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钱币编年表
1644 清世祖顺治元年在北京铸“顺治通宝”钱。置户部宝泉局，设炉一百座，铸“顺治通宝”钱，每文重一钱。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大顺国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西安铸“永昌通宝”钱。
大西国大顺元年张献忠在成都铸“大顺通宝”钱。
1645 清世祖顺治二年铸钱每文重一钱二分。七文准银一分。旧钱十四文准银一分。令山西省及大同、密云二镇开铸。
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在南京铸“弘光通宝”钱。
南明唐王隆武元年在福州铸“隆武通宝”钱。
1646 清世祖顺治三年开湖广及荆州、延绥镇鼓铸。
南明鲁王监国元年在绍兴铸“大明通宝”钱。
1647 清世祖顺治四年每钱十文准银一分。盛京、江西、河南、广东、常德、甘肃开局鼓铸。禁前代旧钱及私铸伪钱。
南明永明王永历元年在肇庆铸“永历通宝”钱。
秦孙可望兴朝元年在云南铸“兴朝通宝”钱，严禁用贝，违者劓之。
1648 清世祖顺治五年江宁设厂开铸。停延镇局。
1649 清世祖顺治六年浙江、山东、福建设局鼓铸。移大同局于阳和。
英国国会处死查理一世。
1650 清世祖顺治七年武昌、襄阳开局鼓铸。
1651 清世祖顺治八年各布政司只开一局，余俱停止。每文钱重为一钱二分五厘。禁明钱流通。发行钞贯。
南明郑成功永历五年前后三次在日本铸造“永历通宝”钱。
1652 清世祖顺治九年停常德、襄阳局，开荆州、陨阳二局。
1653 清世祖顺治十年铸“顺治通宝”一厘钱。铸造制钱，务令精工，背铸“一厘”两字。户部添一户字。各省添本省一字。
1655 清世祖顺治12年设山东莱州炉。
1656 清世祖顺治13年移阳和局于大同，改铸同字。
清世祖顺治14年各省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务比旧钱更加阔厚。每钱重为一钱四分，兼用满汉字，俾私钱难以伪作。一面铸“顺治通宝”四汉字，一面铸“宝泉”二满字。工部亦照式铸“宝源”二满字。
清世祖顺治17年复设各省炉座，云南亦令开铸。前背铸满、汉文各一。满文在左，汉文在右，京局宝泉、宝源俱用满文。十年以前之旧钱，及十四年之一厘钱，先后收买，销毁更铸，故流行者少。
清世祖顺治18年圣祖即位。无厘字旧钱，每斤给价七分，收毁鼓铸，铸成“康熙通宝”样钱，颁发各省局，依式铸造，顺制钱仍旧行使。
郑成功收复台湾，明亡。
1662 清圣祖康熙元年铸“康熙通宝”钱。令停各省铸钱，只留宝泉局、江宁局收买厘字钱，每斤六分。
1663 英国铸畿尼金币。
1665 清圣祖康熙四年官员仍将旧钱掺和行使者，罚革有差。
1667 清圣祖康熙六年复开各省炉，添苏州、巩昌等处铸局，照式铸字。
1670 清圣祖康熙九年停江宁、苏州、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厂局。
1671 清圣祖康熙十年停蓟、密、宣镇局。废钱尽树交官，每斤给价六分五厘。
1673 三藩乱起。
周吴三桂反清，建立周（吴）政权，吴将郭壮图在昆明首铸“利用通宝”折银钱。
1674 清圣祖康熙13年停浙江钱局。
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浙江铸“裕民通宝”。
1675 清圣祖康熙14年停临清钱局。
1678 周吴三桂昭武元年在湖南衡州称帝，云、贵等地铸“昭武通宝”钱。
1679 清圣祖康熙18年钱法渐弛，制钱日少，价值腾贵。复令湖广鼓铸。
周吴世璠洪化元年即位，在滇铸“洪化通宝”钱。
1680 清圣祖康熙19年开福建漳州府钱局，幕铸满汉文“漳”字。
1682 清圣祖康熙21年开云南省城鼓铸，增禄丰县、蒙自县钱局，背俱铸“云”字。停漳州局鼓铸。
1683 清圣祖康熙22年开湖南鼓铸局。
施琅率清兵攻占台湾，清完成统一，郑克塽投降。
1684 清圣祖康熙23年鼓铸制钱，每文足重一钱，行文铸钱各局俱照新式鼓铸。严禁私铸小钱，盗铸私钱及销毁制钱。
1685 清圣祖康熙24年复开福建鼓铸局。又开云南临安府局，幕亦铸“云”字。
1686 清圣祖康熙25年复开广东省局，增置肇庆府局，亦铸“广”字。准湖北、湖南、肇庆、云南鼓铸。
1687 清圣祖康熙26年复开湖北鼓铸，停肇庆局。
1688 英国光荣革命(~1689)。
1689 清圣祖康熙28年开福建台湾府钱局，幕铸满汉文“台”字。停云南各局。
中俄订「尼布楚条约」。
英王威廉三世颁「权利法案」。
1692 清圣祖康熙31年停广东、台湾局。
1695 清圣祖康熙34年开广东局，停福建局。
1696 清圣祖康熙35年开浙江局。
清圣祖康熙36年以湖北、湖南局钱径小，禁止行使。湖北局“昌”字钱，湖南局“南”字钱，以钱式轻小，已于26年议定，“昌”字、“南”字钱，色红不堪行使，应行禁止，照小钱例收交。
1698 清圣祖康熙37年停广东局及浙江局铸钱。
1699 俄彼得大帝开始西化改革。
1700 清圣祖康熙39年停湖北、湖南鼓铸。
1701 普鲁士王国建立。
1702 清圣祖康熙41年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定新旧钱值，新铸制钱每千文准银一两，旧铸制钱每千文准银七钱。
1705 清圣祖康熙44年江南不用小钱，惟江北行使，皆由山东多私铸之故，严禁私钱，宽禁小钱之限。
1706 清圣祖康熙45年山东常山县周村一带，俱开炉私铸。山东奸民铸小钱甚多，诏捕拿。收买旧小制钱。山东钱粮转折收小钱。
日本实行货币减重，宽永通宝钱开始流入中国。
1708 清圣祖康熙47年湖广旧铸“昌”字钱、“南”字钱，展限行使。
1717 清圣祖康熙56年严禁私销小制钱作铜变卖。
1720 清圣祖康熙59年广州商人组织公行，外国银元大量流入。
1721 台湾朱一贵起事。
清世宗雍正元年宝泉、宝源二局改铸“雍正通宝”钱。云南钱局改称宝云局，铸宝云，以后他省铸钱，俱将宝字为首，次铸各本省一字，皆用满文。照铜六铅四配铸。
禁止天主教。
清世宗雍正三年令云南各局鼓铸钱，听其流通各省。湖广、河南等省，私铸之风尤甚。官局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法由红炉、翻砂、刷灰、锉边、滚边、磨洗而后成钱，私铸之钱，每文只重八、九分，别无挫、滚、磨洗之事，俗称为沙板、锤扁。
1726 清世宗雍正四年宝泉局分设四厂鼓铸。停云南沾益局，增省城及临安府局鼓铸，发运各省。
云贵改土归流。
清世宗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云南、贵州、四川各局仍以铜六铅四配铸。开甘肃局于兰州，收买户、工、一厘小钱及古旧废钱鼓铸，幕满文铸“宝巩”二字。
中俄订恰克图条约。
1728 清世宗雍正六年工部宝源局在朝阳门内之西南，添一厂于崇文门内东之泡子河鼓铸。停甘肃宝巩局。
清世宗雍正七年定钱值，每银一两换制钱一千文。令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山西各开局鼓铸。定各局钱幕满文，南昌宝昌、杭州宝浙、武昌宝武、长沙宝南、开封宝河、济南宝济、太原宝晋。以收买旧铜器分别生熟铜对搭，仍加铅相同之数配搭鼓铸。
1730 清世宗雍正八年开贵州毕节县局鼓铸，幕满文宝黔。
清世宗雍正九年北京设立官钱局。设立宝泉局铜对牌，分八、八五、九、九五、十成五色。宝源局亦设。开苏州局宝苏、江宁局宝安。停宝河、宝晋局。
1732 清世宗雍正十年开四川成都府局，幕满文宝川。停宝苏局。
1733 清世宗雍正11年颁部铸法码。开云南东川局铸钱，幕文宝云。停宝昌、宝浙、宝武、宝南局鼓铸。
清世宗雍正12年定制钱重为一钱二分。将样钱颁开铸各省，照式鼓铸，务令分两准足，磨漉精工，现行一钱四分之旧钱，仍一体行使。开云南广西府局铸钱运京，令滇省就近铸钱，运至四川之永宁县下船由水路运赴汉口，搭漕船解京。停宝安局鼓铸。
1735 清世宗雍正13年停东川府局。
1736 清高宗乾隆元年铸“乾隆通宝”钱。颁行乾隆通宝钱式于各省照式鼓铸。罢黄铜器皿之禁，停止收铜禁铜之法。
1737 清高宗乾隆二年北京开设官钱局十所，以平钱价。
1738 清高宗乾隆三年停云南铸钱运京。停山东宝济局鼓铸。
1739 清高宗乾隆四年台湾钱贵，将收存黄铜于闽省城开炉铸钱万余串运往台地。
清高宗乾隆五年定改铸青钱。每红铜五十斤，配白铅四十一斤八两，加点锡二斤，共成百斤，铸成青钱，若再熔成铜斤，锤击即碎，不能打造器皿。令户工二部照式铸造青钱，与现在黄钱，相兼行使，并令开局各省，一体遵照改铸。开福建局、江苏宝苏局、浙江宝浙局鼓铸。云南用箇旧版锡配铸点锡“青钱”。
清高宗乾隆六年复开云南东川府局，凡铸钱之法，先将净铜凿成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重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每遇更定钱制，例先将钱式进呈，其直省开局之始，亦例由户局先铸祖钱、母钱即制钱各一文，颁发各省，令照式鼓铸。
1742 清高宗乾隆七年开广西鼓铸局幕满文宝桂二字。又开江西宝昌局。
1743 清高宗乾隆八年定私钱铅钱禁例，禁用光中、景兴等外国钱。又开湖北宝武局、云南大理府局。
1745 清高宗乾隆10年开广东鼓铸局，幕满文宝广二字。定用银用钱事宜。又开直隶保定府局，，幕满文宝直二字。停闭官钱局。
1746 清高宗乾隆11年宝武局收买汉口商铜，改铸重八分之小钱。次年仍铸大钱。
1747 清高宗乾隆12年增宝武局鼓铸大钱。
1748 清高宗乾隆13年复开山西宝晋局鼓铸。又开陕西鼓铸局于西安府，钱幕铸满文宝陕二字。
1750 清高宗乾隆15年又开云南广西府局。
1752 清高宗乾隆17年令云南东川府增设新局鼓铸。
1753 清高宗乾隆18年又开山西宝晋局。
1756 英法七年战争(~1763)。
1757 清高宗乾隆22年定“分别收换废钱之例”：唐、宋、元、明之旧钱，仍听民便，伪号钱文(大顺、兴朝、利用)，严行禁革。
1759 清高宗乾隆24年新疆开铸普尔红钱。
开西域叶尔羌鼓铸局。回部支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城旧有钱文，市易通用，名曰普尔，质以红铜为之，重二钱，制小而厚，外有轮郭，中无方孔，每钱五十文，谓之腾格。
回部在策妄阿拉布坦时，钱面铸其名，用准噶尔字，背铸回字。噶尔丹策凌时，复易名更铸。
西域平定，开局于叶尔羌城，改铸钱文，仍用红铜，每文重二钱，形如内地制钱，较厚，文为“乾隆通宝”，用汉文，其幕铸叶尔羌城名，左用满文，右用回字。回城设局开铸，冠以开朝年号，而附识其城名于幕。以同文之治，为利用之资。至此以百普尔唯一腾格，值银一两。
清高宗乾隆26年阿克苏城开局铸乾隆通宝，钱幕铸阿克苏城名，铸如叶尔羌之制。又令湖南收禁小钱，古钱听民便，康熙小制钱照旧听使，其余小钱申禁照例收买。
1764 清高宗乾隆29年又开云南顺宁府局鼓铸。
1769 瓦特改良蒸汽机成功。
清高宗乾隆40年开伊犁鼓铸局，钱幕用宝伊字。照内地常行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用红铜八分四厘，黑铅三分四厘八毫，点锡一厘二毫。
1776 美国独立。
1786 台湾林爽文起事，暹罗受封。
1789 平安南。
法国大革命爆发。
清高宗乾隆55年江西省局所铸钱文，斤两多有参差不齐。宝昌局钱文字划多有模糊，铜质亦甚粗糙。将铸不如式之钱，尽数发局另铸。
清高宗乾隆56年廓尔喀所铸钱文，卫藏境可勿庸行使。西藏地方安设炉座，后派官匠鼓铸，用唐古忒字，模铸“宝藏”字样，通行使用。
清高宗乾隆57年西藏鼓铸银钱，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背铸唐古忒“乾隆宝藏”字样，边廓添铸年份，纯用纹银成造，有五分、一钱二种。西藏旧用普尔钱，红铜为之，至是冠以清朝年号，而附识藏文于后。于藏内改铸“宝藏”字样铜钱。所有廓尔喀银钱嗣后作为银两，用完销除。
法兰西第一共和。
清高宗乾隆58年川北一带民间行用，俱系民铸大钱。令宁远府收买小钱，设局开铸。停各省的鼓铸。又定宝源局鼓铸之法，仍旧铜六铅四配铸。西藏设宝藏局，铸“乾隆宝藏”银币。
英使马戛尔尼到北京。
路易十六被处死。
1794 美国开铸银元。
1795 清高宗乾隆60年宝伊局鼓铸钱文，改用红铜六分，黑铅嗣分配铸。
1796 清仁宗嘉庆元年铸“嘉庆通宝”钱，乾隆、嘉庆年号钱文，去年为各半分铸，至是改为乾隆二成，嘉庆八成鼓铸。
云南东川府设宝东局铸钱。
白莲教乱起(~1804)。
1799 清仁宗嘉庆四年宝泉局鼓铸每百斤用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半，黑铅六斤半，三色配铸。
1800 清仁宗嘉庆五年因添卯鼓铸，黑铅不济，后改为铜五十四斤，白铅四十二斤十二两，黑铅三斤四两。
新疆地方，乾隆钱永远通行，嗣后鼓铸乾隆二成，嘉庆八成，一体行用。
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陕西九省勿庸配铸黑铅加配白铅鼓铸。直隶、山西、云南、贵州、四川照京局之例，一体三色配铸。
杰佛逊当选美国总统。
1801 清仁宗嘉庆六年宝泉、宝源二局全铸“嘉庆通宝”钱文。
1804 白莲教乱平。
拿破仑建第一帝国。
1805 清仁宗嘉庆十年宝泉局减铸，配铸改为铜五十四斤，白铅三十六斤半，黑铅八斤，锡一斤半。
1806 清仁宗嘉庆11年宝泉局加铸，停配高锡、洋铜仍照定例以滇铜、白黑铅三色配铸。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1807 基督教传入。
1812 清仁宗嘉庆17年江苏宝苏局近日所铸钱，多参和沙子，钱质薄脆，掷地即碎。
1813 天理教乱。
1814 清仁宗嘉庆19年广东设立粤海关官银号。
维也纳会议(~1815)。
1816 英国采行金本位制。
清仁宗嘉庆25年宝苏局所铸官钱，铜少铅多，而官局偷铸小样钱，每斤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自苏松至浙江、江西流通渐广，以致银价日贵，官民商贾，胥受其累。宝苏局各员，得受陋规，每斤一卯，监督陋规三百两，协理得二百两，以致炉头益无忌惮。
1821 清宣宗道光元年铸“道光通宝”钱。
1823 美国发表「门罗宣言」。
1828 清宣宗道光八年新疆铸造当五和当十红钱。
1830 清宣宗道光10年奏定关于处理歇业钱铺办法新章程。
法国「七月革命」。
1832 清宣宗道光12年赵金龙铸“金龙通宝”钱。
墨西哥开铸鹰洋。
欧文发行劳动券。
英国通过第一个改革法案。
1834 英国置驻华商务监督。
1837 清宣宗道光17年台湾铸寿星银饼。
1839 林则徐虎门销烟。
比利时独立。
1840 鸦片战争起。
清宣宗道光21年停铸省份至十一省之多，且停铸多年，恐钱法渐至废弛，不足以资民用。着直隶、山西、陕西、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各省迅速开铸。
1842 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1844 清宣宗道光24年回疆所用当五、当十钱文，行使便利。普尔钱一向惟南路八城通行，北至吐鲁番、东至哈密即不能行。
中美订约。
中法订约。
1848 英国英商丽如银行在广州设分行。
法国「二月革命」。
美墨战争。
奥相梅特涅垮台。
1851 清文宗咸丰元年铸“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咸丰元宝”等大小钱。
1852 清文宗咸丰二年咸丰钱减为一钱。
法国拿破仑三世称帝。
1853 清文宗咸丰三年京师户、工两局添铸当十大钱与制钱搭配行用，甚为便利，各省照式增铸大钱。
福建宝福局铸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率，以次酌量递减。当千、当五百大钱，均用净铜铸造，务使磨漉精工，色泽光润。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大钱，亦须配铸精良，一律完整，与制钱相辅而行。通知各省均照此次所定分两，一体铸造。
因太平天国革命北京发生挤兑风潮。
北京设立官银钱号三家。令各省设立官钱局。发行户部官票和咸丰宝钞。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在南京等地铸“太平天国”、“天国圣宝”等各种钱币，品类繁杂。
大明国天运元年小刀会刘丽川铸“太平通宝”钱，背“明”，“开元通宝”钱，背“武”。
清文宗咸丰四年户工二局添铸铁钱，与现用铜钱并行不滞。京局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天津、通州等处，私铸甚多。户、工两局按成铸造，当百大钱二成，当五十大钱二成，其余六成铸当十、当五并制钱。户工二局加铸铅质制钱，与各项大钱相辅而行。热河设立钱局铸钱。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镕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大钱，可抵三十千之用，利之所在，人尽趋之。私铸充斥，真伪难分。铁钱局四厂四厂开炉鼓铸，岁需生铁一千二百万斤。
陕西省局鼓铸当十至当千各种大钱，已渐次流通。直隶宝蓟局铸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前背应铸局名，用满文“宝蓟”二字，“五”字、“百”字，勿庸添写人旁，以归划一。
云南宝云、宝东两局铸咸丰重宝当十钱。设云南官钱局，发行户部官票与滇藩司钞。
曾国藩讨太平军。
英国有利银行和汇隆银行在上海设分行。
克里米亚战争。
英法对俄作战。
清文宗咸丰五年铸铁钱和铅钱。铁钱局四厂，炉座开设齐全。甘肃省铜价甚贵，酌量变通，每钱一文减为八分，每千以重五斤为率。交纳钱文俱准呈交铜铁当十大钱并铅、铁制钱。
1856 清文宗咸丰六年上海几家银号用钢模铸咸丰银饼。
小刀会在上海铸“太平通宝”日月钱。
1857 清文宗咸丰七年直隶设局加铸铁钱。铁钱局尚存铁当十钱五百余万串，足数搭用。停铸二成大钱，以铁制钱与铜钱相辅而行。
北京商人罢市，拒用大铁钱。宝苏局用钢模铸咸丰通宝银钱。
大成国李文茂洪德元年铸“洪德通宝”、“平靖通宝”、“平靖胜宝”钱。
英国麦加利银行在上海设分行。
1858 清文宗咸丰八年收回大钱，改铸制钱。
亚罗号事件。
中、俄订「瑷珲条约」。
中、英、法、美、俄订「天津条约」。
英国正式并吞印度。
1860 秦张保山嗣统元年铸“嗣统通宝”钱。
英、法联军陷北京，自强运动开始。
1861 英国在香港机制方孔圆钱，面文“香港一文”、“香港一千”。
美国南北战争(~1865)。
1862 清穆宗祺祥元年铸“祺祥通宝”、“祺祥重宝”钱。
清穆宗同治元年铸“同治通宝”、“同治重宝”钱。官票停止流通。云南宝云局铸同治重宝当十钱。
京师盗销当十大钱，以销化之铜卖与宝泉、宝源两局。
浙江金钱会赵启铸“金钱义记”钱。
1864 清穆宗同治三年拉锡丁在新疆库车铸回文钱。
太平天国亡。
英国汇丰银行成立。
1866 孙中山先生诞生。
英国香港铸造银元。
1868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1869 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0 日本铸造龙洋。
普法战争(~1871)。
义大利进占罗马，完成统一。
1871 俄占伊犁。
中、日订约。
德意志帝国成立。
日耳曼完成统一。
1873 美国铸造贸易银元。
1875 清德宗光绪元年铸“光绪通宝”、“光绪重宝”等铜钱。
1876 中、英订「烟台条约」。
1877 左宗棠平新疆。
1878 柏林会议。
1879 日本并我藩属琉球。
1880 李鸿章成立天津水师水堂。
欧洲开始瓜分非洲。
1882 清德宗光绪八年吉林机器官局试铸厂平银币，为中国机器铸币之始。
埃及成为英国保护国，德、奥、义三国同盟组成。
1884 清德宗光绪10年云南省城兼销业铸“牌坊银锭”，建立公议、公估制度，逐渐规范银锭的重量成色。
新疆建省。
袁世凯平定朝鲜京城变乱。
1885 清德宗光绪11年闽浙总督开炉铸钱，每文重八分五厘。福建用机器铸钱（光绪通宝）。
台湾建省。
法并越南；英并缅甸。
1886 清德宗光绪12年广东设广东钱局。
1887 清德宗光绪13年广东铸龙洋（光绪元宝银币）。
1889 清德宗光绪15年广东铸机器钱（光绪通宝）。
日本总理伊藤博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890 清德宗光绪16年余栋臣在四川铸“栋臣通宝”钱。
广东铸银角（光绪元宝银币）。
1893 清德宗光绪19年湖北设立湖北银元局。
张之洞创汉阳铁厂。
1894 甲午战争。
兴中会成立。
1895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日本跃居亚洲第一强国。
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成立，发行钞票和银元宝。
英国在远东发行杖洋。
1896 中、俄密约。
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
1897 清德宗光绪23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发行钞票。奉天机器局开铸。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等地设分行。
1898 美西战争；美国取得菲律宾群岛。
1899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1900 清德宗光绪26年广东铸当十铜元（光绪元宝）。
庚子拳乱。
1901 清德宗光绪27年规定银元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
订立「辛丑条约」。
老罗斯福任美国总统。
1904 清德宗光绪30年湖北铸造一两重大清银币。
日、俄战争起(~1905)。
美取得巴拿马运河开凿权。
清德宗光绪31年比年以来，铜元畅行，制钱多被销毁，各省旧有钱局，久经废弛，京师钱局于光绪31年间裁撤，为留宝泉局西北二厂，专供改铸六分制钱之用，每月所出甚威微。
户部在天津设立银钱总厂。大清户部银行成立。
同盟会成立。
中、日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
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
日、俄议和。
1906 清德宗光绪32年大清户部银行发行兑换券。天津造币厂试铸一两重大清金币。
各省一律仿铸一文铜元。
废科举制度。
清德宗光绪33年各省应用祖模，仍由总厂制造。轮郭字划，镌刻精细，正面照当十铜币模式，镌刻龙文，背面刊名“一文”字样，并加识省份，一律按铸铜元枚数加三成。广东所铸形式，中凿圆孔。颁发之模以无孔为准。广东系用黄铜六成白铅而成，每文重三分二厘。湖北用紫铜九十五分，配白铅五分，亦重三分二厘。此次所定仍为黄铜六成，白铅四成，重三分二厘。
交通银行成立。当局向各省督抚征询银币单位的意见。
东三省改制。
英、法、俄「三国协约」。
1908 清德宗光绪34年大清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颁行《大清银行则例》。
1909 清末帝宣统元年度支部进呈宣统通宝新钱，铸“宣统通宝”钱。设立币制调查局。
1910 清末帝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采用银本位制，制定《造币总厂章程》，铸造大清银币。 　　　　
年底将宝泉局铸造制钱，即行停止。所存铜斤，作为铸造新币材料。
日本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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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发俸银与禄米两种，按不同身份和职司可分为八大系列。每年春秋两季发给，春季以正月二十为限，秋季以七月二十为限。
1、宗室封爵：
顺治元年，始定诸王、贝子、贝勒、公俸禄。摄政王3万两，辅政王1.5万两，亲王1万两，郡王5千两，贝勒2500两，贝子1250两，镇国公、辅国公625两；顺治七年又加给禄米。后几经调整，最后确定为（一说禄米均减半）：
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
世子岁俸银6千两，禄米6千斛；
郡王岁俸银5千两，禄米5千斛；
长子岁俸银3千两，禄米3千斛；
贝勒岁俸银2500两，禄米2500斛；
贝子岁俸银1300两，禄米1300斛；
镇国公岁俸银700两，禄米700斛；
辅国公岁俸银500两，禄米500斛；
一等镇国将军岁俸银410两，禄米410斛；
二等镇国将军岁俸银385两，禄米385斛；
三等镇国将军岁俸银360两，禄米360斛；
一等辅国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335两，禄米335斛；
一等辅国将军岁俸银310两，禄米310斛；
二等辅国将军岁俸银285两，禄米285斛；
三等辅国将军岁俸银260两，禄米260斛；
一等奉国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235两，禄米235斛；
一等奉国将军岁俸银210两，禄米210斛；
二等奉国将军岁俸银185两，禄米185斛；
三等奉国将军岁俸银160两，禄米160斛；
奉恩将军兼一云骑尉岁俸银135两，禄米135斛；
奉恩将军岁俸银110两，禄米110斛。&
2、公主、格格和额驸
固伦公主：居住京师则俸银400两，禄米40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1000两，俸锻30匹；
和硕公主：居住京师则俸银300两，禄米30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400两，俸锻15匹；
郡主：居住京师则俸银160两，禄米16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160两，俸锻12匹；
县主：居住京师则俸银110两，禄米11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110两，俸锻10匹；
郡君：居住京师则俸银60两，禄米6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60两，俸锻8匹；
县君：居住京师则俸银50两，禄米5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50两，俸锻6匹；
乡君：居住京师则俸银40两，禄米4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40两，俸锻5匹；
六品格格：居住京师则俸银30两，禄米30斛；下嫁外藩则俸银30两，俸锻3匹。
固伦公主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300两，禄米300斛；外藩则俸银300两，俸锻10匹；
和硕公主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250两，禄米250斛；外藩则俸银255两，俸锻9匹；
郡主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100两，禄米100斛；外藩则俸银100两，俸锻8匹；
县主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60两，禄米60斛；外藩则俸银60两，俸锻6匹；
郡君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50两，禄米50斛；外藩则俸银50两，俸锻5匹；
县君额驸：居住京师则俸银40两，禄米40斛；外藩则俸银40两，俸锻4匹。
3、世爵俸禄：
一等公岁支俸银700两，二等公685两，三等公660两，一等侯又一云骑尉635两，一等侯610两，二等侯585两，三等侯560两，一等伯又一云骑尉535两，一等伯510两，二等伯485两，三等伯460两，一等子又一云骑尉435两，一等子410两，二等子385两，三等子360两，一等男又一云骑尉335两，一等男310两，二等男285两，三等男260两，一等轻车都尉又一云骑尉235两，一等轻车都尉210两，二等轻车都尉185两，三等轻车都尉160两，骑都尉又一云骑尉135两，骑都尉110两，云骑尉85两，恩骑尉45两。还有不列等的闲散公255两，闲散侯230两，伯品级官205两，子品级官180两，男品级官155两，轻车都尉品级官130两，骑都尉品级官105两，云骑尉品级官80两。凡在京八旗世爵，每俸银1两，兼支给米1斛（一说半斛）。
4、文职官俸：
顺治元年按明例支给俸禄柴直，十三年裁汉官柴薪银，雍正三年（1725年）定在京汉官照俸银支给俸米。清代文职官俸计分十等：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二品155两，禄米155斛；三品130两，禄米130斛；四品105两，禄米105斛；五品80两，禄米80斛；六品60两，禄米60斛；七品45两，禄米45斛；八品40两，禄米40斛；正九品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从九品兼未人流31两5钱，禄米31斛半。从雍正起，由于京官清苦，特支双俸（米除外），称“恩俸”。（一些高级大臣俸米也加倍支给）
5、外藩蒙古俸禄：
分九等：汗岁支银2500两，缎40匹；亲王2000两，缎20匹；世子1500两，缎20匹；郡王1200两，缎15匹；长子、贝勒各800两，缎13匹；贝子500两，缎10匹；镇国公300两，缎9匹；辅国公200两，缎7匹；札萨可一等台吉100两，缎4匹。又，科尔沁部亲王照汗例支俸，赐有达尔汉号者岁支银20两，锻4匹。轮值充当乾清门行走者有专门俸银：一等台吉100两，二等台吉80两，三等台吉60两。加有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世爵的，照八旗世职，减半给俸。另有一部分蒙古官员，比照八旗武职减半给俸。
6、回爵之俸：
主要是编入札萨克的哈密、吐鲁番两地之王公、台吉。最高的郡王岁支银800两，辅国公200两，一等台吉100两，二等台吉80两，三等台吉60两，四等台吉40两。又有不列等的内大臣，照八旗减半支俸，侍卫照八旗支俸。还规定每俸银1两，兼支米1斛。
7、八旗绿营武职：
京师武职为：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90石；二品155两，禄米77石5斗；三品130两，禄米65石；四品105两，禄米52石5斗；五品80两，禄米40石；六品60两，禄米30石；七品45两，禄米22石5斗；八品40两，禄米20石；正九品33两1.14钱；从九品31两5钱。
驻防八旗：一品（将军、都统）年俸银95.823/81.694两（分正、从），年薪银144两；二品（副都统）年俸银67.576/53.458两，年薪银144两；三品（城守尉、协领等）年俸银39.34两，年薪银120两；四品（防守尉、佐领等）年俸银27.394两，年薪银72两。
还有蔬菜烛炭银、灯红纸张银等名目。如绿营岁支所得如下：
提督（从一品）俸银81.693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180两，灯红纸张银200两，合计605.893两；
总兵（正二品）俸银67.575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140两，灯红纸张银160两，合计511.575两；
副将（从二品）俸银53.457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72两，灯红纸张银108两，合计377.457两；
参将（正三品）俸银39.339两，薪银120两，蔬菜烛炭银48两，灯红纸张银38两，合计243.339两；
游击（从三品）俸银39.339两，薪银120两，蔬菜烛炭银36两，灯红纸张银36两，合计231.339两；
都司（正四品）俸银27.393两，薪银72两，蔬菜烛炭银18两，灯红纸张银24两，合计141.393两；
守备（正五品）俸银18.705两，薪银48两，蔬菜烛炭银12两，灯红纸张银12两，合计90.705两；
千总（正六品）俸银14.9**两，薪银33.036两，合计48两；
把总（正七品）俸银12.471两，薪银23.529两，合计36两。
8、新军俸禄：
清末新军月俸定制为：
总统官薪水银600两，公费银1000两，合计1600两；
统制官薪水银400两，公费银600两，合计1000两；
统领官薪水银250两，公费银250两，合计500两；
统带官薪水银200两，公费银200两，合计400两；
步工辎管带官薪水银100两，公费银140两，合计240两；
马队带队官薪水银100两，公费银80两，合计180两；
炮队带队官薪水银100两，公费银160两，合计260两；
步工辎队官薪水银50两，公费银10两，合计60两；
马队队官薪水银50两，公费银8两，合计58两；
炮队队官薪水银50两，公费银14两，合计**两；
总参谋官薪水银250两；
教练官薪水银100两。
由于薪俸偏低，自雍正起火耗归公，出现养廉银，至乾隆是时又有补充调整，实际成为一种附加的俸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据《大清会典》中所载地方官员养廉银一般为：总督1两，巡抚1两，布政使两，按察使两，道员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000两。另如河道总督6000两（其中北河总督系直隶总督兼领，支银1000两），管河道员两，漕运总督9520两，盐运使两，盐法道两。佐贰官也均有，但数目与正印官相差很远。京官由朝廷波出一部库银作为养廉银，但数目比地方官少很多，大多数人仍以正俸为主。
武官也有养廉银，如道光中有关绿营各级的养廉银数目如下：
提督：京师（巡捕营）800两，直省2000两，边疆（新疆伊犁等镇）2800两；
总兵：京师800两，直省1500两，边疆2100两；
副将：京师700两，直省800两，边疆1200两；
参将：京师600两，直省500两，边疆800两；
游击：京师500两，直省500两，边疆600两；
都司：京师300两，直省260两，边疆380两；
守备：京师240两，直省200两，边疆320两；
千总：京师140两，直省120两，边疆180两；
把总：京师100两，直省90两，边疆120两；
外委千把总：京师20两，直省18两，边疆2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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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科举考试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要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学校制度。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清代设有各类官学，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除这些官学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官办和非官办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我们现代汉语中广义的学校。兹分述如下:　　&
（一）私塾、社学、义学。清代童子启蒙教育，除富人延聘家庭教师教授子弟外，公共教育机构为私塾。私塾为私人、宗族或地方社会所办，延聘儒生（一般为秀才或老童生）担任教师。私塾讲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和启蒙教材，程度高的也选讲《四书》《五经》。社学和义学也属于启蒙教育机构，均起源于宋、元，一般为地方社会所创办。明初曾下令民间五十家设立一所社学，延聘教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后废弛。清初复令每乡设置社学一所，择聘文行优秀者充当社师，官府免除其差徭，并酌给薪水。后来，这一制度也逐渐废弛。义学一般为地方社会或急公好义的人士集资创办，所以补社学之不足，专收孤儿和家境贫寒的生童入学。上述各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称童生。　　
　　（二）府学、州学、县学。府、州、县学属于官学，由国家出资设立。童生经过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者，称生员，又称庠生、茂才、博士弟子，俗称秀才。换句话说，清代的生员（秀才），也就是国立府、州、县学的学生。府、州、县学皆由朝廷设置正副学官。其正学官，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为教谕;其副学官，不论府学、州学、县学，皆称训导。学官既是作为学校管理者的官员，同时又是教师。他们一方面负责教授在校生员的学业，同时又负责管理本府、州、县的所有（在校和不在校的）生员。生员有品行不端或违反法纪的，首先交学官处理;情节严重须要按刑律处罚的，首先革去生员功名。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是科举制中的初级考试，每三年录取两次。各学录取生员皆有定额，按各地的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别，自七八名至三四十名不等。如果某地士民能够在战争期间保守、收复城池或捐输军饷，经奏准可以永久性增广其学额;遇有皇帝登基、万寿、巡幸、谒陵等典礼，可以一次性增广全国各地或部分有关地区的学额。生员分廪生、增生（增广生员）和附生（附学生员）三种。廪生每年由国家发给廪饩银（即助学金）四两，有为应试童生具保的责任。遇有廪生因各种原因出缺，由岁试（详下文）中名列一等的增生和附生递补。新入学的生员须在学学习三年，至下期新生入学为止。学习期间，必须参加月课和季考，无故不参加者给予处分，直至黜革。学习期满离校的生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岁考，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学业，视考试成绩给以奖惩。　　
　　（三）国子监。清代在京师设立的国学称国子监，亦称太学，其监内肄业的学生统称国子监生，但实际上分为贡生与（狭义的）监生两类。北京国子监琉璃牌坊
“贡”者，贡于王庭之义;贡生即地方贡生员于朝廷。清代贡生有五种:
　　①岁贡。岁贡生由各府、州、县学食饩十年后的廪生按资历深浅挨次升贡，其名额视各府州县学之大小而不等，或一年、二年一名，或三年、四年、五年乃至十年一名。
　　②恩贡。遇有国家庆典或登基颁布恩诏之年，以本年当出岁贡廪生出贡，称恩贡;次年再以各学廪生排在最前列者充当岁贡。
　　③拔贡。拔贡由各省学政对各学生员进行专门考试，选其优者充之;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
12年进行一次。每届考试之年，由生员向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学报名，经各学学官审查后申送本省学政参加考试。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④优贡。优贡亦由各省学政考取，每三年一次，每省不过数人。
　　⑤副贡。清代乡试各省按正式录取举人名额的五分之一录取副榜，称副贡。以上五贡人员为正途出身，可以经礼部铨选做官，也可经考试入国子监读书（副贡不须考选）。除以上“五贡”之外还有所谓例贡，由生员和监生捐赀取得。　　
　　监生有四种:
　　①恩监。由各官学生考取和以孔子及先贤之后裔的身份入监者称恩监。
　　②荫监。荫监分为恩荫和难荫:清代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这些人以及遇恩典特准入国子监者，称恩荫监生。此外，京官外官三品以上不论满汉，三年任满后勤于王事死难者，准其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以及各州县正印官、佐贰官死于王事者，亦准荫其一子嗣入国子监学习，俱称难荫监生。
　　③优监。优监系指以附生身份入国子监学习者。
　　④例监。例监系指以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捐赀取得监生资格者。　　
　　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员，掌监生的教学和考试;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作为讲习之所。各类取得入监学习资格的人员，入监前须经考试，贡生取在一、二等，监生取在一等者，方能入学。国子监学生分内班、外班，均有定额;不论内、外班生，每月皆给膏火银。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内班住校，外班上课时到监。但实际上，这种教学制度年久日渐废弛，内班学生一般课考时方到监，外班更是形同虚设。国子监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兼习书法，此外还可选修诸子和《十三经》《二十一史》。国子监生学习期间有大课、季考、月考等考试，以检验其成绩。在国子监肄业的人员，优者可按有关制度参加经廷试，任用为低级官员。由于国子监教学制度的废弛，监生并不务学，其名多为捐纳以及参加乡试的资格，为人们所轻视。　　&
（四）其他官学。清代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什的本支子孙为宗室，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什叔伯兄弟之子为觉罗，俗称红带子。清代在京师设有宗学，专收宗室子弟;设有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两者皆隶属于宗人府。此外又设景山官学，选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入学;设咸安宫官学，选内务府三旗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八旗俊秀入学。　　
　　（五）书院。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元、明、清普遍设立。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置丽正书院，本为修书之所，而当时士人读书之地，也有称书院者。宋以后书院为讲学之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为四大书院。书院或为官办，或为私办，其主讲人和管理者有洞主、洞正、堂长、山主、山长等各种称呼，而以称山长者最为普遍。　
　　书院本为私人讲学的场所，而清初士人鉴于明末东林党之祸，讲学多顾虑不前，统治者更是有意限制私人讲学。当时清廷曾下令各省的提学官督率各府、州、县学教官讲求教育，此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这一禁令后来虽然被废止，但清政府仍通过各种措施对书院加以控制，如由官方酌拨经费，由地方官员延聘、考核山长等，并且规定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这样，清代的书院也就同官办的府、州、县学一样，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的生徒有生、童之分，前者为贡、廪、增、附、监生，后者为未曾入学的童生。
二、清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
“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　　
　　（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　　
　　1.县试。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其程序，童生向本县衙署的礼房报名，填写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之履历;或出具同考五人互相保结，或出具本县廪生的保结，保其身家清白，不属于优倡隶皂之子孙，以及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等情，然后方准应考。县试一般共考五场，每日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即日交卷。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贴诗一首;题目、诗、文的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和字数限制。第一场录取者准应府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县试第一者称县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2.府试。府试由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日期多在四月。因故未参加县试者，可于府试前补试一场，亦可参加府试。其他报名、具保、场次、考试内容等与县试相同。第一场录取者即准应院试，其余各场是否参考听考生自便。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试时惯例录取入学。　
　　3.院试由学政主持。各省学政在三年任期内两次巡回各地，称按临，主持生员的岁考和科考;与此同时，进行童生的院试。因故未参加府试以及县试、府试均未参加者，均可经补考后参加院试。院试报名、结保、考试内容等与县、府试同，惟正场之前加试经古一场，考试解经、史论、诗赋等。院试场规较严。入场由学政亲自点名，认保、派保的廪生排立学政座旁，如有冒考、顶替者，查出究办;此外互保的五名童生还须互相觉察，如有容隐包庇，五人连坐。考生入场携带考篮，内装笔墨食物。为防止夹带，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要解发、袒衣，连鞋袜、文具也要检查，不许携带片纸只字进入考场。点名入场后，考场即封门，禁止出入。为防止考官徇情，试卷弥封糊名。院试录取的新生须填写亲供，书年龄、籍贯、三代以及身高相貌特点，由各州县学官出具印结，汇报学政。学政于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礼，然后分拨县、州、府学学习。留县者称县学生员，拨府者称府学生员。各府、州、县奉到学政发下的新生名单后，即通知新生定期穿戴雀顶蓝袍，齐集官署大堂设宴簪花;然后在府、州、县官的带领下，前往孔庙谒圣，再至学宫拜谒本学学官。此后即开始入学学习。　　
　　学政按临各地，除主持童生入学考试外，还负有整顿学风、检察生员品行和考察生员学业等责任。为此，他还须主持以下活动:
科举考生雕像&　　
　　1.观风、谒庙和放告。学政按临一地后，往往首先拟出经解、策、论、诗、赋等题目，令生员和童生选作，有时也就近到书院考试生童。这些活动旨在考察各地文化风俗，称观风。院试进行之前一日，学政着朝服谒文庙，在大成殿阶下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升明伦堂，由学官宣读朝廷颁布的旨在规范士子品行的《卧碑文》和《圣谕广训》，诸生肃立环听;此后，由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四书》一章。讲书结束后，根据察访结果对品行学业优劣生员当众予以奖罚;然后查看文庙围墙，倘有破损，即令修理。谒文庙后学政回府州县官署放告，即准人民申诉冤屈，控告不法文武生员、贡生、监生。控状无关学校者不予受理，交当地知府处理。贡生、监生和文武生员犯法，其情节轻者惩戒，重者斥革。　　
　　2.岁考。学政到任后第一年按临各地，在主持院试之前对生员进行考试，旨在检查其学习情况，府、州、县学的附生、增生、廪生均须参加，称岁考。岁考实行“六等黜陟法”，即将考试成绩评定为六等，根据成绩对生员的身份进行黜陟，如增生、附生补为廪生，廪生降为增生、附生等。此外，对成绩考列五、六等者，还有青衣和发社两种惩黜。着蓝衫本为生员身份的象征，“青衣”处分即使被惩生员改着青杉，曰“青衣”;“发社”即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最严重的处分是革黜为民。　　
　　3.科考。科考是乡试的预选考试，学政到任后第二年进行。成绩分三等，其一二等及三等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准应乡试。除科考外，旨在选送参加乡试人员的考试还有生员、贡生、监生的“录科”和“录遗”。所谓录科，即科考成绩三等未获得参加乡试资格者、因故未参加科考者以及在籍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因名不列于本地学宫而不参加科试者，皆须于乡试之年七月由学政考试录科，方能送考;录科各省有定额。所谓录遗，即经录科考试仍未能取得参加乡试资格者以及未参加录科考试者，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录取者也准其乡试。有些人员，可以不经科考、录科、录遗而直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这些人中，现任学官准由学政直接送考;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由本监官直接送考;正印官胞兄、弟、子、侄中随官员在任读书的贡生、监生，准许本官申送参考;学官、州县佐贰由本任地方官申送参考。　　
　　（二）举人系列的考试，即乡试。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是取古代“乡举”之义。“乡举”一语见于《周礼》，言乡大夫向朝廷推举贤能。汉代察举制度举孝廉、举文学、举明经有道等，就是乡举，无需经过考试。科举制度建立后，乡举须通过考试，因而发展成为乡试制度。明清士子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
———举人，可按科无限期参加礼部会试。　　
　　1.乡试的时间和考试内容。清代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举行，称正科;遇皇帝万寿、登基等庆典，增加一次，称恩科。如过庆典之年适逢正科之年，则改是年正科为恩科，原正科改在此前或此后一年举行。《周礼》有三年大比之制，故乡试之年亦称大比之年。乡试于八月举行，亦曰秋闱。乡试分三场进行。以初九、十二、十五日为正场，考生于每场正场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考试内容，顺治初年规定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用八股文，谓之制义，亦称制艺、时艺、时文;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乾隆五十二年后，改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题问内容为经史、时务、政治。顺天乡试的《四书》题和贴试诗题由皇帝钦命，其余考试内容由主考、同考官员命题;各省乡试均由主考命题。　　
　　2.乡试的参考人员。清代乡试考场设于顺天府和各省。顺天乡试亦称北闱，参考者有两部分人:一为直隶、奉天、热河等省区以及满蒙汉军的生员和贡生、监生;二为各省的贡生、监生。各省乡试地点在省城，参考者为本省的生员。　
　　3.乡试的考场。清代乡试考场称贡院。对于贡院的建筑结构，清末甲辰（1904年）科进士出身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有过记述:顺天贡院建在京师崇文门内东南角，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开四门，取《尚书?虞书》
“辟四门”以招贤俊之义。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至公堂再往后有一座飞虹桥，过桥即为内帘门。内帘的后部是正副主考和房官办公阅卷的场所。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4.乡试的场规。清代乡试场规极严，对试前、试后、场内、场外，皆严立禁令。对士子夹带防范尤严，进场时进行严格搜检。为防止夹带，规定士子必须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皮衣不得有面，毡毯不得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装棉被褥;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考官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1858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案，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柏被问斩，数十名官员、士子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重处罚。　　
　　5.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录取。
　　清代乡试的考官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后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负责命题、阅卷、录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钦命简放，专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官员。其中顺天乡试用一、二品大员，其他省用侍郎、内阁学士、翰林院、詹事府和都察院的官员。除正副主考外，各省乡试还任用同考官帮助阅卷，同考官也称“房官”，各省8～18人不等。顺天乡试的同考官由礼部会同吏部选用科甲出身的官员担任，各省乡试的同考官由担任乡试“监临”的督抚考选，专用邻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进士、举人。“监临”负责监察、总摄考场事务。顺天乡试以顺天府尹为汉监临，任用二三品满官为满监临;各省乡试以巡抚、总督为监临。此外，乡试还设监试、提调、帘官等人员负责管理考场。士子用墨笔作答的原卷称墨卷，出场交卷后由弥封人员将卷上姓名籍贯弥封。为防考官辨认考生笔迹之弊，将弥封后的墨卷编号交誊录人员用朱砂誊录，称朱卷。朱卷誊毕后，经对读人员与墨卷校对无误，分别套封，墨卷存于外帘，将朱卷交内帘阅卷。正副主考批阅各房荐卷，以头场为主，阅后结合第二三场的情况，互阅商酌，取定中额。放榜之日，按中式朱卷红号调取墨卷，当众开封，填写榜名，放榜公布。乡试放榜后各省试卷调礼部复查，称磨勘。房官未荐之卷和主考未取之卷，皆曰落卷，也须略加批语，试后发给考生。乾隆间，有时令督抚、学政对中式举人进行复试，嘉庆后成为定制，道光后定赴京复试。　　
　　6.乡试的中额。
　　清代乡试中额各省多寡不一，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如乾隆年间共取1200余名。乡试正榜取中者称举人，此外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亦称副贡。放榜之期在九月，第一名称解元，顺天乡试的解元例为直隶人。　　
　　7.乡试的放榜。
　　清代乡试于九月放榜，多选寅、辰日支，以辰属龙，寅属虎，取龙虎榜之意;又因时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也称桂花榜。放榜时，正副主考、监临、房官、提调、监试等齐集公堂，拆墨卷弥封核实中式者姓名、籍贯;核实后交书吏唱名，唱毕填写正榜。榜由第六名写起，末名写完后再提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填榜至此，时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红花烛，经魁出于哪一房官即将红烛一对置于该房官案前，以表荣誉。经魁唱名声音特高，曰闹五魁。五经魁填写完毕后填写副榜。全榜填写完毕，将榜文加盖顺天府尹或本省督抚关防，载以黄绸彩厅，在鼓乐仪仗兵丁的护卫下，送到顺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抚署前张挂。发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抚衙门举行“鹿鸣宴”，由主考、监临、学政内外帘官和新科举人参加。新科举人谒见主考、监临、学政、房官，然后依次入座开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新科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亚元，第三、四、五名称经魁，第六名称亚魁，其余称文魁，均由国家颁给20两牌坊银和顶戴衣帽匾额。匾额悬挂住宅大门之上，门前可以树立牌坊。新科举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会试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经过吏部的“拣选”或“大挑”就任低级官员。　　
　　（三）进士系列的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指可以进授爵禄之人，至隋朝开始成为取士科目，后为历代沿用。清代举人中式后即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经会试、复试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　　
　　1.会试。
　　清代会试于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试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称春试（春闱）;因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会试每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举行;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即为会试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后一年举行。会试考试、阅卷、场规和考试内容等基本同于乡试，惟第一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命。会试考官于三月简放，初用内阁六部大员4～7人;咸丰后定制4人，一正总裁，三副总裁，以大学士及翰林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者充任;同考官18人，与主考官同时简放，用翰林进士出身的实缺京官。清代会试中额各科多寡不同，一般为百余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为406名，最少一科为96名。会试四月放榜，中式者称贡士，其第一名称会元。　　
　　2.复试。
　　经会试取中的贡士，接着要参加复试。清初贡士本不进行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因发生科场案，会试后进行了复试。雍正、乾隆两朝，复试间行之，至嘉庆初始成为定制，地点在皇宫保和殿。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当日交卷。第二天派阅卷大臣评定成绩，分一、二、三等，列等者即准参加殿试。
　　3.殿试。
　　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定四月廿一日举行，廿五日传胪（公布名次），著为定制。殿试最初在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在皇宫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时，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又改太和殿在保和殿。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由读卷大臣拟出若干题，送皇帝钦定圈出，作为试题。殿试试卷的评阅，由皇帝任命读卷大臣进行（由于殿试在名义上是皇帝作主考，所以称读卷而不称阅卷）。读卷大臣共8名，首先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进士出身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的名单，奏请皇帝从中简派。殿试翌日，读卷大臣集于文华殿阅卷。其阅卷的进行，将全部试卷平均分给八名读卷大臣，各自先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最终成绩的核定一般推首席读卷大臣进行，其他人参加意见。成绩评定后，于廿四日向皇帝进呈前十本，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称小传胪。廿五日在太和殿公布全部名次，称传胪。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状元服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清晨，由銮仪卫在太和殿前设卤簿法驾，在檐下设中和韶乐，在太和门内设丹陛大乐;由礼部和鸿胪寺在太和殿内东楹和丹陛之上正中设黄案，丹陛之下设云盘，在午门外设彩亭御仗鼓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各着朝服在丹陛之下左右序立，新科进士身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4.朝考。殿试传胪后五日，在保和殿举行进士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馆选。朝考内容为诏、论、疏、诗、赋等形式，前后不一;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庶吉士的录取要综合复试、殿试和朝考三次考试的成绩等第，而以朝考成绩为主。一般说来，考四数者（即殿试二甲、复试、朝考一等）肯定可以录取;朝考成绩同时也是进士授官的依据。复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　　
　　（四）武科考试。　　
　　清代科举考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在紫禁城箭楼前广场举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员的童试，其县试、府试略同于文科;其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岁试文童考试时举行武童考试，科试之年不考试武童。武科的童试分内外场，第一、二场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场为内场，考默写《武经》，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韬》等。其中额，府学20名，小州县7～8名，中等州县12名，大州县15名。武科的乡试和会试俱分为三场。头场考试马箭，第二场考试步箭，再考试开硬弓、舞刀、掇石等，此为外场;第三场考试策、论，嘉庆后改为默写《武经》，此为内场。武科乡试的试期为十月，各省中额较文科为少。武举人会试落第者，可赴兵部拣选，任用为绿营兵的千总等低级武官。武科会试的试期在九月，中额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会试后经复试、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以守备（绿营官职）在兵部注册选用。　　
　　（五）制科。上述生员、举人、进士系列的考试，均为科举制度中的常科考试。除常科外，清代科举也有制科，或称制举，举行的次数很少。制科由皇帝在殿廷亲自进行。康熙十七年、乾隆元年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令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应考。其试题为诗、赋、判等，成绩列在一、二等者俱授翰林官。除此之外，每逢皇帝登基之年令各地举孝廉方正、皇帝巡幸召试，也属于制科。　　
　　三、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明清两代，不断有人抨击八股取士不能选拔人才。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迫切需要经世应变之才以维持其统治。然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却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内政外交所需的其他许多知识，均出于科举士人的旧学视野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的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科举制度的改革最初始于注重时务。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认识到国子监“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下令“兼课论、策”，“奖励留心时务者”。1871年（同治十年），下令考取生员的童试加试算学;1895年（光绪廿一年），又下令加试时务，与算学任选一门。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废除八股是维新派的一项基本主张。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发布上谕，指出八股文不能“励实学而拔真才”，下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不久，又根据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发布上谕，详细规定了考试改革的具体内容:“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又规定:“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然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慈禧下令废除各项新政，上述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也被废除。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最初计划对科举制度进行所谓“变通”，但很快就决定彻底废除。其大致过程是:1901年，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同年，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1903年，经中央和地方官员保举，选拔“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186人，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考试。这次考试主试、复试各一场，考试内容为论一篇、策一道;现任官员取中者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任用为知县、州佐等官。对于文科常科考试，清政府于1901年8月颁布上谕，命自第二年起在乡试会试中废止八股文，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改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改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均依此例。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说科举阻碍新教育制度的实行，请求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　　
　　据此，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起，每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三分之一，三科减尽。至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又上奏说:“科举一日不废，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请求从次年丙午科开始，将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一律停止。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实行一千数百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彻底废除。原来作为科举制度一部分的各种官学和书院，也先后被废除。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1905年又下令裁撤国子监，设立学部主管全国教育行政;原来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改隶钦天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学堂。
来源：&hjian1998 的博客
浸润与激荡——清末民国教科书对社会变革之影响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科举时代，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一百多年以来，教科书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从最初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抗日救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善、适于教学的教科书等等；教科书的发展日趋完善与成熟。
社会变革是通过社会各种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它是社会多种合力的结果。德国的世界文化史家斯宾格勒曾经提出：“历史观有双重任务，一是比较地研究各个文化的生活进程，一是探讨各文化之间一些偶发的和不规则的相互关系而钻研其意义。”以往人们对教科书的研究，更多地从社会变革对教科书的影响，即教科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进行。笔者认为，教科书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动向虽然不能决定社会组织斗争、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的成败，却反映和影响了人心向背，显示了社会变动的方向与矛盾起伏规律，成为社会生活中较为活跃的因素。教科书作为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还对社会产生辐射力，成为清末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教科书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变革的策源地。若深究的话，何以是教科书而不是其他文化载体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原因道理何在？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如何？结果又是怎样呢？本文试对此做一粗略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
&&&&1、西学译书虽然表现近代中国人最初的世界意识，但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精英，特别是少数开明知识分子阶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近代中国人面对突兀而至的社会变革潮流，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找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的一批介绍域外史地知识的新书陆续出现。这些著作有的是关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些是关于中外关系、风俗人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据研究者统计，年四十年间，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社会科学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又据
《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这时，西书的引进虽然开启了国人的世界意识，具有启蒙意义。但从西方异质文化而来的代表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普遍方向的新思想要在中国扎根，却缺乏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所以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精英，特别是少数开明知识分子阶层，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相对于广大民众变革意识而言，其仅仅是沧海微澜。
2、报刊发行虽然风起云涌、竞放光彩，但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马礼逊等在澳门、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中外文报刊，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在中国出现。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始有报纸，随后迅速发展，品种和发行量均居全国之首。1872年《申报》问世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西文、中文报纸、期刊出过多种，但因其读者范围主要限于寓沪外侨和少数文化人当中，与一般市民关系不是很大。1872年《申报》创刊，由于其紧贴上海社会，在市民中影响广泛，其初创时销数为600份，三年后日销6000份，1877年日销已近万份，在1926年其最高销售量达14万份。《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救亡运动的高涨，维新人士开始自办报刊，上海为其主要阵地。1901年-1905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办报热潮，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发行的报刊达200种。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是在上海出版的，占26.24%。这些报刊形式多样，以出版周期论，有日报，有周刊，旬刊，月刊，季刊；以内容论，有综合性的，有专门性的，如宗教报刊，科技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以文体论，有文言文的，有白话文的，还有图文结合的画报。毋庸置疑，报刊以其迅速、及时、有针对性的特点，在中国社会，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居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大量的农村人口的社会变革思想并未因报刊的繁荣而实质性的改变。
3、教科书作为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通过学生不断对中国社会产生辐射力。
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的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总的来说，19世纪的中国新式教育处于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五年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1905年正式废科举制后，新式学堂一枝独秀，取得长足发展。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20世纪以后，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办起了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不断普及，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贫民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顽强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据统计,
从1904 —1949 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全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20
%左右。当新式学堂迅猛发展时，从19世纪70年代前期,教会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开始，到洋务运动中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有系统的引进西方教科书，再到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之发轫、书坊教科书之繁荣、审定教科书之成型，以及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发展。教科书以其独具的优势，影响着成长中思想尚未成型的青少年，且其作用的触角轻而易举地伸向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清末民国社会变革思想的主要策源地。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途径和方式
& （一）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途径
1、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教会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从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为了教学，当时比较著名的教会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当时，系统引进西方教科书是1877年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也称益智书会。据1890年傅兰雅报告该会历年来的成就,14年中自行编辑出版的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
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仍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中,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是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两套丛书。
（2）官方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学堂为了应付西学课程的急需，在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甄别和正规的编制的情况下，临时仓促翻译了一些西方教科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据载，同文馆“在短短的几年內，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20余种，而且还在馆內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同文馆的许多译书也被当时该馆和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如《格致入门》、《化学阐原》、《物理测算》、《天文发轫》、《星轺指掌》、《算学课艺》和《全体通考》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19世纪中国官方最大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9年，计译出160余种,1075卷。这些译书，很多都被洋务学堂和新式书院作为教科书使用。
2、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出版
（1）学堂教科书的发轫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中西并重”几乎成为所有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基本准则。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已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于是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人率先开始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从1897年开始，上海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上海三等公学堂的《字义教科书》、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以及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等是同期最完备的新式教科书，特别是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所编的《蒙学读本全书》七编请官厅存案,付文法书嗣出版,载明“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并附有文法书,类似于教学法,以供教师教学时参考。至1907年—1908年间，已印10余版，各地翻印者，不可胜计，是同期最完备的新式教科书，可谓我国自编第一套小学教科书，曾执当时小学教科书的牛耳。
（2）书坊教科书的繁荣
1898年，商务印书馆率先拉开了出版新式教科书的序幕，并于1904年推出《最新教科书》一套，独步神州，发行“不及两周，便销出5000余册，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到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就有40种，其中学生用30种，教员用10种。在此期间，文明书局出版蒙学教科书数种。民国成立后，各家书局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有《共和国新教科书》（1912）、《实用教科书》（1915）、《英语模范读本》（1918）《新体教科书》（1919）、《新法教科书》（1921）、《新学制教科书》（1921）、《新撰教科书》（1924）、《新时代教科书》（1927）、《基本教科书》（1931）、《复兴教科书》（1933）等，该馆还根据当时不同的学制和办学形式，先后出版《女子教科书》、《民国新教科书》、《简易课本》、《半日学校课本》、《单级教科书》、《复式学校教科书》、《现代教科书》《中学白话文范》、《白话本国史》等教科书。中华书局先后出版有《中华新教科书》（1912）、《新制中华教科书》（1913）、《新编中华教科书》（1913）、《单级中华教科书》（1914）、《中华女子教科书》（1914）、《新式中华教科书》（1916）、《新教育教科书》（1921）、《新教材教科书》（1922）、《新小（中）学教科书》（1923）、《新中华教科书》（1927）、《新课程标准课本》（1933）、《修正课程标准新编课本》（1936）等。世界书局先后出版有《新主义教科书》（1928）、《新标准世界教科书》（1933）以及《世界儿童国语》、《世界儿童算术》(大型本)、《图画课本》等。开明书局先后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1929）、《开明国文课本》（1932）、《开明读本》（1934）、《国文百八课》（1935）、《开明新编国文读本》（1946）等。另外，大东书局出版《新生活教科书》（1933）、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教科书》（1934）、正中书局1934年也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一套，还有中国图书公司、普通学报社、上海藻文局、上海会文学社、杭州彪蒙书室、乐群书局、北新书局、新国民图书社、民智书局等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
（3）统编教科书的发行
1905年底，清学部成立。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教科书审定办法》。至于审查的项目，除了教科书的内容外，还包括价格、纸质、挂图、教授法等。从1906年起，清学部陆续审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国民教育以及女子教育方面的教科书。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之后，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清政府先后成立了大学堂编书处和编译图书局，作为出版统编教科书的官方机构。1907年春季，中国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初小国文教科书》应运而生，开创统编教科书之先声。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出版机构内迁重庆，教科书由多家书店竞争出版的局面即为“国定本教科书”所取代，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文通组建成“七联”在重庆共同印行。上海各书局教科书的出版业务暂告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移至上海印行，原有教科书进行了增订，在“七联”基础上增加儿童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公司，成为“十一联”负责印行。
（4）不同体制教科书的出现
早在苏区时期，共产党就禁止使用基督教的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教材，要求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共产党设立了中央和地方级教科书编审机构，专门出版供军人、干部、学生和农民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政治类、军事类、文化识字类、扫盲类及专业技术类教科书。在延安时期，教科书管理机制趋于完备，教科书更为系统，并总结出教科书研制的经验，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于1938年、1942年和1944年出版三套初级小学课本。解放战争时期，了适应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需要重编的，教科书补充了反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内容。为了密切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际，密切联系生产劳动和边区群众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儿童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实际，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共出版7套教科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在其占领区所实施的奴役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的殖民教育。伪满洲国建立后，1932年，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出版了一套《伪满洲国小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等科目。1932年左右，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还出版了初级和高级新满洲教科书。1934年，满洲帝国政府文教部出版了《初级小学教科书》一套，有修身，国文、算术、自然等科目。1939年，满洲帝国政府民生部出版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8卷，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发行。
（二）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方式
1、通过教育教学影响青少年学生。
教科书作为学堂的教学用书，它用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鼓动学生，使学生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态度坚决、意志坚韧，具有前驱意识，进而影响民众观望犹豫和统治者动摇妥协的作风，使社会的变革意识普遍加强。社会寄变革之希望于教育，教育又将希望的支点放在教科书上，于是通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教学，教科书唤起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共同斗争，自觉勇敢地担负起“向导国民”和“社会准的”的历史重任，教科书教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天然媒介和动力。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思想内容“系统地指导”这些未来社会发展主体人群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民的思想。
2、通过赠送、折扣与社会广大平民、上层官员发生联系。
为了扩大教科书的影响，最初的教会学校采用的是免费赠送的传统手法，以广学会为例，赠送途径有两条:一是在每次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考场外面赠书;
1888年,各地举行乡试时,广学会向有关考场分送了2000册的《格物探原》,1889年又将1004册《格物探原》平均分送到举行科举考试的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官吏赠书。不仅李鸿章、张之洞等获得广学会赠书,
华亭知县葛培义也得到赠书《西铎》,他读后“即授儿童辈,捧为鸿宝,俾增益其学识焉。”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书坊通过折扣的方式底价销售教科书，已普及国民之教育。如商务印书馆从《共和国教科书》开始，实行对折销售，后来中华书局从《新制教科书》开始也实行五折销售，这这些策略虽然是从书局间竞争的角度考虑，但其受益者自然是广大的学子和民众。
三、清末民国教科书影响社会变革的程度
1、传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推动中国现代科技的创新和变革。
从教会对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开始，教科书就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视野，有力地削减了因人为阻断所造成的中西文化间的长久隔膜，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智慧的信心。教会的译著及教科书开创了众多第一。如《重学》将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传入我国，还有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谈天》第一次把万有引力和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引介到中国。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教科书中不胜枚举。伴随着科学知识的领域的拓展，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被介绍进来，如中译本《植物学》的出版，使西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中叶植物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先驱作用，尤其是细胞研究方法，使我国对植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由经验型变为科学型；植物分类方面，使我国按植物用途分类的传统方法变为根据植物形态构造的特点和生长方式分类的科学方法。此后，新式教科书一直沿着这种思路发展，一改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
2、宣扬现代民主自由思想，促进中国现代政治的觉醒和敞亮。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出现，教科书不断宣扬现代民主自由思想，如在《万国公法》这本教科书中，中国人见到了这样一些字眼：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其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向近代中即国人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中若干民主与平等的交往原则。《星轺指掌》因引进“三权分立”原则，在历史上意义更加突出。而《公法便览》在凡例中将《星轺指掌》中关于“三权分立”的内容又全文重复了一遍，足见其鼓吹之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中，详列“有关宪政之事”、“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等内容，蔡元培在编写《修身教科书》时从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点出发，强调社会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清末民国许多教科书在内容上都加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内容。当五四运动时期，学生以其先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独具异彩时，当学生体现出强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时，我们还能忽略教科书对社会变革之影响吗？
3、提倡新的社会伦理观念，鼓吹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任何新型的社会伦理观念，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教科书配合，都绝不可能真正立稳根基，取得预期效果。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讲求新文化。如蔡元培在编写《修身教科书》时都是用古人的一则则小故事来讲授为人处世之道，更是摒弃了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说教，而改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并附以现代伦理观念。中学修身教科书讲理论,前四册讲述伦理关系的各个专题;第五册讲述伦理学,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主张平等共和,鼓励人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并另辟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下,荣誉之得在乎人,注重职业道德。这些观点出现在清朝统治尚未结束的教科书中，实属难能可贵。教科书提倡改革蓄辫、缠足、赌博、纳妾、吸毒、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反对宗法家长权威，破除就的思维方式，洗刷陈腐观念，对种种民族劣根性表现大张挞伐，呼吁男女平等平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标新立异，提倡新道德规范等等。
4、凸现生活生产建设之实用，呼吁社会民众求强和求富。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前期受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后又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教科书编写在价值取向上普遍重视生活之实用，并与社会生产建设密切结合。洋务时期译介西式教科书，大都与洋务运动的练兵制器、建厂采矿等近代化建设紧密相联。这正如华蘅芳讲到他之所以首先翻译《金石识别》，是因“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而之所以接着又译《地学浅释》，是因“金石与地学互相表里，地之层累不明，无以察金石之脉络"《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分别介绍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方面的知识。续编介绍有机物中的染料、木材干馏产品、糖类、动植物碱类、有机酸、植物颜料等，除此以外，还涉及一些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封底有《最新农业教科书》和《最新商业教科书》的广告，如《最新农业教科书》广告词“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农业之盛衰为我国贫富之关键。数十年来，人口孽生倍翻，谋食惟艰。然泰西农学家言以我国疆域之大，若让求农事，虽人口什伯於今亦不足惧。本书於气候、土壤、肥料、农具、耕种、收获、农业经济、农业薄记及蔬菜、茶桑、养殖、牧畜、果树、森林、农家副业等类无不择精语，祥可资实用。”
5、弘扬爱国民族精神，激励国家独立和自主。
结合近代中国贫弱相仍、外患日亟的残酷现实，清末民国的教科书普遍加入了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爱国志士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善良愿望的内容。如无锡三等公学《蒙学读本》第3编第2课是这样写的：“祝我国，固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后来，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反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被编入的课文，有的揭露匪盗、军阀、列强的罪行，有的称颂爱国历史人物，有的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等。特别是20世纪初,乡土教育的大力开展，乡土教科书的大量编撰出版，大力弘扬了爱乡与爱国的情感，激荡着救亡图存的思潮。如1910年长沙人辜天祐编著的《湖南乡土地理》（初等小学教科书）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小学乡土地理教科书，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正是在强劲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激发下,一改传统县志述而不作的惯用体例和扬善隐恶、曲笔回护的春秋笔法,评议社会人伦,褒贬风土人情,剖析国民根性，即已从“励俗维风,信今传后”发展到“教人爱国,励人心志”。到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1933年直接将其出版的教科书命名为《复兴教科书》，其意义不言自明。爱国与启蒙相统一，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动摇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教科书的确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代表了国人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心声。
&&& 附录：
“男儿第一志气高”（由沈心工1902年在东京作的《体操》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中国男儿”(1906石更作词)：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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