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篇-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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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篇
作为“”的姊妹篇，首先仍需要提醒注意：过往规定及任命属既成事实，对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政策倾向及相关分析为纽约智库研究者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在观看分析货币政策倾向以前，请允许我先插播一个基本的Q&A：
问：在读到美联储官员相关报道时，我们很容易发现评论说某位官员是“鸽派”或者“鹰派”，这两个评价分别指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态度？
答：总体来说，“鸽派”是指倾向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为刺激增长使用政策工具，认为防止通胀风险的重要性不及刺激增长。
“鹰派”则是倾向货币紧缩，认为通胀的风险比刺激增长更重要，不能为了刺激增长就让通胀的风险居于次要地位。
具体到描述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又有所谓中国特色。
以文末图为例。如果图表中给予某位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评价是“鹰派”，那就意味着这位委员支持更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利率自由化和汇率政策改革。
而如果说某位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是“鸽派”，就是指这位委员在利率自由化和汇率政策改革方面持保守态度。
华尔街见闻经常提到美联储FOMC投票成员的话题，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下面就展示下智库INET眼中的中美对比区别，加深我们对两个机构的印象：
1、货币政策决策权
名义上说，美联储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虽然现在对这种独立性多有指责，但不管怎样质疑，美国的货币政策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美联储的“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手中。
这个委员会的有六位是固定人选，分别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以及理事的六人，他们拥有永久性投票权。还有四位成员拥有轮替投票权，即投票权每年轮换一次。
比如2011年拥有FOMC投票权的铁杆鹰派达拉斯联储主席，这位联储高官质疑QE的言论我们早已熟悉，不过今年他就交出了投票权，只能“敲边鼓”了。
与美国的情形相比，中国截然不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咨询议事机构”。往俗了说，顾问的性质更多，真正拍板的是国务院。
国务院拥有重大货币政策措施的最高决策权。所以，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的态度也列入下表中，将他们视为关键的决策者。
2、公开活跃度
这方面的区别非常明显。美联储高官无论是否FOMC投票权成员都很喜欢在公众场合表达对美联储政策的看法，提出个人建议。他们可以算高调的活跃分子。
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很少在公开场合表态，他们的政策倾向相对并不那么明朗。
说到第2点区别时，有人可能觉得我废话了：国情不同，社会环境和制度都不同，怎么可能都那么张扬。但如果跟影响力结合起来，你会发现另一种差异。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鸽派倾向明显，他也会“大张旗鼓”地公开讲话。市场每次都会留意伯南克说了什么、琢磨他暗示了什么、想表达什么，我们也会时而提一下伯南克“”的封号。同样的魔力可以参考今年7月的欧洲央行行长。
因此，美联储官员的活跃度和市场影响力都很大。
而在中国，积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讲话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通常并没有很大的决策和市场影响力。
对这点差异，INET研究成员Chen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
1、这些最积极表态的成员并不是关键的决策者。
2、中国央行的官员喜欢给市场带来意外，他们也愿意让市场难以预测央行的政策。即使是公开讲话，这些官员也经常不会表明政策方向。
说了这些区别，要我来说，其实中美还有一个共同点：重要决策者是鸽派。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的三位大佬伯南克、耶伦和杜德利都是鸽派，而下图可见，中国的温总理和王副总理都是鸽派，李副总理是中立略偏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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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前世今生
本文来源于　
邓海清 海清债券频道&&信用债投研部落
6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任命连维良、史耀斌、张晓慧、田国立、樊纲、黄益平、白重恩等7人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朱之鑫、胡晓炼、马建堂、胡怀邦、钱颖一、宋国青、陈雨露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本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大患血，更换人数接近委员总数的一半，引起了颇多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前世今生，并对三位新任金融专家委员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
中、美货币政策委员会有什么不同？
无论是在牛市还是熊市中，货币政策永远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货币政策对股市，债市，汇市，甚至大宗商品都有着重要影响，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就是这么一群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人。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究竟对于货币政策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主要职责是什么。FOMC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一个重要机构，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7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肩负着制定货币政策，监督和指导货币政策执行的重要责任。具体来说，FOMC一般通过其12位成员在例会中讨论决定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因此，可以说历次FOMC会议都会牵动着全世界的心。
我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与美国的FOMC又有何不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总则第二条中的定义，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而第三条则将其具体职责界定为&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下列货币政策事项，并提出建议：（一）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二）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四）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五）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从字面上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对货币政策的建议，但很难判断其对货币政策的制定究竟有多大影响力。不过根据曾经流传过的一个段子，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在一次回答记者关于货币政策动向的提问时说&你不要把我这个货币委员会委员看成美国一样，他们是不听我们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推测，与美国FOMC对货币政策具有决定权不同，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由哪些成员组成？
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7年，根据当时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一人&共计11人组成。不过后来经过国务院的多次调整，人员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
年，保监会主席和国家统计局局长相继加入货币政策委员会。而2003年，国务院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构成做了一次重大调整，调整后的人员构成变为：人民银行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一人，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管局局长，证监会主席，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金融专家一人。从变化来看，增加了国务院副秘书长一人，由于国家计委重组，计委副主任变更为发改委副主任，经贸委重组为商务部，不再参与货币政策委员会，此外还增加了银监会主席和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银行业协会会长通常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之一，实质上是减少了一个商业银行的行长）。新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共有13人构成，在2010年将金融专家人数增加为3人后，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5人构成，目前仍然延续这一配置。
从组成成员的背景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于与金融业相关的重要政府部门和机构，其中，人民银行的比重最高，占到20%。而委员会中的金融专家则一般是来自于国内知名智库中的著名经济学者，如黄达、余永定、李扬、夏斌等。从他们来自的智库来看，以下几所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此外，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了金融专家的任期固定为2年外，其他成员一般都是由于职位更迭而发生变动，例如，上一届委员朱之鑫就因为从发改委退休而被连维良接任，而胡晓炼和马建堂则分别因为调任离开央行和国家统计局而不再担任委员。
三位新任金融专家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在美国，许多FOMC委员都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对货币政策的看法，而他们的观点常常也会引起市场的关注。但在国内，各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般都比较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大多身居要职，任何言论都可能引起外界对政府意图的猜测，不便过多发表个人言论；而另一重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他们本身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就十分有限。
本次调整中四位新委员是由于职务变动加入货币政策委员会，而三位新任金融专家委员则不是由于职务原因，所以他们的主要观点更值得我们重视。作为委员会中的金融专家，一般供职于学术机构或者民间智库，往往会更自由的发表一些个人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能代表货币政策方向，但或多或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此外，有理由怀疑，他们之所以能够被选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和他们的主要观点有关。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新任的三位金融专家对于当前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看法。
樊纲已经是第二次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次是在2006年，目前，他主要职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主张中性的货币政策，并认为本轮经济调整至少要经历6到8年时间。2014年年底，樊纲曾公开表示，自2010年中国进入一轮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后，一直没有完全退出，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回归中性，6-8%的经济增速都属于正常的范围，因此，应推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既不刺激，也不收紧。而对于本轮经济调整的时间，樊纲在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表示，至少要经历6到8年的时间，本轮从201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至少要到明年经济才能见底，而后年才算走出低谷。对于近期的经济形势，他表示并不乐观。
黄益平目前任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对于目前的体制改革，黄益平在年初的一次会议演讲中表示，金融改革是深化改革的核心，而国企改革则是前提。如果当前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没有改变的的话，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提高，金融风险也会增大，这些问题不解决盲目放开利率只能是自讨苦吃。他同时也表示，国企改革的核心在于从此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去行政化。对于货币政策，黄益平曾在今年年初时表示应实施更积极一些的货币政策，同时不应赋予货币政策过多的责任。在2月第一次降准后，黄益平就表示在CPI下行，PMI的状况下应采取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他也认为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的控制的核心放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上，而不应过于去协调金融稳定，可以将金融稳定的职能通过资本监管，杠杆率，印花税等政策工具解决。此外，他表示货币政策应淡化结构调整，回归本来的功能。
白重恩目前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在制度经济学。对于当前的制度改革，他主张应实现由特惠向普惠制度的过渡来维持经济增长。他认为特惠制度的形成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是特惠企业识别的主体，地方政府资源的有限决定了只有少部分特惠企业可以获得支持，但问题在于这种帮助是不可持续的，特惠制度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破坏市场决定机制。所以，只有完成从特惠向普惠制度的过渡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此外，他在今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经济增长的目标制定过高将会增加经济增长成本，降低效率，增加风险。因此，应弱化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而强化深化改革的目标，完善体制的目标和收入分配的目标等。
【作者：邓海清】　(编辑：lv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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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2016真的会有失业潮吗？&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家庭范畴&中国政府在回收货币流动性，没印钞放水
2016真的会有失业潮吗？
年快过完了，假期结束了。翠花、淑芬、兴国们回到北上广深，纷纷变回了露西、薇薇安、史蒂夫。要上班了，还有的要换工作了。很多文章都说今年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这是事实吗？
在冬季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夕，论坛曾发布报告一份报告，指出新一波工业革命将创造210万个新工作岗位，主要领域包括电脑工程、数学。但是，710万个工作岗位将消失，其中办公室白领和管理岗位受冲击最大。这意味着未来全球将有500万甚至更多人面临失业。那么中国呢？
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即经济运行去杠杆、工业去产能、楼市去库存、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补供给侧和人力资源短板。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曾撰文指出：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但在2016年后，中国可能逐渐面临职业难求、薪酬难涨的持续压力。
近期博客文章中指出：失业潮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其他行业主要表现在收入下降，企业生命周期缩短上。所以这是韬光养晦的一年，扛过去不折腾是对大家的忠告。
在过年期间，走亲访友中也确实发现，经济不好！很多亲朋好友的厂子、公司都关门倒逼，或者随时歇业，有的制造业工厂，从来都是过年放3天假，初三就开始加班的，但今年听说早早就放假了，一放放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傻，而是实在没那么多活可干，老板们显然也不能亏了，这些制造业工厂大部分都是底薪很低，开工赚工时，多拿加班费的，所以长时间放假，工人们收入基本被打了对折。不过这还算是不错的，听说南方几个朋友的厂子，已经裁了几轮员工了。
有的老板说，今年的生意肯定不会好做，客户少了，订单少了。出口生意还不够汇率折腾的，国内做衣服的也基本没什么人要了，而一些做化工的，则受到环保的要求，基本都停产了。至于小钢铁厂，五金厂在去年就已经干不下去了。天朝制造业的寒冬已经来了，这是相当肯定的。原因主要是三方面：
第一企业负担太重，实在活不下去了，各种税费加在一起，企业不创造40%的毛利，基本上很难生存。
第二资金缺乏，银行很难贷款了，即使拿到钱，利率的风险补偿也太高，如果借钱的成本在年化10%，那还不如把厂子关了什么也不干。
第三，用工成本太高，工人现在要价太高，企业如果要转化这部分成本，必须加在商品上，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工厂都迁往了东南亚。中国制造基本上被成本扼杀。工厂迁走了，工人自然是大比例的失业。有的厂子比如富士康，还大比例增加了机器人，其目的也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员比重。制造业的就业面临的外部需求减弱，内部成本上升，科技升级的多重压力，未来越来越差的就业形势，将是一个趋势。
有人说了，工人多要点钱有什么不对，不能老是昧着良心，替资本家说话。这个确实不能怪工人，由于房价上涨，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他们也要租房也要吃喝还要养家，所以如果企业主给不到这个收入，他们也是不如回老家，没有人愿意倒贴钱工作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僵局，工人要开工，企业就没利润，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如果降工资，那么工人宁可不干。双方谈不拢，企业就不干了。而这其中罪魁祸首就是生活成本，生活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就是租房，可以说包租婆们是扼杀中国制造的直接凶手。
制造业的失业增加不可避免，而且短期内应该是不可逆的趋势，那么新兴行业呢？今年恐怕也不乐观，由于资本开始退潮，很多创业公司拿钱会越来越困难，恐怕烧钱的公司会率先倒掉。
互联网的江湖也会进入残酷的优胜劣汰，拿个PPT就骗来千万投资的日子恐怕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好在新经济下，还有足够的就业空间，A公司倒掉了，还有BC，只是创业公司的生命周期，可能也要在经济大势之下大大缩短了，所以那些身处互联网行业之中的人，恐怕换工作要更加频繁，收入的溢价能力也会逐渐降低。除非你是那种特别优秀的人才。
制造业和新经济之外，还有很多传统经济模式，这些员工可能从没想过换工作，也没有太多的失业危险，但他们不得不承担收入降低的痛苦，企业利润下降，加上反腐让之前一些肥的流油的企业，纷纷表姿态，压缩员工收入和福利。
这就是今年的就业形势，失业潮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其他行业主要表现在收入下降，企业生命周期缩短上。所以这是韬光养晦的一年，扛过去不折腾是对大家的忠告。
可能导致失业潮的原因？
综合多方声因，时下对于失业潮的成因与爆发行业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产能过剩领域、二是农民工中非熟练、非技能劳动力、三是大学毕业生、四是国企和事业单位。
一是对严重过剩产能的定向爆破，将带来可以预料的失业压力。
2015年，国家反复提及“去产能”、清除“僵尸企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产业被认为是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
在1月20日的国务院专题会上，李克强谈“去产能”就表示要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而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超过千万，它给地方政府和社保体系带来压力。
不仅如此，制造业吸纳的就业可能持续弱化，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工业经历了持续扩张，其吸纳的劳动力也在上升，但从2014年开始，工业投资和增加值持续低迷，显示后续工业将释放而不是吸纳失业压力。以往每年数千万计的退休-募新更替潮将持续退潮。在2016年元旦过后，工人春节返乡的节奏较之往年提前了1~2周，显露了制造业释放失业压力的先兆。
二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趋难。
2016年，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前景来说，恐怕不会是特别好的年份。因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两大行业同时遭遇深刻危机。
首先是制造业。我国约有50%的青年民工从事制造业，但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迅速下降，以“世界工厂”东莞为代表，东南沿海地区在2015年出现了制造企业倒闭潮，愈演愈烈，2016年难有改观。行业的衰落，使得减员势在必行。智联招聘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我国的制造业用工需求陷入零增长。2016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减少，制造业的升级与对高素质技工的追求，将会使知识水平不高，职业技能缺乏的农民工群体距离一场就业危机越来越近。
另一大危机行业是吸纳了22.3%的农民工就业的建筑行业。数据显示，超过6100万的农民工从事建筑业。但现在建筑业遇到大麻烦，2015年房地产的投资仅为1%，2016年反弹希望很小，建筑业的用工需求顿时失去动力。2016年，大批青壮年民工或面临无事可做的窘况。
近年来，服务业（以楼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业为代表）为农民工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5年，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罕见提到：“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快递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必须注意到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著的替代效应。”
钟伟提到，在东南沿海，上述行业已开始出现增长乏力迹象，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家政、商贸等领域的就业起薪开始不升反降，服务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其积蓄容量增长迟缓。
三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压力不减。
据智联招聘，2016年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数量将达到历史最高的765万，比去年增加16万。据统计，今年的毕业生加上30万海归和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往届毕业生，预计有1000万大学生同时竞争岗位。不过，这群“天之骄子”很可能在今年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中沦为弱势群体。这是种摩擦性失业。
知名学者于建嵘认为，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就业难题归咎于两大原因：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且院校专业结构畸形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大量人才过剩，带来隐形失业压力；另一个是毕业生对工作的不认可，受青睐的大都市白领工作机会有限，而愿意去中小企业做蓝领的人不多。
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人们误以为即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无碍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造成增长和失业脱钩的关键因素，在于稳增长掩盖了缺乏重大进展的结构转型。
从2016年开始，增长滑坡带来的失业压力将显性化，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能去化行业的职工，二是务农为主的农民工，三是高校毕业生。
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求职困难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调整，它也将冲击中国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长引擎，即消费。
四是国企、事业单位面临体制改革。
改革进入深水区，国企和事业单位都面临着体制改革。
国企员工可能面临失业，其一是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国企所占份额很大，去产能也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之一，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应有相当数量国企会在这四批之中；其二是国企改革或将掀起“合并重组”的高潮，且注重市场化的运营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人员的精简在所难免。
事业单位也在推进编制改革。1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相关部委官员表态，今年重点要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响。
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推进事业单位的编制改革。答案很简单：有限的财政资金真的不能再养这么多人。
补充：年为什么没有失业压力？
年这五年间，每年新增求职劳动力约2000万人。那么为什么在前五年，经济下行没有带来失业压力?钟伟的解释是以下渠道吸纳了就业压力：
1、离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更替。目前城镇职工数接近4亿人，如果没有明显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则每年可提供不低于1000万的就业岗位;
2、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滑。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8个百分点的速率下滑，其成因复杂，但很可能每年有约500万以上的50~60岁的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3、大中专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缺乏可靠数据。其中部分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但这一群体的失业压力未被包括在失业率之内;
4、就业结构的变化。从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强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深化改革，使得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群体性地暴露！
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家庭范畴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中国社会依然是 &&“ 低度信任社会 &&”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
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的说法，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
福山敏锐地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所说，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
在中国社会中，社会中间组织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中国社会的信任依然停留在家族信任阶段。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信任、货币信任、专家信任。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当我们走出了血缘和熟人的圈子之后，就不再能够找到所信赖的人保护我们，和我们交换，和我们合作。我们走到了陌生的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熟人，但是还需要合作，还需要交换，因为社会生活就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的基础上的。这时候人们就只好寻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信任机制，其中之一是货币。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同发达社会中的系统信任相比，我们社会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任，是该社会数千年文明的结果，所造就了有些社会的成员信任度比较高，有些社会的成员之间信任度稍低一些，但是每个社会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个是几千年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社会一旦把它打碎，要想恢复的话难乎其难，甚至要以&&“代&&”为单位才能得以转变。
中国政府在回收货币流动性，没印钞放水！？
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在回收流动性，根本没有印钱放水，许多人不认同，理由是数据明明白白显示M2有130多万亿，相对去年政府又向市场投放了十多万亿，刚刚又宣布要释放所谓6000亿春节流动性，昨天一天就投放了4000亿，这难道不是货币放水么？
1. 须知M2并不完全等于流动性
中国的M2概念，其实就是流通现金与存款的总和，即M2=流通中的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其他存款，其他存款包括政府、居民、海外在华机构或个人在境内的一切定期与活期存款。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流动性，指的并不是M2的全部，而是指M2中的用于交易的流通现金部分。存款部分，当然也有一定的流动可能性，可以用于流通，也可以不用于流通。这取决于它们的流动性偏好，其流动性偏好又取决于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经济形势好，投资热情高，存款就可能转向流通，经济形势不好，存在就会趴在账户上不动。所以，中国的M2虽然很高，但政府始终在强调“盘活存量”，为什么？因为钱虽多，却都在躲在那睡觉，不投资，不流通。
所谓流动性泛滥，通常是指市场实际流通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市场实际需要的货币总额。比如2014年，中国GDP是63.6万亿，M2余额是122.8万亿。2015年，GDP总额是67.7万亿，M2余额是139.2万亿。M2总量基本都是GDP总量的两倍。2015相对2014，M2增量是16.4万亿。
按正常情况，货币投放总额不应该超过GDP总额的3%，也就是保持适当的通胀水平，以利于经济的投资与增长。我们的真实通胀率如此惊人，达到了200%左右（这里不是指CPI，不理解的朋友可参阅我的《CPI数据的欺骗性》一文，我的《用常识看世界（经济篇）》一书中收录了此文），这已经不只是货币放水的问题了，完全是洪水滔滔。
既然已经洪水滔滔了，为什么2015年还要有高达16.4万亿的货币增量呢？我又为什么还要说2015年没有继续放水，而是流动性收缩？
除了上述M2不等于流动性的理由，还要具体分析货币的流动性实况。
2. 新增的16.4万亿去哪了
要知道，货币泛滥基本上是上一届政府的经济剌激计划造成的。货币泛滥的后果就是产能的严重过剩和巨额的商品库存，尤其是楼市以及与楼市相关的钢铁、水泥等商品的库存。伴随着的是巨额地方债和银行不良质押资产。
当楼市经济不能再持续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庞大的财政编制队伍要吃饭，钱从哪里来？经济又严重下滑，税收再高也是养活不了他们的。所以，解决地方债就是当务之急。新投放的16.4万亿，大部分是用于补贴地方财政以及偿还地方债的借贷利息了。另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过剩企业的借贷利息也还不了，所以要通过适当释放流动性，以便他们能通过“抵押资产再贷款”来偿还银行利息。
媒体数据也显示，2015年投放的16.4万亿，近80%是投放到了“非金融系统”，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上面说的，投放的钱80%都用于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债务危机和国企债务危机了。
我们可以算个简单账。两年前，网易精选栏目约我谈谈地方债问题，我在文中预估当时中央和地方债总额应该在30万亿以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预估有问题，文章被封掉了。索罗斯刚刚在达沃斯论坛说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超过了300%，我想索罗斯肯定不会信口开河的，尤其是在达沃斯这种公开的场合面对中国政府公开讲。我们知道，2015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5万亿左右，负债率既然超过了300%，那债务就不只是30多万亿了，而是至少有45万亿对不？两个数据相互印证，可见我当时的预估是很靠谱的。就按索罗斯所说的45万亿债务规模计算年利息，按10%贷款利率计算，每年就要偿还利息4.5万亿以上。当然，实际的借贷利率有高有低，但据我所知，前些年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上项目，实际的借贷利率通常都是超过10%的。
除了地方债，企业债更多。中国的企业债有多少？有媒体称中国的企业债规模是GDP的1.6倍。2015年GDP是67.7万亿，那么企业债的规模就是108.3万亿。这约108万亿的债务要不要偿还年利息啊？同样按10%计算利息，就至少是10.8万亿。
上述两项加起来，光一年的利息就高达15.3万亿以上，这15.3万亿，占到了2015年货币增量16.4万亿的90%以上。可见媒体所说的货币增量近80%用于“非金融系统”的数据还是太保守了。
所以，不要只看到一年投放了16.4万亿，要知道这16.4多万亿去哪了，干嘛了，能不能变成真实的流动性。如果再考虑对地方财政的补贴，这16.4万亿当中，真正能用于投资和流通的钱，恐怕近乎为零。
3. 股市的钱去哪了
2015年的股市，股指从5100多点跌到当前的2600多点，实际上是已经崩盘了的。股市从大牛转股灾，洗劫了多少钱呢？几涨几跌，一轮又一轮地洗劫，我粗略估算，2015年通过股市圈走的钱，至少有20万亿。这里说的20万亿，不是指市值，而是指真金白银被圈走的钱。
股市圈钱除了通过涨跌来浩劫散户，也包括通过融资杠杆来洗劫机构和企业。机构杠杆融资，暴跌平仓，钱也会被洗劫掉。企业股权质押融资，暴跌平仓，连股权也会被金融机构收走了。股市是金融游戏，银行才是真正的大爷，银行是政府的，所以政府是最终的大爷。要问这股市里的钱到底去哪了，当然是被大爷收走了嘛。
所以，股市的“平地起波澜”，其实是有目的的，这目的首先是回收货币流动性，其次是才是推动混改（股权质押被平仓，不就是国资对企业的变相混改吗？）。
4. 政府的钱在干嘛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政府机关的存款总额高达21万亿。这些钱能干嘛呢？
现在的各级政府，对中央财政的钱，基本上是不敢随便乱动的。许多政府部门，过去是“跑部钱进”，现在已经变成了给钱不要。前不久同某领导吃饭，就谈到这一问题。过去“跑部钱进”，可以搞项目，除了贡献地方建设，单位和个人多少能够得点好处或者福利。如今还要钱干嘛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钱多了，随时可能因为开支不当就进去了。
所以，政府的存款基本上是死钱，既不敢乱投资，更不敢乱消费，基本上没有什么流动性可言。
通过上面的四点分析，我们应该知道，139.2万亿的M2，到底有多少流动性呢？股市被圈走的20多万亿主要还是进了政府的笼子，政府的21万亿存款基本被冻结在那，政府债和企业债每年要支付的15.3万亿以上的利息也进了金融系统的笼子，加起来就至少有56.3万亿的货币流动性被冻结了。139.2万亿-56.3万亿=72.9万亿，这72.9万亿，与67.7万亿的GDP相差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钱越来越紧。
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不要被一些数据的表象所蒙蔽。
5. 为什么还要降息降准
既然大方向或大前提是流动性收紧，央行为什么还要一再地“双降”呢？双降难道不是释放流动性么？
没错，双降的确是为了释放流动性。但我要告诉你，准确地说，这“双降”其实是为了“盘活存量资金”，是回收流动性前提下的流动性搞活。无论企业还是居民个人，有钱存在那不动，不投资，不流通，这很要命。经济形势不好，这些钱就蛰伏在那，一旦形势有所变化，这些钱随时可能出来“兴风作浪”。可以推动股市，也可以推动楼市，甚至可以推动“蒜你狠”或“豆你玩”对不？
在M2如此高企的情况下，再印钱放水肯定是死路一条，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把已经印出去的钱从各个角落里赶出来，让其流通起来，为搞活经济做贡献。即便是像2015那样涌入股市也是好的，只要动起来，就有办法使用或者回收它，怕只怕它死躺在角落里不动弹。所以，“双降”就是一个好办法，至少让你躺在银行账户上吃不了利息，逼着你动弹起来。
最近，3个一线城市的房价据传又开始上涨了，先不说这上涨是否真实，但在政府对楼市“去库存”的号召下，躺在角落里的钱适当出来动一动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这是不是楼市的回光返照，或者回光返照后有什么样的圈钱动作，我不知道，但我坚信楼市必然崩盘的观点是没有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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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互换央行画虎不成反类犬
阿根廷货币暴跌，提出要与中国执行货币互换协议，把协议得到的人民币换成美元，而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也受到巨大的压力，以前把货币互换协议完全比作人民币走出去的胜利，现在露出了另外的一面，为何我们的货币互换与美联储的效果不同，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呢？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和思考。
自2008年以来到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28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涉及规模为31182亿元人民币。仅仅2014年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先后与新西兰央行、蒙古央行、瑞士央行、阿根廷央行、斯里兰卡央行、韩国央行、俄罗斯央行、卡塔尔央行、加拿大央行及香港金管局签署或续签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共计14850亿元人民币。这个规模是巨大的，而我们进行互换的国家的货币基本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这些货币的互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相关国家与我们互换了人民币以后，虽然汇率是浮动的，他们以后也要归还人民币，但实际上他们的货币换给我们以后我们没有花的地方，他们的货币贬值是更多的，持有这些货币就是要带来损失的烫山芋。而他们换取了人民币以后不是用这些人民币去消费，去到中国买东西，而是在国际离岸中心抛售，直接换取美元来解决他们的外汇压力，同时他们期望的是抛售以后我们的人民币也贬值，这样贬值以后他们要还我们人民币的时候就要赚钱了。比如他们期望是6.5：1抛售换了美元，到换回来的时候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他们可以1：10换回来，这中间货币互换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民币是一样多还收入了利息百分之几，而实际上他们抛售人民币的6.5：1和买入人民币的1：10都是同央行交易的，央行的美元就要白白少掉很多！
比如货币互换1000亿人民币，按照上面的比例，就是要从153.8到100亿美元少掉53.8亿美元是巨额恶多损失！但由于你是人民币记账，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是不体现的。同时这样的交易可以反复进行，在汇率涨跌的波动当中不断损失，远远大于最终的贬值数额，就如我们的股市好的操盘手可以反复波动操作赚的钱远远多于股票的实际涨跌一样。我们看到的是2015年12月外储大降1079亿美元，创史上最大降幅。
相对2014年12月末的38430.18亿美元，2015年全年外汇储备减少了5126.56亿美元。2015年中国贸易顺差3.69万亿元，扩大56.7%，约为5700亿美元。我们再看外汇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当中的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的一年中，净头寸从17962亿美元到15399亿美元，变化只有2563亿元，之间有8000亿美元以上的差别去哪里了？这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关键。
更进一步的讲，货币互换也是可能违约的，一些国家信用崩溃，其对我们互换货币就是为了支付美元债务，为了对美元不违约，以眼下的美元违约变成未来对人民币的违约，如果将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更坚挺了，一些信用不足国家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违约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想一下他们是更愿意立即对美国违约还是更愿意对中国未来违约？这个选择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就是全球上美元挤兑全球流动性，而这些被挤兑的国家，就是利用货币互换协议，挤兑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不要忘记欧债危机时期西方六大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提供美元流动性的事情，当时的美元都花掉了，现在到了归还的时刻了，中国的央行给他们做货币互换，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对这个问题当初在人大开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结果不受欢迎，会议纪要里面把本人的发言全部和谐没有了！他们当时沉浸在英国、欧盟与中国签署协议上面，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协议背后要挤兑你的。
从当年的六大央行的美元流动性释放，要分析其中与中国的货币互换的不同。我们看到美联储也货币互换，欧债危机美联储等全球六大央行在欧债危机时还联合提供美元流动性，后来这个货币互换还被长期化。但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美元，取得流动性的一方是要花的，花掉以后要归还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比较一下这个差别，人家是换了人民币直接找我们兑美元而不是使用人民币买东西，这里如果谁从美联储换得了美元，要找美联储买黄金再运走，就如现在我们的局面了。再进一步的比喻一下，就是我们都是开的承兑汇票，但美联储的是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承兑汇票，我们开的是无贸易背景直接对你信用进行投机的承兑汇票，这两样的承兑汇票的风险怎么能比？因此我们的货币互换，带来的就是人民币巨大的贬值压力，直接给海外人民币市场压力巨大，即使是这些互换协议还没有执行，由于这个金融衍生品性质的协议存在，就会给市场完全不同的预期，成为空方炒作的理由。
想一下为何美联储不与我们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达拉斯联储主席Richard
Fisher在2014年的中美对话上已经表态，美联储不太可能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台面上达理由是中国资本不开放，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与之换来的货币不是开放投资贸易等花的，这个差别美国人是非常清楚的，搞不清这个差别，我们的货币互换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货币互换的研究，对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不应当再一边倒的叫好，不应当将之拔高到人民币走出去的程度，只有真正到中国消费的货币互换，也就是这些人民币要花到从中国进口或者中国一带一路到该国建设的付款上，才是有利于我们人民币走出去的货币互换协议，对换取了人民币后直接攻击中国外汇信用，在未来的协议当中，应当有所限制性的条款，签署协议要考量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要深刻认识货币互换协议背后的博弈及其所带来的差别，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最后的结果是反类犬。
附录：央行货币互换不完全统计
日，与南非，300亿元人民币/540亿兰特
日，与泰国，700亿元人民币/3700亿泰铢
日，与加拿大，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
日，与俄罗斯，1500亿人民币
日，与阿根廷，700亿人民币
日，与瑞士，1500亿人民币/210亿瑞郎
日，与新西兰，250亿人民币，续签2011年协议
日，与欧州银行，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
日，与英格兰，2000亿元人民币；
日，与巴西，1900亿人民币/600亿雷亚尔
日，与澳大利亚，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澳元；合6.6
7:/1，其时汇率约为6.5。
日，与新加坡，3000亿元人民币；
日，与马来西亚，1800亿元人民币/900亿林吉特；
2011年 11月22日，与香港，4000亿元人民币/4900亿港币；
日，与韩国，3600亿元人民币/64万亿韩元；
日，和印度尼西亚，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
日，和香港，2000亿元人民币；
2008年12月，和韩国，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60亿美元）
还有冰岛35亿，阿尔巴尼亚20亿，乌克兰150亿元，土耳其100亿元，蒙古100亿元，白俄罗斯200亿元、巴基斯坦100亿元、阿联酋350亿元、匈牙利
100亿元、哈萨克斯坦70亿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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