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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对世界各国货币和平衡预算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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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26 发布在
&&&&&&&&&&&&&&&&&&&&&&&&&&&&&&对世界各国货币和平衡预算的立法建议 &&&&&&&&&&&&&&&&&&&&&&&&&&&&&&&&&&&&&&&&&& &&&&&&&&&&&&&&&&&&&&&&&&&&&&&&&&&&&&&&&&&& 娄人元对货币和平衡预算的理论支持&&&&&&&&&& 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 美国 大选结束，美国人民放弃了共和党的政策，选择了奥巴马连任。这说明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都想不劳而获，都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福利，好象政府能够创造福利似的。如果政府不能创造福利，那么这福利只能来源于税收和借债了，增发货币是另一种形式的收税。美国政府以跳下财政悬崖威胁议会，向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增加税收，提高国债上限。媒体指责本届议会是历史上最不作为的议会。难道说议会纵容政府为所欲为，乱花钱才是有作为吗？&&&&&& 欧债危机无解。如果欧元不放弃救市的功能必然崩溃。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富人税违宪。很多人为了避税放弃国籍，迁册公司。美国的表现形式是：联名请求脱离联邦。虽然美国有一个富人协会要求政府对他们增税，但这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很可能是政府的营销策略──为政府征收富人税提供合法性。富人有能力负税，不是政府征收富人税的合法性基础。&&&&&&&&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全世界所有的货币都朝着津巴布韦货币的方向发展。&&&&&&&&中国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问题更严重。货币的发行、财政赤字、国债象脱缰之马不受约束。总之，世界各国都竞相贬值货币、增加国债。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情愿减少政府开支。所有国家的人民（不管是民选国家还是专制独裁国家）都支持政府所谓的”救市”行为。很少有人考虑货币的稳定问题、国债的还本付息问题。国债好象不存在还不起的那一天。考虑这些问题的少数人好象都是傻逼。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制度缺陷已经凸现。货币和国债制度的缺陷是市场制度的两大缺陷。这两大缺陷被政府用来制造经济危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自私的。人类不劳而获的思想是自私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恶的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必须受到约束。政府不能利用这种“民意”制造经济危机。政治领导人不能利用这种民意来争取选票，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 货币和欺骗的产权&&&&市场经济的地位。&& 判断市场地位的理论标准是商品的定义。商品的定义是：在没有强制条件下，人们用来交换的被认可的产权所有权叫商品。（《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新加坡《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年第三期。这个定义还不是经济学教材中的定义，还没有被主流经济学认可。不过他欢迎所有经济学界的挑战。）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里必须指明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搞不清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一说“特殊”“特色”就昏了头。不知道特殊是包含还是包含于一般。直角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勾股定理是特殊定理，不管它如何特殊都超越不了三角形的概念，勾股定理超越不了余玄定理。特殊的商品还是商品，货币并没有超越商品这个概念的外延。它仅仅特殊在是一种产权所有权的符号，作为产权所有权的符号而存在。它是用来表示产权所有权的权值的。世界上的国家主权货币基本上都是法定货币。法定货币都带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根据商品的定义任何带有强制性货币的国家都不具有市场经济的地位。我不知道美国人民有没有不用美元的权利，也不知道人民币、英镑、卢布、马克等等货币能否在美国合法地流通。如果没有不用美元的权利，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在美国合法地流通，那么美国也不具有市场经济的地位。这是理论上的严格标准。国家主权货币的强制性超越了商品概念的外延，因此必须在宪法层面上排除。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有没有市场经济的地位要看它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而不是其它国家承认、给予其市场经济的地位，它就是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象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男人要看他是否符合男人的标准，而不是其他人承认、给予他男人的地位他就是男人。如果一个人既有女人的部分生殖器，又有男人的部分生殖器，既不能产生卵子，也不能产生精子，没有生育能力，不能给女人性福和幸福，仅仅穿一身男人的服装，非要别人承认他是男人不可，那不是指鹿为马，强人所难吗？就算别人违心地承认他是男人，本质上他还是个双性人。郎咸平在《骆家辉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一文中说：美国不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用印度的成本价格来评价中国是否倾销是不讲道理。这说明郎咸平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享受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但他仍然没有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骨质里仍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中国人，还得我在这里向他普及一下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没有强制条件，是指对人的强制，不包括对物的强制。比如杀猪卖肉时对猪的强制不算;奴隶主强迫奴隶种植棉花，然后奴隶主卖棉花算强制条件。奴隶主生产棉花的成本显然比资本家雇用自由人生产棉花的成本低。建同样一个电视机厂在印度要买地，买地要经过地主的同意；在中国要征地要强行拆迁，很显然印度的成本比中国高。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权利问题，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平等的契约地位。这是劳改产品、战俘产品，农奴产品不得进入市场的根本原因，因为劳改犯、战俘、农奴、工奴等没有完整的人格，也就是人权。国家主权货币的强制性剥夺了所有参与市场活动者的完整人格，让市场参与者失去了不使用国家主权货币的权利。任何一种商品的所有权的完整性都是由交换和不交换权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因此任何带有强制性的国家主权货币的产权所有权都是不完整的。这是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一种具有完整所有权的货币必须有交换和不交换权共同构成，也就是说使用这种货币的人有随时放弃不使用该货币的权利。&&&&&& 在《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一文中，作者对欺骗的产权存而不论，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没有考虑成熟，另一个是感到恐惧，恐惧得罪全人类。因为全人类（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不劳而获的思想。这是欺骗和被欺骗的根源。俗话说：不贪便宜不上当，就是这个意思。界定欺骗的产权，既得罪骗子又得罪被骗者。如果我说欺骗的产权归骗子所有，被骗者活该被骗，被骗者肯定恨我，骂我冷血。世界上所有的骗子都不承认自己是骗子，我说欺骗的产权归骗子所有，骗子不仅不会感激我，反而会恨我，因为这等于揭露了骗子。就算我不把欺骗的产权界定给骗子，被骗者也极少能讨回公正。假设有人曾经承诺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结果你发现自己处在拼爹时代，按需分配只是按分配者的需要分配，而不是按被分配者的需要分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骗了？骗了你又如何？你能讨回公道吗？如果你没有不劳而获的思想，你就不会相信按你的需要分配。当初你怎么没想到按需分配中有谁给谁分配的问题？怎么没想到有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之别？正是你不劳而获的思想蒙蔽了你。大多数人把自己的各种权利都交给分配者，各尽所能只能是获得权利的分配者的各尽所能。被分配者只能在拼爹时代怨天尤人。因此说被骗者活该被骗，被奴役活该被奴役。这是对不劳而获思想的有效而合理的惩罚。奥巴马政府为了连任承诺给选民各种各样的福利，政府哪来那么多财富给选民提供福利？我相信政府确实可以制造天上掉馅饼的事件，但这馅饼绝对不会无中生有，除了征税、印钞票、借债之外，也绝对不是奥巴马的政府官员自掏腰包。等到奥巴马任期结束，他拍屁股走人，留下的财政赤字、国债和通货膨胀之苦还得由选民自己来承担。这根本就是朝三暮四的把戏，花拳绣腿的功夫。忽悠选民的选票其实就这么简单！只要看透人类不劳而获的本性。看看今天的塞浦路斯十万欧元以上的银行账户都要缴纳40%的税，十万欧元以下的也要交6.7%的税。这不是抢劫是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不从宪法制度上根本解决美国的国债问题，谁能保证美国不会重演今天塞浦路斯的历史？欺骗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叫造价行为。造价行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行各业。张五常先生对古董市场的造价行为有精彩的描述，大意就是卖家和买家合谋造出一个高价，然后，卖家再把钱返还给买家……大街上的骗子用三张扑克牌骗人也必须有诱子配合激起周围人的不劳而获的心理；地产商雇人排队高价买房子；歌星雇人在演唱会上捧场，尖叫；网络水军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舆论引导等等都是造价行为。我没有证据证明美国的那个富人协会是美国政府的造价行为，但我想问那些富人一个问题：你们既然想把自己的钱贡献给政府，那就不声不响地把钱打到财政部的帐号上好了，我欢迎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宣扬呢？你们想得到什么呢？不是想绑架其它富人和你们一起多缴税吧？谁知道你们与政府有没有合谋，到时候再把税退还给你们？谷歌最高行政执行官要是相信你们这一套也就不会想法设法避税了，法国前总统要是相信你们这一套也就不会想到英国避税了。货币领域的造价行为就是印钞票增发货币推动物价上涨。&&&&&&&&农民把小麦存入面粉厂和世界各国把黄金存到美国是一回事。世界各国的政府并不比农民聪明多少，农民有受骗的可能，政府也有可能受骗。农民把小麦存入面粉厂的理由和政府把黄金存到美国的理由是一样的──图方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吃的面是用驴拉磨或人推磨，磨出的面。至今我还保留有少年时代光着屁股推磨的记忆。到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小型的打面机，面粉加工厂，石器时代才逐渐结束。农民自己把小麦洗好晒干，然后到加工厂交一定数量的加工费，加工成面粉。这样的面粉没有水分、没有防腐蚀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剂（硼灰）不过很容易坏，尤其是夏季。现在的面粉含有大量的水分、增白剂、增筋剂、防腐蚀剂。不过这不能全怪商家，因为消费者的习惯认为面粉越白越好，筋力越大口感越好。再后来出现了较大型的打面机，不再适合为每个农户单独加工面粉了。改为农民拿小麦换面，开始时是一次换一袋小麦的面粉，后来把一年的小麦一次拉到面粉厂，老板开个条子，什么时候吃面随时到面粉厂里领。存的小麦多了，老板发现可以利用农民的小麦赚钱，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农民领不到面的现象。面粉厂破产后，老板跑了，农民才发现受骗上当。世界各国存在美国的黄金，美国没有理由不动用，只要美国的金融家具备货币金融的基本常识。美国的金融家没有一个是走在大街上的老实人。德国要求检查自己的黄金，美国以安全为由拒绝。其实少数几个国家检查根本没用，美国可以临时调用其它国家的黄金充数，这就象总理检查粮库，地方官连夜调运其它地方的粮食入库一样，其实储备粮早就被地方官私下卖了。世界各国都把黄金存到美国相当于世界各国向美国授信。在这种授信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美国完全可以把这种信用转变为美元的信用。虽然美元脱离了金本位制，但黄金仍然是世界上的硬通货。私下动用世界各国的黄金作为美元暗中的锚是美联储的金融家们很容易想得到的方法。从理论上推测，美联储之所以敢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就是因为有世界各国的授信支持。当然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信不信由你。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其它货币跟风贬值实在是东施效颦！因为其它货币不具备这个条件。&&&&&&&&&& 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声称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把货币看成产权所有权的符号，那么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因为印刷货币就是印刷产权所有权的符号。央行把这所有权的符号投入市场，央行就有了对货币的所有权，这符号就有了所有权的灵魂。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商品收归己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都是这个央行的商品。整个国家的商品都是你央行的了，你央行还说不以盈利为目的，要是以盈利为目的又该如何呢？&&发行货币的盈利是世界上最大的盈利。国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货币的发行权纳入国家主权的范畴。从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史来看，货币的铸造，纸币的印刷并不是天生的就是国家主权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有其它更小的诸侯都有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都是地方货币，没听说周朝政府，周天子的货币是啥东西。假设周朝的中央政府有自己发行的货币，那么它和地方货币的汇率是如何定的？地方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如何定的？是否有类似外汇管理局的机构强制规定汇率？我没有相应的历史文献，希望货币史专家赐教为祷！下面引用一篇网上的转贴文章《中国古代的纸币为何会在明朝中叶消亡》转贴者是所说。原作者不详。笔者准备在收到第一个国家立法机构的付款后，向原作者支付3500元人民币的引文费。该文用历史事实说明了私人发行的纸币比政府发行的纸币信用等级高。支持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私人发行的纸币没有强制性，政府发行的纸币带有强制性；私人发行的纸币的所有权是完整的所有权；政府发行的纸币的所有权是不完整的所有权。这是私人纸币的信用高于政府纸币信用的根本原因。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禁止政府发行纸币，只要政府放弃货币的强制性，完善货币的所有权，让货币同时具有交换和不交换权。政府也是可以发行货币的。货币的不交换权决定着汇率和利率也就是货币的价值。只要货币的使用者有不使用货币的权利，完全可以给货币的发行者（包括政府）滥发货币的权利。&&&&&&&&&&&&&&&&&&&&&&&& 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理论是谬论&&&&&&&&当今世界正在流行的一种谬论就是货币贬值，适度通胀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出口。在这一谬论的鼓吹下，世界各国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对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说辞，哈耶克等不少思想家己经费了不少笔墨予以批评，我就不多费口舌了，这里重点说说有利于出口的谬论。这一谬论其实是劣币驱逐良币理论的延伸。哈耶克已经对格雷欣法则有所批判，指出了它存在的局限条件。哈耶克说：之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因为有一个强制规定的劣币和良币兑换的比率。无疑哈耶克找对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限条件。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局限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哈耶克虽然提出了取消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问题，但对货币本身他还没有从产权所有权的角度去思考。货币之间的比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价格背后隐藏的是定价权问题。定价权背后隐藏的是所有权问题。所有权背后是所有权的完整性问题。完整的所有权是由交换和不交换权共同构成的。抓住所有权的完整性问题才真正抓住劣币驱逐良币的本质。之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因为人民失去了不使用劣币的权利。这个表达方式比哈耶克的更完善。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得到验证：当美联储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美元的现象，如果情况非常严重，全世界都把美元卖了，美元都回到美联储的仓库，那么美元就成废纸了。如果美国立法规定一个固定的兑换率，或者规定全世界只准使用美元，那么贬值后的美元就可以畅行无阻了，可以驱逐良币了。幸亏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幸亏国家主权货币的强制性只能在国家主权边界的范围之内有效，这才使得货币之间存在竞争。通向世界统一货币之路就是通向奴役之路！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元的流动性最大，这是流行的说法，所谓的流动性最大本质上就是美元的所有权最完整。美元的持有者有随时抛售美元，不使用美元的权利。任何一种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都必须具有完整的所有权，都要有交换和不交换权。你害怕别人不用你的货币，那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别人还害怕你胡来呢。别人不用你货币的权利正好是约束你胡来的有效手段。你要求别人必须用你的货币，那别人就没办法制止你滥发货币了。说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也就等于说用劣币有利于出口。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另一个局限条件是你贬值别人不贬值，就你一个人聪明，别人都是傻瓜。要是别人看到你贬值也跟着贬值，你的有利于还存在吗？现实就是这样欧元为了救市贬值，美元跟着贬值。日元看到美元有可能贬值，抢在美元贬值前贬值。第三个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局限条件是国家主权货币的所有权不完整，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不使用该国货币的权利。当这个局限条件存在时，货币贬值有利于 出口的理论是成立的。我无法反驳。但我可以把这个理论的逻辑结构讲明确，让人们明白这是一个盗窃合法化的理论。这个理论让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事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盛行于全世界。新增货币的投放如果是同时平均分配，所有所的权值不变，所有权也不会转移或者说转移的正常方向不变。一个鸡蛋不管是用一元钱表示还是用1.5元表示，不管是用美元表示还是用人民币表示，所有权的权值不变，所有权的正常转移的方向也不变。在这种条件下，货币发行当局无利可图。无利可图的事货币发行当局是不做的。刘大生教授在他的《全球法律漏洞》中，提出了新增货币的所有权问题，主张平均分配新增货币。这是不可能的，必将遭到货币发行当局的坚决反对。想想看平均分配农民的粮食，平均分配房地产商的房子，农民和房地产商会不会反对？因此这根本就是乌托邦的想法。 把新增货币的所有权问题看成是全球法律的漏洞，全世界所有的货币发行者都会捂着嘴，偷着笑。因为他们明白根本不是什么漏洞，而是归他们所有，故意不说而已。新增货币的投放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所有者转移所有权。这是一个杀贫济富的过程，扩大贫富差距的过程。先投向北京各种商品的所有权先流向北京。投向广东各种商品的所有权流向广东，投向高铁流向高铁，投向张三流向张三，投向李四流向李四。投向美国流向美国。投向非洲流向非洲。假如我是货币发行者，我想向加拿大出口小麦，我通过印刷货币把农民生产的小麦变成我的小麦，然后我就可以用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把小麦出口到加拿大。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是指有利于我出口,而不是有利于商品（小麦）的生产者（农民）出口。货币贬值的过程是一个盗窃过程，他和大街上小偷的区别是小偷偷的是全部所有权，货币贬值是盗取部分所有权。小偷不能偷所有的人，只能偷一部分人，货币贬值对全体国民通吃。国际货币通吃全世界之外，还通吃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市场上一个苹果手机4千多元人民币，小偷三五百元就出售。我们可以不可以得出结论说盗窃有利于出口呢？如果说盗窃有利于出口，为何不把盗窃合法化？这不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吗？如果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理论是真理，如果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是真理，为什么宋徽宗大观元年发行的钱引、南宋发行的会子、大明通行宝钞、国民党的金圆券被驱逐了呢？这可是劣币被驱逐的历史事实啊！津巴布韦货币的贬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它的出口是否和它的贬值一样著名？伊朗的货币在一周内贬值了40%，它的出口是否在一周内增加了30%？有人可能会狡辩说，这个情况特殊，是西方国家禁运的结果。反过来推算，禁运导致出口减少，那它的币值该升值啊，怎么是贬值的事实呢？如果津巴布韦通过一项法律，美元和津巴布韦货币一样可以在津巴布韦流通，美国通过一项法律，津巴布韦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在美国流通，是津巴布韦货币驱逐美元呢，还是美元驱逐津巴布韦货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是谬论。劣币驱逐良币是谬论。&&&&&&&&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回来，推出了他的新发展经济学，主张建立超国家主权货币，运用超国家主权货币推行全球马歇尔计划。这看起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就象当初人们刚听说共产主义时一样让人跃跃欲试。可冷静地用逻辑思考一下，发现张五常先生对旧发展经济学批判的那句话同样适用于林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问题不重要都是谬论。林毅夫教授把发展经济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英超美。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计划经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波，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思潮发生改变，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实际推行效果比原来更加糟糕。按照那些理想模式推行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最终经济崩溃，陷入长期停滞，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20年”。相反中国经济获得3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当前的发展理论应当反思。为什么那些实施了“错误”政策的国家获得了成功，而遵守“正确”政策的国家反而一塌糊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发展理论没有真正了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因而需要由政府给予有效的引导和支持。第三波，林教授主张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在超国家主权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下，由政府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毅夫教授对第一波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泾渭分明，极力回避失败背后的产权问题。对第二波的“华盛顿共识”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林教授以偏概全仅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十年的统计数据来支持，苏联、东欧经济崩溃，陷入长期停滞的结论。众所周知，世行不仅是一个金融金融机构，而且是一个财经信息中心，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数据世行都有。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不会找不到东欧苏联从1990年到201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吧？我怎么听说东欧有几个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请林毅夫教授用世行的数据证明这是个谣言！林教授说当前的发展理论，没有了解真正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的过程。以林教授的这个标准来判断，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了吗？中国30年的增长是不是真正的增长？为何不提30年来产权结构的变迁？经济增长和产权结构的变迁不相干？从产权的角度看，比较优势战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根本不可行，也不可信。第一波的发展理论不考虑 产权问题，牺牲农民的利益，忽悠农民，大练钢铁，计划经济失败后，发展经济学家没有为他们的错误理论承担任何责任。林教授的第三波发展理论，把重工业换成基础设施，同样不考虑产权问题，同样是慷他人之概。不过这一次不是忽悠农民了，而是忽悠投资者──超国家主权货币发行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养老基金、主权债务基金等。发展经济学家应当明白，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标准并不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而是投资者的投资报告。因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对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负责，也不对投资项目的盈亏负责。只有投资者最终有权决定什么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超国家主权货币发行当局、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投资者。他们要为银行的本息安全负责。忽悠他们没有忽悠农民容易。世界银行要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没有比较优势，投资有可能收不回本息，林教授也只有卷铺盖卷儿回国的份。政府的投资计划可以计划农民口袋里的钱，但不可计划世界银行帐户上的钱。要得到世行的贷款就必须保证向世行还本付息，就必须得到世行的同意。这就是一个产权问题。亚非拉国家的政府当然欢迎林教授的理论了，因为这是帮他们忽悠发达国家的钱。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可行，到非洲各国投资基础设施，赚了钱自然是好事，亏了本就活该。如果到非洲洗钱，或行善另说。&&&&&&&&&& 林教授认为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财政平衡。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仔细想想它和计划经济时代所宣传的：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到那时我们的物资财富极大的丰富了，就可以按需分配了，有什么区别呢？200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如何？多长的时间才算长期？08年至今己经五年了，算不算长期，预算平衡了没有？如果在您所定义的所谓“长期”之前，资金链断裂了怎么办？一届政府的任期有的4年、有的5年、有的6年。因此说把长期的时间定义到超过一届政府的任期就值得怀疑，超过两届就不可信，如果连任的化。“长期”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忽悠人的，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数字。&&&&&&&&发展经济学只讲发展，根本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可分为正常的经济 危机和不正常的经济危机。正常的经济危机是市场 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不 正常的经济危机是政府一手制造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 发展和灭亡&&的时候，任何人 包括政府企图阻止或&& 消灭危机都是和自然规律相对抗。其结果必然是危机以更大规模地发生。这就是不正常的危机。发展经济学还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是一个非常良好的 有效的公平的惩罚机制，它惩罚那些做出错误市场决策的人和组织。政府“救市”是政府为做出错误决策的 人和组织买单，并且是用纳税人 的钱买单。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市场惩罚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人 ，是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而政府却要全体纳税人为他们承担 责任。市场的惩罚机制同时也是一个均贫富的机制。也就是说完善的市场机制具有均贫富的功能。但是这一功能被政府阻止了。政府的均贫富和市场的均贫富是有明显差别的：市场只均那些做出错误决策者的财富。政府均所有富人的财富。市场均贫富无腐败。政府为何喜欢替代市场均贫富？那是因为有利可图，看看现在的扶贫资金有多少真正进入了穷人的口袋？&&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机的必要性才想着去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各种管制，而管制的结果是造就更大规模的危机。&&&&&&&&林教授说：发展 中国家赚取到的美元在国内是不能流通的，只有变成中央银行的外汇 储备，兑换为本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中央银行如果将外汇存放在保险柜里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所以必然的结果是央行将 这些外汇拿去购买美国国债，或进行一些投资。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在国内流通呢？是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元不准在发展中国家流通吗？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喜欢，不要美元吗？如果不是那怪谁呢？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的法律规定美元不准在自己国家流通，修改一下法律不就可以了吗？按照WTO规则象普通商品一样给美元同样的国民待遇有何不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本币不搞货币贬值那一套，美国搞货币贬值那一套，难道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识好歹，用劣币驱逐良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剥夺自己人民的行为，等到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剥夺自己的时候才觉得不爽？想没想到你反对美国的理由和人民反对你的理由是一样的？只准你剥夺别人，不准别人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用这种说辞为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辩护，太那个了吧？&&&&&&&& 很多人看到美元的霸权，作为受害者既痛恨又羡慕。痛恨美元剥夺自己，羡慕美元的霸权利益非常巨大。可以剥夺全世界实在太诱人了！想着另立山头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就象中国的农民一样，作为受压迫者既痛恨皇帝的腐败，又羡慕皇帝的荣华富贵，于是揭竿而起自己当皇帝。国际货币体系是需要重构，美元的霸权是需要消除，但绝对不是复制一个更大的剥削者来替代美国。用一个皇帝替代另一个皇帝根本不是制度改革。林毅夫教授提出的超国家主权货币“纸黄金”我个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林教授说纸黄金具有黄金的特性。什么特性？语焉不详，是不是纸黄金可以熔化以后做计算机的 CPU？是不是稀缺性和黄金一样？是不是印刷成本和开金矿的成本差不多？是不是有99?99%的准备金？完全信用货币不就是完全没有信用的货币吗？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列法则发行，发行量按照经济的增长而增长。谁知道经济增长数据会不会造假？“同时保留各个国家自己的货币，以固定汇率和本国货币挂钩，使其拥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目前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贬值的弊病。" 这个纸黄金在哪里流通？和特别提款权一样只以借记方式流通吗？是在一个国家流通还是在所有国家流通？是强制流通还是自由流通？政府、企业、和个人有没有不使用纸黄金的权利？纸黄金和本国货币以固定汇率挂钩，这个汇率的确定权归谁所有？是由纸黄金的发行当局确定还是由主权国家确定？纸黄金是由一个国家发行还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发行？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货币，两种货币的汇率固定，是不是两种货币同时升值同时贬值？技术上如何做到同升同贬，如果做不到，必然会有劣币和良币之分。强制固定的汇率刚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充分条件，这必然导致两种货币不能长期共存的结果。谁驱逐谁取决于汇率的确定权归谁所有。汇率一固定，货币的优劣立马出现。如此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不可解的内在冲突，崩溃是必然的命运。如果人们发现纸黄金的发行当局以货币贬值的方式，大量印刷纸黄金用来推行全球马歇尔计划，在全世界到处修建基础 设施，在珠穆朗玛峰上建高铁，人们会马上卖空纸黄金，让纸黄金变成废纸。既想让纸黄金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又想用纸黄金推行全球马歇尔计划，除非那个国家的政府认为他们的财富是大风刮来的，否则不会把纸黄金当作储备货币！如果这个设想能够成立，津巴布韦货币和伊朗货币早就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了。国际货币必定是所有权完整的货币。因为国家主权的强制性鞭长莫及，一个国家的法律只能在他的主权范围内有效，所以它无法剥夺货币所有权的完整性。所有权不完整的货币不会成为国际货币，更不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既然如上所述，面对美元的霸权面对美元对全世界的剥夺，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办法不是没有，就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美国的市场 经济制度是有缺陷的，其中货币和财政制度是两个最重要的缺陷。如果我们抢在美国之前，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那么我们在制度上就首先超越了美国。在制度上超越美国我们就奠定了和美国一争高下的基础。把人民币打造成国际储备货币是完全可以的。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其它货币的国际化，共同对抗美元的霸权。其方法就是：把人民币排除在国家主权范畴以外，也就是缩小国家主权的范畴，以退为进。 人民币发行当局要旗帜鲜明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同时接受合理侵犯原则。人民币和其它货币的关系，遵守物权法中相邻 关系的原则。（请参考《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宪法和物权法》中的《相邻关系》部分内容。）取消人民币的强制性，使人民币的所有权变成完整的所有权。也就是让持有人民币的人有使用和不使用人民币的权利。允许包括津巴布韦货币在内的所有货币在中国境内自由流通，当然也包括港币和新台币。商品以何种货币标价由商家决定，汇率由持币者决定。林毅夫教授不是说货币不能贬值是弊病吗？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给货币发行者任意贬值的权利。有人可能会问，津巴布韦货币象垃圾一样，谁要啊？你认为它象垃圾一样，你当然有权不要，但你不能剥夺想要的人的权利。还会有人断定，允许美元在中国自由流通一定是卖国。到底是卖国呢，还是爱国呢？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讲清楚，不明白的人还可以继续发问。允许美元在中国自由流通，是扩大了美国人的权利，但同时中国人的权利也扩大了，中国人从没有用美元进行商品交换的权利到有用美元进行商品交换的权利，不是扩大了中国人的权利吗？国家主权的范畴是缩小了，但人民的权利扩大了。国家主权不仅剥夺了美元进入中国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中国人的权利。人们一定要明白国家主权的有效性不能超越国境线半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要走向世界，人民币要国际化，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缩小国家主权的范畴。固步自封剥夺中国人的权利，限制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是爱国是害国。扩大中国人的权利，扩大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是爱国。美元是可以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剥夺中国人的财富，但是中国人有不使用美元的权利，这一权利足以对抗美元的剥夺行为。有多种货币并存，我们才有权利选择贬值最小的货币，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怎么会是卖国呢？中国允许美元在中国自由流通，美国不允许人民币在美国自由流通，这公平吗？是不公平，但这正是人民币超越美元的秘诀！我担心的就是美国看到中国实行多种货币并存的自由政策后，马上也实行同样的政策。 这样的话，人民币和美元相比就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我举个相反的例子：美国允许中国在美国发行报纸，设立电视台。中国不允许美国在中国发行报纸设立电视台，也是不公平的吧？是不是中国赚了很大便宜？实际的结果是美国人有了解中国的权利，中国人没有了解美国的权利，美国人的权利因此而大于中国人的权利。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允许美元在中国自由流通，美国不允许人民币在美国流通，那么结果就是中国人的权利大于美国人的权利，人民币的所有权的完整性大于美元的所有权的完整性。人民币的信用就在制度上超越了美元的信用。人民币的信用一旦在制度上超越美元的信用，不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很难！20国集团中，只要有一个国家实行多种货币自由流通的政策，目前世界货币竞相贬值的局势就会逆转──由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转变为良币驱逐劣币的态势。我是中国人，爱自己的国人那是天生的本性。寻找机会和方法超越美国也是我的梦想。正是因为这，我才在本文开头设置了优先权，这个优先权在我心里是专门为中国设置的，我不希望这个优先权由美国来行使。我希望中国是第一个实行多种货币并存，利率和汇率自由，政府预算每一届或两届政府平衡一次的国家。希望中国用十年的时间奠定人民币超越美元的基础，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机会，获得先发优势。美元目前已经是最大完整性的货币了，如果再实行多种货币自由流通的政策，通过和政府任期一致的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那么美元的霸权地位就更加难以动摇。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亡国政策，那就让我把这个政策建议卖给其它国家吧，等其它国家因为实行我的建议衰亡后，中国就自然会成为全世界的老大！这说明我还是爱国的。要是所有的国家都认为这个建议是亡国的建议，算我倒霉，我认了。林毅夫教授反对多种货币相互竞争的制度安排。反对的理由是：竞争、自律的前提是国家经济运行健康。这根本就是因果倒置的理由。一个没有竞争，缺乏自律的央行，可以胡作非为，人民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永远不可能存在健康运行的经济。只有用竞争的方法淘汰那些胡作非为的货币，或者威胁淘汰那些想胡作非为的货币，经济才有可能健康运行。用国际金融炒家猎杀那些劣币，或威胁猎杀那些想贬值的货币。怕金融炒家唱空你，肯定是你心里有鬼，如果你放弃贬值的想法，给自己的货币下一个真实的锚，金融炒家唱空你，吃亏的是金融炒家而不是你。允许任何货币（当然假币除外）在中国流通，实质上是人民币对全世界的一种承诺，承诺人民币永不胡来，如果胡来，就愿意让市场淘汰，让金融炒家猎杀。只有这种承诺是可信的，其它任何承诺都不如这个承诺有效。当人民币做出这个承诺后，人民币就是世界上信用水平最高的货币了。想办法提高人民币的信用，到底是卖国，还是爱国呢？&&&&&&&& 美国的国债上限和中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中看不中用，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名存实亡，当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还在。美国的国债上限已经多次提高，奥巴马政府还在向国会施加压力提高国债上限。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央和地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国债上限是政府和国会讨价还价的筹码。18亿亩耕地指标是不是=5625000，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分配5625000亩？耕地多的省指标就该多？农业大省的人也多，教育部为何不把北大、清华的招生指标按人口比例分配？招生指标按耕地分配指标分配也行啊。如此分配耕地指标对农业大省公平吗？我家有三亩耕地，一年两季，小麦按每亩1100斤算，可收入3300斤。玉米按1200斤，可收入3600斤。都按1.2元每斤计算，可收入8280元。这还不算成本。去年我在北京海淀区、三星庄，中国农业银行北方数据中心工地做木工，工价是展开面积每平方米45元。结帐时，我们每天合392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在北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种地一年的收入。我现在做点工的工资是每天9个小时230元，加班另算。也差不多相当于种地一年的收入。我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省呢，长此以往，地区差距不是越来越大吗？所以说18亩耕地红线肯定阻碍农业大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人说茅老批评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是卖国。先把卖不卖，爱不爱国放在一边，农业大省的人应当首先爱自己的家乡，旗帜鲜明地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而不是靠挖自己的祖坟，增加耕地。靠挖自己的祖坟所增加的耕地对经济发展来说，那是杯水车薪！再说了祖坟是有限的，挖完后就不发展经济了？美国的国债上限同样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限制政府的行政能力充分发挥。如果奥巴马政府想干一番大事业，能够借到32万亿美元，并且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把所借债务还清，16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不就成了绊脚石？&&&&&&&&&&&&&&&&&&&&&&&&&&&&投票民主和市场民主的冲突&&&&&&&&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投票民主和市场民主的冲突现象。希腊人民用选票支持不减少开支，不降低福利的政党，但是又用市场的行为反对他们支持的政党──因害怕他们所选政党实行货币管制纷纷把本币换成欧元。既然人民选择了那个政党就要支持它，为何又用实际行动反对它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美国也是这样，用选票支持奥巴马连任，用抛售美元来反对他。塞浦路斯人既反对征收存款税，又希望欧洲央行救助。天下的好事想占完。这就是市场民主和选票民主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根源是交换角色的转换。人民在行使投票民主的权利时，是消费者的角色，是买家，在抛售美元，换欧元，反对征收存款税时，是投资者的角色，是卖家。俗话说买卖心不同。作为买方想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大的最好的商品，作为卖方想以最少的商品，卖出最高的价钱。当交易周期足够长，交易者“同时”既是买家又是卖家时，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为不一致，相互冲突。目前人类社会还没有解决这一冲突的制度安排。这是危机的根源所在。为了解决市场民主和投票民主的冲突。我们必须为它划定一个边界，让市场民主和投票民主互不侵犯。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笔者在《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中，用六种交换形式定义了市场的边界。那么民主投票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是不是民主投票可以向经济领域任意延伸呢？民主投票选择政府当然也选择政府的政策。执行政策的成本由税收、国债、铸币税来承担。税收、国债、货币本身也形成政策。政治家竞选时，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一般都提出诱人的收益，福利政策，对成本政策极少提及。收益政策和成本政策是相互冲突的，想得到无限大的收益、福利就必须支付无限大的成本。选民不能只想获得收益、福利，不考虑获得福利的成本。同样政治家不能只向选民承诺福利，不考虑给过福利后，留下的债务。从会计学的角度看，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无限责任政府，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国债，下一届政府无条件的承担，直到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为止，没有一届政府对危机负责。这就是说，无限责任政府就是无限不负责任的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制度安排纵容选民不劳而获的思想，允许政治家利用选民不劳而获的思想欺骗选民，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把无限责任制政府改造成有限责任制政府是解决国债问题，经济危机的根本之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最基本的会计准则。父债子还是无限责任制。无限责任制就是无限不负责任制。父亲可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把债务留给子孙。政府可以为所欲为，把烂摊子留给下届政府。谁借谁还是有限责任制。这一会计准则可以让一个人，一个企业，一届政府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有限责任制已经在企业层面上实现了，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制度，但是在政府层面还没有实现。如果有一个国家通过和政府任期一致的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制政府就诞生了。通过这一宪法修正案为投票民主和市场民主划定一条边界，这一边界既可以约束选民不劳而获的思想，又可以约束政治家利用选民不劳而获的思想欺骗选民，从而避免政府制造经济危机。&&&&&&&&&&&&&&&&&&&&修宪建议&&&&&&&&对宪法条文中规定有一切权利归人民所有的国家，由法院判决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剥夺公民使用和不使用某种货币的权利违宪。公民收回发行和不发行，使用和不使用货币任何货币的权利。任何具有完整人格的公民都有发行自己货币的权利，同时都有不使用任何一种货币的权利。禁止伪造任何货币。&&&&&&&&&&对君主制国家建议君主授权给自己的臣民发行货币的权利，允许其他国家的货币在自己国家自由流通。让自己的臣民选择使用和不使用哪种货币。禁止伪造货币。 &&&&&&&&&&对虚位君主制国家，建议由皇帝或国王授权，经议会通过授权给自己的臣民发行和不发行，使用和不使用货币的权利，允许其他国家的货币在本国自由流通。&&&&&&&& 建议WTO成员国把货币排除在国家主权的范畴外，相互给予货币国民待遇。&&&&&&&& 建议世界各国通过和政府任期一致的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任何一届政府在他任期结束前的一个工作日，原则上必须还清本届政府所欠国债。还不完的国债，下一届政府有权不还，要还的话，必须经议会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建议战争状态，紧急状态下的预算平衡，元首宣布的由政府负责，议会宣布的议会负责。主要参考文献：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 林毅夫《西潮东渐》娄人元《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娄人元《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宪法和物权法》娄人元《从经济学的两个公理看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娄熙在
21:46:25，lourenyuan&&写道：- 显示引用文字 -从Samsung Galaxy Note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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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3 &&
苹果宪草主张：只有遇到外敌入侵和严重自然灾害时，政府才能发行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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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49 &&
请你写序你还没有答应，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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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42 &&
因为不是法律漏洞，用漏洞这个词不妥。当然提出新增货币的所有权问题就是创新。我在本文对您的大作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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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58 &&
因为不是法律漏洞，用漏洞这个词不妥。当然提出新增货币的所有权问题就是创新。我在本文对您的大作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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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12 &&
他们不是窃喜，而是十分愤怒。所以，对我的帖子进行了长时间的围攻、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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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 &&
所以用漏洞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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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59 &&
　　雪珥 　　当中国宪政考察团从旧金山踏上美国本土的那一天开始，罗斯福总统所派出的特使，就开始全程陪同。 　　中国考察团对这位特使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并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大清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 　　他的名字叫做Jeremiah Whipple Jenks，有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中文名：精琪。 　　一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中国币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如今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为中国宪政考察团导航，正因为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识到了：宪政改革，并非务虚空谈，而涉及大量具体工作，其中，币制改革就是硬骨头。 　　铸币机上的问题解决不好，宪政就无从谈起…… 　　银子蒸发 　　困扰大清国、甚至到了致命程度的金融问题，有两个，一是银价的持续下跌，二是币制混乱。 　　银价长期下跌，开始于1873年。由于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宣布禁止银币的自由铸造，实际上废止了以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采用金本位制（因美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一变革到1900年才被国会正式确认）。大清国所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对遥远的中国造成了远比金融危机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实，西方人早就不爱银子了――他们更爱金子。银子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它的产量太大。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是，随着白银产量大幅增加，金银比价陷入混乱，扰乱了金融市场。英国率先在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跟进。 　　银子被废，身价狂跌，而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国，便成为接盘的下家，大量国际游资带着日益贬值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抢购各种商品、主要是原材料。1876年大清海关的报告指出：“欧洲银价的跌落及银两对英镑逐年贬值的结果，使商人觉得以进口货款购买中国土产运回，比购买银行汇票汇回本国更加有利。”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天津的外企数量，从1866年的15家迅速增长，到1890年就达到了47家。 　　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洋干部马士的记录，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价便走入了为期40年的下跌周期。以1873年的比价为基准，到1903年探底只剩36%。在这期间，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帝国，总资产被蒸发了2/3。 　　但是，大清政府对于这种基于国际金银汇率的巨大变化，却十分迟钝。1874年，沈葆桢为了对抗日本，从英商汇丰银行获得200万两“福建台防借款”，其条件就是“借银还金”。此后，以英镑、马克、法郎等为货币单位而“借银还金”的外债，逐步增多，银价持续贬值造成的“镑亏”（汇率损失）成为大清国的沉重负担，仅庚子赔款的“镑亏”每年就要支付1100万两白银。 　　当然，看到汇率风险的人还是有的。1877年，左宗棠受命到西北平叛，胡雪岩为他谋划引进外资贷款500万两。汇丰银行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借银还金”，年息一分（10%）。胡雪岩却以汇率风险不可测为理由，改从愿意“借银还银”的德国银行借款，但利息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毫（12.5%），比汇丰高出了十多倍，经手各人获益颇丰。 　　李鸿章1896年出访欧美诸国，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到处哭穷，请求各国同意大清国提高进口关税。大清帝国的进口关税，世界最低，仅为5%，而且还一律“照银计征”。1858年在英法刺刀下确定关税税率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但此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30年内白银几乎贬值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关税实际上只有2.5%，再度刷新世界(6.39,-0.04,-0.62%)最低纪录。大清帝国的关税税率，本是当年在列强武力下签订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也即所谓的“协定关税”。税率的任何修改，必须征得签约国的同意。李鸿章提出，希望将关税提高到10%，实际上，这依然是世界最低关税，只能补上镑亏而已。但还是遭到各国的婉拒。 　　1900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之后，世界上使用白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是中国，一是墨西哥。经墨西哥政府提议，中墨两国联合向美国发出了呼吁，请求美国为两国的币制改革提供帮助，美国因此成立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牵头协调国际社会，推进中墨两国废止银本位。 　　铜元救亡 　　此时，困扰大清国的，还有货币发行上的极大混乱。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要货币，一是银两、二是制钱（即所谓的“孔方兄”），分别用于大额与小额结算，但都存在计量不规范、铸造粗糙、使用繁琐的问题。 　　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7年引进西方的新式铸币机，轧制新式银元，并于1890年开始流通。他调任湖光总督后，又获准在湖广铸造和发行银元。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争取银元铸造的政策，却普遍存在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的问题，难以在辖区之外流通，即便在辖区之内，实际市场价值也低于“鹰洋”（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 　　各地为了多获得铸币的收益（硬币面值与铸造成本的差额），大量铸造面值二角的小银元――这种小银元的铸造收益高达10%，超过大银元的2%，这又造成了两种银元之间的比价混乱。因此，中央不得不开始考虑大规模铸造和发行铜币。 　　1900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 　　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 　　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袁世凯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接任直隶总督，首先面对的是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袁世凯稳定局面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直隶银元局，开铸铜元。1903年6月（农历五月），该局的1100万枚崭新的铜元，投向了直隶市场，成色整齐，形状划一，铸字清晰，在直隶的乱后维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 　　既得利益 　　如同银元一样，铸造铜元的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甚至支柱产业。而且，铜元的收益远远超过银元。 　　以面值“当十”的为主――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1两白银(23.69,-0.22,-0.92%)的官方牌价是100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1枚“当十”铜元，只需要熔化3.7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左右的毛利。 　　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成本更低，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又将成本推向新低。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 　　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铸币项目，“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为铸铜元之为务”。到1910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超过当时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7家铸币厂。 　　而银元铸造方面，虽然中央早在1899年6月就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的造币厂停止铸银，但随后，直隶的北洋造币局（直隶银元局前身）、两江的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福建造币局也获得许可，中央的“上有政策”，在地方诸侯的“下有对策”下失败。同样的努力，在1901年8月又尝试了一次，要求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同样归于失败。 　　1903年中央试图成立了“银钱总厂”，统一发行全国银元，却难以对各省的铸币厂下手，不了了之。 　　在地方势力的强大抵制下，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内最应统一的货币，却在大清国迟迟难以统一，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据梁启超统计，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申报》在1910年的估计更为惊人，说是全国共有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 　　1905年，也就是中央决心派团出国考察宪政，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年，铸币“大跃进”达到了顶点，全国共有铸币机846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1.87万吨，可生产铜元16.431亿枚，4亿中国人人均40枚。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1905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1910年则达到了175~180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年的“贴水风潮”惨剧。 　　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贴水风潮”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1905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统一铜元及银元的式样、成色和名称等。但是，中央最后仅仅统一了全国铸币厂的名称和工艺而已，却没能统一最为关键的货币发行权。 　　时人和后人不少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但是，其实质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都是残缺而功能不全的，一些中心城市因铜元过于集中而造成拥堵时，很多边远地区依然在饱受货币投放不足的烦恼。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都在同时流通，而且一个地方一个花样，大清国这样一个公认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 　　美国方案 　　作为中国方面邀请的金融专家，精琪于1904年初抵达中国，2月份向中方提交了币制改革方案《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备忘录》，建议立即导入金本位、聘用外国专家担任货币总监、筹备为维持新币金平价所需的金储备。 　　中央将这份备忘录发给省部级高干征求意见，精琪本人也亲自到各地听取意见，随后提交了一份修订稿《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考量》，并在北京与中国财政金融官员进行了密集讨论。 　　对于精琪修订后的方案，主管财政金融的官员们，多表示了肯定，商部侍郎顾肇新在次年（1905年）还上奏说：“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吊诡的是，那些并没有完全搞懂金融货币专业知识的地方官员们，以张之洞为代表，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张之洞所反对的，一是聘用外国人充当货币总监。其实精琪对此已经有了考量，设计了不少细节以防止中国的主权受损；而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从外界引进人才，否则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将成为空话；何况，英国人赫德担任了数十年的中国总税务司，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打工仔，他并未损害中国主权，还建立了一个在当时全世界都最为优秀、高效、廉洁的海关税收机构。 　　张之洞反对的第二点，在于银货的金平价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受制于翻译的水平和他本人的专业知识，他其实完全曲解了精琪方案的真实意思。 　　对于地方官员反对的真实意图，还是老外们更看得透彻。日，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中国货币改革》一文，指出张之洞对精琪方案的攻击，出于偏狭的国粹主义或者排外主义，并且提醒说，“在中国推行币制改革，事实上是向巨大的既得权益和腐败势力进行全面攻击”。该文估算，各省造币厂发行海量铜元，每年的铸造收益至少高达1800万两。 　　地方诸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中央权威沦丧无力控制大局，这正是导致金融改革失败、乃至整个晚清改革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精琪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全程陪同到访的中国宪政考察团，令中国国内有了种种揣测。 　　日的《大公报》发表《户部拟聘精琪》报道，说端方、戴鸿慈将建议政府聘请精琪为财政顾问，并对外人干涉中国财政表示了忧虑。 　　又有报刊对此进行了澄清反驳。5月20日的《南方报》，刊登《端戴两大臣请聘精琪事辨正》说：“精琪来迎系卢总统(即罗斯福总统)所拜，不过外交上照例接待之使者，并无他意，即精琪见面亦不过将命而已，并无有揽中国财政之意。” 　　而从总税务司赫德的书信记录看，考察团拟推荐精琪再度出任中国金融顾问之事，似乎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地方既得利益已经尾大不掉的情况下，聘任精琪之事，此后杳无音讯。 　　货币之乱，正是晚清改革疲软乏力的写照：利益集团已经掌控了改革的主导权，一币尚且难改，何况政改？ 　　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雪珥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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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58 &&
林毅夫是中国当今运气最好的经济学家！非常会揣摩上意！金砖四国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都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成果！APEC基本上是林毅夫的APEC。发展经济学好像又复兴！不知道这些个银行是按照市场的法则运行还是按政治的法则运行。但愿不是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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