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筋急转弯_百度知道五年级上学期应用题100道_百度知道《春秋三传详释》（5/6/7/8）
5、大一统：并非"大统一"
　　"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紧接着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Ⅰ）
　　先得解释一下这个"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稍后再讲的"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Ⅱ）。《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了"春秋五始"一个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Ⅲ）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疏]"岁之始也"。○问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实是《春秋》之五始，而传直於"元年"、"春"之下发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见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6页）：大一统之传，《解诂》释之曰："统者，始也。"据此，则大一统者，大一始也。言岁之始尝有三矣：夏始十三月，殷始十二月，周始十一月。今于杞、于宋，存夏、殷之二始，而四海之类，率土之滨，舍二王之后，皆以此一周王之岁始为大也。一岁之始，因而正之，所以正始也。使天下知有周天子在。
　　"大一统"正在离我们习以为常的"大统一"的概念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统"字的字意了。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意的第七项："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偏巧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句："《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我们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再查这个"纪"字："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Ⅰ）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讲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惠栋引《易经》"乃统天"这一句的郑玄注释：统，本也；又引《公羊传》：（Ⅱ）"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
　　我曾在《春秋大义》中介绍过周代宗法社会的一些特点，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我们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当时在任的周天子）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们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Ⅲ）
　　孔广森的这一推论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他站在公羊学家的立场上反驳《左传》学家，而我们当代的《左传》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就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的"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用的是楚历，并非周历。杨老师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而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用的是夏历，不是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加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老师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Ⅳ）
　　杨老师考据精当，可最后这个推论却显得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Ⅰ）[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纪，……别丝，各本作丝别。……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Ⅱ）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引[清]惠栋《惠氏读说文记》：统，纪也。《易》："乃统天。"郑注："统，本也。"《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统训纪，俗训也，后人所加。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是以《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周之初，盖颁朔于文王之庙，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虽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呢？
　　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其中有一段是："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Ⅰ）　　
　　当时触及到"大一统"的时候，我说："路温舒这时候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这个概念，这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概念，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容后再说。"现在就是这个"容后再说"的时候了。
　　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我们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这大约要怪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Ⅱ）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呀；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全被搞糊涂了。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给它们绝了根。只有让邪说都消停了，然后才"统纪可一"，法度才可以明确，老百姓也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统一这，统一那，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差不太多。--《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难免会有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世界也会屡屡出现变局，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问题想来很多人都曾有过。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呀。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Ⅰ）《汉书·贾邹枚路传》
　　（Ⅱ）《汉书·董仲舒传》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但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会有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花样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个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因为他老人家能够深明这个大原则，而不是因为他真会掐诀算卦。而这个道理，"是古今之通义也"。（Ⅰ）
　　（Ⅰ）[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为政》
　　朱熹这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层面来作解释，如果从史家求实的角度来看--先听听史学前辈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发表总结性评论，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很好记，想想老作家钟敬文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这当然搞不好了。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啊！
　　--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在讲义理，司马迁讲的也是义理，关于"三统"，还得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就曾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Ⅰ）
　　顾颉刚此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的说法乱糟糟的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Ⅱ）　　
　　而且，要依着三统理论，"春王正月"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经》在三统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经》，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Ⅲ）
　　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实在是小觑不得的。
　　"三统"之说，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我在《春秋大义》还讲过汉朝人拿《春秋经》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有人很正确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作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话说回来，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自己单玩，还得照顾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服色可以理解为（Ⅵ）。）
　　周武王的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字，说：恪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Ⅳ）
　　（Ⅰ）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页。
　　（Ⅱ）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308－309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三统，虽说是终而复始，但他只说了：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到后来，三统说通行了。大家只记得"夏、殷、周"为三代，忘记了原始的三统说是以"殷、周、春秋"为三代的。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3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但书鲁君之即位而已。天王即位未尝书，诸侯唯书卫人立晋，他未有书即位者。其书齐小白立于齐，则篡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
　　至于这"三恪"到底是哪三恪，有说黄帝、尧、舜的后裔的，有说虞舜、夏、商的后裔的。推想一下，"三"字未必是个实数，后儒因为附会实数的"三恪"才有了各自的编排。（Ⅰ）系统性和哲学性远不如公羊家的"三统"。三统轮流转，始终
　　"三恪"的说法很多，是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生生不息。静态地来看一个朝代，虽然三统并存，但要以一统为绝对主导，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民主党派和谐共存，但都要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王闿运解释这个问题说："大一统"的"大"是"推而大之"的意思……《春秋经》在春天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经》是三统共存的。虽然三统共存，但做领导的如果不先端正自己则不足以治理别人，所以圣人才用"王正月"表现一统之义而兼三统共存之实。（Ⅱ）
　　三统并存，以其中一统为大，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一统便是"正统"，何焯所谓"后世正统之说出于公羊"（Ⅲ）--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公羊家那里，而新皇即位常说"继承大统"，词源也是由此而来。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说，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代和旧朝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手段来割裂传统。我在《春秋大义》里边曾经引《白虎通·三正》的一段话来解释过这个道理：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乐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郑玄以此谓杞、宋为二代之后，蓟、祝、陈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后为二王后，又封陈，并二王后为三恪。杜意以此传言"以备三恪"，则以陈备三恪而已。若远取蓟、祝，则陈近矣，何以言备？以其称备，知其通二代而备其数耳。二代之后，则名自行其正朔，用其礼乐，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礼转降。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虽通二代为三，其二代不假称恪，唯陈为恪耳。
　　（Ⅱ）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大谓推而大之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
　　（Ⅲ）[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二卷释"大一统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
"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6、三科九旨中的三统
　　由此还可以见到公羊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科九旨。
　　所谓三科九旨，三科就是三大段，就旨每大段又分三小段，我们可以想像一本书的内容一共分为三章，每章又分为三个小节，一共就是三章九小节。
　　第一章的三个小节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谓一科三旨；第二章的三个小节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谓二科六旨；第三章的三个小节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谓三科九旨。--可最后这个"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明明是两个小节？！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算的。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孔颖达引宋氏《春秋说》注："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一个三科九旨，两种解释，谁说的对呢？徐彦当初就很有辩证思想了，说：两个都对，都阐释了《春秋经》义理的一个侧面，爱挑哪个挑哪个好了。（Ⅰ）
　　其实，这两种解释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主要意思却大致无二，都是在总结《春秋经》的"书法"，大略而言就是：详略有别、亲疏有别、内外有别、褒贬有别。详细内容先不细说，单说一下其中有关"三统"的内容，也就是何休那一科三旨所谓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新周"有两解，传统意见说"新"字通"亲"，"新周"就是"亲周"，证据可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史记索隐》推测说：孔子当时周（Ⅱ）王室势力薄弱，孔子特地表现出亲周的态度，告诉大家别忘了头顶上还有个周天子呢。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问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答曰：《春秋》之内，具斯二种理，故宋氏又有此说，贤者择之。
　　（Ⅱ）《史记·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索隐》：亲周，盖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也说过类似的话："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推翻旧说，认为新周是个地理称谓：周平王东迁之后，本来住在王城，后来周敬王避难搬到了成周，这个成周也就是"新周"，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就如同郑国搬迁之后把新的落脚点叫作"新郑"一样。（Ⅰ）
　　但孔广森这个解释虽然在义理上有所革新，可至少在语法上有点儿说不过去。
　　再说"故宋"。传统意见大意是说，宋国是殷商之后，"故宋"就是把宋国当故人那样对待。宋国在周代确实地位特殊，如果按五等爵的制度，它是五等爵中最高等级的公爵国，而且被允许在国内保留殷商的正朔，被周天子以客礼对待；孔广森对这个解释照旧持质疑态度，说：什么"故宋"，翻遍《公羊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词！（Ⅱ）
　　（Ⅰ）[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耳。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卷六：治《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
　　再说"以《春秋》当新王"。前边有了新周的周，有了故宋的宋（殷商），按"三统"理论来看，第三个统该是谁呢？也就是说，周代的下一个朝代是什么朝代呢？
　　这问题好像很简单：周朝后边是秦朝。但很多公羊家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周朝之后的这个新朝代就是《春秋经》里的鲁国，而孔子本人正是三统中的一统，甚至孔子本人就是《春秋经》这个虚拟的新朝代里的无冕之王（素王）。
　　"以《春秋》当新王"，还有"托王于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这和董仲舒所谓的"王鲁"大略都是一回事。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写或编的，如果《春秋经》真有这层意思在，那么，说孔子大逆不道、心怀僭越，还真不算过分。
　　难道，大圣人孔子竟然是一个叛乱分子？而且，叛乱分子写的书也很可能是煽动叛乱的书吧？煽动叛乱的书也可能成为圣经吗？
　　退一步说，就算"素王"这个头衔是后儒封的，并没有经过孔子本人同意，但"王鲁"无论怎么解释都是目无周天子的，可这岂不是和孔子一贯"尊王"的政治理念悖离了么？就算眼睁睁看着周道日衰，难道就可以另立炉灶、再竖大旗了么？
　　公羊义理在这点上还真是没少受人责难的，也没少刺激过保守派、激励过改革派，但这条义理却很可能是从一个错别字上诞生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用的词不是"王鲁"而是"据鲁"，《史记索隐》的注释是："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答案很朴素，因为孔子是鲁国人，所以写书的时候以鲁国为本位，比如称呼鲁国为"我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回过头再来看看《公羊传》，其中既没有"以《春秋》当新王"的提法，也没有"王鲁"这个词，看来这概念怕是董仲舒、何休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可是，这二位都是当世儒宗，总不能为了义理正确而不顾证据和逻辑吧？
　　及至现代，陈思林考证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被错别字害的："王鲁"原本应该是"主鲁"，而"主鲁"就是以鲁国为主、鲁国本位的意思，也即司马迁所谓的"据鲁"。在古代文献里，（Ⅰ）"主"和"王"两个字很容易讹误，这一点之差，便凭空生出了一条春秋大义。
　　（Ⅰ）陈思林：《〈春秋〉和〈公羊传〉的关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如果这样的话，这则春秋大义的发展脉络就是：先是"据鲁"或"主鲁"，"以我们鲁国为'主'"，然后因为错别字的关系变成了"以我们鲁国为'王'"，然后又变成了"以鲁隐公为第一任接受老天爷新一轮委任的新王"，然后又变成了"以孔子为王"，以三统理论来看，就是"三统轮流转，今年轮到鲁隐公（或者轮到孔子）"。
　　汉武帝曾经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后人姬嘉，学习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风封姬嘉为周子南君。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周王之后算是安置好了，可既然要"存三统"，还得找出另外那一统的后裔。大臣们便撒下海网，四处寻找殷商的后人。
　　可是，为什么要找的是殷商的后人呢？如果按照"存三统"的原则，汉朝要安置的另外两统该是汉朝的前朝和前前朝，也就是秦朝和周朝，可为什么不去找秦始皇的后人，却要寻找殷商之后呢？--这问题我在《春秋大义》里有过介绍，秦朝因为国祚太短，就被忽略不计了。当然，这不刨除汉朝学者们存在着为符合理论而修改事实的努力。
　　大家找来找去，可殷商即便对汉朝来说也是个太遥远的朝代了，大家找的大约都是宋国的后人。结果发现，宋国的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了，各地虽能找到一些大族，却怎么也排不清辈分。这一团乱麻该怎么理？假如真的找不出合适的人来，这一统还就不存了不成？--这可不行，事实一定要符合理论！匡衡这时候向皇帝上书，提出了一个候选人来。
　　这个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可以说他是宋国之后，也可以说他是鲁国先贤，他的谱系虽然也能追溯到殷商那里，但大家通常不大认真考虑这个脉络。这个人，就是孔子。
　　孔丘姓子，孔是他的氏，前边说"殷商后人已经分化成十几个姓了"，其实该是分化成十几个"氏"，只不过姓和氏的区别到秦汉以后基本就没有了。孔丘姓子，确实是血统意义上的殷商之后，是禁得起DNA检测的，和我们现代人的"炎黄子孙"这种文化血统观可不一样。于是，匡衡根据"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这一则春秋大义，认为当初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从理论上说已经算是绝了根了，虽然《春秋》有"故宋"之义，但现在宋国的后裔们家谱根本排不清，宋国早又不守其统而失国，所以应该另外再找个什么人来继承殷商之统。也就是说，这个人要继承的是商汤，而不是宋国。这个人哪里找呢？我找来找去，噫，《礼记》里明明写有孔子自称"殷人"的话，那就立孔子好了。
　　匡衡的话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倒也不觉得什么，但在当时还真是属于标新立异的，很难让人接受。汉元帝就说匡衡的议论是"不经"--我们现在也常用"不经"这个词，就是成语"荒诞不经"，这个"不经"原本指的是"不符合经义"。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国家级的头等大难题：皇帝一直没有子嗣。
　　皇帝一直没有子嗣，怎么办？
　　专业问题要听专家的，治《尚书》和《榖梁传》的专家梅福给皇帝开了一副很长的药方，归结主要病因说：皇帝没有子嗣，这都是孔子惹的祸！
　　先把梅福这个惊世骇的高论放一放，我们首先会感到奇怪的是：生儿育女的问题说到底也是让御医来想办法，这关经学家什么事呀？但在汉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很重，皇帝既然是受命于天，如果一直生不出继承人，那只有一个解释：皇帝惹老天爷不高兴了。这时候如果有野心家想要干点儿什么，正是绝好的时机。当然，老天爷是不是真生气了，这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会因此而真诚地相信老天爷真生气了。所以，皇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而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首先就会遭受质疑。
　　既然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就会有政治理论家出面解决，梅福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梅福的立论依据，就是"存三统"。梅福说："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这话很值得留心，大意是说：让别人活就是让自己活，堵别人的路就是堵自己的路，善恶报应，往往如此。--这很像是我们现代人常用的俗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又像是和尚在讲因果报应，但那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呢。
　　佛教的因果观念本来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因果律，和善恶报应并没什么关系，而善恶报应的观念在中国本土早已有之，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是佛经里的话，而是《周易·文言》里的。大家习以为常的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本土化，佛教原有的因果观和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观两相结合而成的。这问题我在《孟子他说》和《周易江湖》里边曾经都有提到，可以参看。
　　话说回来，既然善恶有报、事出有因，皇帝没儿子肯定算个"恶果"，而"恶果"之存在必定有个"恶因"，这"恶因"是什么呢？梅福说："皇帝呀，您绝了人家的后，您也就绝了自己的后。想当初，秦始皇灭了周王室，也灭了六国，一点儿不给人家的后代留活路，这就叫"绝三统，灭天道"，结果呢，自己国家很快就亡了，自己的儿孙也全都绝了。而周武王当初刚刚克商，马上就立殷后于宋，立夏后于杞，以此表明三统相继，表明姬姓并非独占天下，结果周代享国长久。您如今就该种善因以求善果，把殷商的后人给找出来，把殷商那一统给存下来，您存了人家的后，您自己也就会有后了。"
　　梅福接着又论证了半天为什么孔子该算作可以被存为一统的殷商之后，于是，到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经过御用专家们从《左传》、《榖梁传》、《世本》、《礼记》里的详细考证，孔子这一统的身份可算被确认下来了，皇帝下诏封孔子的后人孔吉为殷绍嘉侯，才过一个月，又进爵为公，连带着还把那位周承休侯也进爵为周承休公，各给了方圆百里的封地，"存三统"便从政治理论上真正落实到政治现实当中。（Ⅰ）殷绍嘉公这一称号开头的那个"殷"字，就在表明孔子这一系就是殷商的那一统。
　　顺便一提，要到八年之后的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元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Ⅱ）这是孔子本人被授予封号的开端。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汉成帝是汉元帝的儿子，他虽然存了三统，但到死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只好由侄子继承，这就是汉哀帝，而汉哀帝也没生出儿子，继位的小孩子汉平帝是汉哀帝的堂弟。更有戏剧性的是，汉平帝很快也死了，随着他的死，汉元帝的谱系从此断绝，对下一任继承人的血统标准只好放宽一步，于是，汉宣帝的玄孙刘婴被选中了，因为岁数太小，只被立为太子，称"孺子王"，而王莽大踏步走上前台，执掌朝政，自封为"摄皇帝"，以后就该发生新莽篡汉的事了。这样看来，在汉成帝当真存了三统之后，不但绝了后，甚至还亡了国，看来存三统不那么管用呀。
　　（Ⅰ）《汉书.杨胡硃梅云传》：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逸民不举，绝三绝，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初，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汉书·成帝纪》：又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奠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三月，进爵为公，及周承休侯皆为公，地各百里。
　　（Ⅱ）《汉书·平帝纪》：……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当然，几家欢乐几家愁，三统一存，汉王朝倒了大霉，孔子的后裔却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了两千年之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位没有子嗣的汉成帝，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他没有子嗣，应该是有什么生理疾患吧？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成帝其实是有过儿子的，只是既有早夭的，也有被赵飞燕姐妹在后宫里偷偷给害死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府的两千年传承，赵氏姐妹当居首功，这大概就叫蝴蝶效应吧？
8、三统和三正
　　从《公羊传·隐公元年》原文的字面上，我们似乎只能把"大一统"理解为"重视开始"，现在的问题是：《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从《春秋经》的文本是否能推出"重视开始"这个意思尚在两可之间，而把"大一统"解读为"在三统之中推重一统"，这离《公羊传》的文本本身又远了一步，当然离《春秋经》也就更远了。--对一种学说"是什么"，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因为各种各样的解读往往并存，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甚至离经叛道，但解读可以是多样的，却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我们虽然难以从"是什么"作出判断，却可以从它的自我声称以及与其他学派的交火中表现出的"不是什么"来进行理解。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将会越来越难于说清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它依然"不是什么"。
　　三统说虽然从《春秋经》的文本当中难于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但它毕竟并不反对仁，也不反对礼，这就像社会主义学说可以有无数升级版，但不会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奴隶社会。
　　三统说并不渊源于儒家自身。当初周人灭商，周文王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是谓"受命"，周文王也就是周人是"始受命王"，可当初商朝的开国先祖也是受过命的，两命不能共存，新命要把旧命革除才行，这就是"革命"。到了战国时代，天子式微，诸侯逐鹿，大家知道，新一轮的"革命"就要开始了，那么，谁才是新一任的"始受命王"呢？不知道老天爷是怎么想的？
　　天意从来高难问，老天爷怎么想，人类哪可能知道！但需求总是能创造产品，只要存在强有力的需求，总有人能生产出合适的产品来。于是，天意虽高，拿望远镜也是能够看见一点儿影子的。这个望远镜，就是战国时代最为流行的五行理论，这一理论的大宗师就是齐人邹衍。
　　邹衍的说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间是相通的，人间的天子必然具备五行中的一行之德（这个"德"不是道德，而是属性），上天也会显现与这一德相应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当前的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会取而代之，如此轮流往复、生生不息。这就是五德终始说。
　　把五德终始说首次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的次序，周代是火德，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的是黑色，数字全用六，比如一辆车要用六匹马来拉，还要是六匹黑马才好。这些事还都好办，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可秦始皇不敢轻举妄动，因为等来等去，上天总也不降下相应的祥瑞来。秦始皇很疑惑：我这个朝代到底是水德么？
　　有需求就有创造，有人对秦始皇说：您的老祖宗秦文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猎的时候猎获了一条黑龙，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呀，还等什么呀，早就有了！
　　水德的秦朝就这样成为了人间现实。
　　人类社会是一个需求导向型的社会，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需求，有需求就有创造。
　　五德说流行于战国，大行于秦朝，三统说却是汉代的新产品。我们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统，会很诧异地发现：这两者虽然一个是三，一个是五，可实质上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按照五德理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汉是水德（秦朝已经被忽略不计了），而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汉又回到黑统。汉朝为什么是黑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现实的原因大约是：刘邦当初发现秦朝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黄、赤四位，他很疑惑："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会只有四个？"自己一捉摸，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在等我来凑成五帝之数呀。"刘邦就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这么一来，汉朝和秦朝就同属水德了，这显然是没道理的。可是，木已成舟，解决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统、让汉朝的前代变成周朝了。
　　除了这个现实原因之外，公羊家还给出了一个理论原因：《春秋经》所写的是黑统的制度，它虽是一部书，却也算一个统，能用《春秋经》为国家宪法的天子就是黑统之君。--如果我们以小人之心来推测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汉朝是黑统（既然刘邦都自定为黑帝了，肯定变不了了），那么，《春秋》学正好就是为黑统量身定做的国家法典，那么，皇帝要运用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们这些人才行。
　　这两个原因哪个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断了。但在我们看来，三统说相对于五行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这就像百事可乐相对于可口可乐并不算是一种必要的产品创新一样。那么，百事可乐的出现明显是要以同类产品抢占市场份额，饱读诗书的公羊家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当然，五德终始说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统说却带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典型之笔就是"统三正"。
　　"统"是要和"三正"拉上关系的。董仲舒解释"统三正"，说："正者，正也"，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ng）。董仲舒接着阐发：统要是正了，万事万物全都会跟着正了，一年最要紧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原文是"可谓法正也"，看来三国时候的法正就是从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这个比喻即便在后现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卫。说这话的"君子"据刘向《说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贤分别来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说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统"、"大一统"语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周历正月的出场，"正"（zh&ng）得了开始就"正"（zh&ng）得了后边的一切……好的开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说苑·建本》说《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
　　这层道理曾被历代哲学阐发出无限的深意，比如《左传》学的第一位大学者刘歆无比辉煌地铺陈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汉书·律历志》）
　　刘歆长篇大论，我这里只是节要而录。从刘歆的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当真蕴涵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经》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定做不到那么严密。
　　对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现在再多谈几笔。
　　清人邹伯奇精研《春秋》历法，著有《春秋经传日月考》专论于此，谈到隐公、桓公的正月之设本该建子却经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还常有建亥的时候，还常常《经》这么说，（Ⅰ）《传》那么说，所依历法各异。
　　邹伯奇讲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经》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经》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Ⅱ）
　　据《〈侯马盟书〉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Ⅲ）
　　（Ⅰ）[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春秋》置闰乖错，隐、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经传置闰各别者。
　　（Ⅱ）[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上卷，"鲁隐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参[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中卷"春秋长历考正"隐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华亭宋庆云《春秋朔闰日食考》以四分术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则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则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则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Ⅲ）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参：《汉书·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别的不说，至少对算命占卜会产生致命影响。当代算命先生对时辰的讲究要精确到"真太阳时"，可春秋那时候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Ⅰ）
　　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就算对算命有影响倒也无伤大雅，真正"有伤大雅"的却是对政治的杀伤力：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春秋》里这么多的"统不正"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为什么会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们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上所述），这就像我们读一本历史书，书中记载时间一会儿用公历、一会儿用农历，一会儿出现"2月31号如何如何"，这样的《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们解读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经》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上。
　　以史实考据而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两点：一是《左传》和《春秋经》的历法龃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左传》杂采各国史料，而各国所用历法不一，《左传》也没作好统一校订的工作；（Ⅱ）
　　是《春秋经·隐公元年》虽然"理应"用周正而建子，实际却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统"或"三正"的说法，《春秋经》一开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儿去了？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Ⅲ）
　　饶尚宽也断言"三正"之说纯属虚构，因为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处在观像授时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历法推算；（Ⅳ）
　　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我们简直就要绝望了："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Ⅴ）
　　（Ⅰ）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7页。
　　（Ⅱ）[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时令表》、《朔闰表》。[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Ⅲ）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页。
　　（Ⅳ）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9页。
　　（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页。
　　【【图1－[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隐公元年至隐公四年
　　图2－[清]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日南至"即冬至，确认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历法推算的重点，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即谓"考我国之天文学实以'定月建'与'求日至'两大法为其始基"。（Ⅰ）
　　成蓉镜这里是以《古四分历》和《三统历》两相对照。当然，这些专业的历法研究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两页书影只是想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而已。
　　成蓉镜书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传》。《左传》提到"日南至"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论：《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所谓"王正月"，是点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时"的意思……所谓"日南至"，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所以改称"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订甚详，大可与前述赵伯雄之说互相参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学术小圈子里几个人讨论讨论而已，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体元以居正"也居错位了；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你这个政权的"统"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经》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断句为"春王，正月"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左学家难道就不讲义理吗？--也讲的。
　　（Ⅰ）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页。
　　（Ⅱ）[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九"春王正月"条：《春秋》，夫子尊王之书。王正月者，明其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时也。胡《传》谓以夏时冠周月，盖夏以寅月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记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即以建子为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烝"，《尔雅·释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时，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鲁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春秋》谓之南至者，时以十一月为春，则不可以为冬至，直谓之南至耳。
　　（Ⅲ）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页。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比如前边介绍过的刘歆即是，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说"王"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是为"四始"，而且，《左传》也不光是叙事，也是讲义理的，对"元年春王正月"的义理阐释比公羊家还早。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的意思，吴起以"慎始"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呢，所以他们对"元年"之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春王正月"，无限微言大义。大义越深刻，圣人的光环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这样的么？
　　小沙弥请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谛？"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是竖起了一根手指。--不错，高僧可以这样，但圣人总不能也这样吧？圣人行事，应该如天日昭昭，《论语》里记了那么多圣人之言，虽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脱漏错简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孔子的风格是朴实明朗的，不会竖一根手指头让人家子子孙孙每人各猜一辈子。
　　当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许过于超前，所以虽不见容于当时，却可以行之于后世。顾亭林就说，孔子当初对颜渊讲"行夏之时"，这议论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时代而发的，而是通过颜渊传到汉武帝那里，终于在几百年之后让汉武帝实行了他"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样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阳明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议礼和制度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这么搞，用《春秋经》来让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么？
　　王阳明总结说：《春秋》之法，改变旧制的要批评，比如鲁国搞初税亩；紊乱王制的要批评，比如郑庄公归祊；无王命的要批评，比如莒人之入向，可这三种罪过的严重程度都远比不上改变天子正朔，孔子要这么批评别人，这不叫乌鸦站在猪身上，简直就是猪站在乌鸦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传读·隐公篇》。
　　（Ⅱ）[清]顾炎武《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
　　（Ⅲ）[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论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鲁宣、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
　　王阳明这些话倒是重逻辑、重证据，也延续着历代学者对公羊家的一贯质疑，但他是心学祖师爷，当然也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阳明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成就出的《五经臆说》现在只残存了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说"元年"之书在于"正始"，"元"分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还有人元，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为生物之仁，在人则为心。国君建元就是维新之始、正心之始……（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虽然带上了很大的主观味道，但和心学后辈们思而不学的作风还是大相径庭的。
　　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但是，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Ⅰ）[明]王阳明《五经臆说》：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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