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2012年6月16日18时37分，搭载景海鹏、刘旺、刘洋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直刺云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飞行任务又将创造中国载人航天多项新纪录：航天员首次拜访太空小型空间实验室，女航天员首次写下太空传奇……航天勇士真正“入住”天宫的“中国故事”，化为现实。
“当一双双目光向这里聚焦，我懂得那份深情的期待与希望；当一颗颗心儿向这里欢呼，我明白那份真挚的祝福与祈祷；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首歌，真切地抒发了航天员奋力拼搏的精神、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恩之情。
据媒体报道，“神舟”九号在13天的飞行任务中，三名航天员携带了《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航天员中心之歌》等多首歌曲以及轻音乐、交响乐，音频形式的文学书籍，来丰富航天员的太空之旅。
为了表达航天人的心声，让音乐旋律伴随航天员愉快地完成任务，笔者把歌曲《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创作前后的不为人知的“飞天”旋律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神舟七号”飞行乘组录制音乐专辑的故事
2007年岁末，征集“百首航天员喜爱的歌”活动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起，星部落(北京)国际文化发展公司承办评选，通过对航天员进行问卷调查、音乐试听等方式精心选取了10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载入“神舟七号”任务飞行乘组航天员电子手册中。其主题曲是由“亚洲第一男中音”廖昌永演唱的《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COLOR: FONT-FAMILY: 楷体_GB年3月，内蒙古曲作家恩克巴雅尔受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委托，为航天员们录制了《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的音乐特辑。除了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之外，其中的15首新歌也是该专辑的最大亮点，这些歌曲风格不一、类型多样，每个新曲的背后也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专辑新曲邀请了歌唱家廖昌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祖海（《放飞中国的梦》）、八风组合（《父母草原》）等人倾情演唱。
伴随着“神舟七号”的升空，一张由航天英雄精心挑选、在航天队伍中广受欢迎的歌曲专辑《我为祖国感到骄傲》一同被装载入“神七”，与其一同遨游太空、追风逐电、在漫漫寰宇中响起属于中国音乐的曼妙旋律。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28日，航天员带着13亿中国人的梦想返航，由杨利伟、陈善广作词，廖昌永演唱的《我为祖国感到骄傲》作为“神七”主题曲及百首航天员最喜爱的歌曲，随一起返回地球。
航天员系统总指挥陈善广与杨利伟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的歌词作者。陈善广表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反映了航天员奋力拼搏的精神，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恩之情，也表达了新时期每一个见证历史创造历史、以主人翁姿态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人的心声。”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的曲作者恩克巴雅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制作新歌，是希望大家可以聆听到中国航天员的心声。因为音乐，不但代表了一种情感，也代表了一种文化，我们希望全世界都可以听到和记住这些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旋律。”
曲作者恩克巴雅尔透露，《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灵感来自于几位航天员的一句话。杨利伟、费俊龙和翟志刚都曾在走出舱门时不约而同喊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整首歌曲在民族音乐的根基上，融入了布鲁斯和爵士乐的元素，增强了律动性，同时融入了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美声伴唱，具有很强的世界音乐风格。
杨利伟亲笔为“神舟”七号音乐专辑《我为祖国感到骄傲》题词：“这张专辑与‘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一起遨游太空，陪伴我们的航天员在茫茫宇宙中留下了属于中华民族的辉煌足迹和经典旋律。”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COLOR: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25日，在“神舟七号”三位航天员出征前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善广亲自演唱《我为祖国感到骄傲》，为英雄壮行。
杨利伟出舱第一语：“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从1999年至2012年，从“神舟一号”的顺利升空到“神舟九号”的成功发射，13年弹指一挥间，但航天技术“每一公里式”的进步，莫不在见证着这个国家对于空间的控制力量的成长。从天地往返、航天员出舱直至空间交会，这是稳健的发展脚步，亦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筚路蓝缕，不懈攻关，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及‘百首航天员喜爱的歌’，伴随着航天人训练成长，激励着航天人在艰辛和挫折中奋勇争先。”共和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太空人杨利伟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访时说，那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了，而心中只有一个呼声，那就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记者：您亲自写了一首歌词，表现的就是您在太空遨游时的心情，歌名叫《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杨利伟：这是我和我们工程主任(陈善广)作的。当飞船返回地面，返回舱舱门打开，我看到现场欢呼雀跃的人群的那瞬间，非常地激动。特别是当我要走出舱门自主出舱，走向返回舱的时候，下面欢乐的人群简直是沸腾海洋，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很多人都在问我一句话“杨利伟，你现在最想说什么。”我就想说“我为我们的祖国骄傲”，因为当时确实没有别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因为我们的千年飞天梦想，从“嫦娥”美丽传说到飞天，梦想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实现，这确实值得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骄傲。
杨利伟曾经无比激动地表示：“没有来自祖国的培养，就不会有这翱翔苍穹的超越；没有来自人民的支持，也不会有笑傲寰宇的信心。当我在宇宙中飞翔时，托举着我的，是整个中国的希望与力量。在出舱时，那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却也难以名状，也许，只有‘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八个字最能代表那时的心声。”
杨利伟，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特级航天员。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2008年07月22日，晋升少将军衔。在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历史将记住这一时刻，公元2003年10月16日6时许，杨利伟在完成21小时23分的太空飞行后，在内蒙古中部成功着陆，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搜救队员迅速架起处置平台，熟练地打开舱门，只见身着白色宇航服的宇航员从返回舱中神采奕奕探头出来，他把面罩向上一推，微笑着向迎接他回家的人们挥手致意。他说：“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翟志刚太空中挥动国旗 吟唱《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据悉，装载在“神舟七号”航天员电子手册内的百首歌曲，都是由航天员中心安排航天员们业余时间“听”出来的，经过了航天员的精心挑选。其中有一些经典老歌，也有15首从未问世专门为航天事业创作的新歌。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COLOR: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27日16时40分左右，在幽蓝色地球的背景下，翟志刚在太空中挥动着一面国旗向全国人民致意。中国人太空出舱的梦想就此实现！其实，那面国旗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太空中展示国旗是很多“神七”决策者和参研者不谋而合的选择，这个创意酝酿形成后，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国旗？在飞行的什么阶段展示？总决策者决定以“竞标”的方式，让各个系统拿出各自的方案。
最后，成功“中标”的展示方案来自飞船系统的主要研制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而创意竟来自于一次偶然的聊天。
一次，飞船系统各个部门的老总在一起聊天，无意中谈到最近试验队很多女试验队员都迷上了绣十字绣，无意中的一句话启发了在座的白明生副总，他灵机一动提议说“我们所有试验队员一起绣一面国旗，不是很有意义吗？”这个创意立刻得到了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的支持。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COLOR: 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17日，来自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系统、回收系统的200多名试验队员在绣布上绣出了金灿灿的五颗星，并在纪念旗帜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仅仅是一个出舱展示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天产品――一个研制周期最短的上天产品，也是航天员出舱展示的唯一的上天产品！从国旗的材质、创意、功效的各个方面，都经过航天人极其“专业”的考量。
就拿旗杆的设计来说吧，考虑到出舱时段展示国旗，航天员的航天服是充压状态，所以旗杆的直径与出舱时的各个把手直径一致；旗杆长度与航天员手套的长度一样；选用羽毛球拍上的胶布缠绕旗杆以增大摩擦力；为了避免真空环境下旗子失重漂走，在旗杆的下面增加了一个钩子……所有的设计都适应了航天员出舱携带国旗的景况。
&&& 完成问天之旅的太空漫步第一人翟志刚，在凯旋后说道：“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句话道出了十三亿中国人的心声。也是歌曲《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创作的源泉。（2012年6月17日北京）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歌词
当一双双目光向这里聚焦&
我懂得那份深情的期待与希望&
当一颗颗心儿向这里欢呼&
我明白那份真挚的祝福与祈祷
当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升起&
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激荡&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是你的引领让我踏上无悔的人生征途&
你赋予我的使命是那样的崇高&
是你的搀扶让我从一次次跌倒中奋起&
我为你的付出是多么微不足道
是你的托举让我昂首展翅越飞越高&
我对你的回报却是那样的渺小&
是你的鼓励让我不断超越新的梦想&
你的美丽与欢笑是我毕生追求的目
日月星辰一起见证这辉煌的时刻&
长江长城一同分享这成功的欢笑&
这属于我的幸福&
更属于你的荣耀
祖国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为你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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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3踏上更高之地
踏上更高之地1.我今上行，毫不迟疑，每日迈向更高之地；前行途中，祷告不息：“主使我立更高之地。”副:主，加我力，将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凭信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2.我心不愿徘徊旧地，疑惑四起，恐惧来袭；人虽宁愿姑且安逸，我心却在更高之地。3.虽有恶者火箭攻击，我要安坐诸天界里；信心听见乐歌洋溢，发自最美，最高之地。4.登上山巅，只看见你，荣光将我心眼开启；安息在望，仍要求祈：“主，领我往更高之地。”
踏上更高之地1.我今上行，毫不迟疑，每日迈向更高之地；前行途中，祷告不息：“主使我立更高之地。”副:主，加我力，将我举起，使我踏上更高之地；更高境地，凭信站立,主，使我立更高之地。2.我心不愿徘徊旧地，疑惑四起，恐惧来袭；人虽宁愿姑且安逸，我心却在更高之地。3.虽有恶者火箭攻击，我要安坐诸天界里；信心听见乐歌洋溢，发自最美，最高之地。4.登上山巅，只看见你，荣光将我心眼开启；安息在望，仍要求祈：“主，领我往更高之地。”
00:00/02:37歌词谁，你让我来到这个地方，当我踏上这个战场，不认输越战越要强，你无法触碰......_百度知道西藏，这块占国土面积八分之一多的神秘土地，是我30多年前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她令我魂牵梦绕。从1964年10月考入西藏军区文工团起，我就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1968年8月，我踏上这片雪域高原，1971年底复员离开，我在这里整整战斗生活了三年零四个月。这期间，我曾下连当兵十个月，随后参加团宣传队，深入边防哨卡巡回为战士们演出。接着当过排长，又参加军宣队在县里“支左”。这是我55年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应招入西藏军区文工团1964年9月，我考入北京四十三中。记得当月下旬一天下午，我们这些13岁左右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做广播操。我猛然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位校领导陪着穿着便装的一对青年男女在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放学的时候，我见校团委的黑板上写着要求我和二十几名同学放学后到校团委来一趟的通知。到校团委后，我才知道下午做操时见到的青年男女，男的叫针钢，女的叫何楚平（注：后来他们成了夫妻）。针钢老师长得帅气，何楚平老师则漂亮、苗条。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此次来校挑选西藏军区文工团舞蹈队的学员。在看了看我们的胳膊和腿之后，他们要我们每人跳一曲舞，唱一首歌。轮到我时，我略显腼腆地表示，我不会跳舞（因我并无跳舞的天赋）。何老师说：“那你就再为我们做遍广播操吧。”尽管当时窗户上趴着许多看热闹的同学，但我还是从容不迫地做了一遍广播操。接着，又唱了首“在北京的金山上”。这以后，又经过体检、政审等三四次的精挑细选，最后，初选的二十多人中只剩我一人了。我幼年时，因家庭经济拮据，身体未发育起来，上中学时，身高仅1.46米，体重60斤。针、何老师对录用我还有些犹豫，担心我有什么病或将来长不高。到家中走访，见到我父亲和大哥个子不矮，才放了心。对于我到西藏当兵，父母还有不同的考虑。母亲担心我走那么远，又是高原，怕我身体吃不消，有点舍不得。父亲则认为部队是个大熔炉，从小到部队，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对将来的成长、发展有好处。我们家是父唱母随的模式，最后还是父亲的意见占了上风。好在当时确定我们在京招的7名学员先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代训五年，母亲的担忧才有所缓解。我1964年10月就被西藏军区政治部批准入伍，并从这个月起由何老师给我寄津贴，每月6元钱。汇款单上写着“王元慎小朋友收”。我的工龄也是从1964年10月算起的。不过，我在领津贴的同时，仍在中学学习数月，直到1965年2月初才穿上部队最小号、但仍显肥大的军装。进藏，下连当兵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军队惟一一所文艺院校，成立于1960年。设有戏剧系、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等。我在这里进行了一年多的舞蹈基础训练。这期间，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祖国颂》的排演。《祖国颂》是继《东方红》之后的又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彩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饰演少先队员。当时，我在台上看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都来审查这台节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台节目便被扼杀了。我还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加反映抗美援越情节的电影《椰林怒火》的拍摄。1966年“文革”开始后，军艺被批准搞“四大”，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此后，我们便中断了学业。1968年8月，当时在中国政坛上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宣布解散一批军事院校，军艺名列其中。军艺各系学员均提前毕业，分配到总政、海政等歌舞团。其中27名分配到西藏军区文工团。8月26日晚，我们坐上开往青海的火车，28日下午才到西宁。这27人中，如今有的从政，有的仍从艺，不少人干出了一番业绩。如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兰（现就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女婿陈新华（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在《空镜子》中饰演孙丽、孙燕父亲的马恩然，在电视连续剧《长征》中饰演国民党秘书长杨永泰的曹培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侯桂兰，《音乐报》主编周国安等。我们在西宁停留了一周的时间，一是等车，二是适应高原气候，因西宁海拔2300米。青海人民广播电台不知从哪儿得知军艺来了一批人，还约我们到音乐棚录制节目。为了体现为部队基层官兵服务的思想，我们这批人经合计，发挥音乐、舞蹈、戏剧等特长，紧张排练，仅用五六天的时间，就排练出一台50分钟左右的节目，有大合唱，男女生独唱，男女二重唱和男女生舞蹈等。9月4日，我们分乘解放卡车出发，克服高山反应带来的种种不适，每宿一处，便为兵站的干部战士们演出一场，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在白雪皑皑人烟稀少的兵站，文化生活十分单调，电影都很难看到，更别说欣赏军艺毕业生的精彩演出了。兵站的同志们将我们尊为上宾，自然是好吃好招待一番。走青藏公路这条线，高山反应最大的地方要算是五道梁，翻过最高的山是唐古拉山，海拔5350米。经过近半月的长途跋涉，我们于9月中旬抵达西藏首府拉萨。拉萨又称日光城，夏秋之交阳光明媚。我们看到了巍峨耸立的布达拉宫，逛了八角街、大昭寺，看到身穿五颜六色的藏服，热情纯朴、能歌善舞的藏族同胞。这一切令我们心旷神怡。9月24日，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政委任荣在军区大院亲切接见了我们，他们要求我们先到师以下的基层边防部队锻炼一年，进一步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为建设祖国的新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27人分别分到十一师、五十二师和五十三师。包括我在内共8位同志（5男3女），被分配到五十三师，男同学下连队当兵，女同学到师卫生队当护士。这个师的辖区比前两个师的自然环境要艰苦一些，师部在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我们几个男同学所在的一五九团驻防江孜。江孜地处拉萨和日喀则之间，这里海拔4000米，是西藏的一个重镇。我是10月15日到团直属的八二迫击炮连报到的。刚去，就赶上施工营建。我与战士们挥汗如雨般地干活，可以说是心灵和肉体上的一次历练。我们全连120余人，60%是四川兵（大多是1968年由四川达县入伍的），30%是甘肃兵，10%是西藏、上海等其他省份的兵。我在语言方面的悟性不错，不到半年，就能用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与四川兵交谈了。我还向老兵们学了不少藏族生活用语，向一位叫米玛的藏族战士学唱了《远飞的大雁》等几首藏族歌曲。我与连、排长及班里的同志相处得都很好。我的排长叫陈光森，甘肃庆阳人，高中文化，脸颊红扑扑的，纯朴中有几分幽默。有个达县战士叫龙锡云，长得很秀气，讲起话来柔声细语。他们非常关照我这个城市兵，我至今常常想念他们。由于我毕业于军事院校，所以战士们管我叫“大学生”，我真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因为我只上了6年半文化课，到军艺后主要是学习舞蹈专业方面的知识，文化程度充其量也就算是“中专”。但因我语文基础较好，加上喜欢自学钻研，所以在当时文盲和高小文化程度占多数的连队里，我就算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如果说，“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四人帮”诬为“臭老九”，受到蔑视的话，在偏僻的西藏山沟里，我这个所谓的大学生还是受到青睐的。一位姓许的戴眼镜的副指导员对我很器重，我刚到连队一星期，他就安排连里的文书配合我在营房的侧面用大白写上“建设西藏，保卫国防”四个大大的楷体字。他还安排我给全连读报纸，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等。由于我比较随和，所以战士们刻“忠字牌”的图案设计、写家信甚至写情书都请我帮忙，我也乐此不疲。连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地处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的边防连队，就更加艰苦。用“飞沙走石”来形容西藏某些地区的恶劣气候，一点儿也不夸张。由于我们经常在室外训练，风吹、日晒加之西藏的干燥气候，故每个月至少要用一大盒擦脸油。江孜这个地方水的沸点是80℃，做饭必须用高压锅，否则做出的饭就是夹生的。我们一年要吃半年的干菜，主要是浙江产的豆角干和白菜干；另半年吃的新鲜蔬菜则完全靠连队自己种，主要是土豆、白箩卜、洋白菜和山东大白菜。说起来也怪，在西藏种的萝卜和大白菜个头长得都很大。现在想起来，这些菜算是绿色食品了，因肥料用的都是人粪和马粪。土豆和萝卜等秋季吃不完，再在地窖里储存一些。肉食主要是以猪肉罐头为主。但罐头毕竟不如鲜肉好吃，一般逢年过节时，连里才杀猪宰羊。藏猪不像内地猪那么肥，嘴巴尖尖的，一般老连队底子厚，养的猪便多些。当年在西藏买羊很便宜，仅七八元一只。由于物资匮乏，一盒火柴便可换得两三个鸡蛋。但我们很少吃到鲜鸡蛋，主要是吃蛋黄粉。我在西藏的三年多，赶上了三件大事：一是1969年苏军侵犯珍宝岛；二是1970年的印巴战争；三是日林彪叛逃。所以，部队总是处于临战状态，军事训练十分紧张。西藏冬季寒气袭人，操炮训练时是不准戴手套的，双手常常粘在炮身上。作为边防部队，野营拉练更是家常便饭。我常常在梦境中被紧急集合的号声或哨声惊醒。当时团里、连里、排里层层搞紧急集合。最频繁的是以连为单位的紧急集合，要求五分钟之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十五分钟之内炮身炮弹要驮到马背上。随后，在连长的带领和月光的照耀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急行军。行军时，炮身、座盘和支架分别由身体素质好些的三个战士扛着，其他战士则是扛炮弹，班长和副排长是扛冲锋枪。加上背包、干粮等，每人的负重量在五六十斤。背着它，在光秃秃的碎石山上急行军一个多小时，每次都会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宿营时，则是以班为单位用方块雨布斜支起帐篷。军队的方块雨布用处非常多。除了当帐篷和雨衣外，还可以当“面板”，用脸盆和好面后，在雨布上擀面条，每个班挖一个灶做饭吃。西藏早晚的温差较大，在冬季的夜间，室外温度零下二三十度。站岗时，我们“全副武装”，除绒衣裤、棉衣裤外，还穿上皮大衣。大概是西藏地处高原，空气稀薄的缘故，每次站岗两小时，均能看到几颗流星划破夜空。有时，调皮一点的战士则跑到附近的地里挖出几个土豆，放到伙房后面的炭火里烤熟，吃起来格外香。当年在西藏还没有电视，部队的文化生活是每个月放映一场电影。“文革”时，八个样板戏独霸文艺舞台，电影大多被封杀，我们只好轮着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南征北战》这几部电影，许多台词大家都能背下来了。每次看电影，我们都背背包前往大操场。电影放映前，各连互相拉歌。歌声浑厚、嘹亮，此起彼伏，在山谷久久回荡。部队周边的藏民们对部队放电影、搞演出之类的信息十分灵通，他们准时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电影，待电影放映时，便盘腿坐在连队的前面。在西藏，最大的精神享受莫过于收到亲友的来信。那时，尽管从北京到拉萨通航，但也不是每天都有航班，再加上从拉萨到江孜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因此，一封信的往返通常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战士们只要见到通讯员拿着信及包裹，往往是蜂拥而上，真有点饥民抢干粮的味道。参加团宣传队按计划，我们下连当兵锻炼一年后调回西藏军区文工团，但1969年初，西藏军区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由一级军区改为省军区，归成都军区代管。这样，原有300多人的文工团便缩减为100多人的文工队。我们先是被抽调到宣传队几个月，然后到连队当排长。团里从各连队抽调了十几名文艺骨干，由团俱乐部主任牵头组成团宣传队。军艺毕业的抽调了音乐系毕业的姜振民，戏剧系毕业的曹培昌和舞蹈系毕业的我及杨岐云。我们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排练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我记得最鼓舞士气、影响最大的是两个话剧节目：一是反映我边防军在珍宝岛击溃入侵我领土苏军的；另一个是宣传张思德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以张思德为老百姓办事，不计名利上山烧炭为主题的这个节目最打动人心，毛主席所作《为人民服务》讲演片断的朗诵及“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段词的配乐，往往台上台下形成共鸣。此外，还配有民乐合奏、独唱、小合唱及舞蹈等。我的任务是报幕、跳舞及在话剧中担任跑龙套的角色。我们团宣传队于10月中旬到日喀则参加了五十三师的文艺汇演。当时师里还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红皮日记本，封面是毛主席在“文革”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着向群众招手的照片，里面有“第一届文艺汇演”字样，并盖有陆军五十三师的印章，我至今珍藏着。从师里汇演回来后，我们便深入到师属、团属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近则乘马车，远则乘解放卡车。观众多则数百人，少则十几个人。我们团有的连队驻扎在海拔4300多米，与不丹和锡金接壤的帕里镇。这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高的城镇，是西藏腹地通往中印边界亚东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亚东海拔2900米，属于亚热带气候。从帕里到亚东，一路下山，落差1400多米，气温由低到高，植被也由稀到密，开始是灌木丛，随后是小树，最后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这里商店多了，水果多了，人气也旺多了，与江南繁华小镇颇有几分相像。有一次，我们到地处半山腰的边防六连演出，战士们和当地老百姓都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帮我们扛行李和道具。晚上，我们在露天下靠着连队自己发电的灯光演出，得到干部战士们的好评。还有一次，我们到地处深山沟的三医院为那里的大夫和护士们演出。那个医院专治麻疯病人，与外界几乎隔绝。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而我们的演出，也使那里的医护人员们兴奋不已，获得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娃娃”排长团宣传队演出十几场后，进行了短暂的总结，我们便于1970年2月分配到连队任职。我被分到一五九团二一九分队一排任排长。这个连队是团直属的炮兵连队，炮型是直径75毫米的无后座力炮。作战用途一是打坦克，二是摧毁敌重要工事。这种炮的炮筒重约八九十斤，部队训练时一般三个人轮流扛，炮架重约六七十斤，要两个人轮流扛，十分辛苦。所以，进新兵时，各排排长都争着要那些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当然，长途跋涉，为保持战士的体力，则用骡马驮炮。我们连养的十几匹骡马是从青海马场接来的。个头儿虽不如内蒙的马大，但适应高原气候。我特别喜欢骑马，业余时间常到马圈，与饲养员聊聊，看看马、摸摸马。我那时年轻，身体好、胆子也大，即使没有马鞍，也敢骑上马跑上几里地。排长在部队被称之为“兵头官尾”，我当排长时，年仅18岁多，是全团最年轻的，加之长着一副“娃娃脸”，故人们戏称我为“娃娃排长”。部队比较看重资历，我们排的二十几人除我之外都是1968年以后入伍的兵，所以大家对我都比较尊重。当排长之后，不用睡大通铺、不用站岗，拉练时也不用背五六十斤重的东西了，每月还供给一桶奶粉，但操心却多了。因为毕竟管着三个班，二十多号人，既要组织全排的军事训练，还要负责全排人员的学习、做思想工作。此外，每个月还要当一星期的值星排长。值星排长的任务是负责全连的出早操、政治学习及军事训练等的组织工作。根据连里的安排，每隔两三个月，正排长以上干部还要在全连100多人面前讲课。工作压力虽然大了，但对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口才等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西藏连队的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官兵之间关系十分融洽。1970年我当排长时，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我查阅当年的日记，全排除我之外的28名战士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仅2人，占7.1%；高小文化程度的16人，占57.1%；初小文化程度的3人，占10.7%；文盲7人，占25%。战士们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为人十分忠厚、纯朴、听招呼、守纪律、吃苦耐劳精神很强。我们一年到头吃不上水果，牛奶糖在团小卖部也很难见到，战士们最“奢侈”的消费就是吸烟了。当年只有大前门、光荣、飞马三种烟，而且是按比例分配下来的。最高档的大前门烟仅四元一条。我原本是不吸烟的，但战士们出于对我的尊重，纷纷给我敬烟，久而久之，我也不好意思白抽人家的，故每月也买一两条烟与战士们分享。我当排长时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连里养了几只狗，平常围着营区转，协助我们“站岗”。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我所在的二班床铺底下钻出几只毛绒绒的小黄狗。原来，一只母狗在铺底下搭窝“坐月子”，而我们竟全然不知！大概是母狗在我们全排训练时，乘哨兵不注意而溜进班里的。这几只小狗后来成了战士们十分喜爱的宠物。在我当排长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曾被团里抽调到军宣队，在江孜县供销社和政工组参加五个月的“支左”（~）。日林彪叛逃之后，西藏边防部队着实紧张了一段。当时主要是防止苏联进犯我领土。我于日（星期日）的日记记载：“这个星期日是在野外过的。昨天夜里4点钟，我们这个团接受了两级军区（注：即成都军区和西藏军区）和师里的指示，到达了离连队驻地20公里左右的农场收割青稞。我们是8点40左右到达农场的。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司、政、后机关、直属单位和二、三营的同志。各级领导、首长反复强调，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收青稞，再一个是做好一切战备工作落实，随时准备待命出发。据说全军也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搞战备工作，主要还是做好四个转变：思想上准备打，作风上适应打，军事上学会打，生活上保证打。既要准备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又要准备打核大战，做好一切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由于紧张的收青稞，频繁的拉练，还要挖工事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干部战士身体十分疲倦，背青稞，或拉练时常常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关林彪叛逃的消息，我是在日下午由陶团长在全团排以上干部传达时才知道的，随后是集中学习讨论。日，指导员受政治处张主任委托找我谈话，说根据需要，经师党委研究决定我复员。指导员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服从组织的决定。1971年底，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战斗生活了三年多的雪域高原回到北京，当了一名工人。七年的军旅生涯使我终生受益，终生难忘，尤其是三年多西藏边防连队的生活更是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常在睡梦中追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责任编辑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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