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红色传奇第九集《向死而生》观后感
2016红色传奇第九集《向死而生》观后感
发布时间:责任编辑：吉楠
　　《向死而生》，讲述抗战时期著名的桂林&七九事件&三烈士的故事。为保全党的组织，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位同志以并排自缢的方式向同志发出警报，为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以下是小编带来的2016红色传奇第九集《向死而生》观后感，一起来看看吧。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全国政治局势日趋恶化，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抗战中最困难的年代。1942年5月至 6月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这年 4月，南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向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传达南委总结工作情况，并检查江西工作。5月26日，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晚即叛变。从5月27日至6月，叛徒郭潜带领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委负责人廖承志等。接着又领着特务直扑南委机关驻地广东大埔，逮捕了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南委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
　　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郭潜还供出了广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郭潜的供词，电告国民党中统局，&请求偕同郭潜等数人克日往桂林&，对广西地下党&予以一网打尽&。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旭初， &命开始执行工作&。 ?月6日，中统局特务带着郭潜及特务多人直扑桂林。
　　7月的桂林，天气特别闷热。叛徒战战兢兢地领着特务，四处捕人。瞬间，皇城内外，漓江两岸，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7月8日晚，特务首先秘密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交通员，桂林市委委员梁耀宝。他经不起敌人的诱吓，很快叛变投敌，供出了我地下党组织。
　　日，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大规模逮捕我地下党人员和进步人士的行动。
　　上午11时许，一辆小型汽车，急驰到桂林逸仙中学门口，从车上跳下来 5个穿长筒靴，带墨镜的家伙，他们手持黄旭初签发的&行动命令&，直扑教师宿舍。此时以教书为掩护的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三人正在苏蔓的宿舍里。特务将三人用黑布条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押往社会服务处临时拘留所。
　　志同道合的红色恋人
　　苏蔓，原名苏裕源， 曾用名黄维、裴济、亚宋，1914年?月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县多贤乡(今夏郢镇)凤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30年苍梧县立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后改称广东省立�勤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科，1935年夏肄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争，这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正在学校里埋头苦读的苏蔓，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镇压，毅然到街头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们通过表演话剧、唱歌、演讲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当地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苏蔓还联合了十几个广西籍的同学回到梧州，动员梧州女中、苍梧中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在他的鼓动下，正在梧州读书的妹妹苏裕翠和弟弟苏智源，与其他同学一起，纷纷走出校门，奔向社会，积极开展抗　日救亡活动。
　　罗文坤，曾用名罗娴、罗光，苍梧县贤德乡(今京南镇)纯冲村人。 日出生于地主家庭。姐弟妹共有9人，父亲早逝，母亲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
　　1921年，两广军阀混战，治安混乱，罗文坤随家避居澳门。1924年回梧州，在梧州女子高级小学就读。之后，考入苍梧县立中学。她聪明好学，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教师的喜爱。
　　1932年，罗文坤随家迁居广州，考入广州洁芳女子高级中学。当时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寻求拯救国家民族的真理，罗文坤和广州省立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同乡苏蔓，与一批热血青年组织了一个曙光社读书会。他们学习马列著作，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共同的理想，炽热的爱国热忱，把苏蔓与罗文坤的心紧紧相连。 1935年春他俩在广州结为伉俪。
　　1934年至1935年间，大批革命青年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路。苏蔓、罗文坤亦于1935年6月先后去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苏蔓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文化活动，加入了作为团结教育留日进步学生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同学文化座谈会，并成为该会的骨干。1936年春，苏蔓被吸收为左翼世界语联盟的成员，同年暑假，他参加由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在学习期间，由支部书记林基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3月和5月，苏蔓、罗文坤先后从东京回到上海，当时苏蔓化名为&亚宋&，主要负责暨南大学等大专院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刘峰任书记，苏蔓为委员。上海沦陷后，苏蔓夫妇留在法租界坚持工作，为组织难民疏散和留沪群众的抗日活动而日夜奔忙。
　　193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苏蔓、罗文坤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专心聆听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教诲，政治上日益成熟。
　　1939年1月，苏蔓、罗文坤奉派回广东粤北工作。苏蔓(化名裴济)在广东省委组织部，担任省委党的干部训练班主任。
　　广东省委对党训班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其他省委领导王均予、李大林、古大存等亲自讲课。苏蔓除主持全盘工作外，还负责讲授党的建设等课程。
　　党训班初设在韶关市(广州沦陷后的战时省会)附近的东堤河一家农产里。30多个学员挤在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低矮木板阁楼，空气浑浊，夜间蚊&虫轰鸣，每天粗茶淡饭，生活极其艰苦。1939年夏秋，广东省委在曲江县马坝举办党员训练班。1939年冬，省委准备在马坝附近再办一期训练班，因臼军第二次侵犯粤北，形势紧张，苏蔓带领党训班从马坝撒到南雄县郊里岗岭继续办班。该班于1940年4月结束，省委决定党训班移到赣南的锡坑开办。这里是山高林密的一条大山沟，办班的地方就设在一个久已荒芜无人居住的村子里。学员们用竹子搭床，用竹片、茅草作瓦，大家的生活更为艰苦。苏蔓自始自终与大家同甘共苦。
　　1940年5月，赣南党训班开学不久，被特务发觉。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限了几百名保安队来搜山。苏蔓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指挥学员分三路突围安全转移，最后他才与罗文坤和几个女学员张海萍、朱明等化装脱险，回到南雄城。
　　由于苏蔓和其他领导人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工作，这几期党训班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和军事知识，思想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各个重要岗位工作，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苏蔓和罗文坤等奉调回到广西桂林，苏蔓负责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当月，撤消中共桂林特支，建立中共桂林市委，罗文坤任书记。伺年10月，中共中央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部和香港等地。12月，南方工作委员会从福建调钱兴到广西，重建广西省工委。省工委成立后，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仍兼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o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西，特务活动猖狂。苏蔓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注意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行动谨慎;机智。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没有找到线索，无从下手。1941年 9月，苏蔓和罗文坤等到桂林逸仙中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在广西大学、医学院、桂林高中、妇联会等学校、机关、团体，都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苏蔓和钱兴研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党训班，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铁手&张妙灵
　　1917年秋天，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婴，诞生在广东东莞县篁村乡。她，天生俊巧，父母为她取名张妙灵，她就是张海萍烈士。
　　张海萍随父亲到广州读书，于广州45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州女子师范。她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爱好劳动的好习惯。白天在校读书常自带干粮当午餐;她不像一些有钱人家的同学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窈窕的身材穿着一身整洁合身的粗布衣，却也总比别人显得漂亮。回到家中，除完成学业外，还抢着帮助母亲做家务，远近的邻居，都知道张家有一个既漂亮又勤快的小女孩。
　　勤劳节俭还往往同顽强、热情、上进结伴。如果说上天给张海萍一副美丽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那么环境和自我的磨练，则为她造就了比美丽的外表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顽强、热情、上进的性格。张海萍在读女师期间，学习勤奋，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办事大胆有主见，为人谦和热情，乐于帮助同学，哪里有张海萍的影子，哪里就像燃起一团火，同学们都乐意与她接近，尊称她为&妙姐&。她十分热爱生活，是个音乐爱好者，天生一副圆浑、洪亮的女低音歌喉;她还十分爱好各项体育活动，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投篮好手，有&铁手&之称。
　　这个热情、活泼的青年，在白色恐怖下，想方设法地借阅马列书籍。一次，她借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手抄本，被书中的思想所震撼。为了能反复阅读，深刻理解和传给进步同学看，张海萍用了几个晚上，在灯下一字一句认真地将全书抄录下来。当终于有了一本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时，她无比兴奋和愉快。张海萍在如饥似渴地接受真理，追求进步中，思想得到了升华。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羊城学生界奋起响应，张海萍立即投入了这场斗争。在运动中，张海萍接触了中共党员， 1936年冬，她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次年春天，年仅 19岁的张海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张海萍参加我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从事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街头、学校、工厂、农村，到处留下了她的足迹，宣传演出、安置难民、防空救护、募捐献金，事事抢在头里。在宣传中，每当她用那深沉、洪亮的女低音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时，听众立刻被深深地感染，并情不自禁地随之放声高歌，抒发抗日的决心。她还和女师的同学利用暑假回家乡，作抗日宣传，用她那甜美的歌喉，激励乡亲们抗日杀敌的决心。
　　我党为了争取广东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日，并在将来能掌握国民党基层政权，1938年9月，经党组织批准，张海萍参加了广东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后又参加了国民党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简称地干所)，并先后在军训总队和地干所中，担任中共女生支部组织委员。在复杂的环境中，张海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运用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一次，国民党顽固派散布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封建割据，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谬论，在学员中制造混乱。张海萍义愤填膺，坚持党的斗争原则，进行批驳。她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民主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从而消除了反动言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张海萍还积极慎重培养积极分子，亲自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抗日先锋队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9年6月，党组织通过社会关系调张海萍到广东省妇女会工作，担任妇女班教务股长，从事妇女运动工作。她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为组织发动大众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春，她调到中共广东省委南雄党员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张海萍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思想理论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因训练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围剿，张海萍化装转移。
　　1940年8月，张海萍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派遣，赴桂林担任中共南委驻桂林政治交通员。1941年9月，张海萍利用广东同乡会的关系，与苏蔓、罗文坤一道，进入桂林逸仙中学，以任教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特务捕到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如获至宝。黄旭初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梁学基亲自指挥审讯，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实施&一网打尽&的计划。
　　当晚掌灯时分，特务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押到桂林东郊龙隐岩刑讯处。龙隐岩，从古到今都以它神话般的传说和文人墨客的题词著称于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此时，却成了特务的刑讯室。
　　特务首先采取攻心战。他们甜言蜜语，轮番地对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进行诱降，妄图从他们的口中套出党的机密，但得到的只是无言的结局。特务当即露出了恶狠狠的杀机，他们对苏蔓大打出手，妄图以此来要挟罗文坤和张海萍投降招供。他们把苏蔓的衣服剥光，先用皮鞭猛烈抽打，接着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手臂，然后上&老虎凳&，在苏蔓被捆绑的小腿下不断垫加砖头。苏蔓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敌人气急败坏，又施以更加残酷的吊刑，将苏蔓仰天悬空吊起，进行拷打，在长达数小时的酷刑中，苏蔓多次昏死，又多次被冷水泼醒。凶残的敌人仍未捞到半根稻草。
　　特务把罗文坤拉到距苏蔓十步之遥，让她目睹丈夫受刑的惨状，企图用夫妻之情摧毁她的意志，威吓其就犯。面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苏蔓，罗文坤心如刀割，几度昏厥。敌人以为得计，不断用冷水将她泼醒。夫妻近在咫尺，只要她一句话，丈夫就可以免遭酷刑;但作为苏蔓的战友，一个共产党员，她没有向敌人屈服。而从他们的口中特务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地下党是不会被赶尽杀绝的&&&敌人自以为得计的一招又失败了。
　　特务又领来叛徒郭潜与张海萍会面，当面指证其身份和进行无耻的劝降。郭潜厚颜无耻地说，&整个南委都完蛋了，坚持也没有用&，&只要你肯说出组织情况，我保证他们不会亏待你&。张海萍义愤填膺，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径，郭潜不得不灰溜溜地退下了场。
　　苏蔓三人不屈地沉默着。特务在给上司的报告书中沮丧地写到：&通霄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仍颉顽不认，亦不悔悟。&
　　悲壮的选择
　　7月11日上午，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被&释放&回逸仙中学。但他们的宿舍周围却布满了特务，其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下午，一特务上门递上&请柬&，声称是黄旭初请三位赴宴， &以表歉意&。他们一眼便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坚决地拒绝了。特务又从兜里取出三张&自新悔过书&，扔在桌上，威胁到：&请你们不要自误!&
　　此时，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很清楚，特务正在导演着&假释&的圈套，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一举破坏整个广西地下党组织。他们紧张地思考着对策。外面党组织并不知道叛徒已经出卖了他们，此时也无法出去向组织报信。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粉碎敌人的如意算盘，及时向党发出报警信号，在失去自由无法与外界联系的绝境下，他们剩下的只有自己年轻的生命了，他们认定已无其他选择，决定采取集体自缢这种最为悲壮而引入注目的报警方式。虽然这样的自我毁灭会给后人留下种种疑惑，但他们宁愿含冤受屈长眠于九泉之下，也要让党少受损失，让同志们早日脱离虎口。
　　正因为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义无反顾的决心，他们牺牲前才会显得如此的从容。苏蔓和罗文坤从清晨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先把学生试卷认真批改，又把学生送来的纪念册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收拾衣物书籍一箱箱地放好。他们是那样地沉着镇定，仿佛在为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做准备。张海萍则一直倚坐在宿舍的书桌旁，不停地写着。她娟秀的脸庞异常严肃，她给在韶关的哥哥张高科写下了绝笔信，信中援引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示她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日晚，苏蔓宿舍的灯光通明，房门紧闭，一片寂静。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人在苏蔓的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苏蔓时年仅28岁，罗文坤 26岁，张海萍25岁。苏蔓牺牲前留下了&不自由，毋宁死!&几个诀别大字。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的喉舌《扫荡报》妄图掩盖事实真相，诋毁烈士形象，竟报道污蔑这是&桃色事件&。但这恰恰弄巧成拙，为我地下党组织通报了消息。很快，敌人发觉此举的愚蠢，立即下令收缴当日的报纸，然而已经太迟了。
　　七九事件发生后，由于苏蔓等的壮烈行动起到报警作用，省工委书记钱兴迅速向灵川转移，并及时通知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或隐蔽下来，保存了党的力量。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沉痛悼念苏、罗、张三烈士，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罗、张三同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来保存革命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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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红色新闻兵”亲历传奇:美少将如何“死而复生”
“红色新闻兵”亲历传奇:美少将如何“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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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被俘后，为防止美军将他救出或炸死，中朝方面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使这位将军在战俘营平安地度日。期间，他对美军的侵略进行了深刻反省。
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交换战俘名单。“联合国军”方交战俘名单13.2万人，朝中方交战俘名单11599人，其中“联合国军”4417人，南朝鲜7142人。让美方震惊的是，迪安被列在朝中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第一位。由于这事的高度敏感性，他们心照不宣，对此高度保密。在双方谈判代表步入谈判帐篷之际，志愿军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沈建图授意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向美方记者透露一些新闻，当时美方记者对中国记者怀有敌意。于是，阿兰把美联社记者叫到一边，对他说：“现在我有一条轰动性新闻的线索提供给你：在韩中方面今天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上第一名就是迪安将军。”美联社记者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非常感谢你！”于是，他立即现场打字，把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发给美联社总社：“迪安还活着！”
这令美国政府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措手不及。美联社马上抹煞事实，诬栽有人“别有用心地造谣生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且编造了好些材料，加以“反证”、“批驳”和“否定”(不过，这位记者后来还是因此受到总社嘉奖“普利策奖”，并得到3000美元的奖金)。
可是不久，1952年2月上旬，美国《星条报》、《图片邮报》等又几乎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两张迪安的正面半身照，一张是被俘时瘦弱忧伤颓唐的迪安，一张是被俘一年半后壮实而脸带微笑的迪安，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久，美国《生活杂志》等许多报刊也广泛刊用了迪安在战俘营的生活照片。从照片上看得出，迪安正在朝鲜战俘营里享受人道主义待遇，身体和心情都很正常。
对于美国军政当局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所造成的尴尬局面恰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没有人能理解和谅解，包括迪安的亲属在内。任何解释，不论是多么巧妙高明都会弄妙成拙，带来更多的尴尬。于是，舆论大哗，美国人民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此时的朝鲜战场，“联合国军”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美军的增兵数字与伤亡数字与日俱增，国内早已闹得民怨沸腾，人们到处发出愤怒的呼声，要求结束可耻的又无胜利希望的侵朝战争。
那组有关迪安在战俘营里的生活照片就是钱嗣杰拍摄的。由于摄影记者经常要外出采访，有时还要跟随部队出发，部队就给代表团摄影组长钱嗣杰配了一辆苏联产的吉普车。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随着战场上的俘虏越来越多，前线兵团的临时战俘收容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志愿军决定在朝鲜北部平安道碧潼郡建立战俘营地。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则称：碧潼战俘营。战俘营收容并管理着5000余名“联合国军”俘虏官兵。钱嗣杰曾多次到这里采访战俘的生活。
一次，钱嗣杰到碧潼战俘采访，不意间发现有一个人在美军俘虏中与众不同。此人头戴一顶帽檐很长的军便帽，身穿一件墨绿色的长夹克衫，满脸皱纹，看上去年纪有50岁左右，比其他军官大得多，言谈举止也有别于一般俘虏。经过了解，得知他是一名美联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名叫弗兰克·诺埃尔，被俘时身着戎装的他还携带着全套战地摄影器材，是典型的军中记者身份。因为是同行，钱嗣杰很关注他的举止，发现他尽管当了俘虏，但是对摄影事业仍未能忘情，把摄影看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后来，诺埃尔提出建议，请求中方批准他为战俘们拍些照片寄回家，以消除家属的焦虑心情。经研究，管理处认为这个意见可取。美联社东京分社获此信息后，惊喜交加，立即通过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记者贝却敌从中斡旋，疏通渠道，发表诺埃尔在战俘营所拍的照片。志愿军代表团对美联社的这一要求表示首肯。为此，诺埃尔一下子成为名声大振的传奇人物。他不仅能够在我军战俘营内到处拍摄，还能通过特殊渠道不断为美联社东京分社供独家照片发表。此举轰动了美国朝野，诺埃尔本人也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在铁幕后创造奇迹的诺埃尔老爸”。美国的另一家大通讯社合众国际对此既羡慕又妒忌，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没有一名记者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以取得与“诺埃尔老爸”同样幸运的身份和机遇。
诺埃尔所拍反映战俘生活和娱乐的照片在美国发表后，收到许多战俘家属的来信。有的家信中说：“从诺埃尔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体像在家里一样的健康。”有的父母写信给诺埃尔让他们的儿子向诺埃尔和战俘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那些日子，诺埃尔的嘴角总是露出笑意，有一种职业的满意感，并为此妻子收到了很高的稿酬。
这时，诺埃尔情不自禁地念叨着：“我是因祸得福啊！当了俘虏还发了一笔小财。”他把一张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贴在照相机的匣子上，此后就经常听到俘虏们说：“‘老威士忌’又来了。”一次，诺埃尔竟然得意忘形地在一封写给美联社的信上落款“美联社鸭绿江分社”。战俘营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严肃地警告他说：“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战俘！”诺埃尔连连说：“对，对，先生。”
1952年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钱嗣杰开车和新华社随军记者徐熊、李炳衡由碧潼战俘营带着美英等国俘虏托转的大批信件和照片，前往开城。大雪纷飞，吉普车在群山峡谷和莽莽丛林之间奔驰，稍一不慎，车子可能就会跌落路旁深不见底的阴森森的山涧。路旁一辆辆被摔翻的车体叫人发怵，坐在车内的徐熊和李炳衡索性闭起眼睛，思考报道工作，但是当车子被颠得很高很高时他们又不起不大喊起来：“万岁！万岁！”于是，钱嗣杰有了“万岁司机”的绰号。
天色渐渐暗了，钱嗣杰加速行车。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原来是天上成群结队的美国飞机正在乱投炸弹和燃烧弹，把地面炸得碎石乱飞，弹片狂啸，漫天烟尘，满地烈焰。这里已无险峻嶙峋的峭壁和接连不断的大沟，然而不久车子被卡在一处巨大的弹坑之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钱嗣杰好不容易才将车子驶出弹坑，向前猛驶。
可是，刚走不久，又碰到呼啸而至的弹雨，爆炸的气浪在开阔地上翻滚。咋办？闯过去！钱嗣杰鼓足了劲，把握着方向盘，车子似疾风扫地面，冲过累累弹坑，踏过熊熊火海。就这样，在这条险途危道上，钱嗣杰开车穿越了一道又一道弹屏，冲破了一层又一层火网。直到拂晓，大家终于带着满身的“战尘”，抵达新华社平壤分社。
分社首席记者刘桂梁拉住徐熊的手打量，说：“怎么？你们掉到河里去了？”原来，徐熊穿的大衣从里到外全都湿淋淋的了。钱嗣杰嗅了一下，觉得不对头，便上车查看：天呀！车上的一个汽油桶的盖子早就颠得不见踪影了，汽油在车子里到处流淌。多险啦，要是在路途中有一点火星儿蹦到车内，3人早就葬身于“火车”了。
无意间，钱嗣杰得知曾广为传闻已阵亡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就在离平壤不远的由朝鲜人民军看管的第6号战俘营那里单独收容，十分兴奋，请求前往采访。
次日，钱嗣杰带着徐熊、李炳衡及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专程到平壤附近的第6号战俘营，单独采访了在押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迪安接受采访时说，当初不愿暴露真实身份，是因为他一直难以理解：自己武装到牙齿的部队，不知何故却被一向瞧不起的敌手击溃，堂堂的美军少将居然成了志愿军的阶下囚。迪安在战俘营中几次想自杀，幸好看守人员及时制止。他很感激朝中部队能考虑某种战略需要，暂时没有公开他被俘的真相，并且按战俘政策，使他享受到十分优惠的待遇。钱嗣杰用手中的“新闻镜相”相机拍摄了迪安居住的“战俘营”——两间房子(没有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并拍了迪安室内看书、林中散步、练拳、做操、用筷子吃饭、同卫兵下棋等大量生活照片。
钱嗣杰感觉到，脱下戎装的迪安在闭门思过，开始用一个旁观者的目光审视这场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称之为“警察行动”的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
1月18日，钱嗣杰所驾的车与朝中代表团的两辆卡车一起组成汽车队，从平壤向开城驶去。车队的汽车数量、行驶时间、路线、速度和车上标志等，都是按敌我双方规定办理的。因此，美国飞机不能够白天在这条公路上向朝中汽车轰炸扫射。可是，汽车一出平壤，4架敌机就在钱嗣杰所驾的车子前后左右不断地轰炸和扫射，威胁着车队，钱嗣杰沉着行车，继续前行。到了汗浦里桥的时候，敌机低空盘旋，直接对车队射击，打坏了车队的第一辆卡车，车内共8人其中有两位朝鲜工作人员受伤，车体本身数处被击。钱嗣杰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敌机袭击的瞬间，并随后对受损的车体及受伤的伤员作了现场拍摄。
到达开城后，钱嗣杰等才知道，就在他们遇险的前一天，美国飞机悍然飞临开城上空，对中立区进行了疯狂轰炸。钱嗣杰等把途中遇险经过如实报告给了朝中代表团，且提供了拍摄的有关照片资料。19日，朝中方首席联络官张春山上校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他们调查处理。
4天后，美方作出如下答复：“1月18日汗浦里空袭事件：你方1月22日所提供的物证、人证，证明了下列事实：(一)约16时35分，当联合国军飞机开始对汗浦里桥进行预定攻击之际，有适当标志的车辆3部的车队自北方行近该桥。(二)当领队车到达桥北约40公尺处时，由于炸弹损害的结果，它被迫停止前进。(三)领队车内乘客8人中两人中弹片受伤，卡车本身数处被击，结果轻微损坏。(四)第二、第三辆车在第一辆车北200公尺距离处停下，未受损坏。鉴于此等情况，联合国军表示遗憾。”
在当天的联络官会议上，美方联络官穆莱也承认18日确有美机4架在汗浦里桥附近俯冲扫射投弹，其中1架飞机就发射100梭机枪子弹。他对于“确在附近”的朝中代表团的车队在遭受攻击后，其中1辆卡车损坏、车上两人受伤表示“遗憾”。但穆莱又推托当时美国驾驶员“没有发现车队”，想借此推卸美机违反协议攻击朝中代表团车队的责任。事实上，美国驾驶员既然亲眼看到了汗浦里桥，并进行接连俯冲扫射，却声称“没有发现”桥北40公尺处正在平地开行而挂有显明红色标志的朝中代表团车队，这是当然不能令人相信的。尽管钱嗣杰等对此结论很不满意，但是大家庆幸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钱嗣杰注意到社会上有人否认“迪安还活着”，于是主动出动，利用美方记者苦于得不到的事实真相的心理想在借舆论宣传战上出奇制胜。恰恰这时，一同到第6号战俘营采访过迪安的阿兰知道自己拍了大量有关迪安的生活照片，他找上门来了，还带着一位美军《星条报》记者来了，请钱嗣杰把所拍的那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交给美军记者。钱嗣杰一想，给对方发表也好，可以替自己宣传真实的情况，便将照片及底片一并交给了对方，以方便他们放大或缩小照片发表。
于是，迪安是死是活真相大白于天下。杜鲁门十分尴尬，只得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了“尚需调查个中原委”的声明。这一调查，便拖延了近两年时间。
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从8月5日开始，双方实施遣返战俘。一天，大批美国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着卡车从碧潼出发，说说笑笑直奔开城。到了离开城还有几十公里的金川附近，忽然有一辆福特牌小轿车由北向南驶来，轿车的前排左座位上坐着的就是迪安。
迪安到了开城，下榻于一座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楼房，房前是个花园，花园里还有清澈的小溪。幽雅的景色和恬静的气氛给迪安以启示和神往，如果不是这场为时3年多的战争，这里到处都应该是这样的美丽景色。
9月4日晚上，是迪安即将遣返回国的前一天，遣俘委员会的朝中代表和几位工作人员，特意在开城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便宴。迪安非常激动。不打不相识，相识了又要相别。一股淡淡的离绪涌上了他的心头，眼睛顿时有些湿润，动情地说：“我认为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一个一个国家都曾想吞下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不仅10年、100年这样，1000年、1万年以后也还是这样。任何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最终都被中国赶跑了，丢尽了脸面，有的甚至被中国同化了。这个国家了不得，碰不得……”
迪安不是文人雅士，他是老兵，他是武夫，他不能当众落泪，百感交集的他便举杯豪饮，饮得酩酊大醉，连连呕吐，把我方发给他的一身新西服吐得一塌糊涂。他为自己的失态而深表歉意。可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谁能责怪这样的失态呢？反常的失态岂不蕴含着一种正常的情怀吗？
迪安虽醉犹醒，拉住在座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的手，诚挚地说：“愿美国和朝鲜、中国永远不再开战！”
9月5日，迪安身穿连夜为他赶制的一套崭新的蓝色西服，由朝中方面的两名遣返军官陪同，乘坐一辆小吉普车来到军事分界线。迪安下车后，一名美国上校带着几名美方军官，快步迎了上来。上校向迪安敬了军礼，也许因为心情紧张，他忘了遣返程序，匆匆把迪安迎上一辆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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