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版:旧闻
国际金融报
往期回顾 &
阎锡山的金融兴省实践
国际金融报
　　在民国诸多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中，阎锡山可谓一个异类
　　设立山西省银行，正是阎锡山统一币值、统御全省金融的重要步骤。“划一币制”，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使省银行垄断了钞票的发行权，也为“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扫除了制度性障碍。然而阎锡山的实践终于没能抵挡得住现实资金需求的诱惑。他的几次发钞失控，都与补充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相关，过后他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他的政策也给山西带来过短暂的繁荣　　　　日，农历九月初八。这天，是28岁少年阎锡山的生日。不过，他的生日礼物有些大，他被他的同盟会同仁们拿着手枪推举为山西省都督。在当天山西省咨议局的代表会议上，他慷慨陈词：“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我们早有个革命思想，因为时机未到，所以没有行动。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全国震动，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的山西起义”。　　这是他在前几天发动太原起义换来的，他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被杀死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成为山西地方长官。这可能是他最革命的一段时期，也是这位革命少年治理山西的最初渊源。此后他在这个位置上也就一口气干了38年。他在山西实践着他的治国理想，树理论治军队兴银行办实业。他和山西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他当年印制的钞票，颁布的文件，撰写的书籍，至今仍被收藏界宠爱。本文想先从他在山西的金融实践讲起。　　设山西省银行统御金融　　阎锡山在山西成功摘桃子后，他在东京留学时的小伙伴们都大吃一惊。他的同学，曾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49年宣布起义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潜事后回忆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过，程潜的这位同学，对“钱”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家原本是开钱铺子的，他的父亲阎书堂清末时就在五台县城开设了一家叫“吉庆长”的钱铺，自行发行“钱帖子”，一种原始的纸币。阎锡山出生后，他的父亲曾带他在钱铺里做学徒。这里还有一个典故。阎锡山刚出生时没有大名，只有一个小名叫万喜，一天父子二人行于街上，看到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阎父想让儿子报名，此时始觉名字不雅，需要一个像样的官名。于是他请了一位算命先生，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掐指一算，小万喜五行缺金。那就补点金吧，不过他没选金山，起了个名字叫“锡山”。　　这一改名和报考，还真改变了阎锡山的人生轨迹。1904年，少年阎锡山留学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第二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毕业回国，信奉“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他很快就任山西新军标统。再之后就是革命，他审时度势，聪明地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开始了他长达38年治理山西的过程。　　山西省银行的成立，就发生在他就任山西省都督之后，确切说是在1917年兼任山西省省长之后。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山西省银行监理王尊光回忆，1916年阎锡山已开始办银行的尝试，他在陆军修械所内设了一个铜元局，收受民间制钱改铸铜元，他通过废制钱改铜元，前后获利360万元。不过，这点钱对主政全省的阎锡山而言，仍远远不够，他开始了组建山西省银行的动议。　　山西省银行的筹备，一开始就带着公私合办的基因。在阎锡山的安排下，发起人包括山西省议会议长崔庭献、副议长刘懋林和严慎修、太原市商会正副会长、陆军旅长、粮服局局长、政务厅厅长、统计处处长等（见山西省银行成立《禀请书》），挖来祁县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负责筹办，取消山西官钱局的名称，成立山西省银行筹备处，阎锡山亲任处长。最初决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银元300万元。官股部分，除接收官钱局财产外，再由财政厅拨付一部分；私股一部分由公债入股，一部分来自临时招募。　　说起公债这部分，据曾任阎锡山特派代表的南桂馨口述记载，这笔公债系革命军向各地方劝募的款项以及所过地方的地方供应，阎承诺均以无息公债发交地方或原主，准备分年抽签偿还。后因金永任巡按使而搁置。成立省银行时，阎又想起这笔公债，为昭示他在山西的信用，便借机收回改为省行资本，并由公债变为股票。后在民国十一、十二年，阎又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赎回，给予票面十足现金，持股者由地方对军队的供应，变为公债，从无利公债又变为有息股票，后又获十足现金，甚是满意。阎既借机清理了私人股本，又落得“阎锡山不骗人”的好名声。　　这是闲话。经官私募资，共筹得资金120万元，已符合股本收足40%即可开业的标准。日，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正式成立。该银行成立即规定了“以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的宗旨，并规定了手段灵活的经营范围：代理省金库，发行金库券；办理存放和汇兑；储蓄业务；兼办买卖生金银、折收未满期限的期票及汇票，代人保管贵重物品，经营土地庄园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发钞。　　山西省银行成立伊始即发展迅猛，先是设立太原总管理处和太原分行，很快在各主要县城和地区设立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的分支机构也相继设立。至1929年，山西省内外的分支机构已达40余处。一个数据可说明该行的强大：全山西省当时银行业总资本额才300余万元，仅山西省银行就达240万元，首屈一指。　　当然，还有一个阎锡山创办的银行不能不提——中华国家银行，一个存续仅121天，实际运行不足两个月的银行。这家银行创办于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通电倒蒋并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作为军事和政治的配套动作，阎锡山对该银行设立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年8月1日正式在北平挂牌。该银行设立既有为筹措战争经费之考量，也折射出阎锡山欲“问鼎天下”的野心。战败后，据说阎锡山曾向蒋介石上了一份悔过书，称“锡山治全国不足，治两省而有余”，要专心做一个“模范省长”。　　“划一币制”扫除发钞障碍　　穿越到1919年的山西，您会惊讶地发现，那里货币使用混乱。除了之后发行的人民币没有流通外，山西地界流通着孙中山纪念币、大清银币、袁大头银币等，还有角洋、铜元等辅币。尽管阎锡山设立的铜元局收纳重铸了一部分，但币值仍未统一。设立山西省银行，正是阎锡山统一币值、统御全省金融的重要步骤。“划一币制”，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使省银行垄断了钞票的发行权，也为“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元、铜元。”1919年2月公布的《划一币制暂行规则》第一条即如此规定。据蒋学楷1936年发表在《银行周报》的《山西省之金融业》描述，在统一币制之前的山西，私钞发行极其紊乱，“唯一正式发行机关为中国银行，但各县之银号、钱庄，发行亦颇可观，不但如此，即当铺质店，以至银行布庄，商会机关，亦莫不有纸币之发行，其流通范围，虽或仅一县数县，而发行总额，达数百万元。省府虽屡次整顿，无如终鲜成效”。　　“借发行纸币以取得资金，为内地金融界之一特色。”蒋学楷的这一分析，亦为阎锡山统御山西金融所实践。他认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这也是他致力于组建银行的根本动因。据统计，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山西省银行共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晋钞”发行过程，且每次发钞都最终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告结束。更重要的是，“晋钞”的发行，虽然部分促进了山西工商业的发展，但却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和全国统一币制带来极大干扰，从事实上消减了法币在全国的权威和影响力。　　接下来笔者想粗线条地描述一下三次发钞过程。从1919年到1930年中原大战，为发钞的第一阶段。据学者杨二霞的研究，当时中央银行对山西省银行1919年-1930年纸币订印发行的调查，银元票发行八种，原印数为9062.45万元，实发数为3159235吊一百文，按市价四吊和银洋一元，共折合银元78.98万元，铜元券和银元券合计发行4780万元。发行之初，省银行极为节制，一元晋钞一度可兑换一元白洋，1928年前十年间，总计发行1300万元；及至1930年发行量大增，发行额达7500多万元，不到一年发行量增加约8倍。及至倒蒋失败晋钱随败军涌回山西时，晋钞与银元的比值已由1∶1降至30∶1。阎被通缉，晋钞已被蒋介石下令全国商民拒收。　　及至1932年阎锡山摆平政治危机回到山西后，他制定了“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案”，包括开始实践他的“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改组山西省银行并设立三银号。改组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信用危机，重新树立省银行的信用。他的主要做法是修正章程，委任王骧为总经理傅瑶为协理，并遵照章程改组省行为官营民监，以“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为宗旨，资本定为国币6600万元，由省政府分十年按月拨足，第一年每月10万元，以后每月递增10万元。省政府还授予银行发行兑换券、经营省金库及省建设金库、募集和经理公债事务的特权。并设立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行和晋北盐业银号。同时，决定新钞换旧钞，以20元旧钞换1元的方式回收，尽管持币者损失数千万之巨，此举让混乱的金融秩序渐渐平稳。　　若说前两次发钞主观意图更为明显的话，第三次发钞则有些迫不得已。抗战全面爆发后，山西全境被编为第二战区，由于忻口战役紧张，阎锡山被迫撤出太原迁往晋西，印刷机器和票版落入日军之手。日伪印刷假钞无从统计，金融异常混乱，阎申请“整顿晋钞”，拟新发省钞投入流通。与中央几经磋商而无结果，阎于是自行购置机器印发新晋钞，1939年1月发行。这些钞票包括10元的省银行票、5元的铁路银号票和面额1元的钞票，由于印刷粗糙被戏称为“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或“二刁子”。这一发钞行为最终遭到社会抵制，直到1940年底，阎锡山才下令停止印刷。　　“晋钞”狂跌锡山自责　　过度发钞，必然导致通胀。这浅显的金融学道理，阎锡山有着真切的认识。　　他肯定清楚地记得他父亲的钱铺是如何因“打虎”（金融投机）失败而倒闭的，当时也牵连了很多持有“吉庆长”的“钱帖子”的人。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一旦遇到风险，就无法抵挡。他深知滥发纸币之弊病，也曾在1922年对全省商界联合会讲话时直言，“商家滥发票子，弊病很多，一来信用不好，时常骗人；二来无限制的出票子，就是老百姓的大害”。为此，他“严责出纸币的商人，准备一定的基金”。至少在1924年之前，阎锡山是严格按照不滥发纸币的原则干的。　　不过，据史料记载，一开始他并不太认同发钞需要十足的准备金。1919年初创山西省银行时，他曾经开过一个财政会议。会上，他的态度是认为现金流通才能挣钱，不能“冷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准备金越少越好；而财政厅长杨兆泰和科长仇曾诒则坚持必须有十足的准备金，有多少准备金发行多少钞票，以备随时兑现。争论的结果是确定准备金至少须达到纸币发行额的70%。根据这一决定，省银行原定资本300万元，到1924年纸币发行额并没有超过500万元。　　1924年之后，这一比例守不住了。很难说阎锡山改变了初衷，更像是情势使然。扩军备战需要更多钱，而最便捷的来钱渠道就是印钱，这对任何一个拥有印钞权的政府都是难以抗拒的。于是，如前所述，这一数字很快变成1929年的1300万元，1930年的7500万元。为应对严重的通胀，新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采取了后升任财政厅长的仇曾诒的建议，制定了抽签兑现办法，幸运的可1元兑1元，不幸的则只能按“二五兑现”，1元兑付4角。商震离晋时，省钞已贬值至1元银币可兑换二三十元省钞。　　贬值，让很多人手上的省钞变成了一堆废纸。据曾任霍县与五台县县长的陶伯行回忆，当时的“人们无法生存，逃亡、自杀者时有所闻”，比如“退职家居”的阎的机要处长高相傒将积攒的1万多元省币全部焚烧并一病不起，“晋北有个老人携带省钞来太原，在省银行门口自动焚化，大哭而去，不知所终”。　　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到，“此次出来进言者之中，使人最动心之言有二，一为：公末次战争失利，客军、晋钞，人民损失不少，此后注意勿做得罪人民事。……真是一语千钧，每一忆及，情感无量。”　　情感代替不了现实。他因军费开支等原因印制的“大花脸”等钞票，就在这篇日记之后。他用之补充军政费用并套购小麦，最初15元可买1石，后来300元才可买1石。短短时间就发行了6000余万元。之后他下令回收，办法一是折收粮银，可用省钞70元或战时新钞200元缴一两粮银的田赋，一是买得甘肃大烟土15万两，以每两300元撤收省币，180万元买的大烟土收回省钞4500万元。尽管如此，仍有1000余万元流落民间，成了废纸。　　实物库实践“物产证券说”　　“金钱金钱，您是罪恶之源泉，因了您的骄宠，痛苦了劳动万千。有力无处卖，生产无本难。您助长了经济侵略，促进了世界的战争。钱币革命早实施，取消您交易的权威，贬您为普通物产。实物作货币，劳力能变钱，人生不会再为您痛苦，物产再不受您的比限。同志们，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向前干，废除金银代值，实行物产证券，这才是钱币革命的具体实现。”　　这首歌曲，刊印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一日阵中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钱币革命的具体实施》一书。这首歌曲唱的正是阎锡山的货币理论“物产证券说”。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蛰居大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就是提出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　　他认为，“金代值”、“资私有”是资本主义的两个病根，“金代值”是交易病，“资私有”是分配病。“金代值”是货币问题，其交易病产生了货币贬值、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经济恐慌、世界大战等弊害，“资私有”则产生了贫富悬殊，违反劳动人情，分配不合理、不利生产发展等四大罪案。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又“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不合乎生产”。只有实行物产证券，有多少物产发多少证券，做到券物相符，可彻底消除弊害；实行按劳分配，又可彻底消除四大罪案。物产证券是他的经济革命论，按劳分配则是他的社会革命论，而按劳分配又需要通过“物产证券”来实现。　　在阎锡山潜心研究理论的时候，正是世界性的经济紊乱发生后不久。与阎锡山的“物产证券”理论同时的，还有刘冕之的能力本位理论和徐青甫的虚粮本位，能力本位即依据人民的劳动能力发行纸币，虚粮本位则依据平年产地中等糙米若干为标准。“物产证券”与之相比，阎认为应以政府规定一定价值之法货“用以接受人民工作产物，并作人民兑换所需物产及公私支付一切需用者也”。这里的物产即人民产出的物品，证即证明，券指票券，简言之即“收物发券”，可“以券兑物”，进而“物券统一”。　　与其他理论家不同的是，阎一旦形成理论，就积极寻找时机实践。最初的实践是1934年他在太原设立的土货商行（土货产销合作商行），并在各县市设代办所，“专事推销西北实业公司各厂产品及各种土货”。阎以政治力量介入，并责成土货商行发行土货券，据说“盈利甚厚”。　　最能代表阎锡山金融思想的实践是十足实物准备库的设立。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后，阎锡山宣布根据“法币不兑现”政策宣布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也停止兑现，并宣布启动“十足实物准备库”。据当年的《山西日报》报道，该实物库的设立旨在“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他以太原经济委员会之名命令，“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盐业银号，共同设置十足实物准备库”。　　十足实物准备库从1935年12月成立，一直存在到1949年。据实物库暂行章程规定，这些实物包括金银货币、生金银和市场上交易之货物。实物库的设立，直接的目的是向公众宣示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是有十足保证的。事实上，实物库也给阎锡山发行纸币壮了胆，1935年底山西省银行、垦业银号、铁路银号和盐业银号等四银行（号）发行纸币量分别为283万元、47万元、110万元和32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这四大银行（号）发行纸币已分别达到2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合计高达4500万元。　　阎锡山的实践终于没能抵挡得住现实资金需求的诱惑。他的几次发钞失控，都与补充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相关，过后他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他的政策也给山西带来过短暂的繁荣。在民国诸多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中，阎锡山可谓是一个异类，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时代》1930年报道），是山西省的建设和发展。遗憾的是，1949年离晋赴台后，他留下的仍是一个通货膨胀、生产停滞的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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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以“公道主义”治理山西
文章提交者：李凝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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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轮到阎锡山——他是一个多月前爆发的的主要发动者。这次历时5个月，的、阎锡山的晋军、的政府军等几方共投入兵力110多万，主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个省，死伤官兵30余万，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时代》这样介绍“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成功，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统治全国的决心。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回到太原的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1930年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阎锡山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据《山西史纲》记载，从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公道主义”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他要“以主义对主义”。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阎锡山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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