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在宫里从低到高的地位名称?_百度知道姓名中的传统文化
姓名中的传统文化
【姓名中的传统文化】
　& 几千年来?我们汉族人的姓名大体经历了“没姓没名——有姓没名——称名不称姓——姓名加别字——姓名加籍贯、郡望、爵位官、职、谥号——只称姓名”这样几个阶段。
　　远古时期，人们没姓没名。“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都是氏族部落的幡号。传说到了黄帝时代人们有了姓名。《史记》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不过，我总觉得有后人伪造之嫌，可信度不大。那时可能有姓，但仍是部落的幡号，所以有头脸的大人物开始有了名，如“尧、舜、禹”等等。平头百姓连名也没有，舜的父亲叫“瞽叟”，其实就叫“瞎老头”。都是同一个部落，同一个姓，只称名也就够了。后来，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开始分家寻求发展，于是出现了以居住地为“氏”的新部落，所以司马迁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到了殷商时代以至周初，还是称名不称姓。商王有的叫“报丁、报乙、主壬、天乙”，名字中都有天干符号，大概与出生时辰有关吧。
　　“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姓名对于婚姻、家庭、社会的重要性。于是，周朝便由政府对人的姓名做出明确规定。《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意思是说，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就要给他取个名字。到了二十岁，便请亲朋好友来，为成人的孩子举行加冠礼，并为他取字。字，也就是别名。春秋时期人的姓名开始制度化，但仅属于上层社会。孔子，名丘，字仲尼；颜回，字渊，就是明证。从此人的姓名逐步规范，一直延续到现在。
　　姓名蕴涵着大量的文史典故和传统文化知识，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又一展现。姓名中包涵的文史知识，足以使姓名成为一门专科学问。已故相声艺术家马三立先生曾说：“我，马三立。马，三根腿立着。马三立。”您可千万别当真，其实这是老爷子在“逗你玩”。《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才是“三立”的本义呢。不少人取名“立德”、“立功”、“立言”都是出于此意。“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姓郑，名燮，字克柔，《尚书·洪范》：“燮友克柔。”意思是说，和蔼可亲就能以柔取胜。民国将军孙立人，还有某些人叫“达人”，都源于《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字德邻。也是出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这种例子多多，举不胜举。
　　古人有名有字，大多是名与字意思相同，如，诸葛亮，字孔明；曹操，字孟德；关羽，字云长。也有的是相辅相成，南宋著名词人刘过，字改之。人生一世哪能没有过错，有错改了不是很好吗？他的名与字，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很耐人寻味。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取义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绍兴话豫山读音类“雨伞”，很不雅，所以他后来改为“豫才”。古代人与朋友同事相处，为尊重他人总是称对方的字、绝不能当面指名道姓，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只有长辈对晚辈才可以直呼其名。自称也称名。如果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会闹出笑话。古人特别是文人骚客名字之外还有雅号。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郑燮号板桥道人，等等。总之，人们对取名问题是相当重视的。名字，体现了长辈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和理想寄托，反映出成长的人文环境与家庭素养。为孩子取名时，父亲往往反复斟酌，引经据典，还请德高望重的族长或博学鸿儒再三商量。大家讲究，名字要有高远的寓意，字面要典雅，音韵要响亮，还要不产生不好的歧义，确实很费一番心思。不少人成年后自己重新命名，也是求名字更和己意。取名的确要谨慎，像“焦厚根”、“牛边”、“毕云月”之类的，很容易引起误解曲解，弄得很尴尬。
　　早年间，人们生活贫穷，文化素质较低，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说给孩子起个孬名好养活。所以什么“孬蛋”、“孬小”、“狗蛋”、“狗剩”、“王八”等小名遍布城乡，大人们叫得很自然，孩子们也不嫌臊得慌，还说这是以毒攻毒。还有，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婴幼儿成活率较低，人们为了孩子长命百岁，就给孩子取名“立柱”、“留柱”，怕他跑了就取谐音“栓柱”。还有的怕孩子生病，就叫他“铁蛋”、“钢弹”、“结实”。女孩的小名，无非是“兰、英、菊、妮、娣”的叫，不像男孩子那样难听。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儿的取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贴近时代，追求时尚，渐成风气。“和平”、“建国”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建设”、“援朝”均与抗美援朝、五年计划有关。女孩子叫“玛丽”、“妮娜”显然是受中苏友好的影响，男孩子叫“跃进”、“国庆”也是大跃进、国庆节时出生。至于“红卫”、“文革”、“卫东”、“红兵”，一看就知道是十年浩劫的遗风。如果翻阅户籍簿，简直像阅读一部现代史。改革开放以来，孩子的名字越发绚烂多彩，越来越讲求个性化、情趣化。
　　姓名里的学问大了，可以写一部大书。
发表评论：
馆藏&15204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名字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姓名，而且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要使用自己的名字。如填履历表时，要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名片上要印上自己的名字，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要“自报家门”，在与朋友打电话时也要说出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见，名字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
　　名字除作为人际间彼此区别的标志外，还有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多样的功能。当父母为孩子取名字时，名字就已经开始被赋予了老一代对后辈的期望和无限亲情。现代年轻的父母喜欢为孩子取名“豆豆”、“咪咪”、“莎莎”、“妞妞”，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对孩子的珍爱心态；过去的父母喜欢为孩子取名“石头”、“拴住”、“结实”、“狗剩”，同样表现了父母的一片爱心。
　　如果自己为自己取名、改名，那么所取的新名字也同样饱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寄托自己的志向和对自己的勉励、鞭策。唐代女皇武则天曾给自己取名为“曌”(音ｚｈàｏ)，意思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在成为农民领袖前改名李自成，意思是大丈夫要自成自立、干出一番事业。同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后来改名秀全，在名字中暗藏了“禾乃人王”四字，其中“禾”是“我”字的谐音和变体，“禾乃人王”亦即“我乃人王”，意思是“我要做天下百姓的领袖”。这一名字反映了他的追求和抱负，用意十分明显。
　　人的名字有时还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纪念意义。如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取名就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1949年出生的人取名“建国”，大跃进年月的人取名“跃进”，60年代初期的人取名“反帝”、“反修”、“向东”，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出生的人取名“盼盼”(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的名字)。上述这些，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有时还是家族或兄弟姐妹中排行的代表字。如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中贾宝玉一家，在宝玉一辈人中有贾珍、贾琏、贾环、贾珠等，他们不是同胞兄弟但属同一家族，因此名字中共用“王”旁，并以此作为他们排行的代表字。同样，贾宝玉父辈贾敬、贾政等共用“文”旁，子辈贾蔷、贾蓉等共用“草”头，这“文”、“草”也都是排行的标志。又如我国古代兄弟排行时，习惯用伯、仲、叔、季加以区别，意思与今天的数字一、二、三、四差不多。这些字用在人名中，成了人名的一部分，也就具有了名字的意义。
　　人与名字的关系除上述几点外，值得一提的还是民族心态的反映。如民间有重男轻女的习俗，这一习俗反映在名字上，是有些生了女儿的父母把儿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胎上，并通过女儿的名字反映出来。关于这点，有人讲了一则笑话，大意是说，一对夫妻接连生了五个女儿，仍想生个儿子，于是便为女儿分别取名为招娣(弟)、引娣、盼娣、想娣、邀娣，等生了第六仍是个女儿，只好打消了再生孩子的念头，取名“绝招”。这则笑话讲的当然是多年以前的情况，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名字所反映的民族心态是何等的清楚、直接!
　　总之，人名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密切，人名字的作用广泛。弄清了人与名字的关系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名字，并且为自己改名和为孩子取个好名字提供借鉴。
人名的基本属性
　　首先是人名的专指性。人名是人际间彼此区别的标志，一个名只能代表一个人。否则，人名就丧失了它的专指意义，其实际作用就要大为减弱。如提起“花木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指古代一位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女英雄；提到“雷锋”，就会联想到他是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大家学习的好榜样，而不会想到另外的人。这里的“花木兰”、“雷锋”都有明显的专指意义。一旦遇到与这种专指意义相悖的情况，则必须对有关人名加以调整，以适应这种人名属性。如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定期间，也曾发现有同姓名的情况，即浙江代表名单中有两位“张玉兰”，河南代表中有两位“赵福林”。这种姓名相同的情况是有悖于人名的专指性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区分。因此，有关人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会，就在四位代表名前分别加上各自所在的地名，成为“湖州张玉兰”、“瑞安张玉兰”和“安阳赵福林”、“焦作赵福林”。这种做法的本身，实际上也是对这些有悖于人名专指性的名字所作的调整。当然，有些本是专指的名字会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专指作用，但有时也会失去这种专指作用而转化为另一种专指。这类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如明清时期，“梅香”这个名字原指某一大户人家的丫环，后来，因为把丫环叫做“梅香”的人特别多，于是“梅香”也就成了丫环的代名词。随着这种由一个“梅香”而向众多的丫环代名词的转换，“梅香”一名也就完成了由一种专指而向另一种专指的过渡，其转化前后的事仍没有离开人名的这一专指属性。
　　其次是人名的简便性。中国的人名，一个字，两个字，简简单单，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罗列一大串的人名。我们知道，名字的制定和传播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体，中国人名字的媒体就是汉语和汉字。由于汉语和汉字有音节简单这一特点，就使中国人的名字也以单字名或双字名为主。这种人名用字极少、音节简单，十分有利于人名的记忆和传播。如果把一个两字的中国人名和一个10字的俄国人名放在一起，让你去辨认和记忆，那么，你便能首先记住和说出两个字中国人的名字。这种简单易记的中国人名字的优越性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人名的属性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它的审美性、稳定性和地域性。其中，审美性是指人名对那些含有贬义、发音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汉字的排斥，在所取名字的字义上要求庄重、典雅，在发音上要求响亮、动听，在字形上要求繁简适中、搭配得当；稳定性是指人名一旦成为某一个人的标志，将伴随他终身。因此，在取名时要有长远观点，不可草率从事。对一些时效性很强的名字，尽管一时可能被认为时髦，或者读来颇为亲切，但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时间一长，就会显得别扭了。试想，诸如小小、丹丹之类的名字放在孩子身上会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但过了六七十年后，已经是老头、老太太的他们还叫这些名字，别人的感觉会是怎样?
　　中国人名的地域性是指由于我们的国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人名往往带有不同地区的特色。如果带着明显地域色彩的人名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地区，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在广东、福建沿海，人们信奉妈祖，取名时往往带上妈字，以期得到妈祖保佑。但由于妈字是母亲的代称，在名字中带有妈字，在内地是要犯忌和遭人嘲笑的。有鉴于此，尽管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命名时，还是要尽量避免为好。
　　总而言之，人名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联系。因此，无论是在我们研究人名还是在为人取名时，都要把它与社会联系起来，充分考虑它的基本属性，从而使它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古人的姓名字号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只有一姓一名。但在古代，人们的姓名远没有这么简单。在通常的情况下，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表字)、号等。
　　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其“名字”一词，在古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一名字中，“飞”是名，“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住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类型，字也有不同用途。古人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词，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如此。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夭)、“永全”(永远安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对此，《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和美称。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是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到了宋代，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熟知的《水浒传》108将个个都有别号，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几乎人人有号。正如清人凌杨藻在《蠡勺编》一书中记载的那样，其时“闾布村垄，嵬人琐夫，不识字者莫不有号，兼之庸鄙狂怪，松兰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则必‘水’”，伯‘松’则仲必‘竹’，不犹大可笑也哉。近闻妇人亦有之，向见人称‘冰壶老掘’，乃嫠媪也”。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犯人突然说道：“守愚不敢。”县官不解其意，一问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
　　在用字上，取号与取名、取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有2字号，也有3字、4字号，甚至还有10余字、20余字的别号。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至于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别号的字竟达28个之多，即“万里行脚僧小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候”。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真可谓古今一大奇观。
　　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讳，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别号清汀道人、苦瓜和尚、大涤子、瞎尊者，达四个之多。
　　综上可知，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他们有姓、名又有字、号。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该内容有用？收藏到：上一篇：下一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名字五读书六勤奋，七修行八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