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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经营西藏与避暑山庄
23:07:46 来源：避暑山庄博物馆
　　 清朝初年，西藏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考察西藏政局，应把它放在清朝经营北边、西北、西藏更大的范围之中。清初西藏政局之所以动荡，和西北蒙古的局势有密切的关系。明朝末年，西藏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遭受迫害，四世班掸与五世达赖定计招引游牧于青海的厄鲁特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崇帧十五年(1642年)，顾实汗率兵入藏，大力扶植黄教，镇压了各地的反抗。以后他的子孙达颜汗、达赖汗、拉藏汗相继控制西藏达七十余年。以外来势力凭借武力统治西藏，难免与当地势力发生矛盾，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终于兵戌相见，杀桑结嘉措，废去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一六世达赖。清政府当时鞭长莫及，只好顺其所请，救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大将策零敦多布率精兵六千入藏，杀拉藏汗，囚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对拉萨进行了残暴的洗劫。意大利耶酥会传教士德斯得利，年正在拉萨，他目睹了准噶尔军队的暴行。他在《西藏纪事》中写道：&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连同伙的家也不放过，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他们还不满足，再三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加以污辱和毒打，或绑吊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①甚至对被视为圣地的布达拉宫，也进行了洗劫，&挞靶人洗劫了布达拉宫，无数的金银珠宝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对达赖喇嘛的私人卧室、该宫的重要佛堂和各法座，洗劫特别彻底，只有目击者才能估计到这些战利品的价值。&②
　　 准噶尔的侵入西藏，不仅造成了西藏的灾难，而且加深了国家分裂的危机，这是清政府所绝不能容忍的。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说：&中间策妄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井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掸，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法，实则灭之。且欲窃据土伯特国&。③于是决意用兵。康熙五十七年，命西安将军额伦特等统兵入藏，至喀喇乌苏为准兵所败，全军覆没。次年，复谋大举，以皇十四子允礻题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调兵集饷，两路出师，大败准兵，策零敦多布率残部逃回伊犁。乃命拉藏汗旧属康济鼎总理藏政。到了雍正五年，复有阿尔布巴之乱，康济鼎被杀，纷乱将及一载。世宗复派兵入藏，并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藏(此为驻藏大臣之始)，以颇罗鼎总理藏务。
　　 综而观之，清朝初年西藏政局所以动乱频仍，主要是由于：1.厄鲁特蒙古的介入，使西藏长期不得安宁。蒙古各部信奉黄教，而西藏是黄教宗主所在，谁控制了西藏，谁就可以利用黄教在蒙古各部中间的影响，获得重大的政治利益。而西藏内部不同教派，不同集团，也往往挟蒙古武力，以加强在政治斗争、宗教斗争中的地位。内外勾结，造成了长期的动乱；2.西藏各教派、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3，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有名无实，藏内日常政务的处理，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军队、边防的管理，关系重大的大活佛转世等宗教事务，几乎都无法过问，雍正年间设立了驻藏大臣，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乾隆即位之初，西藏虽然获得暂时安定，但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西藏管理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摆在乾隆面前的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乾隆对西藏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他在位的六十年中，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极其细心地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做办不到的事情。他又极其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旦时机到来，立刻抓住不放，果断处理。细心、耐心、果断，成为乾隆处理西藏问题的特点。这和他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始终明确的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乾隆十五年十月，西藏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以后，他就说过；&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有亏尺寸。④五十三年发生廓尔喀侵入西藏事件后，他又说：&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沾?化百有余年&。⑤因此，不管是珠尔墨特之妄图割地自专还是后来廓尔喀之入侵西藏，都是乾隆所绝不允许的。当时的一些臣僚并不这样认识，仍把西藏视为&外夷&，把西藏的使者目为&夷使&，这使乾隆甚为恼火。乾隆五十二年，他特地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巴延三奏报前藏达赖喇嘛遣使过境日期一折，内称'夷使'字样，甚属谬错。国家中外一家，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糜，犹以外夷目之者可比，自应以来使堪布书写为是，乃一任庸劣幕友混行填写夷使字样，率尔具奏。巴延三于此等陈奏事件全不留心寓目，何至糊涂若此!著传旨严行申饬&。⑥＂夷使&与&来使&仅一字之差，乾隆不惜详示训斥，只因此字关系重大。乾隆要全体臣僚明白，与西藏的关系，乃是国家内部的关系。正因为乾隆有这样明确坚定的认识，故他方能贯彻始终、坚持不懈，他不允许任何侵犯西藏或藏内不服从中央意旨的事件发生。一旦发生，在当时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乾隆必定要做出强烈的反应。而且作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善于抓住时机，改变局势，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动乱问题，就成为必有之笔。
　　 乾隆所以重视西藏，还因为西藏所处的特殊地位，在统一、巩固北方和西北的巨大作用。因为西藏黄教为众蒙古所信奉，西藏是黄教两大领袖达赖和班掸驻锡之地，处理好西藏问题，特别是处理好同达赖、班掸的关系，对于国家的安危关系甚大，他-再强调：&藏地关系甚要&，⑦＂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⑧他所以不厌其烦再三宣示，就是要他的臣僚们能够秉承他的意旨，妥善处理西藏问题。
　　 乾隆初年，青海和硕特部干预西藏政局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但准噶尔干涉西藏事务的危险却仍然存在。对此，乾隆给予了高度重视，极力隔阻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乾隆八年和十二年，准噶尔两次派人赴藏&熬荼&(礼佛布施)，乾隆限定人数(初定一百后定三百)，派官兵护送(实际上就是监视)，连到藏后至各庙行礼布施也要派官兵陪同，不许准噶尔之人单独接触，即使引起准噶尔的不满和抗议也在所不惜。乾隆又多次拒绝准噶尔派人赴藏聘请喇嘛的请求，只许准噶尔派人来京向西藏喇嘛学习。又拒绝准噶尔派人赴藏向达赖喇嘛请安。目的就是要隔绝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对准噶尔的动态时刻留心，极为敏感，有几次听到准噶尔有所动作的风声(实际上并无其事)，即命令驻藏大臣密切防备，如有危险，即将达赖和班禅移至安全地区安置。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其主要罪状之一点，即他曾派人潜通准噶尔，称准噶尔台吉为汗，请求其派兵声援。实际上这一次勾结准噶尔并未成为事实，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派遣的人到达准噶尔时，准部正在内江，原信及礼物带回，被驻藏大臣班第查获，报告了乾隆。时珠尔墨特本人早巳被傅清、拉布敦诱杀，其妻孥本已有命送北京处理，乾隆接获此报告，即以其逆迹巴彰，按叛逆罪将其家属就地处决。可见乾隆视藏内之人勾通难噶尔为最严重的罪行，其防范准噶尔扰乱西藏政局之心，也于此时见。幸好当时准噶尔内部变乱频仍，已无力侵扰西藏。达瓦齐袭杀喇嘛达尔扎，杜尔伯特三车凌内附，接着阿睦尔撤纳内附，乾隆二十年两路出兵伊犁，二十二年复平定阿睦尔撤纳之乱。至此，准噶尔扰乱西藏的危险最终解除。《清史稿》上有一句话是对的，&(乾隆)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⑨
　　 扰乱西藏政局的外部危险已经解除，但对西藏的管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正是乾隆所要着力彻底整顿的。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说明西藏管理制度上存在不容忽视的重大缺陷，这次事变，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害，是坏事，但也给乾隆一个机会，英伟之主与平庸之辈的区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抓住时势所造成的机会，果断地采取行动，使事态向有利方面变化。珠尔墨特事件发生不久，乾隆即&渝军机大臣等：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10因此，他命令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筹划善后，-加派侍郎兆惠协助，使与驻藏大臣班第、那木扎勒熟商详议。他在总结珠尔墨特事件的教训时，最注意的一点，即珠尔墨特之所以&凶悖肆恶，恣行无忌，本国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祸&。11又在偷达赖喇嘛等中说：&由今观之，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是乃联所加思永辑藏地亿众生灵之要道也&。12必须&多立头人分杀其势＂，＂众建以分其势＂，废除藏王制度，他坚决否定达赖喇嘛再立藏王的请求，＂若加达赖喇嘛所秦，即将班第达立为藏王，将来又成一颇罗鼐，日后伊子又思世袭，专据其地，转滋事端＂。13权力专一，缺乏制约机制，是造成藏内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分散权力，互相制约，使其不能据地自雄，为所欲为。以后，策楞等人拟定的《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立噶隆(或作噶卜伦)四人，三俗一僧，就贯彻了乾隆的这一思想。策楞等议定的章程，还对其他一些管理制度作了规定，如各处管理地方的牒巴(即第巴，或作第司、第悉)，规定由噶隆禀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补放，其草失治罪，也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处理。凡重大折奏事体并驿站紧要事件，亦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达木蒙古八旗归驻藏大臣统辖。这个章程，主要是就地方官员的任免和管理方面做了若干规定，其余边防、财政、军队、宗教事务、驻藏大臣的地位等均未涉及，从根本上来看，没有完全达到策楞所奏而经乾隆确认的原则即：＂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指驻藏大臣)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的原则，主要的缺陷是钦差能够操纵的事权太小，方面太少。而达赖喇嘛管理藏政，形成政教合一，对后代产生严重影响，则是乾隆君臣始料所不及的。这在以后事态发展中将会暴露出来。这个章程，草拟时间仓促，筹虑未周，(兆惠于章程上奏后即行回程，受到乾隆申诉。)乾隆不满意的一点是没有关于台站管理的具体规定，这也是他从珠尔墨特事件中总结出来的另一个教训，他说：＂即如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14他曾多次垂询，表示关注。在章程已定之后，他还命军机处将此事存记，待一二年后有机会时再行提出。乾隆处理西藏问题，可谓心细如发。
　　 西藏管理制度的最终完善，是到了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事件之后。廓尔喀事件暴露了西藏地区在边防、贸易、财政、军事等事项管理上的漏洞。五十四年以后，鄂辉等曾陆续草拟一些章程以图补救，无非就事论事，未能高赡远瞩，彻底解决藏内问题，福康安进击廓尔喀的过程中，乾隆即不断发出有关西藏管理制度方面的指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即指出：&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15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原则，大至金奔巴瓶的设置、驻藏大臣的地位权限，小至西藏铸币的式样和文字，陆续逐条指示。五十七年九月，又命藏内善后事宜，专交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四人会商妥办，&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16同年十一月又渝：&此系极好机会，皆赖上天所赐，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涵除，一切事权归驻藏大臣管理，侮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17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章程》二十九条，充分反映了乾隆的思想，只有到了这时，西藏管理制度才完备起来，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制度化，藏内各项事务也有章可循，为藏内的安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清朝政府通过驻藏大臣进行对西藏的治理，这和新疆地区、蒙古地区管理体制都不一样。但驻藏大臣的职权，开始时很不明确，雍正时称为&前往西藏办事&，18或称&差往达赖喇嘛处&，19并没有具体的职掌。乾隆初年，从他的谕旨来看也还是含混不清。乾隆八年三月渝：&所以命大臣驻藏办事者，原为照看达赖喇嘛，镇抚土伯特人众，遇有应行办理及工颇罗鼎请示事件，自应按理裁处&20。乾隆十一年五月，对驻藏办事副都统傅清有一道谕旨称：&况令伊驻藏，原于照料之中，寓以防守之意&，又命傅恒寄信与博清，说明&所以令伊驻藏办事者，一则为照料地方，再则为欲知彼处情形消息&。21至于何事必须请示，何事归驻藏大臣办理，并无明文规定。实际上，乾隆初年以前的驻藏大臣，只能起观察员、联络员的作用，根本无法左右西藏政局。但从上引乾隆的谕旨中，却可以看出他逐渐加强驻藏大臣作用的意图。颇罗鼎死后，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藏王，乾隆即以其年少不更事为由，命令驻藏大臣注意控制。乾隆十三年，他在一道申斥驻藏大臣索拜的渝旨中说：&联派大臣驻藏，特为藏地距京遥远，一切事宜俾得就近妥协办理，&&其有应指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者，悉心指示，俾得遵循&。22明显地体现了乾隆借机加强驻藏大臣权力和作用的意图。但是，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没有管理权限的规定，这意图是不能实现的。接替索拜任驻藏大臣的纪山，没有贯彻乾隆的这一意图，反而受其愚弄。珠尔墨特事件发生后，乾隆即指示：&将来藏地仍留驻官兵，塘汛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惧应归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23策楞等拟定的善后章程，规定了驻藏大臣的一些具体权限，这才使驻藏大臣处理西藏行政事务，有章可循。但如上述，这个章程极不完善，驻藏大臣的权限，仍然有限，在现实政治上所能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制度上的缺陷限制了骏藏大臣的作用，但乾隆对驻藏大臣的要求却是很高的，他曾经说过：&(驻藏大臣)平时贵识力镇静、坚定不移，临时贵果决勇往，＂迎机应变＂。驻藏大臣一直由满族人和少数的蒙族人担任，而且都是从武职或曾任武职大员中熟悉西藏情况的人中(有的还懂藏语)挑选，挑选不可谓不严，但能让乾隆满意的极少，除了博清、拉布敦之能&迎机应变&，密计行险外，他对和琳也很满意。其余大多数都被他视为中材。&所有轮班驻藏大臣，亦不过简用持重谨慎中材&，更有甚者，&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24竟是一些混日子等候更代的庸材了。制度上的不完备和驻藏大臣个人识见能力的状况，势必使管理西藏事务出现大权旁落的局面。&向来藏中大小事务，均由噶布伦四人办理，而骏藏大臣，并不预闻，毫无管柬，殊非整伤之道&。25廓尔喀事件中，噶布伦个人私许银赎地，并未明白告知驻藏大臣，以致以后酿成再次侵扰后藏之事，不得不派大军征讨，这事给乾隆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的谕旨中既指出：&其许银赎地一节，亦未先行关白，而驻藏大臣等虽有所闻，亦佯为不知，此即噶布伦等专擅之明验也。鄂辉、和琳等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掸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既系属员，诸事自须察命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26这是乾隆积几十年的经验，对驻藏大臣应该享有的权力和地位最明确的指示。这个原则，后来在福康安等人制定的＝＝＝后章程中得到厂充分的反映，此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掸和噶膛的关系，处理藏务的权限等等，才有了明确完备的规定，并固定下来，成为制度。乾隆对于从此&事权归二臣(指两位驻藏大臣)&是很满意的。
　　 乾隆对驻藏大臣期望很高，责备亦严。珠尔墨特事件发生后，追究前驻藏大臣纪山的责任，责令纪山自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乾隆正在木兰行围，廓尔喀第二次侵入后藏，抢劫扎什伦布的报告送达围场，当时随从行围的前驻藏大臣巴忠，恐受刑戮，于当晚投河自尽。乾隆在他的《悉故公-诗中有&岂知巴忠者，其夕投河毙&之句，诗注中说巴忠于五十四年默许向廓尔喀许银赎地，著不自尽.当加以诛戮。27巴忠的后任庆麟也受到永远枷示的处分。平心而论，驻藏大臣中也不乏优秀之材，但在任重权轻的情况下，未免力不从心。
　　 西藏问题中一个特殊问题，是关于黄教问题。乾隆深知其中的利害。对黄教他同他的先辈一样，抱着尊敬优礼的态度，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他主要的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具体地说，是从抚绥蒙古这一角度出发，他说：&予自临御以来，振兴黄教，以绥抚蒙古诸藩&。28在著名的《喇嘛说》中，更明确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对黄教中的两大领袖达赖和班掸更是优礼有加，时加存问，赏赐优厚。二十六年落成的仿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就表现了对达赖喇嘛安掸之地的崇敬，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目的还是在于安抚蒙宙，&盖蒙古素重黄教，每岁山庄祝厘及年班进京.往来必经此地，令其瞻仰贩依，各生欢喜。29四十五年，班掸六世之来承德，成为西藏和内地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及其意义，已经有不少论著谈及，这里不多加讨论。达赖五世于顺治年间曾应邀来京，前此历代班掸没有到过内地，这是第一次。乾隆特仿扎什伦布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掸居住和讲经之所。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说：&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祥额尔德尼之来翅，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实际上，此次班弹之来承德向乾隆祝寿，也系&敦请&而来30。无论&敦请&或&自愿&，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实无须强加区别。乾隆为接待班掸，专门学会了一些常用的藏语，在和班掸见面时，用藏语问答，巧妙地做出免班掸行跪拜大礼的安排，对他大量赏赐，这些都体现了乾隆对黄教、对黄教领袖的尊重和礼敬，也可以说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而作的精心安排。
　　 黄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可能置身当时的政治生活之外，它同样要和世俗力量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它一旦成为地位崇高的宗教组织，它就要和世俗一样存在权力的争夺或者被当做争夺的对象，因而产生种种弊端。乾隆是有为之君，他不可能不想尽办法使黄教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尽可能施加影响。优礼黄教，以振兴黄教为已任，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条件许可、时机成熟的时候，对于其威权太重或存在弊端的方面，也必定会加以控制和整顿。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万一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发生了廓尔喀抢夺扎什伦布、福康安率大兵入藏击败廓尔喀之后，这个时机也就到来了。一方面，乾隆为自己造成一个黄教保护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廓尔喀问题的发生，与黄教内部的矛盾有关系。这就绪了乾隆一个整顿的借口。乾隆自己说：&淘知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惟明且断，乃克有济&。31乾隆是以&明且断&自居的，他有一通议论，可以窥见其意旨，&廓尔喀之扰边界，固缘从前噶布伦等舞弊，致彼籍端肇衅，亦由近世藏中风气日下，大喇嘛等多以庙中资产为念。于是转世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竟与世袭无异。&当此国威震叠之际，不可不为力除其弊。32呼必勒罕悉出一族，有点言过其实，但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确实存在弊病，而且由来已久。乾隆看准了这个机会，建立金奔巴瓶制度，呼必勒罕由驻藏大臣验看，掣签时由驻藏大臣监临，革除了拉穆次忠受嘱妄指的弊病。在二十九条章程中，金奔巴瓶制度列为第一条，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对于达赖喇嘛的权力也作一些限制，大寺庙堪布的补放，需与驻藏大臣酌定，商上的财务收支，驻藏大臣有权过问，在用人和财政上，多少起了点监督作用。这样，清朝政府管理西藏，就深入到从前不能涉及也不敢涉及的一个敏感区域，使对西藏的管理更加完备，更具权威性。 经过乾隆几十年的经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和清韧有了很大的变化，他逐步完善了西藏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强代表中央的驻藏大臣的权限，对黄教实行了既优礼又整顿的政策，使西藏局势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一大功劳。西藏问题是一门专门学问，我对此是门外汉，只是因为西藏问题和避暑山庄有密切的关系，而乾隆与避暑山庄的关系尤为密切。值此避暑山庄二百九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编辑：刘巍揭秘：清朝用89年时间建避暑山庄背后的惊人秘密_浙江热线
揭秘：清朝用89年时间建避暑山庄背后的惊人秘密
　　导语：在热河营建这座山庄别苑，不仅是皇帝要在这里消暑，更主要的是清王朝极欲实　　于是，康熙废弛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　　武烈水从北魏郦道元的记载至明代的数百年时间里都没有固定河道，一到雨季就在荒芜　　马国贤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以中国园林影响西方传统园林美学观念的先　　康熙朝是一个色彩鲜亮的时代，为刻板的清代注入活力。康熙的生活中来往着各式各样　　宫殿区位于山庄东南部，地形平坦，景色秀丽，如同江南，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
原标题：揭秘：清朝用89年时间建避暑山庄背后的惊人秘密-趣历史
　　导语：在热河营建这座山庄别苑，不仅是皇帝要在这里消暑，更主要的是清王朝极欲实现其安抚国内少数民族和各游牧部落的政策，以怀柔方式保障中国各民族的和睦与领土的统一。到了乾隆年间，康熙皇帝留下的这一切开始全面地发挥作用。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康熙　　(一)长城的荒芜　　本节题记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回应古北口总兵蔡元“请行修筑长城”的上谕(《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无独有偶，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与喀尔喀蒙古的首领们会盟时，也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伟人的思想是相近的，但仍有所区别。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与李世民不同，康熙皇帝无意贬损前朝的帝王，而且他与太宗皇帝的思想也站在相异的立场:李世民以强大的军力驱逐突厥，而康熙的故乡就在长城之外，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帝国的君主，自然具有独特的攘外与安内的思维方式。　　长城在千年的时光中守护着华夏文明古国，秦始皇把战国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的边墙连为一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但长城尚未完工，秦朝就亡了。以后历代帝王皆为长城的修筑而大兴土木。长城是隔绝的大墙，它隔绝中原与塞外的一切，让华夏文明独立在其他民族之外。同时，长城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墓地”(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它宏伟冰冷的城砖下埋葬了约四十万被强征来修筑它而死亡的人民。　　然而，事实上，日久年深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长城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原王朝强盛时，发兵远征塞外，无需筑长城就可以解决边患——秦皇汉武驱逐匈奴，出塞追击，军威浩荡，何须长城?中原王朝衰落时，长城更是毫无用处。明朝末年*不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边患层出不穷，内外交困的明朝无法抵御清兵入关，这种情形下的长城对于抵御塞外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反而起到消极的作用。　　因为长城难以全线分守，却又是最重要的心理防线，当它的任意一点被攻破的时候，意味着整个中原王朝门户的失守，民心与军心会受到巨大的动摇，同时使入侵者士气更为振奋。总体而言，长城对于中原的作用始终是负面的，然而它的身躯太宏伟了，毫无疑问又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是一个逝去的、没有意义的悖论。　　历史上春秋、战国、秦朝、西汉、金代、明代都曾修筑过长城。其总长度达一万五千多公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十分之三。清代所遗留的长城多为明朝所修建，工程基本集中在明朝逐渐对蒙古丧失了军事优势之后的万历年间。明代共大修长城十八次，先后历时一百五十多年才大功告成。但是长城不是战线，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出塞后，蒙古人将他擒获。　　在明朝末年，皇太极也曾多次派兵由密云一带攻破长城，侵入明朝领土，还曾经一度占领北京东部的数个重镇，多铎和岳托最远曾深入至山东济南，掳掠之后从容返回关外，进出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虽然清军最终是由吴三桂引入山海关的，但在此之前，长城已经数次被攻破。时代的变迁已经让长城逐渐失去了它的军事作用，成为一件恢宏而巨大的无效防线。明朝隆庆年间，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力主修建长城，但他在亲自主持长城的修建时则产生了“长城以瑕，则百坚皆瑕”的担忧。可是，除了年复一年的修长城，中原王朝又能怎么做呢?　　到了清代，如果清朝政府处理不好西部与北部蒙古民族关系，或许再修长城就会迫在眉睫了。清代中央的理藩机构，最初称“蒙古衙门”，可见蒙古对中原的威胁。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帝王和军队都畏惧蒙古军队，因为蒙古的骑兵如排山倒海，铁蹄踏遍山川沃野，他们是天生的征服者。康熙皇帝以史为鉴，纵览了中原从秦朝以来的边患，认识到“蒙古*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而反复地修筑长城只能虚耗国库，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原王朝屡屡失守的重要原因。　　为了抵御蒙古的扩张，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何尝没有在草原上修筑长城呢——金代自1148年开始修筑长城，漫长的金代长城东起莫力达瓦向西南方向经过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赤峰、乌兰察布盟，消失于武川县南的大青山群山之中，全长五千余公里，是今内蒙古境内最长的长城。但是金朝人筑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蒙古人，也给自己带来灾难: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　　郝经在这首《古长城吟》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三代有道，无(须)长城。　　于是，康熙废弛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绝民族，不固守土地。康熙设置木兰围场，以木兰秋狝的方式获得蒙、满之间的民族认同与融合，来达到“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目的。这道大墙也是具体的，它就是热河行宫(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的大墙，它阻挡了隔阂和猜忌，促进了包容与交流。当康熙在武烈水河谷策划热河行宫的修建时，这座清王朝的夏宫就被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了边患，正体现了康熙皇帝政治的智慧、强大的信心与博大的气魄。　　避暑山庄的宫墙高大宏伟，形似长城，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之为“小长城”。然而这一切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正是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历史性转换，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长城圈住的是中华大地，康熙的大墙圈住的是避暑山庄。虽然康熙的大墙形似长城，避暑山庄也酷似中华大地的缩影，二者却不属于同一时空。一切已经时过境迁，长城之外是满洲人的故乡，是蒙古人的牧场，长城不再是国境，长城内外皆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切非凡的变迁，使得“康熙时期中国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戴逸)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鸟巢中心的巨大活字印刷板上万里长城的雄伟身姿隐没在漫山遍野的桃花之中，鲜花之海取代了冰冷的砖石。正如这一精彩绝伦的表演所表达的深刻寓意，伟大的国度必然具备包容天下的胸怀和开放进取的精神。　　中华文明的世界精神在6世纪依托于长安城，在21世纪依托于北京城。这些伟大的城市都曾给一个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然而，在16世纪，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一个诞生在京城正北荒僻河谷中的塞外小城，与那些千年古都相比，它的起源太简单了:避暑山庄峻工后，这座城市也就渐渐成型了。　　(二)河谷中的皇家行宫　　避暑山庄的营建起源于一次皇家游猎。康熙四十年(1701年)腊月，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长城古北口二百余里，进入热河地区的武烈水河谷，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不禁暗暗称许。随从官员告诉他，此处曾是蒙古人的牧场，这座温泉名叫热河泉，前方不远即是热河上营。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多次出塞至此狩猎，还曾计划在此拟建避暑城。这个地方立刻引起了康熙的注意，他环顾四周，发现此地人迹罕至，景色优美，河流、湖泊、森林、山脉等多种地貌聚集，且四面山峰林立，雄奇险峻形似众象朝揖。康熙皇帝的前半生以武力统一中国，境内富足升平，境外岁岁供奉，这一切让他志得意满，所以热河的地形很符合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康熙立刻爱上了这人烟稀少、凉风习习的大河谷。　　七个月之后，正值夏季，京城非常炎热，康熙皇帝再次来到热河的武烈水河谷，感到这里气候凉爽宜人，山峦林木茂密，峡谷幽静深邃，草地平坦如茵，河流蜿蜒曲折，是避炎驱暑的绝佳去处。并且，热河处于北巡路线的中间地带，离北京并不遥远，各省督抚大臣的奏折朝发夕至，可以快速送抵。康熙皇帝深感这里的自然环境适合居住。康熙在踏勘了周围山川形势之后，正式颁令兴建热河行宫。康熙在《芝径云堤》诗中说:　　万几少暇出丹阙，乐水乐山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向村老寻石碣。众云蒙古牧马场，并乏人家无枯骨。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　　又说:　　热河地既高敞，气又清朗，无蒙雾霾氛。　　揆叙等大臣在《恭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跋》中写道:　　自京师东北行，群峰迴合，清流萦绕。自热河而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　　由此可见，此地确实清凉惬意，犹如塞外的桃源胜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热河行宫开始动工兴建。从这一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间是工程的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在热河泉旁开拓湖区、疏浚泉水、筑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树和山庄的围墙。在建造热河行宫园林时，工程的总体思路根据“物尽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原则，充分利用山庄内山峦、溪流、湖泊、平原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修筑亭台楼阁，尽量保留大自然的山林野趣。“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断，工费省约而绮绾绣错?”。?(揆叙) 相关专题：康熙 　　武烈水从北魏郦道元的记载至明代的数百年时间里都没有固定河道，一到雨季就在荒芜的河谷中肆意泛滥。康熙在此修建避暑山庄时，首先给武烈水建筑了坚固的堤坝，将武烈水的河道固定在河谷东侧，同时利用腾出的夏季泛区稍加改造，就形成了避暑山庄象征江南水乡的庞大湖区。同时湖区北部的冲积平原也被改造为象征草原和森林的原野风光。此外，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之制，但却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素净的色调使宫殿区的建筑与整个山庄的建筑风格相一致，显得古朴、深沉。康熙四十七(1708年)年，宫殿区初具规模，热河行宫就已经开始使用，康熙皇帝选园中佳景以四字为名题写了三十六景:　　1.烟波致爽 2.芝径云堤 3.无暑清凉 4.延薰山馆　　5.水芳岩秀 6.万壑松风 7.松鹤清越 8.云山胜地　　9.四面云山 10.北枕双峰 11.西岭晨霞 12.锤峰落照　　13.南山积雪 14.梨花伴月 15.曲水荷香 16.风泉清听　　17.濠濮间想 18.天宇咸畅 19.暖流暄波 20.泉源石壁　　21.青枫绿屿 22.莺啭乔木 23.香远益清 24.金莲映日　　25.远近泉声 26.云帆月舫 27.芳渚临流 28.云容水态　　29.澄泉绕石 30.澄波叠翠 31.石矶观鱼 32.镜水云岑　　33.双湖夹镜 34.长虹饮练 35.甫田丛樾 36.水流云在　　此三十六景中值得一提的是万壑松风。万壑松风南依松鹤斋，北滨下湖，坐南朝北，面阔五间，经松林绿荫下的假山石蹬通向湖边，周围都是遮天蔽日的古松，所谓“云卷千松色，泉和万籁吟”。康熙皇帝经常在这里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天，和硕雍亲王胤祯带八岁的弘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这是乾隆第一次在如意洲和祖父见面。康熙发现弘历聪明伶俐，十分喜爱，让他背《爱莲说》，弘历一字不差地流利背诵了下来，康熙大喜，遂将避暑山庄自己住的侧堂“万壑松风”赐给弘历居住，使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关怀备至。康熙有三十五个儿子，皇孙数目更多，但享受此殊荣的只有弘历一人。有一天，弘历看见御舟停泊于晴碧亭，祖父在舟上呼唤，于是迅速跑去，直趋岩壁而下，康熙怕他跌倒，叫他不要快跑，爱护之情可见一斑。乾隆皇帝继位后，不忘祖父的恩德，将这座殿宇题名为纪恩堂。并将祖父用过的弓、箭、马鞍等物品陈设堂中，以示纪念。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在《题万壑松风旧书屋》中写“昔日恩承仁祖处，今来又作抱孙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有了曾孙，他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写了《避暑山庄纪恩堂记》，其中“从皇祖来避暑山庄，乃赐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其中乾隆皇帝不忘祖父康熙的眷顾养育之恩溢于言表。　　康熙五十年(1711年)，热河行宫的宫殿区已经完成，康熙皇帝在行宫正门亲笔题匾“避暑山庄”，称赞这里“独有清凉免脱衫”。宫殿区建成之后，康熙皇帝在热河泉东侧的平地上开辟了田园瓜圃，引泉水浇灌，优质的水土使瓜果格外香甜。　　康熙的《烟波致爽》诗写道:　　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壑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雁横沙。　　独目皆仙草，迎牕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商事，聚民至万家。　　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是为了达到康熙“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兴建避暑山庄以后，康熙每年都会到此一至两次，先到山庄小住，再到木兰围场参加围猎与庆典。山庄内环境幽雅，风景宜人，康熙皇帝称赞这里是“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每次到此驻跸，他都感到“饮食倍加，精神爽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　　亲见皇祖高年须白，允宜颐养，尚且日理万几。暇则校射习网，阅马合围。虽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亦圣度之恢，与时偕行也。　　当时，康熙朝有一个叫马国贤的意大利传教士。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修成以后，康熙就命他为三十六景作画。夏季炎热，康熙居所的窗户都打开了。所以马国贤在作画时，经常能窥到康熙皇帝的日常生活。这段生活经历促使他日后写了一本书，叫《供奉清廷十有三年记》。书中谈到:在没有进行典礼的时候，康熙皇帝在山庄里，除了太监和他的嫔妃、宫女，他很少能见到其他的人，康熙皇帝在这个山庄里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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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贤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以中国园林影响西方传统园林美学观念的先驱人物。他曾在中国宫廷服务十三年，将铜版技术传入中国，为康熙皇帝制作了避暑山庄铜版画。后来，他把避暑山庄铜版画带回欧洲，使中国园林的图像资料第一次进入欧洲并在欧洲传播，推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然而，百年后的英国园林设计理念仍与中国有本质的区别，来自英国的马嘎尔尼勋爵认为中国园林似乎给人以“奴役自然”的感觉，因为避暑山庄的园林设计几乎完全依托于自然美景的底蕴。不过，当军机大臣和珅作为皇家导游带领马嘎尔尼使团游历了避暑山庄的湖区、宫殿区、平原区后，马嘎尔尼认为:“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山庄呢?我们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但奇怪的是，在六个小时的严格审查后，我竟然没有找出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马嘎尔尼，《纪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汉唐以来，无论元明，还没有一个像避暑山庄那样以表现自然美，即天然山水见胜的宫苑。在这一点上可说是前所未有，终清之朝也没有第二个可称为自然山水宫苑的。”(汪菊渊)。避暑山庄从容博大的景观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物境与心境的统一。正如揆叙在《御制避暑山庄诗》跋中所描述的:　　奉慈闱则微寝问膳之诚，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溉种则念稼穑之艰难，览花莳则验阴阳之气候，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若。　　康熙年间除马国贤以外，康熙皇帝也与欧洲各教派传教士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并且他认可了中国自然科学领域对欧洲的开放。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是两个彼此隔绝的文明发源地和区大经济体，文化、科技、经济的互补性极强，同时，天朝的高傲并未掩盖帝王的理智，康熙皇帝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且求知欲很强的君主，他热爱西方文化，曾拜南怀仁、徐日升、白晋、张诚等西方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绘画、音乐等知识。　　从历史上看，由于相隔实在遥远，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向来命运多舛，曾经错过几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东汉班超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派遣他的副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但这位副手却在巴尔干半岛的西海岸望着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以为走到了世界尽头，而伟大的罗马文明，就在近如咫尺的对岸。在唐代，恒逻斯之战的败北，使欧洲与中国之间长期被*文明阻隔。直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中国迎来了迈向海洋的最好时机，但却被当时的朝廷禁止了。从此，郑和之后再未有派遣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中国从此断绝了与海洋的联系。由此可见，明朝不仅盛产昏君，其封闭也是双重的:海禁与长城同时阻断了中华文明的两条丝绸之路。　　到了清朝，长城荒芜，蒙古人回归，边塞被化作无形，大海彼岸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影响也逐渐深入，这依托于康熙皇帝的开放精神和大国意识。尽管这种开放极大程度上停留在上层的兴趣而不是社会功能之中，但康熙时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也堪比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唐朝前期。余秋雨在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详尽叙述了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重视:　　康熙皇帝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速度)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奋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此外，康熙皇帝尊重现代医学，甚至批准在紫禁城内制造西药。同时，西方科学制图法的传入，使康熙皇帝认识到中国地图的粗略、模糊，需借鉴科学技术实测后绘制，于是他组织了一次全国土地测量，以天文观测为基础，使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精确测绘。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制，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完成，历经十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实测地图。　　康熙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向西方相对开放的黄金时代，正是这个时候，整个清王朝在沿着向上的趋势运行。不仅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大量传入中国，清代的风俗、文化、建筑、服装也成为欧洲的时尚，甚至康熙皇帝本人，也成为欧洲的名人，西方人在想象着那个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大皇帝的模样。 相关专题：康熙 　　康熙朝是一个色彩鲜亮的时代，为刻板的清代注入活力。康熙的生活中来往着各式各样的满洲人、蒙古人、汉人以及周边属国的使节与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康熙与他一手打造的大清帝国沉浸在积极进取的时代氛围中。他年复一年地在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奔波，大部分时间都在避暑山庄度过，他的大墙围住了一片古朴清雅北方民居一样的殿堂、山岭、碧水、嘉园。这时的避暑山庄似乎被康熙皇帝刻意隐瞒了其政治意图，但避暑山庄在地理和军事、政治方面的意义却早已凸显。　　武烈水河谷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是东北的门户之一。同时，在此兴建热河行宫，可俯视关内，南制天下，北控蒙古，东通辽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在热河营建这座山庄别苑，不仅是皇帝要在这里消暑，更主要的是清王朝极欲实现其安抚国内少数民族和各游牧部落的政策，以怀柔方式保障中国各民族的和睦与领土的统一。到了乾隆年间，康熙皇帝留下的这一切开始全面地发挥作用。但在最初的岁月里，避暑山庄从容、波澜不惊地沉睡在山水之间，它好像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使命，似乎只是康熙晚年的温柔乡。　　木兰围场的设置与避暑山庄的建立是为了达到康熙皇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皇帝在避暑山庄所在地设置了热河厅，同时表示:“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望家法。”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热河厅为承德州，“承德”之名自此始。“承德”一词来自《尚书·周官》:“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意为“承受德泽”。到乾隆时期，避暑山庄重新启用，而且又开始大规模扩建。避暑山庄第二阶段的工程从乾隆六年(1741年)持续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此期间，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相继建造完成。寺庙的建造使这里更加得以发挥联络蒙古各部，抚绥各少数民族贵族，促进各民族融和的作用。　　最终建成的避暑山庄界墙内约占地五百六十四公顷。乾隆皇帝效仿祖父康熙，在山庄内以三字为名又题了三十六景，与康熙的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取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寓意:　　1.丽正门 2.勤政殿 3.松鹤斋 4.如意湖　　6.青雀舫 5.绮望楼 7.驯鹿坡 8.水心榭　　9.颐志堂 10.畅远台 11.静好堂 12.冷香亭　　13.采菱渡 14.观莲所 15.清晖亭 16.般若相　　17.沧浪屿 18.一片云 19.萍香沜 20.万树园　　21.试马埭 22.嘉树轩 23.乐成阁 24.宿云檐　　25.澄观斋 26.翠云岩 27.罨画窗 28.凌太虚　　29.千尺雪 30.宁静斋 31.玉琴轩 32.临芳墅　　33.知鱼矶 34.涌翠岩 35.素尚斋 36.永恬居　　规模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的诞生跨越了八十九年的漫长岁月　　避暑山庄的建造过程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动工兴建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最后一项工程竣工，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的诞生跨越了八十九年的漫长岁月。乾隆朝最终建筑完成的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 相关专题：康熙 　　宫殿区位于山庄东南部，地形平坦，景色秀丽，如同江南，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占地十万平方米，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正宫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五十二年(1713年)，为九进院落的建筑群，占地一万平方米。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新修缮并改建。由丽正门、午门、阅射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十九间照房、烟波致爽殿、云山胜地楼、岫云门以及一些朝房、配殿和回廊等组成。宫殿区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是皇帝处理军机政务的办公区;后寝是皇帝和后妃们日常起居的生活区。松鹤斋在正宫东，有七进院落。万壑松风在松鹤斋之北，为乾隆幼时读书处，由六幢大小不同的建筑错落布置。东宫的前面宫墙上另辟大门，称德汇门，为重台城门，形制与丽正门相仿。　　宫殿区主殿为澹泊敬诚殿，面阔七间，进深三重，建在大理石砌筑的台基上，为青砖布瓦卷棚歇山式建筑，不饰彩绘，古朴典雅，庄重肃然。大殿全部由珍贵的楠木建成，因此俗称楠木殿。每当夏秋阴雨天气，可嗅到楠木的幽香。“澹泊”二字来自于《易经》:“不烦不扰，澹泊不失”，诸葛亮在其《戒子书》中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康熙皇帝题“澹泊敬诚”这四个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居安思危，崇尚节俭”的思想。大殿外檐悬三块金漆雕龙诗匾，中间的诗匾写于嘉庆元年(1796年)，这是乾隆皇帝当太上皇第一年，时年八十六岁。诗文为:　　祖功避暑建山庄，夏五来临岁以常。　　佳蔚屡沾昨真渥，浓云复作晓淑凉。　　骋观农景时晴好，兼意旅情减泞良。　　岭过广仁看色喜，今居太上耀辉光。　　至避暑山庄成什丙辰仲夏月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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