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白鹿原》——————————▲686《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2
命运多舛《白鹿原》——————————▲686《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2
《白鹿原》海报之一（资料图）
　　1992年，小说《白鹿原》横空出世，震动文坛，虽有所争议，但它最终获得了的“茅盾文学奖”的认可，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之后的二十年间，曾有很多大导演尝试把这部民族史诗搬上银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直到2012年，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版《白鹿原》才真正完成。
　　看过小说原著的读者，对这部作品深沉的人文精神、厚重的历史民族底蕴及精彩的人物描写，一定深有感触。但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影把小说变成具象的画面，读者们带着怀疑：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鹿原”吗？看过外国大片、也被国产片雷惯的电影观众们，同样带着疑问：在经历了审查与删减风波之后、在柏林电影节走过一趟之后，在媒体大篇幅的专题报道、采访主创之中，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我们到底要去看些什么？或者说，这部耗资一亿、改编经典文学的影片《白鹿原》，究竟有哪些值得挖掘的意义？与其他的国产大片相比，它有何过人之处？
　　一声呐喊，唤起一部时代经典，二十年、两个人，从文字到光影，我们将看到怎样的民族史诗和人性精神？《白鹿原》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为何在即将上映的当口，又传出延迟上映的消息？本期《深度中国》，让我们一探这部命运多舛的史诗巨作--《白鹿原》。
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多位评论家一致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 [
图说：《白鹿原》小说封面
　　陈忠实，当代作家。1942年生，陕西西安人。历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一代人的阅读记忆——《白鹿原》
　　在论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多位评论家一致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一手促成该书面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当代》前主编何启治认为，《白鹿原》是“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作为一时风行全国，至今仍畅销的著作，《白鹿原》的各种版本销售达150万册，盗版也有不亚于正版的销量。可以说，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白鹿原》具有不可磨灭的印迹。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忠实、何启治、洪清波等当事人，让他们一起追忆了这本书从约稿到创作、出版、反响的历程。
　　1缘起长达20年的约稿邀请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时为某公社副书记的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会议结束散场时，刚刚从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何启治拦住了他，此时的何启治已经读过陈忠实在《陕西文艺》发表的首部作品———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可以再加工成一部长篇小说。
　　推着破自行车站在小寨的街道旁，陈忠实思绪一片茫然。他觉得，自己刚刚发表了第一个短篇，马上写长篇小说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说按照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很感动，从何启治说话的内容、口吻和神色，都让他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由此，两人开始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何启治对陈忠实说，你一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两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次约稿足足跨越了20年时间。而这期间，何启治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工厂、到西藏做过援藏教师，但无论何启治走到哪里，他与陈忠实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忠实已经从业余作者成为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何启治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开始做《白鹿原》的先期准备了。他觉得，如果对何启治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照自己的性情是很为难的事情。于是，他告诉何启治，自己现在仅仅只是有一个想法，离实际操作尚远。他还叮嘱何启治：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
　　后来的几年里，何启治守约如禁。有几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先后几次到西安组稿，何启治都委托他们去看望陈忠实，但不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领着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陈忠实的《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他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何启治仍然恪守纪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陈忠实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允诺着写完就报告。
　　1992年春节过后，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终于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在信里，陈忠实谈到了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经过近4年的写作和修改，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2创作50岁写出长篇处女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忠实就已经开始为《白鹿原》做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陈忠实非常重视。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搜集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同时酝酿、构思。其次，他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大量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此外，他还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外国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做完这些准备之后，陈忠实于1988年早春回到了老家———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在老家大门前不过10米的街路边，陈忠实亲手栽下一棵食指粗的法国梧桐。他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还做了两个书架。陈忠实坐在家里,写下了第一行字：“锅锅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个女人。”写正式稿时，他把绰号“锅锅”改成了他的姓“白”。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连他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他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结果只用了8个月———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大约40多万字———这也是他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陈忠实对稿件进行了反复的润色、丰富和删改。
　　到1991年，《白鹿原》即将写完。妻子随口问道，你写了几年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陈忠实其实也有这种担心，说了一句，如果这个作品发表不了，我就去喂鸡，办一个养鸡场，把创作重新放到业余的位置上。
　　“这句话不是随口开玩笑的，因为我当时已经50岁了，如果写的长篇小说还够不上发表水平，那么这个专业作家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很紧张。加上这几年就顾着写这部长篇，仅有每月150元的工资，没有任何稿费收入，孩子上学的学费也开始猛涨，弄得生活很狼狈。所以有这个想法。”陈忠实说。
　　1992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将完成《白鹿原》的消息写信告诉何启治，此时，他栽下的那棵法国梧桐，已经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
　关于《白鹿原》的一组数字
　　20年约稿时间长达20年，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向陈忠实发出约稿邀请，1993年，《白鹿原》最终出版。
　　50岁陈忠实写出《白鹿原》时，已经50岁了，而这却是他的长篇处女作。
　　14850册这是《白鹿原》的初版印量，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是萧条期，这样的印量让陈忠实兴奋不已。
　　150万这是《白鹿原》正版销售数据，实际上，盗版数字并不比这个数字少。至今，《白鹿原》仍以每年5-10万册加印。
　　《白鹿原》获奖之路
　　虽然《白鹿原》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白鹿原》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1997年5月，在天津评“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白鹿原》落选；在“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白鹿原》也落选了。
　　在1995年启动，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白鹿原》一开始也并未进入候选之列。最后，老评论家陈涌的明确支持，为这部作品入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尤其强调，《白鹿原》的倾向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作家很热情地歌颂了革命，但不是那种简单化的处理。
　　在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的前一天晚上，陈忠实接到评委打来的电话，说《白鹿原》获奖了，但是大家对于其中的两句话，两个细节想征求你的意见，做出调整和修改。陈忠实最终同意调整一下，删改了两三千字。删去了小娥把黑娃拉上炕的一些性动作过程的描写，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小娥发生性关系的一些描写。借这个机会，他又把文字前后顺了一遍。
　　陈忠实说，“外界有一些人不了解情况，说陈忠实没骨气，想拿茅盾文学奖，人家让修改就修改，还有人赌气说就看原版，不看修订版，实际上，原版和修订版没多大差别。”就这样，《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的删改与修订
　　《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对性描写有一些删节。陈忠实自己也说，性描写要把握分寸，以免刺激读者，但是也不回避。何启治说，我们感到过了的地方，和作者有一些商榷。那时，陈忠实刚写完这个长篇，身心十分疲惫，没有精力做这样的修改，他对我说，相信我们能把握分寸，不会乱删。
　　当时，出版社内部对《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法不完全一致。我的意见是拿掉其中两章，大概四五万字，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另一位副总编朱盛昌说表示同意，不能因小失大。
　　1997年茅盾文学奖评奖出的时候，评委会对《白鹿原》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应当以适当的文字予以廓清，一条是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做删节。陈忠实做了适当的妥协，他自己删掉一些。何启治认为，被删改的两处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应该保留才是。
经过10年立项努力、近10年筹备和5个月拍摄的《白鹿原》，原本要在明日和观众见面，没想到节骨眼上又有变动——昨日部分院线在微博透露，《白鹿原》将延期上映。... [
《白鹿原》拍摄工作照，导演王全安在为饰演黑娃的段奕宏和饰演田小娥的张雨绮说戏。
　&& 经过10年立项努力、近10年筹备和5个月拍摄的《白鹿原》，原本要在明日和观众见面，没想到节骨眼上又有变动——昨日部分院线在微博透露，《白鹿原》将延期上映。正在网站做客的该片导演王全安称自己尚不知情：“没有人跟我正式说过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再等几天也不是问题。”昨日，影片的官方微博证实延期上映的消息，称因为拷贝出问题，导致字幕看不清，但影片又是一部方言片，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观看电影，因此需要重新制作拷贝，至于具体上映日期暂时未公布。
　　数字拷贝出现问题？
　　9月9日《白鹿原》在北京举行首映，本来9月10日的上海发布会也因“主创航班更改”而取消。9月11日上午，部分影院在微博上表示：“接片商通知影片《白鹿原》因为技术原因无法按照原计划9月13日上映，片商正在抓紧解决。片商解决后会再次通知上映时间。”与此同时，原本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提前放映会也开始办理退票。
　　事实上，《白鹿原》两个月前就确定了9月13日的档期，中影数字电影发展有限公司网站上也早就标示过9月13日的档期。但今天上午该片在网站排片表上消失。昨日下午五点多，《白鹿原》官方微博证实影片上映推后消息，称是技术问题导致字幕看不清，需要重新制作拷贝。
　　国庆档格局或将改变
　　至于延迟到何时，记者致电华夏电影公司，暂时未得到回应。原本9月28日上映的《环形使者》也无故消失在排片表上，传闻是合拍片手续出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片档期的调整会影响即将到来的国庆档格局。
　　从8月底开始，四大好莱坞片已雄霸影市两个多星期。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15大城市影院的预排片中，《白鹿原》9月13日的场次比例已超过“蜘蛛侠”，有望稍微扭转国产片票房的颓势。目前看来，扭转的时间要往后延迟。吴鹤沪表示，《白鹿原》晚上映一天就少一天的票房，后面的其他国产片并不会因为它而顺后。
　　漫漫筹拍路
　　走上大银幕，它花了近20年
　　获拍难1993年-2002年
　　从不能拍到项目重启
　　199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就打算拍摄电影《白鹿原》，但却得到了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原因没有说明。2002年，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发话，项目得以重启。担任编剧的芦苇找了导演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三人都以各种原因委婉拒绝。由于当时王全安正在西影厂制作陕西人题材的《惊蛰》，芦苇选择了还是年轻导演的他。
　　当时接到这个艰巨任务，王全安第一个感觉是《白鹿原》是本盛名之下的小说，是别人的小说，他不知道如何和现实、自我发生关联，“一开始没敢答应，后来我去了白鹿原一个多月，感受到了当地的风情。又和陈忠实见面，确定了影片的主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我们民族从帝制崩塌之后的急剧的变化，我们为何变得不这么自信。这种情况下就确定要拍”。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告诉我们，改编文学作品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情，因为要把脑海中想象的画面，变成具象的光影。但也有一些经典电影，成功得完成了这一转换。盘点改编电影，你还能想到哪部？... [
　　1、《乱世佳人》（根据《飘》）——命运随风飘散
　　另一译名为《飘》，根据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Mitchell)的同名小说改编。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农场塔拉庄园的千金斯嘉丽爱上了另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艾希礼，遭到了拒绝，为了报复她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战争期间，斯嘉丽成为寡妇，失去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战争结束后，几经周折，嫁给了爱她多年的投机商人瑞德。经历了女儿坠亡、流产等等，斯嘉丽终于明白她爱的是瑞德，可这时瑞德却要离她而去。
　　2、《傲慢与偏见》（根据同名小说）——不断被翻拍的女性之作
　　改编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19世纪初期英国的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中五姐妹的爱情与择偶故事。片中因为男主人公富家公子达西的傲慢，从而使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其产生了偏见，险些错过心中的真爱。
　　3、《远大前程》（根据同名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
　　改编自英国十九世纪一代文豪狄更斯晚年最为成熟之作《远大前程》，又名《孤星血泪》。主人公皮普从小父母双亡，由性格暴戾的姐姐抚养长大，和姐夫乔学习铁匠工作，过着下等人的生活。偶然的机会被选进镇上萨提斯庄园，受雇于有钱的贵妇郝维辛，遇见了年轻高傲的艾斯黛拉。在内心阴霾的郝维辛小姐的层层暗示引导下，皮普爱上了艾斯黛拉，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想要为了成为上等人而努力。恰巧年少时期搭救的一名逃犯为了报恩暗中资助皮普，使他有机会学习上等教育，进入上流社会。可惜命运弄人，就在皮普认为有资格与艾斯黛拉平等恋爱的时候，一系列的转折让皮普的“远大前程”瞬间幻灭，并最终让皮普回归到现实。展现了皮普跌宕起伏的成长经历和狄更斯一生经历的深刻认知。
　　4、《青春之歌》（根据同名小说）——革命年代的爱情
　　女作家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而由作家本人改编的由崔嵬、陈怀皑执导的同名影片，则成为十七年革命经典电影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
　　5、《洛丽塔》（根据同名小说）——在禁与被禁中挣扎
　　《洛丽塔》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在1955年发表的成名小说，绝大部分篇幅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小说最初未获准在美国发行，于1955年首次被欧洲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1958年终于出版了美国版，作品一路蹿升到《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第一位。这本长期被禁的小说，被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VanityFair）评价为：“本世纪最真实的爱情故事”。
　　6、《日瓦戈医生》（根据同名小说）——雪色旖旎中的俄国革命
　　根据苏联当代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改编，作者因为这本书获得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版电影获得1966年奥斯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专业褒奖。该书描写前苏联革命时期，描述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东妮亚（Tonya）以及美丽的女护士拉娜（Lara）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起初在苏联被禁，后在米兰以俄文发行。
　　7、《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妻妾成群》）——父权压抑下的女性悲歌
　　根据苏童《妻妾成群》改编。大学刚读半年的颂莲（巩俐）被贪钱的母亲逼迫着嫁进陈家大院，成了老爷的第四房姨太。陈府有老规矩，姨太太们傍晚时分要站在自已的屋子前，等待下人送来的意味被老爷“临幸”的大红灯笼。起初因为“新人”身份，颂莲得到老爷最多宠幸，但也因此被其它三位姨太太尤其笑里藏刀的二姨太挤兑得叫苦不迭。因为涉世不深，生性反叛好强的颂莲急欲争一口气，使计又成老爷身边红人，不想计被看穿，终败于二姨太手下酿成悲剧。
　　8、《活着》（根据同名小说）——最具现实意义的改编
　　根据余华同名原著小说改编。影片透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遭遇，以贴近生活的小人物通俗剧风格，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该片获得1994年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首位华人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葛优，以及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美国《华盛顿邮报》评价：《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和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得小说超出了常规。
　　9、《红高粱》（根据同名小说）——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开始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红高粱》是公认的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开始。电影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19岁时出嫁，路上与轿夫余占鳌生出感情，她怀上余占鳌的骨肉嫁给了李大头。李大头死后，“我奶奶”撑起李家的烧酒作坊，不久余占鳌正式成为“我爷爷”，并独创酿制好酒十八红的方法。抗日战争期间，“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我爹”九岁时连手谱写了一曲悲歌。
　　该片1988年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中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10、《哈利·波特》系列（根据同名小说）——打开魔幻之门
　　英国作家J·K·罗琳的奇幻文学系列小说，共7集，描写主角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7年学习生活中的冒险故事。该系列已被翻译成67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逾4亿本（2008年），名列世界上最畅销小说之列。哈利·波特电影系列也是全球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系列，总票房收入达76亿美元。
小说改编成电影有难度，而经典小说改编电影更是难上加难。这种难度不光是指改编本身的难度，还有观众对作品的期待值。经典对应的是流行程度，它们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讲的也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观众对书中的角色以及情节都太熟悉，只要改编稍不如意，就会招来质疑。... [
　田小娥（张雨绮饰演）
　2006年，王全安刚刚凭借《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金熊。曾有机会采访导演，问起《白鹿原》的改编事宜。当时王全安导演连连否认，说自己并没有接拍此片的想法。在这之后，关于本片的消息层出不断，张艺谋、李安甚至姜文都曾牵扯其中，又都不了了之。一直到2010年，王全安宣布重新接手本片，《白鹿原》的电影版才真正算尘埃落定。
　　《白鹿原》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地位毋庸置疑，这部50多万字的小说时间跨度数十年，被称为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正由于小说太经典，改编难度也就相应增大。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又大，再加上小说里浓重的乡土气以及复杂的人物关系，都成为小说改编为电影所要面对的难题。也因为此，《白鹿原》的电影化历程才会如此充满波折，筹划九年，阵容更是几经变换。
　　小说改编成电影有难度，而经典小说改编电影更是难上加难。这种难度不光是指改编本身的难度，还有观众对作品的期待值。经典对应的是流行程度，它们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讲的也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观众对书中的角色以及情节都太熟悉，只要改编稍不如意，就会招来质疑。某种程度上，读书本就是一次电影改编上演的过程，只不过这里的改编上演是在脑中进行的。读者会通过书中的情节假想出一个个清晰或是模糊的虚拟角色形象，他们活在读者的脑海里，演绎着书中的情节，我们可以称之为“脑内电影”。而真正的电影改编，则是把创作者脑中的电影具象化成真实的影像。都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创作者脑中的想象自然不会跟所有读者相同。当心爱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忠实的原作粉丝总会发现这样、那样不满意的地方，喜欢的情节被删掉，心爱的人物被修改等等。经常有人说，只有二三流的小说才能拍出一流的电影，而一流的小说是绝拍不出一流电影的。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则是，一流的小说知名度太高，认知度也太高，形象早已被固定，由它们改编成的电影自然很难获得认同。
　　因此，《白鹿原》的改编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在处理这部史诗巨制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那就是作品容量。按惯例，一个电影剧本大约会是几万字，所以从文字量上，短篇小说更适合改编成电影。而《白鹿原》长达50万字，情节涵盖两家三代，几十年的恩怨。将之搬上银幕，就必须要做大幅度的删减与修改，删改之后，情节难免有所欠缺并招来质疑。
　　之前曾传出导演王全安希望将本片拍成上下两部，之后则出现了220分钟的试映版本，188分钟的柏林电影节参赛版本，以及即将在内地上映的158分钟版本。时长的反复缩短，无疑是对电影的一次又一次伤害，不过迫于商业压力，过长的片长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如今的删减版中，原作中很多重要情节都不得不忍痛割爱。而最终的故事主线则很大程度集中在田小娥身上，因此也有人将这版《白鹿原》称为“白鹿原外转之田小娥”。其实这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从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故事集中是必须的，这样的取舍也更利于情节紧凑。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改变能否保证小说的精髓与味道得以留存。
　　其实《白鹿原》真正让人期待的是西北农村那种乡土味的再现。原汁原味的方言、破破烂烂的窑洞、一望无际的麦田，这都是电影需要传递给观众的内容。以这些乡土化外在带来的西北味道才是电影中最值得期待的，它可以让你暂时忘记对情节改编上的种种不满，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影上。（作者：桃桃林林）
作者陈忠实与导演王全安
陈忠实清楚《白鹿原》的敏感性，他也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发表小说。但并非像外界想象的“客观、中立”的写史态度，在作家看来，历史不是中立的。... [
作家陈忠实（资料图）
&&&&&& 本刊记者 万家欢
　　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1月，《白鹿原》正式稿完成的那个傍晚，四点钟的太阳尚未落山，独自在家的他忽然觉得“缓不过气儿来”。他似乎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住了好些年，好不容易走到洞口，但“那种光明让人受不了”。他出门蹲在河边抽烟，还放了一把火，听着夜风中哗哗作响的荒草，才终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过后释放的痛快。
　　你简直无法把这样的画面跟如今的陈忠实联系在一起。保守统计，小说《白鹿原》十多个版本的总销量至少已有二百万册，但它的作者谈及自己的作品时，直到现在还显得低调而谨慎。
　　陈忠实从1993年开始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始终讲一口陕西话，抽普通雪茄。他把自己现在把自己的外表形容为《白鹿原》里的晚年鹿三。“我是不用化妆就可以演鹿三的，”他说，“我现在就是个老长工形象。”
　　陈忠实一直住在农村，经历、参与并观察了中国数十年来的乡村变化。1985年，他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思考时代变迁下人的生存困境，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对解放前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
　　由此，他开始构思长篇巨著《白鹿原》。那时，他对这本小说有自己的野心，并且为此使用了“垫棺作枕”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
　　眼下，距离写完《白鹿原》已过去整整20年，陈忠实形容自己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人们偶尔还会提起他在20年前《白鹿原》完成后就开始酝酿的那部描写建国后到当下的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动笔。“没做成，”他简单地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1978年开始有意识地排除掉一些左的观念、习惯和概念，并且形容当时是“第一次打开自己”。“十七年文学”对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些影响在《白鹿原》创作之前是如何被完全根除的？
　　陈忠实：影响非常大，我就是在“十七年文学”中从文学少年到文学青年，整个是在其中成长起来，当时具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都读过，比如《艳阳天》、《山乡巨变》、《创业史》，都是当时农村题材颇具影响的作品。还有新文学，包括沈雁冰、郭沫若、巴金。
　　到新时期，要排除极左文艺思想对我很深的影响，光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以真正的文学作品（来排除）。我当时从短篇开始练习写作，选择了莫泊桑和契诃夫两个世界短篇大师的作品作为范本来读，最后又选择了莫泊桑精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契诃夫是以人物结构小说，而莫泊桑是以情节和故事来写人物。相对起来，莫泊桑更适宜当时我的写作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里涉及到两个政党，又有白嘉轩这样的恪守封建习惯的传统代表，在描写时要做到“旁观”、“中立”是否会比较困难？
　　陈忠实：不是客观也不是中立，我是比较真实地来写那段历史，那段历史中间的中国乡村社会，各种人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历程，心理裂变的历程。就是争取做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真实。避免以往我们，譬如说写那段历史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有倾向性？
　　陈忠实：不是倾向性，倾向性我也有，我倾向共产党，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但不要用过去“十七年文学”那样的笔法写国民党各级官员和一些负面人物，我也是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去写，无非是这样。
　　我要纠正你，绝不是中立，你看我在《白鹿原》里对共产党的几个革命者，连他们的一个缺点都没有写过，极力歌颂；写腐朽的那个社会层面那些人物的，也是写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如何腐朽，才造成了他们最后的腐亡。
　　这个容易形成误解，以为是在这儿中立的。绝不是中立，历史也不是中立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腐朽的国民党最后的死亡和共产党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不是个人要采取的中立，不分彼此，那显然不符合历史。普通读者都不会接受的。
“《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的一个理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对自己写作功力的探索道路上，《蓝袍先生》具有多大意义？
　　陈忠实：它对我的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的中篇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变革时期，尤其从原来旧的、延续了近乎30年的集体化体制，到土地重新划分给农民去个人耕种，我亲身体验，感触太深。这里有几百万人的命运，都在这个“合合分”的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精神上的变迁。《蓝袍先生》是我第一次把眼睛从农村转换到乡村文人的命运，一个经历过1949年以前旧教育体制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小学教员，他的精神历程和几起几落的个人命运，也包括共和国成立后极左思想对他的伤害。
　　《中国新闻周刊》：《蓝袍先生》对人物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探索对《白鹿原》的作用是怎样的？
　　陈忠实：《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创作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之前）的整个写作都是写当代乡村生活的，几乎没有涉及到1949年以前。在写《蓝袍先生》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对那时的中国乡村生活、乡村社会还有一些鲜活的记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知和理解。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全面去感慨、去表现，这样就产生了以大一点的规模来写建国前乡村生活变革的想法。《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就是从这里引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王全安说“《白鹿原》实际上是‘心灵苦难史’，”他非常认同。他对此的理解是，其实人们经历了精神上的苦难，一边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越来越不自信。你对“心灵苦难史”是怎么理解的？
　　陈忠实：主要是人的精神心灵更新过程中间的痛苦和欢乐。因为那一代人确实在那个时代中经历了这种命运。最后一个王朝和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的思想家、革命者都在争取中国人民的新前途，这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就能完成的。人们在其中经历了苦难、挣扎、奋斗，心理上也遭受了一些伤害。
　　“看了话剧，田小娥就是宋丹丹；看了电影，田小娥就是张雨绮”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作过程中最难的一个课题是？人物文化心理的确定，对语言方式的寻找，还是篇幅？
　　陈忠实：我思考的问题很多。最初构思这个小说，想写上下部，写个七八十万字才能包含这些内容，后来我写的时候正好遇到图书市场开始低迷，好多作品没有征订数——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按照征订数来决定出书的数量。
　　新时期文学很火的场面这时已经没落到谷底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写上下两部，将来读者阅读都很困难，所以后来就重新改编、构思，尽量压缩，不超过50万字，一本书就够厚了。
　　除了作品构思之外，很重要的因素是语言。我理解，文学语言有白描语言和叙述语言。一般来说白描语言容易造成篇幅比较长，而叙述语言相对凝练，很多直接描写的语言如果用叙述语言概括，不仅能缩小文字，更重要的是叙述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魅力。叙述语言相对来说比白描语言要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写作时有一条规定是写人物不写他的外貌，当时有想到这会方便影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对《白鹿原》的改编吗？
　　陈忠实：这部书没有形象描写，就写了白家和鹿家人物形象上的差异，其他很多人物连这个都没有，像田小娥等，就只写人物心理。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流程，这个人物就活起来了。这样还可以让读者去充分想象这个人物时什么样的。观众看了话剧《白鹿原》，田小娥就是宋丹丹，看了电影《白鹿原》，田小娥就是张雨绮。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里很多地方带有魔幻主义色彩，你为什么一直认为它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作品？
　　陈忠实：跟魔幻不沾边嘛。神和鬼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固有的，不是其他任何方面的东西。现在很多官员不也烧香敬神吗？到现在都没有排除这个迷信，更不要说在那个科学极不发达的封闭的小乡村，神和鬼是他们最高的敬仰。
　　我不是从西方借鉴来的，是蓝田县志里记载的。蓝田县志开篇第一条就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这白鹿是从这来的，所以这个原才叫白鹿原。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我们民族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白鹿原》采取了完全写实的拍法，没有表现这些神鬼传统的东西，你觉得遗憾吗？
　　陈忠实：是的。他（导演）应该用一些现代手法，应该能拍出白鹿那种飘飘忽忽的神情。像这样的遗憾很多，没办法，电影就两小时，要把那么多人物情节都装下也不可能。所以我都能理解，也不苛求导演。
“我感觉文艺界的春天要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写《白鹿原》的时候，会觉得它其实挺敏感的吗？
　　 陈忠实：我有这种担心，但我很相信我是一种认真面对每一段历史的书写。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完后，你又放了几个月，一直等到邓小平要南巡的消息，你才给编辑打了电话，当时的风气紧到什么程度？
　　陈忠实：写完以后我没急着寄出去，因为环境不同，后来就好了。而且等稿写完后还要再过一遍，包括错别字，包括一些语言上的（问题）。大概有两个月吧，正好遇到邓小平要南巡讲话。
　　它就是一个信号，中国改革开放要重新起步，要把一些条条框框要重新打破，改革的步子要大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相信那以后的发展会更加开放，我感觉文艺界的春天要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后来还是以修订版的形式获了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其实删减部分保留下来会比较好。
　　陈忠实：那是在评奖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评奖的人给我通话，发了一些意见给我，看我能不能做一下修改。其中主要涉及朱先生的两句话，其他也没有什么大情节。其实也无关大局。
“儒家文化有很封建的东西也有很优秀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创作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而现在很多作家会在创作中跟读者、评论界有一个交流，你现在仍然保持这种创作习惯吗？
　　陈忠实：我的写作习惯就是自己构思、自己完成，而且一般作品没完成前我不愿意跟人说。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跟蒸馒头一样，陕西话叫蒸馍，馍没蒸熟之前不能揭锅，一旦揭锅漏了气，馍就半生不熟、蒸不好了，我的写作也是属于这种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写完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头过去看里面的一些人物和情节，你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变化？
　　陈忠实：没有，我对那时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基本表述出来了，即使有某些不足的地方也无法弥补了。因为那个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对艺术的体验和理解，就是那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现在社会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现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以前的发生冲突，这样的过程随意地完成了，适应性很强，这种变化过程很随意的发生了”，你是从哪些方面觉察到这种随意性的呢？
　　陈忠实：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应该有它的一贯性体现，这是维系一个民族精神心理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独立于世界的最主要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儒家传统里发展而来的，儒家文化有很封建的东西，比如对女子的歧视。
　　但我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美好的东西，解放以后，我们一次又一次运动把这些东西一棍子打死了，把它们当做封建的腐朽的东西，把他们批判掉了。这个很遗憾。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健全的社会里，应该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脊梁，也要吸纳其他民族优秀的东西，来融合铸造我们民族新的文化。　（实习生李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
《白鹿原》(图片来源：资料图)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1993年6月出版后，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罕见。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等多种形式。
　　作者简介：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越南翻译出版。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及西安工业大学陈忠实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
　　故事梗概：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後，母亲白赵氏仍然坚持胡氏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
　　他在去请阴阳先生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传说中的白鹿。白嘉轩用先退後进的韬略，借助冷先生的撮合，谋到了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
　　第七个新婚之夜。嘉轩看着吴女，他躺下来。那温馨的气息像攻瑰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心里的灰冷渐渐被逐出，又潮起一种难以抑制的焦渴。他井喷鼓起勇气伸手把她揽进怀裹，抚摸她的脖颈、丰腴的肩膀和最富诱惑的胸脯。她默默地接受了，没有惊慌也不反抗。她在他的怀里微微颤抖着身子，出气声变得急促起来。他受到鼓舞，就把手往腹部伸去，却触到了一只倒霉的心棒槌，猛的仙草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又抹掉短裤，赤裸棵躺在炕上说：”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这年春天，正当罂粟绽开头茬花蕾的季节，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吆着牛扶着犁，毁了白嘉轩的罂粟。朱先生所做所为，顷刻之间震动了白鹿原。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
　结婚一年后，这个小厢房厦屋的士炕上传出一声婴儿尖锐的啼哭。仙草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坐满了月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後取名骡驹，这个家庭里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罂粟引种成功骤然而起的财源兴旺和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带来的人丁兴旺，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她第八次坐月子，生了白灵！
　　传说又一年二伏天降流火，大如铜盆小如豆粒的火团火球倾泻下来，房屋焚为灰烬；人和牛马猪羊犬全被烧焦，无法搭救无计逃遁自然无一幸免；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檩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至於蝗虫成精，疫疠滋漫，已经成为小灾小祸而不值一谈了。活在今天的白鹿村的老者平静地说，这个村子的住户永远超不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如果超出便有灾祸降临。这个村庄後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详细周密的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已经拉开。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後，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商定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也从神禾村转回本村学堂。在白嘉轩的劝说下，鹿三让黑娃进了学堂。
　　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建起了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鹿子霖首先约请了顶头上司总乡约田福贤，还邀请了第一保障所所辖管的十个村子里的官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各村的族长。
　　在闹“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乡约》的条文松弛了，村里竟出现了赌窝，窝主就是庄场的白兴儿。白嘉轩把白兴儿等人叫到祠堂院子的槐树下着人用一条麻绳把那八双手捆绑在槐树上，然后又着人用干枣刺刷子抽打，八个人的粗的细的嗓门就一齐哭叫起来。那五个输家被解下来，趴在地上叩头：“嘉轩爷（叔哥）我再也不……”白嘉轩却冷着脸呵斥道：“起来起来！你们八个人这下记住了没？记住了？谁敢信啊！把锅抬过来---”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白嘉轩说：“谁说记下了就把手塞进去，我才信。”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得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白兴儿和两个赢家也把手插进滚水锅里，直烫得叫爸叫爷叫妈不迭。白嘉轩说：“我说一句，你们再记不下再赌的话，下回就不是滚水而是煎油！”
　　这年新年前夕白嘉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写一副对联：“谁写的好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结果自然是白灵独出风头，春节，二姐和皮匠二姐夫带着两个女儿来拜年，那两个外甥女公开纵容灵灵到城里去上学。白灵说：“爸！我今年该进城念书了。”白嘉轩第一次对白灵冷下脸来说：“你的书已经念够了。城里不去，十天后，白灵突然失踪。白嘉轩找到城里皮匠姐夫家，白灵和两个表姐正挎着书包放学回来。白灵说：“爸！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说着就抓起皮匠铰皮子用的一把大铁剪子支到脖子上。白嘉轩一句话没说就回到原上来。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对白嘉轩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白嘉轩敲了锣。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黑娃受兆鹏鼓舞夜里烧了白鹿仓。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白嘉轩在乌鸦兵逃离后的第五天鸡啼时分，就起身出门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灵灵，却发现她和鹿兆海在一起。鹿兆海在补堵被围城的军队用枪炮轰塌的城墙豁口时。挨了枪子儿，白灵几乎天天都到临时抢救医院去看望他。鹿兆海即将出院的时候，学校的那位英文教员来看望他时正式通知他：“你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了。”白灵掏出尹那枚铜元递给鹿兆海。鹿兆海在手里抚摸了一会儿，又交给白灵说：“你保存着好。”俩人推让的当儿，英文先生转着好奇的眼睛：“定情物？”鹿兆海和白灵都红了脸，却极力否定说：“不是，它更有深意。”在此同时鹿兆鹏加入了共产党，黑娃受兆鹏的鼓动在白鹿原掀起了“风搅雪”，砸了祠堂，抓了田福贤。
　　白灵回家探亲，在与鹿兆鹏接触时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
　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观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挺直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爬灰”。却被白嘉轩搅了兴致，为了报复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年轻的一代在小娥的“教育”下真正成“人”了，白孝文在受刑后撕下了面具，终于在小娥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雄健。
　　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白嘉轩率村民，伐神取水。求雨雨不降，畏寒寒偏来！当这场年馑刚刚注定要来的先一年初冬，饿殍堆积，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毒瘾的逼迫下又卖掉了房屋，终于沦为乞丐。
　　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一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鹿子霖那张眼窝很深鼻梁细长的脸。就在黑娃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朱先生重新开始因赈济灾荒而中断已久的县志编纂工作，一度冷寂的白鹿书院又呈现出宁静的文墨气氛。他四处奔走的劳顿和风尘早已消失，饥饿造成的恐怖阴影却依然滞留在心间，眼前时不时地映现出舍饭场粥锅前拼死拥挤的情景，尽管这样，他的心头还是涌起案头文字工作的渴望和生气。
　　白灵激进的行为使她很快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就在此时她与鹿兆鹏发生了感情，当鹿兆海来哥的住宅接嫂子时却发现是已怀孕的白灵！白灵在兆海的掩护下逃到了南梁根据地，然而在肃清运动中，遭到了“清洗”被活埋了。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白鹿村被瘟神吞噬的第一个人却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便断定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鹿三被小娥附了身，一身正气的族长，力排众议造了镇妖塔，瘟疫终于停歇了。
　　鹿子霖许久以来就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当中。鹿子霖瞥见被公开枪毙的郝县长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那被麻捆缚的人不是郝县长，而是儿子鹿兆鹏。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升为一营营长，负责县城城墙圈内的安全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人传说；被人注目和被人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显示出这个有一双严厉眼睛的人开始影响滋水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秩序……，就在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荣耀和心理补偿时，却被来家搜捕白灵的兵，搅乱了心情。
　　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已经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朱先生忍不住撂出一句粗话：“办正经事要俩钱比求割筋还难！”朱先生约一帮文人去从军，但意外的发现鹿兆海在中条山阵亡讣告内容的虚假。
　　滋水县境内最大的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鹿黑娃的大名鹿兆谦在全县第一次公开飞扬。黑娃被任命为营长，并且娶了妻子，开始向有思想的人转化，他回乡去探亲，重新被这个家族容纳了。而鹿三却在孤独中死去。黑娃接受鹿兆鹏的意见倒戈反将，却依旧死于肃反派的屠刀之下。朱先生在坟墓中的言语，却成了造反派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鹿子霖重新雇了长工，赎回坐监期间被女人卖掉的土地，家底开始垫实起来。可是在枪毙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时，他变成了痴呆。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他俯下身去，双手拄着拐杖，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
“从不能拍到能拍，再到很艰难地拍完，直至审完上映，王全安做了最大努力。此刻，作为导演，他已经很平静。”... [
图说：王全安带陈忠实参观拍摄现场
&&&&&&&本刊记者&万家欢&　　从各个角度看，《白鹿原》都带有“王全安电影”的明显烙印。除了随处可见质朴的群众演员，还有王全安喜欢并擅长的长镜头——在220分的完整版本中，片尾风吹麦田，也吹了足有2分钟。
　　一直在电影学院接受“作者电影”教育的王全安最早对拍摄“二手作品”这件事“完全不能接受”，但面对这样大格局、大气魄的好题材，他也不得不动心，甚至之前获得柏林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也是在纪实风格的情节剧方面为《白鹿原》所作的准备式实验。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意味着他个人拍摄的一个转折，即从个人层面的停留表达转向了更大的戏剧性题材。
　　但这同时意味着挑战。小说50万字，重要人物不下20人，除了审查和市场因素，如何取舍并进行二度创作是左右和决定《白鹿原》命运的更关键因素。
　　电影《白鹿原》去掉了鸦片种植、国共内战、鹿家两子与白灵的爱情悲剧、田小娥冤魂索命等情节，去掉了魔幻、意象和一些影像表达上会造成逻辑不通的内容，只集中描写一群农民如何在大时代下生存的故事，叙事相对完整，但第二次剪辑后，影片仍长达220分钟。
　　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时也遇到过篇幅问题。他最早认为需要六、七十万字呈现自己的想法，但考虑到文学市场的不景气和发行困难，便努力把字数压缩到了五十万字内。他为此放弃了会导致长篇幅的白描语言，转而使用更为凝练的叙述语言。
　　而王全安显然无法放弃自己钟爱的纪实性长镜头，即使它将很难被删减修改。他与老搭档、德国摄影师卢茨拍出了粗放中极具美感的高品质画面，但当电影审查和发行压力让220分钟成为一个尴尬的片长时，王全安才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面对删去整个影片结局的更尴尬境地。
“《图雅的婚事》是《白鹿原》的一种设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第一稿剧本出来后没有开拍，是不是有选演员和商业制作等方面的原因？
　　王全安：你说的是制片方的一些（商业化的）建议。很简单，在我看来那也不是什么商业性，因为那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貌似商业性的东西。其实里面没有商业性，而且它把原来的精神气质给破坏了，所以我就说那个你提都甭提，要一个韩国演员来演就糟透了，没法干。
　　说真的我不是能抱怨的人。我也能谅解他们处境，一方面（已经购买版权）不得不做《白鹿原》，一方面又没有钱。那就是不要让我来做这个戏，（剧组）就解散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是否还存在剧本改编方面跟资方的分歧？
　　王全安：（剧本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怕你触犯禁忌，一方面又怕改不好。但我们碰《白鹿原》，不仅跟电影本身有关，还有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搞砸了是很折电影面子的。
　　我觉得当时我们还是捕捉到了一些比较新鲜的生命气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破”的质感。再有，命题较原来的小说也有所扩大，原来是纠葛在两个党派、两个家族之间，你要写历史，就得越过这一层，把它置于一种比较平等的位置上，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不论）历史的变化中、遭遇的挫折中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不同努力，这种过程毕竟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热情。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都是在摸索。感人的是这些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解散后，原班人马拍摄了《图雅的婚事》，它跟《白鹿原》有什么内在联系？
　　王全安：《图雅的婚事》是一个有点像纪实风格的影片，其实架构是一个情节剧，里面的群众演员完全是业余演员。原先它是《白鹿原》的一种设想，就像科研一样：用群众演员实现戏剧性，能不能达到强度？还有一个冲突是写实风格美感之间的冲突，一般把这两个水搅到一块，在全世界也没一个人，它是有矛盾的：一纪实就不能太美。《图雅》里的人物，很粗放的样子，但好像内在还有一点优雅。既要让人接受真实感，又要有现实的美感，不脱节。到《白鹿原》，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图雅的婚事》和《团圆》对《白鹿原》是有很大的经验和促进作用的？
　　王全安：对我来说，《图雅》其实得到了一个正面的结果，它证实了两件事：一是情节剧成功了，因为你的叙事观众可以接受。情节剧的招式是固定的，但它的质感是灵动的，对导演要求挺苛刻的：从两个地方扔出的石子到天空必须碰得上，那种即兴、灵动的结构和里面老谋深算的架构要结合起来。第二是战胜了导演的自恋。另外因为有柏林这个奖项，让人觉得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人生的鼓励很重要。
“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以来都拍一些个人题材，而《白鹿原》题材宏大。对你来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挑战？
　　王全安：就好像你要迈入中年，突然来这么一事，你就感觉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做这种事情。我之前就知道这一生要把拍电影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这是别人的一部著名小说，很多人关心它，当时面临的情况就像一个“大我”和“小我”，其实是面临一种两重难。
　　我们这一代一般都是比较个人的，开始都是自己写剧本、自己来面对，突然有一个二手的东西、别人的东西让你来拍，你会感觉很复杂。你能不能穿过去？有可能获得很大影响，也有可能会在创作动机上迷失，当然也可以穿越它保持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2004年你第一次筹备《白鹿原》时跟这次的拍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王全安：那时还小，想要通过《白鹿原》做一些比较尖锐的表达，因为自身的表达和题材的表达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次拍的时候，自我表达没有那么强烈了，同时要照顾别人，兼顾地域上的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照顾别人”是指照顾观众？
　　王全安：《白鹿原》融合了陕西人地域上的情感，表达得比较温和。就像要给大家干一件事。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一开始拍电影时，除了你想拍，你还要告诉别人你能拍。等到大家慢慢地知道你确实能拍、而且可以把某一类电影拍得有特点，这时你就会更多地从作品内部出发，而不是从自我表达出发。人生分很多阶段，你到了老年可能就是一汪秋水，表达不一定引人注目，但讲的是看上去很平静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的拍摄对你个人创作而言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全安：在拍《白》以前，我的很多题材都是很随意的、比较小的制作，出发点就是想拍就拍了。等到《白》时，开始拍自己酝酿（已久）的片子。下一部要拍的片子《外滩》也想了十多年了。
　　当然有外界环境条件的原因，但主要是自己，自己掌握片子有了松弛（感）。主要是和岁数有关系，这种片子上点岁数才能拍，年轻时恐怕不行。你会喜欢的戏剧越来越强烈、庞大，不只是题材，要述说的东西大。它需要物质方面的东西做准备，剧作的把控力，制片上的，环境上的，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从小视野到大视角，从个人到宏大题材，你觉得这是你们那一批导演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吗？
　　王全安：其实是按次序发展的，拍摄就跟人生一样、跟旅行一样，最大的忌讳是重复，肯定要往新的领域（前进）。从小到大，从短到长，你肯定有探寻到更远的愿望。可能最终有人误入歧途，还有的人可能就找到了适合自己表达的那种语言。
　“就是谈点历史，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考虑过把《白鹿原》做成一个带魔幻主义色彩的电影吗？
　　王全安：很多人都有这种建议。魔幻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很好，用不好很荒唐，魔幻在大脑里是好的，一旦付诸于影片就不那么魔幻了。魔幻只局限于一种想象、满足感，电影运用要谨慎，因为真实是电影的前提。
　　原来设想过做魔幻，但没有达到意境就会像疯子说话。我其实第一部电影就有点魔幻，像《月蚀》那种虚幻关系，我不怵这个。但《白》还是要谨慎用这个。尤其它是在讲土地呀，这个东西你还是很诚实地表现（为好），好像历史就发生在你眼前。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白鹿原》中最想表达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王全安：土地和农民的视角，就是谈点历史，其实它没什么深刻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但不是什么深刻的问题，其实就是忽略了常识，就像大跃进时候毛主席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表现出来我们的一种实用哲学，我们投机取巧的天性。《白》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常识，打个比方说，一个时代的兴衰，对农民来说就是粮食问题。
　　里面还有一种中原文化，都说陕西人是见过世面的，世面就是一种底蕴，见惯了兴衰就荣辱不惊，来的来走的走，土地永远都在那儿。《白》给我的感觉是，事情有一种连贯的行为准则，捕捉了我们几千年总结出的智慧。比如说，黑娃要进祠堂，白嘉轩不开门，但他说：你自己砸进去是你自己的事。这就是陕西人。
　　《中国新闻周刊》：陈忠实说《白鹿原》是“心灵苦难史”，听说你很认可？
　　王全安：乍一听有点大，但从近代历史来看，这是最准确的话，心灵的苦难就是精神的苦难，近代最大的苦难就是失去了方向：突然遭遇西方打击，清朝覆灭，建立中华民国，其实是建立了西方体制的国家，可与之相配的人文、伦理没建立起来，最后把我们自己否定了。红卫兵时代很疯狂地砸烂一切，但是新的东西在哪儿呢？我们开始摸索。
　　《白鹿原》电影一开始是失去皇帝，情况一点点变化，人们越来越不自信，你所依赖的道德底线一点点被突破，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语言了，别人的东西你又不了解，没有方向，人们一直求索到现在。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那节目里说的“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它就是说明我们的精神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觉得《白鹿原》里反映的一些问题在当下还有延续性，这是这部年代戏对现实有所启发的地方？
　　王全安：没错，为什么它有现实意义？因为（问题）是连贯的。就是回到常识里了。缺了些东西，就像人没大脑了，只能靠肢体把握，手碰到热的墙，你的手烧焦了，才知道回头。我们现在肉体好像很享受，但灵魂在受苦，你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没有信仰。
“不想愤怒和抱怨”
　　《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之前的一些改编版本你都看过吗？比如话剧版。
　　王全安：在DVD上看过，但没看完。我觉得话剧有些地方有点失败，方言要了这一台演员的命，不说陕西话又不是《白鹿原》，说陕西话又不到位，处于一种整体不自信。
　　可能《白》不合适话剧，陕西人貌似有些木讷，话剧却不得不说话，演员一上来就说20多分钟。你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爱了。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原著，你是如何取舍的？比如为什么要把白灵拿掉？
　　王全安：白灵是陈忠实的挚爱，是无产阶级的挚爱。但白灵必须取舍。必须按照电影的思路构思，而不是罗列小说。所以改编《白》，首先一定要明白人家原来讲的什么，然后就像面对一个陷阱一样，掉进去出不来就得死。
　　《中国新闻周刊》：你也加入了一些东西，比如220分钟版里那两场解放后的腰鼓戏？
　　王全安：结构要变得完整，就要填补进一些东西。腰鼓只是解放后的一个场景，当然它还有向第五代导演致敬的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跟小说写作时相比，你对那段历史的判断和认识更明确，能具体谈谈是怎样一种判断吗？
　　王全安：电影和书最大的不同是，对历史归向、走向的认识较80年代更自信、更成熟。经过这些年的心灵苦难，更意识到我们其实就是历史中的一员，而且是不太好的一员，没有很好地延续人家大河里面流淌的脉络，没有意识到这个河不是你自己的，你在中间只是一个小部分，别再折腾得别人都不能用这条河了。我们回归到里面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从柏林电影节的放映开始到最终的过审上映版，整个结尾几乎都被删掉，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
　　王全安：对。结尾拿掉是有点奇怪。前面引发的问题后面其实是要归结一下的。
　　对于现在2个半小时（版本），我从个人角度上来讲不想愤怒和抱怨，对于一个拍历史剧的导演你就应该了解历史。我们环境对于这个电影的宽容，暂时停在这个2个半小时的尺度内，不光是制度问题，还有很多原因。
　　你温和一点看这个问题，不用太急躁。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是现在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允许3个半小时的，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电影的艺术价值是后人评价的，至于后边人怎么对待它，那是后面的事。《白鹿原》小说也是这样。
　　做完了以后，我感觉很平静：你把你脑子中的东西搬出来了，从不能拍到能拍，到很艰难地拍完，到审完，你做了最大努力。对我个人来说是做对了，需要的是继续做下去，不要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剧本阶段时保守一点、就写一个160分钟版的剧本并照着拍，是不是会好一点？
　　王全安：一个电影的命运，有时候没办法。不是出在剧作本身的问题，这个你还是认命比较好。
《白鹿原》海报之一
时至今日，本土制造的中国式大片已经发展了近十年，2000年的戛纳盛会也过去了十一年。人说“十年一遇”，但十年里头，真没有一部中国大片能配得上这四个字。更多的大片，它们连“像模像样”都做不到，反倒是贡献了搞笑台词，沦为天大的笑柄。... [
大片者，“Blockbuster”，在好莱坞专指大片巨制，一般都是以大制作、高预算为典型特征。另外，有着轰动影响力的影片也包括在内。放到华语电影圈，我们可以说，《功夫》是大片，《金陵十三钗》是大片，甚至延伸到高票房、充满话题性的电影都是大片，但是，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失恋33天》，它们再怎么整容修饰，好像都无法跨入“大片”的行列。
　　时至今日，本土制造的中国式大片已经发展了近十年，2000年的戛纳盛会也过去了十一年。人说“十年一遇”，但十年里头，真没有一部中国大片能配得上这四个字。更多的大片，它们连“像模像样”都做不到，反倒是贡献了搞笑台词，沦为天大的笑柄，跟“看哭了”、“鼓掌十五分钟”之类的评价言论，沦为时代的泡沫和渣滓。
　　中国电影是如此悲哀，悲哀到所有观众都知道故事不行、编剧不行，但电影人好像浑然不知，继续炮制着他们的春秋大梦。曾几何时，人们寄希望于香港人的到来会改变格局，岂不知，他们中的多数人疯狂透支信誉，不复当年。难怪有人调侃道，所有人都在问：大片路在何方？答案在风中飘着……
　　除却大片之外，我们当然惊喜的看到许多渗透着深深自省和现实反思的小成本影片，然而这些影片由于宣发费用不到位、院线不看好，往往由于不为人所知，通常成为了“影院一日游”，更别提造成什么影响力了。还有一些影片虽然深刻，可是由于影片节奏慢、表达内容晦涩，难以被普通大众接受，成为了“影展片”束之“艺术”高阁。我们不禁想问，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大片，难道我们在电影院只能看到肤浅的、没有营养的快餐食品，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既有文化含量，又精彩好看的大片？
　　大片需要文化
　　说电影圈的人没文化，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比下当年的费穆、胡金铨，问题便清楚得很。但事实则是，文化和文学在中国频繁遇冷，多少年没出一本够格的文学著作了。至于一大坨的畅销书作家，终究还是上不了台面。所以，考虑到当下环境的束缚，中国大片必须仰赖早先的文学著作，再不然是挑选厚重的历史题材，最不济是社会热门话题。无奈一旦碰触到现实主义题材，想往大片方向做是不大可能的，除非那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大片。
　　之所以把文学作品放在第一位，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成熟的编剧体制，想要整出一部《杀人回忆》，太难。既然那样，放着现成的、可供遴选的著作不改，那还真是浪费。以李安为例，先是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再是张爱玲的《色，戒》，就连“文艺大片”《断背山》，它还是改编自小说。文学作品已经有了清晰的人物形象，提供有质感的台词也不难，同时能给改编留出较大空间。尽管改编大部头一向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中国大片可以从中、短篇文学做起，贵在尝试。
　　再到历史题材，由于古装大片蔚然成风，眼下还在高歌猛进。但是，其中连台词都写不通的大有人在。中国大片有一个软肋，近百年的东西比较好考证，但涉及到各种禁忌，不好下手；越往前，编导们愈发得意，自以为可以架空一切，胡来乱搞，但是很容易就不着边际。拍片有如考古，一旦没有长年累月的准备，想要在历史题材上取得突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至于民生类题材，国内的票房大导演已经在涉足，只是，如果不找点大人物来镀金，这文化底蕴，始终还是欠缺了点。
　　其实文化不文化，对年轻人已经关系不大，他们已经可以与时俱进，接受新事物，娱乐一切。相反，这个因素对中老年观众影响最大。在日本，老迈的松竹公司始终在制作面向中老年观众的电影，可能由于良好的电影传统，这部分观众经常贡献出惊人的票房成绩，令松竹始终能站稳脚跟，立有一足之地。只是在中国，这批观众尚未成型，即便成型了也找不到归属。至少，目前的院线片没有给他们提供空间。可以想象，面对先人前辈的传世佳作，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如此博大精深的资料宝库，中国大片偏偏视而不见，奇哉。
　　大片需要精彩
　　基本说来，“好看”已经是对一部电影的最低要求。或许，如果当成喜剧片来看，绝大多数中国式大片均能合格，胜任低俗的消遣娱乐。但是，在上映之际，它们却贴满了古装、历史、战争、史诗等标签。一旦以这些类型片的最低要求来看待，它们便基本不合格了。
　　陈凯歌、张艺谋，他们当然拍过精彩好看的大片，像《霸王别姬》或者《活着》。纯粹从观赏性和通俗角度来说，他们还远胜一批台湾导演。至于香港导演，他们生活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环境，浸淫在五花八门的商业电影当中，最擅长的便是速成创作模式，所以，他们往往是把精彩好看放在第一位。跟好莱坞的编剧套路不同，香港导演们往往不管不顾，不惜癫狂过火，就图个痛快。于是，经常就有“文戏不看，打得精彩”等说法。如果严格分析，这是很分裂的一种说法。
　　如何做到好看？那当然不是找几个片酬几千万的演员就能搞定的，李连杰、甄子丹，他们再猛也会打不动。归根到底，依然是本子。剧本不行、故事糟糕，电影的水准立马就下去了。就像一位朋友说，老一代编剧就不说了，他们自有路子。而年轻一代编剧，受益于网络，他们阅片无数，个性十足，各种看不上。但是，间接经验再多，这些都成为不了写好剧本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太单薄，文化营养没跟上。或许是自小的受教方式问题，这批年轻人总是被动地接受经验，少有能主动获取的。对于生活，他们都看不到精彩，想要写出精彩的本子，太难。一个人不行，还有一种联合编剧，每个人贡献一些，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成功案例并不多。
　　再到技术制胜论，比如好莱坞科技领先，所以电影好看。但就跟杨德昌说的，你懂得说话，但不一定能和人沟通。用技术，它还不是需要技巧。如果以技术决定一切，那更是强加之词。好电影有很多种，好电影不只有好莱坞，就像你吃东西没必要天天吃麦当劳。也有人说，中国大片的不足还关系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始终放不下身段，放开去做事情，娱乐大众。
　　大片需要接地气
　　接地气一词，在评价广为流传的段子电影和京腔电影经常可以看到。一直到时下火爆的某部小片，它们都可以说是“接地气”。放宽去看，春晚的赵本山小品是地气？香水有毒和两只蝴蝶是不是地气？所谓的雅俗共赏，那是不是真的存在？
　　如果按照数字爱好者的观点，只要票房数字好看，那么就可以等同于入场人次众多，所以，电影就是好看。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电影这几年的数字都非常好看，但是却有一堆的电影不停摆烂。不说票价和场次安排，接地气应该是作为“评价部分”而存在——即在观众范围内能有较大认同。
　　北方观众喜欢冯小刚，南方观众喜欢香港电影，这些都是天然的因素。但一部好电影绝对没有南北之分，更无语言、国界之分。许多中国导演以为钱能解决，十亿的钱能拍出十亿的片，正如他们觉得票房数字能说明一切，但血淋淋的翻船案例证明了问题不在于此。
　　中国大片需要揣摩的除了剧本、除了经验，还有观众的心理。不得不说，当宣传营销的概念被做起来之后，许多观众会发现，原来他们当初是心甘情愿上了当。或许，在如何接地气上面，今年的几部电影已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透过宣传营销这块，我们便能发现，中国大片的不足并非是创作上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和体制的问题。当大片的需求和观众的需求出现不对等的，观众没有理由去接受劣质产品。今时今日的年轻观众，他们却要看一堆老迈的作品。只有等新导演成长，整个电影环境才能发生根本改变。
　　而就在这时，大片《白鹿原》的出炉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可能。在众多评论人盛赞的口碑下，有文化、精彩、接地气的电影，会不会就如同它一样？然而一切到如今都只是猜想，答案只有在电影揭晓之后才能得知。（影评人：木卫二）
“这是近些年来我看的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对于原著的改编是成功的，原著用文学的语言叙述出来的景象和气象，在电影的语言中也表达得很饱满。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要向王全安导演祝贺。”--铁凝... [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共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
　　我个人觉得很感动，真是一个大作品。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大作品，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期待，觉得它很值得拍电影，但因为它是个大作品，又觉得它很难拍电影，也很难拍的有趣。
　　但是看完王全安编导的这个电影，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小说是个大作品，这部电影的艺术也是个大作品。
　　影片整体的气象不凡，就是白鹿原它的神秘，它的宽厚，它的那种复杂。让你的视觉不累，三个多小时下来，不仅仅是故事本身，有综合性的作为电影的它的那种美，确实能够打动观众。我认为影片具有沉郁的浑厚的气象，和博大的情怀。
　　这是近些年来我看的电影中最成功的一部。对于原著的改编是成功的，原著用文学的语言叙述出来的景象和气象，在电影的语言中也表达得很饱满。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要向王全安导演祝贺。
　　影片拍得很结实，很讲究，这个讲究是多方面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表演的讲究，都是有匠心在里面。整个的故事和表达的想法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田小娥尿鹿子霖脸上的戏，田小娥演的很用力，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劲儿。反过来鹿子霖应该一下子火了，甚至毒打她一顿，就是他的力也不够。这样田小娥的处境就更能出来，更震撼人。
　　电影里没有胡乱编造的东西，这种结结实实的东西，这种老实的笨功夫，这样的匠心值得赞美，全片风格非常统一。
　　这部电影展现的中国人的形象，跟有些电影自我糟蹋的样子，有鲜明的区别。我想白鹿原上的这些庄稼人，他们有他们的蒙昧和茫然，比如黑娃，人生命的走向他也不知道走到哪去，他也不知道跟着谁，砸祠堂当土匪，但是那些麦客那些老腔笑得前仰后合的那种，也有他们劳动的快乐，也有那种尊严，也有那种乐天的坦荡。这一点表现的让我觉得感动。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作品包括电影里面，我们的形象都越来越单薄做作，在《白鹿原》里看到的现在这种中国人的形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心中坦荡豪气顿生。
　　我应该再次祝贺王全安导演，对于中国电影，他挺难得的。
　　知名学者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
　　《亚洲周刊》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觉得真挺震撼的。我感觉真的，能把这么长的一个长篇小说弄成这样，很不容易太了不起了。这个整个是一个史诗，我觉得史诗的味道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史诗，挺好的。
　　我觉得麦地特别好，还有所有的秦腔、老腔、碗碗腔，好。我觉得中国人看会挺好，
　　我觉得田小娥是个挺可怜的女人，是一个欲望很健全也很强烈的人。最后她被人杀掉是个悲剧。演田小娥的张雨绮演的够棒的。
　　我觉得电影不让人一下看出里面的人物是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其实是好的，比过去好。过去都脸谱化的，这个人是地主老财，他就是坏人，这个人要是个奸夫淫妇他就是坏人，这个人是代表好的什么，就是每个人你都不能马上说出来他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这个好，这是比过去强多了。
　　过去像这样自由地来写人性的机会也不多，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我觉得光写非黑即白的历史就没啥意思。
　　摄影很棒啊，那大河太棒了。
　　这就是一个史诗，就像欧洲人一拍就要拍古希腊罗马，中国人拍《白鹿原》，就有点那个劲了。这个史诗绝对是它非常突出的定位。再一个就是人性，就是真正的人，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特别好这一点。没有一句话让人觉得不应该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这一点很了不起。每一个都不是脸谱的，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这是这个电影很突出的一项特质。应该是现在最好的和最突破的电影。
　　我觉得秦腔那些戏太出彩了，我们一听就觉得太棒了，恨不得两千年前的那股味都出来了，太好了，这从哪儿发掘出来的？把中国人魂里头的东西勾出来了，老中国传统中国的那股味儿全给勾出来了。我觉得是中国人都会很喜欢，外国人也会很震撼，是一种民族精神里正面积极的震撼。
●崔健&&&&&& 摇滚乐旗手
　　很好，非常好。比我期待的好。这个电影已经超越了很多东西，电影它自然的生命力已经很旺盛了。我觉得导演在做编剧的时候就一直在修炼，修炼让电影局能够接受，我觉得他已经做的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没有想到。音乐也没有特别的要求，除非为了商业，我自己看的话觉得不要音乐也可以，不要音乐已经够了。如果要加，就要加的特别好特别准确。
　　演员把握的也好，女演员张雨绮特别好。真的是震撼的。
　　长镜头运用的好，每一个镜头像一个独幕戏，它里面都安排的特别清楚。这个电影把要讲的故事都已经讲完了。
　　确实挺震撼的。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能把这部小说改成这样，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实际上已经完全把小说的魂给抓住了。
　　每个演员都把自己的人物把握的很好。比较出色的可能就是几个老戏骨，小娥很惊艳，很是那个人物，很难得，太不好演了。
　　地方特色太明显了，那方言一亮出来，包括几个秦腔，地域特色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作为白鹿原的书迷，肯定是最挑剔的，但我今天坐这三个多小时看下来，我也觉得已经不会去挑剔它。我相信没有看到小说的人看到电影，就会更觉得震撼。
　　我不知道导演要是剪两个多小时的版本能咋剪，因为剪哪块都挺可惜的。那么厚的一本书，你要把它压缩成一个电影，怎么弄啊？白鹿原那么多人喜欢，因为人觉得哪都是精髓哪都是经典，挺难取舍的。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白鹿原，对白鹿原的想像。我觉得电影还原了书里面所描写的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包括人物精神世界的样子。就是皇帝没有了过后，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受到的这些影响。包括几代人之间情感上的冲突，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白嘉轩和自己的孩子之间，都把握的很准确。
　　白鹿原不单有仇恨，我觉得情感是这里面最重的东西，就是这些白鹿原人的情感，太多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小说我比较熟悉，认真地看过，我觉得改编总的来讲相当好。因为小说那么大的容量，50多万字，本身的线索也很复杂不是那么清晰，要把它变成一部电影很难，但看了片子以后还是很震惊的。
　　首先从编剧来讲，对这个小说整体的理解，我觉得出乎我的意料。原来也听到一些说这个片子好的口碑，我来之前也主要是好奇看一看，总的来讲从编剧的角度是出乎我意料的，怎么把这么一个戏这么做下来。
　　第二从电影的手法来讲。最早做《红高粱》的时候，我也和张艺谋合作过，记得张艺谋就是说，小说是小说，编剧是编剧，导演是导演。就是一个小说要变成电影剧本再变成电影，实际上是几个过程。从电影的角度说，张弛做得非常好。电影的手段不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调子。从麦地啊，包括比较厚重的调子，整个叙事的调子我都很喜欢。这是电影手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片子确实是构成了一部史诗。从整体到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好。小娥演得很好，这个角色现在改编下来挺重的。张丰毅和吴刚都演的非常好。整个电影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
　　我是很担心审查中会去掉一些很有质感的东西，比如人的原始的欲望。
　　整个的调子像油画一样，这是很难得的。导演能自己把小说改编成这样我还是很佩服的。因为我本身是搞文学的，我知道改编很不易。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话，现在这个秦腔真的非常好。现在没有任何电影音乐，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当然赵季平的音乐也不会差。因为整个影调已经摆在这了。
　　还是要转告一下王全安导演，这个片子真的是拍得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电影都太轻浮了，这是一部很沉的电影，有一种非常冷峻的视角。总的来讲我看了过后很庆幸，中国电影可能因为这部片子走到一个比较正的路上。
　　张艺谋之前也试图走，但是和这个还很不一样，因为这个背后蕴涵的东西实在太丰富。现在中国电影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大片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片子给出了答案。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今日观察》主持人
　　两会期间《小丫跑两会》特别节目主持人
　　我看了之后我有三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因为我对导演的作品是比较熟悉的，我因为《图雅的婚事》而特别关注他，因为他的作品特别有人性的光芒，看了特别的温暖。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看《白鹿原》这个电影第一个会想到的是陈忠实的原作。其实我觉得一个导演他在再创作的时候应该把原作抛开。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直没有和原作做一个实际的勾连，我觉得这就是王全安的创作，他能打动我。我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电影和原作有没有勾连或者改变，这些都没有关系了。
　　第二个我感觉所有的细节都非常好，不管是对人物还是对表演的把握，对一个场景哪怕到一个道具，都非常完美。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有这么认真的这么尊重历史还原的创作了。这种态度很让人尊敬和佩服。
　　第三个我觉得说，如果让我去感觉，这个电影要做减法或者加法，我宁愿它做加法。我觉得在中国很缺少这样严肃的电影，让大家走进电影院教会大家什么叫电影。现在电影学院广播学院教的什么三分钟一定要有兴奋点，几十秒要有一个笑点，我觉得那都是肥皂剧的创作方法。而这种真正的要进入你内心和灵魂的这种东西，它是不需要你非要一个什么创作的节奏。只要电影打动人，哪怕时间再长一些，观众应该有这份从容。同样的心态才能匹配一个同样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导演在商业时代很具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在迎合观众的同时，还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这个电影这么长，而且没有配音乐，而且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画面和音响都很打折扣，但是我不仅坐得住，而且一直揪着你的心在看，很成功。还有一点在现在的电影里很难找到了，每一个演员你不管它是戏多还是戏少，甚至是群众演员，他们的表演导演都把握得非常准，这是很见功力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导演对白嘉轩这个族长的把握，让我内心非常尊敬这个人。
　　看完这点电影，我特别想为自己，为我们同样作为中国人感动流泪。很感谢导演能邀请我来看这部电影。
　　文化名人
　　央视著名主持人制片人艺术总监
　　看了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眼前一亮，挺好，真是挺好的，这才是电影！坐那三个多小时，津津有味地看下来，整个看下来电影都不是特别使劲儿，这个特别好，我们老容易使劲儿，一到什么地方就想加把力气，越加把力气越不对劲儿。
　　台词特别好，基本上没什么破绽，我特别喜欢他们讨论苏联那段，特别棒我觉得。
　　在性的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基础都是冲动，这个是很符合生理学的，就是这么回事。第一眼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又有了这样的机会，农民就是这样。
　　电影中每个人和田小娥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有的就是她丈夫，有的就是爱她，有的就是爱她又特别矛盾，有的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粘上了她。每个人的逻辑是很有意思的。田小娥的戏演的很好，和每个人物关系的处理，这个是她最好的地方。
　　再商业的时代也不能改变电影的本质，它需要好看，也需要品质，更需要诚意，尽管资金宽绰，尽管大牌云集，它的文化属性不可或缺，要让观众去看你的电影，更要让观众看得起你的电影！尊重电影才谈得上尊重观众。
　　中国需要这样一部电影，导演用艺术才智让受众对于昨天和今天的认知更进一步。无人承担这个责任会是一个时代电影的悲哀。
《白鹿原》已成为本年度最受期待的中国电影
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是承载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艺术形式。《白鹿原》虽然命途多舛，但它之于中国电影，无疑将是一剂强心针，对“国产大片”的定义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们也希望，能早日一睹这部史诗电影的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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