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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财新网为何高调纪念右派记者戴煌
& & 财新网为何高调纪念右派记者戴煌
& & 来源：博客
戴煌在北京逝世（网络图片）
2月19日下午，88岁的著名右派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戴煌在北京去世。与其它媒体低调不同的是，20日，有习阵营背景的大陆财新网，在首页显著位置重登了20年前的采访文章《大记者戴煌》，另外还配上了其辞世的新闻和其早年撰写的《李九莲之死》一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记者戴煌》标题下呈现的是这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人类大同的世界观，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达到人类大同的世界，我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是绝对走不到人类大同境界的。许多人口口声声是‘为人民’，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小集团。”
&这段话是戴煌历经磨难后得出来的，其潜台词应该是：红朝过去搞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许多打着“为人民”旗号的人实际上不为人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戴煌已经对过去的所为，尤其是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戴煌有了如此的结论？报导显示，戴煌16岁时参加中共文工团，并开始参与写稿，1947年成为新华社记者，曾报导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1957年在毛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正在外交学院接受外语培训的戴煌，在座谈会上做了《反对神话和特权》的发言，不久后被打成新华社最大的“右派”，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
&1961年戴煌回到新华社从事资料工作，不到一年后又遭批判，1964年被劳教两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等地方推土挖泥，1969年，又被押送山西太原劳动。在经历20年的劳教、劳改生涯后，1978年，戴煌才被“平反”。
&重回记者岗位的戴煌的工作几乎是与昭雪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连在一起的，这其中就包括广为关注的被残忍杀害的江西青年李九莲。正是因为他写的内参，使这个死刑两人、被抓60多人、受株连600多人的大冤案得见天日。
&对于有人认为自己很天真，自己的所为于世无补、根本没用的看法，戴煌表示物极必反，可以通过文章唤醒一些人，“唤醒的人多了，才知道它烂透了”，然后世道大变。
&如果说《大记者戴煌》一文让我们了解了戴煌的心路历程和省思，那么关于戴煌辞世的新闻则透露了他没有完成的心愿，即最后他写的一篇十万字的文稿能够出版，“这本书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讲他这一代人，他这一代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参加到革命队伍的一类人当初的热情和热血、后来的反思与批判。”虽然目前无法看到文稿，但其中应该包括戴煌上个世纪50年代反思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内容。
&结合当下的大背景，财新网高调纪念戴煌，披露他对红朝过往的反思，包括对毛个人崇拜的认识，应与此前刊载的否定文革的胡锦涛智囊俞可平的长文《邓小平与中国的进步》、米琴撰写的《&群魔&中的施魔者和着魔者》和《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以及曾任山西省长、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在去年12月举办的首个“反思文革”的系列讲座，所释放的信号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延续以往的那一套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走向变革，而真正的大变局的一个前提是要面对不堪的过去，因为还原、公布真相，才能避免历史重蹈覆辙，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原新华社记者戴煌去世 年过8旬仍为访民奔波(图)
　　戴煌是原新华社著名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2月19日于北京去世，享年88岁。资料图片
　　姓名：戴煌
　　性别：男
　　终年：88岁
　　去世时间：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凌晨三四点，年过八旬的戴煌时常会悄然起身、开灯、来到书桌前，戴上花镜、摊好稿纸。
　　“这么早起来，对心脏多不好。”老伴儿潘雪媛反对。
　　然而戴煌乐此不疲。
　　按照他的习惯，脑海里有想法蹦出，不能耽搁，应立马记录，白纸黑字写下来。
　　日，戴煌辞世。一周前的2月12日，他刚在病房里度过了88岁寿辰。
　　他一生热爱写作，临终前心心念念的，是自己仍有十万余字的文稿未能出版。
　　戴煌一生，命运沉浮。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报道；也曾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为右派，一落千丈。
　　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李相蓉
　　笔杆子
　　晚年每天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
　　近十年来，戴煌仍坚持写文章。
　　上了年纪的他视力已开始模糊，但写作前仍要把纸铺好，一笔一画，工整有力。
　　看材料时，老伴儿潘雪媛会帮他拿来放大镜，仔细读完后，他用牛皮纸或者发黄的旧报纸把文章包起来。
　　“父亲晚年每天要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戴煌的大女儿戴为伟说，在岗时，父亲还会常常跑到单位，要来新华社的稿纸，在家写作。
　　戴煌过世后，单位的老干部局前来慰问，戴为伟提出：希望新华社能将父亲的档案复印一份，作为家族的遗产和纪念，留给后代子孙。在她心里，父亲一生仗义执言，纯粹做人，始终紧握手中笔杆，为不平之事发声。
　　八九岁时，戴煌的私塾老师常在他的大字本行间写上联让他对。“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两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奉为人生信条。
　　1944年，16岁的他参加苏北文工团。打下淮阴后，写下文章《战士与群众》，被苏北报纸评为记者节好稿。三年后，他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苏北盐城，戴煌与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围子外面的壕沟里全是血。
　　1952年1月，朝鲜冰天雪地，战士罗盛教为抢救落水少年，不幸牺牲。接到采访任务的戴煌，为了抢时间，在没有车的情况下，决定骑马前往。因为驭马术不高，上马没多久，就被摔了下来。随后他步行赶到罗盛教的土墓，读了他的日记与书信，完成了通讯稿。后来，该稿件被编入小学语文四年级的课本当中。
　　戴为伟谈起父亲动容，她认为父亲讲话时最有感染力。戴为伟说，已八十高龄的父亲，每逢谈起自己的理想，都会端直着身子，手舞足蹈、中气很足。
　　硬骨头
　　不会弯腰说软话
　　“爱憎分明”，戴为伟这样形容父亲。
　　她记得有外地记者来京看病，父亲嘱咐母亲，每天在家做好饭，一顿一顿为朋友送到医院。她问：“医院不也有食堂吗？”父亲摇摇头说，食堂菜不如家里的可口，人家是病人，要吃得好些。
　　不喜之人，戴煌不会弯腰说软话。有记者抄袭文章，他不认同，便刻意远离。
　　“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那我也说。”戴煌从不隐藏自己对不平之事的态度。
　　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戴煌被打为右派，处以二类处分，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他戴着狗皮帽、裹着老羊皮大衣、穿着大头鞋，来到“死亡场”——北大荒。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书中，戴煌描写自己的经历：饥饿缺营养、高强度劳动的艰苦“改造”，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自杀。之前196斤的他，也降到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
　　“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脱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戴煌书写自己的痛苦。
　　他也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他始终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他曾说：“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热心肠
　　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
　　1978年，戴煌的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重返新华社。1994年秋，他采访8个月，走访和电话连线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及受害者。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1995年完成初稿，发表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
　　在戴为伟印象里，父亲恢复名誉后，家里的访民络绎不绝。
　　20世纪80年代，戴煌一家住在新华社正门对面一处约50平米的屋子。家里就2间卧室，一间他们一家住，一间会留给访民住。
　　“那时吃饭还要粮票，父母会把家里的粮票和一部分工资拿出来给访民”。戴为伟说，自己当时还上学，常常按照父亲要求，带着来上访的人去往上访接待站，久而久之，对每个接待站都变得熟悉。
　　正因为自己受过冤屈，对这种苦难感同身受，戴煌对上访者无限同情。近五年来，尽管身体常有小恙，他还要不断替访民转交材料，甚至亲自陪伴上访，以求公道。
　　戴为伟说，之前父亲在北大荒劳改时，为了运送伐好的圆木，从山上往下拉雪爬犁。往下冲时，拐弯处有人拉着车往上走，为了不伤到人，戴煌用身体当阻力，挡住了雪爬犁，左腿受伤，一根肋骨骨折。
　　腿伤一直伴随着他。晚年时候，他要靠拐杖支撑行走，腿脚更加不便。
　　伴随他的不仅仅是腿伤。爱吃肉的戴煌，在饥荒时期肠胃也落下了毛病。
　　去年11月，戴煌因肺炎心衰入院治疗。今年2月中旬，戴煌的胃部、十二指肠大出血，医院称血库告急，戴为伟在网上求助，拜托亲朋好友与爱心人士为父亲献血。
　　当时，一辈子说真话的戴煌，因身体状态欠佳，已经不怎么说话了。
　　爸爸，很多媒体人怀念您，您不孤独。愿您在天堂畅快地为民讲真话。
　　——女儿戴为伟
　　中国多一些戴先生这样的记者，才做得出“有品质的新闻”。深深悼念戴先生。
　　——作家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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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来说，这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不会迥然有异，而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类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①，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①北京的城墙，在“文化大革命”前才开始逐步拆除。当年新华社门前叫国会街，现在叫宣武门西大街，为北京前三门大街的一段。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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