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 陶希圣圣 出生地

梅思平_百度百科
梅思平(),浙江人,时期著名政客,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后考入政治系。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日被枪决。
梅思平生平经历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学士。
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
梅思平毕业后任上海编辑,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任江宁实验县县长时是因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身份充任的。梅思平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且有想法。1928年至1931年间,《新生命》杂志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紧随其后,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提出了不同的论点并每每与陶希圣论争。周佛海曾说,中国社会探究是《新生命》的特色,“这种研究在第一年中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论争的急先锋。”在这场论战中,梅思平则是主要力量之一,那时的他刚刚而立之年,可谓风华正茂。梅思平还是个好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现代丛书《万有文库》中的《中国革命史》一书,就是由梅思平编辑,校对的。
曾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1938年与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梅思平又随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方达成协议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会谈还安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对于成立汪精卫伪政权梅思平的心理也很矛盾,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日,《浙瓯日报》于显著位置刊载梅爱文的署名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将近800字,是梅思平在温州读书的13岁的女儿写的。 接着,《浙瓯日报》又连续3天刊出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鹤邻、鹤春与之脱离一切关系的《启事》,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这件事当时亦震动全国,各大报刊争相转载。梅思平临刑前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数十年后,有记者采访梅爱文,老人说:“那是特殊的时期,想法也很单纯。爱国第一,亲情第二,我的父亲做了对不起民族的事情,父女感情也就无从谈起。”
抗战期间,梅思平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日被枪决。
梅思平狱中自白
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一、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出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汪先生自称)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己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争[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而我等在此覥颜厚面与骄敌相周旋,日夜以和平之说羁糜之。即其不信,使其怀疑,亦足以挫其锐气。但我等又不能以通电、宣言等空文搪塞,必须有所组织,以和平救国为号召,然后可以与敌人作一、二年甚或三、五年之周旋。如能延宕数年,使后方可以稍资休息,即使国际形势无变化,而后方自力之增强,亦可以作长期之抵抗。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末可知。
二、从人民之利益言之:沦陷区域如一任敌人之蹂躏、而无中国政府之保护,则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而转为日军作伥而贼害良民者,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如果集合各方之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之政府,以统一沦陷区之行政,使沦陷区之人民不受敌人军政之压迫,则关系国家之元气,诚非细小。我等固知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受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之交涉,然较之一任敌人之宰割者当较胜一筹。且既有政府,则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则亦未始非人民所愿望。
三、至于共产党问题,我(汪先生自称)确信抗战愈久,则共产党之力量愈强,此在抗战中为无可奈何之事实。在后方区域,中央势力所及,自有控制之方法。至在沦陷区域,则中央势力既已不及敌人,所占者为点及线,其顶必尽为共产党所占据。人民既无所领导,尤易为共党威迫、利诱所胁持。深恐数年之后敌人虽然败退,而沦陷区内共产党之势力则不易铲除,其恶毒或且视敌人为尤甚。我等今日如能在沦陷区恢复国民党之统治、恢复国民党之组织,仍以三民主义领导人民思想,则沦陷区人民必能仍集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恢复并保存其民族意识,则共产党势力蔓延必可制止其大半。且今日后方同志反共工作甚为困难,盖既为联合抗战,当然不能明白反共。我等则无此拘束,且正可利用敌人“共同防共”之口号,使敌人与共党互相牵制。我等如能运用得法,亦可于此夹缝中,在沦陷区内建树若干分之力量,将来自可与后方同志相结合。今日后方同志所不能做之工作,我等正可优为之,或且为战后工作奠一部分之基础。至于成绩如何,固视吾人能力转移。故欲在沦陷区内展张反共工作,则又非恢复国民党及组织国民政府不可。
四、再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之国内外环境下,抗战之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之身败名裂而己,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也。即政府成立之后,不得已或须与敌人签订若干不利之条约,但抗战如果胜利,则此等条约当然无效。反之,万一抗战失败,则吾人已先在南京成立政府,或可利用轴心国际之牵制,使日本对中国之束缚稍为减轻,或可利用若干比较优良之既成事实,使战败之负担不至过于严酷。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
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因此,即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以府。所取之政策如下:①恢复国民党之党治系统,惟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参加中政会及政府各院部。②恢复国民党之组织及三民主义之宣言。③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当时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④正式宣布反共政策。⑤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进而与德、意等轴心国建立外交关系。⑥内政方面恢复独立行政,辙废日本之军政。汪先生本此政纲,即于二十八年底经日本驻华代表影佐祯昭等与日本军政当局往返磋商,经过无数波折,日本方得同意以上各项之政纲。又与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商谈合并办法,最后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青岛会谈,决定于是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方式,成立沦陷区统一之政府。
企业信用信息先秦时期男女皆有名和字:出生后取名 成年时取字
  通过一部电视剧《传》能长不少历史知识。虽然观众已知“芈”的正确读法(“芈”,音“mǐ”),可是对于这些战国中期人物的称呼方式,历史学者有话要说。  日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指出,“剧中,、赵侯雍……这些称呼和它们出现的场合,并不是严谨的先秦风格”。  自时代至,人类在繁衍与文明的发展中建立了家族与血统的观念,对它们的重视就体现在“姓”与“氏”上。历史上,姓“嬴”(音“yín”)、名“驷”(音“sì”)。但今人“姓与名”结合的称呼方式,可不能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空间里手拈来。  “虽说发展到战国末期,因为家族社会的逐渐解体,庶人阶层已开始模糊‘姓’与‘氏’的使用,但在高级贵族阶层中依然严格恪守着界限。”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董珊说。其实,被误称的何止是秦惠文王,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被称为“”,被称作“”,其实都是一种误称。  还原先秦有规律:女称“姓”男称“氏”  姓氏使用,先秦“有别”。姓的诞生目前最早可溯之西周,它的产生是为了避免同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音“fán”)。”说的就是古人极为警惕同姓结合、重视后嗣繁衍这件事儿。西周之前,人类的聚居范围还十分有限。但随着人口的逐渐膨胀、迁徙,“姓”诞生了。它发挥出标明聚居人群来源、区别家族的实际功能。  从史料来看,先秦女子多用“姓”来称呼,正因为它与婚姻息息相关。电视剧中的“芈月”“”在历史上是来自楚国公族的少女。“芈”姓就是楚国公族的代表姓氏之一。  上古至春秋,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姚、妫(音“guī”)、姒(音“sì”)、子、姬、姜、嬴、风、己、任、羋、祁、妘(音“yún”)、姞(音“jí”)、漆、归、偃(音“yǎn”)、允、曹、董、曼、隗(音“wěi”或“kuí”),共22个姓。其中多个姓为女字旁,反映了姓的母系社会起源。先秦贵族们坐的车上就常的标志,以彰显各自的家族身份。  先有姓而后。与所不同的是,“氏一再传而可变”。通俗地说,氏就是细分后的姓。早期家族社会,同一家庭里也是等级森严的。先秦贵族男子一般以氏来称呼,以示尊卑贵贱。  然而,随着分封制的瓦解与此后郡县制的产生,个人逐渐取代家族与国家发生关系。家族符号的重要性逐渐没落,姓与氏的独特涵义渐渐模糊起来。秦始皇之所以被误称许久,也正肇始于此。  郭永秉告诉记者,“嬴政”这个称呼最早在《法言》里已经出现,这是汉代人已经不熟悉先、氏之别的结果。  《》里记载,“始皇及生,名为政,氏”“卒,秦王赵政立”。北大汉简里有一篇《赵政书》,也可从侧面证明秦始皇其实叫做“赵政”,或者“秦政”“秦王政”。  “秦宫里的公子们,由来自不同诸侯国的女子所生。为了从宫廷内部对她们所生的孩子进行区分,经常会以母氏而氏,”秦始皇‘赵政’之称由此而来,董珊说,“她的母亲不是赵国贵族,氏虽不可考,但秦异人是在赵国遇见她,便以赵相称。”  “姓、氏、名、字”皆关乎礼  从汉代流传至今的误称已然成为一种“俗称”,今天的人们虽然没有必要锱铢必较、推倒重来,但学者认为,认识其中的区别还是很有必要。现代人对古代“姓、氏、名、字”其实很陌生。它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源头,与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对于影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品来说,若想要还原一个精致的战国,需要做好更加深厚、用心的历史功课。  回到《》中,秦始皇的祖辈——秦惠文王实则也不该称作“嬴驷”。尤需一提的是,秦惠文王的字“驷”,古人就曾认错。  据前些年发现的秦惠文王祷病玉版铭文,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驷”字实际上是“骃”字(音“yīn”),因为写法与“驷”太过相近,古人在传抄刊刻时发生了错误。因此,秦惠文王被称为“秦骃”才是正确的。  “秦骃这种称呼方式其实是一种‘对称’”,董珊告诉记者,作为古人对“礼”重视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称呼”的使用非常复杂。发生在“国际外交”“宫廷生活”“君臣对话”等不同场合中,同一人往往有不同的称呼方式。其实,现代社会也未尝不是如此。仅仅翻看先秦典籍《左传》中涉及的人物称谓,就足以令不少非专业人士大呼头疼了。但这也并非说,其中的丰富性无法展现。“有不少描绘同时代的影视剧作品有较为成熟的示范。关键在于,如何为观众铺设好认知的通道。”董珊说。  电视剧《芈月传》里,楚王与大夫、谋臣们在议事中张口闭口称呼秦惠文王“嬴驷”,其实不符合楚王的身份。类似的,秦惠文王在朝廷会议上谈到赵武灵王时,称他为“赵侯雍”也不妥。  史料记载,的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赵武灵王八年,虽发生过“五国相王”的轶事,楚国、越国及魏国借此僭越称王。然而赵武灵王却最终表示了他不称王的心意,“无其名,敢处其名耶?”这段历史可见于《史记》的记载。因此在“正式场合”中,秦惠文王称他为“赵侯”最合适。而若是赵国人,称呼他们的君主,用“赵君”则比较妥帖。  先秦时期,男女皆有名和字。一般说来,出生后取名,成年时取字。女子未出嫁时,以伯、孟、仲、叔、季、少等序称加上姓来称呼。在此基础上也可加名、加字。例如史书中有个著名的公主、楚平王的女儿“季羋畀我”,季表明她的排行,羋是楚国公族姓氏之一,“畀我”是她的字(“畀”,音“bì”)。若是同姓少女共事一夫,史书中不乏出现类似的情况,女名往往以“大”“小”“长”“少”来区别,例如齐国曾有“长卫姬”“少卫姬”。秦惠文王可以称两位“芈姓”嫔妾为“大芈”“小芈”,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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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明星索引:简介/吕振羽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末至1937年﹐受委派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起﹐在统治区进行革命活动。皖南事变后﹐转战敌后﹐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学习秘书。解放战争中﹐任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主任﹑中共安东省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顾问等。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吕振羽
初期吕振羽中国历史学家。日(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诞生于武冈(今邵阳县)。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笔名、正于、曾与。出身世代农家,他怀"工业救国"志,入湖南大学,攻电机工程。1926年夏毕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抵北平,系统地学习,尤精研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规律与特点,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继发表了《的趋势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条路线》、《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等论文。于1932年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与《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皆被当局列为禁书。后入中国大学任专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兼任民国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朝阳大学的殖民地问题等课程,有"红色教授"之誉。抗日时期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6月至1937年6月,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他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中全部神话传说性记载,系统地论证了殷以前为中国史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提出殷代是奴隶制阶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论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还提出了殷代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探讨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确认它发生于明末和鸦片战争之前。"七七"事变后,他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总结了3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批评和论述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史研究方面的问题。他这批文章后辑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出版。所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中国民族简史》问世,这是运用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重要著作。同年,完成《简明中国通史》下册,连同上册一并出版。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此外还担任中央高级党校兼任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一些重要刊物的编委等;陆续撰写了有关史学理论建设的大量论文,部分辑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吕振羽史论选集》。1963年,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但坚持史学研究,写下了二十万言的《史学评论》和三千首诗词(辑为《学吟集初草》)。""中他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身致重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日,突发,在逝世。
主要著作/吕振羽
吕振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拓荒者之一。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50年﹐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艰苦的探讨﹐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生平著述很多﹐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书行世。
贡献/吕振羽
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建设》杂志刊载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20年代末时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连写出5篇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传出“鸡鸣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开出路径。“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后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第二个10年,在已经开出的草径上,经过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已经形成。最先追随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的是吕振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而郭沫若只身一人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0页,三联书店,1962)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两个方面吕振羽艰难地从事着两个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170页,新知书店,1947)具体划分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著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0年的时间,在郭沫若开出的“草径”上,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混乱与资料混沌。其中,吕振羽以其三部论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铺下了不可缺少的坚实路石。第三个10年第三个1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有关学习历史遗产、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近百年来社会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内被认为是带指导性的原则,为此,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1941年,吕振羽最先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8年出版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写法与历来的通史“颇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在我国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提出的编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着积极作用。差不多同时,范文澜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体编写的基础上独自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五代以前)、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体系。《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简编》代表了40年代中国通史的最高水平,并为此后的中国通史编写奠定了基础。中国史纲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座《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问题,自吕振羽步入社会史论战以来,就一直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专有《远古中国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编纂《简明中国通史》特别强调的三点中有一点是“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民主建国前夕,民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吕振羽从两个方面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民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二是“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中国民族简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马转战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理论写成《中国民族简史》专著,考察和论述了汉、满、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所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40年代末又一个10年的历程,到40年代末,吕振羽以其《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推出的各领风骚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代表着历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40年代刚刚过去,便可以看到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新感受。齐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之后,高度评价了吕振羽和范文澜的成就,认为“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胡厚宣在回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史学发展时认为,这30年间的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他强调“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问题》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0)这确实反映了30年间唯物史观派逐渐成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实际!艰难曲折吕振羽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吕振羽在这一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品格。吕振羽是在社会史论战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终关注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捕捉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错误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他历史研究中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紧密结合,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吕振羽的论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宽泛,涉及经济史、社会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学史、革命史、农民战争史等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专门的论著出版。值相统一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相统一,使吕振羽的论著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富于科学的品格。吕振羽的论著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友斗争反映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论争,其中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战线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斗争”,一方面是“自己阵营内的‘争鸣’”,因此在理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在史料运用上必须谨严、科学。考察殷周社会问题时,吕振羽没有套用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而是从恩格斯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一句话中得到“极重要的暗示”,结合对殷代青铜器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认为:“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图书资料在史料的运用上,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征引的图书资料总数不下11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尽量搜罗齐全。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人生道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郭沫若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时代大潮前面。、侯外庐侧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的建立。吕振羽、翦伯赞结识最早,都富于理论风格,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方面建树颇多,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如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上,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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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专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即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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