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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战国时期的玉璧
丁哲 李思雨
战国一代，是古代玉璧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期玉璧既承袭了西周、春秋的风格特征，又有区别于传统的变革创新。战国玉璧在形制、纹饰和工艺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汉代形成玉璧发展的鼎盛局面提供了极好的范式和基础。战国玉璧素为收藏家所重，然当今市面所见，优劣不一，真伪混杂，须从多角度细审详辨，慧眼识珍。笔者拟依据一些年代较为明确的考古资料，对战国玉璧的相关问题略作讨论，不确之处，望方家指正。
& 一、战国玉璧的形制与纹饰特征
从形制上看，常见的战国玉璧，大致可划分为三型，下面分型述之：
A型：圆形扁平体，正中有圆孔。以器表纹饰之有否及纹饰的分区情况，又可区分为三个亚型。
Aa型：器表有纹饰，不分区。根据纹饰形态的差异，复可细分为七式。
Ⅰ式：浅浮雕虺龙纹。如山西长治分水岭53号墓出土的一件：乳白色，扁圆体。内外边沿琢出凸起的弦纹，两面皆雕隐起的六组虺龙纹。直径5.2、孔径2.8、厚0.7厘米。（图一：1）
& Ⅱ式：阴刻虺龙纹。湖北荆州熊家冢4号陪葬墓出有一件：
青玉质，有褐色、灰色、红色沁。扁圆状，薄厚不一，一面有一道明显的切割痕。两面纹饰相同，内外缘各琢两周阴线廓，廓内阴刻网格纹和虺龙纹。直径15.4、孔径6、厚0.5-0.9厘米。（图一：2）
Ⅲ式：浅浮雕云谷相杂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所出的一件即属此式：青白玉，一侧沁为褐色。内外边缘以綯索纹为界栏，表面浅浮雕云纹，其间夹以谷纹。直径8、孔径3.4、厚0.6厘米。（图一：3）
Ⅳ式：阴刻云谷相杂纹。可参考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璧：青玉质，有黄褐色沁。扁平体，正圆形，两面纹饰相同，皆为阴线较宽的云谷相杂纹。直径7.1、孔径3.15、厚0.4厘米。（图一：4）
Ⅴ式：浅浮雕谷纹。又有两种形态：一如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所见者：灰绿色玉质，局部沁为黑色。圆形扁平体，两面饰谷纹，纹样单元形态较扁矮，形同卧蚕。外径11、内径5.9、厚0.65厘米。（图一：5）又如安徽长丰杨公8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白玉质，局部沁为褐色。扁圆状，内外缘琢出斜棱。表面满饰排列规整的浮雕谷纹，纹样单元浮凸较甚，颇状乳钉。外径14、内径4.7、厚0.6厘米。（图一：6）
Ⅵ式：阴刻谷纹。又有两种形态：平面阴刻如陕西旬邑转角村秦墓所出的一件玉璧：青玉质。扁圆形，内外边缘各饰一圈阴线，表面满饰阴刻谷纹，雕工粗犷，刻度较深，线纹边缘多有毛刺歧出，纹样单元大小不尽相若，排列不甚规律，有个别谷纹相连若“S”状。直径11.3、孔径3.9、厚0.3-0.4厘米。（图一：7）蒲格谷纹如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玉质，表面大部沁蚀呈黄褐色。表面的谷纹是在分割减地形成的正六边形微凸曲面之上，进行阴刻而就，各六边形单元间还有分割遗留的三角形纹，分割线痕比较明显。直径16.4厘米。（图一：8）
Ⅶ式：镂空纹饰。如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青白玉。扁环状，好径较大。内外缘饰綯索纹，其间镂雕双龙、双螭，左右对称，具有较强的动感。直径11、孔径6.1、厚0.4厘米。（图二：1）
Ab型：器表有纹饰，分区。根据主体纹饰分区情况的差异，复可细分为二式。
Ⅰ式：主体纹饰分为两区。河南许昌张潘乡所出者可属此式：青玉质。体呈扁圆形。两面纹饰相同，纹饰分内外两区，外区饰四组双身兽面纹，内区阴刻谷纹，两区之间以綯索纹相隔。直径23.8、孔径6、厚0.5厘米。（图二：2）
Ⅱ式：主体纹饰分为三区。可参考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所出的一件玉璧：青玉质。器表内、外缘各隐起起一周廓，两面纹饰相同，以两组略凸起的綯索纹区分为内、中、外三区纹饰。内区为三组双身兽面纹，每组间以一道綯索纹相隔；中区装饰排列整齐的阴刻谷纹；外区为五组双身兽面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直径31、厚0.8厘米。（图二：3）
Ac型：器表光素无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有一件：青白玉，表面局部受沁呈黑褐色。表面光素无纹。直径8.4、孔径3.4、厚0.4厘米。（图二：4）
B型：出廓璧，即在A型璧的基础上，于其外缘镂雕出辅助装饰。以出廓部分位置的差异，又可区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出廓部分在璧的一端。如湖北当阳杨家山1号墓所出者：青玉质，沁蚀为黄褐色。玉璧正上沿镂雕一龙，龙作回首、鼓腹卷尾状；璧面的云谷相杂纹，以浅浮雕技法琢就。直径10.2、孔径4.9、厚0.5厘米。（图二：5）
Bb型：出廓部分在璧的两侧。根据纹饰形态的不同，复可细分为三式。
Ⅰ式：浅浮雕虺龙纹。河南洛阳西工区13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即属此式：青玉质，略泛黄。璧内外边缘起沿，两面皆浅浮雕虺龙纹。两侧镂雕卷尾伏龙，龙首上各有一凤鸟。长5.9、宽4.7、厚0.2厘米。(图二：6)
Ⅱ式：浅浮雕谷纹。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8号墓所见者：黄玉质。体扁平，中间为玉璧，内外周缘起棱，器表浅浮雕排列疏朗的颗粒较大的谷纹，正上方凸出一齿脊，中一穿。璧两侧偏下镂雕相背而立的龙形附饰。龙独角修长，圆目尖喙，体作“S”形蜷曲。长6.9、璧径4.4、孔径1.5、厚0.33厘米。（图二：7）
Ⅲ式：光素无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可属此式：青玉质，一侧沁为红褐色。器扁平，作双龙附璧形，素面。长7.2、璧直径3.8、孔径1.5、厚0.4厘米。（图二：8）
C型：重环璧，即在A型璧的基础上，于其孔内又镂雕出一同心小璧。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璧，虽残缺不全，但从遗留形态判断其属此型：青玉质，个别地方为半透明灰白色。内外分别有大小两个同心圆环，环边起棱，表面饰浅浮雕谷纹。两环间镂雕螭纹，大环两侧镂雕附耳。直径10.4、孔径2.4、厚0.4厘米。（图二：9）
就现掌握的资料而言，上述各型、式玉璧在战国时期有如下流行特点。战国早期流行者有：AaⅠ式、AaⅡ式、AaⅢ式、AaⅣ式、Ba型、BbⅠ式。战国中期流行者有：AaⅣ式、AaⅤ式、AaⅥ式、BbⅡ式、C型。战国晚期流行者有：AaⅤ式、AaⅥ式、AaⅦ式、AbⅠ式、AbⅡ式、BbⅡ式。
& 二、战国玉璧的制作工艺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上的顶峰阶段之一。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工具的革新不无关系。此期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铁质工具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琢玉工艺之中。铁有很好的锻造性能，易于制作各种形状的工具，且耐磨性较强，这相较史前的石质工具和商代西周的青铜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根据战国玉璧上遗留的一些痕迹，可大致复原其制作的基本情况，亦能为辨伪所借鉴。
& 在战国、汉代玉璧的内外边缘面上常有磨砂状的细密线纹出现。（图三：1、2）这是以潮湿的解玉砂为介质，利用管钻套打遗留下来的工艺痕迹。利用大口径管钻成形的玉璧，较史前磨角成圆者更加圆整、规矩，且比三代时期的玉璧尺寸增加。如前文所举曲阜鲁国故城乙组58号墓所出者，直径便达31厘米。
在管钻取出圆柱体坯料后，多以金属片状工具将之剖为多个相同形制的素面玉璧，（图三：3）为提高效率，切割时多采用双向拉锯。由于人力手工操作，精准程度较差，双向往往无法准确对接。故器表会留下浅而直的台阶状痕迹。如（图二：8）
战国时期的镂雕纹饰玉璧、出廓璧、重环璧上有不少镂空装饰。制作时，多先用阴刻细线按设计打稿，再以小管钻在镂空的关键部位套打数个定位圆孔，金属线锯由此进入，然后来回拉切带动解玉砂进行切割，去掉多余处，最后用金属擦条将镂空处擦磨整修。此期玉器镂空部位多，形状多样，镂空处很规矩，如峻壁峭立，边沿棱角分明，镂空面多有磨砂状的细密纵向搜痕。（图三：4、5）孔壁光滑、垂直，两面孔径几乎相等，两面对钻留下的台痕已不多见。
浅浮雕云谷相杂纹为战国早期所流行。推测其制作工序，应先用细阴纹打稿定位，再去料剔地，使谷纹、云纹、蝌蚪纹等单元凸出。但有不少粗工而就者，沿预留纹样单元的轮廓进行斜削，并不完全将多余的地子剔除，从而在各单元间留下了凸起的曲折分界线，以至于拓片上呈现出黑白曲线相间的现象。（图三：6）
战国早、中期流行的阴刻云谷相杂纹的制作方法，从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上可窥得一斑：该器是一件半成品，红褐色，表面光亮。器表有部分打稿线和琢就的纹饰。（图三：7）藉此推测，这种纹饰多先以细阴线打稿，再用斜碾技法深刻而成。因其具有类似“一面坡”的形态，阴线沟槽的底部、斜坡以及器表所在平面对光线的反射情况不同，使其各自呈现的光亮程度各异，从而凸显了较强的浮雕感。（图三：8）
谷纹是战国时期玉璧上最常见的纹饰。平面阴刻的谷纹细节处理较为粗糙，如线槽边缘多有毛刺歧出，线条常作粗细不匀状。（图三：9）可见其并非由砣具磨成，而可能是手执尖端刻具反复刻划制作。蒲格谷纹制作时，先以三组宽深的平行线，作六十度夹角分割减地，从而形成正六边形微凸曲面（即蒲格），再于其上阴刻谷纹。（图三：10、11）浮雕谷纹，工艺比较复杂，多先以两到三对平行线定位，再剔地形成半球状颗粒单元，最后沿浮雕单元之轮廓依形加琢一道谷纹（亦有直接用斜碾技法将半球改削成萌芽谷粒状者）。（图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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