。
　　同母异父的弟弟秦戈则称，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妈妈对哥哥的念叨中长大，“小时候不懂事，我就问妈妈，你要是找到哥哥，还要我吗？”每当这时，妈妈便哭着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爱你和爱你哥哥一样”。
　　父亲邓伟华身上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带着一件宝贵东西，那就是儿子邓锴的照片。“那是他4岁生日时拍的，他穿的衣服也是那天买的，刚过一个月他就失踪了，走的那天身上就穿着那一身衣服。”邓伟华指着已泛黄的那张照片说，这些年来，他时不时会拿出来看看，担心照片遭损坏，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将它塑封一次。
　　向《失孤》剧组求助
　　寻回儿子
　　昨天，宝贝回家重庆志愿者“糖果”说，日，她陪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导演彭三源一起，送被拐卖到福建泉州的石柱籍男子黄建回家时，途中碰到陈栋琴，对方向他们求助称，儿子邓锴4岁时失踪，希望能帮帮她。
　　后来，糖果等志愿者和《失孤》剧组多次商讨并制定寻找方案，在他们的帮助下，还将陈栋琴的寻亲信息进行登记并在网上发帖，然后还指导她采血，以供作DNA鉴定。
　　邓锴告诉记者，当年他到达泉州后，养父母一家对他很不错，在他的记忆中，他一直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我常听邻居说我是被养父母花钱买来的，刚开始心里很不舒服，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小学毕业后，邓锴没有再上学，到当地小镇上打工。
　　今年10月，60多岁的养父母突然告诉他，他确实是买来的，支持他去寻找亲生父母。“石柱、邓凯、岑东琴、邓卫华、岑维庆、1986年……”这些地址、名字和年份，都是养父母亲自告诉邓锴的。养父还对他说，他是1990年9月来到他家的，当初带他来的人是四川口音，对方自称是四川省石柱县金彰乡双进村双进组人，名叫岑维庆。
　　随后，在福建泉州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前去登记。当他道出自己的这些有效信息时，负责登记的志愿者忽然想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网站上曾有一条寻亲信息与他所要寻找的亲人有些相似，经进一步确认，基本判断他就是陈栋琴失散的儿子。
　　后来，经过石柱警方DNA比对，邓锴终于找到了远在石柱的亲人。
　　邓锴称，今年过年时他要回一趟泉州老家，以后会两边跑，“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我的亲人。”
　　新闻纵深
　　志愿者今年帮30人找到家
　　昨天，宝贝回家重庆志愿者负责人“糖果”介绍，截至目前，今年他们共帮30名失散的重庆人找到家，“去年找到了28人，重庆志愿者有1300多人。”
　　志愿者“雨涵”称，这30名失散的重庆人，年龄最大的50岁左右，他们主要分布在酉阳、垫江、石柱、北碚、南岸和渝中区等地方，被拐到的地方以福建居多，同时还有河北和广东等地。(记者 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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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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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事儿”，戳一戳就知道重庆的大事儿！《失孤》原型：刘德华还没开口 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郭刚堂|失孤_凤凰娱乐
《失孤》原型：刘德华还没开口 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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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刚堂 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郭振被拐走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被印在摩托车的旗子上　　这些事，郭刚堂不知道。
郭刚堂，电影《失孤》的原型，一个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父亲。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出了一个父亲内心的悲苦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新京报3月30日报道 郭刚堂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 日，郭刚堂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从此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中，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18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郭振，现年20岁。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3月20日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刘德华出场，一同出现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车。车后座上，插着一面由彩布制成的旗子，像伏在摩托车上累得抬一次头都费力的刘德华一样，这面旗子耷拉褶皱，没有一丝生气，仔细辨认，是一张孩子的照片。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面的楼梯处，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电影中设置了几处故意逗笑观众的桥段，全场集体笑出声的时候，他在哭。因为咬了太多次手指，手指肚变形了。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有典型的70后烙印，不直呼刘德华，叫&天王&。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就是《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它，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着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郭刚堂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编剧兼导演彭三源2012年到了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郭刚堂说上几句就不自觉地叹息。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这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大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年轻时是个体育能手，最后竟也算不得吃亏。 很多人劝过，不如重新开始，虽然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但郭刚堂听不进。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也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有没有想过放弃？ 只有一次，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抽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 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 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 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天王演得好是好，但电影里只是我的一部分。&郭刚堂说，&我心里的纠结，天王没有演出来。&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张文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她告诉孩子，别人欺负你，你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因为那样可能更吃亏。郭伟自小长得高，小学时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但当时他甚至被小女孩欺负。 孩子唯一一次挨打，是十几岁时有次去同学家没告诉她，心急火燎地找到郭伟的时候，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电影《失孤》关爱社会票房飘红
主演刘德华演技获赞有望拿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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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电影《失孤》原型：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郭刚堂|拐卖儿童_新浪新闻
　　郭刚堂，电影《失孤》的原型，一个全国各地寻找儿子的父亲。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车后的旗子上印着儿子的照片。
日，郭刚堂坐在影院外椅子上，靠着椅背休息。
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出了一个父亲内心的悲苦。网络截图
郭振被拐走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被印在摩托车的旗子上。
　　郭刚堂 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
　　日，郭刚堂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从此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中，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18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郭振 现年20岁。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3月20日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刘德华出场，一同出现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车。车后座上，插着一面由彩布制成的旗子，像伏在摩托车上累得抬一次头都费力的刘德华一样，这面旗子耷拉褶皱，没有一丝生气，仔细辨认，是一张孩子的照片。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面的楼梯处，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电影中设置了几处故意逗笑观众的桥段，全场集体笑出声的时候，他在哭。因为咬了太多次手指，手指肚变形了。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有典型的70后烙印，不直呼刘德华，叫“天王”。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就是《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它，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着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郭刚堂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编剧兼导演彭三源2012年到了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郭刚堂说上几句就不自觉地叹息。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这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大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年轻时是个体育能手，最后竟也算不得吃亏。
　　很多人劝过，不如重新开始，虽然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但郭刚堂听不进。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也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有没有想过放弃？
　　只有一次，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抽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
　　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
　　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
　　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天王演得好是好，但电影里只是我的一部分。”郭刚堂说，“我心里的纠结，天王没有演出来。”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张文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她告诉孩子，别人欺负你，你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因为那样可能更吃亏。郭伟自小长得高，小学时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但当时他甚至被小女孩欺负。
　　孩子唯一一次挨打，是十几岁时有次去同学家没告诉她，心急火燎地找到郭伟的时候，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这些事，郭刚堂不知道。
　　与十几年一直为郭振心如刀绞不同，第一次为二儿子感到心痛，郭伟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有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张文革和他去学校看住校的儿子。学校是市重点，大部分子弟非富即贵。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的午餐自然都很丰盛。
　　在人群中找到郭伟时，他拿着两个干巴的烧饼，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别人的孩子吃排骨鸡蛋，自己儿子吃烧饼。那一瞬间，郭刚堂问自己，“我做的真的对吗？”
　　郭刚堂说去方便一下，其实又躲到角落里捶墙。往年一些场景浮现在眼前——郭刚堂甚至带着郭伟一起去寻找郭振，他觉得这天经地义。
　　在天津塘沽，问了一家旅馆太贵，5岁的郭伟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
　　如今，二儿子也长大了：“爸，等你走不动了，我替你去找我哥。”
　　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的记忆碎片，一瞬间都成了玻璃碴，扎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临近春节，16岁的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一米八三的郭伟对篮球一点儿都不懂，郭刚堂一条条跟儿子念叨技术要领。
　　个子不高的郭刚堂年轻时练就了投三分球的本事。投了几个三分，郭伟在场边感叹，“爸，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牛掰呢。”
　　这一句话让郭刚堂觉得亏欠，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如果能陪儿子身边，会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就这么阴差阳错十几年，让他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但真要说放下，一时间又做不到。有什么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知，这孩子左脚上也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苦寻十几年，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
　　当地警方告知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
　　全家屏住呼吸的几分钟。
　　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
　　“万一DNA弄错了呢？”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
　　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那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儿子。
　　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买的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
　　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
　　《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
　　这么多年，重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
　　那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都死掉了。
　　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永远的牵绊
　　回来之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们会去散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
　　大病之后，家人给了郭刚堂更多曾经在意不到的牵绊。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喜乐的时候，郭振的模样总会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寻找郭振。
　　最近几年，郭刚堂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014年9月，奔波了两年，天涯寻亲协会成立，郭刚堂计划建一个寻亲网站，他希望每一个与亲人失散的人，都能借助网络的力量，尽早团聚。
　　在跟彭三源聊天中，郭刚堂讲的最多的是在路上，曾经有那么多人帮助他，如今他也开始帮助别人。彭三源认为，这释放善意的过程给了郭刚堂很大的慰藉。
　　当影院内灯光亮起，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就投入到涌过来的媒体采访中。他说他知道，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
　　在聊城，有媒体提要求，希望他能再骑上摩托，展现一下当年的镜头。
　　郭刚堂不愿意，但他都照做了。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是在演。”郭刚堂说，如今再骑上摩托车，心情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这样的镜头能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愿意演。
　　郭振刚丢的那两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农民郭刚堂琢磨，要是凑上一两百万，让陈佩斯、朱时茂说一下孩子的信息，也许郭振就找到了。
　　18年后，这个愿望，由自己年轻时的偶像刘德华实现了。让郭刚堂懊恼的是，电影宣传方本来答应让他协助电影宣传，郭刚堂打算得很好，这样可以跟全国观众说一下郭振的信息，也许电影上映着，郭振就回来了。
　　但是上映前三天，宣传方告诉他不用去了，没有理由。
　　采访中郭刚堂请求，郭振的信息可不可以在报道中体现，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还是希望记者们把信息再一次带出去：郭振，现年20岁。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 对话
　　温情只是人们
　　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那个明天至今没来
　　新京报：这些年寻找，想起来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郭刚堂：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18年里，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我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至今也没来。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你帮7个家庭找到了丢的孩子？
　　郭刚堂：那是2009年之前的数据，也是媒体这么报，一个家庭能团圆，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这两年我特别怕媒体问我，你帮多少人找到孩子了，没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国那么多丢孩子的家长，都来让我帮忙找孩子，我有心无力。再有就是，那些养父养母们都恨死我了，觉得我破坏了他们的平静。
　　新京报：你从来没参加过别人全家团圆的场景？
　　郭刚堂：我不敢，有年一个大姐告诉我她家的DNA比对成功了，她找到儿子了，我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新京报：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会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会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
　　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新京报：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
　　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俩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
　　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新京报：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
　　郭刚堂：对，严酷的考验，人性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会呈现出来。我碰到过一个失子的大姐，她看我天南地北的跑，就跟我说，兄弟啊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这也是现实。
　　还有的温情要靠龌龊来支撑，有个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全中国都找疯了，有次她跟我聊天，说刚丢孩子时，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跟他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一个母亲，除了自己，什么也付出不了了，这更不是什么温情。
　　“飞机脱离地面时感到轻松”
　　新京报：心里压的这些东西，怎么发泄呢？
　　郭刚堂：早几年，在大山里骑摩托车，我会大声喊。有时还会唱歌，我年轻时唱歌特别好，特别是在南方的时候，我最喜欢唱齐秦那首《北方的狼》，这就是发泄了。
　　新京报：这十几年有没有某个瞬间觉得轻松过？
　　郭刚堂：第一次坐飞机是2012年，从广西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我自己是坐不起飞机的。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是轻松的。地上的路看不到了，云层慢慢出现，在机翼两侧，形状像山，但感觉又特别的软乎。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地上的路，也这么好走，该有多好。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山东聊城报道 A14-A1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原标题：只有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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