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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教委成功举办“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开幕式暨第十三届学生艺术节表彰会
燕山教委成功举办“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开幕式
暨第十三届学生艺术节表彰会
10月28日下午，燕山“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开幕式暨第十三届学生艺术节表彰会在燕山少年宫小礼堂隆重举办。燕山教委主任曾辉、副主任李涛，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员，各校书记、校长、校外干部、音乐教师和学生共计35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燕山教委主任曾辉等领导为燕山地区十三届学生艺术节先进集体和优秀辅导教师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曾辉主任为十三届学生艺术节先进集体颁奖
燕山教委副主任李涛为“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致开幕词。
李涛主任致开幕词
前进一小、前进二小、向阳小学、前进中学、向阳中学、燕化附中等6所学校进行了“弘扬民族文化& 绽放艺术之花 ”——迎风、向阳“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活动。
活动邀请到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员为与会人员进行了一场令人耳目一新的民族艺术演出。
同学们精彩的表演和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博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活动结束后，北京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付亚丽等几位首席演员还饶有兴趣地为学生们的节目进行了一一点评。演员们对同学们的表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是燕山教委针对前进、向阳、东风和星城四个地区每所学校都相邻的地域优势，推出的一项创新性的艺术交流展示活动。开展此项活动是为更多的学生搭建展示艺术的舞台，让更多的同学欣赏到本地区学生创造的艺术之美，同时也为学校提供更多的艺术交流展示的机会。
今天是燕山“区域间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展示”活动的首场演出，今后东风地区和星城地区还将会举办“星光耀校园”等两场展示活动。
（撰稿 刘海霞& 拍摄、编辑 孙传超）李涛：为歌乐活 永远年轻(组图)
（原标题：李涛：为歌乐活 永远年轻(组图)）
除了唱歌，李涛也经常吹箫。李涛采集整理的娄烦民歌。
　　乐活老人：李涛（68岁）
　　乐活宣言：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能永远年轻！
　　对一般人来说，六七十岁该是在家含饴弄孙、养花莳草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家住省城双塔寺街的李涛，却在近古稀之年开始做起了“学问”，这位今年已经68岁的老人，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娄烦县多位民间艺人，采集整理了30首将近失传的娄烦民歌，一次次校正歌词、定调、记谱……李涛说，他要出一本关于娄烦民歌的书，“和其他已经出版的民歌书籍不一样，这本书，既要有娄烦民歌的歌词，还要有娄烦民歌的曲谱，我要把娄烦民歌这个宝贵的民间艺术完整地流传给后世子孙。”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农民
　　“山顶顶上盖庙不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
　　捡捡（一种植物）开花满山白，因为看你磨烂了鞋（hai）；
　　红豆角角扯了筋，叫声哥哥你不要变了心……”
　　“泪蛋蛋本是心头的血，谁不难受谁不哭。
　　男人难受唱曲曲，女人受屈哭鼻子。
　　唱曲子容易die（定）调子难，学会唱曲子解心宽……”
　　11月28日，双塔一社区李涛家中，一见面，李涛就给记者唱起了他整理出来的娄烦民歌。李涛的歌声浑厚、圆润，配合着民歌特有的粗犷、豪放的旋律，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李涛1947年10月出生于太原市娄烦县娄烦镇娄家庄村，“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农民”。李涛告诉记者，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文职官员，后来起义投诚，新中国成立后在娄烦县第一中学做语文教师。“父亲文学素养很高，曾在《太原晚报》《并州老年报》《桃源诗草》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多篇。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我从小爱好文学艺术。但受当时的大环境所限，1964年初中毕业后，我返乡参加劳动，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农民。”李涛笑着说。
　　在农村生活的几十年，李涛当过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村委会主任，后来还干过9年的泥瓦工，担任过镇办煤矿的矿长。2006年，儿子和女儿分别结婚成家，定居太原，于是，李涛和老伴从娄烦移居太原，在省城党校路安了家。2009年，李涛搬到了双塔一社区居住。
　　迎泽公园的“红”歌专家
　　在老家时，李涛就是村文化站的文艺骨干。“我能唱歌，还会拉二胡、吹箫、吹笛子。不吹牛皮，可以说，我是吹拉弹唱样样行。所以，我经常参加村文化站的演出。”李涛说，和现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兴趣培训班，学什么都是自己琢磨，唱歌、吹笛子、吹箫，他都是自学成才。二胡是一个堂兄给他启的蒙，后来自己钻研揣摩，慢慢地也就会拉了。
　　在太原定居后，李涛很快就找到了“组织”。“在迎泽公园的牡丹园和长廊，经常会有老年人唱歌，还有自带乐器伴奏的。”2006年到2009年，李涛和老伴经常专门从党校路跑到迎泽公园，和在牡丹园、长廊唱歌、演奏的老年朋友们聚会。李涛说，经常参加他们这个聚会的有七八位中老年朋友，其中有山西省歌舞剧院退休的专业老师，还有在山西电视台《走进大戏台》节目中表演过的业余演员，还有一位老年男性朋友专门负责用手风琴给大家伴奏，大家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天都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我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红歌，也唱《北国之春》《青藏高原》《从头再来》等经典歌曲，还唱《滚滚长江东逝水》《枉凝眉》等经典影视歌曲。我喜欢唱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歌曲，如《枉凝眉》《红豆曲》等，朋友们说我唱得好，因此开玩笑说我是‘红’歌专家，这个‘红’，就是指《红楼梦》喽。”李涛略带得意地说。
　　决定为娄烦民歌做点什么
　　2012年的一天，一位名叫李在道的娄烦老乡，把他整理出来的十几首娄烦民歌拿给李涛看，说请李涛指点一下。“我这位老乡不识简谱，所以，他整理的娄烦民歌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但我是土生土长的娄烦人，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听娄烦民歌，我们村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秧歌班子，是请祁太秧歌的一位著名老师傅教的，青衣、小旦、三花脸等，各个行当齐全，演员也都是台柱子，几十年耳濡目染，所以，看到这些歌词，那些优美的旋律，一下子就都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也要为娄烦民歌做点什么。”
　　李涛介绍，山西民歌历史悠久，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有了山西民歌。有了文字之后，一部分民歌用文字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如《诗经》里面的风、雅、颂，另一部分则是口口相传，大部分是农民在田间地头劳动时互相传授，所以内容也多与农民的苦难和生活有关，曲调比较悲伤。”他指出，娄烦民歌与大多数山西民歌一样，曲调以悲调为主。“民歌最早就是一个人在劳动和生产之余独唱的，以歌颂爱情和排解自己心上的忧愁为主，如‘你在圪梁我在沟，眼技（眼睛）对了摆摆手”；后来发展到二人台、秧歌，就成了舞台剧，有了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分工；再往上发展，才形成了道情、戏曲等。”
　　李涛认为，民歌对现代音乐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首优美的民歌，经常会被多部影视作品修改使用。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用的就是江西民歌《孟姜女哭长城》的旋律，后来，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插曲《手拿碟儿敲起来》，仍然是以江西民歌《孟姜女哭长城》为基础，稍微修改了一下而已。好多现代歌曲的旋律都来自于民歌，如《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来自陕北民歌，我个人认为，《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与湖北民歌《襄水谣》很相似。”
　　李涛介绍说，以前的好多民间艺人不识简谱，他们所用的民歌曲谱，都是手抄的工尺谱，包括民间办婚丧礼仪，吹打艺人用的也是工尺谱。娄烦县退休干部张贵桃曾于2001年编写出版过一本《娄烦民歌俗话集》，该书收集了娄烦本土的民歌、童谣、生活歌、俗话、歇后语、谜语等作品数百首（篇），但其收集的民歌只有歌词，也没有曲谱。“现在的年轻人，好多都不会唱民歌，所以，我担心，即使有了歌词，如果没有曲谱，慢慢地，这些民歌还是会失传的。”李涛意识到，自己既懂工尺谱，又懂简谱，还能记谱，最主要的是，自己还会唱民歌，而且对娄烦民歌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如果由自己来采集、记录、整理娄烦民歌，再配上相应的简谱，以书籍的形式印刷出版，这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回娄烦采集整理民歌
　　有了这个想法后，李涛很快就行动起来。从2012年夏天开始，李涛多次专程从太原回娄烦，走访村里原秧歌班子和文化站的成员，请这些老人们吃饭喝酒，听他们唱娄烦民歌。“当年和我一起在村文化站演出的一个伙伴，他就会唱很多民歌，那时候都是他唱，我负责伴奏。这个老伙伴把他会唱的娄烦民歌都给我重新唱了一遍，我根据他唱的曲调记下了简谱，唱给他听，不对的地方他再修改，直到我俩都满意为止。”
　　李涛还四处打听，到邻村原八音会的老艺人家里拜访。“有时候去时正遇上人家干活，我就帮着一起干，等休息、吃饭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请人家唱。”对方为李涛的精神所感动，往往倾囊相授。一次，听说本县大圣堂村有个老艺人能唱好多民歌，李涛就买了礼物，专程去相隔几十里的大圣堂村拜访这位老人。老人很感动，专门为李涛唱了一上午民歌。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李涛已经整理出来30首娄烦民歌，有歌词有简谱，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一个16开大的英文本上，“英文本的四线三格正好抄写简谱”。李涛说，有27首是早就定了稿的，另外3首，他一直在推敲、揣摩，得知记者要采访他，他加了几个夜班，终于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整理了出来。“曲谱是根据民间艺人保留的手抄工尺谱和口头吟唱，记成简谱。歌词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内容加工整理的，这个工作比较费工夫，既不能失去原有的乡土气息，又不能一味地全盘照抄，毕竟当中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我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把歌词和曲谱结合在一起，让曲谱的旋律和歌词的韵味配了套，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民歌的内容和意思。”
　　一位在太原市工会工作的民歌爱好者看了李涛整理的娄烦民歌曲谱和歌词后，感叹地说：“老李，你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是一笔财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好好搞一下，把娄烦民歌进一步发扬光大。”
　　晚年生活忙碌而充实
　　李涛后来为李在道整理的娄烦民歌小册子起了个名字——《歌声载道》，他表示，不管他整理的娄烦民歌能否正式出版，他都要继续把这项工作做下去，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他的工作了解娄烦民歌，爱上娄烦民歌。“我妻子有一个本家叔父，一个人就能唱近百首民歌，可惜他前几年去世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只喜欢流行音乐，懂民歌、会唱民歌、喜欢民歌的人越来越少了，再不抢救这些民族传统艺术瑰宝，要是像我这样的人也走了，感兴趣的人就更少了。”李涛说。
　　李涛采集娄烦民歌的过程中，多位朋友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有我儿时的玩伴、我们村文化站的主要成员李文林、李代新、吕林花，邻村八音会成员孙占贵、李九平、苏二俊，还有太原市工会干部何锦章，民歌《新走西口》作曲作词、85岁的王华老先生。”他想借本报向这些和他一样爱娄烦民歌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在采集、整理娄烦民歌的同时，李涛每天还给家人做饭、接送孙女上下学，下午去公园里唱歌聊天，晚上在家里上网，看新闻，学唱歌，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68岁的李涛人老心不老，骑上自行车，上了马路敢和年轻人飙车；和记者聊天时，他甚至谈到了霍尊的《卷珠帘》。“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心情愉悦了，身体自然也就健康了。身体健康，是自己的福气，也是儿女的福气。你如果拖上一个病怏怏的身体，既拖累儿女，又拖累社会，自己还痛苦。”李涛认为，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程度，先天的因素很重要，但只要你充满快乐，认为自己永远年轻，那你就真的能有一个年轻、快乐的心态。　　本报记者 高桦 文/图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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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周刊》：“原生态”歌手的城市契约
　　“原生态”歌手进城，犹如水流进沙漠。这些水最终会消失在沙漠里吗？还是会冲出来一片绿洲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4年，“原生态”唱法和歌手进入公众视野；2005年，“原生黄河”演唱会将“原生态”拧成一股势力；2006年，第12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第一次设置原生态组，与通俗、美声、民族同列。
　　“原生态”来自乡土，他们歌声的鲜美是学院派无法模仿的，但眼下也决不是市民音乐餐桌上的主菜。尝了鲜的人们希望那些身怀绝技的歌者能够回到田间地头继续过“纯洁”的生活。然而，对“原生态”歌手来说，“回去”已成为不可能。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城市，也是他们的目的地。
　　城市前史
　　在“原生态”歌手里，已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个唱的阿宝算是真的红了，他用利索的普通话对记者说：“马上要去广州演出，你准备好录音吧，那样我能说得快点。”
　　阿宝出生在大同市郊，小的时候，家周围300米的地方有三个村子。他曾亲眼看到过人们干打垒的时候唱劳动号子，民间老艺人在小酒馆里扯着脖子嚎酸曲，他跟在这些人后头，喉咙里面自然有了歌声。1986年，阿宝开始到城里唱茶座，流行歌曲和土法民歌都唱，20年内，他在大大小小的城市漂泊，全国所有省份的歌舞厅都被他唱遍了。他从未放弃登堂入室的努力。从1988年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他回回报名，回回铩羽而归，16年报了9届。直到2004年，阿宝在北京一家酒城里驻唱时，被中央台一位编导看中，终于有机会参加了当年的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2006年，阿宝回到使自己“原生态”了的旧家采风，发现原来三个村子的地方都变成了商品房，人们不知去了哪里。
　　新疆的“花儿王”徐永祥本是甘肃永登县人，那儿的男女老少都会唱“花儿”和陕北民歌。徐年少放羊，他嗓子高，常被请去给村人唱婚宴。18岁上，徐永祥参军到新疆塔城边防，退伍后给当地政府一位局长开小车，接着因为唱歌被推荐到地方文工团。1996年，靠着唱歌攒下的钱，徐永祥只身从塔城来到6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开了一间小餐馆。2000年他参加乌鲁木齐少数民族歌手大赛得了金奖。慕名而至的食客天天把他的小包厢塞得满满的，就为了听他唱歌。他的饭店做大了，营业面积扩至2000平米。他于是雇人经营饭店，自己白天休息，晚上在市内跑跑场子，跑场的收入每月也有一两万。2005年，女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徐下决心进京发展。
　　和阿宝、徐永祥类似，大部分“原生态”歌手的“原生”，止于少年，而向城市、更大城市的移动，早就开始了。
　　北京刺激
　　也许是学院派唱法积弱太久，早在徐永祥得到“花儿王”称号的2000年，还没有“原生态”这个词时，个别土法唱民歌的歌手已经得到部分专家和音乐人的青睐。
　　2000年，陕西榆林地区唱信天游的赵大地进京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一场比赛得了第二名，李双江跳起来给他鼓掌，雷蕾、刘欢都当场流下了眼泪。下场后，太多的音乐人和公司找他要电话，赵大地彻底蒙了，在等待决赛的三天三夜里，吃了20多片安眠药，以至于到了决赛当天嗓子全哑。比赛后他回到家，就把自己的门市关了张，准备做专业歌手。
　　2001年，徐永祥代表新疆参加爱我中华歌手大赛，被归到民族组。按规定话筒要立在演唱者2米开外的地方，因为音量不大，前面的歌手唱的时候，众评委昏昏欲睡。徐永祥一登场，大嗓门把评委们全震醒了。徐永祥记不太清比赛的具体地点，只记得“金铁霖、徐沛东、郭颂、王昆……平时电视上才能见的这么大的腕儿，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眼瞪瞪地望着我，激动啊！郭颂还拍着我的肩膀……”
　　2004年，山西羊倌歌王石占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田青的安排下，与崔健在北京新豪运俱乐部合唱了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下面人‘石占明’‘石占明’地一直喊，把我高兴坏了！”虽然石占明因为接下来的演出“太吵”而提前退场，但歌迷疯狂的表达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青海“花儿王子”索南孙斌曾几次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原生态”歌王演唱会，对880元的VIP门票感念不已，在西宁，他所参加的演出，门票通常是3元。
　　不一样的契约
　　“据我了解，原生态歌手进京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原生态民歌策划人郭乃庆告诉记者。其中的一部分歌手，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契约方式，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
　　阿宝的路子是签约经纪公司。阿宝说：“找我的单位很多，包括部队。但我不愿意去，我自由惯了，我就是完全市场化的。”说起阿宝的公司，其他的“原生态”歌手口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褒贬，一说:“阿宝签了个好公司啊，给他出了两张唱片，还办了个人演唱会。”一说：“阿宝的公司条件太苛刻了。阿宝很不容易，快40岁的人了，为了要快点做出来，那样的条件都愿意答应。”
　　从2004年，阿宝一直住在北京，但因为没户口，还算是个北漂。石占明的路和阿宝相反，吃“公家饭”更符合他的性格。“前后有几十家经纪公司想跟我签约，我都没有同意。他们胡弄，让你这样子你就得这样子，比如戴个牛仔帽上台。我不愿意按他们的要求作秀。”石占明说：“田青他也不想让我签公司。”发现了石占明的专家田青，被石奉为“最大的恩人”，石在事业选择上，非常听取田青的意见。2005年年底，当田青打电话给在左权的石占明，问他是否愿意去二炮文工团时，石立马同意了。
　　“县里领导和武装部的领导欢送我，说我是左权的骄傲。我进北京，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左权17万人民。”2006年秋天，石占明参军，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乘县里的专车迁往北京，住进二炮文工团的宿舍。老家的羊群，现在是雇人放着。
　　赵大地的契约又和前面两个人都不同。2003年，他考上中国歌舞团签约演员，留在北京。但因为没什么演出机会，和歌舞团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系。从2003年到现在，各种夜总会一晚上500～3000元的演出找他，他一场没去过，华纳等大经纪公司，他也没有签。如今的赵大地，与朋友一起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我是想找一个点去突破，找到一把打开黄土文化宝库的金钥匙。而不是三五年内挣点钱了事。”
　　阿宝、石占明、赵大地是幸运儿，更多的有着“迫切的进京要求”的“原生态”歌手，围着北京这座坚城团团打转而不得其门。“他们歌儿虽然好，但在商业经验方面是弱势。”郭乃庆说。
　　2005年的一天，徐永祥正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剧院给游客们演出，唱完了，观众中一位中央台编导叫他一起吃饭，问他怎么不到北京发展。2006年，在这位编导引荐下，徐和一家号称是与中央台有关的公司签约。初来北京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乌鲁木齐办事处，每天花销100元，天天跑一趟公司问有没有活儿，结果是一场演出没有。公司与他的合同里要求他付押金10万，徐说没钱，同意以后从演出费里扣。心急如焚地在北京住了半年，往家来回跑了几趟，折腾进去三四万块钱。现在徐永祥已回乌鲁木齐，在电话里要求和公司解约，公司不肯。但徐并没放弃北京，“碰到合适的公司我还去。”
　　索南孙斌收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发给的特聘民间歌手证书时，恨不得把它当奖状在家里陈列起来。他哪里想到，这张纸在日后反倒成了他留在北京的障碍。在这个为期两年的合同期间，对方只在最初的一个月中安排他参加了7场演出就再也没有了下文。7场的总酬劳仅2100元，许诺发给他的每月100元工资也从来没有兑现。2005年，他作为青海“花儿”的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原生黄河”演唱会，下台后就有经纪公司想找他。但一听说他跟文化部有约在身，纷纷退避三舍。
　　传统音乐界，懂“花儿”的专家不多。“温中甲他懂，他给我们的花儿配过器。”就凭着这一点，孙斌拜托作曲家温中甲帮他介绍歌舞团的工作，但“跟他说了，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孙斌知道阿宝歌厅的路子多，也跟他提过想到歌厅里唱，但阿宝说不行，“花儿”在歌厅肯定没人听得懂。无奈之下，孙斌只得回到西宁，开了一座“新世纪歌舞花儿”茶楼，继续收他的3元钱茶位费。
　　异形尴尬
　　握着与城市的一纸契约，“原生态”歌手像水一样义无返顾地流进都市的沙漠，按照这个城市的要求，在消弭它不需要的野性的同时，又得保持它乐得看到的野性。在这个过程中尴尬地拿捏分寸。
　　成就阿宝的是“星光大道”。在参加“星光大道”的一年间，阿宝都住在公主坟附近的一间地下室旅社。2005年得了总冠军后，阿宝改成在那附近的一家小宾馆里包房住。没地方练声，嗓子出了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阿宝几乎天天演出，一天好几个场子，因此从来没考虑过练声的问题，可签约以后，一下子静了下来，演出少了，到电视台录节目还要经常对口型，很难受。“像一个运动员本来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现在变成一个星期跑一个500米。”阿宝说，那时候嗓子整天痒痒得要命，又不能喊出来。实在憋得受不了，他就在宾馆的房间里，拿一个大枕头堵住嘴巴，把脸埋在枕头里狂喊。去年阿宝在五环外贷款买下一座独立的小院子，他在院子里栽了很多树，有槐、杨、柳，“都是像我这样大众化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喊都没事了”。
　　赵大地刚到中国歌舞团时，常有人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老师是谁？听说他居然师出无名时，都感到莫名其妙。团里虽然签了他，却不知道怎么用，以至于长时间没有一次演出。直到团里排《秘境之旅》，他才被安排进去，却是唱一首壮族歌曲。在矿区老家，赵大地是年收入近20万的小老板，可是到北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在自己贴钱。老家来了人，他从来不引人家到自己的单身宿舍，只说租的房子挺远的，“主要是怕回去了告给家人，惹他们心疼”。
　　赵大地窝在中歌团宿舍里吃两块钱的拉面时，另一位原生态的陕北民歌手李涛也从安塞杀到了北京，拜了总政歌舞团一位民族唱法的老师。李涛勤勤恳恳地跟这位老师学了一年。2003年，在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推荐下，李涛去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唱片《陕北民歌珍藏50年》中的一首歌。在老师的陪伴下，李涛在最好的录音棚里，最好的录音师面前度过了地狱般的三个小时：一首普普通通的信天游曲子，录了千遍万遍愣是唱不上去。“没正规学习以前，莫说那个调，再高一个8度我绝对不费劲。”在李涛看来，一次大好的机会就这样从眼前溜掉了。从录音棚出来，他掉了眼泪，从此再不敢往下学了。
　　“原生态”眼中的“原生态”
　　“态度决定一切”，城市化改变着“原生态”歌手眼中的“原生态”。
　　经验派的阿宝从铁的事实里继续他的经验。他发过两张个人专辑。第一张风格比较乡土，配器都用真乐器，发行量一般。第二张，改成用电脑MIDI配器，发行量远超过第一张，甚至冲进唱片排行榜的前三名。其中一首各地民歌联唱，用“咚起咚起”的DISCO节奏混起来，居然是整张专辑中最受欢迎的。今年1月6日，阿宝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个唱，纯乡土民歌、电子乐队伴奏的民歌、英文歌、交响乐伴奏，几种形式混搭，从观众的反应上看，最受欢迎的还是电子乐队配器、接近点通俗唱法的部分。稍后中央台的元宵晚会上，阿宝更戴上鸭舌帽穿上西装，和黄圣依携手唱起了流行歌。
　　在老百姓心目中，阿宝是“原生态”的代表，但一直以来，阿宝则是专家眼中“假原生态”的代表。对此，阿宝清楚得很。他自己从来不提自己是“原生态”。“原生态本来就是它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阿宝说：“我们这一代其实是赶上了一点民歌的尾巴。乡土生活本身都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歌的命运注定和戏曲一样，谁都不可能挽救。”他毫不在乎专家的评价，说：“专家把你捧上了天，老百姓不喜欢屁用没有。”
　　阿宝在事实上，是很多“原生态”歌手的榜样。“像阿宝那样”，是记者在采访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李涛刚来北京时，几乎说不了普通话。在西贝莜面村饭店歌队里唱了两年后，无论是唱歌咬字还是平时讲话，陕北方言在李涛那已基本退化为一种点缀了。“那不是一种人性化的唱歌。中午12点到2点，晚上6点到9点，不停地唱，一个人每天唱四五十首，嗓子整天是充血的。”2004年安塞县的县委书记到北京找李涛，希望他能回安塞歌舞团，或者到文化馆当干部，李涛拒绝了：“现在让我回去不可能了。”
　　唱了很久，得到了一些老师的指点后，徐永祥现在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原生态基础上，声音追求科学化，“喊出来和唱出来的美感不同。”为了让最大范围的观众接受，他的唱法的“科学性”和普通话化程度已经比以前“进步了不少。”
　　老实巴交的石占明代表着“原生态”的保守血统。“我不能用普通话唱，根本不敢变呀。”参加综艺演出，他就认定了“人家往东，我就往西唱”。从一个羊倌到现在的地位，他已经极其满足了。“火与不火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往肚里装东西。那么多山西民歌，陕北的民歌，青海的花儿我现在也在唱，到死也学不完。”
　　前不久石占明还在接受军训，齐步走，喊“一二三四”，他觉得很新鲜而且非常开心。但开心归开心，要在音乐上找灵感的时候还得回左权。最近，为给山西阳泉市政府拍的一部纪录片创作主题曲，他专程回到家乡的田野里羊群中，哼出曲子用唢呐记录下来。这首歌的题目是指定的，叫《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般》。
　　给多部影视作品创作过主题歌的赵大地更像一个知识分子，他对“原生态”的看法显然经过沉淀。“啥叫‘原生态’呀，那本来就是地道的民族唱法，只是被一个所谓的大流的东西给逼的没办法，才叫个‘原生态’。”“那些正统的歌唱家唱到60多岁气息就很困难了，而民间老艺人到七八十岁还能唱一整天，你说谁的科学？”
　　赵反对一些专家让“原生态”歌手回田间地头的想法，认为“原生态”要想真正发展，必须有一部分人进入主流。“如果学院、团体里的代表人物中，有二到三成是原生态，路才不会越走越窄。”
　　赵大地回忆起某次反响热烈的歌王演唱会，“当时感觉气氛很好，很激动，但下来仔细一琢磨，到场的几乎全是些艺术家、评论家，一个20岁以下的买票观众都没有。失败到极点了。”赵说：“如果在座的100个人里，有51个是买票的老百姓，49个是专家也算是成功了。但事实上远远达不到。”
　　赵大地的公司，正为一台名为“陕北印象”的大型演出活动立项，准备明年，以自己对“原生态”的理解和包装，推出留得住观众而不是专家的“原生态”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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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17 16:31·
07-07-17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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