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前东德“斯塔西”档案解密过程_西窗法意-爱微帮
&& &&& 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前东德“斯塔西…
日，这个日子对于前东德人来说，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九个月之后的德国统一日。他们在这一天勇敢地占领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Stasi，斯塔西）大楼，并及时阻止了斯塔西人员毁灭大楼里的秘密档案。德国现任总统高克认为，这次行动可以与1789年巴黎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对巴士底狱的占领相提并论。这前后相隔整整两百年的历史事件，都是公民对压在头上的专制势力的反抗。然而，武装占领巴士底狱导致了后来的革命者人头纷纷落地，而柏林人民和平占领斯塔西大楼，却带来了东德政权的轰然坍塌和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导致了东西方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结束。正是东德人民的应急行动，使险被斯塔西机构毁灭的机密档案得以保护下来。然而，浩瀚如海的斯塔西档案中的核心机密却已经成了碎片。而人们要想知道那几十年间发生的深沉秘密，就得把这些碎纸片拼集起来。只有将这16000多袋破碎的信息拼集起来，前东德政治内幕图景才会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斯塔西的遗产斯塔西的总部位于柏林诺曼大街，按照斯塔西当年自己所言，这里是管理他们的“和平侦察员”的地方。这个建筑群占地22公顷，密集着高低不等的四十多栋楼房，最高的楼房达十四层。当年，有五千到七千多位国安部官员在这里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东德斯塔西部门有91000名固定工作人员，而东德人口当时只有164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80名东德公民就有一个斯塔西工作人员在监视窥探与控制，这样的比例在80年代东欧国家中是超高的（捷克斯洛伐克平均每867人一名国安，波兰每1574人一名）。除此之外，配合斯塔西控制社会的还有十万多个非正式工作人员（简称“非工”，即线民）。东德，全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称为“工农的国家”、“和平的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斯塔西曾经作为东德执政党，即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党的盾牌和刀剑”而存在。正是这个部门对公民无所不入的严密控制，才保证了这个党在四十年间的专制统治。从1958年开始，就是厄里希·米尔克（Erich
Milke）任国安部部长，掌管斯塔西。在他的帮助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1971年就任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总书记。两人狼狈为奸，掌控了东德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直到在1989年秋天的和平革命运动中他们才先后被解除职务。斯塔西机构给后人留下了长达111公里多的文件档案架，其中包括3900多万张索引卡片。另外还有180多万张照片、幻灯片以及胶卷负片，27000多个录音文件和2778部录像文件。在柏林斯塔西总部档案馆里，就保存了近43公里长的斯塔西“非工”的报告记录及其他相关物品。另外，还有多达4600多万张核心机密文件在1989年秋天和平革命期间，感到末日降临的米尔克指令斯塔西人员夜以继日地用文件破碎机进行销毁。由于机器工作时间太长，以致发热，不能继续运转。斯塔西人员就用手将它们撕碎，被装在牛皮纸袋里。这样的口袋多达16000多个。也许，米尔克他们还以为能够东山再起，所以，没有彻底销毁这些密件。最后，在东德人民占领斯塔西大楼时，这些破碎的文件和其他文件被保护了下来。现任德国总统高克在《东德恐怖的遗产》里，详细地介绍了他对斯塔西档案的清理和归类的工作。他认为，这些档案是前东德地区未来民主建设的重要财富，也是前东德时期受到专制政府迫害的人们对恢复他们的名誉所做的法律起诉的必不可少的证明，也是前东德政府不公正行为的证据。德国著名诗人孔策（Reiner
Kunze）是上世纪70年代末被斯塔西政府逼出东德的，他将斯塔西档案里关于自己当年被监视迫害的多达12卷3491页的档案查阅复制之后，选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编辑成为《代号“诗歌”》（Deckname
“Lyrik”）的文献著作。前年，我他在德国南部的家中访问，他送给我一本，并告诉我，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代和世界都知道东德那段黑暗的历史。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拼图在德国南部纽伦堡城附近的茨恩多夫小镇，是90年代初联邦德国接待来自东欧及其他国家的难民总局所在地。后来，由于难民日益减少，那里的部分官员从1995年开始，就用手工拼凑斯塔西机构处于“前销毁”状态（即处于行将销毁与彻底销毁之间）的档案。这些档案碎片，常常是一张8开的纸先被撕成8到30条，然后，再横着撕4到12次。最细碎的纸屑是16开的纸张被撕成了98片，每片只有指甲大小。联邦德国政府的官员们在一张像邮购部工作台的巨大木桌上，将牛皮纸口袋里的文件碎片倒出来，铺在上面。然后，他们仔细观察每一张碎片的特征，并根据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将其拼集在一起。拼好的文件页就用胶水一张张地粘贴在纸上。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这是一种需要持续地集中精力，在脑海里将各种临时记忆拼凑起来的艰难游戏。然而，人类眼睛工作的耐力是有极限的。并且，如果碎片太碎，就没法用眼睛识别。因此，每一个口袋里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文件碎片不能通过这样的人工识别来拼集。在电子拼图机发明之前，他们就一直这样拼凑这些纸页。在1998年，电子拼图机发明家尼克莱第一次去那里时，还有四十多人在工作台前。到了前两年，只剩下十多个人，不少人都已经退休了。其实，在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的前东德各地分部，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进行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在柏林的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也有一批年轻人在拼集斯塔西破碎的档案。这里好像是一个极其清洁的医生诊所，24岁的女青年云格尔特（Karina
Juengert）在她的桌上拼图。旁边是一个褐色纸袋，里面装满了文件碎片。她捡起了一张这样的碎片，放在眼前仔细地观察，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她在东德崩溃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她现在的工作就是专心致志地将她自己已经灭亡了的国家所剩下的碎片一点点地拼集起来。她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她告诉记者：“如果这些文件不重要，他们就不会撕碎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绝对重要的。”“不过，这样的工作确实太单调了。”她补充道。直到2012年10月，已经有近100万张文件纸页被德国人用手工拼集起来。估计还有4500万页文件需要拼集，按这样的速度，还得要700多年才能处理完毕。“让后代亲历那段岁月”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于1990年初成立。第一任负责人是前东德牧师、德国现任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在东西德统一之后，这个部门成为联邦德国内政部直辖的一个机构。当年高克刚开始负责这个部门时，手下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现在已经多达1600多名工作人员。联邦德国政府每年要为这个机构支出高达近一亿欧元的运转费用。这个机构被德国人誉为“民主校区”（Campus
Demokratie）。管理着斯塔西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各种形式档案。从2011年3月开始，就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罗兰·贾恩（Roland
Jahn）。贾恩年近60岁，不苟言笑，虽然他被配备了公家车和司机，却喜欢步行。在公众场合，他常常穿着牛仔裤和开领的衬衫，而不愿穿西装系领带。贾恩也是东德人，是当年被东德政府强行驱逐到西德的新闻工作者。最近，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也通过这些档案，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的家庭是怎样受到斯塔西的压制。我还查阅了上大学期间的档案，才知道，我的系主任就是斯塔西的‘非工’。就是因为他的参与，我才被赶出了学校。当时我的律师施努尔（Wolfgang
Schnur）也是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这些内幕都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时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收获。”“特别令我震惊的是将我驱逐出民主德国的措施和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斯塔西部长米尔克亲笔批准的。我还能读到，至少有一百多名斯塔西工作人员参与了这次驱逐我离开东德的行动。”“那次行动不仅仅使我被迫离开了民主德国，离开了一个不公正的国家，而更令人沉重的是，被迫离开了我的家乡，离开了我的朋友和家庭。其实，斯塔西在西德也无处不在。在我的档案里，我发现，他们甚至知道我在西柏林克罗茨堡住家的家具是怎样摆放的，以及我八岁的女儿平时上学所经过的路径。”1989年秋天和平革命时期，贾恩也秘密回到东德，在和平运动重镇莱比锡用摄像机记录下了人们和平示威的场面。二十多年来，每年秋天，他都要去莱比锡参加那里的纪念活动，在2012年也不例外。这次，他在斯塔西档案管理局莱比锡分部里，与年轻的一代进行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贾恩向在座的二百多名中学生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说，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另一个德国，一个业已灭亡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曾经被斯塔西统治着。斯塔西这个巨大的窃听机器将公民置于系统的压制之下，使家庭和个人正常生活被搅乱。贾恩还告诉《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我出生在东德，不过，我认为我属于整个德国。对于我们这些前东德公民而言，也有优于别人的地方。这就是通过自己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到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他认为，在斯塔西档案里发现的“不只是丑恶的一面。我们在这些档案里不仅仅是发现了那些出卖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以及邻居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承受了这些东西。查阅他们的档案，对一些人来说，也会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有的人长时间认为，他被学校开除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不好，而事实上，是斯塔西搞的鬼，与他的成绩无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最后，他对记者说：“我们对专制者懂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建设民主。”贾恩想把斯塔西大楼开辟为一个让人们参观的体验式公园，可以让人们亲身经历当年集权统治下的秘密警察中心。在这里不仅仅要保存昔日的档案，还要让德意志民族世世代代亲眼看见那段黑暗的历史。贾恩准备将斯塔西管理委员会改建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构。“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申请人看到他们的个人档案。我不满意这个等待的时间。”现在，申请查阅档案的等待时间平均需要两年。从1991年档案开放以来到日，一共有290多万人申请查阅相关档案。其中，在2011年有80
600人，2012年有88
000多人，这个数字显示了德国人对斯塔西档案感兴趣的程度在上升。贾恩在接受另一家报纸《莱茵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说：“许多人说，他们也许还需要一些距离。还有那些长大了的孩子也想知道，斯塔西是怎样侵犯和干扰他们家庭的生活的。”贾恩要继续斯塔西档案管理局二十多年来的民主自由宣传启蒙工作，并将自由的认知传给下一代。而这种获得自由的认知直到今天都还总是那么新鲜。不过，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种自由的对话却显得不那么顺利了。对于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前东德的回忆几乎只剩下“特拉比”汽车和缺乏香蕉吃的往事。事实上，他们认为那只是父辈们已经灭亡的国家，意味着过去，与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电子拼图机那些看起来只是碎片的东西，在1989年秋天之前，都是斯塔西的核心机密文件，隐藏着德国民族的另一些地下历史。其中有的文件记录了东德时期的编制外特工的身份，涉及不少人的政治隐私。这些人，有些甚至在今天的联邦政府里还担任着要职。这些文件被严密保管在东柏林诺曼大街（Normannenstrasse）的斯塔西总部大楼以及东德各地，比如马格德堡、莱比锡或者哈勒等城市分部的档案室里。二十三年前，为了保留斯塔西政权罪恶的证据，东德人民在各个城市占领了国家安全部总部及分部：日，他们占领了厄尔福特、罗斯托克和莱比锡的斯塔西大楼，最后在日，占领了位于东柏林诺曼大街的斯塔西总部。及时阻止了斯塔西人员对档案的销毁，使处于“前销毁”状态的文档幸存下来。1995年，当时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主任的高克开始组织人员对这些碎片进行手工拼集工作。这个工作主要在位于纽伦堡附近的茨恩多夫的前联邦难民总局大楼里进行。在十四年间，有近400袋的90万张纸片被拼集起来，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秘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2000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开发计算机技术程序，加快复原斯塔西档案的决定。2003年，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项目招标，柏林福劳因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 fuer Produktionsanlagen und
Konstruktionstechnit，IPK）下属的一个部门中标。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尼克莱博士（Nickolay），他在2004年为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提供了图像恢复档案的可行性。于是，联邦德国议会不少议员都支持这个研究部门对这个恢复档案计划开始进行试验。经过长期的讨论和谈判，直到2007年春天，联邦德国议会及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才跟福劳因霍夫研究所正式签订了项目研究合同，批准了600万欧元作为专款。在2011
2012年度，又为这个电子拼图机项目增加了近200万欧元开发资金。在电子拼图机试验阶段，已经对400袋文件碎片进行扫描，然后，扫描图像在计算机里进行处理。主要是根据碎片外部记号，比如撕裂的边际，颜色以及内容记号进行图像归类。至少有80%的碎文件片条被自动处理恢复了其排列顺序。原定计划在2009年开始向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交出这些图像恢复文件，以便归入那里的档案库，并让人们前往查阅相关档案。在日，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宣布，这个计划因技术问题必须推迟，提出要在2012年1月正式启动计算机恢复这些档案。然而，还是没有如期实现。揭开死亡的秘密1997年，柏林的工程师尼克莱看到了一个电视报道，报道了位于巴伐利亚纽伦堡附近的茨恩多夫的联邦德国官员是怎样用手工将这些文件碎片拼集在一起的场面。他们在十二年时间里，拼集了90万页纸张的文件。尼克莱那时就想，如果能用计算机处理这些碎片就好了。他认为，如果运用计算机处理这些文件只需要五到七年时间。尼克莱是东德作家福克斯（Juergen
Fuchs）的朋友。福克斯因为写文章对东德政府提出批评，以莫须有罪名在东德的霍赫熏豪森监狱被单独囚禁，直到他1977年被驱逐出东德，期间受讯多达200次。1978年，尼克莱还是西柏林工业大学电子技术专业的学生。他在《明镜周刊》上读到了福克斯的作品《审讯记录》，并参加了福克斯在西柏林的一个朗读会，从而和福克斯认识并成为朋友。根据斯塔西相关档案表明，在西德有四十个斯塔西人员及“非工”在关注福克斯并试图暗杀他。福克斯的汽车刹车被破坏，他的住宅前发生爆炸事件，都是疯狂的斯塔西策划的。1999年，福克斯死于白血病，只活了48岁。他自己认为，他的病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为的。东德批评者认为，这是斯塔西在囚禁福克斯期间，对他使用了放射线所致。对于尼克莱而言，为了能够尽快地从斯塔西档案中发现朋友福克斯的死因，也是他要发明电子拼图机的一个动力。尼克莱花了十一年时间，研究出来一种功能强大的电子拼图机，准备用来将破碎的斯塔西档案重新拼积起来。他对记者说：“我们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正式启动，我估计应该是在十到十五年时间能够将这剩下的15000袋碎片拼集起来。”在拼集前，不能把碎片从口袋里全部倒出来，那会把一切搞乱。经验告诉拼图研究者，这些在一个口袋里放在一起的碎片，常常会有85％的纸片是有关联的。好像是考古学家那样，要将其一层层地揭开，装在档案盒里，每一个档案盒都有一个编码。保管这些碎片需要适合的温度，因此也需要非常大的空间。而这在财政上和运输上都工程浩大。尼克莱认为，如果这些东西都数字化了，就不再需要保留下来。可是，碎片是否继续保存下去，这得由政治家和司法工作者决定。有的司法人员则认为，在法庭上，只有原始档案才具有法律效力。这样，那些重要的文件就不仅仅是需要电子文档，同时还需要保存原始材料。每一张碎片都要放在扫描机上扫描，然后，放在一个类似流水线的传输带上。并且能够同时扫描纸片的两面。有的纸片很脏，必须要用毛笔扫干净。太小或者被损坏的纸片将夹放在塑料薄膜里。有的还要用熨斗熨平。计算机好像人那样把碎片拼集起来，不过，其计算方式非常复杂。计算机会注意碎片上的记号，比如颜色，轮廓，切角，撕裂边缘等。纸张是分行的还是带格的？是打字机打字还是手写的？尼克莱的团队有差不多上百个这样的参数。他说，如果拼的是一块蓝色的天空，那么，你就要把所有蓝色的片块放在一起。这样的拼集，计算机也会做。不过，专业术语叫“集束分析”。当它开始拼图了，就开始密集地计算。尼克莱认为拼集斯塔西档案比拼图游戏复杂得多。因为拼图者没有目标。在拼图游戏中，有这么多片块，用出去了，就拼成了一幅图案。而斯塔西档案研究人员的手里只有一块碎纸片，却不知道它属于哪一张纸，也许是紧跟着的那一张纸，或者是另一个口袋里的纸。也不知道是一张8开的纸，还是一张更小的纸。一个口袋里的碎片有10%到15%属于另外的口袋。只有计算机才能记住这些内容，而手工拼集者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天才的象棋大师也不会记住剩下的碎片内容。通过这样的拼集工作，已经使一些文件被解密，从而挖出斯塔西的帮凶。比如图林根的主教布雷克莱恩（Ingo
Braecklein）和洪堡大学的前校长海因里希·冯克（Heinrich Fink），还有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当年装扮成异议人士被送到西柏林，就是为了监视尼克莱的朋友福克斯。尼克莱同意贾恩的观点，人们应该使东德这个暴力政权的邪恶历史暴露出来，以此才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因为，受害者想知道，是谁在窃听他监视他打小报告使他身陷囹圄。如果不澄清历史，对他们将是再次犯罪。在尼克莱看来，研究斯塔西档案，其意义与解读古埃及的莎草文字、保护中世纪古迹的意义同样重大。一个民族的隐秘历史在斯塔西档案里，记载了何人何时何地经过了什么街道，谁没有经过许可就参加了什么朗诵会，谁组织了什么非官方的展览，谁支持了某个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牧师和记者的意见等等。档案恢复工作的重点是斯塔西“十局”的文档，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前东德国家机关、教会、文化、教育部门的“政治地下活动”的监视和镇压。已经恢复的文件主要有受害人海姆（Stefan
Heym）的卷宗、受害人作家福克斯的部分卷宗、前图林根州主教布雷克莱恩的“非工”卷宗，“非工”安德森的卷宗、前神学教授，洪堡大学校长冯克的卷宗，还有另外许多前东德政府高官显贵的卷宗。也许，在未拼集的材料中，还有关于前东德少年儿童运动中使用刺激性药品的文件。这些绝密文件里记载了大卫·门策尔（David
Menzer）的个案，他在1981年成为斯塔西的高级别“非工”，负责收集敌对者的情报。在1983年，他的代号改为弗里茨·米勒（Fritz
Mueller），三年之后的1986年，又改为彼得（Peter）。其详细窃取公民个人隐私的过程在档案里都有记载。有时还可以看到文件被撕裂的痕迹。在大约1350页的文档里都盖上了“高克局”（人们对斯塔西档案管理中心的简称）的红色印章“斯塔西档案管理局复印件”。许多人名和地名以及一些个人特征都被黑墨水涂掉。尽管如此，这些档案可以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历史的名人指南。几乎当年所有的著名文化人以及公民权利维护者的名字都出现在里面。里面有关于约见“非工”的记录，在那些年代里，斯塔西“非工”这样的约见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在记录的扉页上是斯塔西官员的简介，然后，约见过程被记录下来。记录是“非工”自己撰写的，都是小写字体，记录了他窥探监视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录音记录，也有“非工”的签名。这样使“非工”和政府的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安德森向国家安全部提供了多少情报，从“受害人案卷”里可以看到，比如作家福克斯、拉特诺夫（Lutz
Rathenow）以及画家克尔巴赫（Ralf Kerbach）和西莱梅（Cornelia Schleime）、公民权利维护者波佩夫妇（Gerd und
Poppe）等人的档案。斯塔西往往会根据公民的个人的政治动机而选择“非工”，并使之有效地为“国家安全”效劳。在斯塔西莱比锡分局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有斯塔西的少尉潦草的签名。这也是斯塔西浩如烟海的拼图游戏里的一块。在被撕碎的纸片袋里，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拼块，成为斯塔西“非工”网全景中的一部分。这个“非工”叫伯斯多夫（Hagen
Bossdorf），是前西德电视一台（ARD）的体育节目工作人员。在这份文件里，伯斯多夫的代号叫维尔菲尔（Werfer），他的活动及策略被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份文件是斯塔西工作人员在1989年底到1990年初之间撕碎的，并置放在大型牛皮纸袋里。斯塔西利用伯斯多夫，使其认识来自西德哥廷根大学的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在文件中的代号为阿德尔（Adel），并发展她为斯塔西在西德的“非工”。伯斯多夫在他上大学的城市莱比锡认识了阿德尔，那是1988年，阿德尔和她的西德同学来到莱比锡访问期间。斯塔西交给伯斯多夫的任务是，首先发展并巩固他与阿德尔的关系，并了解阿德尔是否愿意再次访问东德，与伯斯多夫继续交往，以及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可能性。至于阿德尔是否成为斯塔西的“非工”，还得等待相关档案的复原才得以知晓。斯塔西，即前东德的历史就这样，通过拼图游戏，一幅幅被拼集起来。峰回路转，曲折离奇，有时阴森诡吊，有时又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你是否喜欢。总有一天，历史将去掉面纱，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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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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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今年24岁，男，最近发现左胸部下面按上去疼痛，手举起来的时候也疼痛，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离问题结束还有0天0小时)
时间已经将近一周！我很着急，请问是什么原因？问题补充: ( 13:00)右边不疼痛的。
&一级&(20) &提问时间: 10-07-05 1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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