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元青花研究浅谈
个人非常喜欢青花这一篇是难得的好文&&&&【置顶文章】在博客里面写了很多元青花的文章是有原因的。元青花是青花瓷的祖宗，中国青花瓷的正式起源就是在元朝，青花瓷是中国的国粹，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由于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元青花的价值奇高，所以国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活动很多，各种论述也很多，是古陶瓷领域里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相左，盲目和狂热的“求宝运动”影响了绝大多数专家和藏家的判断能力，他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十四世纪那段陶瓷史。这些文章代表一种不同的声音，尽管目前还很小，但能发出声去，能被关心元青花的朋友通过搜索工具检索到，这就是我的主要目的。文字已经写了很多了，观点和书本、电视上是不同的，不是我笨就是他们笨，今后会分出输赢的，我相信只要把握住出土有据与绝对年代检测两条，就可以避免唯心主义作祟，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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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研究浅谈
元青花的范围已经被人为扩大了，这真是一个问题，是钱的问题，是话语权的问题，似你死我活的路线问题，尽管俺不喜欢和人玩命，但总还是有人觉得我的言行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认为，在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基础上，正确运用古陶瓷研究的方式方法，引入科学鉴定机制，从根基上端正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从而让先前那些著书立说的伪学术活动和人物走进垃圾堆，是元青花研究的必然结果。
元青花从哪里来？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件元青花，而且越多越好，不烫手，如同人民币一样，所以全国人民都在追求，很多人都说自己有。
那么，元青花有那么多吗？元青花从哪里来呢？除了传世品以外，元青花大多数是出土的，传世品稀少，出土器也不多。现在到处有人拿着元青花在贩卖，你得问问，哪里来的，贩子的元青花是哪里来的？
只有真正触摸到元代文化层的人才可能给你刨出个元青花，否则哪里那么容易就挖到国宝。对出土旁证的要求并不奇怪，不统统是“地雷”，不一定是骗局。旁证的获取可以证明有人动土动到了元代的文化层，起码比起那些在地面瞎转悠的人几率大增。旁证的特点就在于一个“旁”字，接下来看瓷器的工作就尤为重要，古玩鉴定的型、胎、釉、料、纹饰、工一项一项地来，逐一加以判断，能过你的法眼，才值得打开钱包，这是主要的一环。
研究元青花的许多专家学者，如果没有切实的研究物证，再聪明也做不出大文章，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我看过一些人的论著，谬论多出自证据不足，瞎猜胡想，推测得出结论的比较多见。
在网上论坛参加元青花讨论这么多年，有一位先生我很尊重，就是大连的邵先生，他跑的地方可真多啊，仔细调查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元青花，而且他还特别注重出土环境、馆藏品来历的调查研究，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路。你说是元代的就是元代的吗？旁证呢？纪年物呢？伴生的信息和密码呢？问问博物馆也不是荒唐的想法，该问。
某些老专家倒是挺有名气，他们的元青花知识是冯先铭老先生告诉的，冯老说了，波普研究大维德象耳瓶，从传世品中排比出一批至正型元青花，其实波普没那么说，是冯老说的。波普说的是十四世纪青花瓷，十四世纪横跨元明两朝，不只一个元代。老人们心目中扎下了根，其他中年的青年的心中也扎下了根，因为德高望重的先说了，大家伙都相信。于是乎大家全跑外国去观摩元青花了，日本的、土耳其的、伊朗的、印尼的、印度的，回来就写书了，教会了全国的收藏者，而且收藏者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开始进行放大，书也是越写越多，却都是错误的。
有朋友说，学会认识元青花吧，不要拿自己的藏品说事。我如果说自己找到的，元代文化层出土的元青花和外国那些不一个时代恐怕没多少人相信，就拿馆藏的来说吧，拿集宁路的、高安的、繁昌的、安徽睢县至正十三墓出土的，九江至正十一年墓葬出土的，对比一下明初一些墓葬出土的，看得出差别吗？看得出来就知道在变化，看不出来你就全当成元代生产的青花瓷看待吧，没多大问题，反正也好也值钱。不过对陶瓷史的理解就偏了，对早期青花瓷的发展史的认识就偏了，打热释光也就是年份不足了
元青花研究基本方法之窑口属性
窑口属性是由资本方确定的 !
窑口属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用百度搜索一下窑口属性或者官窑、民窑这些个关键词语,
就能发现，这个简单的窑口属性的定义,在我们许多人包括某些专家心目中的认识其实是相当混乱的。在一些玩瓷数十年, 被称为鉴定师的人物中,
不乏以瓷器使用性质来定义窑口属性者。对陶瓷基本理论知识的缺失, 通常会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起步点错是容易走向歧途的。
一次与人辩论元青花瓷窑口属性的时候, 我曾经喊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受到一些朋友的嬉笑,
还有一些人则不以为然或不引起重视。事实上,开展元青花窑口属性的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是非常专业的陶瓷理论研究过程。作为元青花标准器的英国大维德藏张文进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其生产和使用者都能证明其自身的窑口属性是民窑性质。内蒙古集宁路考古、元大都出土青花瓷器、九江至正十一年墓葬出土青花连座香炉等,都不能证明其使用者具备显赫的社会地位,
器物出土地点并不处于宫禁遗址之中,许多的证据都证明一点,即早期青花瓷的创烧起源, 是民间瓷业的发明创造。
元朝灭亡,大明立国,百废待兴,朱明王朝推行的节约风气和带头使用瓷器的表率作用,
使得从元朝进入到明朝的那些生产青花瓷器的民间瓷窑系逐渐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迅速得到大力的发展壮大,
青花瓷开始占领国内国外市场。大连邵先生在总结明代初期官民窑发展状况时说到,“明官窑和元青花窑口是借鉴关系而不是承袭关系”；“明代初期的官窑和民窑象两个不等速的车轮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太清晰但又依稀可辨的辙痕”。这些观点,我认为是真正洞穿了笼罩的雾霭,
看清楚了早期青花瓷史的本来面目。邵先生已经在窑口属性的研究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长期以来,古玩界,鉴定界,始终抱着一个官贵民贱的思维做古陶瓷相关学问。北宋宫窑、南宋官窑、明清官窑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元代是否存在官窑的说法也一直在争论中。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历代官窑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过程,
一遇古陶瓷尤其是一些大型精美器物莫不以宫窑瓷的形态模样进行套比和鉴定。这种长期以来的习惯是错误的,
对民间窑口的研究必须得到加强。中国历朝历代民间窑口同样烧造出了各式各样精美的瓷器, 而且其生产量特别大,遗存特别丰富,
民窑在历史上某些时间段生产的精品瓷器甚至要高于同时期的官窑器制作水平。中国的陶瓷史不能离开民窑这个重要组成,尽量分清楚官窑民窑的作品,
可以帮助人们完整地了解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瓷器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面貌。
&&& 在元朝,
蒙古统治阶级更青睐金银铜器具, 无论是史料记载或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证据, 都无法证明其对青花瓷的创烧起过什么作用,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绝对不能用明朝统治阶级对瓷器的态度来推断元朝蒙古人的习惯。一些同志说,
元青花史料没有记载是因为朱元璋立国后销毁元史的行为造成的,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莫无道理,但是要知道,以未知去证明未知,恰恰是学术论证中最忌讳的东西,那样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元青花赏赐,外贸的说法,有西征带去西亚说,有宫廷赏赐之说,有朱元璋毁元青花瓷说，有朱元璋赏元青花瓷说、还有元末战乱不断时期青花瓷兴旺发达出口世界各地之说,
没有根据或者人为自撰历史作为根据的这些学说,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是唯心主义在作怪,是先定结论然后为其自造依据的自欺欺人的行为。
当前,国内外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对人的诱惑难以抵挡。元青花价值高,是世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同,是对我们老祖宗的敬仰和尊重。那个时代的青花瓷无论器型、纹饰、釉面、以及附载的历史岁月痕迹等,
周身散发着的艺术魅力令人趋之若鹜,
使每一件元青花都成为国宝级的珍宝。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元青花瓷的历史地位,
切忌以今人的思维去评价当时刚刚创烧,逐渐进入社会的这个陶瓷新品种。事实上, 元青花不是横空出世然后突然消亡的,
其在当时的地位和市场份额比起同时期的龙泉青瓷来讲要轻得多。元代民窑的生产进入明代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在大力发展.早期的民窑与洪武时期建立的官窑并驾齐驱,质量和品种上有些民窑器甚至高于官窑器,二者共争于市,这个认识,我认为才是正确的.
盲目和狂热,个人崇拜和封建意识,我们中国人在上面吃的亏不少, 历史的教训深刻。研究元青花要坚定地立足于国内考古发掘,
开展窑口属性的研究,开展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研究，积极鼓励和推动走科学鉴定的道路。要遵循以陈万里先生为首,
几代文物工作者创立并经实践检验正确的陶瓷研究方式方法去办事,
不总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跑,不受眼花缭乱的拍卖市场左右。只有分清楚所谓十四世纪青花瓷在不同时代文化层面的变化规律, 准确做到分期,
把十四世纪青花瓷的本来面目洗干净,露出来,呈现给后人, 这才是正理。
元青花研究基本方法之考古学的运用
考古发现是最为可靠的认识元代陶瓷生产概貌的方法。陶瓷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完全相同。由于古代介绍陶瓷业方面的文献资料缺乏，需要人们更多地依据考古资料，借用考古学的一些方法，去实证地再现历史，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因此我们说，陶瓷史学必须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
上个世纪20年代，陈万里先生冲出书斋、走向田野，把近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古陶瓷研究领域，用考古事实确立古陶瓷年代的时间标尺，为现代陶瓷学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瓷器年代的判定需要根据墓葬特别是纪年墓葬出土的瓷器，瓷器生产窑口的属性需要依赖于古窑址调查和发掘，二者相互印证，进行排比，作为标准器，搭建一个陶瓷品种在某个时段产能产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架构。
陶瓷史学对研究对象的年代有着更严格的要求，纪年瓷器正可提供从时间上观察窑业发展的尺度，因而它在陶瓷史学中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突出。纪年瓷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纪年款瓷器，一类是纪年墓葬以及其他类型纪年遗存出土瓷器。前者提供的是器物的绝对年代，符合史学对年代绝对性的要求；而后者由于提供了器物年代的下限，同样也不失为可靠的断代标尺。
研究认识元青花，要保正标准器的严肃性，更要重视带纪年款的青花瓷器或纪年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研究。一些学者武断地认为元青花无款识，忽略当年波普就是通过带至正十一年纪年款识的大维德象耳瓶的研究，从而排比出一批十四世纪的早期青花瓷。不承认纪年瓷器的重要作用，很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最有研究价值的物证。&&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的元青花研究活动中，这些好的、科学的、经得住任何考验的古陶瓷研究方式方法，却被极大地忽视了，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观点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窑址考古和墓葬考古相脱节，针对窑址考古，对地层的划分更多地建立在人们主观认知上面，缺乏严格的旁证材料，认到什么时代就断什么文化层，于是乎只看见景德镇大量的“元青花”窑口被发现，十八桥、落马桥、第一碾米厂、湖田古窑遗址、“元青花”瓷片堆积丰富，四处买卖，流入各色研究者手中做文章，却看不到元代人大量使用它们的迹象。无论是各地元代墓葬考古发现、韩国新安沉船、南海元代沉船、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仓库遗址等等，都稀少看到元青花的踪迹，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认真反思。
还有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一些被认作“元青花”的整器，其出土地点并无明确的元代地层资料，亦缺乏其作为元代文化遗存的旁证，是后人通过与大维德、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瓷、伊朗阿德比尔神殿藏瓷、日本、南博、天民楼等等那些所谓的标准器排比出来定位元代的，人的主观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是，大量的“元青花”却是从明代墓葬中发现的。
对明代纪年墓等出土青花瓷器的生产时间判断，很有可能会较大地偏离墓葬纪年，把那些出土青花瓷的产生提早一个相当长时间。这一做法或许可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如生前爱好，喜欢收藏，前朝遗物等等，但实际上可能往往存在着误断。认识它们要整体来看，综合来看，需要从使用性质、墓主生平、瓷器自身特征多个层面详细地进行解析，不能一味拔高。
知名学者吴战垒先生在解剖南京博物院藏“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就值得学习借鉴。吴先生没有仅就瓷器本身的型胎釉料纹饰工进行分析，而是追加了对沐英生平经历，死于云南，万里归葬，及明朝初期的宫廷施行的赐明器制度的研究，确定该梅瓶的使用性质是明器，与其他明初墓葬常见的梅瓶功能一致。这种研究方法是好的研究方法。
考古运用于古陶瓷鉴定要全面，要完整，要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平日大家总强调类型学，那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局限于一个类型学的运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三个方面是：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分期。陶瓷器断代就是考古分期，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考古文化遗存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考古研究方法。要求在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早晚不同的典型出土物进行类型排比，如不同层位的主要遗迹遗物显示出阶段性变化，便可将这些层位的遗存划分为不同的“期”。
元青花研究尤其需要在分期研究上下功夫，因为它们从起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不是横空出世然后突然消亡的，元朝的制瓷工匠也不是在进入明朝后全部死去或者突然间地转变风格。这个过程应该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一种由弱到强至衰这么一个变化的规律，是跨越元明两朝的事件。
考古发现的有明确出土纪年标识的早期青花瓷证据已经成系列，从九江至正十一年舒氏墓出土青花连座三足香炉、安徽濉县至正十三年孙氏家族墓出土花卉海浪纹青花浅盘、集宁路考古发现、燕家梁考古发现、到后来的从明代墓葬找到的洪武墓沐英梅瓶、汤和大罐、鲁荒王大罐、永乐墓出土的沐晟青花牡丹纹梅瓶、程靖王朱栋龙纹梅瓶、四爱梅瓶、孝陵卫指挥使王氏墓出土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永乐五年宋晟青花大碗等等，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器物变化发展的轨迹。如果不认真研究这些年代先后不同文化层出土青花瓷器的细微差别，统统看成蒙元统治时期的作品，会造成标准器混乱，始终摸不清十四世纪早期青花瓷的发展变化过程。对这些明摆着的成系列的考古发掘证据视而不见，分不清具体时代，找不到纵向横向的不同和相同点，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对早期青花瓷各个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缺乏足够的认知。
和波普相同不光荣吗？
文物鉴定家裴光辉先生翻译并在其《格古日记》上发表了约翰.亚历山大.波普著名的《十四世纪青花瓷》中文译本，是对元青花研究做的重大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以前那些空中楼阁般的元青花理论，纠正那些口口相传却没有根据的错误认识。
波普理论是以前几乎所有元青花理论的基础,每一个研究元青花的学者,行家或者普通藏家,无不以与波普靠得近而感到光荣,恨不得融为一体,
所以,做波普式的人在大家心目中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波普对大维德以前的青花瓷器风格没有研究过。
【在结束本研究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思考。“十四世纪瓷器类别”的可能的年代范围是怎样的？从年代上看，大维德花瓶（the
vases）正处在十四世纪的中叶，它们在整个这一类瓷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就成为了关键。这个问题尽管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确定其相对的确切年份，将其排列于我们探讨的八十余件的瓷器中，这种想法也不成熟。就技术而言，中国的制陶匠们的手艺不会像机器生产一般而没有丝毫的差异；抓住绘制性质上或任何细节上的正常的不一致之处，然后将其视作确定内部的年代顺序的手段，结果也是没有益处的。这些瓷器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许它们确实涵盖了整个十四世纪，或更长，这些都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是在进一步的文献将这问题弄清楚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大维德花瓶（the
vases）的装饰，手法老练而自信，技艺精湛，既没有显示出处在实验阶段的忐忑尝试之态，也没有表现出处于颓废时期的衰败气象，而是表现出一种璀璨的鼎盛的艺术风范。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些瓷器，不仅在年代上，处于一个世纪的中叶，而且在风格上，也正处于中期。进一步的研究和新的事实将会很精确地把这一类的其他瓷器归为十五世纪的某个具体时段，这一点也是很有可能的。】－－－－－约翰亚历山大波普
波普对明初期的民窑也是没有研究过的，能烧大维德象耳瓶的民窑系进入明代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在大力发展,当然能烧和张文进瓶一样水平的瓷器.只不过和传统的靠官窑概念鉴定民窑瓷器配不上而已.
所以国内专家把他拨弄元了。全部拨弄元了,又如何解释公认的"元代民窑系进入明代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在大力发展",水平低得只能烧几只土碗,能算发展吗?
波普还是好,他客观地认为西亚那批瓷器的可能生产时间是在“14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大家各自不妨自我反思一下，自己以前心目中的洪武民窑瓷是个什么形象？是不是比“元青花”差许多？反思一下吧。是！这个答案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我以前也这样认为，所以这种认识与"元代民窑系进入明代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在大力发展"的事实不符合。
还有，不要轻信某些写书的乱说什么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料在洪武立国后就中断了云云，那是他们依照老洪武瓷概念编造的，就是上面那个让大家反思出来的那个形象，人家朱元璋可大度得很，视自己为大元正统继承者，连大元的汗国都应该属于自己。【朕即位以来，西方诸商来我中国互市者，边将未尝阻绝。朕复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获利，疆埸无扰，是我中华大有惠于尔国也。】---《明史》
【仔细研究这些插图，并参考以上材料中分析的所有纹饰，确凿地证明了这组瓷器性质相同。此外，本研究还通过注释方式增加了同十五和十六世纪瓷器的比较，以及同已被普遍认为是明朝主要时期的类似的同样例证比较，读者应该感觉到把这些瓷器归属于明朝瓷器的任何既定的一类，都是不可能的。这是论证的中心。】－－－－约翰亚历山大波普
这里面提到瓷器的“性质”和“明朝瓷器的任何既定的一类”，就是鉴定界长期以来顽固的官贵民贱思维，用明代官窑理论去指导明代民窑瓷器鉴定的错误，一旦发现明初的民窑精品大器比官窑瓷器还精美的时候，就把他们划到元代去，哪怕嘴里口口声声说元代民窑系进入明朝后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青花瓷自明代起开始兴盛。
元青花烧造窑口的属性,使用者的地位,蒙元宫廷用瓷制度,直接关系到以前那些赏赐,外贸,分配学说,对确定西亚托普卡比,阿德比尔那些瓷器去的时间和方式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们整体认识当时的瓷器生产销售状况也很有帮助.无论从文献记载或者考古发掘上都找不到元代蒙元统治阶级对早期青花瓷的发育成长有过什么推进作用,文献没有,铁可父子墓,张弘刚墓,任仁发家族墓,汪世显家族墓等等其他元代贵族墓葬中发掘找到的青花瓷几乎为零.集宁路考古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不是否定这些成绩.
顺便一提的是，集宁路考古发掘报告对窖藏青花高足杯主人的定位不准确。王姓,一个汉族的姓氏,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在战火烧到家门口的时候,干了和其他老百姓一样的事情,隐蔽家财,还不能因为其家境稍显富足而得出"青花瓷器为当时蒙古上层贵族青睐使用"这么一个结论。
拿来主义和囫囵吞枣
鲁迅笔下的“拿来主义”原意为汲取别国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本应该是一个通俗且普及的思维观念，但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偏激且畸形的。
一些经常露脸的人物,缺乏起码的陶瓷研究理论知识,非文博专业的人都严重地看不下去。陶瓷史学的研究出了问题,陈万里先生建立的近现代陶瓷理论被抛弃了,
在元青花研究课题上许多学者成了洋人的跟屁虫。什么是元青花,什么是元代陶瓷,
是日本人、美国人、佳士德拍卖行告诉我们专家们的。现代窑址考古和墓葬考古相背离,对窑址年代的判定加入了许多人为主观的因素,认到什么瓷片就断什么时代。
老一代专家学者对元青花的认识过程，绝大多数是来自国外学说，波普理论、《元の染付》等等来自外国的东西，甚至有人说“在国外对元青花研究很有成就的时候，国内仅少数学者有所了解”这样的话，可见海外的影响很深，在国内学术界占据决定作用。他们没有仔细看波普的文章,看过没看过我都表示怀疑,以讹传讹。&
& & 认识元青花要立足于国内,瓷学要回到国内，要让外国人向我们中国人学习。陶瓷史学研究要紧跟着考古发掘走,要借助于科学的力量。人们的认识和环境条件相关，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认识也会产生偏差，需要不断进行修正，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元青花瓷的鉴定，关键问题要解决理论问题，解决认识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大家都会看，市场也会看。
目前的混乱局面关键就是因为上面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认识。好比一个始终抱着明代出口青花瓷当元青花唯一标准的人，怎么可能认识真的元青花，到代的元青花？一些专家有便利条件，最先接触到外国书，先入为主了，和实践脱钩了，见了考古发掘也吱吱呜呜，视而不见。“覆盖整个14世纪，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生产出来的这些青花瓷，应该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民间收藏实物逐步加以细化，做到波普时代由于条件限制而无法做到的事情，那样才能纠正大量承认元青花，和完全不承认元青花两种极端思潮。
元代墓葬考古,元代生活遗址,元代沉船等等；明代墓葬,明代生活遗址,明代沉船等等；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做了不少,然而遗憾的是始终勾勒不出一个十四世纪青花瓷生产的大概面貌。说明什么呢?
下面我举几个大连邵先生关于元青花瓷的观点，我非常赞成这些观点而且认为这是正确的观点。目前国内外那些个写书上电视搞鉴宝的“元青花专家”们是根本认识不到的,
也不会想到,因为他们本来就不会。
“概念性的元青花是一种具有独特传承风格工艺独特品种多样生产时间覆盖整个十四世纪的民间瓷窑体系的产品”；“明初官窑和烧造元青花的窑口彼此之间是一种借鉴关系而不是承袭关系”；“明初官窑和民窑就像两个不等速的车轮在陶瓷史上给我们留下的不太清晰而又依稀可辨的辙痕”。
邵先生走的是官方道路,能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馆藏对象得益于其自身条件的便利，我走民间道路，采用同样方法,得出的认识同样和他一样,殊途同归,最后走到一起。民间的出土情况和官方的出土情况是吻合的,即元代文化层和明代文化层都出土了“至正型的青花瓷器”,但是这同一类型的瓷器又在不同文化层面显示出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个阶段性的变化正说明了元代进入明代后青花瓷器生产的变化情况。元青花瓷不是横空出世然后突然消亡的,一个朝代的灭亡不代表一种产业的灭亡，进入明代后青花瓷这个陶瓷新品种得到大力发展,风格没有骤然改变。
我们研究十四世纪青花瓷的起源发展变化过程的目的不是为了争个值钱不值钱,
象一些人理解的1368年之前的值钱，1368年后就不值钱。我们的目的是搞清楚陶瓷史上一段模糊的认识。只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
才能避免人为地将元青花的概念扩大化,把元明青花瓷混为一谈,避免标准器出现错误从而引导人们进入误区。能分清楚元明更好,实在分不清定为元末明初或十四世纪中叶青花瓷也没有什么不妥。
波普当年在自己《十四世纪青花瓷》著作中埋下的伏笔是正确的，“这些瓷器的生产时间可能会很长甚至于覆盖整个十四世纪”。我们那些跟着洋人屁股后面跑的学者也该静下心来,不要头脑发热以为比波普认更多数量的元青花就是进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理往往并不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主流学术思想如果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其自身出了问题。
青花瓷纹饰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先了解一个和青花瓷鉴定有关的名词定义，社会意识形态：【又称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各种社会观念的总和。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有巨大反作用。】　　
毋庸置疑，青花瓷纹饰对于确定古陶瓷生产制作年代起着重要作用，眼学鉴定古陶瓷中尤其看重青花瓷纹饰的风格，此所谓十年不同风，百年不通俗，各朝各代青花瓷的装饰风格虽有继承、模仿，但其本朝瓷器的大部分都具有自身的纹饰风格，所以才能帮助人们分清楚制作年代。
一提文革瓷，我们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毛主席像、语录、红旗、工农兵人物、大寨梯田等等图案，大部分文革瓷器上的这些纹饰就是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联，是全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同样的道理，明代嘉靖时期佛道人物画盛行，清初刀马人在青花瓷上的广泛应用，民国瓷大红大绿的富贵花卉等，都是各自时代的风，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瓷器纹饰表达出来，与全社会风尚是合拍的。
十四世纪民窑青花瓷纹饰也是逐渐在变化中的，有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古人的思想后去判断解决瓷器年代的问题。民窑生产的十四世纪风格的青花瓷器横跨元明两朝，目前有许多明代的青花瓷被当成元青花瓷看待，进入了元代青花瓷标准器的行列，这种现象不利于人们正确把握这段陶瓷史，需要加深研究，逐步解决分期问题。
&& 画人物纹饰的青花瓷按古董行的惯例其价值是最高的，比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更能代表时代人物的精神追求，人物纹饰最能表达人的情感，基本能反映出古代某个时期社会的价值取向。萧何月下追韩信、蒙恬将军、三顾茅庐、鬼谷子下山、尉迟公单鞭救主、周亚夫屯兵细柳营这些被一些专家学者看成元代瓷器的青花瓷器，其正面人物形象均为汉人，描述的都是汉民族的英雄人物，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青花瓷纹饰看成是汉文化的集中表现，与蒙古、伊斯兰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蒙元统治时期，蒙古的英雄人物辈出，能征善战的将军比比皆是，为什么江南窑工没有去画那些蒙古人反而去大量创作汉民族的英雄人物呢？其实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出现在汉民族文化可以自由创作的时间段。
战争题材广泛用于青花瓷装饰的年代就是在战乱年代，元末期改朝换代的战争，洪武开国后朱元璋统一内地，抚平边疆的战争连续的时间很长。明初的战争并不是在1368年就终止了，1371年徐达、常遇春移师西北击溃帖木儿部，1372年平定山西、陕西、甘肃、宁夏，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攻克曲靖，1388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初归降明朝，朱元璋在立国建立明朝的最初20年内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加上后来靖难之役朱棣夺权的战争，使得十四世纪下半叶社会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这个时段人们会描写战争，呼唤英雄。
郢靖王朱栋幕出的四爱梅瓶和锦香亭大罐这些青花瓷除了在器形、釉水、青料、辅助纹饰等诸多方面与更早时期的青花瓷存在差异外，其主题纹饰所反映出的信息说明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出现在永乐12年墓葬中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由战乱到大治，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发生转变。
一个朝代的灭亡不等于一个产业的灭亡，青花瓷起源于民间，不是蒙元宫廷的发明创造，这个陶瓷新品种的发育成长和壮大过程即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突然消亡，要认识元代青花瓷必须从细处着手，以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为主要依据，仔细分辨不同文化层面出土器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变化规律，才能帮助我们认清楚那段陶瓷史。关于元明分期的问题我前后说过很多了，也写了不少文字，目的不是要和元青花作对，要把元青花往少处说。无论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还是明代生产的青花瓷，只要其具备审美性、创造性和唯一性，就都是国宝，都值得人们珍惜和收藏。
从市场经济学看元青花
市场是无情的，优者胜劣者败，从古至今不断演义，大体不离其中。
宋元时期，龙泉窑系的瓷品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远强于景德镇窑系，龙泉产品的市场占有额最大，居龙头老大地位，这个说法有许多文献记载和实物做佐证，比如韩国新安沉船、南海丝绸之路、国内各地出土窖藏数量等等，不用怀疑当时市场的这个真实状态。那么，龙泉窑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什么时候开始逐步丢掉中国陶瓷市场了的呢？此起彼伏，一消一长，我认为是景德镇窑系的兴起取代了龙泉窑系，在竞争中景德镇胜利了，龙泉窑系失败了。
自元时期起，景德镇窑系创造发明了严格意义上的青花瓷，与唐宋时期对钴蓝彩的运用相比有了质的飞跃，那些还不能被看成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景德镇窑系利用天然钴料，在制作好的素坯上绘画，然后上釉入窑，一次烧成，形成美丽的釉下彩绘青花瓷。与龙泉窑系采用的刀刻纹饰，烧素坯，然后挂釉入窑烧造瓷器的制作方法相比，景德镇创造的青花瓷加工时间更短，制作成本更低，胎土更白，釉水更好，文化表现能力更强。
成本低，东西好，自然而然会替代那些成本高，东西稍逊的物品。我们现在认为龙泉青瓷很美，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古人是不是也那么看待呢？我认为不是的，景德镇陶瓷洁白光亮，更适合古人的审美观，同时把一件景德镇白瓷或青花瓷与一件龙泉窑青瓷放在点煤油灯的饭桌上，白瓷的优势立马会显现出来，所以古人是喜欢白瓷的，白色为美。青花瓷虽然也是彩瓷，但色调淡雅不厚重，与青瓷相比还是轻巧亮丽得多。
龙泉窑进入明朝后逐步衰退，市场份额慢慢丢掉，和景德镇青花瓷的兴起关系密切，成本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景德镇窑系的作品都占据上风，想不胜利都难，这就是市场规律，优者胜劣者败。不是吗？现代社会不也是这样吗？人人都希望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不是吗？
元青花瓷在历史上的地位很伟大，她为景德镇成为中国陶瓷之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华文明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顺带说点创烧时期，也就是元早期，也就是正宗元青花瓷的问题，早期青花瓷不能靠后期的标准，更不能拿明代错划成元代青花瓷的标准去判断。那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能认识的人屈指可数。创烧时期的元青花瓷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形成量产，探索性的，开创性的，就纹饰来看并不八股，这个是认识创造性与否的看点。八股纹饰，已经很晚，已经成熟，已经量产了。
元青花的核心价值
审美性、创造性和稀少性是顶级艺术品的共性,同样也是元青花的核心价值。
凡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美是艺术的前提,一件古代艺术品不会只因为它是古代文化的遗物就一定变得珍贵,她必须得满足审美性、创造性、稀少性三方面严格要求才能被称作珍宝。
收藏和投资经常被人们一起说,而我的观点则不同,收藏和投资可以分开来看待。艺术品存在审美的主体和客体,二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统一性,对艺术美的理解每个人由于自身文化素养不同会造成审美视觉不同,同一件作品在一些人眼里看上去很美,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看上去就不那么美了,反之亦然。
中国古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各朝各代陶瓷艺术作品有的粗有的精,民间使用的瓷器数量大,
粗者多,皇家使用的则大多是千挑万选的精品。古陶瓷粗者,其贱也在粗,其贵也在粗,经过历史岁月的沉淀,现在遗存下来的古陶瓷粗品存世数量总的来讲也是不多的,对这些古陶瓷的欣赏应
该从超然物外的审美角度去看。把玩一件古代文化遗物,仿佛把我们带回远去的岁月,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在我们手里停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长。因此,从收藏的角度看任何古陶瓷都是值得收藏的。
作为投资则不同,艺术品市场和收藏界高端目前追求的主题还是高精稀的作品,古代烧造的精品陶瓷即使在当时也是投入成本高,生产数量少,使用范围窄,价值不菲,流传到今天能保存完好者已是凤毛麟角,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价格惊人,成为人们追逐的宠儿。收藏的目的如果主要为了投资的话就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只有具备审美性,创造性,唯一性的古陶瓷艺术品才算是美到极至的艺术品,才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元青花价值高,除了她是中国青花瓷的老祖宗,历史悠久,存世量稀少外,其自身绽放的艺术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能给人带来超强的美感。总结一下看,元代青花瓷的代表作大都具有强烈的个性,是开宗立派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创烧时期的青花瓷,产量低,个性强,装饰画水路清晰,抑扬顿挫,或刚或柔,画师有浓厚的中国绘画的笔墨功底。由于青花瓷装饰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定式,她们独具特色不拘一格。从传承及出土情况来看,由于数量稀少,进一步抬高了元青花的市场价值。
元青花审美性，创造性和稀少性三大特征明显，这点认识对我们收藏辨识元青花真伪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走科技鉴定之路刻不容缓！
文博界、鉴定界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思潮泛滥，长期的个人崇拜之风，权威意识、使得许多古陶瓷未知领域充满争议而没有确定的结论。经验事实所累积的资料，做为人类知识的最大宗，无法解决形上学争议；所使用的词语时常混淆不清，他们的争论因而是一笔各持已见但却没有交集的烂帐。
以人文科学为主的传统眼学鉴定古陶瓷是一种科学，有些人掌握得好，有些人掌握得不好，没有100%
的准确率。行家或专家，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对一件古陶瓷的认识程度上主观的决断占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也犯错。
科学技术是最客观的裁判，尤其在眼学发生争议的时候，古陶瓷的真假裁判权最终要由它来一锤定音。走眼学和科技相结合的道路，提倡的是在眼学过关的基础上由科技检测下结论，不是用其中一种的鉴定结果去否定另外一种。
科技检测引入文物鉴定的时间不长，热释光技术作为唯一一种绝对年代检测方法，在国际上普遍得到承认。上海博物馆热释光实验室虽然早已通过验收，但其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热释光实验室建成验收的过程是要经过考试的，通不过考试它就没有资格为人民服务，通过了考试就要相信它的作用。热释光的科学道理摆在那里，总剂量除以平均年剂量得出大致年份，总剂量越多说明吸收宇宙能量的时间越长，这些宇宙能量不只是一个X光，还有阿尔法，伽马，贝塔等等射线。如果要模拟出也就是造假，得建个大型工程物理实验室才行，那不是简单拿X光机照照就可以的。能通过检测一定是好事，有人说热释光可能会把真的毙掉，但绝对不会把假的说真，是有道理的。从事热释光鉴定工作的同志需要向大众普及这方面的知识，针对该们学科不足的地方完善调整。重复前面的观点：【概念性的元青花是具有独特传承风格工艺娴熟品种多样生产时间覆盖整个十四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民间瓷窑体系的产品】，这是对早期青花瓷的正确认识。延伸一下，那些过去人们看见过知道美的早期概念性元青花瓷器不断地被后朝模仿复制或则继承，到现在遗存下来一批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不到代的，不能当作元朝作品或者看成景德镇新仿品。
釉面成分比较方法目前看来问题很多，一些开门的赝品也得出与某些古陶瓷成分相符的报告，市面上到处能看见这些报告在为赝品鸣锣开道。这些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不完善或犯了错误要得到纠正，要进步。
热释光检测或釉面成分分析，这些是现代科学，是科技运用于古陶瓷鉴定的重要方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就一概否定而终止探索。英国牛津热释光检测和香港热释光检测结论等全球五大检测机构的报告可以作为法院的呈堂证供，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科技工作要踏实得多。
文博界要踏实，文博界引用的科技检测也要踏实，不能因为老大玩虚的，老二跟着来。那样做不仅让名声不好的文物鉴定界继续烂下去，还会败坏了科技的声誉，给科学摸黑！
作为民间人士，每一个收藏爱好者都应该清醒地看清楚形而上学的危害性，要清醒认识到推动个人崇拜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我们都要相信科学，要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这种观念。最终，让中国古陶瓷的鉴定由人文科学为主过渡到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把古陶瓷的发展历史细化量化数据化，是我们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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