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
　　在家人的追问下，他讷讷地回忆起，今年的元宵节，他在村口玩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500元。因为想要工资，刘小平立刻乐呵呵地答应了，随后，他被工头“老方”带着，在高陵县的好几家砖窑厂轮流干活。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在寒冬冰冷的空气里，他努力地计划着，等到儿子找回来，先给他做上一盘他最爱吃的饺子。在那之后，给他说个媳妇，成个家，然后每天都让他跟着自己卖菜，让自己一手管着，“再也不让他离开”。
　　可关于儿子何文的事情他记得很多。他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自己的这个儿子挺“文”的，不是个厉害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儿子高大、有力气，头脑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时候会开四轮车、会帮哥哥装车，还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跟好人一个样”。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晚上7点，刘小威赶到了高陵县公安局。当他走进门，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哥哥手脚溃烂、浑身散发着“腐烂的味道”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停了一会儿，他扭身抹了抹眼泪，随后才转过来，说：“哥，咱们回家吧。”
　　砖厂的老板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个“老方”的确曾带着4个智障工人来这里干活，不过他当时向自己解释说，这都是“自家亲戚”。
　　何老汉自己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觉得，即便是现在这样子，儿子依旧“长得排场”，也爱干净，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前一年，家里甚至差点给他说成了媳妇，可惜对方答应了，何文自己却“眼光太高”，看不上别人。
　　但窑里的工人们却说，何文的确来过这里，但是7月份的时候，老方领着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经走了。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在那之后，他们去了高陵县公安局。随后，刘小威也从西安赶过来，接走了哥哥。在离开之前，刘小威转过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刘小平的弟弟刘小威还在西安的学校里。今年年初，父母和他们兄妹3个刚刚搬到西安南郊的东三爻村，在那里租房，并且开了间小诊所维系生计。当这个西安体育大学的大四学生正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突然接到了村口小卖部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快联系镇政府，因为已经失踪了10个月的哥哥“可能找到了”。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他还记得何文喜欢下象棋、打麻将，甚至有一次，因为领着一伙人在家里玩得太久，被何老汉怒气冲冲地掀了桌子。何文还喜欢看电视，就在失踪前不久，他用四处帮人干活挣来的工钱，给自己的小房间添了一台21寸的电视机。
　　报上也登了他的电话号码。当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个来电。很多是陌生人打过来安慰他，一个延安的报纸投递员在电话里粗声粗气地对他说：“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帮你找儿子！”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这不是我儿啊！”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位老板以前私下里告诉过找上门来的何智民，旺季的时候，“这里曾经有11个娃”，当时砖头的销量好，刚烧好的砖，还没冷却，工头就会强迫工人们从窑里往外搬，很多人的双手因此被烫得伤痕累累。而现在到了淡季，砖头卖不了那么多了，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工头就会“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元。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尽管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年轻人不是自己的儿子，可何智民再也舍不得把刘小平继续丢在路边了。想了半天，他拨通了陕西本地媒体《华商报》的热线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里跑出来的工人。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等到记者到达之后，因为还没有联系到刘小平的家人，这位记者和警察在刘小平的带领下，来到了他曾经做过工的一个砖窑。而何智民则骑着自己的小“三摩”，跟在两辆小轿车的后面也进去了。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跑过去，把对方扶到自己的车上坐好，仔细地询问了一会儿，这才弄明白。这个年轻人叫刘小平，他曾经跟何文在同一个砖窑一起干活。他告诉何老汉，在砖窑里的时候，他和何文约好，谁先逃出来就要通知对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为“头脑不好”，被人一问，光记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又惊又喜的刘小威马上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并且赶忙坐上公交车到了华商报社，准备辨认照片。不过，当他走进报社时，等待的记者立刻告诉他，已经不用看照片了，因为“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希望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儿子。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老汉更慌了神。他骑着车子，一路向清洁工打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在县城中心的“东方红”十字路口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再小一些的时候，何文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机灵。大媳妇儿嫁进来那会儿，全村人都叫他“金丝猴”。他会帮家里干农活、翻麦子，而且“头脑灵得很”。何老汉最记得，有一次去粮站收粮，对方在秤上做手脚，自己还没发现，这个儿子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直到傍晚的时候离开砖窑，何智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本来希望刘小平能再想起些什么，可这个满身疮疤的年轻人已经不记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砖厂的。他只记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小车，随后又被丢到了路边。有人猜测，他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才被扔出来的。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子回家。
　　可一转过身，这个父亲马上又陷入了自责的情绪里：“这娃，是我大意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刘小平半张着嘴，怔怔地看着他，积聚着黑色泥尘的眼角渗出了一点泪水：“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何老汉叹了口气：“没事，咱继续慢慢寻。”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付雁南 摄
　　 何智民每次都骑着这辆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去找儿子。在他身后的硬纸板上，贴着寻人启事。付雁南 摄
12月19日，刘小平回到东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对比。董国梁 摄
刘小平领着大家来到自己曾经被迫做工的砖窑，寻找一起干活的工友何文。董国梁 摄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在等待记者的时间里，何智民领着可怜兮兮的刘小平，去路边的小馆子吃了碗臊子面。因为害怕“娃会饿”，他又多点了两个馒头。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种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何文就在我旁边出砖呢，给钱就放人。”而赎金的价格，从1000元、2000元一路上涨，到了中午，一个人在电话里竟然开价10万元。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问明白了这些，何智民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找到的的确不是自家的儿子。电话那头的老伴儿又哭了：“那咱娃还是没寻着啊。”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可如今，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刘小平，连独立行走都没有办法了。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骑着自己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穿梭在县城间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还是要找嘛。”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其实他当时本来有机会当兵的。”讲到高兴的时候，何老汉兴冲冲地讲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顶掉了。在那之后，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何老汉的照片被登在了《华商报》的头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汉卖菜的市场里，这份报纸卖得特别快。每个菜贩子见了他都笑呵呵地问：“听说你把娃找到了？”
　　刘小平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他还认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中间第三个房子”，因为门口有一条大狼狗。他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就是双手被铁链捆住，锁在那里面的一张钢板床上，工头“老方”也是在这里，随手抄起块砖头就砸向自己的脑袋。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为了寻找儿子，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憨直老汉开始学着要多动两下脑筋。他把孙子的复读机放在随身的包里，每次进砖窑找儿子之前，他都会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录音键，希望能在那一盘盘的旧磁带里，“留下些证据”。
　　“没事讲这些干啥！”大儿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断了他。
　　他努力安慰自己，“刘小平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来了。更何况，“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两个小时之后，一位记者从西安赶到了高陵。因为刘小平只能说清楚自己家所在的县，这位记者就联系当地公安局，根据失踪人口的登记，在3个小时之后找到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过报警，可无论是镇上的派出所还是县市的公安局，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不属于自己的辖区”，反正半年过去了，他连立案都没成功过。
　　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半个月前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会讲得颠三倒四。讲话被打断时，他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来。别的我都不会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何智民用浓重的关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庭。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老汉愤愤地说。
　　当天半夜，刚回到家的刘小平又被紧急送到了邻近的烧伤医院。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双手双腿多处皮肤重度灼伤，被冻成灰黑色的左脚已经无法治疗，只能进行截肢。
　　他偶尔也会担心，儿子会不会像刘小平那样被打得伤痕累累，或者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可大多数时候，这个固执的老人根本“管不了这些”。
　　“没找到。”何智民也乐呵呵地笑着，“不过给人家把娃找到了。”
　　刘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高兴地告诉何智民，自己“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他甚至坚持要把身上的6角钱塞给老汉。在何老汉拒绝后，刘小平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走，我给你作证去！何文就在砖窑上干活。”
　　家里人都还记得，这个29岁的小伙子原本健康壮实的模样。他力气大，别家有什么活儿总爱叫他帮忙，他自己也特别乐意去。等到农忙时节，他还能帮家里打麦子、背玉米、担大粪。一看到有特别累的体力活，他自己主动就会做，而且还干得特别开心。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目前，治疗和手术所需的8万余元费用，全家人四处拼拼凑凑，也只能勉强凑出个零头。
　　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晚辈们总会这样笑着逗他。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我给你作证去！他就在砖窑上干活
　　他甚至还想过带着相机去偷拍，不过转念再一想，又怕对方发现了，“对我儿不利”。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从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给这个失踪大半年的儿子做了两大碗面条，又炒了一碗米饭，才勉强让他吃饱。再晚些，刘小威想给他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这才发现，因为腿上伤口流出的血液和脓水，哥哥的裤子已经黏在身上脱不掉了。家人们这才听他说起，在砖窑干活的那几个月里，只要工头觉得他稍有偷懒，就会拿刚烧好的滚烫的砖头烙上他的皮肤。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工头给每个智障工人穿上鲜艳惹眼的衣服，并且威胁他，“敢乱跑就打断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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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西安--蓝田古民居视频来源网络蓝田穆氏民居 秦岭山下的民居群落&| 寻根撰文 | 胡泊摄影 | 郭波涛 关中历代官宦富商在建造住宅时，不太追求建筑的色彩和材料的贵重，多通过雕刻来装饰。一堵影壁、一段花墙、一扇门窗甚至一块方砖之上的各种精美绝伦的雕饰，都体现了主人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寻找老宅之美穆家堰村归属蓝田县九间房镇，村北面临滔滔不息的灞河，村南背靠巍巍秦岭的支脉三峰山（即歪嘴崖）及其护坡，东与冯家湾村相望，西与上大寨村毗连。穆家堰村靠山麓，分为东、西两村，东村住着部分的“外姓人”，而我们要寻找的穆家民居群位于西村，这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姓穆。我们沿着一条坡道往下走，找到了位于村路旁边的一排老房子。一条东西向的土路，在一排老宅院面前穿过，从街面上来看，这片民居群的确不小，青灰色的屋瓦在天空下叠了一层又一层。穆海潮老人正在家中与人闲聊，他留着稀疏的串脸胡，见到我们，老人灿烂地笑了。视线的尽头，铺满了精致、繁复、美不胜收的雕花格子门。1、2、3……一共12扇。穆海潮拍着格子门说：“雕花部分应该是椴木，而边框则是核桃木。”推开雕花门，走进厅房，厅房好像自修好后从未返修过。穆海潮说，这里现在的模样，和旧时的差不多。地板由灰色小板瓦铺就，屏风门竖在房子中央，屏风上方白底上写着深绿色的三个大字：“悦善堂”，两边各有一个花瓶图案，色彩明艳。进梁上有一对雕花驼峰，雕刻精美，色彩鲜艳。屏风前放置一条长约2米的供桌，供桌前方正中摆一方柜桌，柜桌旁有两把雕花太师椅。穆海潮老人说：“你们想知道这房子的历史吗？那就抬头往上看。”我们抬起头，只见正中的大梁上，题有“时大明光绪三十二年岁次甲午三月初四即时立柱二梁大吉大利宅主穆永贵在文和修创建”一排工整的字迹。我们错愕。穆海潮老人看到大家惊叹的表情，开始对这38个字讲解：“这行字告诉我们，我的祖先叫穆永贵，他是这栋宅子的第一位主人。穆永贵是我的太爷，我是他的第四代孙。不过这院房子，却并不是太爷修建的，而是太爷的儿子，我的爷爷穆在文为了孝敬太爷而修建的。穆家在我爷爷辈时，总共有弟兄四个。房子的建造时间，就是上面写的清代光绪三十二年。”穆海潮对“悦善堂”的往事如数家珍，“不过，我住的这所‘悦善堂’，只是穆家‘连三院’中最东边的一院。最西头是‘悦来堂’，中间的叫‘悦兴堂’。”穆海潮说着，便走到了厅房前面的小院里，他用拐杖指着西边院墙上的一方被黄泥封住的拱门，说：“这道门通向悦兴堂，悦兴堂又和养生家的悦来堂相连。”老人在叙述时，满脸的自豪。厅房保存得如此完好，而后面的厢房、正房却没能留下来。2003年，穆家拆了后院的两进房子，建起了一栋二层混砖楼。在一片灰黄色的老屋中，新房艳红的颜色略显唐突。听穆海潮老人说，村里的旧房子多，从后山上往下看，“就是一片烂瓦摊摊”。我们也爬上了村庄后边的坡地，眼前，片片青瓦汇集起来，道道屋脊叠加起来，汇成了一片青灰色的海洋，令人印象深刻。穆家堰村曾经的兴盛据穆家堰村的老人们讲，穆家堰村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村里的穆姓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人。相传穆姓村民最早的祖先是——穆崇善。穆崇善在明代洪武年间（公元）由河南省安阳府汤阴县迁来。传说，穆崇善当时带着“一担挑”（一头是一个小男孩，一头是炊事灶具）的家当逃难到此。如今的穆家堰村，当时为一片沼泽，到处是芦苇，一堆堆杂草夹杂其间，更大的面积是烂泥滩、脏水坑，人们难以居住和耕种。崇善爷一家三口只好居住到现今村子以东的山梁上（人称庄子梁），庄子梁高处距地面约二百公尺。居住年代久了，人口不断繁衍，山上的居住及饮食条件就日益困窘。这时山下的沼泽地也逐渐变为可耕种的陆地，于是，祖先们又迁居山下护坡脚下较高之处，建造新居。同时，为了灌溉田园及人畜食用，又在出山口的倒勾峪河南边，开凿一条约四华里长的堰渠。数百年来，该渠水量充足，一年四季从不断流。因该渠是姓穆的家族所修，故名之曰“穆家堰渠”，护坡脚下的村子也因此而得名为“穆家堰村”。穆家堰村有了雏形后，先人们为了后代子孙兴旺，也为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请阴阳先生观察地形，从而确定在村子周围修建了七座庙。庙址的布局形似北斗七星，以此求得苍天的保佑，求得子孙的吉祥万福。当年的先人们确定村址时，据说很有考究。村子的位置是处在灯盏穴位上。村民建房的位置大体上是周围稍高，中间稍低，南边背靠较高的护坡，其形如旧时的一盏灯碗。护坡即灯碗的把柄，牢实可靠，风脉浓厚。整个村子犹如灯碗，村中由南至北一条水渠（今尚在）似灯捻子，村北是豁亮的水浇田。在“灯光”的照耀下，村民们代代幸福，万事如意。村子内部的结构是自东到西有两条长巷子，即今天的东巷子、西巷子。由南而北一条大道，贯通村子南北，其交叉的十字口为村子中心，中心有一面大场和一个棋盘石为村民活动之处，其原貌如今依然。穆家堰村建村至今已经超过二十四代了。出生在穆家堰村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姓穆，此外还有姓王的十户，姓张的一户。姓穆的村民早在崇善爷时代就制定了不同辈分的人起名字的字头顺序，即：崇、治、刚、英，进、天、登、君。孔、继、文、王，应、振、永、忠。大、有、存、化，立、建、功、平。到如今，穆姓村民已发展到二十五代了，最高为“忠”字辈，也就是说，现在有九代人共同生活在21世纪的穆家堰村。穆家堰村读书人多，文化层次高，文化氛围浓厚。早在四五百年前，村上的文化人就制定了代代相继的辈分标志，以使人口繁衍有序，敬祖尊老，团结友爱。清代末期，穆家堰村率先修建了五间大房、一个大院子的养老宫。村民们由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敬老爱幼的风气很盛。因而，他们要使全村人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幼有所教。在此思想主导下，周围各村尚无正式学校以前，穆家堰就办了一所私塾，地址就在穆海潮老人家。他家的前房、厅房比较宽裕，因而有四十多名村童来此求学。私塾的老师是该村一位曾受教于蓝田牛才子的得意门生穆敬哲，他学养深厚，教学得法，教学效果突出。其学生穆辽源、穆志贤、穆仰贤等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革命，而且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辛亥革命以后，村上又将一所旧庙改建成国民学校，附近一些村子以及较远的柿园子、山胡村，孩子们也都来此读书。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当重男轻女思想还占上风，农村普遍没有女孩读书，连许庙镇中心小学尚无女生时，穆家堰小学就有三个女孩子（穆敏乾、穆敏贤、穆玉乾）勇敢地上学读书了。清道光二十五年在村子西头修建了一座雄伟壮丽的戏楼。雕梁画栋，色彩绚丽，戏楼至今完好（只是表面破旧，有待维修）与其正北方向一百米处的马王庙相望相伴，是村上各项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历史见证。解放前，村民们常在此上演古代戏曲，穆改明的父亲曾是自乐班班主，其家尚存有笏板，头帽等道具。穆家堰村的人既习文又尚武，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村上常有数十人在穆有元、穆大哲的率领下于村子南头、北头设立两处“堆子”（“堆子”即练武场所）苦练武术。通过武术活动既健自身，又御外侮。村上武艺高强的有六、七人。例如穆大哲在少林寺学拳三年，手上功夫超人。他回家后与人闲谈时，随意用手拍了一下方桌子，桌子立即四散。穆家堰村位于流峪河与灞河的交汇处，扼守秦岭出山口要道，地理位置优越，过去，往来于关中、陕南的行商多会路过此地，清末民初，村里不少人经营起客店骡马生意，由此致富者较多。那时，村里有一个有六十多头骡子往返于省内外的贩运马帮。一段时间出去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经常往来于商洛地区的丹凤县、山阳县、镇安县，汉中的洋县、勉县，湖北的老河口、郧西等县，最远的要到达四川、甘肃一带。其主要路线是向东穿过流峪、张家坪、韩家坪、黑龙口去陕南一带；向北则通过许庙、厚镇、阳郭到达渭南及渭北各县。他们收购陕南地区的火纸、草鞋、桐油、漆蜡、大肉、牛皮、木料以及四川的卷烟等驮运到渭南一带；然后把渭南的板盐、晒盐等生活物资又运去陕南。穆海潮老人记得，自己爷爷一辈便从事着这一行当，家里当时有九头骡子。盖家里的老房子时，也是用自家的骡马，一车车拉来沙石。这支骡马帮人数多，纪律好，声震乡里，影响了许庙、峒峪、上大寨村的一些吆骡子的也加入其中。这支骡马帮直到解放前的两三年才逐渐衰落了。蓝田杨氏民居 “节节高升”的“连五院”&| 寻根撰文 | 胡泊 摄影 | 郭波涛 &&王磊关中古民居一般都具有平面布局紧凑、用地经济、选材与建造质量严格、室内外空间处理灵活、以及装饰艺术水平较高等特点。杨氏民居座落在蓝田县普化镇下杨寨村，始建于清代。下杨寨的杨氏民居来蓝田前，我们了解到，除了县城里的罗家老宅，蓝田县还有两处保存完好的古民居，一处是普化镇下杨寨村的杨氏民宅，另一处是九间房镇的穆家堰村的穆氏民居。从地图上看，下杨寨离县城的距离更近，由于去此地没有直达车，离开罗家老宅后，我们二人便打车前往。汽车沿着公路疾驰，远处苍翠的青山令人神往。过了几个村子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下杨寨村。刚进村子，看着身边的泥墙青瓦，觉得哪儿都是老民居。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目的地——杨氏民居。在一条小道边上，看到杨家一溜儿门房从西向东一字排开，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五院房子全部坐北朝南，面对着村中的小道，走过了两家，大门紧闭，看来人不在家。第三户人家开着门，主人杨增钊一家正在屋中。主人告诉我们，杨家的老宅是“连五院”，五个院子一模一样，又各自独立、互相连接。整个下杨寨村的人家都姓杨，可住在这五院房子里的，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现在老院的主人，从西到东依次是：第一院杨武社、第二院杨让信、第三院杨增钊、第四院杨丁山和第五院杨嵩山。然而，除了第三院杨增钊家和第五院杨嵩山外，其他三院房子如今都已经无人居住了。大家都在外面盖了新房，老房便闲置了。“节节高升”和“七檩六椽”主人带着我们穿过幽幽的门房走道，一边参观房子，一边给我们说老宅的讲究。杨家的每个院子都有五进房子，分别是门房、厅房、厦房、正房和伙房。其中门房、厅房、正房和伙房都建造得很高，在过去，除了厅房没有二楼之外，其他三进房中，都用木板架起了二层。最有特色的，是杨家的房子根据地形，建成南高北低的形式。从门房到伙房的五进房子，一进比一进高。每进房子之间都以石板台阶相连。主人踩在一块石阶上说，这叫做“节脚石”，院子每一进都比上一进高，就寓意着“节节高升”、“步步高升”。主人说，杨家这五院子房原来的大门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在正中，而是开在门房的右边，现在居中的门脸，都是改造后的样子。从前的门面很好看，每家屋檐下都有漂亮的雕花。按照院子从前的格局，从大门进来，面前是一个隔断，不能马上看到屋里的情况，要拐出门房后才能看到院子，在隔断旁，则是账房、礼房。厅房是整个院子中建得最好的建筑，屋顶是标准的“七檩六椽”结构，就是屋顶由七根檩条支撑起来，七根檩条把屋顶分成了六个区域，所以一共是六组椽子，这是传统民居中规格较高的屋顶。主人说过去厅房开阔大气，逢红白喜事时，能摆八张八仙桌。厅房的屏风门门额上原本有匾，这道门叫做二道门，在过去，二道门平时是不打开的，人都从两旁通行。从厅房出来，走上石台阶，便来到了厦房。主人介绍，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厦房是刚结婚的媳妇们居住的地方，过去的女人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在二门之后的空间生活。杨家老宅连五院房的厦房后面，过去都有门相连，为媳妇们之间互相走动提供了方便。厦房后便是正房。正房后面便是伙房。伙房在过去是居住老人的房间，也可以作为厨房。杨增钊家的伙房已经拆掉了，变成了一方后院。“五老爷”盖起这些老房子参观完后，老人给我们讲起杨家祖辈的旧事。杨家最兴旺的一代，是在“五老爷”时期，若从“五老爷”时算起，杨家到杨增钊已经是第七代了。因为下杨寨的居民都姓杨，所以杨增钊他们称呼自己是“五老爷的后人”，以便和其他杨姓区别开。杨家祖上的“五老爷”是干什么的，杨增钊也说不清了，只记得以前家里的老人说过，杨家过去是很有钱的，生意做得很大，所以才盖了很气派的连五院的大宅子。“五老爷”他们去世之后，兄弟几个埋在了一起。杨增钊说：“墓地就在杨寨子村前，不过由于那时离现在已有7代人，‘五老爷’的墓也早就不在了。”杨家的老一辈们曾经说起，清代时，杨家曾在蓝田县城开着商铺，具体做什么生意已经不清楚了，但是当时的商号名称却传了下来，叫“新生恒”和“广生堂”。在清朝乾隆年间发家的“五老爷”杨氏一族，曾经营过生意，家族里还有不少人中过武举人，做过国子监学生。杨增钊记得，小时候杨家院子前面曾有两根大旗杆，就是杨家祖先曾经在中了武举后竖起来的，两根大旗杆不知何时被毁。被毁的还有杨家的神轴、很多字画，和一些老式家具。如今这些东西都不在了，但是连五院的老房子还在，记录着杨家曾经的兴旺与富贵。蓝田罗家老宅 关中“五合头”民居的样本 | 寻根撰文 | 胡泊 摄影 | 王磊关中地区，素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誉。据考证，中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便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历经数千年的变迁，关中古民居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古朴恢宏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中国的古民居建筑中自成一派。蓝田罗家老宅位于蓝田县蓝关镇东场村，建造时间为清末民初。寻访罗家老宅五月份的一个清晨，我与同事王涛，自西安出发一路向东，往蓝田县而去。约30分钟后到达蓝田县政府所在地——县门街。来时提前打听到，罗家老宅就在县政府的东面。我们沿着县门街向东走，过了县政府不远有个丁字路口，往南拐后，便有一条进村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走了没多远，便看见一户人家外面青砖木椽的门房，与周围的新房子样式迥异，心想应该就是这里了。老宅子的门房有些朴素，两扇木窗看来是后来主人新装上的，与青砖砌的墙有些格格不入。开在东侧的大门显示出这座老宅子是有些年头的，镂空木质雕花层叠地悬在硬山式屋檐下，后面掩映着砖雕的花门额。两个方石门墩上，阳刻水牛、朱雀图案，后来采访时主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门墩上刻的图案是有讲究的，在旧时普通人家是不能用这种图案的。据说这两个门墩也是这宅子原来的刘姓主人的爷爷从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中买来的。黑漆大门半开半掩，门边一圈儿点缀的小碎花，两扇门板足有10公分厚，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推得动。门板当中有一对铁质门环。推开门，我们走入老宅。一进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扇砖墙照壁，照壁下方开着一方神龛，过去这是供奉土地爷的地方。左转，前方一条东西向的渗井，将门房和厅房隔开，踏着两块青石越过渗井，止步，面前是厅房中间长长的过厅，昏暗的过厅尽头，有一明亮的出口，那是院子的二门，二门外一方小院儿，院中阳光灿烂。男主人罗军武正在院中，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健谈的主人便热情地给我们讲述关于老宅的故事。整座老宅坐北朝南，院中的渗井保存完整，底部全部由细小的鹅卵石铺出各式纹路。主人在院中养花种树，还移来假山奇石装点，映衬着老房的青瓦白墙，院内显得既惬意又有生机。罗氏老宅是标准的土木结构，外墙刷白，山墙部分则是土坯墙、外包砖。最北边的正房平面呈一个凹字形，主人推开雕花大木门，把我们让进正房，只见东西偏房的门脑上，各有两个篆体的大字，“厚重”、“和平”，而字后的落款，竟然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金石学家阎甘园先生。主人说，院里还有一处阎甘园先生的题字。跟随主人的步伐，我们回到了厅房，顺着主人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果然见屋檐下面有一块匾额，上面雕刻着“德懋堂”三个大字，旁边若隐若现的两幅彩绘花瓶图。如此看来，阎先生曾与房子的原主人刘家交往甚密。罗家老宅曾姓刘主人罗军武告诉我们：“这院宅子原本不是我们罗家的，这宅子本是蓝田四大乡绅之一的刘家所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时，我才从刘家后人手中买下了这所宅子。最后一个离开村子的刘家人是刘转容（音）老人，我叫她转容姑，是刘三爷的女儿。老人在西安城里定居了，她不想让先人辛辛苦苦花了大价钱盖的这么好的老房子荒废掉，便低价卖给了我。因为我也确实喜爱这老宅子，我是卖了自己的楼房，买的这处宅院。”多年过去了，罗军武一家虽然对老屋悉心保护，然而房子毕竟是老了。罗军武说：“20多年了，我们一家一直守着这院有一百多岁的旧房子。房子老了难免出些问题，不仅阴暗潮湿，每逢下雨天，屋里面更是漏水严重。现在儿子大了不喜欢这老房子，想盖楼房，但是我舍不得。”2004年，老宅后院的东厢房由于根基受潮，在一场大雨中倒塌，同时将二门楼也连带着拉倒了。这让罗军武心疼不已：“原先的二门楼别提多漂亮了，不仅砖雕精美，还雕刻有‘传友’两个大字。现在看到的二门，则是利用了原先的砖料重建的。”2008年，经历了地震的老屋再次严重受损。现在，罗军武两口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老屋得到修缮。“现在的蓝田县城里，恐怕都难以找到这么好的老房子了。”罗军武感慨道。由于和刘家非常熟悉，罗军武常能从刘家人那里听到有关刘家的故事。“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刘家是很有势力的。”罗军武说，“旧社会里，蓝田常闹土匪，村子里经常遭到抢劫，我们罗家就曾被抢过，然而仅一墙之隔，土匪就从来没有到过刘家。”“住在这院房子的是刘三爷，他有三个孩子，都是旧社会的大学生。大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国防单位工作，小女儿则是一位教师。刘三爷的两个儿子先后都去了外地，只有小女儿留在西安，我们叫她转容姑，她人很好，和我母亲熟识，便将房子卖给了我。”“三间一过道”的特殊结构一边听故事，一边和主人在老宅里细细地参观。罗军武平时喜爱书画，自从买了老院儿，对传统建筑也颇为上心，他讲起蓝田的传统民居很自豪：“北京有四合院，关中有‘五合头’。”“五合头”就是指五进房子，分别是门房、厅房、二门楼、厢房、正房，而罗家民宅则是典型的“五合头”。如今的老宅，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已经做了一番改造。原先的大厅房，是独立一间，中间偏后摆着一扇大屏风，前面则摆着太师椅等家具，是主人会客的地方。如今，厅房被隔为三间，中间是过道，两边则隔成独立的房间，可以住人。旧时，老宅的院落上方还有一道“防盗系统”，即用一张大铁丝网将院子上空遮盖，铁丝网上系有铃铛，盗贼土匪若想翻墙或从屋顶入院，则会触发铃铛，以此就能报警。除此之外，老宅之前曾设有地道，在危机时刻，可供主人藏身、逃生。随着岁月的流逝，地道与铁丝网逐渐地消失了。厅房是整座老宅中最精致的建筑。厅房的檩子旁嵌着八副精致的木刻雕花木板，那些繁复古朴的雕花，细细辨认，我们只能依稀辨认出老鼠吃葡萄、蝉、石榴、麒麟这些简单的图案。主人还告诉我们，刘家当年盖房时，对椽木的要求很高，所用椽木都要经过精挑细选，只使用粗细相等的松木，当时刘家以一个铁环为标准，如果椽木刚好能套在铁环中，就算合格。“为了在建房时挑到好木头，刘家人还为此买下了两架山。”主人说道。正房是整座宅院中最后建起的，是一栋二层的楼房。阁楼已经不再使用了，通往楼上的梯子也早被拆除，“文革”时期，这里曾是生产队的仓库，整个队里的粮食都堆放在上面，有上万斤重，可见楼房的坚固。令罗军武遗憾的是，如今，老院中原来的旧家具一件都没有留下来，只剩一对四方小灯笼的木质骨架，诉说着老宅百年的沧桑。（来源：这里是西安、发现蓝田、蓝田在线）★★★★★★★★★★★★★★您用&&分&秒看完了这篇文章，再用1秒转发给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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