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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历（《新朝阳》2013年第2期）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农家历当不会陌生。作为在农村老少皆宜的通俗文化读物，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农家历的确扮演了知识播种机和先进文明传递者的双重角色。记得小时候，每逢岁末，集市上最打眼的往往不是鸡鸭鱼肉等过年的吃货，而是地摊上烫红封皮、一排一溜的农家历！八十年代初，农家历的版本还很有限，但每一个版本都是真材实料的内容饱满、纸张考究；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受商人逐利观念的驱使，农家历的版本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同时也越来越价高质低的复杂局面。这个时期以来的农家历平均一本也就二、三十页纸的容量，而且本薄纸更薄、手摩挲上去质感全无，所刊登的东西除了常规的阴阳历、几副词句旧的不能再旧的春联就是一些宣扬算命、面相、手相、风水等封建迷信的糟粕。过去，父亲每年都要买一本农家历保存阅读，为的是“一年之计在于春”，花最少的钱，学最经济的农业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可现在，随着电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加之农家历出版事业的青黄不接，春节时我在家里看到农家历还是二十几年前的农家历，可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农家历看起来更温馨、更舒适。
农家历的开本最开始时是小三十二开，后来改成长条形的窄十六开本。两种两家历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一页的上三分之一部分印刷的都是新一年的阴、阳历表，阳历在上，用阿拉伯数字标明；阴历在下，用大写的汉字数字区分。每月的星期、节气、节日、纪念日，每一天所代表的天干地支在表里陈列得一目了然（九十年代后甚至连每日的宜、忌有都有了简要提示）。小开本的农家历铅字印刷，阴阳历表底下大都介绍丰富、实用的科学养殖、种植方面的农业生产技术。后来大开本的农家历为了更能吸引眼球，增加了对历史、地理、人文、家庭生活等社科新知的填补。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本１９８８年的农家历，上面设计的“唐诗名句集锦”、“我国‘三’大集萃”、“世界'四'大集萃”、“建国四十年大事记”等栏目让我如获至宝。我把这些课本上读不到的精彩的条目、渊博的细故工工整整地摘抄到了日记本上，等到上语文、历史、地理课时露几声尖嘴、接老师的下音，也算满足一下自己虚荣的小心儿了！
各种农家历都以一幅灶王爷捧金元宝或胖娃娃抱鲢鱼为主题的年画作为封面、以十二属相哪一年生人的列表（当年的属相当仁不让地排在第一位）作为封底，封面、封底的背景都是大红色，寓意红红火火、人寿年丰、吉祥美满。从印象学上讲，个人以为后期的窄十六开农家历看上去似乎更挺拔、更有视觉冲击力，因为仅从开本上它就直观地同其它书籍区隔开来了。与农家历一同销售的还有各种年画、挂历。年画早些年都是用传统技法画的传统内容，什么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等；后来为了省事、酷炫、吸引新一代受众，画面色调变得浓艳、明丽，最主要的是纸上印的其实已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大美人的大照片了……
即使到了２１世纪上半叶的今天，一进腊月门，我们在农村的集贸市场和城里的跳蚤市场上，依然能寻到农家历的芳踪。只不过时过境迁，人是“历”非－－－人与时光赛跑，腰缠万贯；“历”却没有将民俗史上最有价值的经典忠实、圆满的继承、沉淀下来……此历非彼历，农家历如今已成万家历、杂家历……/web/content_detail_w.aspx?ID=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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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文玩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衡水古玩市场入驻古玩城后，更是名重华北，影响辐射全国，使这一古老传统产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文玩产业的异军突起，必然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对其文化整合的研究，既需有表层的了解，又要有深层的发掘。司马迁认定史学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体到当前已成为全市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在未来挺进的历史进程中，衡水文玩业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历史学理应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作更为超越的宏观考察。
衡水市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心怀移山之志，试引鸡刀屠牛，刃虽百折不回而修此志，权作抛砖引玉，也是对衡水文玩业研究的一个开端。在这个意义上，本章主要从文化底蕴方面阐述文玩业的历史渊源问题。从中选择若干作为独立载体的文化史料，进行简单评析，将古玩文化这一现象置于当时时代背景之下，作鸟瞰式整体性的观察和描述，将大量文化现象进行分类比较和综合分析，借以揭示文化发展的趋向和轨迹。当然，选择这样的思路和方法进行著述，理论视野较为广阔，但难度较大，不易掌握，难免词不达意，且有以现代性文化理念强加历史之嫌。
作为一个产业的形成，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资源和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任何附会历史，匮乏社会物质基础建立的文化产业，均如沙滩上的宏楼，是不能经风见雨的。而衡水历史上就曾产生帝王十一人，皇后十人，宰相九十一人，钦点文武状元代不乏人，极负盛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史不绝书。他们功名事业并没有随时光流逝湮灭，故迹遗冢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白首翁妪、黄毛稚童仍能指点品说。从中或可见衡水古玩业的社会根基之一斑。
发展是硬道理，一种文化产业的传承是需要不断适应变化形势的，衡水的修古文化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从唐朝封演编纂《续钱谱》、张又新修著《画总载》到孙殿起的《《清代禁书知见录》、刘际唐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流风所及至今人尹海金著录的《清代进士辞典》，都有不断创新完善某一领域的轨迹可寻。从清后期繁荣的琉璃厂书肆经营到今天网上书店销售，正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从扶犁农夫的躲闪买卖到今天政府支持的市场运营，更使这一传统产业焕发蓬勃朝气，注入了新鲜活力，此举给衡水文玩发展史展开了一页辉煌篇章。
铭记历史，把握今天，展望未来，衡水文玩产业商机无限，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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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辉煌的历史 璀璨的文明
衡水古处冀、兖、青三州犬牙交错边界，是古黄河流经之地，上古时期就留下了有易氏、有穷氏等部落先民的足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孕育了辉煌的文明――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在衡水市域内就出现过饶、昌、武罗、武城、扶柳、观津、武遂、棘津、蓨等城邑聚落,我们脚下的黄土曾是黄河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在封建社会前期――即汉至唐中期，这一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曾高度繁荣发达。这一时期产生帝王凡八，皇后凡十，宰相凡八十四。一度出现蓨县高氏、封氏，观津窦氏，信都冯氏，安平崔氏等显姓望族，他们或帝或相，或皇亲国戚，延及子孙，多是官高爵显，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左右时局，影响着历史发展方向。
前汉一代境内并存三十三县（含候国）。是时人口稠密，盛时达八十余万。功臣候国封地于此者十余，如续位列功臣第四的绛候周勃之子蓨候周亚夫、武遂侯郦疥、辟阳候审食其、安平候鄂千秋等等。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均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观津窦氏漪房太后，辅佐文、景、武三朝皇帝安邦治国，手创“文景之治”并为武帝时期北扫匈奴的雄汉气象奠定了经济基础。其侄魏其候窦婴，一生耿介，以大将军平“七国之乱”，为宰多年。武帝钩弋赵婕妤河间国人（今阜城土山一带），如尧母任身十四月而生昭帝，昭帝冲龄御极，举贤良文学，问民疾苦，号为明君。降及后汉，刘秀深知冀州富庶，可谋帝业，遂奔走于今衡水境内，留下了大量“刘秀走国”的历史遗迹。信都邳彤辅佐光武帝复汉，功封武义候，其遇事高瞻远瞩，有“一言可以兴邦”之称。涿郡安平崔氏是继观津窦氏之后衡水籍的显门望族，历两汉直至隋唐为相者多至二十余名。崔氏自前汉昭帝侍御史崔朝始，其后裔崔发、崔烈均于危世出任宰相，未留善名。
南北朝时期，蓨县高氏家族风云际会，经数代苦心经营，一跃而为皇族，建立北齐王朝。历六朝统治北半个中国达二十八年。高氏本齐国贵族，自东汉高洪任渤海太守，家居蓨县。后世子孙高欢，勇武有才，称雄于乱世。他散材结士，初投葛荣义军，后改旗易帜，归顺北魏，逐渐控制军政大权，534年迫走北魏孝武帝，建立东魏，加封渤海王、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次子高洋于550年威逼东魏孝静帝退位，建立北齐。北齐六位皇帝个个惨暴荒淫，强盛一时的国家，仅二十八年就灭亡了。名相魏征曾说：“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非惟天道”。
另于高氏之前的信都冯氏在历史也曾显赫一时。长乐郡信都冯跋在409年建立北燕，是为北燕太祖文成帝，北燕历二世存国二十八年。冯氏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推行民族和解，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北魏冯太后两度临朝，改革鲜卑族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平崔氏自汉直至隋唐俊彦辈出，史不绝书，可谓宰相世家。仅唐一朝，出任宰相者达十三人之多，如罢周复唐的神龙功臣崔玄晖，安史之乱后名相崔佑甫等等。
唐朝中期以后，衡水的经济发展逐渐衰落，人才的产生急剧减少。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其一，接连的战乱。唐的安史之乱，后来的藩镇割据攻伐不断；北宋时期辽兵侵边、金兵南下；元军统治中原以及明初的“靖难之役”；太平天国的北伐及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之乱；日寇侵华等等一系列征战。这些征战的主战场包含衡水地域，且战争时间跨度长，破坏性大。再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几次人口迁移，特别是元明定都北京后，仰给江南，死保漕运，致使衡水境内连年水涝，涝后又是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人口急剧下降。基于上述原因，使昔日繁华富庶之地变成赤地千里的荒凉景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市历史上涌现了众多的反帝反封建的风流人物，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留下大量历史遗迹，供今天我们瞻仰凭吊。北魏时期，武邑县民宋伏龙聚众造反，继之冀州沙门法庆与渤海李归伯领导的“大乘”农民起义，杀阜城令，破渤海郡，陷煮枣城，一度成为北魏王朝的心腹之患。隋大业初年，农民起义领袖蓨人高士达于高鸡泊大泽屯兵达五年之久，复漳南县窦建德集其余部高举义旗，并于乐寿称王建制，自立夏国。窦建德兵败被害后，其部将刘黑闼再举义旗，横扫河北。宋朝积弱积贫，深、冀等州民众积极反抗辽金南侵。明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军在冀、深、景各州几入几出，所到之处援者甚众。天启二年，武邑县民于志弘率众造反，直逼景州，京师震动。自明末至清末，衡水一带农民伴随着李自成起义军过境、深州于小安抗清、太平军北伐、西捻军兴兵、义和团运动等一次次斗争，风云迭起，接连不断。进入近现代，衡水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1923年，李锡九、弓仲韬在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七七事变以后，英雄的衡水人民同日寇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历经八年浴血奋战，全境解放，留下了数不清的烽火遗迹。
同这些风云叱诧的政治人物相比，衡水先民们所创造的乡邦文化，更加璀璨夺目。衡水古为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碰撞、交融、统一交汇之处，接受了周鲁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厚重的文化积淀使无数明贤俊彦代代相接，史不绝书。
西汉饶阳人毛苌受业毛亨《毛诗诂训传》后，在饶阳筑台讲诗，传播儒家文化，被河间献王刘德尊为博士，世称“小毛公“。经学大师董仲舒于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最大，他治《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他在广川故里刻苦攻读，学有所成后，下帷讲学，三年不窥园舍，终于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学说。董氏以儒学为主，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新儒家思想，使儒学适应了封建大一统时代的需要。汉武帝纳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后世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声。东汉安平崔瑗精于书法，所著《飞龙篇纂草势合》影响后世书家，其子崔寔深查民间疾苦，重视农业生产，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农家历书《四民月令》。
&&&隋唐时期，地域文化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大量文化名人。饶阳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编撰了《北齐书》。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盛世”的十八学士中，衡水籍的就有两人，即孔颖达和盖文达。他们均以经学名重于时，尤其是孔颖达主持修纂的《五经正义》使经义诠释定于一统，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全国统一教材讲义。天文学家信都昌亭刘焯所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运动速度。同时蓨人张胄玄修撰《隋大业历》在全国实行。文学方面更加瞩目，在名家如林、佳作如云的唐诗海洋中，惟有高适的边塞诗作气势磅礴，一支独秀；陆泽张鷟的名作――传奇小说《游仙窟》传至日本，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发展；博陵崔护的《人面桃花》诗句传唱不衰。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衡水地处京南重地，是为京畿门户，受京都文化影响可谓得天独厚，再有地方有识官吏竭力推动和邑人长期积累，各项文化事业再度出现繁盛局面。故城县人马中锡所作《中山狼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寓言体小说；安平县人弓汝恒编纂《历代地理沿革表》，内容详实达六十四卷之多；清末桐城古文大家吴汝纶知深、冀二州，在两州开办书院，亲为讲授，及门弟子遍及衡水，影响深远。是时一些初具规模的文化产业，如北京琉璃厂衡水籍人经营的古书古玩业、制笔制墨业，衡水毛笔制作和古书印刷业，武强木版年画刻印经营业等亦蓬勃发展起来。此外，自元末明初起，衡水一带的戏曲、曲艺等文艺活动日益流行，促进了民众好古玩古之风。
时至近现代，衡水文化事业日趋民主化，更加丰富多彩，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深州刘宝全独创京韵大鼓，号为鼓界大王。阜城京剧艺术大师荀慧生戏路宽广，“荀派”艺术功底深厚，跻身“四大名旦”之列。衡水王林的戏剧创作，名闻全国。安平孙犁以其名作《荷花淀》为代表的“荷花淀派”风格在中国文坛自领风骚，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屈指可数的几位文学巨匠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掩卷沈吟，益发幽古之思，乡邦弹丸之域，历史人文之盛不亚大都通衢之地，而今经济文化皆有落后气象，改变目下此衰象，莫过于整理各种先贤言论，为今所用。让我们拨开荒丘之乱草，拭去残碑断偈之尘埃，踏寻先贤足迹，充分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务使衡水的经济文化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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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地下埋藏&&&
丰富的地上古迹
&&&&英勇勤劳的先民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今天我市古玩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参考的文物古迹。衡水境内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九处，陈列文物藏品四千一百八十一件，其中一级品四件，二级品六十三件，三级品二百七十二件。另尚有革命史迹六十二处。
衡水境内，土阜垒垒，古墓、古城、古建筑等遗址甚夥。大多以年久风化流失，人为破坏等诸多原因，惨破不堪，甚而只能依据典籍，指示方位，剖析辨认，如冀州的两汉诸侯王墓群，深州康王城村西的白衣老人祠，桃城宋村尚王坟，饶阳五公村李德林祖坟，安平圣姑庙，武邑紫金城，景县龙頟候国遗址等等。
衡水历史上人为破坏古墓最大的一次，应当是西汉第三代广川王刘去疾在位时的疯狂挖掘。该事出自《西京杂记》，后为饶阳人李昉留意，编入《太平广记》，得以流传，可资我们研究整理。西汉广川国国治信都，下领十七县，包括今冀州、深州、桃城、武邑、景县、枣强、阜城、南宫及辛集的大部或部分地域。刘去疾在位时，好聚少年无赖游猎无度，封地内墓葬被他挖掘一空，较为奇特的百十余座。留下文字记载的有如下几座：
战国时期魏襄王冢，其墓用有花纹的石料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可容三十人，用手抚摸，光滑平直如新。墓中有石床、石屏，没有什么陪葬器物，石床上有玉唾盂一只，铜剑两柄及一些零碎金制器具，刘去疾自取铜剑佩之。另一座魏王冢墓很奇特，是用铁水浇铸在棺椁上的，开凿三天才打开墓门。刚打开时，冒出云雾般的黄气，呛人目鼻，七日始绝。第一道墓门有方四尺石床一张，上置石桌，石桌左右有三位披甲佩剑石刻武士侍立。撬开第二道墓门，见一黑亮照人棺木，刀斧不侵，火烤锯截后发现这是一口用漆夹犀牛皮杂糅厚达数寸的棺木，绝非人力可以打开，只得罢手。打开第三道石墓门，见方六尺石床，内有石屏和铜床帐支架，床帐糜烂，支架散落。石床上有石枕一具，衣褥朽烂，尘土积床甚厚。石床左右侍立妇人二十余，或托盘奉食，或持洗yu
器皿，或持修饰用具姿态，再无其他特别器物，惟有铁镜数百面。
魏王子且渠冢。坟甚浅狭，无棺椁，但有广六尺，长一丈的一张石床和一道石屏。床下悉是云母，上有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无被，但肌肤颜色有如生人，鬓发牙齿，不异生人。王惧，不敢侵害，还拥闭如旧。
晋灵公冢非常瑰丽雄壮，四角皆以石为鹰犬而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侍立左右。棺椁已朽烂无形，但尸体仍然完好，九窍皆有金玉。其余器物已朽无可辨，惟一玉蟾蜍，大如拳。腹空可容水五合，光润如新。广川王用它盛水研磨。
晋幽公墓穴甚高壮。打开墓道后尽是白垩土，拨除一丈多深，乃见一尺厚云母，清除后发现一百余具尸体，纵横相枕，皆未朽烂。惟有一名男子，其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晋大夫栾书墓棺椁器物俱朽。汉袁鸯墓是用烧制土坯做棺椁，无葬品，仅铜镜一面。
虽经人为毁灭及历代战火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我市境内还存有丰厚的地下古文化遗产和众多的地上古迹遗址等待我们寻找、发掘、整理，为挖掘衡水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文物古迹遍及全市各个乡村角落，今检其大要，一一述之。
冀州城址，现为省级重点保护古遗址，位于冀州市北关村西北五百米处，系西汉土城遗址。该址总长四千五百米，最高六米，顶宽十米，底宽三十米。据《汉书》记载。汉高帝元年，在此“筑土为墉”，时名“信都”。土城周长十二里，高两丈五尺，护城河深、宽均七米。现存为汉土城西北角的一部分，因年久风化流失，已残缺不全。
秋胡墓，秋胡为春秋时鲁国大夫，京剧《桑园会》的原型人物。现位于故城县建国镇松庄正北三百米处，封土高零点六米，占地二十平米，墓旁原有石碑一通，现已被毁。
封氏墓群，又名“封家坟”，俗称“十八乱冢”，系南北朝时期蓨县望族封氏家族墓。位于景县城东南十五里的安陵乡后村北，现存墓冢十五个，多数封土高五米左右，最高达七米，周长百余米，占地二十万平米。民国三十七年，附近村民挖开四个墓室和一个墓道，取出大批文物，后经北京文物界和当地政府派员征集考察，共得到三百余件，包括铜器十一件、瓷器三十五件、陶器三十一件、陶佣一百九十五件、玻璃碗两个、玛瑙珠四十八粒、铜印三方、墓志五合和志盖一方。其中四件青瓷仰覆莲花尊、两件四耳青瓷瓶、一件四耳青瓷罐等三十五件瓷器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上述三百余件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封氏墓群是南北朝时期重要墓群，所出土和未出土文物是研究北魏、北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高氏墓群位于景县城西南三十里的野林庄一带。现存墓冢十座，最大的高达三十米，直径一百三十米。东北至西南斜向座落，长约十四里，总占地达一百三十万平米。1973年省文物主管部门发掘了其中三座，它们分别是，东魏天平四年高雅夫妇与其子女合葬墓、东魏武定五年高长命墓、隋开皇二年高谭夫妇合葬墓。共出土文物近三百件。自汉至唐，蓨县高氏系名门望族，一度称帝，见于史册封王拜相者三十余人，其未发掘的古墓中有价值的文物，估计不在少数。
后冢汉墓位于冀州市后冢村西北角，封土高十四米，占地三千六百平米。从相距二里的前冢被破坏出土的玉衣、铜器、陶器和有关史料考证，后冢墓是西汉或东汉的王族墓葬。
双冢汉墓位于冀州市双冢村东北，因南北两个相连的古冢而得名，两冢座落在高出平地四点四米的大土台上，南冢高出土台四点六米，北冢高出土台三点六米，占地一点八万平米，据说此墓为张耳墓。
&&&&大冯营汉墓，传说系李左车墓，位于深圳市大冯营西北二里处，封土一米半，长宽各三十米，面积九百平米。其南、东、北面各约一百五十米处，呈半圆形分布五个大土丘，其间隔约八十米，每个长约一百五十米、宽五十米、高五米。
西元头汉墓位于冀州市西元头村西北二里处，封土高七米，东西长四十二米，南北宽三十八米。据有关资料分析，该墓是重要的汉代墓葬。
中角汉墓，位于武邑县中角村西北。原有墓冢五座，现存一座，封土高三米，南北长三十四米，东西宽二十六米。1958年，村民打井时发掘一座，出土一些文物。九十年代初期，省市文管部门组织发掘清理三座，发现从墓室结构造型风格及出土陶器铜器看，系汉墓无疑，但也有唐宋瓷器等物，专家确认该墓原为汉墓，至宋代有二次葬的可能。
安平壁画墓，位于安平县逯庄村西南，为东汉大型砖结构墓葬。封土高二点五米，占地二百多平米。1991年省文物局对该墓进行发掘清理，出土文物不多，但发现多处壁画和文字，绘画技艺高超，文字笔力秀雅遒劲，为研究墓主生前的生活状态，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和衣冠、车骑制度和绘画、书法艺术，以及建筑模式、气象科学，提供了重要的形象史料。文字中有“惟熹平五年”隶书题记，属准确断代标志。该墓是我国发现的汉墓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一座。
周亚夫墓位于景县城西缘。封土高达十六米，周长六百米。周亚夫系西汉名臣重将，绛候周勃次子，汉文帝时封蓨候以续绛候后，国治北蓨城，即今景县县城。他用兵持重，深得文帝赏识，但他“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为景帝所忌，终饿毙狱中，国人纪之，葬其衣冠，堆土成冢。
窦氏青山，是为汉安成候窦青之墓。位于武邑县青冢村东，封土高四十一点四米，周长六百米，占地三万平米。窦青本观津贫人，死后葬于故里，女儿被封文皇后后，追封安成候，后又为其父扩建墓冢，升高封土，以能“西望长安”，另立碑建庙。今庙宇、碑刻不存，仅余“青山”。
孔颖达墓，孔颖达陪葬昭陵，乡人葬其衣冠，此为衣冠冢，位于桃城区前马庄西北，封土一米半，占地十八平米。墓前立民国九年胡宗照书丹石碑一通，正面阴刻“唐祭酒赠太常卿孔颖达先生之墓”。
开福寺舍利塔，原名“释迦文舍利宝塔”，俗称“景州塔”，位于景县旧城内西北角，是早已废杞的开福寺主要建筑。该塔是大型砖塔，呈八面棱锥形，计十三层，总高六十三点八五米，底层周长五十点五米。每层内有环形走廊，与东西南北四面向外的券门相通，其他四面砌造盲窗图案。塔基铺巨型条石为台，塔顶建有铁刹，高三点三米，上置三级铜葫芦一个，高两米余。铁刹与券门被风鼓荡，作水涛声。塔内存铁匾一块，上铸“齐隋重修”字样。1973年维修时，在塔顶铜葫芦内发现明代木版佛经三卷和小型释迦牟尼铜质卧式佛像一尊。
宝云塔位于桃城区旧城村东，系原宝云寺的主体建筑。宝云塔为砖结构，呈八面棱锥体，计九层，高三十五米，塔基周长二十五点六米。第一层、第三层有南北券门，第二层为东西券门，四层以上四方均有券门。一至六层为穿心式，可经阶梯、券门、外檐盘旋上下，七层以上为空筒式，有固定楼梯直通顶层。建造古朴，经考系宋代早期建筑风格。
庆林寺塔座落于故城县饶阳店村，砖结构，呈八面棱锥体，共七层，高三十四米，塔基高三点五米。塔顶葫芦形塔刹，二层以上四面有券门，相对内壁上有佛龛。每层均有双重塔檐，独具一格。内部为穿心式、折上式相结合，砌有阶梯直达顶层。该塔经中国科学院考证属北宋初期建筑。
安济桥座落在市区滏阳河上，系一座七孔石拱桥。石桥长一百一十六米，宽七点五米，桥面两侧各有石狮望柱六十根，柱间镶石栏板，桥墩砌有分水石台，桥孔顶部刻有石龙首。两端对刻石狮，两侧砌石岸，整座建筑浑然一体，雄伟壮观。史载该桥始建于明天顺元年，初为木桥，后改石桥，清乾隆三十年重建，御赐桥名安济。至近代，日寇侵华，炸毁该桥。1982年全面维修，中孔改为水泥结构。
深州盈亿义仓位于深州城里东街，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现存仓房二十九间，辅房二十二间，建筑面积九百五十平米，占地三千四百二十八平米。整体为四合院，脊式瓦房，前有廊，周有垣，青砖布瓦，圆柱方橼。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仓房，东院为生活区，两院有园门相通。现存《清深州义仓记》、《清修建盈亿义仓碑记》石碑两通。
董仲舒石像原在董子祠内，上世纪四十年代祠毁后，流落附近的枣强县后旧县村西，为青石质坐式造像。高两米半，重达七吨。背后刻“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甫妻姚氏”字样。
马君起造像碑，该碑系唐代深州人马君起于唐仪凤四年为其父母所造之纪念碑。高一点二五米，宽厚均为零点七八米，由两块风眼石料凿合而成。中有石室，内雕观音、仕女石像，下浮雕飞禽走兽，两侧为浮雕武士。门楣阴刻“天皇供养，天后供养”八字。该碑现存深州市文化馆。
&&&&白石立佛像是市文管所于武邑袁小寨村征集收藏的。该石像系北齐天保三年所造的宗教用品。质地为汉白玉，中间主佛尺余，两侧各雕一菩萨，后立舟形背光，顶部雕一宝塔，两侧对称雕六飞天。底座为长方形，正面雕地神托举博山鼎，两侧各一护法狮子，左右侧面刻铭文十六行一百单三字。经国家文物局鉴定为一级甲等珍品。
若没有这遍及我市城乡各个角落的文物古迹作为物质基础，很难想象，从这里是如何走出了一支原本头箍毛巾，手扶犁把的文物鉴定专家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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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厚积薄发的修古文化
薪火相传的文玩产业
&&&&衡水文玩业的异军突起自有其内在地域文化背景，今天的辉煌正是厚重历史积淀的展示。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继承“子入太庙，每事问”的优良传统，衡水修学好古之风历代不衰，衡水籍人士研古修古，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中有不少作品至今仍为藏届视为圭臬。
三国崔豹（安平人）的《古今著》、《诸王国杂仪注》对先秦散佚典籍和前代王国礼仪作了整理及注解。《明堂图说》的作者蓨人封伟伯、《丧服图》的作者安平人崔逸于北魏时期均以博古见称。唐蓨人封演的《续钱谱》至今仍被泉届奉为要籍，深州陆泽张又新的《画总载》为研究我国早期书画提供了帮助。封演的《古今年号录》和宋饶阳李昉的《历代年号》历来被视为研究历史编年的必读书目。明饶阳人石经世的《四书人物考》系儒学考据类书，影响深远。清代学者景州张元健的《芹宫集古》和同邑万其谊的《听香楼印存》、《说剑庵藏砚》亦是古玩业的经典读物。民国画家周铁衡（冀州人）平生嗜古，与鼎堂郭沫若至交，著有《半聋楼谈画》、《清钱轶录》等研古作品。近现代衡水籍人士为谋生计，一足踏入琉璃厂，不想一发不可收拾，成就了现代学术的繁荣，打造了琉璃厂文化，推动了文玩事业的发展。他们浸淫其中大半生，结合亲身经历著述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其中如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清代禁书知见录》；刘际唐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马宝山的《书画碑帖见闻录》；王以坤的《故宫已佚字画见闻录》；刘九庵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作品年表》；雷梦水的《古书经眼录》等等。今人尹海金同志承此遗风，修著《清代进士辞典》一书，极大方便了书画收藏者。
促进修古文化民众性普及化，衡水本地的戏剧曲艺业、毛笔制作业、古书印刷业、年画刻印业、法帖拓印业，不谓无功。以上行业来自民间，服务大众，经千锤百炼，历数百年兴盛不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今天我市文玩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元末明初，戏曲在衡水一带已有较大发展。至清，各县班社林立，兴建戏楼成风，中有不乏闻名全国的剧班和艺人。著名的如饶阳大迁民庄河北梆子“崇庆班”于清末曾入皇宫演出，号为“盖京南”“天下第一箱”；道光时期的故城县“黄毛梆子科班”的郑法祥京剧功底深厚，有”南猴王“之称；景县西爻村的评剧“落子班”等等。笛子调、二八调、十不闲、丝弦等土生土长的剧种更具地方特色。同时衡水也是西河大鼓、木板书、京韵大鼓等曲种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它们大多搬演说唱历史传统体裁伟内容的剧目，活跃于庙会及春冬两闲季节，群众娱乐消闲的同时，修古之风已渗透于城乡。
衡水制笔业始于明朝永乐年间，盛于清代。制笔艺人遍及冀枣衡三县，制笔工艺经数百年不断研究改进，衡水毛笔以作工精巧，品质优良名闻于世。制笔业的高度繁荣带动了其他文化产业，不少进京从事文玩行业的专家学者，都是从制笔徒工起步的。而本地的文林堂书铺就是郭文炳偕幼徒赵会卿靠经营自制毛笔于咸丰八年创建的。
郭文炳五岁丧母，受继母虐待几危，叔父郭邦林收养成人。文林堂即取叔父与己名各一而得。初设店于衡水县西关菜市街（今西隆庆）路南，刻印蒙学书及四书等城乡私塾用书。后资金雄厚，相继买下北仁街两进院落和南华街一所大院，开始前店后厂经营，业务囊括冀中、冀南大部地区。郭家财盛人不盛，赵会卿辅佐了祖孙四代主持书铺业务，为郭家的事业和衡水的图书印刷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同光年间文林堂因一起学徒盗银自杀案“报估”倒闭，赵会卿辅助幼东郭锡章重开“三义堂”书铺。对外表示三股合资，实际含义是“赵会卿辅佐郭氏三代，一身忠义”。经苦心经营，不久发展到鼎盛时期，先后在深泽、枣强设立分号，出版物包括课本、小说、古典名著、诗词、戏剧唱本、仿影、龙凤大贴、中式帐簿、格子纸等上百种。经营近百年，直至民国三十五年因战乱等因素倒闭。
武强年画业、衡水阎家庄法帖拓印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市文玩产业的兴起亦是功不可没。它们上承古老的民族刻印艺术，下启新兴印刷业的发展，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审美水平，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
细数衡水的文玩产业的根源，和名满天下的北京琉璃厂古旧书业颇有瓜葛。民俗学家张涵锐先生在《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载道“琉璃厂书肆。自前清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某氏，来京会试不第，在此设肆，自撰八股文试贴诗，镌版出售，借此谋生，后来者以同乡关系，亦多仿此而行，遂成一集团，至清末科举废除，此集团亦无形涣散。代之而兴者，以河北省南宫冀县等处人为多；盖彼此引荐子侄，岁由乡间入城谋生者也。古董字画业，则以北直深县人为最多云。”从前人所拓北直文昌会馆之碑文，可知自清咸同年间，衡水一带在琉璃厂从事古旧书经营的人员已初具规模，至光绪中叶远胜“江西帮”而代之。“北直书行在会已故诸公”碑文共列三秩，第一秩八十四人，衡水籍人士四十八人，第二秩七十八人，衡水籍人士四十八人；第三秩七十八人，衡水籍人士四十三人。通学斋主孙殿起先生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收录上溯道咸年间，下至1946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计三百单五处，而由冀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其《贩书传薪记》中载到当时琉璃厂以经营古玩字画为主的店铺共一百四十六处，,衡水籍人开设的有六十处，其中知名的古玩店如孙虞臣开的“茹古斋”、萧虎臣和杨伯衡开的“博韫斋”等。而以书画装裱业为主的店铺共十九处，衡水籍人士开设的有十一处。上述资料，记录了当年琉璃厂从业人员中衡水籍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深远的文化底蕴对于今天衡水古玩市场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琉璃厂有“衡水街”之称。然细考真正衡水县籍的人士并不很多，时衡水专区未建，衡水县明属深州，清归冀州，不应出现于今相符的此称。究其原委，“衡水街”语出“衡水帮”，著名京俗研究专家叶祖孚先生在《琉璃厂的三种古玩铺》有所叙述：“···论古斋是河北衡水人开设的，人们叫这类铺子为“衡水帮”。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衡水人萧秉彝来北京琉璃厂开设了论古斋和信远斋两座古玩铺。先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萧家有人（名不详）在琉璃厂卖茶，供应过往行人。后来有人给他传授了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到琉璃厂来逛书店、古玩铺的人也把喝萧家酸梅汤当成了一种消暑习惯。道光年间，萧家靠卖酸梅汤和果脯发了财，原本想让儿子萧秉彝攻读诗书，以猎取功名，但萧秉彝不爱念书，考试时名落孙山，于是他就用经营卖酸梅汤的信远斋所赚来的钱买了很多书画，在信远斋的对门另租了一间房挂了出去，起名“论古斋藏画处”，供人们欣赏和选购。从此，萧家就开起了两个店铺——论古斋和信远斋。还另有一个说法是，萧家先开设了论古斋，赚了钱以后又买下了对门信远斋的门脸。论古斋在琉璃厂经营了八十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942年关张。信远斋一直经营至今。从前，信远斋在夏季每天只卖两缸按照宫廷秘方制作的酸梅汤。酸梅汤从半夜里就放在绿桶里冰镇着，上午十时才盛放在两口青花瓷的缸里，抬出来售卖，卖完即止。那时的顾客讲究手捧一只小釉碗，慢悠悠地喝酸梅汤。信远斋门口挂着两块由宣统皇帝师傅朱益藩书写的牌匾：“信远斋”和“蜜果店”，客人们边喝着冰凉可口的酸梅汤，边欣赏着那潇洒流利的书法，成为一种乐趣···”
。衡水萧家来京最早，业此最久，而信远斋于琉璃厂又极负盛名，遂及周边各县，均称作衡水人士，经营铺店叫做“衡水帮”，琉璃厂俗呼“衡水街”，慢慢给人以一个衡水地域概念，对后河北省建专于衡水县不无影响，从中可见一种成熟的文化转而带动经济政治的作用非同小可。
由于衡水靠近北京，来往比较便利，很多衡水籍人士从明朝起就在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通过朋友带朋友，同乡带同乡的传承关系使得不少衡水人来到琉璃厂以买书卖书为生，他们勤劳质朴，在漫长的学徒生涯中把琉璃厂好的传统发扬光大，营造了蛮声海外的琉璃厂文化。他们在与书的接触中，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既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受其熏陶，日久天长，他们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成为成功的书商。衡水籍人士聪明好学，很能抓住商机，在琉璃厂的书籍、古玩、南纸三大行业中，他们均有涉足，并独领风骚。尤其是咸同以来的厂肆刻书，为弘扬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不朽贡献。据《河北省出版志》载，琉璃厂衡水籍人士在刻印坊刊本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店铺有十九家，刻印著名的书籍四十八部。
衡水人在琉璃厂成为业务主办、店堂经理和书业老板的很多，他们在经营自己事业的同时打造了琉璃厂。他们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繁荣现代学术文化，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保护国宝，所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藻玉堂藏书处主人王雨，字子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收得聊城海源阁藏书而名噪北平。在同行业中威望很高，素称“书业专家”，每遇古钞秘籍或宋元旧錾，多请其寓目，凭其一语而定。当然他也有走“眼”之时，曾将宋刊《毛诗》误作明刊作价百元售予北平图书馆，馆长徐森玉发觉后指点于他，王氏感恩不已。他很早就结识了梁启超，为饮冰室收购过大量秘笈珍本，给梁氏得学术研究提供了莫大便利。他还请后来成为金石大家的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梁氏与其交情深厚，视为挚友，藻玉堂即其资助开设的，连匾额也出自梁氏手书（“藏书处”为沈尹默后补）。王雨家中存有大量梁氏墨迹，如折扇、砚台、墨盒等物。他对梁氏崇拜之至，甚而影响了在京读书的族侄王玉哲，后专攻文史，继承梁氏衣钵，成为我国著名先秦史学家。爱屋及乌，梁氏的及门弟子与王雨也交往颇多，瓜蒂庵主人谢国桢就从藻玉堂得到了海内孤本《不下带编》。可惜“文革”期间，子霖先生受康生点名，被逐回老家深县张邱村迫害致死。
松筠阁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原名“集文阁”，店主刘际唐，字胜虞，衡水县小刘庄人。其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北平沦陷生意惨淡，而此时正逢“五四”运动之后，新期刊风起云涌，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
他每日不辞辛苦地到西小市或鬼市上“抓货”，对别人不屑一顾的旧杂志，他用极低廉的价格购进，然后整理配出完整成套的老杂志转而售出。由于进价低廉，利润非常可观，加之业务娴熟，服务周到，久而久之，便赢得了同行敬送的“杂志大王”的雅号。刘际唐勤学深思，于平时的一买一卖中，见到好的杂志必随时记录，积累多年终于完成12册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这是中国第一本杂志目录。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大肆劫掠中国文化典籍。一首竹枝词说的分明，“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尽元明板本归。”
刘际唐注意到了这种文化外流，国粹罄尽的危险状况，作出坚决斗争。某日日本人松村太郎至松筠阁古书店购书，与学徒张子兴发生口角，他猖狂地要书店辞退张子兴，并以不到书店买书为要挟。刘际唐拍案而起，“小店宁勿关门，绝无辞退张师弟之理”，当即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一时传为琉璃厂美谈。新中国成立后，子承父业的刘殿文带领松筠阁同其他一百余家私人书肆一道并入中国书店，并担任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刘殿文之子刘广振被誉为第三代“杂志大王”。他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所见过的杂志，过目不忘，烂熟于心，进入中国书店后也是一直从事期刊集配工作。吴晓玲、郑振铎、刘半农、刘景超都常来书店通过刘广振选购旧期刊或旧报纸。唐弢原在上海住，每次来京都到这里选书，搬到北京后，经常把所要之书目列个单子交给刘广振，刘很快便把其所要之书配齐送去。刘氏三代“杂志大王”为现代文学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殿起作为现代版本目录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尤巨，他字耀卿，别号贸翁，河北省冀县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博学而强记，光绪三十四年经友人荐至北京琉璃厂宏京堂书坊学徒，后于鸿宝阁、文昌会馆会文斋任司帐店员。他如鱼得水，深入学习掌握图书版本目录知识，勤于敬业，终日埋头于古籍群书之间，视野扩大，学业长进，成为经营书业的行家。民国八年他独创通学斋书店，因其精识书籍版本，明辨优劣，生意益隆。他贩书数十年，养就一种良好习惯，凡经其过眼和贩过之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书之序、跋、校勘等资料，日积月累，终于于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成为煌煌十二卷之多的《丛书目录拾遗》。民国二十五年他又编纂了《贩书偶记》二十卷，该书是清代以来的图书总目，相当于《四库全书》的续编，以收清代著作为主，兼收少数明代小说、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对《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清代的著作，只录其卷数、版本不同者。这样一项文化程，即使由专业图书收藏机构来整理，所需时力难以计算，而竟由他一人编纂成书，可见其对弘扬中华文明、为研究者和学子提供的方便，所作贡献之大。《贩书偶记》由通学斋书店出版发行以后，风靡全国，版本部门、图书机构、出版机构、文化教育部门、研究学者和专家争相购买，编史修志单位更是视若珍宝，影响之大，令人起敬。无怪著名学者伦哲如写序赞道：“君博贤而强记。其博贤也，能详人所略。他人研究者，宋元版耳，君于版本外，尤留意近代汉宋之渊源。诗古文辞之流别，了晰于胸，随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始举一事证之。君曾窥我架上书，凡某类缺某种、某卷，某卷缺某页，默志之，一一为余觅补气爽，君最勤析辨异，恒至午夜，饿忘食，倦忘息。君心最细，每校书，一点一画不肯忽。”孙殿起不仅长于目录学，对厂肆掌故，各省竹枝词及茶烟方面均有研究。著有：《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台湾风土杂咏》、《慈仁寺志》、《烟草稿》、《茶谱》、《各省竹枝词汇编》等。孙殿起辛劳一生，对社会奉献甚多。于一九五八年辞世，享年六十五岁。他的事业由其得力门生、亦其外甥雷梦水继续经营和发展。
雷梦水，冀县谢家庄人，十五岁随孙学徒，得其亲传，后来又得朱自清、邓之诚、郑振铎、阿英、王冶秋等专家指点，对于古籍方面的知识更趋丰富。孙殿起逝世后，他和张次溪、陈怀谷、赵羡渔等人协助整理先后出版了舅氏遗著《琉璃厂小志》、《北京风俗杂咏》、《庚午南游记》、《记伦哲如先生》、《贩书偶记
等大作。他继承先师详细占有资料的优点，挨家访问，了解书商搜书的历史，一九六三年撰写了《琉璃厂书肆四记》。后又撰写了《慈仁寺考略》、《古书经眼录》、《隆福寺书肆记》、《贩书偶记校记》、《室名别号索引补编》、《书林琐记》、《先师孙耀卿先生年谱》等专业书籍。
另有一些没有固定门面在的经营者，从外地收来古旧书，转给各个店铺，也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出力不少。成绩颇大如衡水县籍彭文麟，其经常去两江、两湖、山东、山西走动。曾因在山西某一古玩店廉价收得《永乐大典》十余册，而轰动京城旧书业。
涉足具地方特产性质的南纸行业，是衡水籍人士勇于进取精神的一种表现。民国时，身怀制笔绝技的衡水河西街人肖鸿度走进戴月轩笔庄，深受店主赏识，掌戴月轩琉璃厂门市数十载。深县何辛庄徐洁宾十余岁入谢松岱的“一得阁”学徒。后谢先生家遇急事返乡前，将秘方和店铺传予徐氏。徐洁宾接手“一得阁”后，进行了技术改进
。因墨汁品质优越，备受文人墨客青睐，销量剧增，遂于琉璃厂扩建厂房，大批生产。新中国建立之初，老掌柜徐洁宾患病，业务交其子徐子嘉掌管。
不少衡水籍人士在琉璃厂刻苦锻炼，精心钻研，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文物鉴定家郭纪森、马宝山、张宗序等老先生都由琉璃厂学徒而成名。国家文物局有许多老专家，也是从衡水走出去的，如书画鉴定家刘九庵、青铜器专家王文昶等。
传统的文玩经营业已深深根植于衡水这片热土，只要具备合适的外部环境，它就要发芽开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冀州市的曹家庄、阜城县的王海村等古玩传统村农民就开始了走京串卫的文玩经营。衡水最初的古玩市场，发端于原衡水地区邮电局门前，后迁到了汽车站附近的外贸胡同，这时候的古玩市场已经发展到几十个摊位，名声渐起，市场上始见到外地人的身影。
2001年迁至于商贸城D座，正式定名衡水古玩城。现有门店
家，场地3000平方米，可容纳摊位&&&
多个，开集交易日客流量万余人，其规模在华北地区仅次于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和天津市的沈阳道古玩市场。
古玩城内的新兴旧书业上承琉璃厂书肆遗风，仍是耀眼突出。经营古旧书业有两家门店，专门从业人员十余名，而市场北侧占地三分之一的书摊，多收售旧平装书，可谓新“旧书业”。随高科技手段普及，他们大多边地摊经营的同时，开展了网上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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